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特瑞不情不愿地同意：其实吧，今天早点开工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再过半小时薇薇安还不出现的话，也许特瑞会上楼叫醒她。在此之后，特瑞让莫莉自便——特瑞自己还得干活儿呢。“你能找到事情打发时间的，对吧？”她说完回了厨房。
薇薇安给莫莉的那本书还放在背包里，她懒得去搭理，主要是因为它活像一份家庭作业，还是一份受苦的工作带来的家庭作业。另外有个原因：她正为英文课重读《简·爱》（讽刺的是，就在莫莉偷书一个星期后，英文老师塔特夫人给每人发了一本）。《简·爱》是本深无边际的书，每次沉浸其中都会给人带来冲击。只要读上一章，莫莉就不得不放慢呼吸，出一会儿神，仿佛一只冬眠的熊。班上所有同学都在倒苦水，抱怨勃朗特就喜欢絮絮叨叨地扯到人性啦，简·爱在洛伍德学校的朋友这些无关紧要的情节啦，还有啰啰唆唆、“不切实际”的大段对话。“她就不能爽快地讲个故事吗？”泰勒·鲍德温在课上嘟囔道，“我一读就犯困。这叫什么？嗜睡症？”
这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莫莉却一言不发。不用说，塔特夫人正留心着一堆湿柴中的点点星火，于是注意到了莫莉。
“你有什么看法，莫莉？”
莫莉耸耸肩膀，不想显得过于热切：“我喜欢这本书。”
“你喜欢它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就是喜欢。”
“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莫莉感觉到全班的目光都落在了自己身上，不禁往后缩了缩：“我不知道。”
“不过是本无聊的爱情小说罢了。”泰勒说。
“不，不是的。”她脱口而出。
“为什么不是？”塔特夫人追问道。
“因为，”她思考了一会儿，“简有点叛逆，她富有激情，意志坚定，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从哪里读出来的？我一点也感受不到你说的这些。”泰勒说。
“好吧，比如这一段。”莫莉说着，把书翻到刚才正在寻思的那一幕，“我明确告诉他，我生就了硬心肠——硬如铁石，他会发现我经常如此。何况我决计在今后的四周中，让他看看我性格中倔强的一面。他应当完全明白，他订的是怎样的婚约，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它取消。”
塔特夫人扬起眉毛，笑了：“听起来像我认识的某人嘛。”
此刻莫莉一个人坐在红色靠背扶手椅上，等待薇薇安下楼。她拿出那本《绿山墙的安妮》，翻开第一页：雷切尔·林德太太就住在阿冯利干道插入一个小山谷的地方。小山谷两边桤树成荫，结满了像女士们的耳坠一样的果子。一条小溪横穿路面，它发源于远处古老的卡思伯特领地的森林……
这显然是本给小女孩看的书，起初莫莉并不确定是否能有共鸣，但读着读着，她却被故事吸引住了。太阳升上了天空，她不得不把书拿偏一点躲开刺眼的光，过了几分钟，又不得不换了把扶手椅，免得被逼着眯起眼睛。
过了大约一小时，莫莉听到大厅的门打开了，抬头望见薇薇安进了屋。薇薇安环顾四周，目光落到莫莉身上，脸上露出了笑容，似乎对她的出现并不吃惊。
“你可真早啊！”薇薇安说，“我喜欢你的热情！说不定今天我会让你清空一个箱子，幸运的话，清空两个！”
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年
星期一早上，我赶在伯恩夫妇醒来之前早早起了床，在厨房水槽里把脸洗干净，仔仔细细把头发梳成辫子，扎上两条从缝纫室废料堆里找到的缎带，穿上最干净的一条裙子，系上围裙——昨天洗完衣服后，我把围裙晾到了屋侧的一根枝丫上。
吃早餐的时候（燕麦都结成了团，还没有加糖），我问起怎么去学校，又该什么时候去，伯恩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目光又落回我身上。她裹紧肩上黑色的佩斯利涡纹花色围巾，说道：“多萝西，伯恩先生和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学。”
燕麦吃上去活像凝成了块的动物油脂。我望向伯恩先生，他弯下腰系起了鞋带，鬈发耷拉在前额上，遮住了面孔。
“什么意思？”我问道，“儿童援助协会……”
伯恩太太握起双手，紧抿着嘴微微一笑：“你已经不归儿童援助协会管了，不是吗？至于什么最适合你，现在由我们说了算。”
我的心猛地一紧：“可是我应该去上学啊。”
“看随后几个星期你的进展如何了。不过目前我们觉得，你最好花点时间适应新家。”
“我……已经适应了。”我的脸在发烫，“您的吩咐我全都照做了，如果您担心我没有时间做缝纫活儿的话……”
伯恩太太不动声色地瞥瞥我，我的舌头打起了结。“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她说，“你落下的课太多，今年死活也赶不上。再说，鬼知道你之前在贫民窟里念过什么书。”
我顿觉一阵刺痛，连伯恩先生也吓了一跳。“行啦，行啦，洛伊丝。”他低声说。
“我住的不是……贫民窟。”我费力地吐出那个词。因为她没有问过我，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问过我，我又接着说，“我读四年级。我的老师是乌里希夫人，我参加了合唱团，我们还表演了歌剧《光滑的鹅卵石》。”
他们都盯着我。
“我喜欢学校。”我说。
伯恩太太站起身，开始收拾盘碟。她收走了我的碟子，尽管我还没有吃完吐司。她的动作很猛，银餐具在瓷器上撞得叮当响。她打开水龙头，哐的一声把盘碟和刀叉扔进水池，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手。“你这个野丫头，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了。什么最适合你，这归我们说了算，明白了吗？”
此事就此收场，上学的事再也没有人提了。
伯恩太太每天会像个幽灵一样在缝纫室里出现几次，但她连一根针也没有碰过。据我看来，她会追踪订单、给范妮派活儿（范妮再把活儿分派给我们）、把做好的衣服收起来。她让范妮报告进度，同时一刻不停地审视着整间屋，确保其他人都在卖力干活儿。
对伯恩一家，我憋着一肚子问题，却不敢问出口。伯恩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如何处理这些女人缝的衣服呢（我可以说是“我们”缝的衣服，但我只不过做些疏缝和卷边的活儿，如果这么说，岂不是活像削削土豆皮，却声称自己是大厨？）？伯恩太太每天都去哪儿了？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时不时，我能听到她在楼上发出些动静，却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伯恩太太规矩很多。她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差错当着其他姑娘的面训斥我：床单叠得不够严实，厨房门没有关等。除了进进出出，家里所有的门必须随时关紧。缝纫室的门，厨房门，饭厅门，甚至楼梯顶端的门——四处的门都层层紧闭，整幢房屋因此显得森严而神秘。夜晚时分，在楼梯脚下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躺在垫子上，摩擦着双脚取暖，心里害怕极了。我还从未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即使在儿童援助协会，在病房的铁床上，也有其他女孩跟我做伴。
伯恩太太不许我去厨房帮忙，我猜她是怕我偷东西吃。实际上，跟范妮一样，我也开始把东西偷偷塞进口袋里，要么一片面包，要么一个苹果。伯恩太太做的饭菜寡淡无味：软趴趴、灰扑扑的罐装豌豆，硬邦邦的煮土豆，稀拉拉的炖菜，而且永远不够吃。我不知道伯恩先生是真的没有注意到饭菜多么难吃，还是根本不在乎，也有可能，他只是心思不在这儿。
伯恩太太不在的时候，伯恩先生倒是挺和气。他喜欢跟我谈爱尔兰。他告诉我，他的家族来自东海岸附近的萨利布鲁克，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在独立战争时期都是共和党人，曾经与迈克尔·柯林斯并肩作战。1922年4月，英国人冲进都柏林四法院大楼血洗反叛力量时，他们就在场。几个月后，柯林斯在科克郡附近遇刺时，他们也在场。柯林斯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的，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堂兄弟在场。爸爸曾经说过，在美国，只要遇见一个爱尔兰人，对方就会发誓说自己的某亲戚曾与迈克尔·柯林斯并肩作战。
爸爸无比爱戴迈克尔·柯林斯。他会唱起革命歌曲，通常大声又不着调，直到妈妈让他安静些——宝宝正在睡觉呢。他跟我讲过许多波澜起伏的故事，例如在都柏林的克迈哈姆监狱，1916年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瑟夫·普朗克特与他的爱人格雷丝·吉福德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几小时后即被行刑处死。当天被杀的总共有十五人，就连病得站不起来的詹姆斯·康纳利，也被行刑队捆在椅子上带进院子里，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这是爸爸的原话。妈妈总是叫他收声，但他又把她打发走。“让他们知道这些很重要。”他说，“这是他们的历史！现在我们是在美国，可话说回来，天哪，我们的族人还在海那边呢。”
妈妈自有想要忘却的理由。正因为1922年条约，爱尔兰自由邦随之成立，我们才被迫离开金瓦拉，她说。决意击溃反叛力量的英军袭击了戈尔韦郡的大小城镇，炸毁了铁路，经济被破坏殆尽，害得镇里无工可做，爸爸的工作也没了着落。
嗯，都怪这些事，还有酒。她说。
“你本来可以当我的女儿，知道吧。”伯恩先生告诉我，“你的名字——多萝西……以前我们总想着，有一天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小孩一直没来。结果你倒来了，还有一头红发。”
别人叫我多萝西的时候，我总是忘了答应。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有个新身份，这样一来，把许多往事抛到脑后就会容易得多。我不再是那个离开金瓦拉的祖母、叔叔、阿姨，坐着艾格尼丝·波琳号横渡重洋的妮芙，不再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伊丽莎白街的妮芙。不，现在我是多萝西了。
“多萝西，我们得聊一聊。”某天晚餐时，伯恩太太说。我看了一眼伯恩先生，他正认认真真地往烤土豆上抹黄油。
“玛丽说你不……该怎么说呢……学得不怎么快。她说你似乎有点……不乐意学？要么就是不服管教？她说不好到底是哪种情况。”
“不是这样的。”
伯恩太太眼神炯炯：“仔细听好了，如果依我的主意，我会立刻联络委员会的人，把你送回去换个人来。但伯恩先生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一句你行为不端，我就把你送回去。”
她顿了顿，喝了口水：“我想，这都是你的爱尔兰血统害的。没错，伯恩先生是爱尔兰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饶你一次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伯恩先生大可以娶个爱尔兰姑娘，但他没娶，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
第二天，伯恩太太来到缝纫室，让我去一英里以外的镇中心给她跑趟腿。“没什么难的，”当我问她怎么走时，她不耐烦地说，“我们开车带你回来的时候，你没注意看路吗？”
“她头一次去，我可以带她一起去，夫人。”范妮说。
伯恩太太看上去不太乐意：“难道你不用干活儿吗？范妮？”
“我刚做完这堆活儿，”范妮边说边把青筋毕露的手放在一堆裙子上。“都卷好边，熨好了。我的手指酸得很。”
“好吧，下不为例。”伯恩太太说。
为了照顾范妮的腰腿，我们慢慢穿过伯恩家所在的街区，这里的一片片土地上挤满了小房子。我们从榆树街左拐走上中央大道，一路经过枫树街、桦树街和云杉街，再右转来到主街。房屋大多数看上去很新，设计大同小异，粉刷成各种颜色，有着各色灌木，显得景色宜人。其中有些前门甬路笔直地通向门口，其余则是蜿蜒迂回的小径。快到镇上的时候，我们还经过几幢公寓楼和市郊的几家商店：一家加油站，一家街头小店，一个满是鲜花的苗圃，花朵的颜色犹如秋日落叶——赭色、深红、金色。
“我真是不明白，上次开车回家的时候，你怎么会没记住这条路呢？”范妮说，“天哪，丫头，你还真是不灵光。”我瞥瞥她，她狡黠地笑了。
主街上的百货店里灯光朦胧，十分暖和，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抬头望去，我发现天花板上悬挂着腌火腿，一排排货架上摆满了干货。我们挑了几包缝纫针、一些纸样和一匹粗布。付完账，范妮从找来的零钱中取出一便士，从柜台上向我递过来：“自己去买根棒棒糖，回家的路上吃吧。”
糖果罐在货架上依次排开，五彩缤纷，口味各异，让人眼花缭乱。我仔细琢磨了好久，终于挑了一根漩涡形的棒棒糖，掺着粉色西瓜口味和绿色苹果口味。
我撕开糖纸，准备掰一块给范妮，但范妮不要：“我早就不吃甜食了。”
“我还不知道会有人不吃甜食呢。”
“这是给你吃的。”她说。
我们慢悠悠地往回走。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急着回去。带有凹凸纹路的棒棒糖又酸又甜，让我陶醉不已。吃着吃着，棒棒糖变得尖溜溜的，而我尽情品尝着它的滋味。“你得在我们到家之前吃完。”范妮说。至于原因，她用不着解释。
“玛丽为什么讨厌我？”快到家时，我问范妮。
“咳，她不讨厌你，孩子，她只是害怕。”
“怕什么？”
“你说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要怕我？
“她认定你会抢走她的工作。”范妮说，“伯恩太太是个铁公鸡。你学一学就能干玛丽的活儿，还不用付你工钱，那伯恩太太为什么还要花钱雇玛丽？”
我尽量不动声色，但范妮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这就是当初他们选中我的原因。”
范妮慈爱地笑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吧。只要是个会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成，不要钱的人手终究是不要钱的人手嘛。”走上台阶快要进屋时，她说，“你总不能怪玛丽心里害怕吧。”
从那时起，我不再担心玛丽，而是一头扎进了针线活儿里，一心让针脚间隔保持一致，仔仔细细将每件衣服熨得平整挺括，从我手里交给玛丽（或其他姑娘）的每件衣服都让我有种成就感。
但我跟玛丽的关系还是没有什么起色。我的活儿越干越好，她却变得越来越苛刻。我把一条粗缝过的裙子放进篮子里，玛丽一把抢过去仔细端详，扯开针脚，又扔回来给我。
树叶从淡玫瑰红变成嫣红，又从嫣红变成了褐色。向屋外走去时，我的脚下是一地松软清香的落叶。有一天，伯恩太太上下打量着我，问我还有没有其他衣服。我一直在用带来的两套衣服换洗，一件蓝白格子，一件格仔棉布。
“没有。”我说。
“那好吧，”她说，“你得给自己做几身衣服。”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太太开车带我去镇上，一只脚犹犹豫豫地踩着油门，另一只则时不时踩一下刹车。汽车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百货店门口。
“你可以挑三种不同的布料。”她说，“我想想……每种来个三码？”我点点头。“布料必须又禁穿又便宜，那才适合……”她顿了顿，“九岁的姑娘。”
伯恩太太带我到了布料区，又领我到了便宜布料的货架旁。我挑了一匹蓝灰格子棉布，一匹雅致的绿色印花布，一匹粉红色涡纹布料。伯恩太太对前两匹布点点头，却对第三匹扮了个怪相。“天哪，这跟红头发实在不搭。”她抽出一匹蓝色条纹布。
“我觉得上身可以做点小褶边，简单又朴素；下身配条百褶裙。干活儿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套上你那条围裙，你还有其他围裙吗？”
我摇摇头，伯恩太太说：“缝纫室里有很多被套料子，你可以用来做件围裙。你有外套吗？毛衣呢？”
“嬷嬷们给过我一件外套，不过太小了。”
店员量好布料，裁剪完毕，用牛皮纸包好扎上麻线。伯恩太太带我沿着大街来到一家女士服装店。她径直走向商店后方的打折区，找出了一件芥末色的羊毛大衣。这件衣服比我的尺寸足足大了好几个号，黑色的扣子闪闪发光。我穿上以后，她皱了皱眉。“嗯，这衣服很划算。”她说，“再说了，买件过一个月就穿不上的衣服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挺好。”
我恨死那件大衣了，它甚至都不暖和；但我不敢顶嘴。还好店里有很多清仓出售的毛衣，我找到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绞花针织衫和一件米白V领毛衣。伯恩太太又帮我多挑了一件三折的灯芯绒裙子，大得不合身。
那天晚餐时，我穿上了新买的白毛衣和裙子。“你脖子上是什么东西？”伯恩太太问。我回过了神：她说的是我的项链，通常它都被我的高领衣服遮住了。她凑近我端详着。
“一个爱尔兰十字架。”我说。
“看上去真怪。那些是什么，手吗？为什么心上会有皇冠？”她坐回椅子上，“我觉得真是亵渎神灵。”
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领圣餐时得到了这条项链，又如何在我来美国之前传给了我。“握在一起的手象征着友谊，心象征着爱，皇冠象征忠诚。”我解释道。
她哼了一声，把腿上的餐巾重新叠好：“还是觉得很怪，我有点想让你取下来。”
“行啦，洛伊丝。”伯恩先生说，“不过是件家人给的小玩意儿，不碍事的。”
“也许是时候把那些故国旧事扔一边了。”
“又没有碍到任何人，不是吗？”
我瞥了伯恩先生一眼，很惊讶他会为我说话。他朝我眨眨眼睛，好像在玩游戏。
“碍到我了。”她说，“这姑娘用不着到处告诉人家她是个天主教徒吧。”
伯恩先生放声大笑：“瞧瞧她的头发，她明明就是个爱尔兰人，还用说吗？”
“对姑娘家来说太不雅观了。”伯恩太太小声说。
后来伯恩先生告诉我，天主教徒都不讨他太太的欢心，尽管她自己嫁的就是个天主教徒。他从不去教堂，那倒是有点用处。“我俩总算相安无事。”他说。
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1930年
十月末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当伯恩太太出现在缝纫室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对劲。她显得饱受打击，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头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却翘得乱七八糟。柏妮丝跳了起来，伯恩太太挥手将她打发走。
“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不会织毛线，妈妈从没教过我。我只知道，我冰冷僵硬的双手太需要一双手套了。
还有几天到圣诞节时，伯恩太太宣布：圣诞节当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无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访亲。伯恩太太没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后，范妮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小包裹。“待会儿再打开，”她悄声说，“就说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我把包裹放进口袋，费力地穿过齐膝的积雪，躲进厕所里。在昏暗的光亮中，伴着从墙上、门上的缝隙呼啸而入的寒风，我打开了包裹。包里是一双露指手套，用深蓝色毛线密密织成，还有一双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发现范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内衬，又在拇指顶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垫。
跟列车上的“德国仔”和卡迈恩一样，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场里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遗弃的小马驹，也许我渴望的仅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温暖。如果伯恩夫妇无法给我这种归属感，那我会在缝纫室的女人们身上找到，无论那份暖意多么残缺、多么虚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厉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尔露面一次，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范妮教我编织，其他姑娘则把私活儿带到缝纫室来，免得闲得发慌。五点刚下班暖气就关了，七点灯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无睡意地躺在垫子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聆听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它的嘶吼似乎永无止境。我寻思着“德国仔”的处境：他正在牲口棚里跟牲畜同住，只靠猪食果腹吗——希望他别冻着。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来到了缝纫室。她似乎已经不再梳洗收拾，整个星期穿着同一件衣服，上衣脏兮兮的，头发稀稀拉拉、腻得起油，嘴唇生疮。
她把身穿胜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厅里。几分钟后，莎莉红着眼眶回屋，一声不吭地收拾起了东西。
几个星期后，伯恩太太又来找柏妮丝。她们去了大厅，随后柏妮丝也回来拿东西走了。
在那之后，缝纫室里只剩下范妮、玛丽和我。
三月底一个刮风的下午，伯恩太太又来缝纫室找玛丽。尽管玛丽对我百般苛刻，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她慢吞吞地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范妮，朝我们点点头，我们也朝她点点头。“愿主保佑你，孩子。”范妮说。
玛丽和伯恩太太离开房间后，我和范妮紧盯着房门，竖起耳朵想要听清大厅里隐约的低语。范妮说：“老天爷啊，我年纪太老了，可经不起这种事。”
一个星期后，门铃响了。我和范妮对视了一眼。真是怪事：这门铃从来没有响过。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从楼上赶下来，打开沉重的门锁，又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我们听见她跟一个男人在大厅里讲话。
缝纫室的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穿灰西服，头戴黑毡帽，蓄着黑色的胡髭，下巴长得活像条短腿猎犬。
“是这个女孩吗？”他伸出粗壮的手指指着我。
伯恩太太点了点头。
来客摘下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低低地架在他的蒜头鼻上。他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用一只手翻开。“瞧瞧，妮芙·鲍尔。”他把“妮芙”念成了“内芙”。他从眼镜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萝西？”
“我们觉得她应该起个美国名字。”伯恩太太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声笑，“当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补上一句。
“姓氏没有改。”
“当然没有。”
“没打算收养她？”
“天哪，当然没有。”
他的目光越过眼镜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张纸上。壁炉上方的时钟大声地嘀嘀嗒嗒。他把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多萝西，我是索伦森先生，是儿童援助协会在本地的代理人，负责安置‘孤儿列车’上无家可归的孩子。通常来说，安置都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都满意。但很遗憾的是……”他摘下眼镜放进前胸口袋，“有时候也会有些不顺。”他望着伯恩太太，我发现她的米色丝袜有一处抽丝，眼影也花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找地方安置。”索伦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对夫妇……嗯，其实是赫明福德镇外的一家农场里……想要一个你这种年龄的女孩。那一家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那对夫妇的名字叫威尔玛·格罗特和杰拉德·格罗特。”
我扭头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视着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尽管她从未对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抛弃我，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不要我了？”
索伦森先生的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徘徊：“情况很复杂。”
就在我们说话时，伯恩太太飘然走到窗边，拉开蕾丝窗帘远眺大街，远眺着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听说了，目前日子不好过。”索伦森先生接着说，“不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处境都很艰难。而且……嗯，他们的生意也受了影响。”
正在这时，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帘转过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给冰箱上锁！再多也不够她吃！”她伸手掩住面孔，一溜烟奔过我们身旁，穿过走廊，跑上楼梯，砰地狠狠甩上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范妮说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说这种话。这姑娘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送她去上学。”
索伦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听说格罗特夫妇是好心的庄稼人。”
“四个孩子？”我说，“他们干吗还想要一个？”
“据我认为……也许不一定对，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因此都是些传闻，知道吧。但我听说格罗特夫人又怀孕了，她想找个人帮着带孩子。”
我斟酌着，想起了卡迈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双胞胎兄弟——他们坐在伊丽莎白街那张摇摇欲坠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苹果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幢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农舍，屋后有红色的谷仓，有着篱笆栏，鸡舍里养着一群鸡。还有什么比上锁的冰箱和走廊里的垫子更糟的呢？“他们什么时候要我过去？”
“我现在就送你过去。”
索伦森先生给我几分钟收拾行李，然后出门去找他的汽车。我从走廊的壁橱深处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范妮站在缝纫室门口，望着我收拾行李。我叠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还没有完工的蓝色条纹布料的那条，又带上从儿童援助协会带来的衣服，连同两件新毛衣、灯芯绒裙子，还有范妮送我的两双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难看的芥末色大衣，范妮却劝我把它收起来。镇外那些农场比镇子里还冷呢，她说。
收拾完以后，我们回到缝纫室，范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两色线轴各一个、一个针垫、一些别针，还有一小包玻璃纸包好的缝衣针。她又为我那条没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纽扣，然后把所有东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这些都给我，不会惹什么麻烦吧？”我问她。
“哼，我压根儿不在乎。”
我没有跟伯恩夫妇道别：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儿，伯恩太太则连楼都没有下。但范妮给了我一个久久的拥抱，用冰凉娇小的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你是个好姑娘，妮芙。”她说，“任何人说你坏话都别理。”
索伦森先生的车是辆深绿色的克莱斯勒卡车，停在车道上那辆A型车后。他帮我拉开副驾驶座一侧的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座。车里有股香烟和苹果味。索伦森先生把车倒出车道，向左驶去，驶向了镇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方向。汽车穿过榆树街，在尽头处右转驶上一条安静的街道，街上的房屋离人行道颇有一段距离。卡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条又长又平的马路，马路两侧是片片农田。
我望着车窗外单调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挤在一起，伸长脖子望着卡车呼啸而过。马儿吃着青草，远处几辆农用机器看上去像是没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际线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浑水，黑色的鸟儿流星般划破天际。
一路上，我几乎有点同情索伦森先生了。我能感觉到他心情沉重。当初接下儿童援助协会代理人职位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形。他不停问我车里温度合不合适，我坐得舒不舒服。当听说我对明尼苏达州几乎一无所知时，他马上一股脑儿向我介绍起来：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为一个州，现在则是美国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于一个达科他印第安语“天色之水”；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各种各样的鱼类，比如碧古鱼、鲇鱼、大口黑鲈、虹鳟鱼、鲈鱼和梭鱼。明尼苏达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你知道吗？再说，这些农田生产了整个国家的口粮，他边说边指着窗外。你看，那就是粮食，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打谷机经过一个个农场，乡邻们聚在一起把粮食捆成垛。那边还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远处的矮房屋了吗？那是火鸡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火鸡产量最高的地方，没有明尼苏达州，上哪儿去过感恩节呢。要是说起打猎，那就更加说不完了。这儿有野鸡、鹌鹑、松鸡、白尾鹿，要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个狩猎天堂。
我听着索伦森先生的话，边听边礼貌地点头，却难以集中心神。我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躲进内心深处。明知自己无人怜爱，无人关怀，永远是个局外人——这是种多么悲惨的童年。我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我懂的事太多，见过人们最卑劣、最绝望、最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大约过了半小时，索伦森先生把车驶上一条窄窄的泥路，四溅的尘土扑上风挡玻璃和侧窗。我们又经过田野和光秃秃的白桦林，越过一座破旧不堪的廊桥，桥下是幽暗的小溪，水面还有片片浮冰。卡车驶上一条崎岖不平的泥路，两侧都是松树。索伦森先生手里拿着张卡片，看上去像是路线图。他减速停下车，张望着身后的小桥，又隔着灰蒙蒙的风挡玻璃远眺前方的树丛。“见鬼了，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小声抱怨着，脚踩着踏板，一点点地往前挪。
我指指窗外：那里有根棍子系了块褪色的红布，还有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看上去像条车道。
“一定是这里了。”他说。
卡车驶下车道，茂密的树杈从车身两侧剐过。开了大约五十码，前方出现了一栋小木屋（更确切地说，是间小棚子），没有漆过，塌陷的前廊里堆满了垃圾。屋子门口有块没长草的空地，一个幼童正在一条黑狗身上爬，黑狗的毛乱蓬蓬的。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用棍子捅泥土，他的头发短得厉害，瘦骨嶙峋地像个干瘪的小老头。天气这么冷，两个小孩却都光着脚。
索伦森先生把车停在这块小小的空地上，尽量离两个小孩远一些。他走出卡车，我也下了车。
“你好啊，孩子。”他说。
男孩瞪眼望着他，没有接话。
“你妈妈在家吗？”
“你是谁？”男孩说。
索伦森先生笑了：“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你会添个新姐姐？”
“没有。”
“好吧，她应该在等我们，快去告诉她我们到了。”
男孩用木棍捅捅泥地：“她在睡觉，我才不去吵她呢。”
“去叫她起来，说不定她忘了我们要来。”
男孩用棍子在泥地上画了个圈。
“告诉她，是儿童援助协会的索伦森先生来了。”
他摇摇头：“我可不想挨鞭子。”
“她不会打你的，孩子！你妈妈知道我来一定会很开心。”
这小孩肯定是不会去了。索伦森先生搓搓手，示意我跟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上嘎吱作响的台阶，向门廊走去。我看得出，他挺担心屋里会是什么情形，我也一样。
他大声敲了敲门，谁知房门一推就开了，门把手所在的位置是个洞。他踏进了一片黑暗中，带着我往前走。
起居室里空荡荡的，闻上去像个洞穴。地上铺着粗木板，有些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板下的地面。屋里有三扇脏兮兮的窗户，其中一扇的右上角裂了个参差不齐的大洞，另一扇上布满了裂纹。两把布面椅积满灰尘，填料从裂开的缝隙中冒了出来，布面椅与一张磨破的金色沙发中间摆着一个木箱。最左边是条漆黑的走廊，正前方敞开的门后则是一间厨房。
“格罗特太太？有人吗？”索伦森先生抬起头，却没有人答话，“我可不会去卧室找她，绝对不会。”索伦森先生嘟囔道，“格罗特太太？”他又提高声音喊了一句。
随着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大厅里出现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身穿脏兮兮的粉色裙子。
“嘿，你好啊，小姑娘！”索伦森先生蹲下说道，“你妈妈在吗？”
“我们在睡觉觉。”
“你哥哥告诉我了。她还在睡吗？”
这时走廊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嗓音，把索伦森先生和我吓了一跳：“你们想干吗？”
索伦森先生慢吞吞地站起身。黑暗中走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有着棕色长发，双眼浮肿，嘴唇干裂，身上的睡衣非常薄，我能透过睡衣看见黑色的乳晕。
小丫头像只猫咪般悄悄溜了过去，抱住女人的腿。
“我是儿童援助协会的切斯特·索伦森，您一定是格罗特夫人吧。很抱歉打扰您，但他们告诉我，您知道我要过来。您是想要个女孩，对吧？”
那女人揉揉眼睛：“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是星期五，四月四号，女士。”
她咳嗽一声，又弯下腰，掩住嘴咳起来。
“您要坐下吗？”索伦森先生走过去，搀着她的手肘，扶她坐上椅子，“嗯，格罗特先生在家吗？”
那女人摇摇头。
“他快回来了吗？”
她耸耸肩膀。
“那他几点钟下班？”索伦森先生追问道。
“他不上班，饲料店的工作上个星期就不干了。”她环顾四周，仿佛在找什么。她说：“过来，梅布尔。”小女孩悄无声息地溜过去，眼睛一直盯在我们身上。“去看看小杰拉德是不是还好。哈罗德又去哪里了？”女人说。
“是门口那个男孩吗？”索伦森先生问道。
“他在照看宝宝吗？我叫他看着的。”
“他们两个都在外面。”他说。尽管他的语气不露声色，但我能听出索伦森先生并不赞同。
格罗特夫人咬着嘴唇。她还没有跟我搭过话，甚至连望也没有望我一眼。“我只是太累了。”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是的，我想一定是这样，女士。”索伦森先生明显急着离开，“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您想要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她叫多萝西，资料上写明了她有照看小孩的经验，应该能帮上您的忙。”
她心烦意乱地点点头。“他们睡觉的时候我才能睡，”她喃喃说道，“只有这种时候，我才能休息一会儿。”
“必定如此。”
格罗特夫人伸出双手掩住面孔，接着把乱糟糟的长发拨到耳后，朝我扬起下颌：“这就是那个女孩？”
“是的，夫人。她名叫多萝西，即将成为您家的一分子，由您照顾，同时也会给您帮忙。”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眼神却一片空洞：“多大年纪？”
“九岁。”
“我的孩子够多了，我需要一个帮手。”
“这也是其中一方面。”索伦森先生说，“您为多萝西提供食宿，确保她能上学，而她负责做家务琐事作为回报。”他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和一张纸，戴上眼镜，歪歪头望着纸条，“四英里外有所学校，离这儿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有条驿道，她可以在那儿搭车去上学。”他摘下眼镜，“按规定，多萝西必须上学。格罗特夫人，您同意遵守吗？”
她叠起了双臂。有那么一会儿，看上去她似乎要开口拒绝。也许，我终于不用待在这里了！
这时吱呀一声，前门开了。我们转过身，望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瘦高个男人。他穿着格纹衬衣，挽起了衣袖，配着脏兮兮的工装裤。“小姑娘会去上学的。不管她想不想去，我保证。”
索伦森先生大步流星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您一定是杰拉德·格罗特。我是切斯特·索伦森，这是多萝西。”
“很高兴见到你。”格罗特先生握紧索伦森先生的手，遥遥地冲我点点头，“她会没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