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结果，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像“德国”、“祖国”这样的字眼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对我们来说，“祖国”这一概念已经被抹去……绝对不允许的是遗忘。因此对于新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也许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作家能够含蓄地表达多少关于自己的观点——而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让你的每一章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你关于布纳实验室的故事让我感到惊愕：这才是当时你们囚犯看待我们自由人的方式！
接下来，她讲述了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这名囚犯在冬天为她的地下室送来了煤。和他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她把食物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衣袋，而他为了感谢她，喊道：“希特勒万岁！”在另一方面，纳粹却并不禁止她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志愿”工人说话（当时的德国有着多么复杂如迷宫般的等级制度以及区别对待的禁令！“德国人的来信”以及她的信中说到的情况远远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她可以开车到集中营去接她，把她带回家里，甚至带她去参加几场音乐会。在集中营里，那个女孩得不到正常的盥洗条件，身上有虱子。海蒂不敢告诉她，她为她的尴尬而感到羞耻和尴尬。
对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声，但实际上这些回声都来自于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于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从未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她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她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有一次，海蒂的父亲刚刚回家不久，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移民”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却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情况对我们是不同的，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们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邂逅，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简·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 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钒”的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才气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决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出版于德国。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由它们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活在奥斯维辛》，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
我收到并阅读了这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头脑清晰、受过高等教育的灵魂留下的印记，以及一颗悔改的、似乎诚恳的心灵（但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去伪装）。在这些日记中，施佩尔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那雄心勃勃的角色，因野心过大而让自己陷于盲目和罪行，但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蛮汉、一个懦夫或一个自私的小人。我很高兴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因为审判一个人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一个并不简单的人，一个已经付出代价的罪犯。我带着一丝恼怒，给海蒂写信，“什么迫使你去见施佩尔？好奇？责任感？还一种‘使命’？”
她回答：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本书作为礼物的正确含意，你的问题也很正确。我想仔细观察他的脸，看看一个人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娼妇，并变成他的鹰犬。他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对他是一种伤痛，而我相信他的话。他沉溺于自己怎么能“不想去看，也不想了解”这个问题，总之，遮蔽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他试图强词夺理，他希望去理解同样对他也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而是忠诚地战斗着，用自己的过去来折磨自己。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把“钥匙”：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变形的德国人的象征。他带着巨大的痛苦阅读了朗本的书，而他还答应我去读你的书。我会随时告知你他的回音。
让我宽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回音”，如果我被迫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回信（作为文明人的传统），我会遇到一些困难。在1978年，她在我的信中察觉了一丝不以为然，由此她向我表达了歉意。海蒂第二次去拜访施佩尔，并失望而归。她发现他衰老、自我中心、自高自大，并为曾经作为“法老”的建筑师而感到愚蠢的骄傲。从那以后，我们信件的内容转移到更令人担忧的、更时事性的内容：莫罗事件、卡普勒（Kappler）的出逃、“红军派”（Baader-Meinhoff）恐怖分子组织成员在斯塔姆海姆监狱的突然死亡。她倾向于相信官方的自杀说法，而我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施佩尔死于1981年，而海蒂，出人意料地，在1983年去世。
我们的友谊，几乎完全以书信为载体，天长日久而硕果累累，常常为我们带来欢乐。如果考虑到我们之间在人文经历、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这份友谊是奇特的；但它又是如此的自然——如果认识到在我所有的德国读者中，她是唯一“资质确凿”的，并因此不纠结于罪恶感，而她的求知欲在过去和现在都与我相似，从而让她能思索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主题。
* * *
[1]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 1707.2.25—1793.2.6）：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曾多次在中国公演。
[2] 安吉洛·贝奥科（Angelo Beolco, 1502—1542）：又名埃尔·鲁赞特，威尼斯演员、剧作家。
[3]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本名为Carlo Lorenzini, 1826.11.24—1890.10.26）意大利作家，《木偶奇遇记》的作者。
[4] 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6.28—1936.12.10）：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凭作品《寻找自我》获诺贝尔文学奖。
[5] 纳尔西斯（478—573）：全名不详，东罗马帝国著名的军事统帅。在552年的塔吉奈战役中获胜，东哥特国王托提拉重伤而死。随后在554年的卡西里纽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征服了意大利。
[6] 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诗人，以故事集《十日谈》留名后世。
[7] 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8]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5—1967.4.1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9—1963），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9] 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 1907.9.23—1978.2.9）：二战期间，任纳粹驻罗马警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77年8月，在一次探监中，他的妻子将他装在一个手提箱（当时体重已不足105镑）中，逃出监狱，并流亡西德。1978年2月，卡普勒在自己的家中病逝。
[10] 红军派（又称：赤軍旅，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1977年，由于其猖獗的活动，导致了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该组织解散于1998年4月22日。1977年10月18日，红军派劫持了汉莎公司一架载有78人的客机，但遭到失败。同一天，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多名该组织成员突然死亡，官方公布的死因为自杀。
[11] 原文为“多多宜善”，疑为“多多益善”——@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12] 原文为“他”，疑为“她”——@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13] 原文为“天份”，疑为“天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结语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青年，这些事件联系着他们的父辈：在家中，人们会谈论这些往事；他们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地保存着。而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这些只是他们爷爷的事情：遥远、模糊、“历史性的”。这些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国已经屈服于亚洲的人口压力和非洲国家对于独立的渴望。在新兴国家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不乏斗争和悲剧。德国，分裂成两半，虽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已经变得“可敬”，而事实上德国手中掌握着欧洲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催生的美苏两极政治，仍然持续。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的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有一种下流卑鄙的说法提出人类需要斗争，人类不能没有斗争。也有人说局部冲突，在街道、工厂、露天体育场所发生的暴力，等同于广义的战争，而保护我们免于真正的战争，就像癫痫患者的小发作，免于他遭受严重的发作。也有人观察到欧洲从未有过长达40年的和平，而这样长时间的欧洲和平据称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常。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而可疑的观点。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永无止境的拖延态势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情况，即超级力量带着热切或威胁的面孔相互对峙，却无法约束它们在它们“所保护”的国家中发动（或允许发动）血腥战争、提供尖端武器、间谍、雇佣军和军事顾问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Goering）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详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主义的例子证明了在工业时代，即使没有原子弹，一场战争也能对人类造成多么巨大的毁灭。在最近20年中，命运坎坷的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Falkland）冲突，两伊战争，柬埔寨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证明了（不幸的是，并非在数学家般严格的范畴中），至少有时，至少部分，历史的罪恶会受到惩罚：第三帝国当权者们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送上绞架；德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所有长子都被杀掉”，整整一代德国人被大大削弱，整个国家被分裂，德国人延续百年之久的自豪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开始时，如果纳粹主义本身没有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它的对手之间不会形成结盟，或者在战争结束前这一结盟就会被打破、消灭。纳粹和日本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所有这样的战争都应该叫人畏惧。
对于本书第七章 “成见”，我最终要补充一点。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们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地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在根据希特勒以及同谋者意愿所建立起来的学校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而错误的教育中长大成人。然后，在党卫军的“军事操练”中彻底转变。许多人加入党卫军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威望，因为它的无所不能，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一些人，事实上人数很少，随着内心的改变，要求调上前线，或小心翼翼地帮助战俘和囚犯，或选择自杀。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
* * *
[1]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oering, 1893.1.12—1946.10.15）：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执行绞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原书信息
ISBN：9787542639943
版次：201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