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嬉皮士一样，我们蔑视物质主义，不过我们没有前辈嬉皮士那么轻浮。如果我们抛开一切去当木匠或是园丁，那是因为我们想要和工人阶级分享劳动经验。我们是热心的、道德的一代人，也有着激烈的政治观点。我们是捍卫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代。我认识一些去阿尔巴尼亚度假的人，那里的海滩显然很美。我还认识一个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当天还支持着苏联。
我们蔑视撒切尔主义，可是我们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给迷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它真正的诉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反抗它。曾经发生过矿工大罢工，还有维平地区的冲突，可是最后我们只感到无力与困惑，很快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有些人继续留在“左派”，其余的退守到两性政治的领域，还有些倒戈成了撒切尔主义者。是我们这些人拖了工党的后腿。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贪婪是怎么被抬高为一种政治信条的。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把政治程序建立在无尽的不满以及不可能实现的快乐上？也许这就是它真正的诉求：表面上承诺能让你享受奢华的生活，实际上却是在宣扬永无止境地工作。
我常常和朋友们聊起文化、心态和工作之类的话题。不过现在，我们很少会去谈论这个社会究竟该是个什么样子；只有调整，没有革命了。革命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说马克思是我们前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父，那么当我们开始趋向内在的时候，弗洛伊德就成了我们新的父亲。我们借助于工作、爱情、爱好和运动来度过光阴的这个世界，和我们身边的每个人一样，可以被精神分析的术语描述出来。我绝大多数的朋友似乎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他们的后背上，睡觉，做爱，接受心理治疗，或者在电话上倾诉他们的“性关系”。
我觉得，女人们很幸运，她们可以迅速地进入两个不同方向的世界——进入她们的内心，或是超拔出来走向外界的天地。她们审视自己生命的时间远远多过我们，她们敢于试验，她们的改变也比我们多得多。结果是什么呢？是被妮娜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是一个在城市里四处游荡的自由自在的姑娘。一切都很好理解了。
我一直没和苏珊结婚。她问过我好多次，换各种不同的口气，我猜她是指望能用其中的某种口气打动我，讨好我。可能是她对于婚礼的嗜好让我有点望而却步，包括她对婚纱和那些烫金请柬的痴迷。当然，我也很乐意让她成为她那帮大学朋友当中，唯一还没结婚的女人。她就此意识到她的爱情里包含着牺牲。不管怎么说，我始终觉得不结婚是一种必要的反抗。家庭似乎不过是一台让自由的个体饱受压抑和扭曲的机器。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作一些新颖而灵活的安排。
以前有人告诉过我永久的婚姻制度存在的原因——它是一种圣礼，一个誓约，一个承诺，就是这样。也或许这个深远的、不可反悔的承诺不光是对于个人的，也是对于一种原则的。不过我不太记得当时和这个人辩论的细节与激烈程度了。有谁记得吗？
阿西夫可能知道这些。他是个知识分子。可就算是他，舔他老婆的时候也不可能遵照什么原则。
我曾经想让妮娜嫁给我。
“不行。”她说。
“我不会再问第二遍了。”
“不，你要问，”她说，“要问。”
维克多说结婚太昂贵了。女人会拿走你所有的钱。
妮娜倒是从没问我要过什么。她太高傲了，她生怕这一点会有所改变。“我可不想做那种寄生虫似的女人。”她曾经说过。“只不过是现在还不想。”我回答她。
如果我要给她点钱，或是借钱给她，她就会显得很惊恐，好像世间的事情突然变得如此轻而易举，都有点贬值了。其实她缺很多东西，包括爱。有时候拥有太多就跟什么都没有一样糟糕。
你看看周围的人吧。母亲曾经想过离家出走，可她还是留下了，她只能永远留下来。她那个时代的女人没有自己的钱，哪儿都去不了。毕竟，她们在家里还能有自己的电视和冰箱。可是她在心里逃跑过无数次了——从我身边，从我们所有人身边逃跑。孩子们终止了你的生活，这是她的忧愁告诉我们的。他们，或者是你，毁了她。
母亲对我的出走是不会说什么的。她现在有点怕我，我把她惹恼了太多次了。不过她会说这样对孩子们很不好。真奇怪，孩子的想法经常会和他们父母的想法完全一致。
苏珊除了每晚七点下班之外，还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晚宴，或者去影院、剧场，或者坐上形形色色的餐桌。她可能很累，不过她乐在其中。我走了之后，她的生活会遭到破坏。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中年妇女是没有什么威望可言的，苏珊对她的身份总是有很清醒的认识。我曾经被人当作一个抢手货，又成功，又有钱。我接到过很多活儿，大多数是从美国来的活儿。我并不是很珍惜我的工作，至少还不够珍惜，也许吧。不过天赋总是很值钱的，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它，所以苏珊有的时候也会为我自豪。一个男人可以赋予一个女人庄严与容光。我想她可能宁愿守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婚姻关系，也不要什么都没有，这样至少还可以有个人帮她倒垃圾。不幸的是，她就要变成别人同情的对象了。在晚宴上，那些离了婚的男人会被安排在她的邻座。最终，不用借助于我，她自己会渡过这个难关的。在我看来，这样做对她有好处，虽然她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呢？没有了她，我又会怎么样呢？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被一个梦想缠绕着，就是希望能过上自得其乐的日子：一间小公寓、一只猫、书、电视、音乐、一株大麻、一些能一起吃晚饭的朋友；星期天去博物馆看看，带上儿子，骑车挤在公共巴士前面，一路骑到那儿。孤独，却不寂寞。在我和苏珊一起搬回家去之前，我也一直一个人住。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们分开住的时候怀上的，就在我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没错，我明白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富有诱惑，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维护好心里所有的欲念，以为我们自己爱抚自己，效果会和别人来爱抚我们一样好。不过现在我再也不想被这种想法迷惑了。我要把自己抛到人群中去，彻底投入这个世界，而不是盘旋在人生的边缘。
维克多的公寓在市区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时髦地段，晚上有无数的酒吧、餐馆可去。不过他把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塞在皮箱里，要洗的衣服在角落里堆积如山，最上面还有条湿漉漉的毛巾。厨房里唯一可以吃的就是一条面包，一小团发臭的黄油，还有几罐从宾馆里顺手牵羊的果酱。为了让自己运转正常，维克多会就着啤酒吞几粒维他命药丸。
维克多有时思维很混乱，他的脑袋会像个爬满致命生物的远古洞穴一样嗡嗡作响。我一直认为这是生活过于痛苦的标志。维克多渴望生活的品质，不过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可是你愿意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吗？每个星期他要在心理医生那里哭三次，五年了，却没有任何治愈的迹象。他的心理医生要求他充分地表达自己。他们给出这种建议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谁说自我表达就能改善心理问题？看看那些艺术家，每天都在作艺术治疗。照这种说法，你该觉得他们是周围精神最正常的人，凡·高，罗斯科等等。
维克多很争强好胜，男人都这德性。我有的他都想要，他想变得像我一样。做人做成他这样，确实很痛苦；可他祈求的也实在太多了，有时候他还会恨我，因为我是我。
我关上灯，发现自己正上楼往卧室走去。我这是在干什么？如果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夜，如果这当真是最后的时刻，我这会儿去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不是更好吗？我快要死了。这真的是最后一夜吗？不，不是，不是的，不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我刚才是在哄我自己。也许我该碰碰运气。这是个好主意。如果她还醒着……怎么样呢？对，我去跟她谈一会儿——毕竟，她曾经把我从混乱的生活里引导出来。谈完了我就睡觉，明天早上又一切照旧了。我会很乐于忍受这种沉重却不乏益处的不满情绪，我不会再做什么出格的事了。
我留着走廊的灯，进了房间。
我可以看见你的头发披散在乱作一团的毯子和枕头中间。我站在这儿，看着你。
我希望你是另外一个人。
渴望温柔的完整的亲密关系是一种奢求吗？渴望在一个心甘情愿的臂弯里入睡是一种奢求吗？
我们有好几个星期没做爱了。我故意不去碰她，就是想看看她是不是还需要我。我一直在等着哪怕一丁点欲念在她眼里闪过，更别提那种疯狂的欲火了。我是条蹲在桌子底下的狗，等着主人喂我一块饼干，而不是一点碎屑。
我和衣躺下。对面的街灯往房间里投射出一道黄色的光。那是一种刺目的、病态的颜色，让我联想起煤气的味道。我望着天花板，顶上有点漏了，该找个人来修一下。没有我在旁边故作权威地督工，那些工人可以趁机喘口气。
街上传来一阵拔高的声音。这儿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争吵。我的邻居们动不动就挥拳相向。还有更糟的，每隔两三个月，这里就会有一辆汽车被人烧掉。
这是个鱼龙混杂的街区：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黑人女人，裹着头巾和长裙，赶去附近的法拉翰中心。穿休闲西装的男人，领口还系着红的蝴蝶领结。瘦弱而好动的白种小男孩穿着本·舍尔曼的短袖上衣和短裤，油头粉面，拿着薯片赶去打架。穿着破烂衬衫和肥大裤子的黑人，摇摇晃晃地撞进街角的酒吧。精明能干的女人一身黑色的套装，拎着公文包，上班，下班。酒吧外面总有推着婴儿车的女人等在那里——带着她那个打过耳洞的女婴——冲着门里大声嚷嚷，催促永远在那里盯着电视屏幕的丈夫快点出来。超市里有保安，穿着极不合身的制服，在你挑水果的时候一直在过道尽头看着你。
根本就没什么好偷的。我家冰箱里的东西都比大多数店里的多。你会奇怪为什么人们可以忍受这一切。可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意识不到事情可以变得不同。让我感到惊讶的不是人们要求得太多，而是太少了。
这不是个安全的地方，而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了。维克多离家出走之后，他老婆有一次十万火急地打电话找他，说有人要入室行窃。回到家，维克多惊讶地发现，窗户被打碎了——不过是从屋子里面。
现在屋子里挺暖和，我有点困了。这张床很舒服。整幢房子那么安静，孩子们被保护得好好的，那么健康，此刻正甜甜地沉浸于梦乡。她能做一手好菜。葡萄酒喝光之后，我还能大口大口地喝她给我买的白兰地。
在南亚一些国家，人们好像并不把罗曼蒂克的爱情看得太重要。需要的时候，夫妻之间就缠绵一场，然后又分开过各自的生活。在拉合尔，我的叔叔就和他的儿子们、三个兄弟、所有的男性朋友，还有所有愿意在这儿待上两三年的男人一起，住在房子的一处。我婶婶、女儿们，还有女仆和小孩，住在另一处。他们有时会碰面，不过彼此之间不会有那种滑稽的“交易”。
也许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让女人接近，却又不过于接近。也兴许她们会就此在那里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不过我这一代人其实都相信，女人也需要满足她们自己。
也许吧。可我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大多数情况下毫无追求，只是有时想了解一下这个家为什么如此乏味。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呢？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吗？仅此而已吗？
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
对于更丰富的人生的渴求促成了这一切，我们是一种充满渴求的生物，是个装满了固执的欲望的大口袋。理性告诉我们，人不应该屈从于冲动，去追求每个让我们感兴趣的女人。可我觉得，至少可以去追其中的几个，谁都无法预料自己会从中找到怎样的乐子。
苏珊动了一下。
是哪个科学家说的，说人和人的身体根本没法交流？我拍拍她的后背。我相信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她知道我需要她。如果她这时候醒过来，伸出胳膊说她很爱我，我就马上陷到枕头里，再也不离开。可她从没对我这么做过，我对她也没有。实际上，她感觉到我在碰她，就挪开身子，拉起被子盖上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不把她摇醒，强迫她看着我呢？我有努力去尝试过吗？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呢？也许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在咬着牙忍受一个乖僻、敏感、自恋的傻瓜。她前几天对我说：“想想吧，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有多累啊，要么几个小时不说话，要么就突然含含糊糊地蹦出一句——‘你有没有想过加入某个教派’。”她还抱怨过我喜欢抓自己的屁股，她说我一躺在床上就抓个不停，那声音就像持续不断的背景音效，好比是搭在炎热地区的电影摄影棚里的蛐蛐叫。毫无疑问，我讨厌逛街买东西，讨厌家务活，讨厌洗洗涮涮。我总希望这些事情不用我去想，自己就能解决掉。
我记得，妮娜曾经说过我是个顽固的人，她管我叫暴君。没错，我的情绪都很强烈，心愿都很宏大，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长期以来——事实上是年复一年——总是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好像我对什么都无所谓。我招牌性的姿势就是在咖啡馆里不屑地耸耸肩膀。我很冷漠，学得对什么都冷冰冰的；我是一块处女地，没人能触摸我的内心，尤其是那些爱上我的女人。我想要她们；我得到她们；我对她们失去了兴趣。我再也不会给她们打个电话，或者解释点什么。一旦我和哪个女人在一起，我就开始盘算该怎么离开她。我不再需要我曾经想要的东西了。她们的激情让我排斥，或者让我觉得好笑。她们多傻呀，让自己这么多愁善感！
现如今，我几乎忍受不了强大的情绪波动。我会时常在夜里用头撞墙，尤其是当我躺在苏珊身边，却得知我的女朋友——不管是哪个，不过通常是妮娜——出门在城里玩的时候。可能她是想我了，也可能她和哪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我被甩了，这让我痛苦不堪，我恨自己无能，没办法随心所欲地生活。于是我会起床穿好衣服，出门到星光下无限忧愁地走一走，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回到家，总会发现有个小鬼要么自己拉了一身，要么在睡梦里吐了奶。
现在，像奥利弗·退斯特那样，我要开始追求更多的东西了。
几分钟之内，我就叫醒她，把这些事情告诉她。
妮娜有多撩人啊！她清高，狡黠，优雅。她做的每一件事都透着优雅，也有人称之为风度。别人会说她很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人，也喜欢扮演她自己。她的多疑并没有破坏她的美，相反，这让她有时候变得可望而不可即。我一定是爱上她了，可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那又怎么样？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是在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的？我记得有一次在酒吧里和维克多闲扯，那次应该算是转折点吧。我望着周围点饮料喝的自由自在的人们，心想，我为什么不能从家里搬出来，再也不回去呢？难道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可是这个念头如此残酷，如此具有颠覆性，以至于我心里立即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我仿佛能看到自己的背影，在那里奔跑，像所有出逃的懦夫那样。
那是八九个月以前了，回家见苏珊之前，我总要和妮娜匆匆地聚上一聚。如果说，性的背叛最能让你感觉到自己被抛弃、被冷落、被漠视的话，那唯一能让你免于此痛的方法，就是不要对这个女人有任何感觉。我鼓励妮娜去见别的男人，让她把他们之间的事告诉我，我则在一旁取笑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在给我们双方自由。
“你这星期见了几个？最后那个对你干了些什么？”
“他吻了我。”
“你就让他吻？”
“是啊。”
“然后他就把手放在你身上。而你，不用问，就把我正在亲的这双手，放在他身上。然后……”
她告诉我越多，我就越觉得她美艳；我越是故意抽身，就越是希望她能来追我。没错，我希望她能在我转身离去的时候紧紧跟着我，可同时我也担心她会就此退缩。
我也一直在摇摆不定，试图给自己找一个留下来的理由。可是诱惑发出的罪恶之声一旦响起，就再也不会消失了。然而我仍在等待！等什么？等我自己有了十足的把握。“没什么会改变我的世界。”约翰·列侬的歌。
在家里，我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软弱无能，我几乎连路都不能走。人为什么非得要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呢？到了夜里，只要苏珊睡着了，我就不能开灯。黑暗里我戴着太阳眼镜，希望可以摔个大跟头。
如果我很软弱，我就一定是个无辜的人，我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我是清白的，我不会遭到报应。唉，我真希望自己是个从来不抱什么希望的人！
有一年的时间，妮娜每隔两三个星期会到一间公寓里来见我，我把那地方当成工作室，地方很宽敞，是一个在美国混饭吃的演员的房子。她当时住在布莱顿，很多逃亡者、前途迷茫的个人主义者都老死在那个地方。她教外国人英语，这常常是失去生活目标的人们最后的谋生手段。我是在伦敦的一家剧场咖啡店里遇见她的——或者说是泡上她。那个星期天下午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牢牢吸住了，或者说是被电到了。那地方我不常去，曾经有个搞摄影的朋友在那儿办展览，我才去过一次。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儿在一起，我一看到她们，就想起卡萨诺瓦的一句忠告：两个女人在一起，要比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容易上手。我和她们聊了几句，又彼此交换了好几个微笑，接着我就离开了。她尾随而来。
“和我去喝杯茶吧。”我说。
“什么时候？”
“一个小时之后怎么样？”
她整个傍晚都待在我那儿。在先前的若干铺垫之后，我只想快点得到我的爱情。匆忙之中我表现得有点笨手笨脚。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她面前跪了很久。第二天她又来了。
她那时只是个小姑娘，想找个人舒解一下心中的压力。她妈妈的男朋友一拳砸碎了她家前门的玻璃，她吓得躲进衣橱里。从那之后，她就从家里逃了出来。她是个忧郁而善变的姑娘，常常陷入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里。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关爱，也一直让自己远离人群。她需要认定她自己能够独立生存，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穿着廉价的色泽明亮的嬉皮服装，头发也没有好好修剪过。她还会脸红，会羞涩地把脸扭到一边。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如此柔软，以至于我都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什么？”
“说说你的境况。”她说。
“关于哪方面？”
“所有方面。”
“哦，我的境况？”
“对。你愿意讲给我听吗？”
“我愿意。”
我要求吻她。她说她要绕着街区走一圈，好好想一想。我站在橱窗边上等她。
“好吧，”她回来后说，“好吧，我愿意。”
正文四
很快，我们开始用最最亲密的方式爱抚与拥吻对方，不过总会刻意避开私人的问题。那段日子里，我最喜欢用匿名的形式和她联系。我只不过是害怕陷入感情的泥潭，谁能说我这样不好？
她说我一直在研究她。她喜欢我看着她。
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像她这样渴望被人需要，也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像她这样害怕被人需要。我从没见过一个人会像她这样，不光在一天里，甚至在短短一个小时里也会不断地到来、离去。我希望她不要出去，我会抱怨她动不动撇下我独自去干点什么，我觉得那是对我的不忠。她每回走的时候都要把一堆东西硬塞进她的包里：发夹，条形发夹，梳子，几个装着廉价的印度珠宝和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小木盒，润唇膏，乳头霜，几盒录着海浪、海豚、海鸟或是鲸鱼的声音的磁带，甘菊茶，充得鼓鼓的长颈鹿玩具，有猫的照片或是明信片，内衣，还有其他适合迁徙中的女孩儿用的小零碎，还有我的一些衣服，包括衬衫、袜子和平底鞋。
然后，伴随着一大堆美好的意愿和满脑袋奇思怪想，她那两条长腿就疾步向门口冲去，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赶她。
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让她如此兴奋，这让我深感焦虑，于是我就不断地说服自己——我这里有东西会让她更加兴奋。我发现，她越是爱我，就越是要提醒她自己：她是个独立的人。这几乎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每次我都会站在窗边，朝她挥手，看着她走。可至少我还知道看着她。
我那时候刚开始写一部新电影，写一对年迈体弱的老夫妻，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混得不错。这对父母去探望他们，结果却发现他们的婚姻都已经濒临破裂。这个点子让我很兴奋，我时常跟妮娜谈起它，好让她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她会躺在书桌边的地板上，看着我工作。她说她很羡慕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有事情可做，一些重要的、无所不包的、可以作为生计的事情。我的目标感让她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她根本不相信我会因为她每天早上醒来无所事事而嫉妒她。她的生活就是去跳跳舞，或者做做陶艺，或者散散步。她常去参加什么海滩派对、仓库派对，愿意不远千里去参加一个狂欢。她会弹吉他，曾经在一个乐团里唱歌，我去听过。那天她把所有的歌都献给了我。她还没来得及染上都市女强人们冷若冰霜的腔调，她会站在大街上和人交谈，因为她觉得自己对那些人负有责任。她的朋友大都是些榆木脑袋，穿着陈旧的衣服，帽子压低到眼睛上。他们又懒惰又平庸——像她，又不像她。她在男孩们中间转来转去，等她要甩手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说她自视太高，好像谁都配不上她。谁都配不上她，除了我。
有天下午，我们把拖鞋踢得老远，把被子铺到院子里，我压在她身上。她喜欢在户外亲热，我对此也无所谓。电视的声音开得很低，英国队和西印度群岛队在比赛。我充满敬畏、充满迷惑地望着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一个并不了解的女孩产生这样的情愫。
她曾经对我说：“你这么干净，这么温柔，声音又很柔和。我从没遇到过像你这样想对我尽善尽美的人。你知道怎么跟人讲话，你让他们觉得可以对你吐露心声。”她似乎很信任我，好像她坚信我会保护她的安全，永远不会让她失望。可我还是让她失望了，很奇怪，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也很期待我这么做。至少，那样的话，她可以从幻想里摆脱出来，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
我们的卧室里有好几面镜子。有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等她，从镜子里瞥见了自己的样子。我的身体健壮多毛，肚子圆滚滚的，就像吞了个皮球。小弟弟兴高采烈地探出头来，我应该在它上面扎个粉红的蝴蝶结。为了庆祝温布尔登开赛，我准备了一点草莓放在床边，我打算拿它们碰过她的身体之后沾着奶油吃下去。我从镜子里看着自己俯下身子，拿起一瓶冰香槟，搁在裆上顶了一会儿，然后才对着瓶口喝起来。她穿着高跟鞋走进房间，系着吊袜带，还戴着我给她买的珍珠耳环。我对着镜子朝自己挥了挥手！我看上去多高兴啊，似乎那一刻所有的神迹都显现在我面前！
不能说那时候的我不快乐。我很想赞美自己，因为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帖。我那时候在帮一个美国片商把一本书改编成剧本。我知道他们会把我写好的剧本找人再改写一次，这样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充分的工作。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估计他们会另外找两三个写手，不过最终他们还是会回过头来找我。我有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伴侣，有讨人喜欢的孩子，还有她一耍性子我就可以甩掉她的完美情人。或许我是个伪善的人，不过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只要得到满足，这就够了。
有一天她对我说：“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这儿，你可以拥有我。”
“谢谢。”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你是当真的吗？”其实我并不想听她回答说“是”。
她看上去很吃惊。她提醒我说，我们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她问起我的状况，我对她说：“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听凭你的差遣。”然后，很显然，我又加了一句：“别以为我不爱你，因为我是爱你的。”
我是爱她的。
我是否能够和苏珊在一起做更多的事呢？我是说，我还能做得更多吗？
在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的心愿几乎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父母和老师在我童年时想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只有那种憎恶的情绪至今难以忘怀。我一向不是那种迫于命令去做事的小孩，我这一辈子都在和强迫作抵抗。这种自我意识也带给我不少麻烦。当然，你可以暂时用意志力克制一下自己，可是只要你还活着，终究会反抗的。你可以保护并且激发那些最微妙的天赋——爱、友情、创造力、性欲、灵感——可是你无法随时调用它们。你无法控制爱情，你只能问问自己为什么暂时把爱情丢到了一旁。
我和苏珊无法让彼此快乐。失败的婚姻会在一个人的心头留下阴影，最终他所有的努力似乎都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失败——只要这个人想要得到的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成功，或是一个单纯的庇护所。因此，我天性里的不安分因素只能让我去坚持，而不是放弃。
苏珊显然和她的一个朋友谈论过我们之间的问题，那人建议我们去找个心理治疗师。在听人讲述这种日常苦恼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给出这样的建议，好让自己免受参与别人家务事的麻烦。我一口拒绝。我觉得我很需要一颗不平静的心，我也知道，我并不想爱上苏珊，不过出于某种原因，我也不想把这事挑明，让它毁了我们俩。
她一如既往，利索地约好了时间，还给了我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着想。
我坐在车里，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不耐烦的妈妈带去看医生的小孩。
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我和苏珊拜访了一对结婚快一年的夫妇。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阐发着自己的理论，说人只有在最绝望的时候才会结婚，而对于一纸证书的需要，就是感情转淡的确切标志。
那天晚上，我注意到那个丈夫在解释什么事情的时候，一直在甩动两只手，做着一个很特别的手势。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那个妻子显然很厌恶这个动作。她甚至当着我们的面说：“你的手能不能停下来？”回家的路上，我和苏珊在车里为这场婚姻能维持多久打起了赌。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我不知道我们的笑声里包含了多少对婚姻的认知。
这些天来，我经常会去想我认识或者曾经见过的夫妇们，猜想他们里面有哪一对是真心相爱的。还是会有一些的吧。你可以实实在在地从他们身上看到爱情，也着实能感受到他们沉浸在深深的幸福里。不久以前，孩子们开学那天，我注意到一对夫妇，他们并没有全神贯注地看着对方，因为他们有事情要做，可是他们始终留意着彼此。过了一会儿，他们的孩子跑开了，她以为没人看着他们，就再也等不及了，把手指插进她丈夫的头发里，他开始吻她。
毫无疑问，人人都想要这种感觉——似乎他们早就知道这世上存在这样的爱情，只是几乎都要忘记了，而从此以后，他们会将之视为生命里唯一的价值，不断地追寻。没有爱情，生命的奥妙就永远无法被揭示。没有什么比爱情更让人迷醉了，很不幸。
我知道爱情是一件要在黑暗里摸索的差事，你肯定会弄脏你的手。如果你踌躇不前，就永远不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与此同时，你必须找到和其他人之间合适的距离。太近，他们会击溃你；太远，他们又会抛弃你。该怎么和他们保持适当的关系呢？
有意思的是，对于一段良好的关系来说，即便是在相处很多年以后，你仍然会突然从对方身上发掘出你以前从未发现的部分，就像考古发掘那样。有很多东西等着你去探寻，去了解。而和别人相处时，你只会觉得无聊，只想转身离开。
我想说：人和人之间就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和苏珊去找心理治疗师的时候，整个人根本不在状态。一切结束之后，我也没觉得获得多少安慰。所有人都让我看不顺眼。我走在大街上推陌生人，在地铁车站里把人从楼梯上挤下去，想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因为我失去理智而指控我。我在工作室里团团转，毫无头绪地干活，抓起一件是一件。我一个当医生的朋友为了让我高兴，向我推荐市面上能买到的各类镇静剂，可是我不想让他高兴，我拒绝为他去求证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能让人镇静。
我感到很吃惊，我们居然没有用指甲掐住对方的喉管，就平安抵达了心理诊所。我和苏珊一路上为了茶包究竟该浸泡多长时间吵得不可开交。照她的说法，我完全缺乏泡茶的技巧，虽然我整天都在喝茶，而且有时会——手法精妙地——往里面加点牛奶，有时还会加一片柠檬。可这些对苏珊来说根本不够。我希望这种泡茶的问题不要被心理治疗师拿出来讨论，至少不要这么快——我要离开她，因为我不能给她泡杯好茶。
我们把车横冲直撞地停到诊所的车道上，下车朝门口跑过去。我真想把热水浇在苏珊的脑袋上，估计她也正打算把我的睾丸扔到开水里去煮一煮。
我猜想这种治疗对维克多会有点帮助，这会让他有机会多琢磨一下他自己，比平时多一点深入，少一点自怜自艾。他现在多少有点了解他自己了，至于他是不是由此而改变，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这取决于一个人是不是把自我认知当成一件好事，是不是把它当作人类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我在想，这世上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阶级划分：一类是有钱保养自己的精神和情绪，每周能去治疗师那里清扫一下有毒思想的人；一类是只能让自己继续生活在毒害之下的人。
尽管我不情愿去——我又一次被迫行事了——可我还是决定，既然去了就开诚布公，把心里的秘密不加遮掩地掏出来，是怎样就怎样。我要让自己显得很善于接受别人的帮助。然而走进房间时我还是忍不住发虚，我仿佛能听到一对被四面墙壁永远困在一起的可怜夫妻在那里鬼哭狼嚎。我躲进洗手间，把脸靠在墙上，逼自己打消跳窗溜走继而逃出希斯谷的主意。
苏珊和我并排坐着，一个中年女人坐在离我们六英尺远的正前方，脸上多少带着点施舍的神色，那种表情，如果不能算作痛苦的话，至少也是充满忧患的。这算是什么工作啊，成天听别人倒苦水。她肯定不愿意上班。
苏珊很快就哭湿了一块手帕，换了第二块。
治疗师和我一样，露出对苏珊满怀同情的神色，尤其是当我企图开始实施计划，声称爱情不过是好奇心作祟的时候。我争辩说，不安、忧虑、好奇，乃至于贪得无厌的欲望，这些是生命的根本所在——你可以从孩子们身上证实这一点。我说我对苏珊失去了兴趣，我说我已经没有激情去了解她的灵魂了。她让我觉得厌烦，或者说，只要我和她在一起，我会让自己觉得厌烦。我说：
“关键就在于那个门枢！”
治疗师倾身向前：“你说的门枢是什么意思？”
“门枢？”
“是啊。它让你有什么感觉？”
我也倾身靠向她。“我指的是一个人心里的门枢！它决定你的那扇心门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该让它朝外开，让它朝——外！”
我靠回椅子里，为我的欲望、为我想要的一切感到羞耻。我不愿和苏珊共度余生的念头简直不可理喻，这实在太残酷了。我应该学会知足。这位治疗师肯定已经领会了门枢的意思，她会帮助我的。
这女人大概也相信人们的潜意识里有难以驾驭的欲望，不过，她说起话来却活脱像个理性主义者。她耐心地回答我说，一段婚姻关系确实会慢慢地失去激情，这是可以预见的事实，不过炽烈的激情会被其他的慰藉所取代。
慰藉！为了搞清楚她说的是什么，我应该从她的嘴唇上吻下一点所谓的慰藉来！
“什么？”我说。
“要知足。”她喃喃地说。
我再次靠上前去。“什么？”
她重复了一遍：“要知足。”
她只赞同用成熟和接纳的态度来对待婚姻。是啊！
在一旁抽抽搭搭的苏珊不断地点头。
多希望我也能点头啊——把脸埋在妮娜的腿间，双手抬起她的身体，好像托着个让人急于一扫而空的盘子。我的舌头在她身上游走，舔她的眼泪，她的爱液，还有那些草莓！我在啜饮着爱情的汤羹。拯救灵魂的大夫，心理治疗师——谁会这样来安慰你呢？我还不准备去学会忍受痛苦的智慧，我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已经尝过这滋味了。我所赞同的，是激情，是轻浮，是充满孩子气的快乐！没错，这是青春期的呼喊。我要得到更多！可我到底想得到什么？你都得到过什么？
治疗师坚持让我们那个星期再找时间去一次。
当我宣称我们的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善时，苏珊那张肥脸又开始哭得潮红了。为了让事态进一步明晰，我应该反手给她一巴掌，或者用手指头戳她的眼睛，这样她们就明白了！治疗师站起身，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书，她想让我大声朗读上面的一首诗。我匆匆扫了一眼，发觉那根本是首烂诗，便灵机一动，借口说我忘了戴眼镜。只能让习惯于顺从的苏珊用发颤的声音来念了。她一边念，一边用惯常的方式扫我一眼，好像是在说，一会儿我们会为这件事发笑的。我却始终在想：我付钱来这里居然就是为了听诗歌朗诵。我宁可付钱让她不要再念了。诗歌也帮不了我们！
刚喝完早上的咖啡，苏珊满头金发的脑袋就会从我伦敦西区的公寓窗户里探进来，身后还藏着一束花，一本书，或者一盒录像带。那是十年以前了，她那时候不工作。我完成了白天的工作量，她就会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开着她那辆黑色小汽车过来看我。她的胸脯被束得鼓鼓的，随着动作摆来摆去。我会去亲吻她，把她从窗户里拉进来。
我们会开车去郊外。
“把裙子往上拉一点。”在路上我会看着她说，可我总是想看到更多，“再往上！”
第一次做爱之后的那天早上，我们出门去买腌鱼和炒蘑菇。走着走着，她伸出胳膊搂住我，她紧紧拥住我的感觉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我仍然记得她是怎么把我拉近她的！真希望我根本就没喜欢过她，也希望我没有爱上过妮娜。我和她有不少共同的喜好，比如去英国的海滨小镇，哪怕是在冬天，又比如分享一些笑话。我很欣赏她对于食物和油画的品味，我们还会长时间地讨论六十年代的英国流行乐队。
还有一些别的乐趣，一定还有一些。也许它们就是治疗师所说的慰藉。可是，我现在已经无法沉浸到零乱的过往岁月里，去寻觅它们的踪影了。当然，这些所谓的乐趣或者慰藉一定比我期望的要少，能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并不多。我不能说苏珊是故意在让我失望，她也从来不曾无缘无故地、超出限度地残忍对待我这个爱唱反调的人。我该给她开一张表现良好的证明书。
“我在尽力让这里的一切好起来！”她昨天大声叫着，“每天我都想着让你过得好一点！”
站在她面前，我觉得很羞愧。不过事实上，我无法取悦她，也无法激励她。可是当初，在所有可能和我们结为伴侣的人当中，我们选择了彼此。为了什么？为了完成一个艰巨而困难的任务：折磨彼此，惩罚彼此。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粗暴地推推她，看她会不会醒过来。她动了动，叹了口气，毫无察觉地继续睡去。
我们真正清醒的时候实在太少了！我离开这个不让人快乐的伊甸园，不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它，更是因为我想变成另外一个人。关于快乐家庭的美梦——或是噩梦——始终缠绕着我们所有人，它是我们现如今所剩无几的乌托邦理想之一。所以不管怎样，正如我对阿西夫说的，我始终相信爱情。我们由爱情开始，然后想要在余下的人生里继续沉浸其中，于是遇到了麻烦。男男女女不正是在沉浸爱河的时候才最显得神采奕奕吗？人们会发挥出自己的极限，虐待狂会变得甜蜜温柔，银行家会变得慷慨大度，验尸官会热爱生活，连赌棍都会变得充满同情心。而今天夜里，在这幢房子外面，在这个倒霉的臭城市，我敢肯定，一定有人在爱着我。
可是维克多也相信这些。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维持了三年的关系，他以为她会离开自己的丈夫。不管怎么说，她的婚姻生活很不快乐，不过她宁愿继续不快乐，也不愿意和维克多在一起。这算是一种失败吗？他们分手了，不过也许爱情的质量不能用它的长短来衡量。
六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维克多是个激进分子。如今他住在一套不错的公寓里，赚着丰厚的薪水。不过他始终还在追求一样东西，就是再有机会谈一场理想的恋爱，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结婚，趁着他还没有年迈到无法展现重新找回的激情，还能坐在地上陪孩子们玩——这一回，他的孩子应该不会从窗户里把他的衣服连同咒骂一起扔向他了。他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像常人那样完成这一切，仅此而已，就和别人一样，不多，也不少。他想知道，这件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对他来说并非遥不可及。毕竟，许多人都做到了，而且其中的一些还生活得很快乐。
所以，很快，维克多就认识了别的女人，迷人的女人们，好女人们。有些似乎过分热心了，尤其是那个美国女人，连维克多的卧室都没进去过，就对我大谈她准备怎么改建这套公寓。不过她们中间没有一个合适的。太老，太善良，太沉迷于事业，太穷，太这个，太那个。我每遇见一个女人，就会想到他。我们所有人都在帮他张罗这件事，朋友，亲戚，甚至还包括他的一个孩子。潜在的爱人们一个个穿过他的房间，就像女演员来给还没写完的戏试镜。
维克多看到过我和妮娜在一起，他爱上了她。只要她还不是他的，他就愿意去了解她，欣赏她。可是一旦他和一个女人开始了一段新的情感历程——渴望，想念，担心，期待——他又马上会离开。这对他来说太难了。为什么他办不到？
为什么我办不到？
也许我可以的。
我不愿意躺在这里去猜妮娜今晚和谁在一起。我回想着每次去她那儿，她会怎样抱住我的头，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爱你，我爱你……”她会轻柔地抚摸我的耳朵，拿它们和她小时候街对面那条狗的耳朵作比较。我高兴极了，那可是条指示犬。
我隔着牛仔裤摩挲着自己，真希望有人可以代劳。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当然，我不会在这里干这种事，苏珊会很愤怒。她属于起身反抗的那一代女人。她自认为是个女权主义者，其实她只不过是脾气比较臭而已。
妮娜会鼓励我在她的后背、肚子或是脚背上自慰，她甚至喜欢我在地铁里对她这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