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运走我的信号。
手伸出枯萎，碎成灰粉，
瘫在面孔上，一本书上，
一片杂沓荒唐的理智上；
耳下涌起水波汹涌之声，
地狱在我心里，人群惊慌，
集聚在庙前，世界大改变；
永远渴；这城是黑夜性格的陈述，
城在灯下聋而愚沉入湿凉树荫，
房屋是滞重的做物，房屋；
饱食及沉睡的宗教，政治希望与教育；
我以为他不止是一个很好的诗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他不写诗，即使我不完全懂他的诗，他的低半音，慢一拍的特性正是由于诗的缘故。他追求那一条绝对精敏机智的线，我能感觉得到，而且珍惜。
五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我们经过伦敦，渡海峡，到了巴黎。卢森堡公园的林木已错杂地呈显秋色，战争结束已两年，食品供应仍很差，什么都得凭邮票样的粮票去购买。大学城食堂的饭，不能让我们吃饱。我还记得可笑的是刚到巴黎的晚间，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去坐咖啡馆了。等咖啡端来，才知道市场上根本还没有咖啡一物。那杯子里的只是一种代用品制成的黑色苦汁。至于糖，也没有，以一种酱色的似甜似酸的水代替。不过巴黎的艺术生活已经很活跃，张贴街头的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歌剧……的广告使我们眼花缭乱，学音乐的同学们更是忙得团团转。
道乾偏被分配到里昂大学，很为沮丧。在里昂住得很不快活，甚至病了一场，住了十天医院。来信说：“我很想去巴黎，根本决定去……我决定复活节前后就去，不管他们准不准。”他埋怨“里昂的雾、雾。我逐渐不大懂阳光。”又说“里昂人如封闭的瓶”。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他转学到巴黎，住在大学城外省馆。我住比利时馆，相距约十分钟步行，常能见面。常在一起的还有学哲学的顾寿观君。寿观是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
那时供应已逐渐改善。他喜欢煮咖啡夜读，抽着烟斗，读切尔克迦、卡夫卡、兰波。在留学生中，他显得最为法国化，他常引兰波的句子：“绝对必须属于现代。”
在从里昂给我的一封信中，他曾给自己作了一段描写，可算他当时的自画像：
“唉，我，天生用感觉多于理智，我为一种新的要求，我只把我做成一个精敏的兽，静静地卧在世界最后的夕暮，像一架具有真空管及锐敏线圈的兽，感觉宇宙的存在，咀嚼那个时升脱时低沉，以及社会生活各种感应的ego，呵，我的好心肠的朋友，这就是我的全部。我的畏却的生活，我的无时不在加意隐蔽的内在，这就是我，我今日泄露于你，作为你的最好友情的顶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六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国内局势在剧急变化中，那边的巨变在每一个国外留学生的心中也带动了变化。我们一群人离开祖国时，本来就抱了献身建设强大繁荣的祖国的愿望，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我们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切都有了可能，在一个起点上。那是一片崭新的土地，扫荡了一切陈旧与腐朽的处女地，工人在上面塑造钢筋水泥，农人在上面开垦播种，科学家在设计，艺术家将放情歌唱。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巴黎的学生，华工组织，一部分使馆人员共同举行了庆祝会。留法公费为期原定是两年，所以一部分同学已经结业，大家归心如箭。归，不只是回到母土，祖国，而且是皈依一个理想，参预一个大工程。就在十月间，学业结束的，或自己认为可以告一段落的，都纷纷南下，到马赛乘船东行了。
我是到法国一年之后才开始学雕刻的，自知这样初级水平的技术不能回去做什么，但是也有朋友提出相反的意见：在欧洲多学一天西方艺术，则多中一分资本主义毒素。但是我还是留下了，学哲学的寿观，学文学的道乾回去了。他们都认为要认真在西方学习非十年、二十年不可，而目前的世界情势，国家情势，个人情势都催促我们回去。
在心理上他们都做了准备。那一段日子我们的谈话集中在艺术道路、生命的道路的问题上，辩论有时非常激烈，往往谈到深夜，乃至彻夜。他们认为我不与他们同行，乃是缺乏果断，缺乏明智，也缺热情。而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果断的，也是热情的，但所持的言论往往已不明智。寿观说：只有农人的劳作才有价值。道乾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
我想，在这里，最好择录他当时的一封信：
生活与艺术绝对不能相连。按时代说，在此时代中不能相连；按个人说，我们这代人或我们个人这个生命阶段，生命与艺术只是一种滑稽关系，如果不想盲目或谎骗，一个选择：生活？艺术？依照自然律，选生活无疑是最自然、最善、最美好有益之事。
艺术之所以能有最高境界，我以为，乃在于脱离现实生活，将生活提高到一个价值的最高地带。或可以说，将艺术变成形而上学，一切皆引向对生命的否定。
对生命肯定有二法：（一） 就是那么不明白又明白的活，若极高明而道中庸。（二） 活，如人之活。前者要求知识，后者要求善良与沉迷。前者例如好的知识分子，后者如同农夫，好的铁匠，所谓地之子，诸如此类。
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
我对我过去并不懊悔，我只是一笔抹杀，我想清明地哭泣我的过去。
生活只有两种：真生活与假生活，假如你能原谅我的专断，我可以给你归纳成一公式：艺术是假生活。真生活呢？我粗略地说，字面的，可不使你有机会攻击的！“没有艺术是真生活。”（1949.3.12）
接着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示。
艺术工作是：将大量生命堆上一张画布，堆入乐器，堆入文字，然后尽量消除，尽量消除，直到只留下生命的反面：死！我喜爱此字样像喜爱宇宙一样。（1949.3.13）
当时我们都住在大学城，其实不必用书信对话。这几封信证明我们曾对去留问题作严肃的思考，把个人的存在作残酷的剖析、检验和拷问。幸而有这几封信存下，保留了我们苦思的些微痕迹。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到里昂车站送行，和他们分手。
他们为我忧虑；我也为他们忧虑。我当然并未预料到后来发生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灾难。我只是看到道乾在狠狠地改造自己，要从诗人的气质中蜕化出来；他要否定艺术，否定诗，否定自己是诗人，这是可能的么？他十分痛苦，而他认为将得到真生活。
七
他回去后，没有再来信，我们之间断绝消息约二十年。文革之后，他托人带来一个小酒壶。壶里放着一片小纸条，写着“秉明兄留念”。如此的措词令我吃惊，而细看笔迹更令我不安。过去我很欣赏他的字，像一粒一粒葡萄干，浓缩得精致有味。这纸条上的字是散掉的，失去甘香的。
我间接听说他在上海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杂志，搞文学理论，入了党，此外便无所知了。
一九八二年他来过一短信，这样开始的：“你去年此时给我写来的信，原谅我到现在才提笔回信，迟了一年之久。年老多病是原因之一。”问到我的工作。关于他自己，只是说：“我的情况想秀清同志已告诉你了，这里就不多说了。”那样深沉而内向的性格竟然把自己的情况交给第三者去说，实在是奇怪的。他既然不愿多说，我也就没有多问了。
一九八五年我和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拉巴斯迪德先生到上海和上海外语学院签订交流活动。接待部门安排我和道乾见面。我很记得在一间客厅里等他时的迫切心情。然而我们一见面，似乎一切都敷上一层霜。他的面孔上浮起吃力的笑，仍是那一种吃力而并不爽朗轻松的笑，但是终究有了不同。过去的笑是从心灵深处绽现的，遥远而神秘。而那一天我看见的笑疲倦而冷淡。我们就以这冷漠的基调出发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自己也感到别扭。第二天我离开上海，我想我们成为陌生人了。
八
一九九三年三月间叶汝琏先生给我寄来一份讣告：道乾于一月九日在上海病故，讣告除了“中国外文学会理事”之类衔头外，称他为“着名翻译家、文学理论家”，我于是知道他曾辛勤地工作过，但是我还想说，他奉献了一切可奉献的了，如他所说：“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查票员式的忠于职守，怕并非最好的工作心态。然而已经太迟了。四十多年前我们彻夜辩论的情景又浮现出来，使我黯然。
又过数月，道乾的爱人给我寄来几篇纪念文字，一篇是《追记王道乾先生》（安迪），文中写道：“先生翻译兰波的散文诗，只是重检几十年前的旧梦……人的一生，常常身不由己，喜爱的东西不得不舍弃，而随着时代的车轮别无选择地滚动。”又有“找出先生送我的那一本《地狱一季》，再次认真地读了一遍，我惊叹于先生驾驭文字的能力。”
道乾又回到兰波，我怎能不激动？道乾又寻回他曾坚决要抹杀而遗弃的“我”，我怎能不俯仰叹息？我好像又看见他青年时代的神态、目光、声调。虽然是译别人的作品，却掺进自己心灵的声音。《地狱一季》！我分明看见诗人的灵魂在灰烬中又跳起天鹅最后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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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一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