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爱好”这个词。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面的女孩提到了集邮，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缝纫。
“真不错，多萝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说，“你喜欢缝纫些什么？”
“基本上是衣服。”我对全班说。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励的微笑：“给你的娃娃吗？”
“不，是做女装。”
“嗯，棒极了！”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发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发水、牛奶和农产品。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发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来——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赛人，从欧洲中部来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尔森先生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结婚时她二十五岁，他则刚过而立。他们以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约十一年前，她怀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们的女儿薇薇安来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多萝西？”尼尔森太太问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将银色丝带小心地从枝条间穿过，飞快地低下头，免得我看见她的面孔。她开口说：“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她怎么了？”我奓着胆子问道。尼尔森太太从未提过自己的女儿，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问，我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尼尔森太太将丝带绑到一根枝条上，又弯腰拿起另一条丝带，把它的一头缠在同一根枝条上，与之前那条丝带相接，飞快地编了起来。
“六岁时，她发了一次烧。我们以为是感冒，于是让她上床，叫了医生。医生说，要让她休息，多喝水，总之是那些常见的建议。但她的病并没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变得神志不清，真的发了狂，我们又打电话给医生，他检查了她的喉咙，发现了不祥之兆——一些斑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清楚。”
“我们带她去了罗切斯特市的圣玛丽医院，院方对她进行了隔离。当医院声称他们无能为力时，我们不相信，但那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摇摇头，仿佛要赶走那个念头。
对她来说，失去女儿是多么难熬啊，我寻思着，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尔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着隐痛，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难过。
到了平安夜，在翻飞的小雪中，我们三个人步行来到教堂，点亮圣坛右侧那棵高达二十英尺的树上的蜡烛。路德教派一众金发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开歌集放声齐唱，牧师宣讲起了至为基本的教义——博爱与同情。“有人急需帮助，”他告诉教友们，“如果你能够施与，那就施与，体现出你们最好的一面吧。”
他提起了几户处境堪忧的人家：养猪的农户约翰·斯拉特瑞在脱粒时出了事故，丢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头食品，为救农场脱离困境，还需要大家能腾出来的任何人手；八十七岁的阿贝尔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个人，教友如果愿意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帮忙，教会将会非常欢迎……格罗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失业，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月前早产的婴儿全都体弱多病，母亲难以下床……
“真惨呢。”尼尔森太太低语道，“我们想个法子帮帮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罗特一家的过节。他们只是另一户遥远的悲惨人家。
仪式过后，我们穿过安静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经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气灯投下圈圈光晕。我们三人一步步走近尼尔森家，大宅遥遥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识：门廊上亮着的灯，门上的长青环，黑色的铁栏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发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5—1939年
我十五岁那年，尼尔森太太在我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包香烟。
当时我走进厨房，一眼就看出：我不知怎的惹她不开心了。她比平常更加安静，有种伤心欲怒的模样。我纳闷自己是否在做白日梦，于是搜肠刮肚地寻思着今天上学之前说错过什么话，办错过什么事，居然惹她难过。我连想也没想过那包烟——那是我的朋友朱迪·史密斯的男友在镇外的埃索加油站买给她的，她顺手递给了我。
尼尔森先生进了厨房，我们坐下吃晚餐，尼尔森太太把那包好彩烟从餐桌上向我推过来。“我在找我的绿手套，以为是你拿去用了，结果找到了这个。”她说。
我抬眼望着她，又望望尼尔森先生——他举起刀叉，正把猪排切成小块。
“我只抽了一支，尝一尝。”我说道，尽管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那包香烟已经所剩无几。
“你从哪儿弄来的？”尼尔森太太问。
我想告诉他们是朱迪的男朋友道格拉斯给的，但我明白把别人搅进这摊浑水只会更加糟糕。“这是……试试而已。我很不喜欢抽这东西，害我咳个不停。”
她对尼尔森先生挑挑眉毛，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想好怎么罚我了。养父母只能拿一件事罚我——每星期日下午，我都会跟朱迪一起去看电影，因此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只能待在家里，还要忍受他们俩不作声的责备。
从此以后，我认定：惹恼养父母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我不会像朱迪那样从自己的卧室窗户爬出去，沿着水管溜下楼。我会乖乖上学、在店里干活、帮忙准备晚餐、做好家庭作业、上床就寝。我会偶尔出门跟男生约会，通常是四人约会，或者成群结队。其中一个名叫罗尼·肯的男孩对我尤其钟情，还给了我一枚定情戒指。但我很担心自己的举动让养父母失望，因此见到任何出格的苗头都一概避开。有次约会后，罗尼想要吻我道别，他的嘴唇刚刚挨上我的唇，我就唰一下抽了身。没过多久，我就把戒指还给了他。
我一直隐隐有种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索伦森先生就会出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告诉我，尼尔森夫妇认定我花的钱太多，惹的事太多，要不就让人失望透顶，于是已经决定不要我了。在梦魇中，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火车上，正前往茫茫荒野，或者正身处干草堆，找不到出路，不然的话，我便正在大都市的街道上穿行，凝望着每扇窗口的万千灯火，望见屋里的户户人家，其中却没有一个是我的家。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男人在柜台旁跟尼尔森太太闲聊。“我太太让我来店里买点东西，我们教会正在为某个乘孤儿列车来的小子凑一篮子东西呢。”他说，“还记得那些列车吗？以前会载着一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经过这里？我曾经去奥尔本斯的格兰其礼堂见过他们一次，可怜兮兮的小家伙。总之，这小子真是撞上了一连串霉运，先是被收养他的农夫打得够呛，后来收养他的老太太又去世了，那小子又落得个无依无靠。真丢人呢，居然把那些可怜的孩子送出去自生自灭，指望大家照顾，好像我们没有家累一样。”
“嗯。”尼尔森太太不置可否地说。
我往前凑了凑，想知道他是否在说“德国仔”，但又转念一想，眼下“德国仔”已经十八岁了，足以自己谋生。
快满十六岁时，我环顾着店里，发现自从我来到这儿，它就几乎没有变过；但我们大可以想些办法让它变得更棒。法子还真不少。首先，跟尼尔森先生商议过后，我把杂志挪到了商店的前方，靠近收银台。洗发水、乳液和香脂原来摆在商店的后方，我把它们搬到了药房附近的货架上，这样一来，配药的人们也可以顺便买点膏药和软膏。女性用品区的存货少得让人发愁——这倒不奇怪，因为尼尔森先生对此一窍不通，尼尔森太太又不感兴趣（她偶尔会涂涂口红，但看上去总像是随便挑了一支，匆匆了事）。我还记得大家在墨菲太太家没完没了地聊长袜、吊袜带和化妆，于是提议店里扩充女士用品区，比如买个转盘式货架，摆上某家供应商的有缝丝袜和无缝丝袜，再在传单上打广告。养父母将信将疑，但第一个星期商店就卖光了所有存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尼尔森先生把订单翻了一倍。
我想起范妮曾经说过，就算手头不宽裕，女人们却仍然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于是说服尼尔森先生订了些廉价的小玩意儿、闪闪夺目的珠宝饰品、全棉平绒手套、塑料手镯、五颜六色的印花丝巾。学校里有几个女生经常吸引我的关注，她们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家境优越的父母会带她们去双城买衣服。我留心着她们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听什么样的音乐，爱什么样的汽车，追什么样的电影明星。我把这些点点滴滴搬回店里，好似喜鹊搜罗碎片和树枝。如果其中有个女生换上了新颜色或新款的皮带，或者把一顶平顶圆帽歪着戴，那到当天下午，我就会查遍店里供应商的产品目录，找到类似的设计。我从目录里挑出跟这些女生相像的模特，一个个有着两弯纤纤细眉、玫瑰般的娇唇和柔软起伏的秀发，再给她们装扮最新的款式和颜色。我挑出那些女生喜爱的香水，比如伊丽莎白·雅顿的“青青芳草”。商店会把这些款跟那些最受欢迎的流行款一样屯上一批货，比如Jean Patou（香水品牌）的“喜悦”和娇兰的“午夜飞行”香水。
随着业务增长，我们把货架凑近了些，在过道尽头竖起了专门的展架，上面摆满乳液。隔壁名叫里奇氏的珠宝店关门歇业时，我说服尼尔森先生改装并扩建了我们的商铺。库存不再放在店后，转而放进了地下室，店面也被分成了不同部门。
我们的商店一直坚持低价，加上每星期打折和发放纸质优惠券，价格就更低廉了。商店设立了分期付款机制，好让人们分期购买昂贵商品，还设置了冷饮柜台，好让大家有个久待的地方。没过多久，商店的生意便蒸蒸日上。在一片萧条之中，我们商店的生意似乎是唯一一宗欣欣向荣的生意。
“你的眼睛是你身上最漂亮的地方，你知道吧？”念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汤姆·普莱斯在数学课上告诉我，同时俯身越过我的课桌端详我的双眸，轮番凝望我两只眼睛，“有点棕，有点绿，还有点泛金色。我还从来没有在一双眼睛里见过这么多颜色。”他的目光害得我很不自在，但当天下午回家以后，我却凑近浴室的镜子，盯着自己的眼睛打量了好一会儿。
我的头发再也不是当初的黄铜色了。多年来，它变成了深赤褐色，恰似落叶的颜色。我剪了个时髦的发型（至少在我们镇上算时髦），正好齐到肩膀。等到开始使用化妆品，我还发现了一件事：迄今为止，我一直将自己的往昔看作一串毫无联系的转变，从爱尔兰的妮芙到美国的多萝西，再到转世的薇薇安。一重重身份被投射到我身上，刚开始颇不合体，就像一双你必须先硬塞进去的鞋，稍后才会合脚。但有了红色唇膏，我却可以打造出一副崭新的面具（也是暂时的面具）。下一次要变成谁，现在由我说了算了。
我跟汤姆一起参加了返校节舞会。他带着一串腕花来到我家门口——一朵饱满的白色康乃馨加两朵娇小的玫瑰。我的礼服裙则出自自己之手，是用粉色雪纺按金吉·罗杰斯在《欢乐时光》里穿的一条裙子缝制而成的，尼尔森太太还把她的珍珠项链和配套耳环借给了我。汤姆一直显得和蔼温厚，直到他从他爸爸那件有点嫌大的西装外套里摸出了一瓶威士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跟另一个毕业班学生在舞池里扭打起来，害得他自己和我都被赶出了舞会。
到了星期一，十二年级的英语老师弗莱太太在课后把我叫到了一旁。“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浑小子身上？”她责怪道。弗莱太太敦促我申请州外的大学，比如她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你的人生将会更加广阔。”她说，“薇薇安啊，你不希望如此吗？”虽然她的好意让我受宠若惊，我心里却清楚自己永远也不会走那么远。我不能离开养父母，他们已经非常依赖我了。再说，尽管身边是汤姆·普莱斯这种浑小子，对我来说，人生却已足够广阔了。
高中一毕业，我就开始管理商店。我发觉自己不仅适合这份工作，而且还挺中意（我在圣奥拉夫学院念会计和工商管理课程，但课程都安排在晚上）。我雇用人手（现在总共有九个人了），还负责很大一部分订货。晚上我则与尼尔森先生一起复核账目。我们共同管理员工、安抚顾客、扶植供应商。我一直设法谋求最优惠的价格、最吸引人的商品、最新鲜的货色。尼尔森公司是全县首家出售直立式电动吸尘器、搅拌机、冻干咖啡的商店。我们从未这么忙碌。
跟我同一个毕业班的姑娘们会到店里来，挥舞着一颗颗钻石，仿佛炫耀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团勋章，仿佛她们已经达成了一项重大使命——我猜吧，她们也确实这么想。但在我眼中，那条路却只通向为某个男人洗衣服，做家事。我完全不想跟嫁人扯上半点关系，尼尔森太太也颇为赞同。“你还年轻，用不着着急。”她说。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我的薪水就花在买这些花里胡哨的蔬菜上了。”迪娜抱怨道，“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迪娜说的是莫莉从巴尔港图书馆回家后匆忙炒的一道菜：豆腐、青红椒、黑豆，再加上西葫芦。最近一阵子，莫莉经常下厨，心里盘算着：如果迪娜多尝几道不含动物蛋白的菜，她就会发现这世上还有许多美食。因此，上个星期莫莉做了芝士蘑菇馅玉米饼、茄子千层面和素食辣汤，可惜迪娜还是抱怨个没完没了：吃不饱啦，菜色很怪啦（在莫莉烤出茄子之前，迪娜还从未吃过这东西）。至于现在，她又抱怨花销太高。
“我觉得也没花太多啊。”拉尔夫说。
“还得加上多出来的一张嘴呢。”迪娜小声说。
“别管了，”莫莉心想，可是……“等一下，收留我你是有钱拿的，对吧？”她说。
迪娜惊讶地抬起头，餐叉举在半空中。拉尔夫挑高了眉毛。“我不知道那跟这些有什么关系。”迪娜说。
“那笔钱不是足以支付多出一张嘴的费用吗？”莫莉问，“还有剩的，对吗？说实话，这不就是你同意当寄养家庭的原因吗？”
迪娜霍地站起身。“你在开玩笑吧？”她转身面对着拉尔夫，“她居然这么跟我讲话？”
“嗯，你们俩……”带着哆哆嗦嗦的笑容，拉尔夫开口说道。
“鬼才跟她是‘我们俩’，你怎么敢把她跟我算成一伙呢。”迪娜说。
“嗯，好吧，我们……”
“不，拉尔夫，我受够了。罚做社区服务，见鬼去吧。要是我说了算，这小孩就该乖乖在少教所里待着。她是个小偷，就这么回事。她从人家图书馆偷东西，鬼才知道她从我们家偷了什么，从老太太那里偷了什么。”迪娜迈开大步向莫莉的卧室走去，开门进了屋，不见了踪影。
“嘿。”莫莉边说边站起来。
片刻后，迪娜又现了身，手里拿着一本书，仿佛举的是一幅表示抗议的标语——那是《绿山墙的安妮》。“你从哪儿弄来的？”她断然问道。
“你不能随随便便……”
“这本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莫莉坐回椅子上：“薇薇安给我的。”
“才怪。”迪娜翻开书，用一根手指使劲戳着封里，“这里明明写着，主人是‘多萝西·鲍尔’，那是谁？”
莫莉转身面对着拉尔夫，缓缓说道：“我没偷那本书。”
“没错，我敢肯定她只是‘借’书而已。”迪娜伸出一根魔爪般的粉色长手指，直指莫莉，“听好了，小姑娘。自从你踏进这个家，就尽给我们惹事，我简直受够了。我可是认真的，我真是受——够——了。”她叉腿站着，气喘吁吁地摆着头，暗淡的金发摇来晃去，好似一匹神经兮兮的小马驹。
“好吧，好吧，迪娜，听着。”拉尔夫举手在空中拍了拍，活像个乐队指挥，“我看闹得有点过了。大家能不能深呼吸一下，冷静冷静？”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迪娜这回真是口沫横飞了。
拉尔夫望了望莫莉。从他的脸上，她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神情：他看上去满脸倦意，他看上去也受够了。
“我希望她滚。”迪娜说。
“迪……”
“滚。”
到了晚上，拉尔夫敲响了莫莉房间的门。“嘿，你在干什么？”他说着东张西望：里昂比恩行李袋正敞着口，莫莉珍藏的书堆在地板上，其中就有那本《绿山墙的安妮》。
莫莉一边把袜子塞进食品超市的塑料袋，一边说：“我看上去像是在干吗？”通常她不会对拉尔夫凶，但此刻她心想，谁在乎呀？刚才他不也没护着她吗。
“你还不能走，必须等我们先联络社工，可能要花一两天的工夫。”
莫莉把那袋袜子塞到行李袋的一头，正好撑起袋子。她又开始把鞋摆放整齐：从二手店买来的马丁靴，黑色人字拖，黑色沃尔玛运动鞋，一双被狗啃过的勃肯鞋——某个以前的养母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又被莫莉捡了出来。
“社会福利机构会给你找个更合适的去处。”拉尔夫说。
她抬眼望着他，把刘海从眼前拂开：“所以呢？可惜我不会眼巴巴地盼着。”
“行行好，小莫莫，饶了我吧。”
“应该是你饶了我才对。还有，别叫我‘小莫莫’。”她拼尽全力才忍住，没有像只流浪猫一样张牙舞爪地扑向他的面孔。让他见鬼去吧。让他和他家那个贱人都见鬼去吧。
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大到没办法再傻等着被安置到另一个寄养家庭，大到没办法转学，搬到一个新城市，再被另一对养父母变幻莫测的心意折腾一回。她简直气炸了，几乎觉得头晕眼花。她寻思着迪娜是多么顽固、多么白痴，拉尔夫又是多么唯唯诺诺、多么软骨头，好借此给心里的怒火浇点油。因为她知道，怒火烧尽以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没顶的悲哀，到时候她会再也没有力气动弹。她不能停下脚步，必须在屋里四处走动，必须装好行李，滚出这个鬼地方。
拉尔夫在一旁徘徊，打不定主意——真是他一贯的德行。莫莉知道，他夹在自己和迪娜中间左右为难，两个女人他哪个都应付不了。莫莉差点就同情起他来了，这胆小的可怜虫。
“我有落脚的地方，不用担心。”她说。
“你是说，去杰克家？”
“也许吧。”
其实怎么可能嘛。去杰克家——她还可以到巴尔港旅社开个房间呢！太瞎扯了（没错，最好是来间海景房。再给我送个杧果奶昔，谢谢你！）。跟杰克的关系还僵着，但就算他们两个人交往得一帆风顺，特瑞也绝不会允许她留下来过夜。
拉尔夫叹了口气：“嗯，我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待在这里。”
她瞥瞥他：不是吧，你还真是明察秋毫呢。
“如果用得着我开车送你，说一声就行了。”
“不用了。”她说着把一摞黑T恤收进行李袋，抱着双臂站在那儿，直到他灰溜溜地出了屋。
好了，她到底能去什么鬼地方呢？
莫莉的账户里有二百一十三美金，是去年夏天在巴尔港打工卖冰激凌赚最低工资攒下来的。倒是可以坐巴士去波特兰或班戈，甚至去波士顿，但接下来又能怎么样？
莫莉琢磨起了妈妈的下落（这倒不是第一次）：说不定她已经有了起色，说不定她现在戒了酒，还有份稳定的工作。莫莉总是竭力忍住去找妈妈的冲动——说不定情形很不堪呢！不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鬼知道呢？亲生父母要是能收拾好他们的烂摊子，政府还不乐开花嘛。对母女两人来说，目前可能都是一个契机。
趁自己还没有改变心意，莫莉向摊在床上、正在休眠的笔记本电脑爬过去，敲敲键盘唤醒电脑，上网搜索“缅因州唐娜·艾尔”。
搜索结果第一条直接链接着某个唐娜·艾尔的领英（LinkedIn）个人页（不太像吧），接下来一条是雅茅斯市议会的PDF文档，其中有个唐娜·艾尔（更不像了）。第三条是婚礼公告：三月，在马托瓦姆基格，某位唐娜·哈尔赛嫁给了空军机师罗博·艾尔（不对吧）。嗯，好啦，终于找到了！这是《班戈每日新闻》上的一篇豆腐块文章，点击打开报道后，莫莉的眼前赫然出现了妈妈被警方拘捕时的疑犯档案照。错不了，正是她本人，不过脸色苍白，眼睛斗鸡，而且穿得一塌糊涂。三个月前，她因为在老城区一家药店偷止痛药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个叫德韦恩·波迪克的家伙，现年二十三岁。据报道称，艾尔被关押在班戈的佩诺布斯科特县监狱。
嗯，事情好办了。
投奔妈妈这条路走不通。
怎么办呢？莫莉在网上搜了搜收容所，发现埃尔斯沃思有一家，可惜明文规定被收容者必须在十八岁以上，否则须有父母陪同。巴尔港也有个施膳所，可惜不能过夜。
那……投奔薇薇安怎么样？她家的大宅有十四间客房，薇薇安大概用了其中三间房。她八成在家，毕竟老人家很少出门。莫莉瞟了一眼手机，下午六点四十五分。现在打电话给她还不算晚，对吧？不过……她回头一想，还从来没有见过薇薇安煲电话粥呢。也许搭免费观光巴士过去跟她聊聊更妥当些？如果薇薇安不同意的话，好吧，那干脆在薇薇安家的车库窝一晚上好了。等明天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再想办法。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莫莉从公交车站吃力地向薇薇安家走去，背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双肩分别挎着红色布雷登和艾希莉行李袋。两只行李袋互相磕来磕去，仿佛酒吧里互不相让的顾客，把莫莉夹在其中。走得真慢呀。
在跟迪娜大吵一架之前，莫莉原本打算明天去薇薇安家，把她在图书馆里发现的事情告诉她。嗯，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次离开还真是煞风景。迪娜一直待在卧室里，紧闭着房门，把电视机声音开得震天响。拉尔夫傻乎乎地提议帮莫莉拎包，借她二十美金，还要开车送她。莫莉差点忍不住说了声谢谢，差点忍不住给了他一个拥抱，但终究只是凶巴巴地说：“不，我没事，再见了。”她逼着自己向前走，心里想：没戏了，我已经被赶出家门……
偶尔有辆车慢吞吞地驶过。时值淡季，路上的汽车大多数是实用的斯巴鲁、载重十吨的卡车，不然就是老爷车。莫莉身上穿着厚厚的冬衣：尽管已是五月，但这里毕竟是缅因州（鬼知道，说不定最后还得穿着冬衣过夜呢）。她把一大堆东西留在了拉尔夫和迪娜家，其中包括几件难看的化纤毛衣，那是迪娜在圣诞节期间随手扔给莫莉的。谢天谢地，总算说再见了。
莫莉数着自己的步子：左，右。左，右。左，右。左——右。肩带勒得太紧了，她的左肩突然一阵抽痛。她在原地蹦了蹦，挪挪肩带。这下可好，肩带干脆滑了下来。见鬼，再蹦蹦吧。她是一只背着壳的乌龟，是蹒跚着越过荒原的简·爱，是扛着独木舟的佩诺布斯科特人。还用说吗，肩上的包裹当然很有分量，这些袋子装着她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呢。
你会带着什么上路？又将什么抛到了身后？
凝望着前方流云朵朵的碧空，莫莉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链坠。乌鸦。熊。鱼。
还有臀上的乌龟。
她所需要的并不多。
就算链坠丢了，它们也已经永远地融入了她的生命。那些备受珍视的宝贝将刻下烙印，被你铭记在心。人们刺下文身，让自己久久铭记心中所爱、心中所信，或者铭记心中的梦魇。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她永远不会后悔文了那只乌龟，但要铭记过去，她却无须再针刺自己的血肉之躯。
当初她并不知道，那一针针会刺得如此之深。
走近薇薇安家的大宅时，莫莉瞥了瞥手机：晚上八点五十四分。比预料中晚一些。
门廊上的荧光灯泡洒下一片朦胧的粉色光芒，屋里其他地方则黑漆漆的。莫莉把行李扔到门廊上，揉揉肩膀，又绕到屋后海湾旁，抬头打量着大宅的一扇扇窗户，想看看是否有人。就在那里，二楼最右边，有两个窗户透出了亮光。那是薇薇安的卧室。
莫莉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不能吓到薇薇安吧。但此刻站在这里，她却发现一件事：这么晚了，就算只是摁响一声门铃，也会把薇薇安吓一跳。
于是她决定打个电话。眺望着薇薇安的窗口，莫莉拨通了她的号码。
“喂？谁呀？”铃响了四声，薇薇安接起了电话。她的声音太大，听上去很紧张，仿佛是在对远方海上的某人喊话。
“嗨，薇薇安，我是莫莉。”
“莫莉？是你吗？”
“是的。”莫莉的声音有点沙哑。她深吸了一口气，稳住，保持冷静，“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窗口出现了薇薇安的身影，睡衣外面罩了件紫红长袍：“怎么了？你没事吧？”
“没事，我……”
“天哪，你知道现在多晚了吗？”薇薇安边说边摆弄电话线。
“很抱歉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我只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薇薇安正在沉思。“你在哪里？”她终于开了口，倚在椅子扶手上。
“我在楼下。在你家门外，我的意思是。我怕摁门铃会吓到你。”
“你在哪里？”
“这里，我就在这里，在你家。”
“在这里？就我们说话这会儿？”薇薇安站起了身。
“对不起。”这时莫莉忍不住了，不禁哭出了声。草坪上寒气袭人，她的双肩痛得很，薇薇安吓了一大跳，观光巴士收班了，车库黑漆漆又阴森森。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落脚。
“不要哭，亲爱的，别哭。我马上下来。”
“好的。”莫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振作！
“那我挂电话了。”
“好的。”透过泪光蒙蒙的眼眸，莫莉望着薇薇安将话机放回原位，裹紧长袍系好，轻抚后颈的银发。薇薇安出了卧室，莫莉一溜烟跑回了前门廊。她摇摇头打起精神，把行李袋摆整齐，用T恤的一角抹了抹眼睛和鼻子。
片刻后，薇薇安打开房门。她惊讶的目光从莫莉身上（莫莉意识到，尽管已经抹了抹眼睛，但睫毛膏一定涂得满脸都是）落到笨重的行李袋上，又从行李袋落到胀鼓鼓的背包上。“天哪，进来吧！”她说着将门拉开，“快点进来，然后跟我讲讲出了什么事。”
不顾莫莉反对，薇薇安非要泡杯茶。她取出一套西洋玫瑰茶壶茶杯（那是墨菲太太送的结婚礼物，已经在盒子里躺了几十年了），又取出一套刚擦亮的银勺（那是原属尼尔森太太的银餐具）。她们在厨房里等水烧开，莫莉把开水倒进茶壶，又把银餐具放进托盘端进客厅，上面还摆了几块薇薇安在食品储藏室里找到的奶酪和曲奇饼干。
薇薇安打开两盏灯，把莫莉安置到一张红色靠背扶手椅上，又走到衣柜旁，取出了一床被子。
“双婚戒花色！”莫莉说。
薇薇安拎住被子的两只角抖了抖，捧着被子走过来，摊开搁到莫莉的腿上。被子有些地方已经变色裂口，因为年深日久变薄了。很多手工拼起来的小方块布料原本相互交织着连成一圈圈，现在却已经散架，剩下的针脚缝住了一片片五颜六色的布料。“我既然不忍心扔掉这床被子，还不如拿出来用呢。”
薇薇安掖好被子，裹住莫莉的腿。莫莉说：“很抱歉这么贸然闯进来。”
薇薇安挥挥手：“别傻了，吃一惊也是好事嘛，能让我心跳加速。”
“我可说不清这是不是好事。”
关于梅茜的消息犹如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莫莉心头。还是别冷不丁开口告诉薇薇安吧，一时间出其不意的事情太多了。
薇薇安将茶倒进两只茶杯，把其中一只递给莫莉，自己取了另一只，加两块方糖搅搅，又摆好托盘上的奶酪和饼干。她在另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双手叠在怀里。“好，”她说，“说吧。”
于是莫莉说开了。她告诉薇薇安，当初自己是如何在印第安岛的一辆拖车上生活，父亲如何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母亲如何在毒品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她给薇薇安看了乌龟“雪莉”，把曾住过的十几个寄养家庭、鼻环、跟迪娜吵翻的那一架以及上网发现妈妈在蹲监狱通通告诉了老太太。
杯中的茶渐渐变温，变冷。
由于下定决心毫无保留，莫莉深吸了一口气，又说道：“有件事我早就该告诉你了。做社区服务不是学校要求的，是因为我偷了斯普鲁斯港图书馆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