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延伸到山上，山上覆盖着薄薄的雪，从多洛尔河畔的尚邦开始，路面变得更窄，在树与树之间蜿蜒向前，经过尚佩蒂埃和苏斯蒙塔格时缓缓向下，一直通往圣-费雷奥尔-代科泰。道路两旁，横七竖八躺着被狂风吹倒的老杉树，露出一块块杂乱的林间空地。波勒姑奶奶双手紧紧抓着膝盖，凝视着被摧毁的树林：“真是一场灾难，上帝啊，真是一场灾难。”就在下车之前，她看到院子里那棵大橡树被风刮倒了，横在地上，沾着泥土的树根直指天空。她一言不发，径直走过去，把手放在树干上，轻轻抚摸树皮，就像触摸病人的额头。波勒终于有了她母亲的面容，当埃莱娜去养老院探望外曾祖母时，当外曾祖母管她叫苏珊娜时的那副面容。
那儿也没有电，埃莱娜在冰冷的厨房里煮了茶，波勒坐下来，捧着茶杯取暖。埃莱娜不记得冬天来过圣-费雷奥尔，房子从来没有这样空荡荡过，门窗紧闭，漆黑一团，使她觉得很陌生。来到楼上，她们推开卧室的护窗板，房间是蓝色的，埃莱娜坐到床上。正上方圆圆的小梁上三个树疤依旧组合成一个大象的脑袋，她不用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就知道里面有玩过家家的骨制餐具和一副残缺不全的“七个家庭的游戏”纸牌。她想到，也许丹尼尔曾和两个尚未成为他姐姐的女孩一起，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波勒指了指她坐着的地方：“哦，这张床！”“你以前睡这儿？”“是的，和苏珊娜一起，我们一直睡在这儿。而他，他的小床在那儿，知道吗，他有时会说梦话，他说‘我也是’‘等等我’之类没有意义的话，第二天早晨忘得一干二净。”她在指间揉搓着从床垫的缝合线里掉出来的一团羊毛，接着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不能再跟女孩们睡一起，杂物间就收拾出来给他当了卧室。差不多那段日子，他去了克莱蒙，在布莱兹-帕斯卡中学寄宿，出于当时的情况，老师让他迟了一些参加入学考试，后来他赶上去了。每个星期六，他回到圣-费雷奥尔。”
埃莱娜打开通往阁楼的楼梯门，走了上去，她忘了屋顶如此低矮，即便在中间也站不直，从贴近地面的通风扇透进来一点光。小床在那里，已经被拆掉了，她记得自己曾睡过这张床，就像家里所有孩子一样，她认出了刻在床头的帆船浅浮雕。波勒继续说：“它对丹尼尔正合适，当年他个头儿矮小，可是他睡觉爱动来动去，总是撞到侧面的板。”于是，波勒和苏珊娜的父亲把两块板换成了横条，好让他伸出一只脚或者一条腿，上面的螺丝孔依然清晰可见。波勒指给她看约瑟夫做的小小的木头护窗板，以免冬天寒气从通风扇钻进来，而当年没有窗玻璃。“这是为了丹尼尔不得不藏身阁楼时而准备的，他只在那里睡过一次，最终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过，他很喜欢这儿，于是常躲到这里看书，老师借给他《金银岛》《鲁滨孙漂流记》，当然后来还借了《山中英雄加斯帕尔》。”阁楼上很冷，波勒说话的时候，嘴里呼出白气。
“战争接近尾声的那段日子，莫里斯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他在圣-阿芒-罗什-萨维讷当小学老师。他负责在报纸的名单上寻找丹尼尔的父母，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晚上，看到他把自行车靠在井边沿的样子，我们就明白了。他走到丹尼尔身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就像对他的学生所做的那样，可是丹尼尔躲开了，他跑着上楼，进了房间。莫里斯压低了声音说话，他念了名单上的三个名字，丹尼尔的父亲、母亲和那个女孩。直到那一刻之前，我们都还以为丹尼尔是独生子，究竟是他让我们这么觉得，还是我们自己设想的？仅有一次，很久之后，1950年，他对我说，只对我一个人说，他的姐姐她跟我差不多年纪，至少，她要是活着的话。然后再也没说什么，连她的名字也没提。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去勒阿弗尔坐船之前，父亲陪他去的，回来之后，约瑟夫很不自在，说他在码头上站了会儿，直到船开远了，很远，接着直到第二天，再也没说一句话。”埃莱娜想象她在照片上见过的外曾祖父，身形高大，用手遮住阳光，目送客轮消失在地平线。
从美国回来，丹尼尔定居巴黎，过了好几年才开始回圣-费雷奥尔。波勒多次开着雪铁龙2CV带他去昂贝尔的医院探望父亲，后来又带他去养老院看望母亲。“妈妈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但她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对他说：‘知道吗，你的奖章，我一直留着呢。’她指的是因为抚养丹尼尔他们获得的义士奖章。”
她们回到二楼，埃莱娜重新合上蓝色房间的护窗板。“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在美国的姨妈，他母亲的妹妹想收养他，她可能想来接他，就请人把一封信翻译成法语，通知我们她要来。父母亲什么也没说，居永奶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那位姨妈原本可以强行收养丹尼尔，当时也有类似的诉讼，她很可能打赢官司。可是后来他们收到第二封信，她放弃了，没有说明原因，丹尼尔可以留在罗什家，等他年满18岁再来。没人再谈论这件事，可是到了18岁，甚至还没到，丹尼尔就动身去纽约了，这位姨妈要是还在世，如今该有90岁了。她的名字叫玛拉，我想。”
经过厨房，波勒打开食品柜取出几瓶罐头，准备带去克莱蒙。“知道吗？从前这个壁橱没有隔板，用来放扫帚，有一天不知丹尼尔干了什么蠢事，爸爸把他关进橱里，他用那支总装在口袋里的铅笔在墙上写字。现在还能看到大写的‘他妈的’三个字和一幅图，画的是一只张着嘴的狗，圈圈里写着：‘当心我咬你！’”她们又坐上汽车。波勒看着开车的埃莱娜：“天哪，你跟苏珊娜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特别像她结婚的时候，那时她才20岁，想起来，真是太年轻了。”
埃莱娜赶早班车回巴黎，旅客们想尽办法挤在车厢里，有人坐在椅子扶手上，有人坐在走廊里，还有人坐在行李箱上，真像一群逃难的人。纪尧姆还在南方，没有他的陪伴，她在考古学院的一个女同学家庆祝了2000年的新年。他们比往年更焦急地等待午夜的到来，高声说话，情绪亢奋，“因为我们不仅要过新年，还要迎来新世纪和新千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前夜”。伴随着披头士乐队的一首老歌《露西戴着钻石在天空》，他们吐烟圈玩，吐出“2000”的一串“0”，然后将它们吹散。虽然对千禧年带来的恐惧不屑一顾，表面上嘲笑着千年虫和占星家预言的世界末日，但大家还是有点相信。随着夜晚临近，大家酒喝得更多了，一阵阵大笑中透出担忧。气象学家给飓风取了名字，“洛塔尔”“马丁”，就像给集市上的熊命名，它们很可能溜走。一个美貌的姑娘喝得烂醉，站在长沙发上，披头散发，祈求神灵，预卜文明的终结、世界历史的转折。
埃莱娜倒在沙发上，挨着一个男孩子，他正试图向她解释，从数学的角度看，第三个千年应该从2001年1月1日算起。她也喝多了，跟不上他的推理。她想起了那位美国姨妈，玛拉姨妈或许还在人世，似乎丹尼尔家族的一部分也死而复生。在烟草和酒精带来的晕眩中，摩天大楼矗立在她眼前。2000年春天，她要去纽约。
两名逃亡者
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丹尼尔邀请埃莱娜到餐厅吃饭，正如他之前提议的那样。她以为他会在附近选一家能喝啤酒的便餐馆，不料他约她去巴黎的另一头，位于圣旺的小艇餐厅。他想顺便带她逛逛跳蚤市场，他说值得一去。餐厅老板娘叫他阿彻先生，他向她介绍了埃莱娜：“我的外孙女。”“那么您已经当舅爷爷了？”“是的，我昨天出生的，不过白天有点长。”
他刚刚旅行回来，埃莱娜料想他会跟她讲毛里塔尼亚和沙漠，并从挂在衣钩上的派克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块沙漠玫瑰石，可他没有。反而是她讲述了自己的奥弗涅之行，可怕的暴风雨、冒险出门、驾车穿越障碍物、被连根拔起的大橡树，她添油加醋，他全神贯注，兴趣盎然，眼睛睁得大大的。“丹尼尔舅爷爷，波勒姑奶奶跟我说起你小时候的故事。”“哎哟，天知道她跟你讲了什么，巴黎佬、被宠坏的孩子，我想是这些吧。”他垂下眼睛看着餐盘，把玩餐刀。“她还跟我谈起你的纽约姨妈。”“哦，是的，我的玛拉姨妈。”
玛拉在战争爆发前一刻从但泽离开波兰，同她的丈夫、儿子一起到了美国。后来，许多人历尽千辛万苦重建家庭，她在圣-费雷奥尔找到了丹尼尔的踪迹，甚至开始办收养手续。可是，虽然丹尼尔在战争中无比渴望奔赴美国，但如今一去不返的念头令他害怕。“你明白吗？我意识到自己成了罗什家的孩子，成了奥弗涅人，有了当地口音。”他的手指在餐盘的边沿上移动，就像划过一个遥远的小岛的轮廓。后来玛拉姨妈放弃了，没来接他，只是让他答应18岁的时候来看她，“也许她觉得这样对我更好，对她而言，这个选择很艰难。”
1950年，他信守诺言，横渡大西洋。那年正赶上中学毕业会考，可他4月份便动身了，没有参加考试。埃莱娜问：“为什么不等放暑假？”他耸了耸肩。“我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再说我当时的年纪，年轻人，你知道的，”他笑了，“而且环球旅行者并非理性之人。”
玛拉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总是衣着得体，涂着指甲油，她是美发师，因为拿剪刀，手指上有一块老茧。她和丈夫把丹尼尔当亲生儿子一样接纳，他们想为他展现美国的优越之处，雅各布姨父沉默寡言，但慷慨大方，萨姆表哥带着他到处游览，从布鲁克林到其他地方，他们的街区碰巧叫“小敖德萨”。为了挣点零花钱，他和表哥在美发店给人洗头、扫地，一堆堆各种颜色的头发真古怪。他们希望丹尼尔留下，可他思乡心切，三个月之后，回了法国。
埃莱娜问姨妈是否还活着，他咳嗽了一声：“没有，唉。”他拿起酒杯，看着灯光下的红酒：“说到底，那能算活着吗？雅各布姨父死了，而她，脑子不清醒了，行走不便，浑身不舒服，96岁高龄，你懂的。”不过，他经常跟萨姆见面，萨姆常来巴黎。他喝空了酒杯。
纽约，她想复活节跟纪尧姆一起去，他也没去过美国，他们可以找一家小旅馆，住上一星期。丹尼尔一边说“可以啊，干吗不呢”，一边摇头。“在纽约，我更想见见你那位表兄和姨妈。”他的酒杯放得太快了，杯底一点红酒溅到了桌布上：“萨姆？当然！”他会通知他的，他会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埃莱娜。“他事业有成，是牙医，很讨人喜欢，他的妻子也很好，他有两个女儿，是两任妻子生的。不过我姨妈，你见她做什么呢？看了只会让你心里难受，她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她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出来了，埃莱娜，千万别去。”她点点头，可他越是坚持，她越觉得必须去见见这位玛拉姨妈，以免下次再有机会时已经太迟了。
他们逛了一下午跳蚤市场，丹尼尔对这个小小的世界了如指掌，熟悉每一条小径：“瞧，这是阿里巴巴的山洞，绝对什么东西都能淘到，水晶门把手、踢踏舞鞋，甚至贝多芬的助听器，只要好好找。”在蔷薇街的威耐逊市场，他指着一家小店铺让她看，店里卖玻璃盒装的蝴蝶标本、羽毛、鸟蛋和世界各地的石头。一路上很多商人跟他打招呼，管他叫阿彻先生，甚至丹尼尔。
他们在市场里闲逛，停下来翻翻书、明信片或集邮册，拆开一盒纸牌，端详一幅版画。有时是他发现有趣的东西，有时是她，他们从望远镜的另一头看到缩小的自己，转动微型旋转木马的手柄，试戴一顶折叠式高顶大礼帽、一顶英式头盔，总之，这一天她过得很充实。他执意要送她一个角质手柄的放大镜，说是有助于她的考古工作。
在这里，丹尼尔不再像夏洛那样步履匆匆，不再像他在蒙帕纳斯街区时那样，看上去一直在演戏，笑得太大声，说话太响，走路太快。他似乎让电影放慢了速度，找到了正确的节奏。在这些拥挤的小巷里，他回归了自己的年龄，只需要做一个在一堆旧物件之中的老人。
他坚持要把埃莱娜介绍给好朋友埃利·弗里希。他的摊位在一条小路的尽头，仿佛一家小小的摄影历史博物馆，橱窗里摆满照相机、闪光灯、三脚架和光电管。埃利坐在店里看报纸，等着他们：“你好啊，丹尼。”“你好，老伙计。”这是个矮矮胖胖、开朗的男人，他紧紧地搂住丹尼尔，又用温柔的眼神打量他。然后，他转向埃莱娜：“丹尼早就跟我说起过你，我是埃利·弗里希，丹尼的第一个朋友，绝对是，告诉你吧，他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他了。”他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店铺似乎成了客厅，几米之外逛跳蚤市场的人群似乎不见了。埃利有暖壶装的咖啡，还有妻子做的罂粟蛋糕。“吃啊，埃莱娜，吃啊。”
两个朋友有独特的交谈方式，轮流或者同时说话，一个人的声音不会把另一个的盖住，就像戏剧舞台上的对话。埃利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相识的情景，丹尼尔接着说，自己出生的时候，父亲在美丽城的弗里希照相馆工作，后来才到敖德萨街另立门户。埃利很喜欢伊萨克·阿彻的玩笑——“你洗澡了吗？没有。怎么了？缺了一个澡盆。”他比丹尼大五岁，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出生才两星期的丹尼：“那时你可真mies。”“谢谢，老兄。知道吗？埃莱娜，‘mies’在意第绪语里是难看的意思。”他们笑起来，相互拍拍肩膀，然后丹尼尔靠在椅背上。
埃利从身后抓起《星期天日报》：“看到了吗，这个死里逃生的古巴小孩，他们在海上找到了他，绑着一个救生圈。他叫埃利安，跟我差不多。”“他应该叫摩西，都是从水里被救起来的。摩西是我的第二个名字，”丹尼尔说，“是埃利救了我的命。”“不，”埃利回答，“我们是一起逃出来的，就是那次大逃亡，不过埃莱娜，你肯定知道那个故事。”
他们讲述了如何从UGIF的儿童之家逃出来，“你知道的，就是拉马克街的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那是1942年7月底，埃利15岁，丹尼尔10岁，跟一群同家人分离的犹太孩子一起待在那儿，他们在儿童之家烦闷无聊，伙食很差，埃利尤其不喜欢被关起来，接受搜查。“他说得没错，”丹尼尔接过话茬，“儿童之家就是陷阱，留在那儿的人都遭到围捕。”两个男孩趁一次外出的机会逃跑了，躲在院子深处的坡屋里，直到人们不再寻找他们。在藏身之处，他们用埃利的小刀拆掉了缝在衣服上的黄星，他们的母亲竟然把针脚缝得那样密。当然，他们不得不把物品全部留在儿童之家，仅留身上穿的衣服和口袋里装的一两件宝贝。
埃利把丹尼尔一直护送到卢森堡公园，接下来的路他认得。“知道吗？埃莱娜，我的埃利哥哥可勇敢了，真正的mensch，他丢下我一个人跑的话会方便得多，而且我当时很害怕。”“没错，”埃利说，“的确如此，你怕得要死，不过你比我机灵多了，他们没逮住你。”“哪里是我机灵，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在瓦万街遇到刚好从4号出来的科莱特·佩尔勒瓦德，她年轻漂亮，我自惭形秽，在儿童之家，我因为长虱子被剃了光头。我想走到街对面去，可她飞快地抓住了我，让我和她一起进了楼房。我在佩尔勒瓦德家里躲藏了一阵子，直到他们找到人把我送往安全的地方，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看了三个星期的书，他们借给我几本《巴亚尔》、几本《沿途记号》，埃利，你也看过，还记得吗？童子营里的埃里克王子，他的镀金手镯上的神秘数字，还有那片叫比肯瓦尔德的营地。”“当然，当然记得。”
丹尼尔把埃莱娜一直送到地铁站才离开。坐到了红堡站，她想起来，古董放大镜遗忘在了埃利店里。她又坐了相反方向的地铁，找到了威耐逊市场，却在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迷了路，终于找到摊位时天快黑了，大部分店铺的卷帘门已经拉下。埃利的店铺拉了一半门，里面透出灯光。她弯下腰，看到他坐在桌边，头顶挂着一盏很亮的灯，面前放着一个拆了一半的东西。她在卷帘门上轻轻敲了两下，他跳起来，“啊，你又回来了。”他们找遍了店里也没找到放大镜。
埃利给她看他正在修理的东西，是一台莱茨照相放大机，精密的光学仪器。“它很美，不是吗？”他抚摸着黑色的球形金属部件。埃莱娜从手包里取出钱夹，他微笑着说：“我说这些可不是要你买。”她从钱夹里抽出一张小纸条，是她从房间的那幅画后面找到的，她还没给别人看过，她不敢。“您懂希伯来语吗？”“当然，给我瞧瞧。”他展开纸条，笑了起来：“这不是希伯来语，而是意第绪语，Di gantse velt iz eyn shtot，‘整个世界是一座城’，这是一句谚语，世界是一座小村庄，世界很小。从哪儿弄来的？这字条。”
埃莱娜把东西放回钱夹：“您刚才说这是莱茨牌的。”“是的，我父亲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伊萨克·阿彻也有。丹尼很喜欢看他父亲冲洗照片，他们的冲洗室就在公寓下面，照相馆后面，可以从一扇活板门进入。红色的灯光、显影液里映出的脸庞，都令他着迷。我呢，讨厌这个，父亲就让我把洗出来的照片晾在绳子上，水流进我的袖子，”他用手撸了一下左臂，卷起的衣袖看着像一个肿块，“可是现在，生活在这一堆东西中间的人是我，真有意思，而丹尼什么都没了，连一台小相机都没有。”她说：“真遗憾，是因为他经常旅行吧？”“不，我想是因为那次围捕，那天他在冲洗室，你知道的。不，你不知道。那天早晨，1942年7月16日，一个女邻居给他们通风报信，伊萨克赶在警察到来之前匆匆下了冲洗室。他们以为警察只会带走男人，放过女人和孩子，所以丹尼没打算躲起来，不过也许他太喜欢冲洗室了，就跟着下去了，他母亲赶紧关上了活板门。
“他们坐在冲洗室里，黑暗中，丹尼的父亲把他抱在怀里，像是为了防止他逃跑，他们听见敲门声、脚步声、男人的嗓音，声音不够大，听不清说了什么，接着突然听见姐姐的声音，她高声嚷着，几乎在喊叫：‘你们要是把我母亲带走，那么我也去！’父亲放开儿子，站了起来，可是接着，‘不行’，他又坐下，重新抱起儿子，丹尼的后背感觉到他的心跳，他把他抱得越来越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平生第一次弄疼了他。”埃利一边说着，一边在灯下俯身收拾起放大机的零件，红棕色和白色交错的头发仿佛在熠熠闪光。
“他们就这样待了很久，很久。最终，父亲放开了他，丹尼开始哭泣：‘你为什么弄疼我？’伊萨克推开活板门，费了很大劲，她们为了掩盖，把一些箱子拖过来抵住了门，他们爬上来，回到了公寓。‘爸爸，为什么，你为什么弄疼我？’父亲像一尊雕塑，定定站着，他说：‘听，就是这个字，听。’丹尼沉默了，突然，他也听见了。死寂。空无一人。他姐姐17岁，法国籍。那天，他们本不该抓法国犹太人。原则上如此。她在证件上的名字是安妮特·阿彻，我们叫她阿娜。
“当天，伊萨克把丹尼送到了UGIF的儿童之家，接着他想去警察局跟他们说弄错了，他答应丹尼第二天回来接他，丹尼问：‘可是爸爸，既然你明天会回来，为什么还要为我祝福？’我们就是在拉马克街的儿童之家相遇的。孩子们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事，亲眼所见的、道听途说的。丹尼是最饶舌的孩子之一。冲洗室的故事是他多年以后才告诉我的，而他对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说，他在门口拉了一根绳子，绊倒了警察，又剖开一个枕头，用羽毛弄得他们眼花缭乱，还在走廊里打翻一堆纸箱，挡住他们的去路，多亏了他，全家从窗户跳了出去，从起点小巷逃脱，他们已经坐船去了美国，而他很快也要去跟家人团聚。”埃利终于把放大机组装好了，又用一块软布擦拭。
“总之，我们逃出儿童之家以后，丹尼比我藏得好，没再被他们抓回去。而我，反抗过，还铤而走险。所幸我终归还有一丝幸运，那就是装作比实际年龄大，这一点救了我。在比克瑙集中营，我绝不是近距离看到过死亡，我就在死亡里面，你瞧，”他卷起左袖，露出小臂上的编号刺青，“我在死亡的内部。”
他把放大机放回玻璃柜，用钥匙锁起来。在玻璃柜顶上，埃莱娜找到了那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角质手柄的古董放大镜。
萨姆大叔家的晚餐
旅途中的大半航程，纪尧姆都在睡觉，被飞机的震动摇晃着，脑袋时而歪向舷窗，时而侧向埃莱娜。开始降落的时候，她叫醒了他，旭日几乎跃出地平线，照耀着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这座矗立着的城市，崭新，几乎没有历史，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是一幅奇怪的景象。头两天，他们在纽约街头暴走，开心地看人行道地面上的涂鸦，它们很像这座城市的地图。他们认出了电影里的画面。在中央公园，一名女子牵着10条狗散步；在华尔街，一位商人用手铐把自己跟公文箱铐在一起。他们在一个盲人那里买了支铅笔，盲人脖子上套着块牌子，用英文写着“请买一支铅笔”，照纪尧姆看来，真像《索韦托之约》里阿什利-米尔遇见的乞丐哲学家。
第二天晚上，她给萨姆·塞利格曼打电话，他邀他们第二天傍晚去他的诊所。宽敞的候诊室铺着大理石，摆着皮扶手椅。萨姆出来了，穿着蓝色工作服，微笑着露出完美的牙齿，他表示了歉意，有病人刚刚过来看急诊，他还不能接待他们。他一点也不像表弟丹尼尔，他个子更高，而且更健壮，头发明显染过，在前额处能看到整齐的切口。他请他们两天后到家里用晚餐，秘书会给他们地址。埃莱娜有些失落，她满心期待的是更热情的接待，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她看到在那张“您的下次预约是：”英文卡片上，秘书写了地址和日期，看到“4月20日星期四晚上7点”几个字，她感觉像要去牙医诊所赴约。
她不知道萨姆·塞利格曼邀请他们参加的是一顿特殊的晚餐，他用了“Passover”这个词，可她不知道这个英文单词代表犹太人的逾越节。在场的有萨姆和他的妻子利比——妻子比他年轻很多，还有他们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以及萨姆的前妻生的女儿。他们都身着节日盛装，萨姆系着领带，穿着西服，脱掉蓝色罩衫的他褪去了穿职业装时的呆板。纪尧姆赶紧用英语问他：“我能叫您山姆大叔吗？”他听了大笑，他们一起朝饭厅走去。
她加入他们的时候，纪尧姆戴上了犹太人的白缎无边圆帽，利比让她女儿去通知博布，人到齐了，埃莱娜以为她说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几分钟后，姑娘回来了，她把门开得大大的，一名看护用轮椅推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进来了，老太太烫着精致的发卷，穿着靛蓝的套装，鲜红的嘴唇和脂粉过厚的脸让她看上去像一张着了色的老照片。埃莱娜稍后才明白过来，这位就是玛拉姨妈。她想象她的衣服应该是暗淡哀伤的颜色，仿佛来自一个终结的时代，而实际上，只有她的眼睛跟她想象的差不多，蓝色的眸子比丹尼尔的更浅，如同褪色了一般。
玛拉久久地轮番打量纪尧姆和埃莱娜，虽然萨姆已经介绍过他们俩。“这是我母亲，我们管她叫‘博布’，是意第绪语‘祖母’的意思，这是茱莉娅，菲律宾来的，照顾我母亲。”茱莉娅把塞利格曼夫人的轮椅推到餐桌边，自己在她右手边坐下，老妇人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埃莱娜。丹尼尔说过，千万别去，她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可她心里似乎全明白。
萨姆坐在餐桌的另一头，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圣经》、一把银壶和一只盛着奇怪食物的圆盘，正以族长的身份郑重举行仪式。萨姆的小女儿手持银壶，将水倾倒在父亲手上，埃莱娜看着她，感觉这里和她家相隔不止一片大洋。以前她总是把希伯来人的仪式同一个长埋地下或已然消失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如今有一位戴牙套的美国少女镇定自若地再现了祖先的动作。
作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这位年轻姑娘负责在仪式中提问“为什么今晚不同于别的夜晚”，作为回答，父亲用英语念诵千年流散、埃及十灾和渡过红海的故事。渐渐地，不自在的感觉无影无踪，埃莱娜不再觉得自己闯入了没有她一席之地的家庭节日。萨姆历数了上帝的恩德，每说一项，同席用餐的人便一起有节奏地高唱“Dayenou”。一开始，埃莱娜低声唱和，担心自己显得滑稽可笑，但渐渐地，她的声音浑厚起来，同其他人的声音交融在一起，茱莉娅唱得更响了，似乎要借一半声音给塞利格曼夫人。老妇人和着节拍摇头晃脑，凝视她的儿子，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
他们分食了草根、苦菜、象征眼泪的盐水和其他菜肴，这些菜都使他们想起希伯来祖先为奴的痛苦和逃出埃及的苦难史。祷告结束，所有人齐声回答“阿门”，埃莱娜重新发现了家庭礼拜仪式。
萨姆举起酒杯，忽然变换了语调，看到众人的脑袋都转向他，埃莱娜猜想他中断了永恒不变的仪式。他说起表弟丹尼尔：“他从1950年之后就没有回过纽约，我多么希望今晚他能跟我们在一起。”埃莱娜想象丹尼尔舅爷爷坐在他们中间，比如在利比的右边，头发乱蓬蓬，领子歪斜着。这时，她看出表兄弟之间的相似之处了。萨姆不笑的时候，他的嘴唇跟丹尼尔的一模一样，薄薄的上嘴唇几乎成一条线，下嘴唇厚一些，显得更孩子气。她看着玛拉，但没有看清她涂了唇膏的嘴是不是一样，茱莉娅一勺一勺地喂她喝汤，又用餐巾帮她擦拭嘴唇，唇膏渐渐抹去。茱莉娅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老妇人睁开眼睛，接着很缓慢地摇了摇头。萨姆继续说：“丹和我，我们本可以像亲兄弟一般一同长大，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我们都会很幸福，可惜事与愿违。”除了埃莱娜，没人注意到老妇人抓紧了茱莉娅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她就这样一动不动，闭着眼，待了很久。
他们告辞的时候，茱莉娅把埃莱娜拉到一边：“明天下午两点请到412房间，同一楼层，请一个人来。”她心想，到底是茱莉娅自作主张邀请她，还是玛拉用某种隐藏的信号让她这么做？
玛拉的神秘明信片
玛拉·塞利格曼坐在客厅靠窗的位置，头发梳得不如前一天精致，疲惫的面庞显得更加脆弱。听到埃莱娜进来，她微微直起身子，面无表情地打量了她好一会儿，首先端详她的脸庞，然后是整个人，从头到脚。她把头扭向窗外看了一会儿，接着又转过来看着她，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自己认出了她，或许还请她坐下。
茱莉娅向她指了指老妇人对面的长沙发，端来三杯很淡的美式咖啡，埃莱娜很喜欢喝。玛拉交叉着双手，她的手干枯、苍白，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其中一根手指上能看到丹尼尔所说的老茧。一叠相册堆放在她身边，茱莉娅解释说，她们花了很长时间一起重新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些其他人从未注意过的细节，例如远处的火车、一件衣服的条纹布料、屋顶的一根烟囱。埃莱娜很惊讶茱莉娅当着老妇人的面说这些，可是玛拉微微颔首，表示同意。她指了指那堆相册的底部，茱莉娅抽出一本比其他几本更旧的相册，在埃莱娜身边坐下。“这些是老照片，”她讲起他们的故事如数家珍，“这座小城叫卡缅斯克，您看，那张，那是塞利格曼夫人父亲的房子，他是钟表匠。这张，这是她跟她姐姐，两姐妹出生在同一年，丽芙卡是1月生的，玛拉是12月，别人还以为是双胞胎，有时她们的父母也会搞错，姐妹俩觉得好玩，故意被人认错。母亲总是让人给她们做一样的连衣裙，照片上看不出来，这两条是粉色的，布料是在马尼拉的市场上买的，哦，对不起，应该是拉多姆斯科的市场。”茱莉娅笑起来：“我把自己的回忆混在一起了。其他人只注意到她们的相似之处，而她们自己感兴趣的是彼此的不同之处，丽芙卡个头稍高一些，也胖一些，而玛拉的左眼下面长了一颗痣。这张是丽芙卡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小阿娜，就在他们去法国的前夕拍的。这是塞利格曼夫人的父母亲，这是她收到的最后一张他们的照片，为了让远方的孩子们宽心，她的钟表匠父亲总是戴着手表拍照，母亲站得笔挺，面带微笑。这张是小萨姆在中央公园，他指着一架飞机。他多可爱啊，是不是？”玛拉老太太坐在扶手椅里，点头赞同。
茱莉娅继续翻相册，丽芙卡的丈夫是摄影师，她从巴黎寄来许多照片。可以看到丹尼尔几乎每次都坐在别人膝头，被抱在怀里，他是一个俊俏的孩子，额头上的发绺时而高高梳起，时而乱蓬蓬，或许这就是波勒姑奶奶所说的被惯坏了的孩子。最后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家四口，照片的边缘上写着“1942年6月2日，丹尼尔10岁生日”，他拿着一本很小的书，手遮住了差不多整个封面。茱莉娅压低嗓门：“父亲、母亲和女儿，都被德国人杀害了。”她飞快地翻过这一页，老妇人再次眺望窗外。
她们吃了一些很脆的饼，既没有放面粉，也没有放酵母，茱莉娅解释说是为了过犹太人的逾越节。玛拉把手伸向碗橱，茱莉娅从一叠盘子后面取出一个红白色的罐头盒子，上面写着“三花牌奶粉”，她打开盒子，可是玛拉的双手变形了，伸不进去。茱莉娅从里面取出一块发黑的银质怀表，这是玛拉结婚的时候，父亲送给她的礼物，指针永远停在了中午或晚上12点10分。他给每个孩子送过同一款怀表，天知道其他几块去哪儿了。茱莉娅从盒子里抽出一张剪报，是半张1962年7月16日的《新泽西先驱报》，报上登着一群孩子的照片，他们正在参加吹肥皂泡大赛，巨大的泡泡飘在头顶。有人用蓝笔把远景中的一个女人圈了起来，她独自待在阳台上，倾斜着身子，看不清她的眉眼，玛拉指了指她，嘴里发出含糊的颤音。“是丽芙卡吗？”茱莉娅问。她点了点头。“可是……1962年的时候，丽芙卡已经去世很久了。”玛拉耸了耸肩，似乎在说“谁知道呢”。的确，阳台上的女人很像丽芙卡，像丽芙卡年轻的时候。茱莉娅用细长的双手抓住老妇人的一只手，久久地握着，玛拉看上去精疲力竭，她闭上眼睛，似乎睡着了。
茱莉娅迅速把手伸进盒子里摸索，并从内壁上取下了什么。这是一封写给“丹尼尔·阿彻先生”的航空信，已经在盒子里放了很多年。有一天，茱莉娅建议把信寄出去，那时玛拉还会说话，威胁要把她赶出去。信没有封口，里面还有一个发黄的信封，装着一张明信片，茱莉娅把它递给埃莱娜。明信片正面贴着一张印有贝当元帅肖像的邮票，盖着信件审查办公室的印戳，靠近邮票和印戳的地方写了两个地址，左边是“德朗西集中营R.阿彻夫人”，右边是“巴黎14区敖德萨街16号勒吉尤夫人”。背面用坚定的大写字母写了几行字，字体倾斜。“我猜想他们被迫用法语写信，”茱莉娅说，“不过，我差不多全读懂了。”
亲爱的夫人：
母亲和我在德朗西，我们马上要动身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我们知道，父亲也被捕了，但他没有跟我们关在一起。我母亲恳求您将这张明信片转寄给她的妹妹：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康尼岛大街3139号塞利格曼夫人。亲爱的夫人，我们衷心感谢您的帮助。一有机会，我们还会给您写信。
安妮特·阿彻
1942年7月27日
底下用另一种笔迹写了几行字，断裂，涂抹，仿佛一个字一个字费劲地说出来——
玛拉，我的妹妹，请照顾丹尼尔，把他当成你的儿子。我把他交到你手里。
别忘了我们。
你的丽芙卡
发黄的信封上，在女邻居抄写的纽约地址上方，盖着邮戳——“1945年9月9日”。勒吉尤夫人本来可以一解放就把明信片寄出去，但她又在抽屉里放了一年。那次围捕之前，到底是谁通知了阿彻一家，是女邻居，还是接手店铺和公寓的地毯商的妻子？或许两者都有。
突然，碗碟碎裂的声音吓了她们一跳，茱莉娅赶紧跑去扶住玛拉的胳膊，以免她再把茶杯撞在桌子上。老妇人力气大得惊人，茱莉娅好不容易才抓住她的手，一边还要躲开她另一只手的拍打。“拜托，请别这样，放下杯子，我来收拾一切，”茱莉娅努力付之一笑，“她有时候会这样，甚至故意弄伤自己。”老妇人松开手，茶杯碎掉的手柄落了下来，她喘着气，满脸愤怒地看着茱莉娅把明信片和信封放回盒子，把东西全部收回碗橱。有点流血的拳头攥着钥匙，玛拉终于瘫软在扶手椅上，毫无生气，眼睛盯着关掉的电视机屏幕。在发红的眼皮之间，她蓝色的眸子显得更淡了。埃莱娜走近向她告辞，她连头也没转一下，埃莱娜凑得那么近，看到了她左眼下方的美人痣，如同一滴泪珠。
赤道无风带
萨姆送埃莱娜和纪尧姆去机场，这是一个星期天，时间还早，埃莱娜坐在路虎揽胜的后座，从反光镜里能看到萨姆的眼睛。他又说起丹尼尔：“战争年代，我们就像两半afikomen，也就是逾越节的无酵饼，有人把其中半块藏起来，等待之后重新合在一起。”1950年，他们俩第一次见面就像重逢，丹是他想要的兄弟，萨姆向他吐露心声，每天晚上，他们跟朋友们一起出去。萨姆给他介绍女孩子，“小敖德萨”的漂亮女孩，“不过丹很腼腆，也可能他在法国有女朋友，他的恋人，尽管他从未提起。
“至于喝酒，他却毫不迟疑，每次都酩酊大醉，一旦喝醉，就会说稀奇古怪的话，做稀奇古怪的事，奇怪又滑稽。有一回，他在马路中央声嘶力竭地唱歌；另一回，酒吧侍者不肯为他上酒，因为他尚未成年，他就对人家破口大骂；还有一回，他想跳进海湾里，大喊大叫要让警察来抓他，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拦住他。我记得一天晚上，那是6月2日，他的生日，我们不得不把他扛回家，那晚我才明白，他思乡情切，想尽办法要回法国。他说：‘放开我，让我走，我一定要回去，她怀孕了，我是孩子的父亲，我18岁了，我现在可以娶她。’我让他安静，把他弄到床上，可他继续说：‘他们把我送到纽约，我必须回去。’他像个孩子一样哭泣，我怕吵醒我父母，竭力安慰他：‘别说傻话了，丹，你来纽约是早就计划好的，你心里清楚，你答应过我母亲的。’接着，第二天，他跟平常一样忘得一干二净，真好笑。”萨姆的眼睛在反光镜里寻找埃莱娜，也许想看看她是不是也笑了，他的目光定住了。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他指着身后的城市剪影对他们说：“看，纽约天际线，这就是美国，等你们再来的时候，会建起新的摩天大楼，比现在的还要高，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飞机上，埃莱娜想睡一觉，可是萨姆的话一直在脑海中萦绕。当然，可以把这些看成少年度假的插曲、醉酒的夜晚、不切实际的胡话和返回法国的借口，但也许并非如此。假如丹尼尔的胡话并非胡话，假如醉酒只是让他一吐心中块垒，假如当上父亲的事并非子虚乌有——那位怀了他孩子的姑娘可能在克莱蒙，丹尼尔当时在中学寄宿，他应该可以隔三岔五溜出去，她也可能是圣-费雷奥尔的女孩。
他答应过姨妈，18岁的时候来她家。然而，他没等过生日，4月就动身了，错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也许正是因为孩子的事。不是逃跑，而是被迫，他被赶出了圣-费雷奥尔，赶出了罗什家。如果说约瑟夫外曾祖父送他上船，看着船离岸，渐渐消失在天际，那可能是为了确保丹尼尔不会溜下船。他不得不漂泊，消失，让人遗忘，抛弃他的孩子。而他自己，当时几乎仍是个孩子。他原本至少可以待到6月，参加姐姐跟莫里斯的婚礼。埃莱娜记得苏珊娜当时已有四个月身孕，怀着阿兰，她的父亲。
飞机猛然掉转方向，朝深蓝色的大海驶去，头晕目眩的乘客发出尖叫，纪尧姆在梦中惊跳起来。埃莱娜没有反应。
她想起在阿卡雄海滩上拍的那张照片，她从祖母家带回来的。照片上，莫里斯以同样的姿势紧紧搂着两个儿子，阿兰和蒂埃里。父亲和长子之间的爱，从搁在孩子肩头的胳膊上流露出来。这份爱是显而易见的，可感可触的，双向流动的。
苏珊娜也在照片里，坐在他们身旁。她没有面对摄影师，而是朝向丈夫和两个男孩，她注视着他们，温情脉脉，但也有一丝忧虑，似乎父亲怀抱中的平衡很脆弱，稍有不慎就会让天平晃动。不过，也许这只是埃莱娜的解读，母亲充满爱意的眼神总是透出一丝担忧，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此外，祖父对丹尼尔怀有敌意，只要丹尼尔在场，他总会心情不佳，这事大家司空见惯，甚至不再留意。也许并非出于憎恨，但两人就是无法同处一室，小舅子身上的一切都会激怒他，无论闹剧、玩笑，还是像他所说的疯疯癫癫的样子。但这些也同样说明不了什么。
埃莱娜努力回忆细节，言语、动作，以及有人对她说过的父亲童年的回忆。苏珊娜笑着说，他出生那天，某年11月3日，莫里斯带着一束菊花去了医院，可怜的家伙对花语一窍不通。他对阿兰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蠢话。阿兰成了一个任性的孩子，大家把他跟乖巧听话的弟弟相比，弟弟八岁时个头就已经超过他了。大家常说，蒂埃里跟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腰身和宽宽的肩膀都像父亲，而阿兰长着一双杏仁眼，像极了母亲，然而，这可不是男孩子想听的话。埃莱娜心想，不管怎样，像与不像都说明不了什么，父亲是你夜里害怕时起床安慰你的人，是找回那片丢失的拼图的人，是冲澡时递上肥皂的人，是在你身边的那个人。阿兰的父亲，是莫里斯。
丹尼尔却一向偏爱阿兰，对阿兰比对蒂埃里宽容太多。埃莱娜想起他送给她父母的所有礼物，至今他仍会送他们各种礼物，用来装饰房子、鼓励她的学业，还有她弟弟的学业。
然而，莫里斯才是她的祖父。祖父母和父母从小教她说真话，怎么可能欺骗她那么多年？她宁愿不知情，也永远不会向苏珊娜提这个难以想象的问题——“莫里斯真的是你儿子的亲生父亲吗？”也不会问丹尼尔，更不会问她的父亲。等他们中的一个在弥留之际，用颤抖的声音亲口承认，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这太可笑了。
她的祖父的确是莫里斯·尚邦。她祖上姓尚邦和罗什，奥弗涅人，有名有姓，生卒年月和地点一清二楚，有房子，也有坟墓。她不会将他们替换成她毫不了解的人，漂泊无根之人，流散于世界不知何处的幽灵之家，穿过雾障、越过河川所见的游荡的部族。她与他们毫不相干。否则，一切将毫无意义。谁是她父亲的祖父母？而她又来自何方？不，她的名字叫埃莱娜·尚邦，不叫埃莱娜·阿彻。
飞机升上云层，海面消失了。或许，长大成人就是如此，冒出云层，离开被祝福的童年的微光，步入我们并未要求了解的炫目的光明。从不恐高的她第一次感受到身下三万英尺的虚空。
第三部 2000年4月—7月
角质手柄放大镜
埃莱娜从纽约回来的时候，丹尼尔不在家，他又外出旅行了。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跟她说一声就走了，连一张字条都没留，而12月的时候，他离开时会告诉她将要去毛里塔尼亚。这几天门房太太没见到他，平常他出门，总会拎着箱子同她告别，请她帮忙保管信件，可这次不一样。“佩尔勒瓦德夫妇可能知道。”埃莱娜说。阿尔梅达太太想不出他为什么不告诉她，反而要通知他们。但埃莱娜知道，不用为他担心，丹尼尔是个成年人，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行踪。况且，跟9月初到巴黎时一样，只不过出于不同原因，她喜欢他不在家，甚至害怕再次见到他。
幸而，她得交一份紧急作业给学校，于是埋头写起了文章。论文选题是关于她自幼熟悉的热尔米尼-代-普雷教堂的镶嵌画。父亲曾带她去看过，他喜欢这座罗马式小教堂，白色的、圆圆的，像一座南方的教堂被阴错阳差地搬到了卢瓦河畔的小村庄里。父女俩度过了许多独处的时光，细细端详半圆顶上的镶嵌画，他弯下腰，和她一般高，指给她看一些细节。幼小的她已然爱上了那两尊雌雄同体的大天使，他们宽广的羽翼温柔地拂过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