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现在法瑞尔为三个文件困扰：两个遗失了，一个不完整。这对于刚开始进行文字调查的人来说时常发生。他们对待任何一个文件都过于认真，当然从一个单独的文件中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当遇到不完整的历史，围绕事实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不是像一只恋爱中的袋鼠一样紧盯着不放。但是像法瑞尔这样的人，如果一开始他们读到的是“x”，他们会永远相信这就是“x”。如果第二份文件中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就会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然后开始大喊：“这是阴谋！”当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时候，他们会假设这件事从不曾存在过。为什么没有我在牛津上学的记录？他坚持问我这个问题，好像答案不该是这么显而易见：因为有人更换了记录或者拼错了我的名字。就为了这个？这个侦探远渡重洋，害我丢了工作，没了金钱，还差点失去了你的爱！这些都没什么，不会再让我烦恼了：我会获得我的发现。
区区几个字就能产生很多的解释，就如同有翻译员一样。我试图解释给他听。他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和我也有点相似，但是他的无能除外。他有一份官方笔录员的记录，英国军方的记录中提到了有关马洛维失踪的事，但是那早已是过时的新闻。其中也不乏零散材料的记录。我向这个偷懒的侦探解释说，面对如此错综的信息，会有多少情形浮现在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考古学家的脑中？许许多多。同时会产生很多想法，很多可能的解释以及多种可能性。
谈到文字的准确性，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训。就在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悲惨地死去了，很难解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现在，我们需要去想象350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根据几个文件如何能百分之百地断定当时底比斯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情形？而且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字，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发音。（留声机！留声机使得无数的歌手实现了永生。如果古代有留声机的话，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真是一种侮辱：在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中，留声机颠覆了对永恒的定义：我们永远都不会真正知道阿托姆-哈杜该怎样发音，而相反的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名字：戴西·蒙哥马利、维克多·爱德华兹、威尔·温斯汉姆以及惠灵顿·沃伯勒斯。）
不可避免的，我们会害怕像法瑞尔这样轻率粗心的人会影响到我们死后的名声。如果现在或者一千年后我再被一个法瑞尔似的家伙调查，真无法想象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是否有意或无意地，我留下的记录会被错误的整理或者丢失？上帝一定要保佑我们啊！或许就因为他这样的人，我未来的传记作家会发现英国国防部弄丢了我的档案，同时却在上面盖上了“送回”而不是“遗失”。于是便有了许许多多的虚假掩盖了被压在最底层的真实。
那么我亲爱的你呢？如果我相信了今天法瑞尔对我所说的有关你的一切，我们现在会是怎样呢？你想要知道这可悲的一幕吗？我尽可能重新组织了一下，但是还是让我觉得可笑或无语，事情是这样的：“你和费那苒要回波士顿，是真的吗？”他无法接受我要回到你身边的事实，于是想尽了办法来劝阻我。
“当然了，”我说，“为什么不？”
“但是她抛弃了你，拒绝了你。”
“不是这样的，你可能搞错了。”
“她让我把这个扔到你脸上。”法瑞尔拿出了我最后寄给你的那封电报，说他劝你保持冷静，告诉你我不相信分开是你的意愿。他有好几封我写给你的信。玛格丽特，为什么要把我写的信给他？
电报。卢克索致波士顿的玛格丽特·费那苒
1922年11月30日，9时33分。
收到了你11月15日的来信。我不会理睬11月29日那封假电报。法瑞尔是个骗子。一切都会好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永远是你的。你的拉尔夫·特里利普什
“她真是个不错女人，”他沉思着，一边斜视着我，似乎在暗示他对你有多么的了解。“真是可悲，她的身体那么不好。”
“可以治好的。”我对他侵扰我们的生活感到厌恶。
“可以治好？我不知道。鸦片真是很难戒掉，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
“鸦片？”我承认我对他穷凶极恶的谎言感到震惊，于是他继续说下去。“别让我笑出来，特里利普什。我了解像你这样的人。我很惊讶听到你说要回去，回去结婚。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现在还要娶她？你需要这样吗？你喜欢她沉迷于鸦片，我敢肯定，这是对你堕落的伪装。真是可怜。她是个漂亮的女人。我走时，她正在床上念着我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想要迷惑她让她假装回到你身边是徒劳无功的。你看起来很嫉妒。我奇怪，你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仅仅毒品就能让她满足吗？当然，你对女人知道得太少了！”
玛格丽特，他把你描述得像情妇一样，还详细讲述细节，你的呻吟和叹息、你的身材，以及你肢体的颜色。我选择不去相信他所说的，除此以外我还能怎么办呢？就算他坚持说你被毒品所奴役，这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完全了解警察和他们的办事方式。如果他们认为你隐藏了什么，他们会用恶毒的谎言攻击你，直到你说出他们想要的。“哈里。”他说你是这样哭喊着，他靠在他的椅子上，并拢了手指，转动着眼珠，对着我舔着他干涩的嘴唇。“哈里，你是我的惟一，你是惟一英俊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