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几个星期后，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渐消散了。我发现，跟非医学生聊天，讲有关尸体的事情时，我会强调这事有多怪异，多可怕，多荒谬可笑，好像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看，虽然我每周六个小时都在切割尸体，但我是正常人。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有一次上课，我回过身，看到一个平时用的马克杯上都会有大团大团彩漆的女同学，正开开心心地用锤子和凿子凿进一具女尸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处飞溅。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无处可逃。毕竟，我刚刚不是才拿一对断线钳拆解了一个男人的胸腔吗？就算切的是死人，脸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还是会感觉他们身为人的特性扑面而来。我打开尸体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很多了。（首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十九世纪那样，自己带尸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坟找尸体。不过挖坟的行为本身，相比直接谋杀已经是巨大进步了。后者曾经特别流行，甚至有个词应运而生，“burke”，《牛津英语词典》上的解释是：“用勒颈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杀人，或为了将受害者尸体卖为解剖之用而秘密杀人。”）然而，知道个中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都不能说。”
不过这只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说的话，捐献者们知道的信息应该还是足够多的。不过就算他们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这些最终被解剖的人，而是他们的亲属。你想想，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诨的二十二岁医学生给大卸八块。每次我读实验前的计划，看到“骨锯”这一类的词汇，都会想，这堂课上我是不是最终会吐出来。然而，真正走进实验室，我却很少烦恼，就算发现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锯”不过就是一把生锈的普通木头锯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离实验室很远，是祖母去世二十周年，我去纽约给她扫墓时的事。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几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对我曾经解剖过的尸体，而是对那具尸体的孙辈。事实上，就在我们实验的过程中，有位儿子就希望把她母亲解剖到一半的尸体要回去。是的，母亲是签了同意书的，但儿子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也和他一样。（尸体最后还给他了。）
解剖实验中，死者被具体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组织、神经、肌肉。第一天，你的确无法否认尸体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给他们的手脚剥了皮，割开碍事的肌肉，拿出肺脏，剖开心脏，摘除一片肺叶，你很难再说这一堆东西是“人”了。最终，你会觉得，与其说解剖实验是对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说这是欢乐时光中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这种意识令人产生挫败感。很偶尔地，我们可能会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尸体道歉，并非出于罪恶感，而是出于我们没有罪恶感。
然而，这也不是简单的罪恶。不仅尸体解剖，医学的一切，都是对神圣的冒犯。医生们以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己却转身离开。将尸体看作平常的物体和机器，恰恰是为了缓解人类最深的痛苦。同样地，人类最深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教学工具。解剖学教授大概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端，然而他们仍然与尸体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赠者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到脾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而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时如此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深刻地让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多。一次，教授给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人多大年纪？”
“七十四。”我们回答。
“我也是。”他说着，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医学院的经历，让我加深了对意义、生命与死亡三者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敏锐。我亲眼见证了自己读本科时写下的那些与人性关联的文字，在医患关系中变成了现实。作为医学生，我们要直面死亡与痛苦，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是照顾病患，同时又暂不会感受到责任带来的真正冲击，这些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医学院的头两年，基本就是上课、社交、学习和阅读，就是在继续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医学院的第一年认识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能看透学术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内心的爱几乎无穷无尽，这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研究着心电图的那些波动起伏，经过冥思苦想后，她正确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齐的状况。然后她忽然明白过来了，并在一瞬间流下了眼泪：从这张不知从何而来的“练习用”心电图可以看出，这位病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过程，这些会让看懂的人心痛落泪。
露西和我在耶鲁医学院上学时，谢普·纽兰德25还在开课，但当时我只是拜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纽兰德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兼哲学家，写了一本极具开创性的书，探讨死亡，名为《我们如何死去》，在我读高中时出版。但一直到进了医学院，我才得以捧读此书。在我读过的书里，少有像这本一样，能直接而全面地指出生存的基本事实：一切生物，不管是金鱼，还是可爱的小孩，都难逃一死。晚上，我在房间里聚精会神地拜读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祖母病情的描述，一件事情竟然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身体上、医学上和精神上的混杂纠葛。纽兰德回忆起孩提时代常常玩的一个游戏——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肤，看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状。这是她慢慢变老的一个征兆。后来祖母又新添了呼吸急促的毛病，这些都说明她“逐渐走向充血性心力衰竭……老化的血液从老化的肺老化的组织中能运送的氧气大大减少”。但“最明显的是”，他接着写道，“是她慢慢失去了生命力……祖母停止了祷告，也基本上停止了其他所有事情”。祖母因为中风最终去世时，纽兰德想起托马斯·布朗的《一个医生的信仰》：“我们无从得知降生世上将遭遇怎样的冲突与痛苦，但通常来说我们很难脱身其外。”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斯坦福研究文学，在剑桥探索医学史，想要对死亡的特性有更好的了解，结果却更觉疏离，始终懵懵懂懂，不得其道。而纽兰德的描述，才让我“绝知此事要躬行”。我转而学医，就是想去探寻死亡的双重神秘。死亡既带着浓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又丝毫不带个人色彩。这种截然相反的特性，无论从死亡的体验，还是从其生理表现上，都表现得很充分。
我记得，纽兰德在《我们如何死去》的开头，写了一个年轻的医学生，独自待在手术室，面对一个心跳停止的病人。绝望之下，他为病人开胸，试图人工恢复他的心跳，那可真的是要起死回生。病人最终撒手人寰，最后纽兰德的导师找到了他，发现他浑身是血，垂头丧气。
我进医学院的时候，情况已然不同。上述的场景完全不可想象。我们这些医学生根本连碰都不准碰病人，更别说给他们开胸了。不过，没有改变的，是在鲜血和沮丧之间极富英雄主义精神的责任感。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形象。
我第一次见证出生，也是第一次见证死亡。当时我刚刚通过医师认证的第一阶段考试，整整两年，高强度的学习，埋在书山之中，在图书馆独坐到深夜，在咖啡馆聚精会神地看课堂笔记，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制的学习卡。而接下来的两年，我将奔波在医院和诊所，终于可以把那些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去缓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关注对象，终于要变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知识了。我的实习从妇产科开始，会经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产妇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时分，我走进医院大楼，努力回忆分娩的各个阶段和相应的子宫颈扩张程度，孩子在往外钻时各个位置的名字，反正只要关键时刻能派得上用场的，我都要想个遍。我这个医学生的任务就是观察学习，不要碍手碍脚。我的老师们，主要是那些已经读完医学院，并且选好专业、完成培训的住院医生，以及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护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惧如影随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鸟扑闪着翅膀。我害怕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或者谁满怀期待地让我自己去接生，然后我失败了。
我来到医生休息室，见指导我的住院医生。走进去后，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躺在沙发上，大嚼着一块三明治，同时一边看电视，一边读着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个自我介绍。
“哦，好，”她说，“我是梅丽莎。需要我的话，到这儿或者值班室来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个叫加西亚的病人，二十二岁，早产宫缩，怀的还是双胞胎。其他人都还挺正常的。”
梅丽莎一边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边向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信息真是很密集：双胞胎还只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尽量帮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让胎儿发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过二十四周，这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时期，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制宫缩的药物。这时，梅丽莎的呼机响了。
“好，”她双腿晃荡着从沙发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愿意，就在这儿待会儿。能收到很多不错的有线电视频道。要么你就跟我来。”
我跟着梅丽莎来到护士站。一面墙上全是显示器，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遥测曲线。
“那是什么？”我问。
“子宫分娩力计输出的图像和胎儿的心率。我带你去看看病人。她听不懂英语。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摇摇头。梅丽莎把我带到病房，很昏暗。准妈妈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静，肚子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监控带，检测她的宫缩情况和双胞胎的心率，将信号传输到我刚才在护士站看到的屏幕上。准爸爸站在窗边，握着妻子的手，忧虑地紧皱着眉头。梅丽莎用西班牙语朝他们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拉着我出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天下太平，一切顺利。梅丽莎在休息室睡着了。我努力辨认加西亚病历上那些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跟读天书似的。我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亚，这是第二次怀孕，没有做产前保健，也没有医疗保险。我写下她正在服的药，提醒自己待会儿要去查一下。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课本，了解了一点早产的知识。早产儿如果活了下来，还是有很大概率会遭遇脑溢血和脑瘫。不过，三十年前，我哥哥苏曼早产八周，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师了。我走到护士身边，请她教我看显示器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像。在我眼里，这跟医生写在病历上的字一样难以辨认，但显然可以预测接下来是平安无事还是大难临头。她点点头，开始指导我看宫缩数据和胎儿心跳对宫缩做出的反应：“这边，仔细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来，神情非常忧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冲进艾琳娜的病房，然后又冲出来，抓起电话，呼叫了梅丽莎。一分钟后，梅丽莎赶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图表，也冲进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后面。她打开翻盖手机，给主治医生打电话，连珠炮似的说着各种术语，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况：双胞胎情况很危险，唯一能保住的办法，就是紧急剖腹产。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进了手术室。他们让艾琳娜仰卧在手术台上，药物注入她的血管。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和我用酒精冲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着他们迅速的动作，默默地听着他们低声咒骂。麻醉师给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医生则烦躁不安。“快点，”他说，“我们时间不多，动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医生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脐下面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里搜索课本上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到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很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掰开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里。他把子宫也割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另一个。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小鸟。他们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的孩子，更像谁信笔画的素描。他们太小了，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给在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决了，手术的步调慢了下来，大家都趋于平静，没刚才那么混乱了。电刀烧灼切口，止住了小规模喷溅的鲜血，皮肉烧焦的味道缓缓飘散开来。子宫缝合，缝起来的伤口如同一排牙齿，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闭合吗？”梅丽莎说，“我最近读到资料说不用闭合。”
“上帝造物时闭合的，不要人为去分开，”主治医生说，“至少只能暂时分开。我喜欢把东西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还是把它缝合了吧。”
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层薄膜。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错过了刚才腹膜被切开的过程，现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里。在我眼里，这伤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组织，然而在外科医生看来，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
梅丽莎要了腹膜缝线，把钳子伸进伤口，扯出肌肉和组织之间一层透明的组织。突然间，腹膜和上面的大洞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她缝合了腹膜，继续处理肌肉和筋膜，把它们用一根粗针和套环缝法缝合起来。主治医生走了。最后，皮肤也做了缝合处理。梅丽莎问我想不想来缝最后两针。
我颤抖着双手，将针穿过皮下组织。拉紧缝线时，我看到针有微微的弯曲。皮肤被扯到一边，一团脂肪挤了出来。梅丽莎叹了口气。“不平整，”她说，“你弄到皮层了——看到这条薄薄的白色东西没？”
我看到了。看来亟待训练的不仅是我的头脑，还有双眼。
“剪刀！”梅丽莎剪开我笨手笨脚打的结，重新缝合了伤口，贴上带有伤口敷料的胶贴。病人被带去了康复病房。
梅丽莎之前跟我讲过，在子宫内存活到二十四周，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双胞胎坚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们的器官已经形成，但也许还不足以负担起维持生命的责任。他们本应该再在子宫的保护下安稳地发育将近四个月，接受脐带运送来的含氧血和营养素。现在，他们必须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气，而小小的肺还无法进行复杂的扩张和气体转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他们，两个双胞胎各自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保温箱中，周围巨大的机器嘟嘟响着，显得他们那么小，几乎淹没在缠绕纠结的线和管子里。保温箱边上开了个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进去轻轻摸摸他们的腿或者胳膊。对于小宝贝们来说，这种来自真人的触碰，是生死攸关的。
太阳升起，我的轮班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了，但双胞胎被从子宫中取出的画面让我难以成眠。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肺脏，还没做好维系生命的准备。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给一个新的准妈妈。大家都觉得这个孕妇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常规来，而且今天刚好就是她确定的预产期。我和护士一起跟进这个妈妈四平八稳的生产过程，宫缩频率稳定上升。护士不时报告子宫颈张开的状况，从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现在可以开始了。”护士转身看着我，“别担心，快生了我们呼你。”
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梅丽莎，过了一会儿，妇产团队被召集到产房：要生了。梅丽莎在门外递给我一件长大褂、一双手套和一双很长的靴套。
“很脏的。”她说。
我们走进产房，我一直有点尴尬地站在旁边，直到梅丽莎把我推到产妇的两腿之间，主治医生的前面。
“使劲！”护士鼓励产妇，“再来一遍，就像刚才那样，不过不要尖叫了。”
尖叫当然停不下来，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体也随着尖叫一起喷薄而出。清晰整齐的医学图表完全无法表现自然的天性，不仅尖牙利爪会见血26，生命的诞生也是一样。（这可不是安妮·哥蒂斯27的照片。）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你也许很明白，自己要头脑清醒，往外拉孩子的头，好让肩膀一起出来，但真正干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万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脑子里响起一声咆哮：那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神经损伤！）产妇每使劲一次，宝宝的头就出现一点，但歇口气的间隙，又缩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缩回两步。我等待着。人类的大脑承担了这个生物体最基础的任务，而生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就是这样的大脑，想出了阵痛和分娩部门、子宫分娩和心率监测、硬脊膜外麻醉和紧急剖腹产这样的主意；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大脑，以上这些都有必要进行。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该干些什么。主治医生口头指导我，伸手抓住露出的头，接着产妇再次使劲时，我轻轻扶住宝宝慢慢钻出来的肩膀。是个个头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浑身湿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鸟一样的宝宝的三倍大。梅丽莎夹住脐带，我伸手剪断。
宝宝睁开眼睛，张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会儿，感觉到她实实在在的存在，接着把她抱给护士。护士把她抱到妈妈身边。
我走到等候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产妇的家人。聚集在那儿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都欢呼雀跃，一阵纷乱的握手和互相拥抱。我就像个伟大的先知，从山顶带回新契约28的欢乐消息！
生产带来的一切肮脏与混乱消失了。站在这里的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的最新成员。她是这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
回到产房，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梅丽莎身边。
“嘿，昨晚的双胞胎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我问。
她的脸色瞬间黯淡下来。昨天下午A宝宝去世了，B宝宝坚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我接生刚才那个宝宝的时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塞缪尔·贝克特29的隐喻，正与这对走到生命尽头的双胞胎相合：“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30我现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边，他的工具是医用的钳子。这些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说，“很多母亲明知胎死腹中，还是要经历分娩和生产。你想象得到吗？这些人至少还有过希望。”
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号病房里，母亲在饮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默滑落：这真是和那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不公平，令人无法忍受……你能去劝他们什么呢？你能说得出什么安慰的话呢？
“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我问。
“绝对是，”她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做，有什么后果？”
“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
“但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
“要自己判断了。”
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方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单凭这些知识够吗？光靠脑子聪明显然行不通，道义上也需要明确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这个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31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妇产科的轮转结束了，立刻就转到肿瘤外科。同期的医学生玛丽和我一起轮班。轮班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她被分配去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这是很复杂的手术，需要调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这种手术里，医学生一般都要连续站上九个小时，通常只是旁观，顶多帮忙拉拉勾。被选中去协助这种手术，是医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过程极度复杂，能够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总医生的级别。但这也是会累垮人的手术，是对普外科医生技能的终极测试。手术开始后十五分钟，我看到玛丽站在走廊里哭。惠普尔手术开始时，医生要从小小的切口放进一个小小的摄像头，看有没有转移瘤。因为如果癌细胞大面积扩散，那手术就没用了，需要取消。玛丽站在手术室里，想着要站上整整九个小时，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祈祷：“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转移啊。”的确有。病人被重新缝合，手术取消。玛丽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心灵就不断被愧疚侵蚀，越来越深，痛苦不堪。玛丽冲出手术室，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我恰好出现在那里。
*
医学院的第四年，我看着很多同学一个个选了要求不那么高的专业（比如放射科或皮肤科），并申请了住院医生。我对此困惑不已，搜集了好几个顶尖医学院的数据，发现趋势都一样：读完医学院之后，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专业，上班时间比较人性化，工资比较高，压力比较小。他们在申请医学院时写就的雄心壮志，要么打了折扣，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临近毕业，我们按照耶鲁的传统，坐下来，修改我们毕业典礼上要说的誓言。总之就是希波克拉底32、迈蒙尼德33、奥斯勒和其他几个伟大医学界前辈名言的合集。有几个同学争论说，应该去掉把病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句子。（其他人不允许，讨论没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些话没有去掉。在我看来，这种自我中心论是完全与医学精神相悖的，但话说回来，也是完全合理的。的确，这世上99%的人选工作都是这样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事实本来就是如此，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要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么使命的召唤。）
而我呢，会选神经外科。这个选择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究其发端，是一天晚上，刚刚走出手术室，在一间病房里，我带着默默的敬畏，听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与病人父母的谈话。他们的孩子长了个很大的脑瘤，那天晚上刚送到医院，说是头痛。医生不仅跟他们详细讲述了临床上的一些信息，也充满人情味地表达了对这种不幸的同情，并为他们提供了指导。恰巧，孩子的妈妈是一名放射科医生。肿瘤看上去是恶性的，妈妈已经研究了扫描结果，现在她坐在日光灯下的塑料椅上，完全崩溃了。
“好了，克莱尔。”医生轻轻开了口。
“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吗？”母亲打断了他，“你觉得是癌症吗？”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即将改变——已经改变了。这是一场长途旅行，你明白吗？你们必须相互陪伴支持，但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好好休息。这种病要么让你们更团结亲密，要么让你们彻底决裂。所以，现在你们要给彼此前所未有的支持和陪伴。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一个整夜待在床前或者守在医院不走，好吗？”
他继续说起手术计划，可能的结果和预后，现在需要做什么决定，需要开始考虑但不用立刻就做的决定，还有他们暂时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决定。谈话结束时，一家人并不轻松，但看起来似乎可以面对未来了。我一直注意着两夫妻的脸，一开始毫无血色、呆滞迟钝，几乎是神游天外，后来神情越来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儿的我突然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所有的医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经外科医生则在为病人保命与保住个性之间备受煎熬：每一次脑科手术，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对自身本质的一次操控；每一次和经历脑科手术的病人谈话，也都迫使我们直面这个现实。另外，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脑科手术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事情了，是一件会对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如此的紧要关头，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愿意用失去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默默无声地度过余生吗（也许你要替自己的母亲做这个决定）？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愿意右手丧失行动能力，来停止抽搐吗？你到底要让孩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呢？因为脑部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任何神经上的问题都迫使病人和家属去思考（理想的状况是，有医生指导他们）：到底是什么，才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而值得一活？
神经外科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这里没有宽宥，必须追求完美。我想，这就像古希腊“arete”这个概念，是一种道德、情感、思维和身体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神经外科似乎提供了最艰难的挑战，也最为直观地面对意义、个性和死亡。神经外科医生的肩膀上负担着沉重的责任，同时也是精通各个领域的“多面手”：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神经内科、放射学。我意识到，不仅要训练思维和双手，还有眼睛，也许还有其他器官。这想法来势汹汹，令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许，我也能像那些博学通才一样，跋涉在情感、科学和精神难题最茂密的荆棘丛中，找到出口，或者杀出一条血路。
医学院毕业后，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去加利福尼亚开始住院生涯。我在斯坦福，露西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正式成为过去，我们要真正承担起责任了。我很快在医院交了几个好朋友，特别是和我同期的住院医生维多利亚，还有比我们早来几年的血管外科住院医生杰夫。接下来七年的训练生涯中，我们将一起成长，一开始只是见证医院里戏剧化的一幕幕，到后来自己开始担任其中的主角。
第一年的住院医生，在生命与死亡这样厚重的背景下，真可谓卑微如蝼蚁。不过，就算这样，工作强度也是巨大的。第一天到医院，住院总医生就对我说：“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不仅仅是最好的外科医生，我们也是整个医院最好的医生。这就是你的目标。让我们为你骄傲吧。”科主任经过病房时说：“吃饭的时候记得用左手。你要学会左右开弓。”年资比较高的一位住院医生说：“给你小小提醒一下，总医生正在闹离婚，别跟他聊闲天。”带我的是个很开朗的医生，本来应该给我一些说明和指导，却只是交给我一份四十三个病人的名单：“我只需要跟你说一件事：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伤害，但他们无法让时间停止向前。”说完他就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没离开医院，但不久以后，这些堆积如山、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文件工作，只需要花一个小时就能轻松解决了。不过，医院工作中，你归档的文件可不仅仅是文件，而是各种各样充满风险与胜利的病例。比如，八岁的马修，有一天因为头痛来看医生，结果发现下丘脑附近有个肿瘤。下丘脑控制着我们的基本需求：睡眠、饥饿、口渴和性需求……那附近的任何肿瘤如果不及时彻底地处理，都会让马修的余生生活在化疗和更多的手术之中，头上还需要插着导管过活……简单来说，会毁了他的童年。完全切除肿瘤就能避免上述情况，但可能有损伤下丘脑的风险，让他染上暴饮暴食之类的毛病。手术开始，医生从马修的鼻腔里伸进一个内窥镜，钻开他的颅骨。进去以后就看到一个清晰的平面，切除了肿瘤。几天后，马修就在病房里活蹦乱跳了，还从护士那里偷糖吃。他准备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很开心地填着他那似乎永远也填不完的出院手续。
我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发生在一个周二。
八十二岁的一个老太太，身材娇小，自己收拾得很整洁，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科实习了一个月。（验尸的时候，病理医师得知她的年龄很是震惊：“她的器官年龄只有五十岁啊！”）她住院是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的便秘。我们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肠子能自行恢复。希望落空后，我们做了个小手术来进行治疗。周一晚上八点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志清醒，状态良好。我一边和她聊天，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日工作计划，把最后一项（“术后检查，哈维太太”）划掉。我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电话响了。病人不行了。几个小时前那种略带官僚主义的志得意满突然被撕得粉碎，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连珠炮似的发布指令：“一升盐水静脉输液、心电图、照胸片，马上行动——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给住院总医生打了电话，她告诉我还要多做一些检查，等我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给她打电话。我冲到医院，看见哈维太太呼吸困难，心跳加快，血压陡降。无论我做什么，她也不见好转。而当时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实习生，呼机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药物），有些没法不管（急诊室病人主动脉瘤断裂）。我手忙脚乱，如同溺水的人，万事缠身，黔驴技穷。哈维太太仍然没有起色。我安排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拼命给她灌药输液来保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狂奔在急诊室那个面临死亡威胁的病人和重症监护室那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之间。凌晨5：45，急诊室的病人被推往手术室，哈维太太的情况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动用了十二升点滴、两个单位的血、一台呼吸机、三个血压增压器，才得以维持她的生命。
等我终于走出医院，已经是周二下午五点。哈维太太仍然不见好转，也没有恶化。晚上七点，电话又响了，哈维太太昏迷了，重症监护团队正在尝试心肺复苏。我又狂奔回医院，她再次死里逃生，真是命悬一线。这次我没有回家，只是到医院附近去吃了晚饭，以防万一。
八点，手机响了：哈维太太去世了。
我回家去睡觉。
我的情绪介于愤怒和悲伤之间。不管怎么说，哈维太太是从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脱颖而出”，才成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参加了她的尸检，看着病理医师把她开膛破肚，移走各种器官。我亲自检查那些器官，用双手去抚摸，检查我在她肠道上缝针打的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见证了很多死亡。有时候是站在角落窥视，有时候则和死神在病房里狭路相逢，感觉非常尴尬。下面是一些我亲眼看着死去的病人：
1.一个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结不起来了，血一直流进他的关节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向死亡。每天，淤血的范围都会扩散。陷入神志昏迷之前，他抬头看着我说：“这不公平——我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释过的。”
2.一位病理医师，患了肺炎，病入膏肓，临终时哮喘不断，最后被送去尸检——这是她最后一次去病理实验室，而她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岁月。
3.一个男人，做了个神经外科的小手术，治疗常常突如其来的面部惊痛。医生在有“嫌疑”的神经上放了一小滴胶液，免得被血管压迫。一周后，他遭遇了剧烈的头痛。什么检查都做过了，但无法做出任何诊断。
4.头部创伤的很多病例：自杀、枪击、酒吧斗殴、摩托车事故、撞车，还有被麋鹿攻击。
有时候，这种沉重感非常明显。压力与沮丧弥漫在空气中。一般情况下你都注意不到，只是将这愁云惨雾呼吸进去。但在某些时候，比如闷热潮湿的日子里，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让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医院的感觉，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没有尽头的丛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死者家属们的眼泪就像大雨，倾盆而下。
到了培训的第二年，突发事件时你必须第一个到场。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却可以妙手回春：当我第一次将昏迷不醒的病人从急诊室带到手术室，从他头颅中抽出积血，看着他醒过来，跟他的家人谈话，抱怨他头上的切口时，我突然陷入一阵愉悦的眩晕。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步履轻快地在医院里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当然有负面影响。虽然官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八十八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泪，脑袋生疼，凌晨两点还在牛饮能量饮料。工作的时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击中我。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会儿盹，然后再开十五分钟的车回家，瘫倒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医生都能承受住这种压力。有一个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指责，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他是个相当有天赋的外科医生，但一犯了错误就难以面对、无法承认。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里，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业。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说，“就是直视我的眼睛，说：‘我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错。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
“但是是护士——”
“不。你必须说出来，发自内心地说。再试试。”
“但是——”
“不。说出来。”
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压力让另一个住院医生也出局了。她选择离开，找了份不那么繁重的咨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随着我的技术日益精进，我的责任也重大起来。我学习如何判断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难逃一死，哪些不能仅凭我的判断来决定。我也会犯错误。我把一个病人紧急送往手术室，只来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要通过管道进食，过上了自己决不接受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败。衰退的机能、无意识的新陈代谢，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重担，一般都要被送往某个机构，无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来越少，直到褥疮或肺炎无可避免地夺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不到。而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去裁决。
我选择医疗事业，部分原因是想追寻死神：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我以为，在生与死的空间中，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舞台，不仅能凭怜悯和同情来采取行动，自身还能得到升华，尽可能地远离所谓的物质追求，远离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达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的抉择与挣扎……在那里，一定能找到某种超然卓越的存在吧？
但住院医生的生涯中，别的什么东西渐渐在我眼前展现。脑部损伤如同永不停歇的密集炮火将我包围，我开始怀疑，离探索的前沿如此之近，这些时刻炽热强烈的光也许会让我对它们自然的特性视而不见，如同为了学习天文学直接凝视太阳。在病人们的关键时刻，我还没有达到与他们同在的境界，只能说是这些关键时刻的参与者。我看过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开始习以为常。一个溺水，或者说“溺血”的人，会努力去调整自己，学会漂浮，学会游泳，甚至开始享受人生，和医生护士交心，因为他们和你绑在同一条船上，陷在同样的风浪中。
我的住院医同事杰夫和我一起合作治疗创伤。每次创伤室那边有并发的脑损伤，他就叫我过去，我俩的行动一向很默契。他检查腹部，然后问我对病人的认知功能有什么判断。“嗯，他要是想还是可以做参议员的，”有一次我如此回答，“不过只能去个比较小的州了。”杰夫大笑，从那时起，一个州的人口就成为我们描述脑损伤严重程度的指标。“他是怀俄明还是加利福尼亚？”杰夫这么问，决定给病人制订什么程度的治疗方案。或者我可能会说：“杰夫，我知道他的血压还很正常，但我要给他做手术，不然他就要从华盛顿变成爱达荷了，你能把他稳一稳吗？”
一天，我在餐厅吃着常吃的午餐，健怡可乐加冰激凌三明治。突然呼机响了，说马上要来一个重伤病人。我跑到创伤室，刚把冰激凌三明治藏在一台电脑后面，急救车就到了，急救员们推着轮床，连珠炮似的交代情况：“二十二岁，男性，摩托车事故，时速四十英里，鼻孔流出液体，疑似脑浆……”
我立刻开始工作，叫人给我拿了个插管托盘，检查其他的体征。安全插管之后，我检查了他身体多处的创伤：脸部淤青，皮肉擦伤，瞳孔放大。我们给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减轻脑肿胀，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颅骨碎裂，活动性大出血。我心里已经在规划开颅手术了，该怎么钻开颅骨，把血抽出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了。我们又迅速把他推回创伤室。创伤团队的其他人刚刚赶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围，各种各样旋风般的行动迅速进行：很多导管插入他的股动脉，深入他的胸腔，静脉上注射着药物；与此同时，医生的拳头捶打着他的心脏部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钟后，我们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过程。大家都意见一致地低语：脑部受这么重的伤，死了其实更好。
我溜出创伤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领进去认尸。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健怡可乐，我的冰激凌三明治……创伤室又那么闷热。急诊室一个住院医生帮我打了掩护，我像个幽灵似的溜了回去，从那个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尸体前，把冰激凌三明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里冻了三十分钟，三明治算是“满血复活”了。我一边想，挺好吃的，一边把卡在牙缝里的巧克力碎屑给弄出来。而死者的家人正在那边做最后的道别。我在想，短暂的从医生涯以来，我的道德观，是后退了，还是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