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某天我睁开眼睛，感觉好多了。墨菲夫人帮我量了体温，结果体温已经降到华氏100度以下。她一边拉起窗帘，一边说道：“瞧瞧你错过了什么。”我坐起身，目光落到窗外：漫天雪花如絮，在空中飞舞。积雪笼罩了一切，却还下个没完没了，树木、汽车、人行道，还有隔壁的房子，通通成了一片白。此刻醒来，意义重大。我的心也裹上了一层暖意，身上的尖刺渐渐融化。
当墨菲夫人得知我几乎一无所有时，她便开始着手收罗衣服。大厅里有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住客们留下的衣服，有衬衣、长筒袜、裙子、毛衣套装和短裙，甚至还有几双鞋。墨菲夫人把这些东西全摊在她那间大卧室的双人床上，让我一一试穿。
几乎没有一件不大，但有几件能凑合穿：一件绣着白花的天蓝色羊毛衫，一条带珍珠纽扣的棕色裙子，几双长袜，还有一双鞋。“珍妮·厄尔利，”墨菲夫人轻抚着一条格外漂亮的黄色花裙，叹道，“真是个身材单薄的小姑娘，长得也很美。可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她望了望拉森小姐，拉森小姐摇摇头，“已经是过眼云烟了。我听说珍妮办了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还生了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所以嘛，结局好，一切都好。”
我的病渐渐好起来，但我开始担心好景不长。我不会被送走吧？我挨过了这一年，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别无选择。可现在我已经尝过安全舒适的滋味，又怎么回得去？这些念头逼得我几近绝望，因此我让自己……我逼着自己不要想。
第三部分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莫莉到的时候，薇薇安正在门口等她。“准备好了吗？”莫莉刚进门，薇薇安转身就往楼上走。
“等等。”莫莉脱下军装夹克，挂在屋角的黑色铁制衣帽架上，“不喝茶了吗？”
“没时间了，”薇薇安扭过头，大声说道，“我老了，知道吧，随时可能咽气。我们得抓紧！”
“真的吗？茶都不喝？”莫莉一边嘀咕，一边跟着她上楼。
一件怪事正在发生：对莫莉的问题，薇薇安原本问一个答一个，不问就不答，不催也不答，现在却接二连三地讲起了故事，根本无须莫莉开口催促，故事多得连薇薇安自己也似乎吓了一跳。“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某次访谈结束以后，她说，“这是《麦克白》里的台词，亲爱的，去查查看。”
薇薇安从未跟任何人真正谈起过她在孤儿列车上的经历。她说，那段经历太丢人，难以解释，也难以置信。那么多孩子像垃圾和废物一样被人从纽约的大街小巷搜来，带上列车送往中西部，送得越远越好，远到视野之外。
再说了，失去一切这种事，又从何谈起呢？
“那你的丈夫呢？”莫莉问，“你一定跟他讲过吧？”
“我跟他说过一些，”薇薇安说，“但我有太多痛苦的经历，我不想给他压力。有时候，试着遗忘来得比较轻松。”
每打开一个盒子，薇薇安就会想起一些事。粗棉布裹着的针线包让她想起了阴森的伯恩家，还有镶着军用纽扣的芥末色大衣、羊毛内衬针织手套、镶珍珠纽扣的棕色裙子、包裹得仔仔细细的西洋玫瑰瓷器。没过多久，故事中的人物就在莫莉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妮芙、祖母、梅茜、斯卡查德夫人、多萝西、索伦森先生、拉森小姐……这些故事一个个环环相扣。正如用碎布拼成一床被子，莫莉把故事按先后顺序理顺串起来，拼出了一幅图——那些片段支离破碎的时候，可看不出这副全貌。
当薇薇安谈起任由陌生人摆布的滋味，莫莉点点头。她太了解压抑自我、迎合他人的感觉了。过上一阵儿，你就再也分不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了。你对别人的一星半点善意感激涕零，随着年岁渐长，又变得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回报，别人为什么要帮你？话说回来，大多数时候，也确实没人会理睬你。你多半会见到人性最恶的一面。你发现大多数成人会撒谎，大多数人只顾自己；你会发现，对某些人来说，你对他们有多少用处，他们才会对你有多少兴趣。
于是，你的人格就此成形。你懂的事太多，这让你小心翼翼。你变得害怕，多疑。情感的流露并非自然而然，于是你学会了伪装，假装感同身受。你学会了装模作样，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你看上去会跟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哦，我说不好。”有一天美国历史课上，全班看完一部关于瓦班纳基人的影片以后，泰勒·鲍德温说，“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胜者为王’对吧？我是说，这种事哪天没有，哪里没有？有人赢就有人输嘛。”
“嗯，从古至今，人类的确一直在互相支配压迫，”里德先生说，“你认为被压迫的一方就应该默默承受吗？”
“是的，谁让你输了呢。我有点想说，面对现实吧。”泰勒说。
莫莉顿时感觉心中腾起了一股怒火，愤怒得眼冒金星。四百多年来，印第安人备受欺骗、歧视，被赶到小小的聚集地，被人称作肮脏的印第安人、野蛮人，起了各种绰号。他们找不到工作，也买不了房。掐死泰勒这个白痴会不会害她过不了察看期？她深吸一口气，努力平静下来。接着，她举起了手。
里德先生惊讶地望着她。莫莉可难得举一次手。“莫莉？”
“我是个印第安人。”除了杰克，她还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她明白，对泰勒来说，她只是个……走哥特风的家伙。咳，或许他压根儿不会想起她。“是个佩诺布斯科特族人，出生在印第安岛。我只想说，发生在印第安人身上的一切跟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如出一辙。那不是公平的争斗，他们的土地被抢走、信仰被禁止，被迫屈服于外来统治。那是对爱尔兰人的不公，也是对印第安人的不公。”
“哎哟喂，好一通演说啊。”泰勒小声嘀咕。
坐在莫莉前排的梅根·麦克唐纳举起了手，里德先生点点头。“莫莉说得对，”她说，“我祖父是从都柏林来的，他常常说起英国人当时的暴行。”
“那我爷爷的爸妈还在大萧条中倾家荡产呢，也没见我哭着四处求人啊。别怪我用词粗鲁，倒霉事常有嘛。”
“泰勒的粗话先不提，”里德先生对着全班挑起眉毛，仿佛在说——他并不赞同，但还是稍后再处理，“那是他们的作为吗？求人施恩？”
“他们不过是想得到公平的对待。”后排有个学生说。
“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哪里是个头呢？”另一个学生问道。
班上学生纷纷加入了讨论，梅根转过头，眯起眼睛端详着莫莉，仿佛第一次注意到她。“印第安人，嗯。真酷。”她低声说，“就像‘莫莉·莫拉斯’对吗？”
最近一阵儿，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莫莉不再等杰克送她去薇薇安家，她会搭校门外的观光巴士过去。
“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她说，“我知道你等我等得难受。”实际上，如果乘观光巴士过去，那薇薇安乐意留莫莉待多久，莫莉就能待多久，还不必回答杰克的问题。
莫莉没有跟杰克提起那个采访项目。她知道，他准会说这是个坏点子，说她在薇薇安的生活里掺和得太深了，说她不该对薇薇安索求太多。尽管她没有提，杰克最近的语气还是有点凶巴巴的。“喂，你的时间快满了吧？”他会这么说。要不然就是，“阁楼的活儿有什么进展吗？”
这些天来，莫莉静静地溜进薇薇安家，把头一低，飞快地跟特瑞打个招呼，然后悄悄地上楼。她和薇薇安打成了一片——这件事太难解释，也无关紧要。别人怎么想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吧。”一天午餐时分，杰克和莫莉坐在学校的草坪上，杰克说。那是个美丽的早晨，空气温和而清新。蒲公英翩翩飞舞，如同草丛间的万点烟火。“对你来说，薇薇安跟母亲差不多。祖母，曾祖母……随便吧。她听你讲述，向你讲述，还让你帮忙。她让你觉得自己被人需要。”
“不，”莫莉恼火地说，“不对。我要完成我的社区服务，她要清理她的阁楼，就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莫莉。”他的口气似乎理性得有点过头，“我妈告诉我，阁楼上没什么变化。”他砰一声打开一大罐冰茶，喝了一大口。
“我们在干活儿，只是不太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他笑了，打开一个赛百味意大利三明治，“我还以为那活儿就是把盒子都扔了，看上去简单明了啊，不是吗？”
莫莉猛地把一根胡萝卜棒掰成两截：“我们是在整理物品，以便以后容易找到。”
“谁找？房产销售？以后来找东西的只能是他们，知道吧，薇薇安可能再也不会踏进阁楼一步。”
这跟他有关系吗？“那我们就是为了方便房产销售，不行吗？”实际上，尽管莫莉至今不肯亲口承认，但她差不多已经决定不扔任何东西了。说来说去，这有什么关系呢？薇薇安的阁楼上为什么不能堆满对她而言意义重大的东西呢？事实摆在眼前：薇薇安的日子已所剩无几，随后专业打理房屋的人就会现身，高效而熟练地把值钱的东西跟那些只会惹人掉泪的旧物分开，恐怕只有弄不清出处或价值的东西才会让他们流连片刻。所以吧，没错——莫莉已经开始从另一种角度看待她在薇薇安家的那份活儿了。也许收拾了多少并不重要，也许，其价值在于过程本身：触摸每一件物品，叫出它们的名字，辨认它们的来历，了解一件羊毛衫或一双童靴的意义。
“那是她的东西，”莫莉说，“她不愿意扔，我总不能逼她吧，你说呢？”
杰克咬了口三明治，馅料飞溅到了他嘴边的蜡纸上。他耸耸肩膀：“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嚼嚼，咽了一口，莫莉很烦他这种“以退为进”的招数，不由得扭开了面孔，“重要的是看上去不太好。”
“什么意思？”
“也许在我妈看来，你有点像在占便宜。”
莫莉低头望着自己的三明治。
“我知道，你再试一次就肯定会爱上它。”当莫莉告诉迪娜别再往她的午餐包里放腊肠三明治时，迪娜轻描淡写地说，“要不然的话，你可以自己做该死的午餐啊。”于是，现在午餐都是莫莉自己做。她拉下面子，向拉尔夫要了钱，在巴尔港的健康食品店里买了杏仁酱、有机蜂蜜和果仁面包。午餐并不坏，但她买来当午餐的东西受尽了白眼，活像刚被猫带进家门的死老鼠（作为素食主义者，可能更糟些），不配放在储藏室里。迪娜把她买来当午餐的东西放在门厅的一个架子上，“这样就不会弄混了。”她说。
莫莉顿时怒从心头起，她气迪娜不愿接纳真正的自己，气特瑞指手画脚，还气杰克不得不哄她。她气他们所有人。“问题是，这不关你妈妈什么事，对吧？”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
杰克抛过来一个狠狠的眼色：“你不是开玩笑吧？”
他把手里的赛百味包装纸揉成球，塞进了赛百味给的塑料袋。莫莉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副模样：下巴绷得紧紧的，眼神冷酷又愤怒。“我妈为你担了风险，”他说，“把你带进了那个家。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她对薇薇安撒了谎吗？一旦出了什么事，她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就像这样。”他在空中打了个响指。
“杰克，你说得对。对不起。”她说，但杰克已经站起身，走开了。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终于到春天啦！”厨房里，眉开眼笑的拉尔夫正在戴工作手套，莫莉为自己冲上了一碗麦片粥。今天的确挺像春季，是真正的春季，树木枝繁叶茂，水仙盛开，天气暖和得不用穿毛衣。“走啦。”他边说边出门修剪灌木。拉尔夫最爱在院子里干活了，锄草啊、栽种啊、培育啊。整个冬天，他都心急火燎地想出门。
与此同时，迪娜正坐在客厅沙发上边看电视边涂脚指甲。莫莉拿着葡萄干麦片进屋时，她抬起头，皱了皱眉。“有什么事吗？”迪娜把小刷子伸进珊瑚色的指甲油瓶，在瓶口处刮掉多余的指甲油，熟练地在脚的大拇指上涂抹起来，一边还用拇指修正线条。“记住，客厅里不许吃东西。”
“你还没跟我道早安呢。”莫莉心想。她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回了厨房，摁下快捷键给杰克打电话。
“嘿。”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你在干吗？”
“薇薇安雇我帮她做春季大扫除，剪剪枯枝之类，你呢？”
“我准备去巴尔港图书馆，有个研究项目再过几天就要收尾了。还打算叫你一起去呢。”
“不好意思，去不了。”他说。
自从上个星期午餐期间不欢而散以后，杰克就成了这样。莫莉知道，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忍住怨气——这种事跟他的个性太不符了。她想跟杰克道歉，和他重归于好，但又担心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如果杰克知道她在采访薇薇安，清扫阁楼变成了聊天的话，他只怕会更生气。
她听见脑海中有个隐隐的声音：“适可而止吧，做完你的社区服务，就此拉倒。”可是她无法就此拉倒，她不愿意。
观光巴士里空空荡荡，仅有的几个乘客上车时都互相点头致意。莫莉知道，戴上耳塞的自己看上去就是个典型的青春期少女，但她其实在听薇薇安的录音。从录音中，莫莉听出了与薇薇安对坐时不曾听出的东西：
要知道，时间可收可放，权重不均。某些时刻会在你心间萦绕，某些则消失无踪。我人生的前二十三年塑造了我，而往后将近七十年无关紧要，与你所问的问题毫无瓜葛。
莫莉打开笔记本，手指抚过记下的一个个姓名与日期。她又是倒带又是快进，停停播播，飞快地记下之前遗漏的信息：金瓦拉、戈尔韦郡、爱尔兰、艾格尼丝·波琳号、埃利斯岛、爱尔兰玫瑰、德兰西街、伊丽莎白街、多米尼克、詹姆斯、梅茜·鲍尔、儿童援助协会、斯卡查德夫人、柯伦先生……
你选择带些什么和你一起上路？你扔掉了什么？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薇薇安的人生平凡而平静。随着岁月流逝，她失去的亲朋一个接着一个，仿佛页岩层层累积。就算当年她母亲没有在火灾中丧生，现在也一定已经过世了；收养薇薇安的人已经过世；她的丈夫已经过世；她没有任何子嗣。除了花钱雇来照顾她的人，她是名副其实的孑然一身。
她从未试过寻找家人的下落，无论她的母亲也好，还是爱尔兰的亲人也好。但一遍又一遍听着录音带，莫莉逐渐理解，薇薇安抱有一个念头——我们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人，将始终守在我们身旁，与我们共度最平凡的时刻。我们在杂货店时，他们相伴左右；我们绕过街角时，他们相伴左右；我们跟朋友聊天时，他们相伴左右。他们从地底飘起，我们一抬脚就与他们交融。
薇薇安让莫莉的社区服务有了意义，莫莉希望有所回报。再没有其他人知道薇薇安的故事了。没有人去读收养文书，去认可她所珍视的一切，那一切只对真正关心她的人才有意义。但莫莉很在意。她可以帮着解开薇薇安故事里的那些空白与存疑。有一次，莫莉曾经在电视上听一位人际关系专家说过，只有找到所有真相，你才能找到心灵的平静。她想帮薇薇安找到某种平静，尽管这平静虚无缥缈而又转瞬即逝。
莫莉在巴尔港绿地下了车，向图书馆走去。图书馆是一栋砖房，坐落在沙漠山大街上。她在主阅览室里跟图书馆员聊了聊，对方帮她找到了一堆有关爱尔兰历史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移民的书。莫莉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地边读边记，接着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Google（互联网搜索引擎）。不同的关键词组合搜出的页面也不同，于是她试了几十种组合：“1929纽约火灾”“下东区伊丽莎白街火灾1929”“艾格尼丝·波琳号”“埃利斯岛1927”。在埃利斯岛的官方网站上，她点击了旅客记录搜索栏——按船名搜索，从以下列表中点击船名……找到了，艾格尼丝·波琳号。
她在乘客记录中找到了薇薇安父母的全名：帕特瑞克·鲍尔和玛丽·鲍尔，来自爱尔兰戈尔韦郡。仿佛故事里的人物一下子活了过来，莫莉激动得头晕眼花。她又将他们的名字分开搜了搜，合起来搜了搜，找到了一条不起眼的火灾通知，死亡名单上有帕特瑞克·鲍尔和他的两个儿子——多米尼克和詹姆斯，但并没有提到梅茜。
她又输入“玛丽·鲍尔”“梅茜·鲍尔”，却什么也没有搜到。她突然想起了夏茨曼，于是输入“夏茨曼伊丽莎白街”“夏茨曼伊丽莎白街纽约”“夏茨曼伊丽莎白街纽约1930”。一个家庭聚会博客弹了出来。2010年，某位莉莎·夏茨曼女士在纽约州北部举办了一次家庭聚会。在“家族历史”一项下，莫莉找到了一张阿格妮塔·夏茨曼和伯纳德·夏茨曼夫妇的泛黄合影。这对夫妇于1915年从德国移民至此，住在伊丽莎白街26号。夏茨曼先生是个小贩，夏茨曼太太则以缝补为生。伯纳德·夏茨曼于1894年出生，阿格妮塔·夏茨曼于1897年出生。直到1929年，他们两人还没有孩子，当时夏茨曼先生35岁，夏茨曼太太32岁。
那一年，他们收养了一个婴儿，名叫玛格丽特。
梅茜。莫莉在椅子上往后一仰。这么说，梅茜并没有在火灾中丧生。
又花了不到十分钟，莫莉在网上找到一张一年前的旧照。相中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定就是薇薇安的妹妹。玛格丽特·雷诺兹（娘家姓夏茨曼），时年八十二岁，相中的她身边满是儿孙和曾孙，照片摄于她家，位于纽约州莱茵贝克，距纽约城仅两个半小时车程，离斯普鲁斯港也不过八个多小时路程。
她接着输入“玛格丽特·雷诺兹，莱茵贝克，纽约”。屏幕上弹出了一份五个月前刊登在《波基普西日报》上的讣告。
玛格丽特·雷诺兹夫人，享年83岁。于星期六在睡梦中平静病逝，身边是她深爱的家人……
失去——找回——再失去。她该如何告诉薇薇安这一切？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身体好些以后，我就跟着拉森小姐搭那辆黑色汽车上学。墨菲夫人几乎每天都会给我东西：一条她说在橱柜里找到的短裙、羊毛帽、驼色大衣、长春花色的围巾和配套手套。这些衣服有的少了纽扣，有的裂了口，有的必须缝边或者改小。有天墨菲夫人发现我在用范妮给我的针线补裙子，顿时惊呼起来：“哎呀，你还真是心灵手巧啊！”
她做的饭菜那么熟悉，勾起了我一段又一段回忆：烤箱里嗞嗞作响的香肠加土豆，祖母清早泡的一杯茶；屋后晾衣绳上迎风招展的衣服；远处教堂隐约的钟声。也有别的一幕幕：爸爸躺在地上醉得不省人事，祖母和妈妈在吵架。妈妈高喊：“都是你把他惯坏了！他一辈子都成不了男子汉！”祖母回嘴道：“你就天天招惹他吧，眼看着他就连家也不回了！”有时候，当我留在祖母家过夜，我会不小心听到祖父母在餐桌边小声讲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得养他们一家一辈子？”我知道他们很生爸爸的气，但他们也不怎么容得下妈妈，谁让她的家人远在利默里克，而且从来连个小忙也不肯帮呢。
祖母送我克拉达十字架那天，我正坐在她的床上，抚摸着带有纹路的白床单，望着她梳妆打扮准备去教堂。她坐在小梳妆台旁，梳妆台上有一面椭圆的镜子。祖母用一把心爱的梳子轻拂头发，那梳子是用最好的鲸骨和马鬃做成的，她说。她让我摸了摸梳子光滑的米色手柄，摸了摸坚硬的刷毛，然后把它放进一个小匣里。她告诉我，为了攒钱买这把梳子，她帮人家补衣服，补了整整四个月。
祖母把梳子放好，打开她的首饰盒。那是个米白色人造革首饰盒，带有镀金装饰和一只金扣，内衬是毛茸茸的红色天鹅绒，装满了各式珠宝：闪闪发光的耳环、坠着玛瑙珍珠的沉甸甸的项链，还有金手镯（后来妈妈愤愤地说，那些全是从戈尔韦郡的廉价商店里买来的便宜货，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珠宝看上去奢华极了）。她挑了一对珠串耳环，一个接一个夹在她那低悬的耳垂上。
首饰盒底躺着那枚克拉达十字架。我从未见过祖母戴它。她告诉我，这是她爸爸在她十三岁第一次领圣餐时送给她的，他过世已经很久了。她本打算传给她的女儿，也就是我姑姑布丽吉德，但布丽吉德姑姑要了一枚镶诞生石的金戒指。
“你是我唯一的孙女，我希望你能拥有它。”祖母一边说，一边把链子系到我的脖子上，“看到这些交织的纹路了吗？”她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浮雕花纹，“它们勾勒了一条永无止境的路，离家远去，又重返故里。只要戴上它，你将永远不会远离你起步的地方。”
祖母送我克拉达十字架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和妈妈又吵了一架。她们的争吵声越来越响，我带着双胞胎弟弟进了走廊尽头的卧室。
“他是上了你的当，他根本没有准备好。”我听见祖母大吼。接着是妈妈的反驳，我听得一清二楚：“一个被母亲宠坏的男人，对他妻子来说，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前门砰的一声，我知道那是祖父厌恶地摔门离开。接着是一声巨响，一声尖叫，一阵哭号。我跑到客厅，看见祖母的鲸骨梳掉在壁炉前摔得粉碎，妈妈的脸上露出胜利的表情。
不出一个月，我们便上了艾格尼丝·波琳号，向埃利斯岛驶去。
我听说，墨菲夫人的丈夫在十年前去世，给她留下了这幢老旧的大房子，却没有留下多少钱。为了物尽其用，她当起了房东。住在这里的姑娘们有个轮值表，每星期更换一次：做饭、洗衣、打扫、拖地板。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帮忙了：我摆好早餐桌，收拾盘子，打扫大厅，晚饭后洗碗碟。最勤快的还是墨菲夫人，她每天早起做烤饼、饼干和麦片粥，晚上最后一个关灯就寝。
到了晚上，姑娘们聚在客厅里，谈论她们穿的袜子，是背后有接缝的好呢，还是无缝的好呢；哪些牌子比较经穿；哪些牌子穿着扎人；哪种口红的颜色最称心如意（姑娘们一致认为是里茨查尔兹牌唇膏的篝火红色）；还有她们最喜欢的香粉品牌。我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听着。拉森小姐很少参加，晚上她要忙着做课程计划，也忙着学习。读书的时候，她会戴上一副小小的金边眼镜——不过看上去，她只要不在做家务，就一定在读书。她的手里不是拿着一本书，就是拿着一块洗碗布，有时候还两样都有。
我在这里待得越来越自如。但无论我多么希望墨菲太太忘了我的身份，但她显然没有忘。一天下午，当我与拉森小姐放学乘车回来，索伦森先生正站在门厅里，手里拿着黑毡帽，仿佛那是个方向盘。我的胸中顿时翻腾起来。
“啊，她回来了！”墨菲太太大声说，“过来，妮芙，到门厅里来。请你也来一下，拉森小姐。把门关上，不然会得场大病。要来杯茶吗，索伦森先生？”
“那敢情好，墨菲夫人。”索伦森先生说着，跟着她慢吞吞地穿过双开门。
墨菲夫人朝玫瑰红丝绒沙发示意，他一屁股坐了下来，活像图画书上的大象，圆滚滚的大腿上方挺着一个大肚子。拉森小姐和我坐进了靠背椅。等到墨菲夫人的身影消失在厨房里，索伦森先生向我俯过身，讪笑着问道：“又叫回妮芙了？对吧？”
“不知道。”我的目光落在窗外，落在飘雪的街道和索伦森先生那辆墨绿色的卡车上——刚才我竟然没有注意到，那辆车就停在大屋门口。跟索伦森先生比起来，那辆车更让我不寒而栗。我正是坐着这辆车到了格罗特家，当时索伦森先生还高高兴兴地唠叨了一路。
“还是改回多萝西吧，好吗？”他说，“容易些。”
拉森小姐望着我。我耸耸肩膀：“行啊。”
他清清嗓子：“我们谈正事吧。”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小眼镜戴上，又拿起一张纸，把手臂伸得笔直，“此前两次安置都未能成功，一次是伯恩家，一次是格罗特家，两家都是因为与女主人不和。”他的目光越过银色的镜框，落到我身上，“我不得不告诉你，多萝西，看上去……你身上有些毛病。”
“可我没有……”
他冲我挥了挥粗壮的手指：“你一定清楚，困难之处在于你是个孤儿。无论事实怎样，看上去都可能会像个……不服管教的问题。现在有几条路可以走，第一，当然，我们可以把你送回纽约，或者试着再给你找户人家。”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可是老实说，再找人家可能有点棘手。”
墨菲太太一直在带着她的西洋玫瑰茶具忙进忙出，眼下正把茶倒进精美的薄边茶杯，又把茶壶放在咖啡桌中间的一个三脚架上。她把一杯茶和糖罐递给索伦森先生。“好极了，墨菲夫人。”他边说边往杯子里放了四勺糖，加上牛奶，叮叮当当地搅了搅，将小银勺搁在碟子边上，长长地咂了一口。
“索伦森先生，”等他放下茶杯，墨菲夫人说，“我想到一个主意，能和你去门厅那儿聊聊吗？”
“当然。”他用一张粉色的餐巾擦擦嘴，站起身跟着墨菲夫人进了走廊。
门刚关上，拉森小姐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又咔嗒一声把茶杯放回茶碟。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圆桌，桌上的铜灯洒下琥珀色的光。“很遗憾你要受这种折磨。但我相信你能理解，即使墨菲夫人这么好心的人，也不能一直留你在这里。你能理解的，对吗？”
“是的。”我的喉头哽咽，我怕再多说一个字就要哭出声来。
当墨菲夫人和索伦森先生回到房间的时候，她一直微笑着望着他。
“你可真幸运！”他告诉我，“这位了不起的女士！”他对墨菲夫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垂下眼帘，“墨菲夫人提醒我，她的朋友——中央大街百货商店的店主尼尔森夫妇五年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白喉病，可怜的孩子。”墨菲夫人补上一句。
“是的，是的，真是个悲剧，”索伦森先生说，“嗯，显然他们正想找个看店的帮手。尼尔森太太前几个星期找过墨菲夫人，问她这儿的租客有没有人要找工作。然后，当你突然漂到她家门口……”也许是感觉这么说有点欠妥，他讪笑了一声，“请原谅我，墨菲夫人！只是打个比方！”
“完全没问题，索伦森先生。我们知道你没有恶意。”墨菲夫人往他的杯子里加了些茶递给他，又转向我，“跟拉森小姐谈过你的情况以后，我对尼尔森太太提起了你。我跟她说，你是个头脑清楚、思想成熟的女孩，马上就要十一岁了。你能缝补衣服和打扫屋子，我相信一定能帮上她的忙。我解释说，也许最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收养，但也不一定非要这么做。”她合上双手，“所以尼尔森先生和夫人同意见见你。”
我知道我应该表示感谢，但我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个微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并不感激，我很失望。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离开，如果墨菲夫人觉得我这么乖，那她为什么不能把我留下呢？我不愿意再去另一个把我当仆人看待的家庭，在那种地方，人们容忍我，不过是因为我会给他们干活儿。
“墨菲夫人，您真是个好人！”拉森小姐欢呼道，打破了沉默，“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不是吗，多萝西？”
“是的，谢谢您，墨菲夫人。”我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不客气，孩子。真的不客气。”她满面笑容，颇为骄傲，“索伦森先生，或许我们俩也该参加这次会面？”
索伦森先生一口喝光茶，把杯子放到茶碟上：“是的，墨菲夫人，我还想着，我们两个人应该单独讨论一下……具体细节。你觉得呢？”
墨菲夫人脸一红，眨眨眼睛，扭扭身子，端起茶杯，一口没喝又放了回去。“也许是个明智的提议。”她说。拉森小姐掉过眼神，给了我一个微笑。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一见到墨菲夫人，她就会给我几条建议，教我在跟尼尔森家会面时该有什么样的举止。“握手要有力，但又不要捏得太紧。”在楼梯上碰到我时，她说，“你得像个淑女。得让他们知道，你值得信赖，可以去站柜台。”晚饭时，她又开始教导我。
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别多问。”有个姑娘提议道。
“但答话要快。”另一个补上一句话。
“指甲要修剪干净。”
“去之前用小苏打刷刷牙。”
“你的头发一定……”格伦德小姐做个怪相，伸手拍拍自己的头发，像是要压下几个肥皂泡，“要弄顺。你永远说不好他们怎么看待红头发的人。”
“好了，好了，”拉森小姐说，“我们快把这小可怜吓得手足无措啦。”
会面安排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当天早晨，我听见有人轻轻敲响了我的卧室门。来人是墨菲夫人，手里拿着一条挂在衣架上的深蓝色丝绒裙子。“看看合不合身。”她把衣服递给我。我正在为难是该邀请她进屋，还是把门关好换衣服，她已经闪身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在床上。
墨菲夫人看上去如此一本正经，因此我脱掉外衣，只穿短裤站在那儿，也并不觉得害臊。她把裙子从衣架上解下来，从侧面拉开一条我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拉链，举到我头上，帮我穿上长袖，理好百褶裙，再把拉链拉好。她后退几步，仔细打量着我，左拉一下右拉一下，又扯扯袖子。“来看看头发。”她让我转个身，让她好好瞧瞧。她在围裙兜里摸了片刻，取出小夹子和一个发卡。接下来几分钟，她在我的头上左拨右捋，把头发往后梳，再理顺捋平。等到她心满意足，她让我转身面对着镜子。
尽管跟尼尔森夫妇的会面还让我满心惴惴，我却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自从几个月前被格罗特先生剃掉头发以后，破天荒第一次，我看上去还挺像样。以前我从未穿过丝绒长裙。裙子很重，还有点硬，裙摆一直垂到我的小腿肚。我走到哪里，裙子上淡淡的樟脑丸气味就飘到哪里。我觉得裙子很漂亮，可惜墨菲夫人还不满意。她一边眯眼望着我，嘴里嘚嘚作声，一边捏着布料。“等等，我马上回来。”她一溜烟奔了出去，片刻后拿了一根宽宽的黑缎带回来，“转身。”我乖乖转个身，她把腰带系在我的腰间，又在背后打了个大蝴蝶结。我们俩在镜子里审视着她的大作。
“好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公主，亲爱的。”墨菲夫人说，“你的黑色长筒袜干净吗？”
我点点头。
“那就穿上，你的黑鞋子也还行。”她的手搭在我的腰上，笑着说，“爱尔兰红发公主，就在明尼苏达州！”
当天下午三点钟，伴着那年第一场雪暴的降临，我在墨菲夫人的门厅里见到了尼尔森夫妇，索伦森先生和拉森小姐也站在一旁。
尼尔森先生简直活像只硕大的灰老鼠，胡须不时抖一抖，耳朵泛红，还有张小嘴。他身穿灰色三件套西装，系着真丝条纹领结，手里拄了根黑拐杖。尼尔森太太身材单薄，弱不禁风，泛白的黑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髻。她有着黑色的眉毛、睫毛，一双深陷的棕色眼眸，涂着深红色口红，橄榄色的肌肤没有擦任何脂粉。
墨菲夫人把客人安顿好，奉上茶和点心，又问他们下雪天穿城过来感觉如何，最后谈起了天气。最近几天怎么降温啦，雪成云正慢慢向西边飘啦，还有今天果然不出所料，暴风雪终于开始了。大家纷纷猜测今晚雪能下多厚，能在地上积多久，什么时候还会有更大的雪，今年冬天又会是个什么模样。当然比不过1922年的冬天，那年暴雪后又接着来了风暴，大家个个被折腾得够呛。还记得1923年的黑尘暴雪吗？夹着尘土的雪从北达科他州吹过来，整个城市堆的积雪足有七英尺厚，人们好几个星期出不了门。不过话说回来，今年也不大可能像1921年那么暖和，那可是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十二月。
尼尔森夫妇的提问颇有分寸，我答话时尽量不显得过于渴望，也不显得漠然。其他三人专心致志地望着我们，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心里督促我好好表现，坐直一些，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句子说完。
终于，随着一个又一个话题的结束，索伦森先生说：“好了，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决定尼尔森夫妇是否愿意收留多萝西，以及多萝西是否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多萝西，你能跟尼尔森先生和太太说说你为什么希望加入他们的家庭，你又能为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吗？”
如果说实话（当然，我不会对索伦森先生的问题说实话），我会说我只是需要一个安全、干爽的住处。我想要穿暖吃饱，想要平静有序。而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一个让我感觉安全的被窝。
“我会缝纫，我很爱清洁，数学也不错。”我说。
尼尔森先生扭头问墨菲夫人：“这位年轻的小姐会做饭和打扫吗？勤快吗？”
“她是新教徒吗？”尼尔森太太加了一句。
“她是个勤快的孩子，我可以证明。”墨菲夫人说。
“我会做一些菜。”我说，“不过在上一户人家，他们让我做炖松鼠和浣熊肉，我希望再也不要做那些菜了。”
“天哪，不会的。”尼尔森太太说，“那另一个问题呢？”
“另一个问题？”我有点没跟上。
“问你去不去教堂，亲爱的。”墨菲夫人给我提词。
“哦，对。我寄住的家庭都不去教堂。”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事实上，自从离开儿童援助协会的小教堂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了。在那之前，我也只跟祖母去过教堂。我还记得紧紧握着她的手，跟她一起走到金瓦拉镇中心的圣约瑟夫教堂。那是一幢石头砌成的小教堂，有着宝石色调的彩色玻璃窗，深色的橡木长凳，薰香和百合花的香气，为逝去的挚爱所点亮的蜡烛，牧师低沉洪亮的声调，还有管风琴庄严的乐声。爸爸说他讨厌宗教，它从未给任何人带来过任何好处。而当伊丽莎白街上的邻居们因妈妈不做礼拜而侧目时，妈妈说：“你去试试星期天早上应付一群孩子，其中一个发烧，另一个得了疝气，你的丈夫还醉倒在床上呢。”我还记得自己望见的天主教徒，身穿圣餐会礼服的女孩和穿着锃亮皮鞋的男孩子们从我家楼下的大街走过，他们的妈妈推着婴儿车，爸爸则在一旁漫步。
“她是个爱尔兰女孩，维奥拉，我想她应该是个天主教徒。”尼尔森先生对他的妻子说。
我点点头。
“也许你信仰的是天主教，孩子，”这是尼尔森先生第一次直接跟我搭话，“可我们是新教徒，我们希望你星期天能和我们一起去路德教会做礼拜。”
反正我已经多年没做过任何礼拜了，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可以。”
“还有，你知道我们会送你去城里的学校吧，就在家附近，所以你不能继续上拉森小姐的课了。”
拉森小姐说：“无论如何，我们学校本来就快赶不上多萝西的进度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放学以后，”尼尔森先生说，“我们需要你在店里帮忙，当然我们会按小时付你薪水。你知道我们家商店吗，多萝西？”
“算是一个面向大众、什么都有的地方吧。”尼尔森太太说。
我除了点头还是点头。目前为止，他们的言语中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但我并不感觉与他们息息相通，半点也没有。他们似乎并不急着了解我，当然话说回来，本来也没有几个人急着了解。我有种感觉，比起我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用处，我的被弃和遭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尼尔森先生开着一辆蓝白相间、镶着银边的斯蒂庞克轿车过来，敲响了前门。承蒙墨菲夫人的好心，我现在有了两个手提箱和一个书包，里面装满了衣物、书本和鞋。在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拉森小姐走进屋，把一本《绿山墙的安妮》塞到我手里：“这是我自己的书，不是学校的。我想把它送给你。”说完，她和我拥抱道别。
于是，从一年前踏上明尼苏达州的土地开始，我第四次把我所拥有的一切放进一辆交通工具，开始了新的旅程。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尼尔森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殖民地风格楼房，漆成了黄色，配着黑色百叶窗，一条长石板甬道通往前门。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离镇中心有几个街区。室内布局是一个圈，右侧那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深处的厨房，厨房则通到餐室，餐室再连回门厅。
我在楼上有间属于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还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户。我甚至有一间专用浴室，里面有个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砖，以及明丽宜人、粉色镶边的白窗帘。
我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尔森先生和尼尔森太太眼里却理所当然：所有房间都配备着带有黑漆云纹的钢制通气孔。即使没有人在家，热水器也会开着；这样一来，到尼尔森夫妇收工回家的时候，就不必等着烧热水了。一个名叫贝丝的女子会每星期来打扫房子一次，做清洁。冰箱里摆满牛奶、鸡蛋、奶酪和果汁，尼尔森太太还会留心我喜欢什么口味，然后多买一些备着——比如燕麦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这种异国水果。我在药柜里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里买来的牙膏，在走廊壁橱里找到了干净的毛巾。尼尔森先生告诉我，他每隔一年就会换一辆新款车。
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教堂。路德会恩典堂跟我见过的所有宗教场所都不一样：那是一栋简单的尖顶白楼，配着哥特式拱窗、橡木长凳和一个备用圣坛。我感觉恩典堂里的仪式抚慰人心——赞美诗颇有效用，布道的牧师温文尔雅、姿态放松，着重宣扬礼仪和礼貌。尼尔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对风琴手抱怨颇多，那家伙要么弹得飞快，害得我们咬不清词，要么弹得很慢，让曲子变得悲悲戚戚。他的脚似乎没办法从踏板上抬起来。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教友们只是一边听曲一边互相挑挑眉毛，耸耸肩膀。
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个个只需善待对方，而我喜欢这种想法。我喜欢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的时光。我也喜欢被人当作尼尔森家的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尼尔森夫妇正直又和气。生平第一次，认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将我团团包围。
在尼尔森家度过的日子平静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尼尔森太太都会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鸡蛋和吐司）。尼尔森先生在早上六点离开家，为农夫们开店门。我收拾收拾去上学，七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花十分钟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栋砖楼，共有六十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五年级老师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让全班（我们班上总共十二个学生）做自我介绍，再说出一两个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