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太好了。”索伦森先生显然如释重负，“那我们把手续办一下。”
有些文件需要签署，不过不多。几分钟后，索伦森先生就把我的行李从车里取出来，然后开车离开了。我透过裂了缝的前窗玻璃远眺着他的背影，小宝宝内蒂在我背上呜咽不停。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我要在哪儿睡？”天色黑了下来，我问格罗特先生。
格罗特先生望着我，双手叉着腰，仿佛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指指门廊。“那边有间卧室，”他说，“如果你不想和别人一起睡的话，也可以在这张沙发上睡。我们没那么多臭讲究，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常在沙发上打盹。”
卧室地板上摆着三张没铺床单的旧床垫，不过是区区一层单薄的弹簧。梅布尔、小杰拉德和哈罗德在上面爬来爬去，争抢一条破毛毯和三床旧被子。我不想在这儿睡，但总比跟格罗特先生一起睡沙发强。半夜里，总有一两个孩子蜷进我的臂弯或贴紧我的后背，他们闻上去有股泥土味和酸味，仿佛野生动物。
绝望笼罩着这个家。格罗特太太根本不想要这么多孩子，她和格罗特先生也从未用心照顾过他们。她一天到晚蒙头大睡，孩子们就在床上来来去去。那间屋子敞开的窗户上钉了张牛皮纸，把房间遮得暗无天日，活像地底洞穴。孩子们一心渴求温暖，纷纷钻到她身旁。有时她任由他们黏着她，有时却把他们赶下床。每当被妈妈赶下床，孩子们的哀号就好似针一般刺进我的耳朵。
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管道。格罗特一家用的是煤气灯和蜡烛。后院有个水泵和厕所，门廊上堆满了木垛。壁炉里烧着潮湿的木头，只能微微冒点热气，却害得整间屋烟雾缭绕。
格罗特太太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她会把某个孩子打发出来吃东西，不然就叫我去给她冲杯咖啡。她让我心里很紧张。我一一遵照她的吩咐，尽量离她远些。孩子们则问东问西，努力接纳我。只有两岁的小杰拉德跟大家不一样，他立刻和我亲近起来，小狗般跟着我。
我问格罗特先生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他在城里见到一张传单，上面写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寻去处。威尔玛不肯起床，他根本束手无策。
我有种被人抛弃、被人遗忘的感觉，仿佛遭遇了比过去更加悲惨的厄运。
格罗特先生说，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再去找工作。他打算靠天吃饭。他在林间出生长大，他只熟悉这种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只愿意熟悉这种生活。这栋房子是他亲手盖的，他的目标就是完全自给自足，他说。他后院养着一头老山羊、一头骡子和几只鸡。他可以上山打猎，去树林里摘果子，种点粮食，再加上鸡蛋和山羊奶，足够养活一家人了。实在不行的话，他还可以把东西拿到镇上去卖。
格罗特先生每天要奔走好几英里，因此身材精悍而瘦削。活像个印第安人，他说。他有辆车，不过早就坏了，锈迹斑斑的，扔在屋后。由于没钱修车，他不管去哪里都走路，有时也会骑那头老骡子。据格罗特先生说，一辆开往屠宰场的卡车几个月前在路上抛了锚，结果那头老骡子瞎跑到这儿来了。格罗特先生的指甲缝里满是污垢，里面混着机油、泥土、动物的血迹，还有些说不上来的玩意儿。那污垢嵌得太深，洗都洗不掉。自始至终，除了那条工装裤，我从没见过他穿其他的长裤。
格罗特先生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规定。说实话，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政府。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上过学，也看不出上学有什么用。但他会送我去上学，免得政府来烦他。
星期一，也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三天，在一片夜色之中，格罗特先生猛晃我的肩膀把我叫醒，好让我收拾收拾去上学。屋里冷得很，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雾。我穿上新裙子，在上面套了两件毛衣，戴上范妮送我的连指手套，又穿上从纽约带来的厚长筒袜和笨重的黑鞋。
我跑到水泵旁，用罐子装了些冷水，进屋放在炉子上加热，把热水倒进一个锡盆，拿了块破布擦了擦脸、脖子、指甲。厨房里有块旧镜子，上面满是黑斑和锈迹，破得几乎照不出人影。我用手拢拢没洗的头发，分成两股紧紧地扎成辫子，辫尾再扎上范妮送我的棉线。梳洗完毕后，我认真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在没洗澡的情况下，收拾得再干净也只能这样了。镜中的我脸色苍白，神情严肃。
早餐我几乎没怎么吃，只吃了点羊奶做的野稻布丁，还有格罗特先生昨天采来的枫树糖浆。今天白天可以离开这间漆黑难闻的小屋了，我简直感觉松了一口气，不禁抱起哈罗德转圈圈，跟小杰拉德开玩笑，又把我的野稻布丁分给梅布尔吃——小姑娘才刚刚开始正视我的目光。格罗特先生拿着小刀在泥地上给我画了张地图：从车道出去，从你进来的地方左转，一直走到三岔路口，然后穿过那边的一座桥，一直向前走到乡村公路，大概半个小时吧。
他没有把午餐给我，我也没有要，只是偷偷地把昨天做晚饭时煮的两个鸡蛋塞进了外套口袋。索伦森先生给了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某位波斯特先生会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他会在早上八点半抵达那个拐角，下午四点半送我回来。现在是七点四十分，但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在街角等车总比误车强。
我蹦跳着跑过车道，急匆匆地上了路，在小桥上流连了片刻，俯视着水中倒映的天光。黑漆漆的水面上，天空的倒影仿若倾泻的水银。岩石周围泛起万千白色的浪花，树枝上寒冰闪耀，霜花在枯草上结成一张熠熠发光的网。常青树上覆盖着昨夜落下的小雪，就像一片圣诞树林。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我被它的美打动了。
车的踪影还没有见到，耳边先传来了隆隆的车声。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汽车在离我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只好沿路跑回去上了车。一个头戴褐色帽子的圆脸男人探出头：“快上来，亲爱的，没时间磨磨蹭蹭啊。”
卡车后厢顶上盖着一张油布，我爬进车厢，里面放了两根平平的木板，权当座位。角落里有一堆马毯，四个小孩坐在那儿，用马毯裹住肩膀和双腿，帆布的反光给他们染上了一抹微黄。其中两个小孩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卡车一路颠簸着往前开，我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紧紧地抓住长凳，免得在遇到坑坑洼洼时一头栽到地上。途中，卡车又停了两次去接学生。车厢原本刚好容得下六个人，这下我们八个人紧巴巴地挤在了一起。尽管我们在长凳上挤得慌，但挤来挤去倒是挺暖和。没有人讲话。卡车向前开着，寒风从油布的缝隙里嗖嗖地往里钻。
驶出几英里后，随着刹车嘎吱尖叫，卡车转个弯开上一条陡峭的车道，然后慢慢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厢里跳下来，排好队向学校走去。校舍是一幢带有护墙板的小房子，门口挂着一个铃铛。一个年轻女子站在校舍门口，身穿浅蓝色的裙子，围着淡紫色的围巾。她有张美丽、生动的面孔，棕色的大眼睛，满面笑容，光亮的棕发用一条白色缎带扎成马尾。
“欢迎啊，孩子们，跟平时一样排队进来吧。”她的声音洪亮又清晰，“早上好，迈克尔……伯莎……达琳，”她叫着孩子们的名字，逐一跟他们打招呼。当我站到她面前的时候，她说：“嗯……我还没有见过你，但有人告诉我你要来上课。我是拉森小姐，你一定是……”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开口，不过我说的是“妮芙”，她说的是“多萝西”。拉森小姐看见我的表情，说道：“是我弄错了吗？还是你有个小名？”
“不是的，夫人，只是……”我感觉脸颊发烫。
“怎么啦？”
“我以前叫妮芙，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在新家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你妮芙。”
“没关系，就叫我多萝西好了。”
她微微一笑，端详着我。“那就听你的。露西·格林？”她对我身后的女孩说，“请带多萝西去她的课桌，好吗？”
我跟着露西，来到一个装了几排衣服挂钩的地方，把大衣挂到钩子上，接着走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屋里弥漫着柴火烟和粉笔的味道，还有个油炉、一张讲桌、几排长凳和座位，东面和南面的墙上是两块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字母表和乘法表。另外两面墙上全是大大的玻璃窗。头顶的电灯洒下明亮的光，矮矮的架子上摆满了书籍。
等到所有人都坐好，拉森小姐把一根细绳上的拉环往下一拽，一幅彩色的世界地图出现在墙上。她叫我过去，把爱尔兰在地图上指出来。我仔仔细细地找着，找到了戈尔韦郡，甚至找到了市中心。地图上没有金瓦拉这个小村，但我摸了摸它所在的位置——就在蜿蜒的西海岸线上，戈尔韦郡的正下方。那是纽约，这是芝加哥，还有明尼阿波利斯。地图上也找不到赫明福德县。
连我在内，班上共有二十三个学生，年龄从六到十六岁不等，大多数来自本地的农场或农家，在这里学习读写。我们闻起来都有股身上没洗干净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大孩子。拉森小姐告诉我，学校的厕所里有毛巾，几块肥皂和一盒小苏打，如果想梳洗的话可以用。
跟我讲话时，拉森小姐总是弯下腰望着我的眼睛。问我话的时候，她会等我回答。她身上有股柠檬和香草的味道，而且她似乎拿我当个聪明孩子看待。在我做完阅读水平测试以后，她从讲桌旁的架子里取了一本书给我。那是一册印着黑色小字的精装书，里面一张插图也没有，书名叫《绿山墙的安妮》。她告诉我，等我读完全书，她会让我谈谈读后感。
有这么一大帮孩子，你觉得这个班一定会乱成一团糟吧？但拉森小姐罕少大声训话。校车司机波斯特先生会砍柴火，烧炉子，打扫前门的落叶，还会修车。他也给我们上数学课，一直教到几何学。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几何，因为当年正闹蝗灾，他不得不去农场帮忙。
课间休息时分，露西叫我跟她们一起玩各种游戏：扔球啦，快快跑啦，绕圈唱歌啦。
到四点半走下卡车，在回格罗特家小屋的漫漫长路上，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还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格罗特家吃的东西。天刚破晓，格罗特先生就带着来复枪和棒子出门了。他会带回来松鼠、野火鸡、长胡子的鱼，时不时还会带回来一头白尾鹿。午后时分，他会回到家中，浑身粘满了松胶，大多数时候带回来的是红松鼠，但它们不如大一点的狐松鼠和灰松鼠好。格罗特先生把灰松鼠叫作“毛毛尾巴”。狐松鼠个头很大，有些狐松鼠看上去活像橙色的猫。松鼠们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格罗特先生用两枚硬币互相敲击，哄得松鼠们现身——敲硬币的声音跟松鼠的叫声差不多。格罗特先生告诉我，灰松鼠的肉最多，但也最难找。它们害怕或发怒的时候会发出“切克切克”的声音，他就是循着这种声音找到它们的。
格罗特先生一气呵成地把小动物剥皮，剖开，取出内脏，然后把小小的心脏、肝脏和一块块深红色的肉递给我。我告诉他，我只会做煮卷心菜和羊肉，但他说其实差不多。他教我怎么做烧什锦，也就是把肉丁、洋葱和蔬菜炖成一锅，再加上芥末、生姜和醋。先把肉用油煎一下，然后放进土豆、蔬菜和其他配料。“就是大杂烩，”他说，“手头有什么，就放什么。”
刚开始，我被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给吓坏了：剥了皮的松鼠血肉淋漓，好似拉森小姐书本里的人体解剖图。但饥饿终究战胜了不安。没过多久，我便对炖松鼠习以为常了。
格罗特家屋后是一块菜园，即使正值四月中旬，也还有些根菜可以挖：枯萎了的土豆、番薯、硬皮萝卜和芜菁。格罗特先生把我带到菜园，给我一把鹤嘴锄，教我怎么把蔬菜挖出来，然后在水泵下清洗。但菜园里有些地方尚未解冻，蔬菜很难挖。为了去年夏天种下的那些又老又硬的菜，我们两人冒着寒气挖了约莫四个小时，才挖出一小堆难看的菜。孩子们不时在屋里进进出出，坐在厨房的窗户旁边朝我们张望。谢天谢地，幸好我还有双露指手套。
格罗特先生告诉我他如何在小溪中播种野稻，如何收割粮食。野稻是棕色，口感很硬。在夏末收成以后，他播下种子，来年就能收割了。格罗特先生解释说，野稻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就会枯死。落下的种子来年春天会在水中扎根，接着长出水面，稻苗好似高高的野草一般在水中摇曳。
到了夏天，他会在屋后的空地上种香草——薄荷、迷迭香、百里香等，然后挂在房子里晾干，他说。目前厨房就有一盆薰衣草，在污秽不堪的屋子里显得如此奇特，仿佛垃圾场里的玫瑰。
四月底的一天，在学校里，拉森小姐让我去门廊取些柴火。当我回到教室，全班同学已经站了起来，由露西·格林领头，为我唱起了生日歌。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你们怎么知道？”
“资料里写着你的生日嘛。”拉森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块葡萄干面包，“是我的房东太太亲手做的。”
我望着她，一时难以置信：“给我的吗？”
“我跟她说过，班上要新来一个女生，而且她的生日快到了。房东太太喜欢烘焙。”
面包的质地绵密盈润，尝上去有股爱尔兰的滋味。只咬了一口，我便仿佛回到了祖母那间温暖的小屋，回到她那暖意融融的炉灶前。
“九岁到十岁可是一大步啊，”波斯特先生说，“年龄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了。接下来九十年，你的年龄可都是两位数啦。”
当天晚上，我在格罗特家取出没吃完的面包，跟他们提起下午的生日派对。格罗特先生哼了一声：“庆祝什么生日，太可笑了。我连自己是哪天生的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日我当然也不记得。”他冲着他的孩子们摆摆手，“不过，吃面包吧。”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社工洛丽一边仔细查阅莫莉的档案，一边坐到凳子上：“这么说，还有……我来看看……你一月份满了十七岁，所以还有九个月，你就要结束寄养了。到时候你有什么打算吗？”
莫莉耸耸肩膀：“没什么打算。”
洛丽往她面前的卷宗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句。她长着一双目光炯炯的圆眼睛和一只尖鼻子，爱管莫莉的闲事，总让莫莉想起雪貂。现在是午餐时间，在学校某间空荡荡的化学教室里，她们坐在实验桌旁——每隔一个星期，到了星期三中午，她们都会见上一次。
“跟锡伯度一家相处有什么问题吗？”
莫莉摇摇头。迪娜基本不跟她搭话，拉尔夫倒是挺和气——一切如常。
洛丽用食指拍拍自己的鼻子：“你没戴这玩意儿了。”
“杰克怕我吓到老太太。”她确实是为了杰克把鼻环取掉的，但事实上，她也不急着把它戴回去。莫莉挺喜欢鼻环的某些特质，比如，它让她显得很叛逆。戴好几个耳环远不及鼻环那么朋克风十足，这岛上每个四十出头的离婚女子耳朵上都戴了一排耳环。但鼻环打理起来太费心了。它总有感染的风险，洗脸、化妆时也必须格外小心。说起来，脸上不戴金属环，也算是种解脱。
洛丽慢慢翻阅着卷宗，嘴里说道：“已经有二十八个小时的记录了，干得不赖。感觉怎么样？”
“还不坏，比我想象中好。”
“这话怎么说？”
莫莉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盼着去薇薇安家干活儿。九十一年是漫长的一生，那些盒子里装满了历史，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比如，那天她们清理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圣诞装饰品，薇薇安自己已经不记得这个盒子了。盒子里有纸板做成的星星和雪花，上面金光银光闪闪发亮，还有装饰精美的玻璃球，红的、绿的、金色的。薇薇安还跟莫莉讲起当初过节时装饰家庭商店的故事，在橱窗里放上一棵真正的松树，树上挂上这些装饰品。
“我喜欢她，她挺酷的。”
“你是指那位‘老太太’？”
“没错。”
“嗯，不错啊。”洛丽挤出一丝微笑，像雪貂一样的微笑，“你还剩下二十二个小时要完成，对吧？好好利用这段经历吧。另外，我希望用不着提醒你：你还在察看期，如果被抓到饮酒、吸毒或其他违法行为，我们只能从头开始。明白吗？”
莫莉差一点就开口说：“真该死，你是说我必须把制毒工厂关掉？还得把贴到Facebook上的裸照通通删了？”但她只是镇定地对洛丽笑了笑，说道：“明白。”
洛丽从档案中抽出莫莉的成绩单：“瞧瞧，你的SAT考了600多分，这学期的平均分是3.8，很不错嘛。”
“这所学校比较好混。”
“才不是呢。”
“没什么大不了。”
“实际上挺了不起的。这分数足以申请大学了，你考虑过吗？”
“没有。”
“为什么？”
去年从班戈高中转学过来的时候，她差点及不了格。在班戈，她根本不愿意做家庭作业。她的寄养父母都是派对动物，每次放学回家，总能看见一屋子酒鬼。在斯普鲁斯港，分心的事情没那么多。迪娜和拉尔夫不沾烟酒，生活也很严谨。杰克有时会来杯啤酒，但也仅此而已。再说，莫莉还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学习。
从来没有人跟她谈过上大学的事情，除了上学期生物课拿了个A的时候，学校辅导员漫不经心地向她推荐过护理学校。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成绩一下子升了上来。
“我不觉得自己是念大学的料。”莫莉说。
“嗯，很显然你就是。”洛丽说，“既然满十八岁你就正式独立了，也许你还是好好研究一下的好。有些很不错的奖学金是专为年满十八岁的寄养青少年设立的。”她说着合上文件夹，“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去索姆斯维尔便利店找个站柜台的工作。你自己决定吧。”
“社区服务怎么样了？”吃晚餐时，拉尔夫边问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牛奶。
“还行。”莫莉说，“那位老太太年纪真的很大，东西非常多。”
“要花五十个小时收拾？”迪娜问。
“不知道。不过我想，就算盒子清理完了，我还能找到别的事情做，那栋房子太大了。”
“没错，我在那家干过活儿，全是些很老的管道。”拉尔夫说，“你见到特瑞了吗？那个管家？”
莫莉点点头：“其实吧，她是杰克的妈妈。”
迪娜一下子来了精神：“等等，你说的是特瑞·加兰特？她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还不知道杰克是她的儿子呢。”
“是的呀。”莫莉说。
迪娜挥舞着叉着热狗的叉子，嘴里说道：“呦，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莫莉向拉尔夫使个眼色，意思是——“搞什么鬼”？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回望莫莉。
“有些人的境遇真是揪心，你知道吗？”迪娜摇着头说，“当初特瑞·加兰特人气多旺啊，还当过返校节女王呢。后来她跟个墨西哥苦力工搞上了。瞧瞧，现在成了个用人。”
“明明是多米尼加人。”莫莉嘟囔道。
“管他呢。那些非法移民全都一个样，不是吗？”
深呼吸，保持冷静，把饭吃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就要这么说。”
“嘿，女士们，行了，行了。”拉尔夫在笑，可惜还是一副苦瓜脸。他知道莫莉很恼火。有时候莫莉发表看法，迪娜会学着真人秀节目《幸存者》里的名言阴阳怪气地说——“部族发话了”。每当这种时候，拉尔夫总会给迪娜找借口：“她没恶意”“她在跟你闹着玩呢”。莫莉让迪娜别这么讲话，迪娜却说：“你得学着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小丫头。如果你不能做到自嘲，你的人生将会相当艰辛。”
于是莫莉挤出一个微笑，端起碟子，谢了迪娜做的美食。她说她有很多家庭作业要做，拉尔夫说他会去打扫厨房，迪娜则说，看肥皂剧的时间到了。
“《斯普鲁斯港主妇》，”拉尔夫说，“这片子什么时候上映？”
“也许特瑞·加兰特会出演该片呢。先放一张她头戴宝冠的年鉴照，接着镜头切换到她拖地板的一幕。”迪娜咯咯地笑了，“我肯定会看！”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这几个星期的美国历史课上，莫莉的班级正在学习瓦班纳基诸部落——由五个操阿尔贡金语的印第安部落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居住在北大西洋海岸的佩诺布斯科特族。里德先生告诉全班学生，缅因州是全美国唯一一个要求学校必须教授美洲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联邦州。学生们已经读过原住民的故事，读过同时期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去巴尔港的印第安博物馆考察了一趟，现在则要就这一主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报告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三分之一。
该报告的主题叫作“运输”。过去的瓦班纳基人在经由陆路从一个水域搬到另一个水域时，必须随身带上他们的独木舟和其他所有家当，因此他们不得不谨慎地做出取舍：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他们学会了轻装上阵。里德先生要求学生们找某人做次采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祖父母也好，了解此人生命中那些不得不奔赴某段旅程的时刻，不管是一段字面意义上的旅程，还是一段心灵之旅。学生们必须将访谈用录音机录下来，进行所谓“口述历史”研究，向访问对象提问、根据录音记下回答，再按时间顺序记录成文。作业单上的问题包括：当时你选择带些什么和你一起上路？你扔掉了什么？哪些事物至关重要，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莫莉对这个项目有点兴趣，但她不想采访拉尔夫，更别提迪娜了。
杰克？他太年轻。
特瑞？她肯定不会答应。
社工洛丽？嗨，算了吧。
这么一来，只剩薇薇安了。莫莉已经陆续听说了薇薇安的一些事情：她是被人领养的，在中西部长大，从富裕的养父母手中继承了家族生意，又和她的丈夫一起把生意发展壮大。最后他们把生意转手卖出，赚了一大笔，足以到缅因州的一栋豪宅里养老。最重要的是，薇薇安的年纪真的非常非常大。也许，想在薇薇安的“旅途”中找到波澜起伏的故事不太容易，毕竟幸福安稳的生活哪来什么有趣的故事？但莫莉听说，有钱人也有烦恼。这就得靠她掘宝了，如果她能说服薇薇安接受采访的话。
莫莉自己的童年记忆支离破碎。她记得客厅里那台电视机似乎总是开着，拖车有股烟味、霉味和猫砂味道。她记得妈妈把窗帘拉上，躺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然后再去便利店工作。她记得妈妈不在家时，她到处找东西吃，冰凉的热狗也好，吐司也好，有时即便妈妈在家也是这样。她还记得拖车门口的积雪融化后成了一个大水坑，大得不得了，她不得不从拖车的最上面一级台阶往下跳过水坑，才不会被溅湿。当然，也有些幸福的回忆。比如和爸爸一起煎鸡蛋，用一把又大又黑的塑料铲把鸡蛋翻过来。“别太快了，莫莉·莫拉斯，”爸爸说，“慢慢来，不然鸡蛋会散。”复活节去圣安妮教堂的时候，他们会挑上一盆盛开的番红花，种在绿色塑料花盆里，裹上一面银色、一面亮黄的箔纸。每年复活节，她和妈妈都会在车道两边的篱笆旁种上番红花，用不了多久，一簇簇白色、紫色、粉色的花束便好似变魔术一样从四月光秃秃的地面破土而出。
她记得，在印第安岛学校念三年级的时候，她了解到“佩诺布斯科特”一词源于“Panawahpskek”一词，意思是部落河流的源头“岩石散布的地方”，也正是他们所住的地方。瓦班纳基的意思是“黎明之地”，因为瓦班纳基人所住的地方能见到美洲大陆的第一缕曙光。在后来成为缅因州的这片土地上，佩诺布斯科特人已经生活了一万一千年，追随着食物按季节迁徙。他们设陷阱猎捕驼鹿、驯鹿、水獭和海狸，用长矛叉起鱼类、蛤蜊和贻贝。正处瀑布上方的印第安岛成了他们的聚集地。
她还了解到一些已经融入美国英语中的印第安语，比如“moose”“pecan”和“squash”，还有佩诺布斯科特人的问候语“kwai kwai”和感谢用语“woliwoni”。她了解到，他们并非生活在帐篷里，而是生活在茅屋里，会用一棵白桦树的树皮制成独木舟，取树皮时整片一起剥下，以免那棵白桦树死掉。她了解到，佩诺布斯科特人现在还在用生长在缅因州湿地里的桦树皮、白菖蒲和深色白蜡木做篮子，老师甚至指导莫莉亲手做了一个小篮子。
她还了解到，她的名字“莫莉·莫拉斯”是跟着一位著名的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取的。这位“莫莉·莫拉斯”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就已出生，在印第安岛上来来去去，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传说她拥有“m’teoulin”（一种印第安魔法），也就是神灵为造福众生而赋予少数人的力量。爸爸告诉莫莉，拥有神力的人能够解梦，能够救死扶伤，能为猎人指出猎物的方向，能够驱使幽灵御敌。
但直到今年，莫莉才在里德先生的课上学到：1600年，生活在东海岸的瓦班纳基人足有三万多，到了1620年，其中百分之九十已经丧命，几乎全部死于跟移民们打交道：移民们带来了异国疾病、酒精，耗尽了资源，为了争夺领土跟部落展开战争。她刚刚了解到，印第安女人比白种女人享有更多权利与权威，这在那些印第安囚俘故事里有详细描述。相比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作的欧洲人，印第安人的技能更高，收成也更多。不，他们并不“原始”；他们的社会网络高度发达。尽管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但就连著名将军菲利普·谢里登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夺走了他们的故土，夺走了他们的谋生之道，他们正是因此而战，也为此而战。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莫莉一直以为印第安人打的是游击战，剥人头皮，掠人财物，现在才知道：他们曾经尝试与移民们协商，身穿欧式西服、带着善意对国会陈词，可惜遭到的是一次次欺骗与背叛。这让莫莉怒火中烧。
里德先生的教室里有张“莫莉·莫拉斯”像，摄于其即将去世之时。相中人笔直地坐着，戴着高耸的串珠头饰，脖子上围着两枚大大的银饰针，黑黑的脸上布满皱纹，表情十分凌厉。一天放学后，莫莉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盯着那张脸望了很久，寻找着一些问题的答案，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问起。
八岁生日那天晚上，妈妈从便利店带回了冰激凌三明治和“Sara Lee”蛋糕。在吹熄一根根粉色条纹小蜡烛时，莫莉紧闭着眼睛，满心期盼地许下了愿望（她记得，当时自己许愿得到一辆粉色自行车，扎着白色和粉色的饰带。对街的女孩前几个月过生日就收到了这么一辆自行车）。吃完蛋糕，许完愿，莫莉坐在沙发上等爸爸回家，妈妈则在一旁来回踱步，不停地重拨爸爸的电话，一边低声嘀咕：“你怎么会忘了独生女儿的生日？”可是爸爸始终没有接电话。过了一会儿，她们只好拉倒，上床睡觉去了。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有人拍拍莫莉的肩膀，把她从梦中叫醒。爸爸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椅子摇摇摆摆，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嘴里轻声说：“嘿，莫莉·莫拉斯，你醒了吗？”
她睁开眼睛，眨了眨。
“醒了吗？”他又问了一声，伸手把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公主台灯打开。
她点点头。
“把手伸出来。”
爸爸在袋子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三张缀有饰品的灰色塑料卡，卡片的其中一面是灰绒，缀着一个小饰品。“小鱼，”他一边说，一边递给她一个蓝绿相间、光泽闪闪的小鱼，“乌鸦，”——他递给她一只白镴小鸟，“小熊。”——这回是一只丁点小的棕色泰迪熊，“本来想送你一只缅因黑熊的，但店里只有这个。”他的口吻听上去满是歉意，“我想给你找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而不是像芭比娃娃这种随处可见的玩意儿。我想着，我们两个都是印第安人嘛。你妈妈不是，但我和你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印第安象征物。知道什么叫象征物吗？”
莫莉摇摇头。
“就是代表了某种玩意儿的玩意儿。让我来瞧瞧我记得对不对。”他坐在床上，从她手中拿过小鸟卡，翻了过来，“好，这家伙拥有魔力，能够保护你不受恶咒之苦，能够辟邪，那些怪事你可能都意识不到。”他小心地从卡片上解下饰品，把小鸟放在床头柜上，又拿起了泰迪熊，“这只猛兽则是个守护者。”
莫莉笑了。
“别笑，是真的。看上去可能不太像，但外表常常会欺骗人。这家伙英勇无畏，对需要勇气的人们来说，正是勇气的化身。”他从卡片上取下泰迪熊，在小鸟旁边放下。
“好啦，现在轮到小鱼了。它也许是最棒的一个，因为它能给你抵御他人魔法的力量，是不是很酷？”
她凝神想了想：“那跟恶咒有什么不一样呢？”
爸爸解开小鱼，放在其他饰品旁边，又仔细地把它们排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棒。你还没怎么睡醒呢，却比大多数毫无睡意的人看得清楚。好吧，我明白它们听上去很相像，但它们的不同点至关重要，所以仔细听好啰。”
莫莉坐直了身子。
“别人的魔法不一定全是恶咒，有可能看上去格外美好，听上去格外动听。有可能是……嗯，有人试图劝你做一些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抽烟。”
“好恶心，我才不会抽呢。”
“那就好。但也有可能是没那么恶心的事情，比如不付钱就拿走便利店里的糖果。”
“可是妈妈在那里上班啊。”
“没错。可就算她不在那儿工作，你也知道偷糖果是不对的，对吗？不过，也许有人魔力高强，非常让人信服。‘哦，来吧，莫莉，不会有人抓住你的。’”他压着嗓子低声说，“‘难道你不喜欢吃糖吗？不想要一点吗？来吧，就这一次？’”他拿起小鱼，学着小鱼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要！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别想对我施魔法，办不到。我马上就会从你身边游走，听到了吗？再见。’”他举着小鱼，用手画了一弯上下起伏的波浪。
他又伸出手在袋子里摸索：“哎呀，不好。我本想给你买条项链把这些坠子挂起来的。”他拍拍莫莉的膝盖，“别担心，下回就是它了。”
两个星期后，在深夜驾车回家的路上，爸爸的汽车失控，他也因此丧生。不到半年，莫莉被送去别处生活，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给自己买下了那条项链。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运输。”薇薇安皱皱鼻子，“听上去有点像……嗯，怎么说呢……香肠派。”
香肠派？好吧，采访薇薇安这件事可能有点悬。
“扛着我的独木舟从一个水域到另一个水域？哦，亲爱的，我可不怎么擅长打比方，”薇薇安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莫莉说，“我觉得，独木舟代表了你在迁徙途中携带的东西，也就是那些重要事物。至于水域嘛……嗯，我觉得就是你一直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样讲得通吗？”
“说实话，我比刚才更糊涂了。”
莫莉取出问题清单，说道：“我们先开始好了，随后再看情况。”
现在是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她们坐在客厅的红色靠背椅上。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特瑞也回家了。刚才下了一场瓢泼大雨，眼下窗外的云层镶着一层晶莹剔透的亮边，如同天空中绵延的山脉，洒下万道金光，简直跟儿童版《圣经》的插图差不多。
莫莉摁了摁微型数字录音机的按钮，试试能不能用——这是她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她深吸一口气，手指拨弄着脖子上的项链。“这些吊坠是爸爸给我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乌鸦可以抵御黑魔法，熊能激发勇气，鱼儿意味着拒绝他人的魔法。”
“我从来不知道那些小吊坠另有含义。”薇薇安茫然地伸出手，摸了摸她自己的项链。
莫莉第一次认真端详着那枚白镴吊坠，嘴里问道：“您的项链……也象征着什么吗？”
“嗯，对我来说是的。不过，它可没有什么魔力。”薇薇安微笑着说。
“说不定有呢。”莫莉说，“在我看来，这些魔力都是打比方，对吧？黑魔法代表着把人们引向黑暗面的力量，例如人性自身的贪婪，或者缺乏安全感，因而导致他们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熊所代表的勇士精神不仅保护我们免受他人的伤害，也保护我们不受自身心魔的伤害。他人的魔法，我觉得是指我们的软肋，也正是我们容易误入歧途的地方。因此，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有点怪，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打比方。”莫莉望了一眼录音机，深吸了一口气，“好，我们开始了。你相信幽灵或者鬼魂吗？”
“天哪，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寻常。”薇薇安向窗外望去，一双孱弱而又满是青筋的手握在怀中。有那么一会儿，莫莉以为她不会再回答了。可是紧接着，薇薇安轻声说道：“是的。我相信。我相信鬼魂。”她的声音那么轻，莫莉不得不向前探身才能听清。
“你觉得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出没吗？”
薇薇安用褐色的双眼凝望着莫莉，点了点头。“他们是那些今日流连不去的幽灵，”她说，“那些昔日抛下我们的故人。”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过去的三天里，格罗特先生天天都从林间空手而归，我们只能吃些鸡蛋和土豆充饥。情况糟透了，格罗特先生决定杀掉一只鸡，还开始打山羊的主意。这些天，他回家的时候都不爱吭声，不和孩子们说话。孩子们嚷嚷着扑向他，抱住他的腿，他却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赶开。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的脸上有种古怪的表情，好像肚子里正在打什么算盘。他终于开口了：“你脖子上是个什么东西？”他打的主意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东西不值钱。”我说。
“看上去像银的，”他的眼神一直盯在我的项链上，“变色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是锡的。”
“给我瞧瞧。”
格罗特先生凑近了些，用脏兮兮的手指碰了碰吊坠上那颗凸起的心和紧握的双手：“是什么东西？异教符号吗？”
我不知道“异教”是什么意思，但听上去透着邪气，“也许吧。”“谁给你的？”
“我的祖母。”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起我的家庭，这种感觉让我难受。要是能收回刚才那句话就好了，“这东西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当初她正想把它扔了。”
他皱了皱眉头：“看上去确实很怪，说不定卖都卖不掉。”
格罗特先生一天到晚跟我搭话，无论我在拔鸡毛，煎土豆，还是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客厅的火堆旁。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十六岁时，他哥哥在一场争吵中杀死了他的父亲，于是他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他就是在那时遇见格罗特太太的，他俩十八岁时哈罗德就出生了。他们直到有了这一屋孩子以后才真正结婚。他只想要捕鱼狩猎，他说，可是他得养活这些孩子。说实话，这些孩子他一个也不想要，而且他怕总有一天被这些孩子逼疯，到时候说不定他真会伤害他们。
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格罗特先生开始坐在门廊前削东西，一直待到深夜，身边摆着一瓶威士忌。他总会叫我跟他一起坐，在黑暗中跟我说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和格罗特太太已经几乎不说一句话了，他说。她讨厌谈话，但她喜欢做爱。可他不愿意碰她，她懒得把自己收拾干净，身边还总有孩子。他说：“我原本应该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多萝西。你不会这样缠着我的，对吗？”他喜欢我的红头发。他对我说：“有人说，要想跟自己过不去的话，就找个红发女郎吧。”他吻过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满头红发，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他还年轻帅气的时候。
“是不是挺惊讶？我也曾是翩翩少年呢，你知道的，我现在也不过二十四岁。”
他说，他从未爱过他的妻子。
叫我杰拉德，他说。
我知道格罗特先生不该跟我说这些。我才十岁。
格罗特家的孩子一个个像受伤的小狗般呜咽不停，凑在一起互相慰藉。他们不像普通孩子一样蹦跳着玩耍，倒是整天拖着绿幽幽、黏糊糊的鼻涕，眼睛里汪着两泡眼泪。我像只披着硬甲的甲虫一样在房间里穿行，无论格罗特太太尖酸刻薄的毒舌、哈罗德的怨气，还是小杰拉德的哭叫（这孩子太想要人抱抱他了，恐怕一生也无法心满意足），通通都伤不到我。我眼见着梅布尔变成了一个阴沉沉的女孩，她太清楚这个糟糕的家是如何拖累她、虐待她、抛弃她。我清楚活在这样的家里，孩子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我难以去爱他们。他们的不幸只会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我用尽全力保持整洁，保证每天早起出门上学。
一个暴雨倾盆的夜里，我饥肠辘辘地躺在床垫上，身下的弹簧隔着薄薄的套子硌着我，雨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想起有一次在艾格尼丝·波琳号上，天也下着雨，所有人都晕船不止。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爸爸教我们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绘出完美的一天。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七岁，但想象中那完美的一天却还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要去城郊，到祖母那栋舒适的小屋去看望她。我翻过石墙，穿过草地，向祖母家走去，风中的野草仿佛海浪般波涛起伏。我闻见好闻的泥煤烟味，听着乌鸫的吟唱。远远地，我望见祖母家的茅草屋顶，刷成白色的墙壁，一盆盆在窗台上盛放的红色天竺葵。祖母那辆经久耐用的黑色自行车靠在门里，不远处的树篱上挂着一串串深蓝色的黑莓和黑刺李。
走进祖母家，烤箱里正烤着一只鹅，黑白相间的小狗蒙蒂在桌子下等骨头吃。祖父要么拿着自制的鱼竿去河里钓鳟鱼了，要么就去野地里打松鸡或鹧鸪了。就剩下我和祖母两人，一起在家待上好几个小时。
祖母正在做大黄馅饼，用一根大擀面杖来回擀着面团，又往黄色的面团上撒些面粉，摊薄放在馅饼碟里。时不时，她会抽两口阿夫顿香烟，轻烟在她的头顶袅袅不绝。祖母会给我吃一颗圆形糖果，她把糖藏在围裙兜里，跟半打烟屁股放在一块儿，那种滋味我永远也忘不了。黄色香烟盒上印着罗伯特·彭斯的一首诗，祖母喜欢伴着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曲调唱起它：
可爱的阿夫顿河，请你轻轻流过翠绿的山川；
轻轻地流吧，我来唱首歌把你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