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房东瞧不上我们，房间黑漆漆的，周围闷热难当，还充斥着我这乡下人从没听过的各种奇声怪响，我的心中却还是涌起了一缕希冀。我环顾着家里的四间屋，看上去我们一家确实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将金瓦拉的种种煎熬抛在了身后：那种渗入骨髓的潮气，可怜巴巴挤死人的小屋，还有我爸爸酗酒的毛病。刚才我提过这一点吗？正因为这个恶习，每一点每一滴成就都化成了泡影。但在这里，爸爸会得到一份工作；只要拉拉绳就会有光，只要拧拧把手就会有水。就在门外，在一个压根儿不潮湿的走廊里，我们还有马桶和浴缸呢！无论多么微茫，这终归是一线希望，通向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点渲染了我的这段记忆，是我现在的年纪呢，还是我当时的年纪？离开金瓦拉时，我七岁；梅茜哭个不停的那天晚上，我九岁。那一晚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甚至超过远离故土。八十二年过去了，她的哭号依然在我耳边萦绕。如果当时我留心查一查她哭号的原因，而不是一心设法安抚她，那就好了。如果当时我真的留心查了她哭号的原因，那该有多好。
我是如此害怕我们的生活会再次支离破碎，因此千方百计不去理睬那些最让我心惊的事：尽管到了异国，爸爸的酒瘾却一点也没变；妈妈不时心情低落，大发雷霆。他们两人一天到晚争执不休。我盼望一切安好。我把梅茜搂到胸口，在她耳边轻声低唱，想让她安静下来，但没有一只鸟儿的歌喉比得上你那么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鸟……等到梅茜终于不再出声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我压根儿没有料到，其实当时的梅茜正在示警，提醒我们大祸将至，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纽约，1929年
火灾过后第三天，夏茨曼先生将我从梦中叫醒，告诉我一件事：他和夏茨曼太太已经找到了一条完美的解决之道（没错，他用的正是“完美”这个词。照他的德国口音，则是“凡……美”。而就在那一刻，我才体会到那些极尽盛赞之辞是多么可怕）。夏茨曼夫妇会带我去儿童援助协会，那里的工作人员是些友好的社工，他们会照顾好孩子们，让孩子穿暖吃饱。
“我不能去。”我说，“等到妈妈出院的时候，她会需要我的。”我知道，爸爸和弟弟们都死了。我看到他们在走廊上，身上盖着床单。但妈妈被放在一张担架上带走了，我还看到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抱着梅茜走下了过道，小宝宝扭着身子，嘴里呜咽着。
他摇摇头。“她不会回来了。”
“可是梅茜，那……”
“你妹妹玛格丽特，她没能活下来。”他说着别过脸去。
父母、两个兄弟，再加一个与我形影不离的妹妹——我所失去的一切无以言表。即使我能找到字眼来形容我的感受，我也无人可以倾诉。在这个新大陆上，我的所有亲友，要么已经死去，要么杳然无踪。
火灾那一夜，也就是夏茨曼夫妇收留我的那一夜，我听到夏茨曼太太在她的卧室里质问丈夫，问他准备如何处置我。“真是凭空倒了霉。”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仿佛她跟我在同一间屋里。“那些爱尔兰人！那么小的房子，偏偏养那么多孩子。这么长时间才出事，已经算得上怪事一桩了。”
透过墙壁偷听时，我的心仿佛被活生生刺了一个洞。“真是凭空倒了霉。”不久前，爸爸还刚刚从酒吧下班回家，跟往常一样换了衣服，每脱一件就甩掉一重恶臭。为了赚钱养家，妈妈补了一堆衣裳。多米尼克削了土豆皮。詹姆斯在屋角玩。我跟梅茜一起在纸上写字母，我教她认字，她那暖融融、沉甸甸的小身子坐在我的怀中，黏糊糊的手指搁在我的发间。
我千方百计想要忘记那场惨祸。也有可能，“忘记”这个字眼并不恰当。我怎么能“忘记”呢？但如果无法咽下满腔绝望，我又怎么能迈步向前，哪怕区区一步？闭上眼睛，我便听见梅茜的哭声和妈妈的惨叫，闻见刺鼻的烟雾，感觉热浪舔舐着我的皮肤，于是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夏茨曼夫妇家客厅的草垫子上坐起身，浑身冷汗淋漓。
我的外祖父母已经过世，舅舅们则在欧洲，一个紧跟着一个参了军，我压根儿不知道上哪里去找他们。但我猛然想起来（也告诉了夏茨曼先生），说不定可以试试联系远在爱尔兰的祖母和姑姑，虽然我们一家到美国后还没有跟她们联络过。我从来没有见过祖母的来信，也没有见过父亲给她们写信。我们一家在纽约的日子过得凄凄惨惨又风雨飘摇，我疑心爸爸在家信里实在没什么可写。除了我们的村名和父亲的姓氏，我再也不知道其他线索。不过，也许这点线索已经足够了。
可惜，夏茨曼先生皱起眉，摇了摇头。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孤独。在大西洋的这一头，没有一个成年人有理由理睬我，没有人会领我上船，给我付旅费。我是社会的包袱，谁也没义务管我。
“你——那个爱尔兰姑娘，到这儿来。”一个身材单薄、闷闷不乐的女舍监头戴着白帽，勾了勾瘦巴巴的手指。一定是因为夏茨曼先生几个星期前将我带到儿童援助协会时填写了资料，她才知道我是爱尔兰人。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口浓浓的乡音。“嗯……”等到我站到她面前时，她噘起了嘴唇，“红头发啊。”
“真惨哪。”她身旁丰满的女人说道，随后叹了口气。“还有这么多雀斑。她这个年纪，本来就不好找人家。”
瘦削的女舍监舔舔拇指，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听着，你可不想把人家吓跑，对吧？你得把头发扎起来。如果你又齐整又有礼貌，人家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她把我的袖口纽扣系好。当她弯腰给我的黑皮鞋重新系鞋带时，她的白帽发出了一股霉味。“你看上去一定要有模有样，像个让女主人乐意招进家门的小姑娘。要干净，会讲话，但又不能太……”她说着瞄了瞄身旁的女人。
“不能太什么？”我问道。
“有些女人可不喜欢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清秀小姑娘。”她说，“倒不是说你长得多么……但说不好啊。”她指着我的项链问道，“那是什么？”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个白镴克拉达式样（注：爱尔兰有种传统戒指名叫克拉达戒指，象征着爱、友谊和忠贞，式样为两只手捧着一颗心，心上戴着王冠。该式样与风俗起源与爱尔兰渔村克拉达，现属戈尔韦郡境内。）的凯尔特小十字架，用手指轻抚着心形深陷的轮廓——从六岁起，我就开始戴这个十字架了。“一个爱尔兰十字架。”
“纪念品不许带上火车。”
我的心跳得那么猛，我相信她能听到：“这是我祖母的。”
两个女人瞄了瞄十字架，我看得出她们正在犹豫，衡量着怎么办才好。
“她是在爱尔兰给我的，在我们起程来美国之前。这是……这是我身边仅剩的一件旧物。”这话不假，但另一点也不假：我说那些话，是因为我觉得它能打动她们的心。那番话确实奏效了。
眼前还没有出现火车的影子，我们先听见了车声。耳边传来一声呜呜的低吟，脚下一阵隆隆作响，接着是深沉的汽笛——起初几不可闻，然后越来越响，火车也随之渐渐逼近。我们一个个伸长脖子顺着铁轨张望（我们的一位主管斯卡查德夫人用难听的嗓音高喊着：“孩子们！孩子们！”却拦不住我们），突然间，黑色的车身赫然耸立在我们身旁，笼罩着月台，嘶的一声喷出蒸汽，仿佛一只体形巨大、气喘吁吁的动物。
跟我同路的共有二十个小孩，什么年纪都有。我们梳洗得干干净净，身穿别人捐赠的衣服：女孩身穿连衣裙，套着白色围裙，配上厚厚的长袜；男孩身穿膝下系扣的短裤，白色正装衬衫、领带、厚厚的毛呢西装外套。正值十月，天气暖和得不合时令，用斯卡查德夫人的话来讲，“是个小阳春咧”。我们一行人在月台上感觉闷热难耐。我一头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了脖子上，硬邦邦的围裙很不舒服，一只手里还紧攥着一个小小的棕色手提箱。除了那个十字架，手提箱里装着我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全是最近攒起来的：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顶帽子、一件小了好几号的黑外套、一双鞋。外套的衬里上有我的名字，是儿童援助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绣上去的——妮芙·鲍尔。
没错，“妮芙”，发音跟“Neev”一样。一个在戈尔韦郡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里也很平常，但不管这列火车会把我载往何方，人家只怕必定容不下这个名字。几天前，在外套衬里上绣名字的女士就曾经为它叹过气：“我希望你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小姑娘。因为我可以保证，如果你运气好到被人选中的话，你的新家长转头就会把这个名字改掉。”“我的妮芙”——爸爸曾经这么叫我。但我也并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我知道，这个名字发音很拗口，有一股异国味，不招不熟识的人们喜欢。谁让它是好几个辅音别别扭扭地凑在一起呢，怪得很。
我痛失了全部家人，但并没有谁为我抱憾。我们中间谁没有伤心往事？不然的话，我们又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往事最好不要提起，遗忘是见效最快的良药。儿童援助协会把我们通通当作一张白纸对待，踏入儿童援助协会前的过往都被抹了个干净，我们一个个好似破茧而出的蝴蝶，把昔日抛到了身后。如果上天垂怜的话，还能转眼脱胎换骨。
斯卡查德夫人和柯伦先生（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有点胆小的人）让我们按个头排成队——从高到矮排，基本也就意味着从年龄最大的排到最小的，八岁以上的孩子则抱着婴儿。我还来不及拒绝，斯卡查德夫人已经把一个小宝宝塞进了我怀中。小家伙才十四个月大，长着一身橄榄色皮肤和一双斗鸡眼，名字叫作卡迈恩（依我猜，这小家伙只怕很快就会有个新名字）。他像只吓坏的小猫一般紧攥住我不放。我一手拎着棕色行李箱，另一只手搂紧卡迈恩，迈步踏上高高的台阶，跌跌撞撞地上了火车。柯伦先生一溜烟跑过来，拎走了我的行李箱。“动动脑子，姑娘，”他呵斥道，“如果跌一跤的话，你会摔破脑袋，那我们就只好把你们俩都扔下了。”
列车车厢里的木质座椅齐刷刷地朝向正前方，只有车厢前端的两对座椅例外，它们面对着面，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我给自己和卡迈恩找了个三人座，柯伦先生把我的手提箱抛到了我头顶的行李架上。没过一会儿，卡迈恩就想爬下车座，我忙着不让他溜走，几乎没有注意其他小孩陆续登上了列车，车厢里渐渐挤满了人。
斯卡查德夫人站在车厢前方，扶着两张皮质座椅的后背，黑色斗篷的衣袖仿佛乌鸦的翅膀般耷拉下来。“人们把它叫作‘孤儿列车’，孩子们。算你们走运，上了这趟列车。你们把一个充斥着无知、贫穷与堕落的邪恶之地抛在了身后，从此奔赴高尚的乡村生活。在这列火车上，你们必须遵守一些简单的规矩。你们要乖乖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尊重你们的监护人。你们要爱护这辆火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坏它。你们还要激励自己的同座守规矩。总之一句话，你们的行为要让我和柯伦先生引以为傲。”我们纷纷落座，她则拔高了嗓音，“当被允许离开火车时，你们要待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无论何时都不许一个人乱跑。如果惹是生非，连这些简单的规矩、起码的礼仪都不遵守，那你们当初从哪儿来，就会被直接送回哪儿去，扔到街头自生自灭。”
看上去，斯卡查德夫人的长篇大论让年纪还小的孩子们莫名其妙，但我们这些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孤儿院里就已经听过好几遍了。我沉浸在那番话中，不过眼下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操心：跟我一样，卡迈恩饿了。早餐我们只吃了一片干巴巴的面包和一杯牛奶，当时天色尚未破晓，何况又已经过了整整几个小时。卡迈恩直闹别扭，啃着自己的一只手——这个习惯一定挺让小家伙安心（当初梅茜就爱吮拇指）。但我还算识相，知道不能开口问什么时候发吃的。等到主管想发午餐的时候，午餐自然会来，苦苦哀求派不上半点用场。
我费力地把卡迈恩放到自己腿上。今天清晨吃早餐的时候，趁着往茶里放糖的时机，我悄悄塞了两块方糖到口袋里。我用手指把其中一块揉成一粒粒，然后舔舔食指，在糖粒里蘸一蘸，放进卡迈恩嘴里。小家伙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幸运，顿时露出满脸喜色，让我忍俊不禁。他伸出两只胖乎乎的手一把攥住我的手，死活不肯放开，随后渐渐悠然入睡。
伴着咣当作响的车轮，我也终于进入了梦乡。等到一觉醒来，卡迈恩正在动来动去，揉着他的眼睛，斯卡查德夫人则赫然站在我身旁。她离得非常近，我可以望见她下颌上的绒毛、乌黑的浓眉，还有脸颊上粉色的细血管，仿佛一片精致的树叶背面散布着的筋络。
透过纤巧的圆眼镜，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猜，以前你家里有小不点儿吧？”
我点点头。
“看上去你倒是挺有办法。”
正在这时，卡迈恩在我怀里哼哼起来。“我想他是饿了。”我告诉斯卡查德夫人。我摸摸卡迈恩的尿布，尿布外面还是干的，但隐隐兜了一泡水，“而且该换尿布了。”
她转身冲着火车头，又扭头对我示意：“那就来吧。”
我把宝宝搂到胸口，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蹒跚着随她走下过道。坐在二人座和三人座里的孩子们抬起头，用郁郁寡欢的神情望着我从旁经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大家正往哪里去。依我看，除了年纪小得不像话的几个人，我们全都很担心。主管人员压根儿没告诉我们多少内情，我们只知道要去的是个盛产苹果的地方，累累的果实坠满了枝头，猪、牛、羊在清新的乡间空气中自由自在地漫步。在那片土地上，好心人，也就是好人家，正翘首盼着把我们迎进家门。说到这事，自从离开戈尔韦郡以来，除了一条流浪狗和几只难得一见的胆大的鸟儿，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一头牛，也没有见到过一头牲畜。我挺期待再见到几头牲畜，但又将信将疑。我实在太清楚人们嘴里许下的种种美景与现实能相差多少了。
这趟列车上的不少孩子已经在儿童援助协会里待了太久，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他们大可以重新开始，投入另一个家庭的怀抱——那会是他们所知的唯一一个家。可惜我记得的太多：我记得祖母宽广的怀抱和纤小的双手，记得光线暗淡的小屋，有一堵摇摇欲坠的石墙环绕着逼仄的花园。我记得清晨与日落时分，海湾笼罩着片片浓雾；每当妈妈累得无法下厨，或者我们家穷得买不起美食的时候，祖母会把羊肉土豆送上门来；我记得在幽灵街的街角小店里买牛奶面包。“Sraid a'Phuca”——爸爸用盖尔语（注：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部分地区使用。）这么叫那条街，因为小镇那一带的石屋都建在墓地上。我记得妈妈干裂的嘴唇和一闪即逝的笑意，记得缕缕忧愁弥漫在我们位于金瓦拉的家中，又随着我们一家人越过重洋，一直赖在我家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不走，盘踞在昏暗的屋角。
此时此刻，我却上了这趟车，正给卡迈恩擦屁股，斯卡查德夫人则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一边用一条毯子挡住柯伦先生的目光，一边指挥我；虽然我用不着指挥。等到卡迈恩被拾掇得干爽洁净，我就让他伏到我肩上，抱着他向座位走去。这时柯伦先生开始分发装满面包、奶酪和水果的午餐盒，还有一杯杯牛奶。我给卡迈恩喂了些蘸牛奶的面包，不由得想起了我常做给梅茜和兄弟们吃的一道爱尔兰菜——加上盐、牛奶和嫩洋葱的土豆泥，如果家里难得一次找得出嫩洋葱的话。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那些夜晚，我们在梦中都会与土豆泥相逢。
给每人发了午餐和一条毛毯之后，柯伦先生宣布：车上有一桶水和一个长柄勺，举个手就可以上前喝水。他告诉我们，车上还有个室内厕所；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厕所不过是挖在铁轨上方的一个洞，吓得人够呛。
香甜的牛奶面包让卡迈恩飘飘然起来，小家伙在我怀里摊开手脚，长着乌发的小脑袋搁进我的臂弯里。我用那块扎人的毯子裹紧了我们俩。伴着列车富有节奏的轰隆声，在人头攒动、忙碌不停的车厢中，我感觉自己仿佛躲进了桃花源。卡迈恩闻上去跟奶油冻一样甜香，沉甸甸的他让人如此安心，我不禁泪水盈眶。他那富有弹性的皮肤、柔软的手脚、烟熏般的睫毛，甚至他的叹息，无一不让我想起梅茜（怎么可能不想到她呢？）。想到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死去，饱受烧伤的痛苦，我实在受不了。为什么我活了下来，她却没有？
当初在我们租住的公寓，曾有些人家颇爱互相走动，互相帮着照顾孩子，分享美食。那些人家的男主人都在杂货铺或锻铁厂干活，女人们在家做做手工，要么钩花边，要么织袜子。每当经过他们的公寓，看见他们排成一圈围坐着，一个个埋头干活，嘴里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话语，我就感觉心上像被剜了一刀。
我的父母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背井离乡，我们全都深信自己正前往一片丰饶的土地。可惜世事难料，就在这片新大陆上，他们败了，全盘皆输。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软弱，承受不起移民的种种艰辛，承受不起屈辱和妥协，也不具备移民所必需的自律和冒险精神——这两种精神还自相矛盾。但我仍然禁不住好奇：如果当初爸爸是为家族生意干活，有人管着他，有按期到手的收入，而不是到酒吧当雇员（对我爸爸这种人来说，世上再也找不出比酒吧更糟的工作场所了）；如果当初妈妈的身边有些女伴，平辈的姐妹也好，小辈的姑娘也好（也许，作为陌生人，女伴们能向她伸出援手，让她在贫穷和孤独中得到慰藉），那会怎么样呢？
在金瓦拉，我们一家穷困潦倒，时好时坏，但身边至少还有家人，有相熟的故交。我们有着共同的传统与世界观。直到离开故土，我们才明白当初对这一切是多么习以为常、熟视无睹。
纽约中央火车站，1929年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开始习惯行驶的火车，习惯了沉重的车轮碾过铁轨发出的咔嗒声、座位下的嗡嗡声。暮色抹去了窗外树木凌厉的轮廓，碧空慢慢暗下来，无边的夜色托出一轮圆月。几个小时后，一缕淡淡的蓝晕渐渐变成柔和的曙光。不一会儿，太阳便升上了天空。火车停停走走，让一切仿佛一帧帧静物摄影，而这万千画面聚在一起，又变成了动态的场景。
我们望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闲聊着，玩着游戏，借此打发时间。斯卡查德夫人有副西洋跳棋和一本《圣经》，我翻着书页，一心想找《诗篇：121》（那是妈妈的最爱）：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注：本段译文出自《圣经》汉语译本和合本）……
这趟列车上识字的孩子寥寥无几，我是其中之一。早在几年前，妈妈就教会了我全部字母，然后教我如何拼写，当时我们还在爱尔兰呢。到纽约之后，她让我把有字的东西通通念给她听，不管是我在街上发现的包装箱也好，瓶子也好。
“唐纳牌碳……酸饮……”
“饮料。”
“饮料。柠檬苏打水。人‘导’……”
“人造，听上去跟‘躁’发同一个音。”
“人造色素，添加柠檬‘散’……柠檬酸。”
“不错啊。”
等到我渐入门径，妈妈从她床边那只破旧的行李箱里取出了一本蓝封皮、镶金边的精装本诗集。弗朗西斯·费伊是金瓦拉本地诗人，出生在一个有十七个孩子的家庭。十五岁时，他当上了本地男校的助教，随后远赴英国（据妈妈说，这跟所有其他爱尔兰诗人一样），混迹于叶芝（注：叶芝：William&Butler Yeats，1865-1939。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神秘主义者。）和萧伯纳（注：萧伯纳：George&Bernard Shaw,1856-1950。直译为乔治·伯纳德·萧，爱尔兰剧作家。）等同道文人之中。她会细心地翻开书页，用手指抚过薄纸上的黑字，默诵着上面的语句，直到发现她在找的篇章。
“《戈尔韦湾》，我最爱的一首。”她说，“读给我听听吧。”
于是我念道：
若我再度拥有青春的热血、热望与火热之心，
即使予以世上所有黄金，我也绝不离开你的岸边，
无论神赐此地何等风物，我都将安然在此终老，
紧紧依偎着你长眠于墓地，戈尔韦湾。
有一次，我正磕磕巴巴地念着诗，抬头却发现两行眼泪流下了妈妈的脸颊。“上帝啊，”她说，“我们真不该离开那片土地。”
在火车上，我们有时会唱歌。柯伦先生曾在出发前教过我们一支歌，眼下他每天至少会站起来领唱一次：
从阴霾四处的城市到繁花似锦的乡间
正有芬芳的风儿吹遍
从一片荒芜的城市到生气勃勃的乡间
仿佛夏日鸟儿翩翩
哦，孩子们，亲爱的孩子们
年轻，快乐，无邪……
途中我们在某一站停下来，补了些三明治配菜、新鲜水果和牛奶，但只有柯伦先生一个人下了车。我能透过窗户看见他，他穿着那双白色正装男鞋，在站台上跟农夫讲话，其中一个农夫拎着一篮子苹果，另一个拿着满满一袋面包。一个身穿黑色围裙的男子把手伸进箱子里，解开一个牛皮纸裹好的包裹，露出一块厚厚的黄奶酪。我的肚子不禁咕噜噜跟着雷鸣起来。我们分到的食物并不多，在此之前整整一天，每个人只有些许面包皮、牛奶，再加上一个苹果。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主事人害怕东西不够吃，还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让我们恪守美德。
斯卡查德夫人迈着大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趁着停车让孩子们轮流站起来舒展身体，每次两组人。“把每条腿都抖一抖，”她指导大家，“有助于血液循环。”小不点儿们时刻不肯安生，一些年纪大点的男孩又总是到处惹是生非，简直无孔不入。我可不想跟这些男孩掺和，他们活像狼一样野。我们的房东卡明斯基先生曾经把这种男孩叫作“街头流浪儿”，也就是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拉帮结伙地四处游荡，要么小偷小摸，要么干些更不堪的勾当。
火车刚出站，其中一个男孩就点燃了一根火柴，惹毛了柯伦先生。柯伦先生一掌拍在男孩的脑袋上，用整节车厢都能听到的声音呵斥他，骂他是个一无是处的蠢材，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狗屁出息。谁料柯伦先生的雷霆大怒反倒让那小子在其他捣蛋鬼心里莫名光彩了几分，他们苦心琢磨起了惹火柯伦先生的种种妙计，同时又挖空心思不被逮个正着。于是一会儿是纸飞机，一会儿是打响嗝，一会儿是幽幽的尖声呻吟，接着有人捂嘴哧哧地笑。柯伦先生没办法从一群男孩里揪出元凶，简直大为光火。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到下一站时把他们通通赶下车？最后他还真拿这一点吓唬那群捣蛋鬼，一边说一边从过道里逼近两个格外闹腾的男孩的座位。可惜，这招反而害得男孩中年纪大点的那个狗急跳墙，他回嘴道，他倒巴不得自走自路呢，反正已经流浪了好多年了，也没糟到哪里去嘛——到美利坚哪个城市不能擦鞋？他敢打赌，说不定比被送到某人家里强得多，落得跟牲口一起住牲口棚，吃的只有泔水，说不定还会被印第安人弄走。
孩子们纷纷在座位上低语起来：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柯伦先生颇不自在地环顾着四周：“你把整整一车厢孩子吓得够呛，现在开心了？”他说。
“又没有说错，对不对？”
“当然不对……这不是真话。孩子们，别闹了。”
“我听说，我们会被卖给拍卖会上出价最高的人呢。”另一个男孩故意高声耳语道。
列车车厢顿时一片沉默。这时斯卡查德夫人站了起来，跟平时一样怒气冲冲地抿着嘴唇。她戴着一顶宽檐帽，搭配着沉重的黑斗篷和闪亮的金属框眼镜，显得比柯伦先生有气势多了，柯伦先生只怕一辈子也比不过。“我已经听够胡说八道了。”她用刺耳的声音说道，“真想把你们通通赶下车去，不过，这种做法实在……”她的目光缓缓地从我们身上扫过，审视着每一张苦瓜脸，“太有违基督徒精神。对吧？柯伦先生和我此行前来，是要把你们送往更加美好的生活。一切唱反调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不知廉耻。我们万分期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摆脱过去那种堕落的生活，经过强有力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变成受人尊敬的公民，当好社会的一分子。至于眼下，我不会天真到相信你们所有人都能做到。”她狠狠地瞪了一眼某个金发男孩，那男孩年龄颇大，属于肇事者之一，“但我希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会把这看作一个机会，也许是唯一一个成就你们自己的机会。”她理了理肩上的斗篷，“柯伦先生，也许，刚才对您出言不逊的年轻人应该换个座位，让这位靠不住的‘万人迷’先生尝尝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滋味。”她抬起下巴，帽檐下的目光好似乌龟从龟壳里往外打量，“嗯……妮芙旁边正好有个空位。”她说着，朝我的方向勾了勾手指，“那里还有个很不安生的小不点儿呢，那就更棒了。”
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哦，不。但我看得出来，现在斯卡查德夫人可不会改变主意。于是我挪了挪，紧挨着车窗，能挨多紧挨多紧，又把卡迈恩和裹他的毯子放在我身旁，正好在座位的中央。
过道另一侧，离我隔着几排车座的地方，那男孩站起身，大声叹了口气，把头上亮蓝色的法兰绒帽猛地往下一拽。他大张旗鼓地离开座位，磨磨蹭蹭地走下过道，活像死刑犯一步步走向绞索。走到我坐的那一排时，他眯起眼打量我，又瞧瞧卡迈恩，对他的朋友做了个鬼脸。“恐怕很有意思。”他大声说。
“不许讲话，年轻的先生。”斯卡查德夫人用颤音说道，“坐下，举止要像个绅士。”
他一屁股坐下来，双腿还搁在过道上。紧接着，他摘下帽子在我们前面的座位上猛扇一下，拍起了一小团灰尘。前排的孩子腾地转过身，睁大眼瞪着他。“哎哟，”他低声喃喃道，似乎并非说给任何人听，“真是个讨厌的老家伙。”他对卡迈恩伸出一根指头，小不点儿认真地端详着手指，又端详他的面孔。男孩晃晃手指，卡迈恩一头扎进了我怀里。
“害羞可没有半点用处。”男孩说。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扫过我的面孔和全身，我的脸突然涨得通红。他长着淡茶色的直发，淡蓝色的眼眸，我觉得大约有十二三岁，但他的举止似乎显得更加老成一些。“居然是个红头发，简直比当个擦鞋童还糟糕。谁会要你？”
他的话不假——这让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我抬起了下巴：“至少我没犯过事。”
他放声大笑：“这么说，我犯过事喽，对吧？”
“你说呢。”
“你会信我的话吗？”
“恐怕不会。”
“那说什么有用吗？”
我没有答话。我们三人一声不吭地坐着，卡迈恩被新来的男孩吓得不敢动弹。我望着窗外掠过的一幕幕孤单森峻的景色。今天的雨丝时断时续，雨意绵绵的天空低垂着朵朵阴云。
“他们拿走了我的工具箱。”过了一会儿，男孩说。
我扭头望着他：“什么？”
“我擦鞋用的工具，全部鞋油和刷子。那他们要我靠什么谋生呢？”
“他们不会让你去谋生，他们会给你找个家。”
“啊，没错。”他干巴巴地笑了一声，“找个晚上给我掖被角的妈，再找个教我做生意的爸。我觉得行不通，你呢？”
“我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不过，我当然想过。我已经收罗到了点点滴滴的消息：不懂事的婴儿是最先被挑走的，接着轮到年龄稍大的男孩——男孩们一身强健的筋骨颇受农夫青睐。最后剩下的正是跟我一般年纪的女孩：年纪不够小，已经难以教养成闺秀；年纪又不够大，没办法承担多少家务活，在田间也派不上多大用场。如果没人要的话，我们会被送回孤儿院。“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说。
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了一便士。他捻着那枚硬币，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又挨挨卡迈恩的鼻子，然后握起拳头紧紧地攥在手心。他摊开手，那枚便士却不翼而飞了。他又伸手到卡迈恩的耳后，“变……”他边说边把一便士硬币递给小家伙。
卡迈恩凝神盯着它，整个儿惊呆了。
“你要么忍，”男孩说，“要么逃跑。说不定你走运得很，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了呢。未来如何只有老天爷知道，他才不会漏口风呢。”
芝加哥，联合车站，1929年
我们成了一个奇怪的小家庭：同在一个三人座上容身的男孩（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汉斯，在街头则以“德国仔”闻名）、卡迈恩和我。“德国仔”告诉我，他出生在纽约，父母是德裔，母亲染上肺炎去世了，父亲就把他赶到街头，靠擦鞋谋生。如果赚得不够的话，父亲会用皮带抽他。于是有一天，他没有再回那个家。他跟一帮男孩混到了一起。每逢夏季，他们会就地找个台阶或人行道过夜。冬季则睡在桶里、门廊里、人家丢掉的箱子里，不然就在印刷广场边的铁箅子上找地方过夜，暖气和蒸汽会从铁箅子下方的发动机上冒出来。在一家地下酒吧里，他不靠乐谱自学了钢琴，晚上会为醉醺醺的主顾们弹上一阵，他的见闻远超过一个十二岁少年应有的视野。男孩们想方设法互相照拂，但如果有人生病或受伤（要么得了肺炎，要么跌下有轨电车或撞上了卡车车轮），其他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跟我们一样，“德国仔”所属帮会的几个孩子也在这列火车上。他指出了“滴汤漏水的杰克”——那小子老把汤汤水水溅到自己身上，还有“白佬”——那小子的皮肤几近透明。当初人家答应给他们吃顿热饭，蠢小子们就被牵着鼻子带走了，结果落到了今天这种下场。
“那热饭呢？你们吃上热饭了吗？”
“怎么会没吃上呢？烤牛肉加土豆，再加上干净的床铺。但我心里可打着鼓。我敢打赌，甜头只怕要用人头来换，跟印第安人剥头皮一样。”
“这是慈善。”我说，“你没听见斯卡查德夫人说吗？这是他们基督徒的责任。”
“我只知道，从来没有哪个人因为基督徒的责任帮过我。瞧他们说话那神气，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害我累死累活，还一毛钱也拿不到。你是个姑娘家，说不定不会有事，在厨房里烤烤馅饼，要么照料小孩子，”他瞄了瞄我，“除了雀斑和那头红发，你看起来也还过得去。要是腿上搭条餐巾坐到桌旁的话，你的模样一定非常上得了台面。我可不行。我年纪太大，没法学好礼仪了，也受不了乖乖听从别人定下的规矩，唯一擅长的就是干苦力活。那些当报童、当小贩、贴海报和擦皮鞋的小孩也是一样。”他一边说，一边冲着车厢里的男孩一个接一个地点头。
旅途第三天，我们越过了伊利诺伊州边界。列车驶到芝加哥附近，斯卡查德夫人站起身，又讲了一番话。“再过几分钟，这趟车将抵达联合车站，到时候我们要换到另一趟火车上继续前进。”她告诉我们，“如果我做得了主的话，我会领着你们直接穿过月台去下一趟火车，途中一口气也不歇，免得夜长梦多，让你们惹祸上身。只可惜，我们要等半个小时才能上车。年轻的先生们，穿好你们的西装外套；年轻的女士们，穿上你们的围裙，当心不要弄皱。”
“芝加哥位于大湖之畔，是个高贵而傲然的城市。因为临湖而风势不息，也因此得名‘风之城’。当然了，你们必须带上行李箱，用毛毯裹好身体，因为我们要在月台上待至少一个小时。”
“说到芝加哥的好市民们，毫无疑问，他们会认为你们是地痞、小偷、乞丐，总之是这世上救赎无望的罪人。他们质疑你们的品格，此举无可厚非。你们的任务是证明他们看走眼了。你们的举止必须无可挑剔，要像个模范市民，正如儿童援助协会所期待的那样。”
月台上的劲风呼啸着卷过我的长裙。我用毯子裹紧肩膀，同时留心着卡迈恩。小家伙正到处摇摇晃晃，似乎压根儿不在意入骨的寒气。不管遇上什么，他都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火车”、“车轮”、“斯卡查德夫人”（她正在对列车员皱眉头）、“柯伦先生”（他正跟车站管理人员一块儿专心钻研文件），还有“灯”（卡迈恩的目光落到灯上时，灯光突然奇迹般地亮了起来，吓了他一跳）。
出乎斯卡查德夫人所料（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她那番不入耳的话），我们这群孩子都不爱吱声，就连年龄较大的男孩也一样。我们挤在一起，个个怡然自得，跺着脚取暖。
只有“德国仔”例外。他到哪里去了？
“喂！妮芙。”
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头回望，一眼瞥见楼梯间里闪过“德国仔”的金发。他的身影转眼不见了。我望望大人们，他们正忙着表格的事呢。一只大老鼠沿着远处的砖墙一溜烟蹿过去，其余孩子又是指点又是尖叫。我抱起卡迈恩，抛下了我们的手提箱，溜到柱子和一堆木箱后。
楼梯间里，从月台上看不见的地方，“德国仔”正斜倚着一堵弯墙。等到望见我的身影，他立刻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噔噔噔”上了楼梯，绕过拐角消失了踪影。我回头瞥了瞥，没有发现半个影子，于是搂紧卡迈恩跟上“德国仔”，眼睛紧盯着宽宽的台阶，免得摔跤。卡迈恩抬起头，在我怀里往后仰，好似一袋松垮垮的大米。“光光……”他一边嗫嚅，一边伸手指指着。我随着他那胖乎乎的手指望去，发现他指的是火车站巨大的拱顶天花板，拱顶边缘镶着一道天窗。
我们走进巨大的候车室，里面挤满了肤色各异、模样各异的人：领着仆从、身穿皮草的阔太，头戴大礼帽、身穿晨礼服的男士，穿着艳色衣服的女售货员。雕像、圆柱、阳台、楼梯，再加上庞大的木制长凳，真让人一时间目不暇接。“德国仔”站在正中央，透过玻璃天花板仰望着碧空，接着脱下帽子，猛地抛进了空中。卡迈恩挣扎着想要脱身，我刚刚把他放下，他就一溜烟向“德国仔”奔了过去，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腿。“德国仔”弯下腰，将小不点儿扛到肩上。走到他们身边时，我听见“德国仔”说：“伸开双臂，小家伙，我来带你转一圈吧。”他攥住卡迈恩的腿绕起圈来，卡迈恩伸出双臂，头往后仰，抬眼凝视着天窗，快活地尖叫着。就在那一刻，自火灾以来第一次，我把忧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心中涌起的喜悦如此势不可挡，几乎让人有些痛楚，仿佛刀锋般锐利。
正在这时，一阵哨声响彻了候车室。三名身穿深色制服的警察急匆匆地奔向“德国仔”，手里已经拔出了警棍。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我望见斯卡查德夫人在楼梯的高处，伸出乌鸦翅膀一样的手臂指点着。柯伦先生拔腿跑过来，脚上穿着那双笑死人的白鞋。一个胖警察高声喊道：“趴下！”卡迈恩顿时吓得紧搂住“德国仔”的脖子。我的胳膊被人猛地扭到了背后，一个男人从牙缝里向我耳边吐出了几个字：“想要偷偷溜走，对吧？”他的呼吸闻上去有股甘草味。分辩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当他逼我跪下的时候，我一声也没有吭。
巨穴般的大厅顷刻安静了下来。借着眼角的余光，我看见“德国仔”伏在地板上，一根警棍正指着他。卡迈恩放声号啕，哭声撕裂了大厅里的死寂。每当“德国仔”动一动，警察就用警棍捅他。他被戴上了手铐，胖警察猛地将他从地上拉起来，凶巴巴地将他往前推，害得“德国仔”步履踉跄。
正在那时，我恍然大悟：看来“德国仔”以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麻烦。他的脸毫无表情，甚至没有回嘴。我看得出旁边的看客怎么想：这是个劣迹昭彰的小子，可能还不止一次犯事呢。至于这位警察，谢天谢地，人家正在保护芝加哥遵纪守法的好市民。
胖警察把“德国仔”拖到了斯卡查德夫人面前；而那个一嘴甘草味的警察也有样学样，凶巴巴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斯卡查德夫人沉下了脸色，嘴唇抖得厉害，成了O形，身子似乎正在战栗。“我把这年轻人交给你，”她对我说道，声音平静得吓人，“原本希望你可以教好他。看上去，我真是大错特错。”
一时间我思绪翻涌。如果我能让她相信“德国仔”没有恶意，那就好了。“不是的，夫人，我……”
“不要插嘴。”
我垂下了目光。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心下明了：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她对我的看法。但说也奇怪，悟到这点以后，我竟然感觉颇有几分解脱。眼下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别让“德国仔”再被赶回街头。
“是我的错，”我说，“我让‘德国仔’……我是指汉斯……带我和宝宝上楼梯。”我扭头打量卡迈恩，小家伙正尽力从警察怀里抽出胳膊，“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瞧一眼那个湖。我以为宝宝会喜欢的。”
斯卡查德夫人对我怒目而视。“德国仔”望着我，看上去吃了一惊。卡迈恩开口了：“哇哟？”
“接着……卡迈恩就看到了灯。”我往头顶指了指，眼神落到卡迈恩身上。小家伙仰起头，高声喊道：“光光！”
警察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一嘴甘草味的警察放开了我的胳膊，显然已经认定我不会逃跑。
柯伦先生抬眼瞄了瞄斯卡查德夫人，她的神色居然稍稍缓和了些。
“你就是个长着榆木脑袋的蠢姑娘。”她说道，但口吻已经不如刚才咄咄逼人。我看得出来，她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恼火，“我明明让你们待在月台上，你竟然当作耳边风。你把整整一群孩子置于危险之中，自己则丢人现眼。更糟糕的是，你还让我丢人，柯伦先生也一样。”她补了一句，转身面朝着他。他缩了缩，仿佛在说“别把我扯进来”。“不过，依我的看法，这种事还用不着劳烦警察。算纠纷吧，还算不上犯法。”她解释道。
胖警察大张旗鼓地解开“德国仔”的手铐，又“啪”地扣到自己的皮带上：“您不会变卦吧，不希望我们抓他对吗，夫人？”
“谢谢您，先生，但柯伦先生和我会想个法子好好罚他们的。”
“一切听您的吩咐。”他碰了碰帽檐，后退几步，转过了身。
“别弄错了，”斯卡查德夫人脸色严峻，低头瞪着我们，“你们一定会挨罚的。”
斯卡查德夫人用一把长长的木尺敲了好几下“德国仔”的指节，但我认为她罚得并不算狠。“德国仔”几乎连躲也没有躲，还在空中甩了两下手，又朝我挤挤眼睛。诚然，退一步讲，她又能罚多狠呢？一个个无家无势，靠别人的荫庇也仅能糊口，按吩咐坐在硬邦邦的木头车座上，直到全都跟“滴汤漏水的杰克”所说的那样，被人卖去当奴婢使唤——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活在世上，本身已经是一种惩罚。斯卡查德夫人嘴上威胁说要把我们三个人分开，但最后还是让我们待在了一起：她说，她可不乐意让“德国仔”把其他孩子教坏。再说，显然她还认定，让我照顾卡迈恩，也算是罚我了。她勒令我们，不得跟对方讲话，甚至不许张望对方。“如果我听到一丁点动静，我发誓……”她凶巴巴的话飘到我们的头顶，好似一只被扎穿的气球般泄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