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General Litzmann），纳粹将罗兹（Lodz）改名为“利茨曼恩市”（Litzmannstadt）。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1939年，罗兹拥有75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比耶拉（Biella），城市中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即使在那时，大部分工厂也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Counter-Reformation）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1940年2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16万犹太人，一直到1944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功于两个原因：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年在罗兹定居。在1940年时，他差不多已经60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800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条件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2000卡路里的热量。
从他的这些饥肠辘辘的民众身上，兰科斯基不仅热衷于获得顺从和尊敬，还有爱戴——正是在这方面，现代的独裁区别于古代的独裁。只要他稍稍表示可以换得一条面包的四分之一，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表现出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他常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穿过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车两旁挤满了乞丐和神职申请人。他有一件堂皇的披风，并让自己围绕在一群谄谀之辈和心腹亲信之中。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颂歌，歌颂“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以及他在隔离区的领导带来的和平和秩序。他要求邪恶学校里的孩子们写歌颂“我们敬爱和天佑的主席”的作文，尽管这些孩子每天都受到瘟疫、营养不良和德国人的袭击摧残。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表面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强行贯彻他制定的方针政策——600名手持棍棒的警卫，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他进行过许多演讲，我们仍旧保留着其中的一些片断。而他的演讲风格确定无疑——采取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的演讲技术，煽动性的口号，与群众虚伪的对话，靠镇压和喝彩来营造人们的承认。他的这种模仿可能是故意为之，也可能是对当时主宰欧洲的“必然英雄”——正如邓南遮（D’ Annunzio）所歌颂的——对这些“榜样”的下意识的认同。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态度来自于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但他的形象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兰科斯基不仅是一个叛徒和同谋者，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其他人信服外，他应该也曾逐步说服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他的人民的救星。至少有时，他必定也曾希望为他的人民谋求幸福。欲求善名，必先善事，哪怕对于一个腐朽的总督来说，感到自己的善也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矛盾的是，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因为，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人是一种混合生物。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越受到压力的影响，就会变得越复杂——在这点上，他逃脱了我们的审判，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会乱转一样。
尽管他不断受到德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但兰科斯基很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主子，而不是奴才。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当盖世太保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抓走他的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不惜让自己遭受德国人的嘲讽和侮辱——他知道如何体面地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另一些时候，当德国人不断从罗兹压榨出越来越多的布料，并从他的手里带走越来越多没有价值的人口（孩子、老人和病人，送去特雷布林卡，后来改为奥斯维辛）时，他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而对于他的子民，他则急于通过极端严酷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苗头（就像其他犹太人隔离区一样，在罗兹隔离区里存在着政治抵抗的英勇的核心力量，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纳粹派或共产党人），但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德国人的奴颜婢膝，而是将这些反抗者视为叛逆，由于“皇室人员”所遭受的暴力反抗而发泄怒气。
1944年9月，随着苏联前线的日渐逼近，纳粹开始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anus mundi”，德国世界的排泄系统。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早已被榨光，所以几乎立刻被全部屠杀了。大约有1000人留在隔离区内，负责拆除工厂设施并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很快被苏联红军解放。多亏他们才让我们拥有了记录在本书中的这些信息。
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最终下场有两种说法，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根据第一种说法，在纳粹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过程中，他试图阻止将他的兄弟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不想与兄弟分离。据说，一个德国军官建议他应该和他的兄弟一起自愿离开，而他则接受了这个建议。另一种说法则相反，汉斯·比博（Hans Biebow），另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曾尝试营救兰科斯基。这个声誉不佳的德国实业家是负责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隔离区唯一的承包商。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罗兹的纺织工厂是为军方服务的。比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对他而言，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要施加惩罚和痛苦，这样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他的合同赚钱，而这些合同是否合法则无关紧要。隔离区内的折磨触动了他，但仅仅是间接的。他想让这些奴工去工作，所以他不想他们因饥饿而死——但他的道德到此为止。事实上，他是隔离区真正的主人，而他和兰科斯基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这往往也会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友谊。比博，这只玩世不恭的小走狗不会认真对待种族魔鬼学，他只希望永远取消拆除隔离区的计划，因为隔离区对他来说是一项好生意，而他还要依赖兰科斯基的同谋关系，所以需要避免他被投入集中营。在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要比一个理论家客观得多。但党卫军的理论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更强大。他们是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摆脱隔离区，也要摆脱兰科斯基。
无计可施的比博通过他优秀的关系网，给兰科斯基要去的集中营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兰科斯基，并保证这封信能保护他，确保他受到特殊对待。据说，兰科斯基向比博要求，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应享有符合其身份的庄重待遇，并获得了批准。也就是说，一节特别车厢，挂在一列押运毫无特权的囚犯的货运列车的车尾。然而，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只有一种命运，无论他们是懦夫或英雄，谦逊或骄傲。无论是那封信，还是特殊车厢，都无法拯救查伊姆·兰科斯基——犹太人的国王——走进毒气室。
像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故事。它蕴含着重大的含义，它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回答的问题，它本身总结了灰色地带的整个主题，并让人想要追问。它呐喊着需要被理解，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人们观察到了一种象征，就像在梦中看到天堂。
兰科斯基是什么样的人？他既不是残酷无情的恶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正像他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前所屡屡遭受的失败，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失败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从他的故事中，人们会发现，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群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的那部分小小的权力。这种愚蠢的景象时常重演——我们会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里，在希特勒的宫廷，在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内阁中，所存在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灰色的人，首先是出于盲目，然后变成罪犯，在他们中疯狂地分割着邪恶而垂死的职权。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也许是一种偶然（就像兰科斯基），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自诞生一刻起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全能的幼稚梦想。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在于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些更著名的榜样，由于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起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诌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这些都无法免除兰科斯基的责任。在罗兹的苦难中，一个兰科斯基应运而生，这是让人痛苦和苦恼的。如果他在自己的悲剧中得以幸存，而他毒害隔离区的悲剧，并将自己的历史形象叠加于其上，没有任何特殊法庭会赦免他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赦免他。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这样的恶魔主义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一个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以及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然而，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今天的欧洲人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呢？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兰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悲伤、不安的故事。同样，还有“卡波”们的故事；集中营的小职员们的故事；那些服务于某个政体，却有意漠视其罪行的小小掌权者们；那些批准所有事情，因为一个签字并不值多少钱的下级官员们；那些大摇其头却默许罪行发生的人们；还有那些说“就算我不去做，其他人也会做得比我更坏”的人们的故事。
兰科斯基，一个简明而典型的形象，必然被置于这个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难以判断他的良心程度——只有他站在我们面前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是说谎，就像他可能一直在说谎，也在欺骗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人帮助他的法官，即使他并不想，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们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所散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许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粘土和灵魂混杂而成。他的狂热正同我们一样，我们对“在锣鼓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更可悲地点缀着我们社会权势扭曲的象征形象。他的愚蠢在于他的自以为是，正像《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中依莎贝拉所描述的世人：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就像兰科斯基，权力和权势让我们眼花缭乱，忘记了自己易碎的本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与权力达成了妥协，却忘记了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 * *
[1]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7.18—1945.10.24）：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
[2] 萨罗共和国（Salo republic）：正式名称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因其政府所在地位于萨罗，俗称萨罗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贝尼托·墨索里尼于意大利北部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正式成立于1943年9月23日，灭亡于1945年4月25日。
[3]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Francesco Tommaso Manzoni, 1785.3.7—1873.5.22）：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其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
[4] 吉洛·邦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 1919.11.19—2006.10.12）：犹太人，电影制片人及导演，在1960年拍摄电影《零点地带》（Kapo）。
[5] 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生于1937年1月12日，意大利女导演，代表作品有《午夜守门人》等。
[6] 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Sade, 1740.6.2—1814.12.2）：法国贵族，作家，因施虐和放荡行为遭多次监禁，因而中断了他的骑兵军官的生涯；在监狱中他写了许多色情作品，包括《塞多姆的120天》和《朱斯蒂娜》。
[7]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1.11—1881.2.9）：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1846年，他出版第一部 作品《穷人》后即轰动文坛。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以及代表作《罪与罚》。
[8]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3.16—1979.2.7）：医科博士，人类学博士，1943年5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并积极参与毒气室的工作。战后被定为一级战犯，后在家人的帮助下潜逃至南美，1979年2月因心脏病发而溺水身亡。
[9] 见本书第29页注释。
[10] 在发生瘟疫时受雇埋葬尸体的人。——原注
[11] 安妮·弗兰克（Anneliese Marie Anne Frank, 1929.6.12—1945.3）：德国犹太少女，15岁时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安妮日记》成为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12]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城市，距华沙250公里，人口约74万，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3]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后被拍为同名电影。
[14] 科孚：希腊岛屿，伊奥尼亚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之一，位于希腊大陆西海岸外。
[15] 韦科尔（Jean Marcel Bruller, 1902.2.26—1991.6.10）：法国小说家让·布吕莱的笔名。代表作品有《沉思》、《黑夜的武器》、《时间的沙粒》、《眼睛和光明》和《变性的动物》等。
[16] 《黑夜的武器》（Les Armes de la nuit），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公司，1953年。——原注
[17] 莫迪凯·查伊姆·兰科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 1877.2.27—1944.8.28）：波兰犹太人。二战中被纳粹任命为罗兹（波兰第二大城市）犹太人隔离区的领导人。
[18] 《缓刑时刻》（Moments of Reprieve），《纽约书评》，1986年。——原注
[19] 大卫之盾：犹太教标志，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
[20] 利茨曼恩将军（Karl Litzmann, 1850.1.22—1936.5.28）：德国步兵将军，在罗兹战役中战胜俄国军队，被人称为“布札希尼之狮”。
[21] 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在18和19世纪发展成为英国棉纺工业中心。
[22] 比耶拉：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比耶拉省的一个镇。
[23] 反宗教改革：也称为“天主教改革”或“天主教复兴”，指1500年至1648年期间，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对应运动。
[24]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3.12—1938.3.1）：亦译为丹农雪乌，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初春》、《新歌》、《阿尔奇奥内》、《玫瑰三部曲》等。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是墨索里尼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25] 弥赛亚：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26]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6.6—1955.8.1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魔山》、《马里奥与魔术师》，1929年以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7] 汉斯·比博（Hans Biebow, 1902.12.18—1947.4.24）：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主席。
[28] 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的喜剧，又名《恶有恶报》（梁实秋译）。
[29] 摘自《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30] 原文为“过份”，疑为“过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