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上，听着烤鹅在烤箱里嗞嗞作响。祖母把面团搓成条形，沿着馅饼碟的边缘围上一圈，剩余的便在中央打个十字，再刷上一层搅匀的蛋液，用叉子在面饼上叉些小孔，最后撒上糖霜。等到馅饼进了烤炉，我俩来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的前厅，开始享用只属于我们俩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浓浓的红茶，热乎乎的切片葡萄干面包。祖母从玻璃柜里的玫瑰瓷器中挑出两只茶杯，还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盘子，小心地放在一张上过浆的亚麻餐具垫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边的爱尔兰蕾丝窗帘映照着祖母的面孔，让她的轮廓添了几分柔和。
坐在带椅垫的椅子上，我能看见祖母的摇椅前放着木头搁脚凳，上面罩着绣花罩子，还能看见一个小书架，放的大多是祷告书和诗歌。我看见祖母一边倒茶，一边轻声哼唱，看见她有力的双手、温柔的微笑，看见她对我的爱。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潮湿酸臭的垫子上辗转反侧，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忆也勾起了悲凉的思绪。在卧室里呻吟不已的格罗特太太，其实跟我妈妈没什么两样。她们都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要么天性软弱，要么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么固执自私，她们便靠着整天昏睡聊以度日。妈妈指望着我做饭、做清洁，照顾梅茜和双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当我坚持说情况会好转的时候，她却说我太天真。“你不知道，”她会说，“你根本不知道麻烦在哪儿。”有一次，就在火灾前不久，我听见妈妈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进了屋，想要哄哄她。当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却猛地跃起，把我赶开。“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她厉声道，“别装了，你不过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后缩，脸颊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样烫。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经不复原样了。我不再信任她，我对她的哭泣无动于衷。从那以后，她骂我铁石心肠，骂我冷酷无情。也许我的确如此。
六月初，我们通通长了虱子，就连只有几根头发的内蒂也一样。我还记得当初轮船上的虱子。当时妈妈生怕我们染上，每天都会检查每个人的头发。当听说其他船舱里的人长了虱子，她还把我们关起来不准出门。“这是世界上最难治的顽疾。”她告诉我们，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回很多人长虱子，每个女孩都被剃光了头。妈妈对她那一头漆黑浓密的长发颇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然而那次在船上，我们却依然没能逃过。
杰拉德不停地挠头，我把他的头发拨开，发现里面全是虱子。另外两个孩子的头上也有。沙发、椅子，甚至格罗特太太，这屋里每样东西说不定都爬着虱子。我明白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休学、剃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干活儿、洗床单……
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格罗特太太跟宝宝一起躺在床上，靠着两个脏枕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进屋的时候，她就那么盯着我，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
“孩子们都长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们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寻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是你把虫子带进来的。”
我的脸红了：“不，夫人，我不这么认为。”
“它们总是谁带进来的吧。”她说。
“我觉得……”我开口说道，但实在难以启齿，“我觉得您可能得查一下这张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头发。”
“就是你带来的！”她边说边掀开被子，“你跑到这里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比我们谁都强……”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皱成一团。我看到她大腿间毛茸茸、黑黝黝的一丛，赶紧尴尬地转过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来，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内蒂夹在胳膊下，用另一只手指着床说，“先把床单用开水烫了，然后用梳子给孩子们清理头发。我早就警告过杰拉德，不能把个流浪儿带到家里来，天晓得她去过哪里。”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比我想象中更凄凉：我烧了一罐又一罐开水，倒进一个大盆里，同时还得提防着，免得烫伤孩子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单、衣服放进热水里，用碱皂费力刷洗，再把它们塞进手动绞拧机。我几乎转不动机器的手柄，手臂阵阵疼痛。
格罗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厅沙发上的妻子说了会儿话。他们的只言片语飘到了我的耳边：“垃圾”“寄生虫”“肮脏的爱尔兰人”。过了一会儿，格罗特先生走进厨房门，发现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动绞拧机的手柄。“上帝啊！”他边说边开始帮忙。
格罗特先生也认为床垫上可能有虱子。他觉得我们只要把床垫拽到门廊上，浇上开水，就能灭虫。“我真有点想也这么收拾那些小孩。”他说。我知道，他这话可不仅仅是玩笑。他拿着刮胡刀飞快地给四个孩子剃了头。尽管我已经用尽全力扶住他们的头，孩子们还是扭来扭去，因此头上到处是刮胡刀留下的划痕和血口子。他们的模样让我想起一战后返家士兵的照片：秃着头，眼神空洞。格罗特先生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擦上碱水，小孩们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罗特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着。
“威尔玛，轮到你了。”他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刮胡刀。
“不。”
“至少让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个女孩，就是她带来的。”格罗特太太扭过头，望着沙发后背。
格罗特先生示意我过去。我解开梳得紧紧的发辫，蹲在他面前，他轻轻地理着我的头发。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轻抚我的头皮，让我感觉很古怪。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捏到了什么东西。“嗯，你头发里也有虫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红头发。我曾经问过爸爸，这头红发是从哪里来的，他开玩笑说，一定是生锈了。爸爸的头发就是黑色的——他说是多年辛劳中熏黑的，但他年轻的时候，头发的颜色却更偏赤褐色。他说，跟你的头发不一样，你的头发那么明丽，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红叶，像戈尔韦郡那家饭店橱窗里的锦鲤。
格罗特先生不愿意把我的头发剃光，他说，那简直是犯罪。他用拳头绕起我的头发，从颈背处一刀削落。一绺绺发丝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头发剪到差不多两英寸长。
接下来四天里，我困在这间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烧水。孩子们照旧碍手碍脚，哭闹不休。格罗特太太带着长满虱子的头发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单和发霉的床垫上。而我对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我们很想你，多萝西！”回学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对我说，“哇，新发型啊！”
我摸摸头顶上竖起的短发。拉森小姐知道我为什么要剪短头发。当天从校车上下来，我递给她一张便条，便条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其实吧，”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就是那些大都市里的姑娘，剪短了头发，出门跳舞，总之随心所欲。”她冲我友好地笑笑，“谁知道，多萝西，说不定将来你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呢。”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夏末时分，格罗特先生似乎开始走运了。他把猎物一股脑儿装在麻袋里带回家，然后马上剥皮，挂到屋后的棚子里。他在棚子后面搭了个熏肉炉，熏肉炉一天到晚没歇过，挂满了松鼠、鱼，甚至浣熊。野味的膻香味让我反胃，但总好过饿肚子。
格罗特太太又怀孕了。她说，孩子三月份就会出生。我有点担心，到时候他们会让我帮忙吗？妈妈生梅茜的时候，伊丽莎白街上有不少生过孩子的邻居，我只管看着弟弟们就好。走廊对面的夏茨曼太太和楼下生过七个孩子的克拉斯诺姐妹纷纷来到我家，操持着接生的事，关上了卧室门。爸爸不在家，也许是被她们支出去了。当天深夜，他从酒吧回来，吵醒了邻居们，而我正在客厅玩拍手游戏，背字母表，唱着爸爸曾经引吭高歌的那些曲子。
九月中旬，在我上学的路上，金黄的田野里到处点缀着一捆捆圆滚滚、金灿灿的稻草，要么堆成几何形，要么堆成金字塔形，要么随处乱放。我们从历史课上学到1621年普利茅斯种植园的新移民们，了解到印第安人带到他们餐桌上的野生火鸡、玉米和五头鹿。我们谈起家庭传统，但格罗特家跟伯恩家一样，根本不管什么节日。有一次，我跟格罗特先生提起感恩节，他说：“火鸡有什么大不了？我随时能抓上一只。”但他从来没有捕过火鸡。
格罗特先生变得更冷漠了。他每天天刚亮就出门打猎，晚上剥皮熏肉。在家的时候，他要么冲孩子们大喊大叫，要么干脆躲着他们。有时他会抓着内蒂一直摇晃，直到她再也哭不出声。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卧室里睡，我倒经常发现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被子下的身躯仿佛毫无遮掩的老树根。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发现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昨天夜里一定有场暴风雪，雪花从屋顶和墙壁的裂缝飘进了屋，在床垫上积了起来。我坐起身，四下张望。屋里还有三个小孩，跟绵羊一样挤在一块儿。我起了床，把雪花从头发上抖掉。昨晚我是穿着白天的衣服睡的，但我不愿意让拉森小姐和学校里别的女孩看到我一连两天穿同一件衣服上学，尤其是露西（虽然我注意到，其他孩子才不觉得不换衣服很丢脸呢）。我的手提箱一直敞开着放在屋角，我从里面取出一条裙子和另一件毛衣，飞快地换上。我的衣服没有哪件特别干净，但我依然坚守着这套礼仪。
想到温暖的校舍、拉森小姐友好的微笑，想到可以遁入书本里那些别样的人生、别样的世界，我才有了出门的勇气。到街角的路越来越难走了，每下一场雪，我就得重新辟出一条路。格罗特先生告诉我，再过几个星期大风暴就会来，到时候我可就别想再去上学了。
到了学校，拉森小姐把我带到一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问道：“家里一切还好吗？多萝西？”
我点点头。
“如果有什么事想要告诉我……”
“没什么，夫人，”我说，“都挺好。”
“你的家庭作业没有交。”
回家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读书做作业，而且五点钟太阳落山以后，屋里也没有灯。整间屋只有两个蜡烛头，格罗特太太放了一个在她的卧室里。但我不希望拉森小姐同情我，我不想被另眼相待。
“我会加油。”我说。
“你……”她的手指对着脖子比了比，又放了下来，“是不是不容易收拾干净？”
我耸耸肩，感觉到满脸发烫。脖子。看来以后还要洗得更彻底些。
“家里有自来水吗？”
“没有，夫人。”
她咬咬嘴唇：“好的。如果有事跟我说，你就来找我，听到了吗？”
“我没事，拉森小姐，”我说，“一切都好。”
被小孩们挤下床垫后，我正躺在一堆毯子上熟睡，突然感觉到有只手放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睛，发现格罗特先生弯着腰，把一根手指放到唇边，示意我别出声，又做个手势让我跟他走。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身上裹了床被子，跟着他到了客厅。淡淡的月光透过云层和脏兮兮的窗户照进来，我看见他坐在金色的沙发上，拍了拍他身旁的垫子。
我把被子裹紧了些。他又拍拍垫子。我走了过去，但没有坐下。
“今晚真冷，”他低声说，“我想找个人陪。”
“你该回卧室去找她。”我说。
“我不想去。”
“我累了，”我说，“我要回去睡了。”
他摇摇头：“今晚你就待在这儿陪我。”
我心里一颤，转身就走。
他伸手一把攥住我的胳膊：“我说了，我要你留下。”
黑暗中，我望着格罗特先生。以前他从未让我害怕，但现在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小心。他嘴角轻挑，露出一抹古怪的微笑。
他扯扯我的被子：“我们可以彼此暖暖嘛。”
我猛地裹紧被子，再次转身想走，谁知道却一跤跌倒，手肘狠狠地磕在坚硬的地板上，面朝下着了地，我感觉到一阵钻心的剧痛。我扭着身子，抬起头想看看怎么回事，却感觉到一只粗糙的手摁住了我的头。我想要挣扎，被子却裹得我动弹不得。
“照我说的做。”我感觉他那胡子拉碴的脸贴上了我的面颊，闻到他那难闻的呼吸。我又扭动着想要挣脱，他一脚踩在我背上，“安静。”
他把一只粗糙的大手伸进了被子，伸进了我的毛衣、我的裙子。我想逃，但我逃不了。他的手在我身上游走，我感觉天旋地转。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大腿之间，手指直往里探。他那砂纸般的脸还贴着我的面孔，来回蹭着，呼吸急促起来。
“哦。”他贴着我的耳朵倒吸一口气，像条狗一样趴在我身上，一只手用力地在我身上摩挲，另一只手则解开自己的长裤。听见扣子一个个嗒嗒地解开，我弓起身扭动着想要躲，但被子把我裹得好似落入蛛网的小虫。我看见他的长裤解开褪到了臀下，露出两腿间勃起的阴茎和结实的小腹。我见过院子里的动物交配，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我的双手动弹不得，只能滚来滚去，想把被子蒙在身上。他猛地把它掀开，在我耳边低声说：“放轻松，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我不禁发出了呜咽。他的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身体，参差不齐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我痛得叫出了声。他用另一只手捂住我的嘴，猛地将手指捅得更深，摩挲着我，我像匹马一样嘶吼起来，从喉咙深处发出了狂乱的呼喊。
他抬起身子，把手从我的嘴上拿开。我尖叫了一声，立刻狠狠地挨了一巴掌，被扇得头晕眼花。
正在这时，走廊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杰拉德？”他呆住了，但片刻后就像只滑溜溜的蜥蜴般利落地放开我，摸索着开始系扣子，从地上站起身。
“上帝啊，你们……”格罗特夫人靠在门框上，一手掩着大腹便便的肚子。
我匆匆穿上内裤，拉好裙子和毛衣，磕磕绊绊地起身，紧紧地把被子裹在身上。
“怎么是她！”她号啕大哭。
“威尔玛，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你这个畜生！”她的声音又粗又野。她向我转过身，“还有你……你……我就知道……”她指着门口，“滚。给我滚出去！”
愣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她要我滚，现在就滚，就在这严寒刺骨的夜半时分。
“别这样，威尔玛，冷静一点。”杰拉德——格罗特先生说道。
“我要那女孩……那个贱货……滚出我家。”
“我们好歹谈一谈吧。”
“我要她滚！”
“好吧，好吧。”他用无神的双眼看着我，我顿时明白：尽管事情已经糟成这样，下一步却只会更糟。我根本不愿意待在这儿，可在外面我怎么活得下去？
格罗特太太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我听见屋后有个孩子在哭。过了片刻，她拎着我的手提箱回屋，把箱子狠狠地扔过来，手提箱撞在墙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我的靴子和芥末色大衣还挂在前门旁边的钉子上，大衣口袋里装着范妮送我的宝贝羊毛手套，脚上穿的是唯一一双破袜子。我走到手提箱旁边，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收起来，打开了门。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我的呼吸变成了一道白雾。我把散落的衣服扔在门廊上，开始穿靴子。正在摸索着系鞋带，格罗特先生的声音传了过来：“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格罗特太太回答道：“如果那个蠢货自己想要逃跑，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吧。”
于是我迈步狂奔，抛下的几乎是我在这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我的棕色行李箱、在伯恩家做的三条裙子、露指手套、换洗内衣、深蓝毛衣、书本、铅笔，还有拉森小姐给我的作文练习簿。至少，范妮送我的缝纫包还藏在我的大衣内袋里。我抛下了四个我无力相帮、也并不心爱的孩子，离开了一个堕落肮脏之地，从此永不再受这种苦。而我仅剩的一丝一缕的童年，也就此抛在了那间客厅粗糙的地板上。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我在严寒中费力地往前走，仿佛正在梦游。走过车道，向左拐弯，吃力地走过布满车辙的泥路，向摇摇欲坠的小桥走去。有时候，我不得不嘎吱嘎吱地踏过一层跟馅饼皮一样厚的冰雪，冰层的尖边割破了我的脚踝。我抬头仰望满天繁星，寒气夺走了我的呼吸。
走出树林来到大道，一轮圆月洒下珍珠般的清辉，照亮了四野。脚下的碎石咯吱作响。透过单薄的鞋底，我能感觉出石子的形状。我摸了摸手套里柔软的羊毛，它是如此温暖，就连我的指尖也不冷。我并不害怕——那间小屋比这月下的道路可怕多了。我的外套很薄，但我把带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了，一路奔波让我身上发热。我想好了——我要去学校，不过区区四英里而已。
远处的地平线还是黑幽幽的一片，头顶的天空则亮了几分，好似岩石一样层次分明。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校舍，只是要抬脚走到那里。我踩着碎石稳步走着，边走边数数，数到一百再从头开始。爸爸曾经说过，时不时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了解一下身体的潜能，了解一下你能承受多少，对人是有好处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在艾格尼丝·波琳号上忍受疾病的折磨；另外一次则是刚到纽约的那个严冬，包括妈妈在内，我们四个全染上了肺炎。
挑战你的极限，试试你能承受多少。现在我不是正在这么做吗。
我朝前走着，感觉轻飘而虚无，犹如被风卷起的一片薄纸，从路面蹁跹拂过。我想起曾被自己忽略的条条出路：我怎么会这么睁眼瞎，怎么会蠢到没有防备之心呢。我想起了“德国仔”——他就知道要做最坏的打算。
前方的地平线渐渐露出了第一道粉色的曙光。就在离地平线不远的地方，半山腰上，带有护墙板的白房子依稀可见。学校就在眼前，我却一下子筋疲力尽，一心只想在路边倒下。我的双脚像灌了铅，感觉疼痛难忍，一张脸已经麻木，鼻子也已经冻僵。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学校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到了。我来到学校前门，发现学校上了锁，于是又绕到后面堆柴火的门廊里，打开门，倒在了地上。柴火堆旁边叠着一条旧马毯，我用毯子裹住身子，跌进了断断续续的梦乡。
我在金黄的田野里奔跑，穿行于迷宫般的干草堆，不知路在何方……
“多萝西？”我感到有只手放在我的肩头，顿时一下子从梦中惊醒。那是波斯特先生，“天哪，这到底是……”
有那么一会儿，我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抬头望着波斯特先生，望着他红通通的圆脸和疑惑的表情，又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木头堆上，落在门廊墙壁宽宽的白木板上。教室大门半开着，很显然，波斯特先生是来取柴生火的。每天早晨驾车来接我们之前，他一定会给炉子生火。
“你还好吗？”
我点点头。
“家里人知道你在这里吗？”
“不知道，先生。”
“你是怎么来的？”
“走过来的。”
他瞪大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先让你暖和起来吧。”
波斯特先生领我到教室的椅子上坐下，把我的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拿走我肩上的脏马毯，换上一条从橱柜里找到的干净的格纹毯。他脱下我的靴子，放在椅子旁边，还对我袜子上的破洞啧啧惊讶了几声。我望着他生起一堆火。过了几分钟，拉森小姐进屋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开始暖和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多萝西？”她解开紫色的围巾，摘下帽子和手套。透过她身后的窗户，我看见一辆车正在开走。拉森小姐长长的头发在颈背卷成一个髻，棕色的双眸清澈而明亮，身上的粉色羊毛裙将她的脸颊衬得格外娇艳。
她在椅子旁蹲下来，问道：“天哪，孩子，你已经来了很久了吗？”
波斯特先生把我安顿完毕，于是戴上帽子，穿好外套，准备出门去给卡车做例行检查。“我来的时候，她就睡在门廊那儿。”他笑了，“把我吓得够呛。”
“还用说吗。”
“她说她是走着来的，四英里路呢。”他摇摇头，“没冻死就是福气了。”
“看上去，你帮她弄得挺暖和嘛。”
“她在慢慢缓过来。好了，我得出发接孩子们去了。”他拍了拍外套，“回头见。”
他刚走出门，拉森小姐说：“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于是我告诉了她。我并不打算这么做，但她眼中的关切如此真挚，我肚子里的话不禁一涌而出。我跟她讲起终日卧床的格罗特太太，出没在林间的格罗特先生，清晨落在我脸上的薄雪，污渍斑斑的床垫。我跟她讲起冰冷的炖松鼠肉，哭哭啼啼的孩子。我又跟她讲起沙发上的格罗特先生，讲起他那摸到我身上的手，讲起走廊里怀孕的格罗特太太大喊着让我滚出去。我告诉她，我不敢停下脚步，生怕一停下就会睡去。我还把范妮替我织的手套告诉了她。
拉森小姐伸手握住我的手，一直没有放开，不时捏上一捏。“哦，多萝西。”她说。
过一会儿她又说：“感谢上帝，还有那副手套。范妮听上去是个很不错的朋友。”
“是的。”
她支起下巴，用两根手指轻轻敲着：“是谁带你去格罗特家的？”
“儿童援助协会的索伦森先生。”
“好。等波斯特先生一回来，我就让他去找这位索伦森先生。”她打开午餐盒，取出一块饼干，“你一定饿了吧。”
要是放在平时，我不会接受——我知道那是她的午餐。但我饿得厉害，光是看见那块饼干就让我流出了口水，于是我顾不上羞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与此同时，拉森小姐在炉子上烧水泡茶，把一个苹果切成片，从架子上取下一只缺了口的瓷碟，摆上苹果。我望着她舀起一些茶叶放进滤网，用烧开的水泡了两杯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泡茶给任何孩子喝，当然也没有给过我。
“拉森小姐，”我开口说，“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
她似乎知道我要问什么。“带你回家跟我一起住？”她微微一笑，表情却有些难过，“我很关心你，多萝西，我想你也清楚。但我不能……我没法照顾孩子，我寄宿在房东家里。”
我点点头，喉头有些哽咽。
“我会帮你找到一个家的，”她温柔地说，“一个安全整洁的地方，过十岁女孩该过的生活，我向你保证。”
其他孩子从卡车上鱼贯而入，个个好奇地看着我。
“她在这儿干什么？”一个叫罗伯特的男孩问道。
“多萝西今天来得早。”拉森小姐理了理身上漂亮的粉色羊毛裙。“请坐下拿出练习册，孩子们。”
波斯特先生从屋后拿了些木头进来，摆好炉子旁边的柴火，拉森小姐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便跟着她走回了门廊。几分钟后，他又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出门了。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和刺耳的刹车声，波斯特先生的卡车驶下了陡坡。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耳边传来了卡车的咔嗒声，我赶紧朝窗外张望。车子慢慢地爬上坡，停了下来。波斯特先生走出卡车，进了门廊，拉森小姐让全班等一等，然后动身去了屋后。不一会儿，她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在全班的注视下，我从课桌旁站起身，走进门廊。
拉森小姐看起来有些担心，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发髻：“多萝西，索伦森先生不信……”她住了嘴，又摸摸脖子，用求援的眼神望着波斯特先生。
“我想，拉森小姐想说的是，”波斯特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你得把事情的经过向索伦森先生详细地解释一次。你明白吧，理论上，他们并不希望重新安置，索伦森先生觉得，说不好这件事是否只是个……误会。”
我悟出了波斯特先生的言外之意，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他不相信我？”
他们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拉森小姐开口了：“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他只是必须听你亲口说一回。”
生平第一次，我感觉一腔不肯顺服的热血涌遍全身，眼泪夺眶而出：“我不回去，绝不。”
拉森小姐伸手搂住我的肩膀：“多萝西，别担心。你把你的遭遇告诉索伦森先生，我也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他。我不会让你回那里去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片混沌。露西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拿出拼写书，我也拿出拼写书，她去黑板上写字，我也跟在她身后排队，但我几乎记不得周围发生了什么。她轻声问我：“你没事吧？”我耸耸肩膀。她捏捏我的手，却没有追问。我不知道是因为她感觉到我不想提，还是因为她害怕我嘴里可能说出来的话。
午饭后，大家刚回到座位上，我就看见一辆汽车从远处驶来。发动机的轰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除了那辆驶向学校的深色卡车，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车来了——爬上陡峭的斜坡，尖叫着停在波斯特先生的那辆卡车后。
我遥遥望见了驾驶座上的索伦森先生。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摘下黑毡帽，捻了捻黑胡须，接着打开了车门。
“天哪，天哪，天哪。”我讲完整件事以后，索伦森先生叹道。我们坐在后廊硬邦邦的椅子上，阳光和炉火替这里添了几分暖意，总算是比刚才暖和些了。他伸出手想要拍拍我的腿，接着似乎改了主意，单手叉起腰，另一只手捻着胡髭。“天寒地冻里走了这么远，你一定很……”他咽下了后半句，“可是，可是，我有点好奇，深更半夜的，你是不是有可能……？”
我冷静地望着他，一颗心怦怦直跳。
“……误会了？”
他向拉森小姐望去：“一个十岁的女孩……难道你不觉得，拉森小姐，有可能会有些……情绪过激？有点夸张的倾向？”
“这得看是哪个女孩，索伦森先生，”拉森小姐昂起头，一板一眼地说，“多萝西从不撒谎。”
索伦森先生讪笑着，摇摇头：“啊，拉森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我只是说，某些时候，尤其是幼年时遭遇过不幸的人，容易对事情过早下结论……无意中夸大事实。我亲眼见过格罗特家的居住条件，嗯，确实不太理想。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总不能个个都有十全十美的家庭，对吧，拉森小姐？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当我们得靠别人施恩才活得下去时，我们总不能动不动就抱怨吧。”他冲我微微一笑，“我的建议是，多萝西，再试一次吧。我可以跟格罗特夫妇谈谈，让他们一定要改善条件。”
拉森小姐目光熠熠，亮得惊人，脖子涨得发红：“你没有听到那丫头的话吗，索伦森先生？”她的声调绷得很紧，“他企图……施暴。格罗特太太撞见了那种骇人听闻的场面，却把她赶出了家门。你一定不希望多萝西回到那种泥潭里吧，对吗？坦率地说，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去查一查。对他们家别的孩子来说，那个家听上去也同样不利。”
索伦森先生缓缓点着头，仿佛在说：“好了好了，我也就是说说，不要生气，都冷静一下。”但他开口说的却是：“嗯，你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据我所知，目前没有家庭愿意领养孤儿。当然了，我可以去远点的地方问问。要么跟纽约的儿童援助协会联络联络。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想多萝西可以搭下一列经过此地的火车回去。”
“当然用不着到那一步。”拉森小姐说。
他微微耸耸肩膀：“没人希望会那样，可谁知道呢。”
她把手搁到我的肩头，轻轻捏了捏：“那我们来想想办法，好吗？索伦森先生？与此同时……这两天，多萝西可以住在我那儿。”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她：“可我以为……”
“只是暂时的，”她飞快地说，“我住在寄宿公寓里，索伦森先生，那里不许带孩子。不过我的房东很好心，她知道我是个老师，而且不是所有学生都……”她似乎在谨慎地措辞，“有便利的居住条件。我觉得她会站到我这边的，就像我刚说的，一两天而已。”
索伦森先生轻抚胡须，说道：“很好，拉森小姐，我会找找其他机会。那么这几天多萝西就交给你了。这位年轻的小姐，我相信你会懂礼貌，守规矩。”
“是的，先生。”我郑重地回答，一颗心却早已乐开了花。拉森小姐要带我回家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多么走运。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来接拉森小姐放学的男人发现凭空多出了一个人，惊讶得扬了扬眉毛，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耶茨先生，这是多萝西，”拉森小姐向他介绍道，他从后视镜里冲我点点头，“多萝西，耶茨先生是房东太太墨菲夫人的司机，因为我不会开车，他就好心地每天送我上下课。”
“乐意效劳，小姐。”他说。从他那双涨红的耳朵，我能看出他说的是真心话。
赫明福德比奥尔本斯大多了。耶茨先生驾车缓缓地驶过主街，我凝视着车窗外的一块块招牌：皇家剧院、赫明福德纪事报、瓦拉游乐厅（游乐厅的玻璃橱窗广告是——桌球、喷泉、糖果、烟草），农民州立银行、辛德勒五金行，还有尼尔森百货商店，招牌上写着：“应有尽有”。
从镇中心驶出几个街区以后，汽车在主街与帕克街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前方是一座淡蓝色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有一圈环形门廊。门口的椭圆形标牌上写着：“赫明福德青年女子之家”。
随着悦耳的门铃声，拉森小姐打开门，将我领进屋。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悄声说：“在这儿等一会儿。”接着她摘下围巾和手套，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后消失了身影。
门厅布置得颇为庄重，紫红色植绒壁纸，一面有镀金镜框的大镜子，一个雕刻精美的深色五斗橱。我四下打量了一会儿，坐到了一张滑溜溜的马鬃椅子上。屋角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落地式大摆钟，发出洪亮的嘀嗒声，我差点被突然响起的报时声吓得从椅子上掉下来。
几分钟后，拉森小姐回来了。“房东太太墨菲夫人想见见你。”她说，“我把你的处境告诉她了，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清楚我带你回来的原因。希望你不要介意。”
“当然不介意。”
“随意就好，多萝西。”她说，“那好，走这边吧。”
我跟着她穿过走廊，经过一扇门来到客厅。熊熊的炉火旁，粉色丝绒沙发上坐着一位灰白头发的丰满女人。她的鼻翼两侧长着深深的法令纹，好似牵线木偶，眼神警觉而犀利。“嗯，孩子，听起来你受了不少苦啊。”她一边说，一边示意我坐到她对面的花饰靠背椅上。
我坐过去，拉森小姐坐到另一张靠背椅上，有点不安地对我笑笑。
“是的，夫人。”我回答道。
“哦！你是爱尔兰人，对吧？”
“是的，夫人。”
她露出了满面笑容：“我就觉得是嘛！不过几年前我这儿有个波兰姑娘，她的头发比你的还红呢。当然啦，还有苏格兰人，不过这一带苏格兰人不多。嗯，如果你看不出来，那我多说一句，我也是爱尔兰人。”她说，“也是你这么大的时候来的。我来自恩尼斯科西，你呢？”
“金瓦拉，在戈尔韦郡。”
“是吗！那地方我知道！我的表兄就娶了个金瓦拉的姑娘。你知道斯威尼家族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家族，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她看上去挺高兴，“你姓什么？”
“鲍尔。”
“你的名字是……多萝西？”
“不是，是妮芙，收养我的第一户人家替我改了名字。”我猛然悟到自己刚刚承认接连被两户人家抛弃过，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
可她似乎压根儿没注意，也有可能她根本不在乎：“我也这么猜！多萝西就不是个爱尔兰名字。”她俯身凑近我，审视着我的项链，“克拉达十字架。我好久好久没见过这个了。从家里带来的？”
我点点头：“祖母给我的。”
“好，瞧瞧她把它护得多严实。”她对拉森小姐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正握着坠子：“我不是故意……”
“哦，小姑娘，没关系，”她拍拍我的膝盖，说道，“这是唯一能让你记起家人的东西了，对吧？”
等到墨菲夫人的心思落到桌上的西洋玫瑰茶杯上，拉森小姐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想，我俩都没想到墨菲夫人这么快就开始喜欢我了。
拉森小姐的房间整洁明亮，大小跟个储藏室差不多，刚好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个高大的橡木梳妆台，一张摆着黄铜台灯的松木小书桌。被单叠成豆腐块，四角掖得整整齐齐，枕套干净洁白。墙壁的挂钩上挂着几幅花卉水彩画，梳妆台上的镀金镜框里放着一张黑白照，相中人是一对表情凛然的夫妇。
“这是你的父母吗？”我仔细端详着相中人。身穿深色西服的男人留着胡须，笔直地站在瘦削的女人身后，女人则坐在一张靠背椅上，身穿朴素的黑裙，看上去活脱儿是个表情严厉的拉森小姐。
“是的。”她走过来，凝望着照片。“他们都不在了。这么说起来，我也是个孤儿。”过了半晌，她说道。
“其实我不是孤儿。”我告诉她。
“哦？”
“至少我不确定。当时出了场火灾……我妈妈去了医院，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但你认为她可能还活着？”
我点点头。
“你想去找她吗？”
我想起了火灾后夏茨曼夫妇说的话，妈妈疯了，她因为失去那么多孩子发疯了。“那是家精神病院。她……不太好，没出事之前就这样了。”这是我第一次向人承认这件事。话出口后，我感觉如释重负。
“哦，多萝西。”拉森小姐叹道，“你年纪轻轻，经历却如此坎坷，对吧？”
晚上六点钟，当我们下楼来到餐室的时候，我被眼前的盛宴惊呆了：桌子中间摆着一只火腿，加上烤土豆、泛着油光的甘蓝，还有一篮面包卷。餐具是货真价实的瓷器，紫色勿忘我花纹，镶着银边。即便在爱尔兰，我也只在节日里见过这么丰盛的餐桌，可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啊。五位住客和墨菲夫人站在椅子背后，我坐了拉森小姐旁边的空位。
“女士们，”站在主座旁的墨菲夫人说，“这位是来自戈尔韦郡的妮芙·鲍尔小姐。你们可能从报纸上读到过孤儿列车，她正是搭乘这种列车从纽约来到了明尼苏达州。她会在这儿待几天，让我们大家尽到地主之谊吧。”
其余女士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其中一位是尼尔森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一位在面包店工作，另一位则在《赫明福德纪事报》做前台接待。在墨菲夫人的眼皮底下，所有女士都表现得非常有礼，就连那位骨瘦如柴、满脸愁容的格伦德小姐也不例外——她是个鞋店店员（格伦德小姐从餐桌另一头抛过来冷冰冰的眼神，拉森小姐悄悄对我说道：“她不习惯和小孩子相处”）。我看得出来，这些女人有点怕墨菲夫人。吃晚餐的时候，我发觉墨菲夫人脾气躁、性子急，还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如果某人的看法不合她的意，她会环视众人，寻求支持者。不过，她对我真的很好。
昨晚在学校冰冷的门廊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在此之前，我又住在一个恶臭难闻的地方，跟三个孩子一起挤在肮脏的床垫上。可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卧室，整洁的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两床干净的被子。墨菲夫人向我道了晚安，同时递给我一件睡袍、换洗内衣、毛巾和牙刷。她带我来到楼下的浴室，那儿有自来水池、抽水马桶和大大的陶瓷浴缸。她让我好好洗个澡，想在浴室里待多久就待多久。别的姑娘可以用另一个盥洗室。
墨菲太太离开以后，我审视着镜中的自己：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块完完整整、没有污损的镜子里端详自己。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女孩从镜中回望着我。她瘦弱而苍白，双眼无神，颧骨高耸，暗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脸颊皴裂，鼻头发红，嘴角生疮，身上的毛衣又脏又旧。我咽了口唾沫，她也咽了口唾沫。我的喉咙痛得很，一定是病了。
在温暖的浴缸里，我闭上眼睛，宛如身在天堂。
我穿着新睡袍，暖和干爽地回到卧室，把门关好锁紧。我背贴着房门站在那里，尽情品味着这一刻。我还从未有过自己的卧室，无论在爱尔兰的家里也好，伊丽莎白街的家里也好，儿童援助协会里也好，伯恩家的走廊也好，格罗特家也好。我掀开床垫上齐整的床罩，钻进了被窝。就连散发着肥皂清香的棉枕套，也让人惊叹不已。我开着灯平躺着，凝望雪白的墙纸上那红蓝相间的小花，头顶洁白的天花板，纹理清晰、有着白色把手的橡木梳妆台，脚下的碎呢地毯和发亮的木地板。我关上灯，躺在黑暗中。等到眼睛适应以后，我能辨认出屋里每件东西的轮廓：电灯、梳妆台、床架、我的靴子。从一年多前走下那辆列车踏上明尼苏达州的土地算起，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安全无虞。
接下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下床。一位满头白发的医生来给我做检查，把冰凉的金属听诊器放在我的胸口，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宣布我得了肺炎。我发了好几天烧，她们帮我撩起了被子，拉低了窗帘，卧室门也开着，好让墨菲夫人听见我的喊声。墨菲夫人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个银色小铃铛，叫我有事就摇铃。“我就在楼下。”她说，“马上就能上来。”她整天忙忙碌碌，嘴里嘟囔着她要做的事情太多，嘟囔着哪个小姑娘（尽管她们都工作了，她还是叫她们小姑娘）没有铺床，哪个把盘子扔在了水池里，哪个离开客厅的时候忘了把茶具带回厨房。但只要我一摇铃，她马上丢下一切赶来看我。
刚开始那几天里，我时睡时醒，一会儿睁开眼睛发现柔和的阳光正透过窗帘照进来，再睁开时夜色却已经降临。墨菲夫人端着一杯水给我，透着酸味的呼吸扑上我的面颊，我的肩膀靠在她温暖厚实的身上。过了几个小时，拉森小姐又仔细地把一条叠好的凉凉的毛巾敷在我的额头。墨菲夫人还用鸡汤帮我养病，里面放满了胡萝卜、芹菜和土豆。
意识清醒的那些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我真的躺在这温暖的床上，在这整洁的屋子里？真的有人精心照顾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