他们面对面坐在地上，她靠着床，他挨着书桌，摊开双手，就像捧着书，开始背诵前几句：“非常糟糕的征兆。飞行员很肯定，引擎声音不正常，飞机在下降……”埃莱娜打断纪尧姆，示意他可以跳过前三章，从她之前停下的地方开始，也就是陷入昏迷的皮特即将被蟒蛇缠绕窒息的那一刻。
“一支箭穿透了蛇头。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卡里诺阿人救了皮特的性命。他们把陷入昏迷的皮特抬到萨满巫师约米的茅屋。过了好几天，皮特苏醒的时候，约米的药已经治好了他的伤。他发现自己左前臂文了一只几何图案的大手镯，跟部落的其他男子一样。他慢慢恢复了体力，印第安人教他土著语，老酋长于莫罗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可是突然，他们沉下脸来，蒙住他的眼睛，把他绑在独木舟上，划着舟横渡像大海一样宽广的亚马孙河。于莫罗久久地立在岸边，手持弓箭，气势汹汹，好像皮特随时会跳入水中游回来。主人公继续他的旅程，来到了一座城市，得知大家以为他死了。医生们说他能痊愈简直是奇迹，一家大型医药公司资助了一场远征，寻找卡里诺阿人以及他们的神药。皮特出于对人类的爱，答应做他们的向导，可是这群人傲慢无礼，于是他改变主意，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他离开了船队，前去通知印第安人。靠近村子的时候，正当他回忆起他们语言中有关友情的词，一支箭擦过他的脖子，射入了他的背包。”
纪尧姆抬眼，想看看悬念在埃莱娜脸上制造出怎样的表情。但她站起身，不想再听下去了。
一块肥皂
星期六，她看到丹尼尔在家门口与布雷亚街的药品杂货商聊天。自从他回来，她常在附近遇见他，他从来不是独自一人，有时在杂货铺喝薄荷茶，有时跟花店老板在橱窗前共饮一瓶日本啤酒，有时跟流浪汉在咖啡馆露天座吃午饭。他似乎认识所有人，对商贩以“你”相称，拍着他们的肩膀，同他们开玩笑。他差不多总是话最多的那个，讲述的多半是最近一次旅行。在她看来，他总是手舞足蹈，让自己显得滑稽可笑。她尽量不让他看到自己，但不是次次都成功。
那天她没能躲过，他把她介绍给药品杂货商：“我的老朋友，路易。”“你是想说‘认识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我可不比你老，别忘了咱们是小学同学。”路易是个大块头，头发掉得差不多了，看上去比丹尼尔年长许多，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他并没有开玩笑，他所说的小学是丹尼尔小时候，到圣-费雷奥尔之前的童年时代上过的学校。药品杂货商接着说：“那时候，小丹尼尔可是个讨厌鬼，女老师罚他抄写、课后留校，都不管用。”丹尼尔反驳道：“根本不是那样，你搞错了，老伙计，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人是你。”可是路易滔滔不绝：“那时，我父母经营着药品杂货店，你母亲经常打发你来这儿买东西，你总是从德朗布尔街过来买马赛肥皂，事后你常对她说你把找回的零钱弄丢了。”
听到这里，埃莱娜想起有一天，丹尼尔背着她父母偷偷塞给她一枚10法郎硬币，然后把手指搁在嘴唇上，当时她大概8岁。她把硬币像赃物一样藏在口袋深处，既喜出望外又怀有罪恶感，后来她忘记了，牛仔裤洗了，硬币也不见了。
丹尼尔边笑边咳：“我可怜的路易，你的记忆力不行啦，不是德朗布尔街，那时我住在敖德萨街。”“啊，没错，确实是敖德萨街，不过那枚硬币，你还是没有还回去。”丹尼尔垂着眼睛，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敖德萨街”。路易没有听见，继续说：“德朗布尔街你还记得吧？当年有一群风尘女子，现在她们都走了，附近的店铺都没生意了！”他放声大笑起来，丹尼尔神色尴尬。
走向十字路口的时候，埃莱娜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小男孩，跟约拿差不多大，她看着他横穿蒙帕纳斯大街，从她身边经过，手里拿着一大块肥皂。敖德萨街，她依稀记得这条街在哪儿，在火车站旁边。敖德萨，一个难忘的名字。然而关于这条街本身，她没有任何记忆。
桑德斯的书房
一星期后，周六下午，他们去丹尼尔家喝咖啡。纪尧姆等待约定时间到来时，像孩子一般在房间里转悠。公寓的门半敞着。“来吧，你们可以进来。”他们看到丹尼尔在客厅里下棋。“向你们介绍我的朋友萨迪·阿尔法·马内，也可以称呼他为普罗斯珀。”他灰色的头发在窗前勾勒出云朵的形状。埃莱娜抱歉搅了他们的棋局，说过会儿再来，可是丹尼尔和他的朋友坚持让他们留下，反正普罗斯珀要走了，他们习惯了下半盘棋。客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名片递给他们——“马内先生，伟大的非洲伊斯兰教隐士，解除您爱情、友情或工作上的一切困扰，让爱人回心转意，助您通过考试或拿到驾照。情书圣手。不满意则退款。敬请预约。”“年轻人，写情书，我可是个真正的行家，文笔优美，您要是想给这位小姐写一封，我给您友情价，至于你，埃莱娜，作为丹尼尔的亲戚，咨询免费，欢迎随时到我的事务所来，金滴街36号。”“记住这个地址，”丹尼尔笑着说，“指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
朋友一走，丹尼尔就说，他知道普罗斯珀当过街道清洁工，抓着把手攀在垃圾装卸车后面，是柏油碎石路上真正的王者，他让人叫他普罗斯珀，像歌里唱的那样。丹尼尔打着拍子哼唱起来，埃莱娜为舅爷爷感到脸红。因为总在清晨遇见，他们相互认识了，普罗斯珀摘下脏兮兮的手套，同他握手。丹尼尔提议两人一块儿翻垃圾堆，他们有了不少美妙的发现。“什么样的发现？”纪尧姆追问，不过丹尼尔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渐渐地，他们成了朋友，彼此倾诉童年的回忆，他俩从事过各类职业，专递员、士兵、装卸工、按稿件行数计酬的记者、司机、厨师。“普罗斯珀最终成了伊斯兰教隐士，也就是某种非洲心理治疗师，你们明白吧，他给出的答案总是隐藏在病人的提问之中。”
纪尧姆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认出了《黑色印记》系列小说里的物品，那些非洲面具使他想起《卡萨芒斯之蜜》，印加小雕像和干制首级让他想起《马丘比丘的诅咒》，用稻草填塞的短吻鳄让他想起《奥里诺科河上的恐惧》。整套小说中仅有两次十分简短地提到皮特的房子，他的庇护所，读者甚至不清楚它位于哪个国家，可纪尧姆却想象他家就在这里，一个过渡之所、流浪者的歇脚处、临时住所，没有什么是安定的。
喝咖啡之前，他想看看给他的题词。“致纪尧姆，热情的读者”“致纪尧姆，敏锐的读者”……每本书上都有不同的形容词，他高兴极了。接着，他在书房里东张西望，丹尼尔给他看了小说众多译本中的一部分——Pe drumul spre Transilvania，Aunt Lucy’s Cabin，L’America o la muerte。他还拿出部分珍藏，比如几期《斯皮鲁画报》，上面刊登了连环画版的《缅甸被遗忘者》。还有改编成电影和动画片的《黑色印记》，纪尧姆看过，但他觉得全都比不上小说原著。丹尼尔承认改编得令人失望，这也是许多读者的看法。为了逗他开心，丹尼尔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盒磁带，是一部日本动画片的开头部分，改编自《一捧珍珠》，没有在欧洲上映。可纪尧姆坚决不认同皮特就是那个练武术的金发少年，这是怎样的背叛。埃莱娜坐在窗边看街景，从她房间里朝向院子的窗户是看不见的。
他们喝着加了糖的咖啡，纪尧姆问《黑色印记》下一本书何时出版，丹尼尔摊开手：“书正在写，春天能写完。”这次他让读者等得比平时久一些，不过这本书很特别，跟其他书都不一样，将会讲述主人公的少年时代，故事将发生在多个国家。另外，丹尼尔会筹备一场新的旅行，圣诞节前出发去毛里塔尼亚待六个星期，那是一个非凡的国度，他要去看看瓦拉塔精心装饰的门，见见哈拉廷人，奴隶的后裔，他在地图上指出旅行路线。他想曝光因为达喀尔拉力赛而死在路上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才得了几美元的赔偿。这是埃莱娜第一次听他说这样庄重严肃的话，而没有表演他的拿手好戏，似乎在纪尧姆面前，他想像阿什利-米尔那样，行侠仗义、扶弱济贫。她注意到，纪尧姆一边听一边盯着丹尼尔的左前臂，似乎希望看到从他的衬衫袖子里露出文身。
就在他们告辞之前，丹尼尔还是显出了孩子气，说起他为了去撒哈拉沙漠新买的鞋子，鞋盒上写着“Just do it”。“要是我早点把这句话当座右铭就好了。”纪尧姆夸他选得好。“这是最新款的运动鞋，鞋底有气垫，”丹尼尔穿上鞋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棒极了，这样我就成了履风之子。”
星期二，散步回来，约拿又停下来按佩尔勒瓦德家的门铃。科莱特出去买东西了，她丈夫开了门。约拿跑进去找小汽车，在那些垂着流苏的圈椅下面钻来钻去。吉姆在公寓里走动，没有拄手杖，他问埃莱娜是否看过她舅爷爷的照片，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你会感兴趣的，科莱特一直想给你看，可她忘记了，她记性不好。”他进房间去找一个档案袋，里面是装照片的大信封，信封里是和她之前看过的一样的结婚照，只不过不像床头那张被太阳晒褪了色。“我的天哪，1941年那会儿我们多年轻啊，科莱特22岁……瞧，第一排那个，就是他。”他指着第四个孩子，在地上盘腿而坐、穿深色背心的孩子。那正是圣-费雷奥尔学校集体照上睫毛长长的男孩，只不过脸圆了些，头发长了些，并且微笑着。吉姆指给她看，照片右下角有一枚印章，另一张照片上没有——“阿彻照相馆，巴黎14区敖德萨街16号”。科莱特和他不顾双方父母反对，尤其是科莱特父母的反对，坚持请阿彻先生给他们照相，并且在照片上盖了章，尽管他不得不把他的名字从招牌上去掉。阿彻同儿子一起来的，丹尼尔9岁，个头儿那么矮，给他父亲帮忙时一定是爬到凳子上举着闪光灯。
埃莱娜明白了，为什么科莱特给她看照片的时候她没能一下子认出丹尼尔。他还是那个圣-费雷奥尔的小学生，却又像另一个孩子，不光因为圆润的脸颊和环形鬈发，他的目光中有了不一样的内容。吉姆仍在讲述，是科莱特坚持让他一起照相，“你瞧，我岳父正赌气呢，可谁又能拒绝新娘的要求？冲洗照片还得提供相纸，当时阿彻先生已经弄不到纸了，他宁可自我安慰，这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妻子也是从波兰来的，口音很重，比他重，她负责修照片，她有这个天赋，我亲眼见过她干活儿，用的是一支削得极细的铅笔，像解剖刀一样，她能把你的脸盘重新勾一遍，比整形医生干得还漂亮，她丈夫老开玩笑说她能当个赝品制造者。阿彻夫妇跟沙依姆·苏丁很熟，他年轻时在维尔纽斯也修过照片。阿彻先生去过他位于修拉别墅的画室，给他的画拍照。”
吉姆·佩尔勒瓦德讲了1942年夏天他们收留丹尼尔的事。“你肯定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躲在这间公寓里，读了一堆小说和画报，《金银岛》《巴亚尔》，等人想办法把他送往自由区，”老人把照片重新放回信封，又把信封放进档案袋，“丹尼尔太像他父亲了，每次看到他，我都不能不想起阿彻先生，真是个不幸的故事，上帝啊，真是个不幸的故事，不过我干吗同你说这些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
海盗眼皮子底下
埃莱娜请纪尧姆陪她去敖德萨街，看H.R.桑德斯童年住过的房子，一个人去她有点害怕，似乎兴致勃勃的纪尧姆能帮她抵御过分的紧张。这是一条普通的街道，很短，是火车站周围众多巷子中的一条，有旅馆、餐厅和行色匆匆的路人。他们仿佛回到了1940年6月18日，从广场开始，一路寻找阿彻照相馆的遗址。可是16号不见了。在14号和20号之间，房屋不在一条直线上了。一幢新建的、宽敞、有茶色玻璃阳台的住宅往后缩进去。两人站在楼前，东张西望，心存侥幸，希望地址错了。显然，这栋住宅占据了从前16号和18号的位置。纪尧姆大喊：“开什么玩笑？有人偷走了H.R.桑德斯的房子！”不过一看到埃莱娜，他便不作声了，用胳膊环住她的肩膀，就像救生员用毯子裹住幸存者冻僵的身体。
他们沿着敖德萨街一直走到埃德加-基内大街，丹尼尔的房子是唯一被拆除的。埃莱娜心想，是不是有些店铺当年就在了，比如面包店或者皮货店。这条街死气沉沉，虽然圣诞节的装饰随处可见，但是商店的门面和橱窗丝毫没有欢乐的气氛。这儿远离敖德萨，远离昔日苏联的奢华，远离黑海的阳光。
埃德加-基内大街生气勃勃，繁华喧闹，这一天是集市日，纪尧姆买了杏仁糖，把糖抛向空中，再用嘴接住，以此逗埃莱娜开心。他告诉她，要是一边走一边看蒙帕纳斯大厦的顶端，就会感觉楼要塌下来压在身上。她试着走了几步，紧紧抓着纪尧姆，以免失去平衡，还撞到了路人。真是个幼稚的游戏，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行事，她有些发窘。
这天下午，她答应约拿带他去卢森堡公园的木偶剧院看《狼和七只小山羊》，纪尧姆陪他们同去。这些木偶应该有上百年历史了，狼的黑色皮毛被虫蛀了，还蒙了层灰，使它的血盆大口看起来更吓人。当它砰砰砰猛敲小茅屋的门时，孩子们发出了第一声既恐惧又兴奋的尖叫。埃莱娜和纪尧姆坐在最后一排，她看到约拿晃着乱蓬蓬的小脑袋，和其他小孩子一起坐在最前排。狼又来了，伸出白色的爪子，孩子们叫得更响了：“别，别开门！是狼！”当它一边冷笑，一边接连吞掉六只小羊羔，有几个孩子哭了起来，跑去扑进爸爸妈妈怀里，而约拿看得入迷，仍坐在位置上。埃莱娜握住了纪尧姆的手。孩子们吵吵嚷嚷，跺着脚，小剧场的地板在他们脚下震颤。
山羊妈妈在毁坏的小茅屋里为她的孩子哭泣，却不知道还有一只小羊躲在时钟里。埃莱娜转向纪尧姆，两人的嘴唇轻轻一碰。安全出口就在身后，他们溜了出去，她犹豫了片刻：“你疯了，约拿怎么办？”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他们绕过剧院，一直跑到一扇绿色的铁门前，这里通往后台的剧院商店。门半开着，他们走了进去，里面狭窄高耸，像一座塔，半明半暗中，各种布景、道具和十几具木偶错落地挂在墙上。他们就在舞台后面，从挂着布景的帷幕下方看到操纵木偶的演员的脚和他们移动的影子。舞台上的声音回荡着，比在剧场里更响。“妈妈，他的肚子在动，他们还活着！”剪刀咔嚓咔嚓剪开狼的肚子，孩子们拍手，欣喜若狂。
他们靠着一幅大海的布景，青绿色的巨浪拍碎在礁石上。他们的嘴唇慢慢靠近，纪尧姆的颈背在埃莱娜的爱抚下，线条变得柔和。一名海盗在他们头顶，瞪着他的独眼，纪尧姆抓住海盗的络腮胡，把他的头转向另一边。几米之外，小羊羔纷纷苏醒。“孩子们，把石头装进他肚子里，再缝上。”接着他们唱起歌，跳起胜利的舞蹈，埃莱娜和纪尧姆希望他们一直跳下去。两人回到剧场，观众已经散去，惊慌失措的约拿正四处寻找他们。
纪尧姆在楼下同他们告别，埃莱娜留在约拿家等他妈妈回来。当她爬上后楼梯，吃惊地发现纪尧姆环抱膝盖，坐在房间门口冲她笑。他是一名没买票的乘客，请求到她舱房里过一夜。一进房间，他就摇摇晃晃起来，大海波涛汹涌，颠簸的船体将他抛向埃莱娜的怀抱，“救命啊。”“闭嘴，别说蠢话了。”她的双唇贴在他嘴上。她已有过同男孩交往的经验，但几次短暂的情事留下的仅仅是仓促和笨拙的回忆。而现在，她的感觉完全不同。此时此刻，她心甘情愿坠入情网。
敖德萨小巷
从这天开始，几乎每个晚上，埃莱娜和纪尧姆都单独见面，有时他在她家过夜。他在蒙鲁日租有一间公寓，但女房东禁止留宿访客，因此总是他到瓦万街来。他在埃莱娜的房间里留了几件衣服，他不在的时候，她看到这些衣服，心里欢喜。不过他不知道，就在他们一起去敖德萨街之后的一个星期，她又去了一趟。那里应该遗留了往昔的残余、丹尼尔房子的痕迹，她需要独自前去找回。虽然纪尧姆对《黑色印记》和H.R.桑德斯非常入迷，但是他无法真正理解丹尼尔的故事。
星期六一大早她就出发了，打定主意花足够多的时间发现点什么，耐心细致，如同考古学家。她沿着街道一步一步地走着，边走边看，从地面看到屋顶，终于发现了一个细节，5号是一座大石头垒成的房子，正面挂着一块奇特的招牌，“蒸汽浴室”，招牌上方写着“敖德萨浴室”。大门既没有密码锁，也没有对讲机，她穿过门厅径直来到院子里。矗立在她面前的是一位东方君主的心血来潮之作，仿佛借助魔法迁移至此。浴室的外墙贴满了深浅不一的海蓝色瓷砖，窗户上方装点着怪面饰，墙基上蓝绿色的方砖模仿涌动的波涛。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这条街以遥远而奢华的敖德萨命名。那时阿彻家是否有浴室？是否出入从前的公共浴室？她对他们的生活所知甚少，根本无法回答。
走过这些彩色瓷砖，占据16—18号位置的房屋外观呈现脏兮兮的灰色，残留着淡褐色的水痕，令她难过得想哭。很久之后，她想必也会承认，令她灰心的并非房子的样子——说到底只是一座普通的建筑——而是因为它建在丹尼尔家的废墟之上。住宅中央有一道密密的栅栏微微开启。她身后有一条阴暗的长廊，类似地铁的走廊，尽头是一个通风口。低矮的天花板是薄薄的垂直钢板做的，石块铺砌的地面微微倾斜，通往一口很大的露天井，螺旋形的阳台一直延伸到地下室。环顾四周，房子都关着门，大部分窗帘拉得低低的，无人居住。她在那里寻找往昔的痕迹，可是显然所有房子都源于20世纪70年代，茶色玻璃、混凝土和不锈钢。房子中央有三棵小树，细弱的树枝伸向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不真实。
下面空气冰冷，比街上凉多了。背后传来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小姐，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是一位又矮又瘦的老妇人，她歪戴着黑帽子，拉着购物小车，手里拿着长棍面包。望着眼前这位苍老瘦小的妇人，埃莱娜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想要的。她问老妇人是否住在这个街区，知不知道从前这里有什么。她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老妇人说：“是的，以前在画廊那儿有一条小路，一条窄窄的巷子，里头开了各类作坊，住着木器工、印刷工、锁匠，小家伙们常跑去玩耍。”跟着老妇人走上斜坡来到敖德萨街的时候，她喘了口气。面朝住宅，老妇人用长棍面包在空中比画：“小路两边各有一座房子，当年18号是一家针织品商店，16号有两家小店铺，左边是照相馆，右边是地毯商。”埃莱娜通过挥舞的长棍面包，清晰地看到16号的两家店，狭窄的铺面上用白色的字母写着“阿彻照相馆”，她问：“这条小路有名字吗？”“反正没有正式的路名，我们管它叫敖德萨小巷，而起点街的那条，他们称之为起点小巷。1970年左右，为了建造大厦，附近所有的房子，连同火车站和大部分街区都被拆了，而剩下的，您可以想象，到处是噪声、瓦砾，就像被轰炸了一般，足足15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地狱里。”老妇人记不起照相师的名字，“好像叫阿热。”“您说是阿彻吧？”“有可能。”照相馆换过房东，她记不起后来的人，也忘了他们是不是有孩子。“战争期间，他们离开了，地毯商为扩大门面，盘下了店铺。他把整个门面重新粉刷成了栗色，以前是蓝色，深蓝。”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走了。埃莱娜又问：“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不，我不知道，”她不知情，“解放的时候，地毯商也走了。不过，您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我是考古系的学生，对老建筑感兴趣。”听到这个回答，她扬了扬眉毛，点点头：“哦，很好，好极了。”
回到瓦万街，埃莱娜想起在奥尔良见过一处拆房工地。隔壁一栋楼的墙壁保留了整面墙纸、护墙板的痕迹、橱柜和壁炉，甚至孩子用来装饰自己房间的一些船的照片。想必敖德萨街16号刚刚被拆掉的某个时候，也能见到丹尼尔和他家人生活的遗迹，一小块地毯、一面镜子或一幅画的痕迹。
那晚，她独自入眠，梦见了敖德萨浴室。梦里它的样子跟她白天所见的不同，是一栋巨大的砖头房子，里面传出古怪的音乐，像音管变形的管风琴发出的气鸣声。几十个人排队等在门前，大多是孩子，他们赤裸着身子，每人手里拿着一块肥皂。弟弟也在，个头儿比她矮多了，他们努力张望房子里头的情况，可是窗户不透光，什么也看不见。在人群中，她发现有个姑娘很面熟，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这个梦使她醒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午夜时分，偶尔会有这样异常的清醒。她起身，撕掉覆盖在苏丁画上的那张从空中俯瞰大地的照片。半明半暗之中，画看上去不一样了，现在她注意到的不再是痛苦扭曲的身体，而是少女的眼睛，一双大得过分的眼睛凝视着她。
她用手轻轻触摸肖像，如同抚慰那张惊恐的脸，她的手指感到了高低不平。画框像门一样开启，露出墙里凹进去的小格子。里面有一卷发黄的纸，用希伯来语手写了几个字。
第二部 1999年12月—2000年4月
泛舟扬子江
埃莱娜数十次从布雷亚街一家叫“甜蜜费利西”的商店门口经过，店里卖各式各样的糖果。圣诞假期之前，她和纪尧姆一起走进这家店。圣诞节他们要分开两星期，他要去南方的父母家，而她要去奥弗涅探亲。小小的商店散发着焦糖味，圣尼古拉香料面包在高高的玻璃广口瓶下整齐地排开，瓶子上贴着标签：“康代板岩糖”“维希八角糖”“波河石头糖”。纪尧姆每样都想买点尝尝，神情倦怠、面露不悦的女店主爬上凳子，取下一个个瓶子。埃莱娜对菱形水果糖有不好的回忆，她年幼时打翻过祖母的糖果盒，记得混在一起的糖果和碎瓷片，还有祖父严厉的声音：“看看你弟弟，他比你小，可是比你安静。”而父亲曾悄悄对她说——也许只对她一人说过，他也总是被人拿来跟弟弟比：“看看蒂埃里，多乖，你总是调皮捣蛋。”
纪尧姆注视着那些老式的金属盒子，“蒙塔日杏仁糖”“南锡香柠檬糖”“康布雷薄荷糖”。“讷韦尔的尼格斯糖”让他想起《尼格斯的继承者们》，于是他开始说起来：“故事发生在埃塞俄比亚，有一群酗酒和从事无耻的儿童奴隶贸易的殖民者……”女店主举着手臂，站住了。“您在说《黑色印记》，”她露出了微笑，仿佛摘掉了面具，“我认识作者，知道吗？他就住在附近。”“他是我的舅爷爷。”埃莱娜说。店主差点拥抱了她，丹尼尔·罗什和女店主是老相识了，他戒烟的时候，到她这儿买过甘草棍，他们一见如故。“他在所有书上为我写了题词，‘致美丽的费利西’，这是我的别名。”她脸上泛起了红晕。她同纪尧姆交流了阅读体验，他喜欢和别具一格的人物相遇的桥段，而她更偏爱富有神秘色彩的段落，她最爱的是最后一本，第23本，《逃亡者花园盗窃案》。纪尧姆不太喜欢这本，这不是真正的冒险小说，接近侦探小说，他转向埃莱娜：“故事发生在庞贝古城，而且说的是考古，你可能会喜欢。”
女店主用红绳子把一个个小袋子系好，她酷爱主人公，喜爱他的冒险家精神，喜爱他的漫不经心，还有他的文身，她亲昵地叫他皮特。纪尧姆不能理解，一个女人能在环球旅行者身上找到什么样的魅力。“永远不在场，总是在世界尽头，”她笑了，“您不会明白的，瞧，丹尼尔也是，他总在旅行，可是上帝知道他有那么多女性崇拜者，比如我，”她缓缓地把小袋子放进大袋子，“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只取决于我。”
埃莱娜心想，20年前的她长什么样？如今费利西依然美丽，有尖尖的下巴、精心描画的眉，可是一想到丹尼尔跟女人有过风流韵事，她就觉得荒唐可笑，也许因为他孩子气的一面展露得太多，她从未想象过恋爱中的舅爷爷。费利西一直微笑，头低向计算器：“据说水手每到一个港口就会有一个女人，而丹尼尔和皮特一样，他们的心被唯一的女人占据，无法真正爱上另一个。”纪尧姆问她谁是皮特的心上人，书里压根儿没有提，她笑了，在大袋子里又放了包饼干，“有趣的华夫饼，您知道的，我把它们送给您，连同上面写的字，因为您喜欢阅读。”
回到家，纪尧姆把11包糖果放在书桌上，然后尝了个遍，他们把华夫饼一溜儿排开，“哪只苍蝇叮你了”，“这是个秘密，什么也别说”，然后把它们吃掉，直到最后一块，“我爱你”，他们留着这块最后吃。
晚上迟些时候，他们去中式快餐店“玉莲花”用晚餐，在瓦万街坡上。店里没有别的客人，他们靠里边坐下。左边墙上有一幅风景画，陡峭的山崖和打着小阳伞的女士，映照在右边的镜子里。收音机里，有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忧伤的旋律。这个假冒的中国氛围足以让他们开始一场旅行。他们并排坐着，练习用筷子夹五香鸭，每当鸭肉从筷子间滑落，他们就笑起来。纪尧姆对埃莱娜讲述了《西安兵马俑》里的情节，一名年轻的农妇在井里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无比惊讶地看到兵马俑的脸庞跟她的一模一样。
那天夜里，阁楼的房间成了航行在扬子江上的帆船。每次纪尧姆和她一起过夜，他们都侧身躺成S形，他用手臂环抱着她，两人紧紧贴在一起，他们心想，要永远这样在一起。
居永奶奶拆毛衣
火车驶出里昂站，缓缓移动，铁轨交错而过，又渐渐融合。邻座的耳机里传出有节奏的打击乐，埃莱娜翻开课本，《拜占庭镶嵌画修复技巧》，可是她厌烦自己的笔记。越过塞纳河之前，邻座进入了梦乡。她从包里拿出《逃亡者花园盗窃案》，封面上皮特·阿什利-米尔行走在死气沉沉的城市里，远景是烟雾腾腾的维苏威火山。她只是想浏览一下。
“Furto stranissimo all’Orto dei fuggiaschi”，当地报纸上的这个标题引起了皮特的注意，他正面朝着那不勒斯湾喝卡布奇诺。他住在米拉玛尔度假公寓，医生嘱咐他休息。庞贝古城刚刚发生了一桩离奇的盗窃案，几十名受害者在花园里被火山发光云团团围住。两具人体石膏模型不翼而飞，一具是女人，另一具是孩子。文章提到可能是团伙作案，白天景点人来人往，夜间有人看守，而且这些石膏像体积庞大。皮特全神贯注于阅读，竟然错把糖罐当茶杯送到了嘴边，他放下报纸，沉思片刻，站起身来。他的假期要结束了。
警察拖延了案件的调查时间，皮特勘查了整个庞贝城寻找线索，浴室、市场、神秘别墅。他弄到了被盗石膏模型的照片，女人趴在地上，弯曲的双臂垫在脸下，孩子蜷缩着。盗贼为何选择了这两具石膏模型？或许他们想拿走石膏像里的珠宝。皮特放大了一张勘查照片，在背景中发现了一个侧影。一天晚上，他在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档案大厅的地板上撒灰，用这个老办法在第二天早晨取得了脚印。
埃莱娜突然发觉邻座不在了，火车已经过了讷韦尔。她继续看书。
博物馆的留言簿上有几行用拉丁文写的留言，并署名屋大维·瓜尔迪奥，这一线索把阿什利-米尔引向了著名的火山学家吉哈普·奥斯托夫，大家经常听到他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宣布灾难降临。盗窃案发生以后，他居住的伊斯基亚岛上的邻居就再也没见过他。皮特成功进入他的房子，搜索了每个房间。在其中一个房间，他发现一只异常沉重的旅行箱。他掀开了盖子。
火车开始减速的时候，她看完了这一章。“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即将停靠穆兰站。”埃莱娜匆忙收拾行李下车。
到祖母家时，正赶上午饭时间，一吃完饭，她就跟平常一样去找相册，苏珊娜说：“这些照片你都烂熟于心了。”她守寡才10个月，埃莱娜原以为她仍像前一年夏天那样沉浸在悲伤之中。然而，一跨进公寓的门槛，她发现祖母简直焕发了青春，穿了一件色彩鲜艳的新羊毛套衫，用笔勾了细细的眼线。家里只有她们两个，其他人第二天才到。吃饭的时候，苏珊娜说起她的日常活动，除了一直在医院学校教课，还新增了打太极拳，她甚至在厨房里演示给她看：“打虎……云手……别笑了，我会摔的。”她还制订了一些计划，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一直梦想去圣劳伦斯河河口听一听鲸鱼的歌声，而莫里斯生前不喜欢旅行。埃莱娜思忖，为了让她信服，或者为了让自己信服，她是否做得太多了。在她这个年纪，还能重塑生活吗？我们可以重新洗牌或者把客厅再粉刷一遍，但是生活能否重来？
擦拭完防水桌布，埃莱娜在餐桌上摊开相册。她对家族的老照片十分熟悉，她跟弟弟小时候每次来圣-费雷奥尔度假都会看一看。当年，它们散乱地躺在五斗橱的大抽屉里。母亲去世以后，苏珊娜拿到了照片，波勒不太依恋往昔的回忆。于是，祖父把它们整理好放进塑料大相册里，用他漂亮的书法添加了标题和日期。
埃莱娜想起了那张学校集体照，丹尼尔第一次出现，她看到他跟其他男孩一样，穿着小学生罩衫和木鞋。但她记错了。在男子小学的石头房子前，在三十几个呆若木鸡的男孩中间，丹尼尔是唯一穿高帮皮鞋的。他在中间一排最边上，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些，说不清是否在微笑，他也是唯一没有看摄影师，眼睛瞟向别处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在佩尔勒瓦德夫妇的结婚照上没有认出他来。
她们两个俯身看照片，头几乎碰在一起，埃莱娜感到脸颊上有苏珊娜呼出的热气和咖啡味。她问：“你没觉得他有点失魂落魄吗？”“谁？丹尼尔？没有啊，为什么失魂落魄？”苏珊娜指着那件领子从罩衫里翻出来的羊毛套头衫，“我记得是深红色，是我的衣服，居永奶奶拆了线为他重新织的。”她的手指在罩衫的领圈上停留了会儿，“我第一次见到丹尼尔，他就穿着这件套头衫。”那天，她回到家，看见母亲和祖母正把它往他头上套。祖母转身去找剪刀，把缝线剪开，一张陌生的面孔冒了出来。只有母亲发现了苏珊娜：“过来，这是跟你说过的避难的小朋友。”她曾经想象他是一个年纪小得多的孩子，她可以呵护的孩子，“我原以为我能扮演他妈妈，真是开玩笑，他10岁、我12岁，我太失望了，心想，我永远都习惯不了，不过后来，终于还是习惯了。”
起初，她忌妒。“就像小弟弟出生并取代了你的位置，真有趣，我几乎忘记羊毛套头衫的事了。战争期间，居永奶奶一直在拆我们的毛衣，她让丹尼尔坐下，举着胳膊，帮她缠毛线，说：‘别动来动去，我的小傻瓜。’为了让他安安静静地坐着，她给他讲故事，他总是要求听想娶国王女儿的公山羊的故事，你知道的，国王要一座宫殿、一座花园，公山羊都建好了，可是国王永远都不想兑现诺言。”
下一页的照片，1944年5月，他在教堂前摆姿势，袖子上戴着领圣体者臂章。“两年前，他一到家里，我们就替他洗礼，为的是得到证书。我们一直叫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太像犹太人。”照片上，他站得笔挺，一边是波勒和苏珊娜，另一边是他们的母亲安吉勒和身量矮小的居永奶奶。阳光刺得他们眯缝起了眼睛，却让他们看上去像一家人。“瞧，他右边有个口袋，那是妈妈用爸爸的旧外套为他裁的上衣。
“我们两个没少玩‘七个家庭的游戏’，拉于尔家，篮子里装着猪头的那张牌，知道吗？那副牌还在，可能缺了几张。玩捉迷藏，丹尼尔总是赢，他躲在阁楼里、洗碗槽下、扫帚柜里、干草房里，从不躲进地窖，我们家的地窖与地面齐平，而他认为地窖就应该在地下。他会一直躲到我放弃寻找。”
埃莱娜问，丹尼尔有没有跟他们说起巴黎，说起他的家人？他有没有带来照片或者物件？“没有，只带了一个小箱子，装了几件衣服，几本《巴亚尔》，一本袖珍书，没有纪念品。他谈论父母是为了在同伴面前哗众取宠、摆架子，他说他父亲有一辆漂亮的汽车，他在美国的姨妈是个百万富婆，说得跟真的似的，我们知道，全是瞎吹。关于他的真实生活，他从来不提，后来也没说。整个战争期间，尽管我们住同一座房子，还睡同一个房间，夜里，连波勒在内，我们三个人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可是丹尼尔只是临时弟弟。法国解放后过了几年，我们家收养了他。当他把新的身份证拿给居永奶奶看，上面写着‘丹尼尔·罗什’。奶奶说：‘我的小傻瓜，我的小宝贝。’她哭了。”
苏珊娜揉捏着相册一角，1950年6月，她和莫里斯的婚礼，一家人在院子里，一群小孩子站在新人前面，小脑袋遮住了她已经隆起的肚子。她想翻过这一页，可埃莱娜抓住了她的手，大家总是说她们俩长得像，尤其在这张照片上。“咦，丹尼尔不在？”“丹尼尔出门了，是他的第一次旅行，去美国姨妈家，姨妈确有其人，尽管她不是百万富婆。战争结束以后，她寄来几封英文信，装在航空信封里，写在薄薄的圣经纸上，他借助字典写回信。1950年，她给他买了一张船票，爸爸陪他坐火车到勒阿弗尔。”
相册最后是几张没有粘贴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苏珊娜、莫里斯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在海滩上，背面写着“1959年8月于阿卡雄”。当时，阿兰8岁半，蒂埃里7岁，不过小儿子个头已经赶上哥哥，很快便要超过他了，这一点如今年近50岁的阿兰依然心存忌妒。埃莱娜很喜欢这张照片，喜欢祖父的姿态，他跪在沙子上，搂着两个男孩的肩膀，三个人的脑袋靠在一起，母亲坐在一旁，看着他们。苏珊娜把照片拿走了。
那天晚上在书房，她恰巧看到《亚马孙河的摆渡人》灰色和红色的书脊，这是苏珊娜家里唯一的《黑色印记》。书上没有题词，那一页被撕掉了。她从上次纪尧姆停下解说的地方开始读，当皮特靠近印第安村落，一支箭从他耳边呼啸而过，射穿了背包。她跟随主人公退入森林，在夜晚潜入村子通知萨满巫师，皮特被俘，部落遭到远征队入侵。酋长女儿岑苏娜指挥的卡里诺阿人的战斗深深吸引了她。岑苏娜曾经是皮特的朋友，后来他们疏远了，最终她放了他，并招募他成了麾下一员。接着，白人败退，皮特离开，他驾独木舟渡河，印第安人在岸边送别，岑苏娜最后一个向他致意。
圣诞节后第三天，一家人又各奔东西，埃莱娜在穆兰多待了几个小时。就在告别之前，苏珊娜回忆起，有一天丹尼尔带了一把刀或者锥子到学校，还弄伤了一名学生。老师惩罚了他，并没收了东西，然后他病倒了。“波勒肯定比我记得清楚，她记性好，而且你知道的，她总是什么事都清楚。”
丹尼尔的匕首
埃莱娜在开往克莱蒙-费朗的火车上就怀疑，波勒姑奶奶没时间接待她。退休以后，她奔走于教区和社团之间，从未如此活跃，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助产士可不是一份清闲的差事。夏天，在圣-费雷奥尔，她在花园里忙碌。埃莱娜和弟弟去祖父母家过复活节和七月的暑假时，波勒姑奶奶也总在那儿，她制订菜单、包扎伤口、根据天空的颜色预言第二天的天气。大家常说，无论什么情况，都要问问波勒，她知道。作为寡妇，她知道在姐夫莫里斯二月的葬礼上该在教堂里念哪一篇圣诗，也懂得如何支持崩溃的姐姐。她结实，不知疲倦，是真正的罗什家人。
每次来到波勒姑奶奶家，埃莱娜都有打扰之感。小小的房子里挤满了志愿者，正为穷人准备新年礼包。他们很晚才离去。电视里预报有狂风，用餐前她们关上了所有护窗板。波勒开了瓶四季豆罐头，像苏珊娜那样一只手敲开蛋壳，摊了蛋饼。吃完饭，她把餐巾塞进餐巾扣，正要起身去洗碗时，埃莱娜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告诉我，你还记得丹尼尔刚来的时候吗？”可是波勒没有回答，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侧耳倾听。客厅里充斥着低沉的呼啸，呼啸逐渐成了隆隆声，像是剧烈的撞击声，是风灌进了烟囱，窗上的铁栅栏如魔鬼一般摇晃。
灯光几乎立刻熄灭了，波勒摸索着点燃了蜡烛，穿堂风让摇曳的烛光在她们身后投下跳动的影子。这场狂风比预报中还要厉害，甚至比一场普通的风暴更糟糕。波勒打开一台用电池的老收音机，然后回到餐桌旁听新闻，就像灯火管制时一样。一场前所未见的飓风席卷法国南部，比前一天横扫北欧的那场还要猛烈，在奥弗涅地区，飓风尚未达到最大风力。她们确实听到风越刮越猛，冲进瓦片下、管道里，摇晃墙壁，整座房子嘎吱作响，似乎即将倒塌。更糟的是，只能听到外面的嘈杂，却看不见情况。街上的护窗板砰砰作响，像枪声，瓦片和各种东西在地上和墙上撞碎，四面八方传来消防警报声，仿佛这片区域正处在轰炸中。波勒想给苏珊娜和其他家人打电话，可是电话线路断了，埃莱娜的手机没信号。波勒活到73岁还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幸运的是，整条街的房屋相毗邻，彼此支撑。波勒的房子是新式的，很结实，毫无风险。
飓风似乎已经达到了最大风力，声音不再增大，可以睡觉了。波勒给了埃莱娜一个手电筒，上楼梯的时候，她做出身经百战的样子，可手里的蜡烛却在止不住地抖动。埃莱娜在客厅沙发上过夜，沙发上方挂着波勒儿子领圣体的照片，两边分别是特蕾莎修女和以马内利修女的照片，昏暗中，这两人看上去有些陌生。她想起纪尧姆，他在南方应该能安全地避开危险了，但她很想打电话过去听他讲讲，就像听他讲冒险故事。拉上睡袋的时候，她想，要是他们在一起，会紧紧贴着彼此，如同被地狱的风暴卷走的情侣。
外面的声音吵得她无法入睡，于是她借着手电筒的光读《逃亡者花园盗窃案》。
皮特在吉哈普·奥斯托夫家发现的那只沉重的旅行箱竟然是空的，还被固定在地上，双层箱底隐藏着一扇翻板活门。地下室的床上，人体模型似乎在沉睡，奥斯托夫凝视着它们。已经半疯的他自以为是屋大维·瓜尔迪奥，前一天才死里逃生，徒劳地寻找家人。皮特知道，奥斯托夫也曾在一场意外中痛失妻儿。他曾想在第二次火山喷发之前救出这两人，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可怕，将埋葬活人，甚至死者的记忆。
她看书的时候，风渐渐平息了。或许因为是在飓风中读的，除了并不难解的侦探小说套路，她还感受到了恐惧。封面上提示“10岁以上阅读”。要么糊涂，要么残忍，否则不会对这么年轻的读者谈论一个孩子的死亡，谈论让人发狂的痛苦。她终于睡着了。梦中，图卢兹公墓的地面覆盖着一层变硬的火山灰，她用铲子和刷子挖出一颗小小的头颅。她认出约拿乱蓬蓬的头发。他睡得那么沉，怎么都叫不醒，哪怕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早晨，房子里依旧没电，收音机正播报数十人死亡，一些街区惨遭蹂躏，欧洲各地都有被毁掉的森林，波勒翻来覆去地说“可怜的人”。突然她站起来：“圣-费雷奥尔的风一定更猛，得过去看看。”埃莱娜想拉住她：“又没什么紧急的事，收音机建议大家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但波勒从不改变主意，若是没人陪，她便只身前往。
埃莱娜开着雪铁龙AX，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坚持己见，车开得很慢，每次拐弯都减速，生怕遇上障碍物，她避开倒下的树枝和消防员仅仅推到一边的大树。波勒姑奶奶两眼盯着路面，好像开车的是她自己。趁着她不得不闲下来，埃莱娜趁机开口道：“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丹尼尔带了一把刀去圣-费雷奥尔的学校，被老师没收了。”她转过脸来看了看埃莱娜：“你觉得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你最好目视前方。”
驶出伊索尔，一块被吹倒的广告牌堵住了半边路，埃莱娜一个急刹，车猛然停住，波勒用手捂住心口。“那把匕首，我记得他是这么叫的，其实是他来的时候随身带的一支铅笔，他总是放在口袋里，普普通通的铅笔，但削得很尖很尖，他常在一块石头上磨笔尖，就像提埃斯的剪刀商，他说这支铅笔很特别，是用黑钻做的，价值连城，可以戳瞎一只眼睛。有一天，他划伤了亨利·加雄的胳膊，说来话长。老师一定惩罚了丹尼尔。第二天，或许是巧合，丹尼尔发烧了，好几天没去上学，”波勒长长地叹了口气，“父母亲为了这男孩可真是受了不少罪，尤其一开始，以前他在自己家里被宠坏了，他们肯定什么都依着他，‘我不喜欢卷心菜’，不喜欢这不喜欢那。他高兴了也能帮点忙，喂兔子、捡鸡蛋，乐意得很，但他会抱怨母鸡臭死了，还捏鼻子。我们家人不喜欢任性的孩子，父亲心肠很好，但是不让我们耍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