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出在热尔米尼拍的照片，贴在房间的墙上、书桌前和床周围。她生活在镶嵌画里，住在其中，熟知每一个细节，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空空的约柜、飞翔在中央的小天使、救世主伤痕累累的手从一条黯淡的彩虹里伸出。对称的大天使像一对兄弟，但是假如凑近了看，便会发现左边天使的光环里有四个点组成一个十字，这是基督教大天使，另一位顶着普通光环的是犹太教大天使，她想起了丹尼尔。装圣谕板的约柜让她想起摩西，想起埃利·弗里希和他的逃亡故事，也再次想起丹尼尔。几乎每天晚上，她都梦见镶嵌画，梦见自己捡起落在半圆形后殿地面上的小块大理石，像拼图一样将它们重新拼起来，或在约柜里发现希瓦罗族印第安人做的一颗干制首级，正张开嘴用希伯来语祈祷。
她利用仅有的休息时间读《黑色印记》系列小说，可是在每一本书中，仍能发现丹尼尔的故事，如《马达加斯加的钻石》中躲在矿井里的孩子，《拉合尔血迹斑斑的地毯》中的小奴隶——大屠杀唯一的幸存者，《露西姨妈的小屋》中在两个家庭之间心痛欲裂的海地孤女，《泰加森林的三只老虎》中为了忘却死去的妻儿而流浪的蒙古老人。
这些小说，她越读越有滋味。她不被曲折的情节和流畅的文笔欺骗，而是沉浸于探寻故事背后真正的历史。可是每当她同纪尧姆谈起这套书，总是无法赞同他幼稚的狂热崇拜。她毫不客气地指出：“总是善良慷慨的白人最终取得胜利，拯救了世界各地不幸的人。”纪尧姆大声反驳，喉结突出：“不对，桑德斯笔下的受害者从来不是被动、毫无还手之力的，恰恰相反，他们采取主动，赶去救皮特的常常是他们。你看那些女人，尤其年轻姑娘，她们有战斗力、有胆识，比如《特兰西瓦尼亚之路》中年轻的萝姆，《曼谷的灵魂贩子》中的小女仆，《婆罗洲的黑色眼镜蛇》中揭露盗猎者无耻行径的少女……”他还在举其他例子，寻章摘句，像专家一样侃侃而谈。埃莱娜举不出例子，只想到《穆鲁罗亚环礁的武士》：“队伍里的三名女性只扮演辅助角色。”他们提高嗓门，终于吵了起来，似乎他们手里拿的不是相同的书。
从美国回来三个星期之后，埃莱娜收到一张明信片，是敖德萨的风景照，一座破败的白房子的院子和拱形门廊，图片下有一行译成英语的说明文字：“摩尔达万卡，老犹太街区”，背面写着“明年敖德萨街见！拥抱你。丹尼尔”。这么说，他还在乌克兰，在黑海边，在与他童年生活过的街道同名的城市。这张明信片让她稍稍放宽了心，可心里仍埋怨丹尼尔不辞而别，这把年纪了还像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但无论如何，邮票美极了，上面有一艘大帆船，她把明信片放在架子上，又拿给纪尧姆看，他也爱好集邮。
他用放大镜对着丹尼尔寄给埃莱娜的明信片看了许久。他最感兴趣的是邮戳，ОДECCA，УKPA HA，有几个字母印得不清楚，油墨也不相同。他发出胜利的欢呼：“邮戳是伪造的！”埃莱娜拿起放大镜：“或许乌克兰的邮局职员手工盖戳。”纪尧姆微微一笑：“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桑德斯干的。”她不明白干吗费这么大劲造假，难道就为了一张邮票钱？“不，是他亲手把明信片投进你信箱的，也许他根本没去乌克兰，而是去了别处，或者干脆待在巴黎，塞纳河畔有卖世界各地的新明信片和各种各样的邮票。”埃莱娜立即想到了威耐逊跳蚤市场。她觉得自己干坏事被抓了现行，仿佛她欺骗了纪尧姆，环球旅行作家桑德斯并非她的舅爷爷。然而，她没有胡编乱造，丹尼尔的确有一半时间游走在世界各地，她有证据，就是他带回来送给她的所有这些礼物，那些小拇指大的石子。
纪尧姆却觉得这花招妙极了，他用拳头捶着手掌，在房间里跳起舞来，可笑的样子像极了《神秘的流星》里向丁丁宣布世界末日到来的那群疯疯癫癫的学究。真是个孩子。在他看来，这个假邮戳正是寻宝游戏中的线索，让他想起埃莱娜还没有读过的《直布罗陀的呼唤》，故事发生在丹吉尔，皮特在那里遇到了给移民做假证件的伊斯梅尔·塞夫。纪尧姆很喜欢开头第一句话：“请叫我伊斯梅尔。”他翻了翻书，重新找到了这一段——
伊斯梅尔伪造的文件完美无瑕，不过有时为了取乐，他也会悄悄留下一些线索：例如在官方邮票上，在哈桑二世的土耳其帽子上添一支羽毛。他还会在明信片上伪造邮戳，寄给朋友们。随后，他们问他：“旅行愉快吗？”可是伊斯梅尔根本没有离开过古老的港口。
埃莱娜从纪尧姆手里抢过书，她什么也不想听下去了，她想打他，赶他出去，尤其想大哭一场。纪尧姆忙不迭地解释，这样的欺骗丝毫不会减少他对桑德斯的仰慕，相反，如果他的旅行都是杜撰出来的，那更是妙不可言，说到底，丹尼尔·笛福从未离开伦敦，然而全世界仍然相信他创作的鲁滨孙的故事。可是埃莱娜不听他解释。那天晚上，在低矮的房间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意义截然相反的发现预示着两人恋情的终结。
埃莱娜去接约拿放学，带他到卢森堡公园散步，他口袋里揣着她从纽约带回来的黄色小出租车玩具。苹果树正开花，约拿抓住一片飞舞的花瓣，摊开手给她看，皱巴巴的，她嘴上说着“太棒了”，可是心不在焉。她想起那张明信片，思忖丹尼尔到底真的在黑海边，还是在纽约的小敖德萨，或者别处。一切皆有可能。她在脑海中将他放在一张彩色的地球平面图上。那么从前，他真的旅行过还是骗了他们，对她和所有其他人说了谎？几个月以来，几年以来，甚至一直以来，他或许都在说谎。这些问题重新勾起了她在从纽约回来的飞机上产生的怀疑，关于丹尼尔和苏珊娜，关于父亲阿兰的出生。假如丹尼尔说了谎，假如邮戳不可信，那么一切都不可信。约拿走过来，把小出租车开上她的腿和胳膊：“埃莱娜，你在想什么呢？看我的小汽车，看我啊，你在想什么？”
这天夜里，纪尧姆没有留下过夜。埃莱娜从抽屉里拿出丹尼尔从火地岛和毛里塔尼亚寄给她的两张明信片。她只想检查一下邮戳，确认舅爷爷不是骗子。她用放大镜观察，看到紫色图章NOUAKCHOTT MAURITANIE有着跟乌克兰邮票同样的问题。接着，她又拿起火地岛的明信片，希望至少这张不会让她失望。可是，即便用肉眼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又怎么会不立即发现，邮戳上的“J”代替了“F”，TIERRA DEL FUEGO变成了TIERRA DEL JUEGO，“火地岛”变成了“游戏岛”。
LEHA M
6月11日，星期天，圣灵降临节，罗什一家在圣-费雷奥尔庆祝苏珊娜70大寿。敞开的谷仓里支起长桌，由埃莱娜这样的年轻人负责上菜，天气十分炎热，波勒在厨房里忙忙碌碌，不知疲倦。“去坐吧，波勒姨妈。”“好，好，马上。”宾客们举着酒杯，陆陆续续在绿色或白色的塑料椅上坐下，苏珊娜端坐在寿星的位置上。做寿的主意是她的两个儿子阿兰和蒂埃里出的，起初她有些迟疑，莫里斯不在了，还过什么生日？但后来她听从了劝说，他一定会很高兴看到她在圣-费雷奥尔庆祝生日，罗什全家围在她身边。
埃莱娜的父母当然在，弟弟安托万扛着崭新的手提式摄像机，蒂埃里叔叔、圣-阿芒-罗什-萨维讷的堂兄弟、圣-费雷奥尔的邻居、朋友，至少30个人，就连波勒姑奶奶的儿子帕斯卡也专程从外地赶来。丹尼尔没有来。他答应要来，却没来。他从敖德萨或者天知道什么地方回来以后，她只瞥见过他一次，他窝在家里工作，可能赶着将新书收尾，交给出版商。深夜，她常看见他关闭的百叶窗后面透出灯光，白天也不开窗。早晨，阿尔梅达太太在院子拖拽垃圾桶，尽量少弄出声响，以免打扰可怜的罗什先生，他干起活儿来como un escravo。
上菜间隙，孩子们离开餐桌去玩滚球，或像杂技演员走钢丝那样走在一棵粗大橡树的树干上，这棵树被12月的暴风雨连根拔起，树根和枝杈已经清理掉了。安托万拍摄宾客、筵席，厨房已经接连做了三天菜，他拍下来来往往端菜的年轻人，以及花园里四处玩耍的孩子。
上甜点之前，阿兰以众人的名义，为苏珊娜送上一个长方形的盒子，苏珊娜慢慢地拆开，做出神秘的样子，尽管她已经猜到里面装了什么——一架精美的相机。接着，生日蛋糕来了，是在昂贝尔一家甜品店定做的，上面有一块用杏仁糖做的小牌子，写着“生日快乐，苏珊娜”，还有两根蜡烛，分别是“7”和“0”。每个人都分到蛋糕以后，蒂埃里用餐刀敲玻璃杯，埃莱娜立刻想到了祖父，他总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安静，同样的嗓音、同样的语调，更庄重些。另外，快50岁的蒂埃里跟父亲越来越像，他谈到父亲，并为他唱起《樱桃时节》，莫里斯生前每逢节日筵席总会为妻子演唱这首歌，老人们合唱起来，年轻人不知道歌词。
这时，一辆出租车在路边停下。丹尼尔还没踏进院子，站在门外就加入了合唱，边走边唱“那段时光在我心里留下创伤”。一看到他下车，蒂埃里就不唱了。
歌声终了，丹尼尔跨进大门，孩子们一拥而上迎接他，安托万稍稍退后一些拍摄。孩子们走开之后，丹尼尔拥抱亲吻了苏珊娜。她很激动：“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巴黎佬，总是迟到，你是跟孩子一样来吃甜点的吧。”他们很快给他搬来一把空椅子，端来一块蛋糕，他擦了擦额头，环顾了一下餐桌。大家又聊了起来。来之前，他努力让自己外表考究一些，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上簇新的短袖衬衫，标牌的塑料绳仍在领子后头挂着。几个小孩子过来拽他胳膊，让他到桌子另一头跟他们坐一起，给他们讲故事。“安静些，现在不行。”
一位堂姐和一个朋友向苏珊娜表示祝贺，又缅怀了莫里斯，大家一起唱歌、干杯，男人们因为天热，仰靠在椅背上，女人们用一次性餐盘扇风。
丹尼尔站起来，他从来没有在家族的节日宴会上发过言，这不是他的风格。他站着，微微颤抖的手端着满满一杯酒：“把这首歌献给罗什家，献给我的父母亲，约瑟夫和安吉勒，献给我的两个姐姐，也献给莫里斯——抵抗运动成员，我的姐夫，我的朋友。”众所周知，莫里斯和丹尼尔向来不睦，埃莱娜和其他人一样诧异，这番敬意仿佛是一场和解，向彼岸的莫里斯伸出手去。又或许是一种报复，要是姐夫还活着，丹尼尔绝不敢这样说话，迄今为止，他宁愿保持距离，跟孩子们待在一起，扮演他平常的角色，似乎为了证明把他当小丑的人是对的，而那群人里，莫里斯一马当先。埃莱娜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平日里沉着镇定的蒂埃里，此时他神色紧张，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苏珊娜也看着他，忧心忡忡，她知道儿子喝多了，并且醉酒之后会脾气暴躁。阿兰坐在母亲右边，时不时把手放在母亲手上，安慰她。
丹尼尔把酒杯又举高了一些，说了句“leha m”，宾客纷纷应答，接着他一口喝干了酒，开始唱：“这首歌献给你，不拘礼节的奥弗涅人。”所有会唱的人都跟他一起接着唱下去，比唱《樱桃时节》的人多。
蒂埃里没有唱，他看着丹尼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他没有权利唱这歌。”埃莱娜离得近，虽然周围有人唱歌，她还是听到了。苏珊娜也听见了，但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继续跟着其他人唱：“但愿他引领你穿越天穹，到达永恒之父。”
傍晚，他们陆续离开餐桌，女人们抖了抖汗湿后粘在大腿上的裙摆。年纪大的都进屋乘凉去了，年轻人收拾餐桌，孩子们用水瓶往身上洒水。丹尼尔同苏珊娜和其他人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有波勒、埃莱娜的父母和几个堂兄弟。蒂埃里待在外面，独自坐在大餐桌的一头，在面前摆了一排打开瓶塞的酒瓶，专心致志地喝空了一瓶又一瓶。喝完最后一瓶，他迈着坚定的步子朝房屋走去，半路弯腰捡了一块石头。埃莱娜出去找椅子时，他正要进门，轻轻撞了她一下，满身酒气，在离门口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背着手，拿着石头。屋里的人全都转过身来看他，埃莱娜待在门槛上，他开口了：“现在轮到我对丹尼尔，所谓的舅舅，说几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最好的礼物总是给阿兰，从来不给我？”苏珊娜站起来，面色苍白：“蒂埃里，你真让我害臊。”阿兰揽着母亲的手臂，仿佛要拉住她：“让他说吧，妈妈。”蒂埃里激动起来，越说越大声：“十挡变速自行车、立体音响，还有别的，你偏爱的是他，你一直偏爱他，就算他犯了错，你也为他辩护，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我哪里对不住你了？”他大吼大叫，跟平时判若两人，脸涨成了紫色，“说到底，你都不能算我舅舅，你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你不属于这儿，明白吗？滚蛋！”
丹尼尔张口想说点什么，突然，蒂埃里朝桌子迈了一步，他哥哥站起来想阻止他，可是弟弟比哥哥更高更强壮，一把将人推开，尽管喝醉了，蒂埃里却很有准头。丹尼尔只来得及歪向一边，幸而没有被石头击中面部，只是擦破了点皮。众人惊叫起来，苏珊娜叫得最响，丹尼尔捂着太阳穴，在椅子上踉跄了一下，但没有倒下，他反复说“没事的”，面色惨白。
两个堂兄弟站起来拉住蒂埃里，以为他会冲向丹尼尔，可他似乎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突然安静下来，垂着双臂，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央。他们一人一边抓住他，将他拉了出去，而他听凭摆布。丹尼尔脸上破了很长一道口子，伤口不深，却淌了不少血，皮下渐渐出现瘀青。苏珊娜在哭泣，波勒建议去看急诊，可是丹尼尔拒绝了：“没必要。”波勒跑去找医药箱，每次都是当助产士的她为别人做伤口消毒，为了让姐姐有点事做，她要苏珊娜帮忙拽着纱布，虽然苏珊娜的手在发抖。波勒鼓励她：“你能行的。”苏珊娜不住地道歉，反复说“我很抱歉”，似乎这是她的错。丹尼尔轻轻拍着她的胳膊：“别担心，苏珊，没事的。”他微笑着，面无血色，眼圈发黑，他说：“还记得吗？我第一次见到你，当时我就坐在这儿，坐着这把椅子。”“是的，我记得，红色套头衫。”他笑了：“你看，我的头硬，一直都是。”
小插曲就这样结束了。真不可思议，蒂埃里表面上平静，实则神经质，尤其离婚以来，况且他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可又不能像管孩子那样管着他，他都快50岁了。幸亏丹尼尔反应敏捷，否则可能身受重伤，甚至更糟，谢天谢地，没什么事。
一直站在门槛上的埃莱娜看到屋外的蒂埃里坐在餐桌旁，两边是两个堂兄弟，他双手抱头，像是在哭，然后睡着了，他每次喝酒都以睡觉收场。屋里，波勒和苏珊娜站在丹尼尔身边，一直忙着包扎伤口，波勒在他头上缠了一圈纱布。阿兰呆呆地看着她们忙碌，跟伤者一样面色苍白，随后，他回过神来，想开几句玩笑缓和气氛：“这头巾很适合你。”“是的，你说得没错，我得蓄点胡子，就更像《圣经》里的人物了。”的确，纱布让他看上去神色威严，令人肃然起敬，有一种族长的感觉。在老房子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弟弟和两个姐姐组成了一幅亲密的画面，正如我们在古老的油画上所见的那样。
伊斯兰教隐士萨迪·阿尔法·马内
埃莱娜无法原谅纪尧姆发现伪造的邮戳，而且欣赏这种欺骗。现在，她已经读完了《黑色印记》的23本小说，能在地图上把每一本里的地点用大头针标出来，塞内加尔、日本、哥伦比亚、波利尼西亚，就像把旗帜插在征服的土地上。她再也无法忍受纪尧姆幼稚的狂热崇拜，他谈论那些冒险故事，仿佛是他的亲身经历。《黑色印记》曾让他们变得亲近，可是未来或许也会令他们分道扬镳。诚然，他一直比埃莱娜更熟悉这套书，可是她知道一件他所不知道的事，关于酋长于莫罗和卡里诺阿人对皮特的愤怒。她一直没告诉他，也没有把发生在圣-费雷奥尔的插曲讲给他听，因为她不愿损害罗什家的形象，尤其不想让纪尧姆觉得他必须去安慰丹尼尔才行。
一次偏离让他们慢慢疏远。好几个星期，他们装作没有察觉，依然到“玉莲花”共进晚餐，然后一起回房间，在中国的江面上泛舟，然而他们并不信以为真。他们依然紧紧贴在一起睡，侧身躺成S形，可是夜里，不知不觉身体就分开了，手肘和膝盖相互抵触，似乎床突然变窄了。他们面对面醒来。
苏珊娜的生日宴会之后，埃莱娜没有在巴黎见过丹尼尔。他的百叶窗永远关着，但深夜透出灯光，埃莱娜知道他正忙着把书收尾。看到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她有点担心，虽然他的伤口只在表皮，可是应该去看看医生，至少到药店重新包扎一下。或许他不想出门，以免邻居和商贩问起。
埃莱娜已经交了关于热尔米尼-代-普雷教堂的论文，此时正处于年终考试期间，白天她在学校参加口试，晚上在阁楼房间里复习功课。她还是给丹尼尔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情况，他很好，“已经不疼了，正在修改手稿，我交稿迟了，出版商催我，时间紧迫”。她没有坚持要去探望，因为不能打扰他。
考试结束，纪尧姆动身去中亚，他要在那里的一个挖掘工地上度过夏天。埃莱娜送他去鲁瓦西机场，两人都心知肚明，此次离别对他们意味着永诀，但他们仍然拥抱亲吻，仿佛很快便会重逢。她看着他的飞机起飞，消失在天际，指望遥远的距离能让分手变得更容易，可她错了。若干年后，她仍然会想念他，想起令她既感动又厌烦的幼稚行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之后，她总会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保留了一部分童真，正如树皮包裹着树心。她会想，他们的恋情本来可以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至少不会有遗憾，她有些怀念往昔。
纪尧姆离开的那天晚上，阿尔梅达太太在院子里同一位女邻居大声交谈。她不再轻声细语，说明丹尼尔已经完成了第24本小说。埃莱娜想，要是他能把手稿借给她看，她会很开心，她急切地想读一读皮特最新的历险。她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空落落的，简直心慌意乱。
暮色将至，她把胳膊支在窗台上，嘴里叼了一根烟，望着屋顶上方最后几缕阳光，这时她听见丹尼尔合上窗扇。她看见百叶窗透出不寻常的光，如同即将烧坏的灯泡一般闪烁，也像将要熄灭的火焰一样跳动，仅仅几秒钟，接着一片漆黑。她思忖，丹尼尔为了完成手稿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也许今天早早睡了，便不再去想。
这天夜里，她梦见自己去敲他家的门，门自动开了，她走进去，发现他在扶手椅上睡着了，长出了胡子，戴着祖父莫里斯的灰色鸭舌帽，她摇晃他，拍他，想把他弄醒，他靠在椅背上晃了晃脑袋，似乎在说“不”，却不睁开眼睛，她拿掉鸭舌帽，他的太阳穴又开始流血。她从梦中惊醒，忍不住想象各种糟糕的情形，伤口感染、血栓、颅外伤。她回想起蒂埃里的动作，心里嘀咕，丹尼尔遭受的羞辱比被石头砸破脑袋更严重，他不会一完成书稿就自杀了吧？她很自责，她本该下楼去看看他的。
通常，随着白日降临，夜晚的担忧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这天早晨恰恰相反。埃莱娜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场景——丹尼尔自缢在公寓的走廊上、倒在满是鲜血的书桌上、溺毙在浴缸中，她心里清楚，这些不过是电影里的情节，可她还是情不自禁地相信。她用狮子头门环扣了许久的门，又拍打院子那头的百叶窗——她正是在那里看到过闪烁的灯光。无人应门，她用手机给他打电话，隔着门听见屋里的电话铃声响起，语音留言启动。这次她什么也没问门房，她有一种直觉，假如丹尼尔真出了事，她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她必须想办法进屋，但她还不想叫消防员破门。应该会有人有备用钥匙，甚至知道他在哪儿，或许是他的某个朋友，糖果商、药品杂货商、埃利·弗里希或者普罗斯珀。她想起那位伊斯兰教隐士给过她名片，丹尼尔还说别忘了这个地址，也许能派上用场。她弄丢了名片，但是记住了金滴街36号，因为它让人生出许许多多幻想。
街名的确令人浮想联翩，不过这条街很破败，比敖德萨街更使人沮丧。36号是一栋漂亮的老房子，可惜已然破败不堪，一家旅行用品商店似乎无人打理。庭院深处，一扇油漆剥落的门上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马内教授，预约咨询”。没等她敲门，普罗斯珀就把门打开了，他穿着一袭淡蓝色非洲长袍，显得更加高大，“进来吧，埃莱娜，我正等你呢。”她刚想说丹尼尔失踪了，可是普罗斯珀举起双手说：“我知道。”他把她让进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房间，一面墙拉着窗帘，他指了指一张沙发，自己在她对面的柳条扶手椅上坐下，闭起眼睛，沉默许久。埃莱娜受不了这样慢吞吞的节奏，她觉得他在加倍卖力地扮演神启的隐士，或者故意让她等，因为看出她忧心忡忡。他重新睁开眼睛，说她用不着担心，丹尼尔什么事都没有，只是想追根溯源。她相信普罗斯珀一定知道丹尼尔在哪里，她想把眼前的人当江湖骗子。“追根溯源”，什么意思？如果舅爷爷跑来躲在普罗斯珀家，那么他可能就藏在这个房间里，她听见有人在呼吸。见她一直盯着那边，普罗斯珀过去拉开帘子，里面有三张床，其中一张床上睡着一个年轻人：“这是我的小儿子，他上夜班。”
普罗斯珀坐在柳条扶手椅上，长长的双手搁在膝头，低声说：“我给你讲一个我家乡卡萨芒斯的古老故事吧。”埃莱娜耸耸肩，他微微一笑：“啊，年轻人，总是缺少耐心。故事不会很长，而且能帮你找到舅爷爷。在黑奴贸易的最后几年，一名朱拉族妇女连同她背上的婴儿一起被抓了。奴隶贩子带着他们俘获的黑奴，在一个村子附近停下来过夜，一些农妇送来饼和几罐水。奴隶们再次上路的时候，那名年轻女子背的不再是她的婴儿，而是一个水罐。晕晕乎乎的看守们什么也没发现。一位农妇把孩子带回了家。她和丈夫把他当作亲骨肉，抚养成人。男孩长大，有了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子，有时他会对别人讲起两位母亲的故事，一位母亲为了救他而抛弃了他，另一位母亲接纳了他。我就是那些曾孙子中的一个。有时，我会想起在美国的表兄弟们，虽然我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们。”
有一天，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丹尼尔，丹尼尔从中汲取灵感，用在了一部小说的创作中。丹尼尔也有两位母亲，就像摩西，父母为救他而抛弃他，正因为如此，他需要时不时放弃丹尼尔·罗什的身份，重新变回丹尼尔·阿彻。此时此刻，他可能正在这么做。
普罗斯珀走到帘子后面，回来时手上拿着一把钥匙。埃莱娜站起身，不想再等下去了，她问丹尼尔是不是回家了，或者在敖德萨街。“他可能在家，”普罗斯珀说，“总之不会在敖德萨街，他从来没回过那里。”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的友谊诞生之初，这个街区已经到处是推土机。在敖德萨小巷，等待被推倒的小作坊纷纷变成临时剧院，可是丹尼尔拒绝让步，他想完整地保留记忆。16号即将被拆除的时候，他请求普罗斯珀回去看看能否拿些东西回来，比如阿彻照相馆的底片，它们可能还放在抽屉里。他们之前曾经翻找过垃圾堆一样的房子，在抽屉上面发现了照片。“那些人把整本整本的相册扔得到处都是，真过分。当时丹尼尔住着瓦万街6楼的小房间，不过很快，他贷款买下了底楼的公寓。当年，还用不着像克罗伊斯一样富裕，就能在这个街区安家。于是我就去了敖德萨街，看到一辆挖掘机正在铲除最后一面墙，一切都在履带下碾得粉碎，满眼望去，只剩下瓦砾。当我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朋友，他深受打击，我知道我结束了他一直以来的幻想，虽然他从未提起，但他幻想有朝一日搬回敖德萨街。”
普罗斯珀把钥匙递给埃莱娜：“等天黑了去丹尼尔家，别去早了，一个人去，进去之后把门关上，像考古学家那样，耐心寻找，细细挖掘。丹尼尔没有失踪，也没有渡过红海，你放心大胆地开门吧，钥匙是他给我的。”
重返敖德萨街
她等到天黑才下楼去丹尼尔家。门没有上插销，她打开门厅的灯，一眼瞥见衣钩上挂着派克大衣。屋里有一股木头燃尽的气味，或者说凉下来的烟火气。她关上门，站在门厅，却不敢进去，害怕发现点什么。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每到一处必得开灯，客厅、厨房，餐具洗过了，空空的洗碗槽让她莫名地担心。走进卧室，她惊跳起来，仿佛看到一个毫无生气的人躺在床上，然而仅仅是弄皱的床单勾勒出人体的形态。她又到各个房间转了一遍，四处查看，壁橱、窗帘后头，都不见丹尼尔。
可是，他应该有一个藏身之处、秘密隔间，也许是个地窖。她仔细查看了杂物间和浴室的地面，掀起地毯、老虎皮，一无所获。卧室里有两只一模一样的棕色皮箱，一只立在门边，另一只平放在地板上，等待被装满或者清空。她尝试拎起来，箱子却纹丝不动，应该是浇筑在地上的。她打开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一块叠起来的花格子旅行毯盖住箱底，下面藏着一扇活板门，她拉开门，光线突然从下方射出，传来一个慢悠悠的声音，像是有人哼唱着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
从开口处下去之前，她又喊了好几遍：“丹尼尔！丹尼尔·阿彻！”喊声越来越响，却无人应答。她走下木楼梯，走到一半时停住了。她以为会发现一个地窖，然而完全不是，下面是第二套公寓，比底楼那套小一些，低矮一些，但家具更多，生活气息更浓郁。墙上贴着浅色的壁纸，地面整个铺着暖色的地毯。她所在的这一间很狭长，一方面用作餐厅，拥有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全套家具，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个碗橱，另一方面用作客厅，有一张沙发、几把扶手椅、一只矮矮的书柜和一台正在转动的留声机。虽然宝石唱针发出噼啪声，但此时她听得更真切了，刚才她误以为的人声，其实是大提琴奏出的一首古老的旋律，缓慢、忧伤，如同犹太教徒的祷文。墙上挂着一个玻璃柜，陈列着收集的矿石，跟她的一模一样，似乎所有矿石丹尼尔都买了两块，一块给了她，另一块收在这里。玻璃柜上搁着一架青铜的犹太烛台。最为古怪的是，房间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灯泡、壁灯和落地灯，底座镀金的小灯泡亮着，就像过节一般。或许因为这些灯光，她并不觉得自己是闯入者，反而有一种被接纳、受欢迎的感觉，灯光使人忘记这里没有窗户，也忽略了一股龙涎香的气味，那味道有点让人头晕，可能是桌上一支燃烧的蜡烛散发出来的。
墙壁的凹陷处安了一个小小的厨房，楼梯下，帘子后面有几个很深的搁物架，摆着满满当当的粮食和各种储备物资，炼乳、罐头、洗发香波、面包干，几十包白糖堆得像砖块，依靠这些足够在围城的时候活下来。除了这些储备，公寓里找不出一件新式物品，完全是战前房屋内部细致入微的重建，就连炉灶和平底锅也是当年的样子，仿佛时光停滞。
有一扇门通往第二个房间，比第一个更小，挂着赭石色的挂毯，靠墙放了一张窄窄的床，架子上摆满旧书，还有一张带文具箱的办公桌。角落里布置了一间浴室，有一个狮子脚的浴缸，那里跟别处一样，所有灯都亮着。看到床头柜上有一台嘉资闹钟，旁边放着几本泛黄的书，埃莱娜猛然醒悟，这层地下的房子跟旅行毫无关系，没有整理好的皮箱，也没有从别处带回的纪念品，没有明信片，没有旅游指南。如果说上面的公寓像来去匆匆的地方，那么下面的音乐、地毯、暖暖的灯光、古老的木家具和龙涎香浓重的气味无不唤起忧郁之感，使人生出长留此地、永不离开的欲望。到处不见丹尼尔的身影，但转动的留声机和燃烧的烛火说明他刚刚来过，他仍在附近。
房间另一头有一扇门半掩着，埃莱娜轻轻推开门，她知道丹尼尔不在里面。这是三个房间中最小的，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连成了唯一的拱顶，挂着数十张黑白照片，男人、女人、孩子、新婚夫妇和其他人的肖像。有些有阿彻照相馆的标记，有些则没有，但它们有共同之处，能从中认出同一把扶手椅、同一根柱子、同一块地毯，尤其是同样的姿势，身体略微倾斜，面对镜头。埃莱娜又看到了婚礼那天的科莱特和吉姆·佩尔勒瓦德，以及在第一排席地而坐、穿着罩衫的小丹尼尔，还有在纽约见过的阿彻家族的照片。所有照片都用略带别种颜色的白色亚光相纸冲洗，颗粒细腻，修得极为细致，使脸型有些过于完美。这些肖像照很可能是丹尼尔的父母拍摄并修饰的，地点就在敖德萨街的阿彻照相馆。这些面孔几乎像一家人，看得出摄影师在将他们的影像定格的瞬间，心中满怀善意。
房间正中央摆着一把栗色的皮扶手椅，似乎在邀请埃莱娜坐下，椅子腿应该是被锯掉了，椅子太矮了，坐下去的瞬间感觉如同坠落。正对着她的是一张镶了镜框的照片，比其他照片大。这是阿彻家最后一张照片，丹尼尔十岁生日那天拍的，她在玛拉·塞利格曼家见过小尺寸的。照片上的父亲很像她小时候见到的丹尼尔，母亲脸上挂着略显疲惫的微笑，穿着深色连衣裙，别着胸针，孩子的眉眼长得像母亲，杏仁眼、长睫毛，可惜女儿的脸太尖，目光过于严厉，算不上十足的美人，她褐色的鬈发用一枚发卡在侧面夹住，穿着波点长袖衬衣。弟弟穿着带纽扣的外套，笑得皱起眼角，额头上耷拉着一簇环形鬈发。他手里紧紧抓着一本书，书太小，手指几乎遮住了整个封面，不过在这张大尺寸的照片中，能辨认出“世界”两个字。放置相框的置物架上还点了三支蜡烛，摆了一排小石子。
埃莱娜对着四张脸注视了许久，寻找担忧、痛苦和不幸的预兆，却一无所获，他们神态安详，面带微笑，因为姿势和修饰照片时突出的相似性，他们更接近彼此。她越看越分不清伊萨克、丽芙卡、阿娜和丹尼尔，他们同她在镜框玻璃上映出的脸混在了一起。她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了终点，不会走得更远了，就像抵达了考古挖掘工地的最后一层。她不用再追寻丹尼尔，她已经找到他了。她在敖德萨街16号。伴随着龙涎香的气味，忧郁的感觉愈发强烈，她浑身无力。埃莱娜坚持不住，头往后仰，靠在椅背上，坠入了梦乡。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才被远处传来的关门声惊醒。椅子太低，她不得不抓着扶手爬起来。地下室飘过一缕清风，驱散了龙涎香的气味和与之相伴的沉沉睡意。第一个房间的蜡烛熄灭了。沙发上方一幅巨大的画吸引了她的目光。刚才没有注意到，可能是因为画在楼梯边上。正是苏丁的《烛台少女》，与埃莱娜房间里的是同一幅，但是放大了尺寸，并且上了颜色。年轻姑娘身着浅黄色裙袍，站在深蓝色墙壁前，身边是一盏青铜的犹太烛台。她的身体和面庞扭曲变形，仿佛画家透过泪水看到她，然而埃莱娜认出来了，是阿娜，褐色的鬈发用一枚发卡夹在侧面，脸太尖，算不上十足的美人。她的双手隔着裙子浅色的布料，紧紧贴着双腿，投下猩红的阴影，宛如两块血迹，眼里闪着火红的光，似乎看着一场火灾。现在埃莱娜懂得了这幅肖像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照片上过于平滑、过度修饰的影像，用幻想与谎言自欺欺人，而苏丁画出了照片上看不到的一切。他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折磨、布满瘀痕的肌肤、鲜红的伤口以及火烧云。
埃莱娜缓缓爬上木楼梯，从棕色皮箱里的活板门中钻出来。另一只皮箱已经不在了。她没有在公寓里寻找，她知道丹尼尔已经离开。录音电话上有四条留言，其中一条是她自己的，可是她听不出自己的声音。有一条来自普罗斯珀：“Allah y hafdek，我的兄弟，真主保佑你，一路顺风。”另外两条是出版商的，其中最后一条是当天的：“丹尼尔，别再改稿了，给我看看，肯定写得很棒。你说不是一部真正的冒险小说，太私人化，那正好，你忠实的读者会喜欢的。”“我派了专递员去找你，可你没开门。我有点担心。请回个电话，丹尼尔，有要紧事。”
也许他把手稿留在了书桌上。假如她能找到的话，就成了第一位读者。可是找来找去，把成堆的纸全都翻过来也没看到。电脑里的文件全部删除了，只剩下屏幕上不断出现的行星照片，没完没了。她在摊得乱七八糟的记事本和便签本中间搜寻，希望能挖出一张草稿、几个片段，至少让她对最新出炉的这本《黑色印记》有点概念。她花了很长时间，细细查看他画的图表、图画和提纲，展开揉皱的纸团。显然，他曾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以皮特还是丹尼尔的口吻。她在废纸篓里捡到了一张清单，列了一些划掉的书名——《皮特的童年》《阿彻家族的衰亡》《丹尼尔·阿彻的旅程》《丹尼尔的最后一本书》。
她刚进屋时闻到的焦味来自客厅的壁炉。壁炉门依旧半敞着。烧焦的小块木柴上放着一沓已经烧光的纸，她只辨认出“献给H”几个字，后面看不清。她伸出手想去抓，可是刚一触及，稿纸就在指间化开，变成极细的灰烬。黑灰色的尘埃无比轻盈，在空中飘来荡去，散落在地板上，这便是丹尼尔的最后一本书所剩的全部。埃莱娜在壁炉前蹲了一会儿，精疲力竭，无法起身。要是早来一步，或许能挽救手稿。她艰难地站起来，倚靠着壁炉台。就在大理石台面上，在用稻草填充的短吻鳄与中国兵马俑之间，摆着一样新物件。一本不起眼的小书，跟香烟盒差不多大。封面背景是砖红色的大陆和浅绿色的海洋，映衬着书名《最小世界地图册》。她认出环衬上正是从德朗西寄出的明信片上坚定的笔迹，“1942年6月2日，送给我的小，十岁生日礼物，看看这个，你就可以梦想自己在旅行，姐姐阿娜。”
挂在门厅衣钩上的派克大衣不见了。埃莱娜把《最小世界地图册》揣在口袋里带走，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一回到家，就在灯下翻阅这本小书。有些书页上有黑色铅笔写的眉批，字迹极细，用角质手柄的古董放大镜才能看清。
在第一幅地球平面球形图上，浅蓝色的海洋被一行行眉批占据：“我讲述了许许多多故事，却从未讲过自己的，我虚构了23场历险，可是当我想写最后一场真实的历险，写剩下的那个人，那个默默无言、劫后余生、唯一幸免于难之人，却写不出来，记忆背叛了我，我背叛了他们的记忆，我放弃了，害怕自己无法企及那个高度，谁又能达到逝者的高度，我拿起文稿，将它们焚毁了，也许有朝一日，有人能替我写出这本书。”
在苏联的欧洲部分的地图上，一条极小的批注如丝带一般，从黑海岸边印着敖德萨三个字的地方延伸出来：“敖德萨，一位东方王子的名字，他命人在巴黎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浴室，点缀着碧玉和绿松石，每个星期五晚上父亲带我去那儿。”接着文字向北，绕过基辅、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横穿俄罗斯，消失在白海沿岸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冰原上。
德国的铁拳扎进波兰玫瑰色的躯体，卡缅斯克太小了，地图上没有标，手写标注在罗兹南部，密密麻麻的铁路网没有留下多少空隙用来写字：“父亲在冲洗室用波兰语数秒，jeden，dwa，trzy，cztery，因为波兰语的长度刚刚好，他和母亲、姐姐三人用意第绪语说悄悄话，他们把我当小傻瓜。”
从耶路撒冷开始，句子的探险向东方和阿拉伯半岛进发，奔跑在内志和汉志干旱的沙漠里：“每年，赎罪日的祈福仪式上，我们挤在父亲的祈祷披巾下，如同在帐篷里，犹太会堂的院子像缩小版的沙漠营房。”
在“人种与宗教”表格下方，在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儒家学说拥护者下面，只有一行字：“有一天，我常去的浴室门口，写着‘禁止犹太人入内’。世界末日。”
表格“主要运输工具，铁路、商船”留下的空间，仅够文字潜入名称和数字之间：“安妮特，我的姐姐，她什么都没有发现吗？比波勒和苏珊娜更早的姐姐，我从未与她分享一间卧房，从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梦，阿娜，比我大七岁，聪明七倍，好好学学吧，丹尼尔，你从来都不听话，还忌妒跟随母亲而去的姐姐，甚至忌妒她的死。”
想看法国，就得把地图册横过来，折页把法国水平切割成了两半。句子沿着海岸蜿蜒而行，在大海上画出越来越曲折的迷宫：“护送我的那个女人看着报纸，却不翻页，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们坐了好几辆火车，在黑暗中徒步许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恐惧渐渐增加，又慢慢消散，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渡过一条河，也许是谢尔河，沉默的艄公静静地驾船摇桨，对岸有另一个女人，一袭黑衣，正等着我，丹尼尔·阿彻成了丹尼尔·罗什。”两页纸有些交叠，遮住了一长条的国土，里面应该有克莱蒙-费朗和昂贝尔，“利弗拉杜瓦尔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所在，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我。”
图表“最大岛屿和最高山峰”上写满了字，密密麻麻地挤在空白处：“大客车一停下，就有一个女人拎起我的皮箱，把我拉到伞下，屋子里有一位老太太，跟我说话的口气像对着一个孩子，‘他淋湿了，得给他换衣服，给他一碗牛奶喝’，这位是居永奶奶，那位是安吉勒。”更远处写着：“约瑟夫的拳头如石头一般坚硬，有时他把手放在我的脑袋上，他一直想要个儿子，继承他父亲和祖父的农场，我会是他期盼的儿子吗？”
沿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锯齿状的海岸，在蜿蜒曲折的波罗的海上，一行字越来越紧，几乎难以辨认：“圣-费雷奥尔的冬天，男孩们往雪地上撒尿玩，我一边拉裤子拉链一边跑过去，最后一刻我改主意了，你们的游戏太蠢了，这里没人见过我赤身裸体，连安吉勒也没有，我洗澡飞快，尤其冬天，身上的污垢使我暖和。”
其他句子在大洋洲岛屿之间曲折前行：“为了看清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名字，我轻手轻脚地借来居永奶奶的眼镜，她正在扶手椅上打瞌睡，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岛，我在珊瑚礁之间航行了几分钟，祖母，给，你的眼镜，刚才你睡着啦——没有，小傻瓜，我没睡，我只是坐着。就算打起呼噜，居永奶奶也从来不会睡着。”
从阿尔及尔到斯匹次卑尔根的“平均气温”“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这几个一览表里，词语艰难地开辟出一条高低起伏的险峻道路：“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等他们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梦见父母回来了，而我却认不出他们了，或者不愿同他们一起走，他们用眼神谴责我，怪我抛下他们独自享福，我梦见了父母，却从未梦见姐姐。”
在“时区”那一页，白色的世界画着红色的线条，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奔流在广袤无垠的北冰洋上，向南极汇聚，字迹越来越急促、潦草，看不清：“游荡之人，没有影子，不知何地，不知何时，没有忌日，没有祷文，不知道他们如何死去，翻来覆去想象各种死法，他们是否以为要去冲澡，手里是否还紧握着一块肥皂，想象他们终于醒悟的那一刻，只来得及背诵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蒙住头，可是赤身裸体如何蒙头？”
在广袤的北美平原上，句子缓了口气：“有一天我读到一则印第安人的故事，他们将逝者的遗骸裹在被褥里，随身携带，我就是一个印第安人。”在蓝色的大西洋上，沿着海岸写道：“玛拉姨妈让我承诺，在她死之前回去探望，她有话要对我说，这么多年她替姐姐活着，一定累了，等我回到纽约，她便可安然离世。”
在南美洲，句子横渡亚马孙河的支流——普鲁斯河、玛代拉河、塔帕若斯河、欣古河，开始冒险之旅，“为了讲述皮特·施莱米尔的故事，我想取一个笔名，阿彻（Ascher）在希伯来语里代表‘幸福’，但是过于沉重，听上去像‘流浪的斧子（hache erre）’‘剁碎躯体（hachèrent la chair）’，而Asch有‘灰烬’的意思，H.R.轻盈多了，我把一个沉重如铅的名字替换成了羽毛般轻盈的名字，桑德斯（Sanders）使人联想到沙子与灰烬，不过我也保留了救命恩人罗什（Roche）一家的姓氏，roch在希伯来语里是‘头’的意思，我同时是躯体、头和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