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或许可以故作勇猛，但我知道我缺乏演员同事们的那种热情和悲剧美。那些与多家剧院合作的演员，无一不尽心尽力，在埃伦·斯图尔特(288)、约翰·瓦卡罗(289)和名声赫赫的查尔斯·拉德拉姆(290)这样的导师手下苦干。我虽没有选择他们追求的方向，却对我学到的东西心存感激。还要过一段时间，我才能把我的剧场经验付诸实践。
因为中央公园的那场大雨，詹妮斯·乔普林在八月里又回来了，她看起来开心极了。詹妮斯对录音充满了期待，围着紫红、粉色和紫色的羽毛围巾华丽地进了城，她去哪儿都围着它们。演出非常成功，结束后我们都去了下百老汇附近的一个艺术家酒吧“雷明顿”(291)。她的随行人员把屋里坐得满满的：迈克尔·波拉德、《全数归还》封面上那个穿红裙的姑娘萨莉·格罗斯曼(292)、布赖斯·马登、“挖掘者”的埃默特·格罗根(293)和女演员塔斯黛·韦尔德(294)。点唱机正在放查理·普赖德(295)。詹妮斯几乎整晚都和一个她喜欢的帅哥待在一起，但就在打烊之前，那人却和一个更漂亮的谄媚女人溜掉了。詹妮斯受了很大刺激，“这种事老是发生在我身上，哥们，又是一个寂寞之夜了。”她在博比的肩头抽泣着。
博比叫我把她送回切尔西，照顾着点她。我把她送回她的房间，在她哀叹自己命不好的时候陪在她身旁。走之前，我告诉她我为她写了一首小歌，并且唱给她听。
我苦干着
为让世界看到我的能力
哦，我想我从不曾梦想
我必须如此
世界旋转，照片一张张
我多喜欢随着人群大笑
当爱从座无虚席的剧场
可宝贝啊
人群散去
睡觉时却发现自己孤独一人
不敢相信
我不得不献出你
她说，“这就是我，哥们。这就是我的歌。”我要走了，她对着镜子整理着她的围巾，“我看起来怎么样，哥们？”
“你就像颗珍珠，”我回答，“珍珠般的姑娘。”
吉姆和我在唐人街度过了不少时光。每次跟他出去都像一场流动的冒险，像骑着盛夏的浮云。我喜欢看他和陌生人打交道。我们会去“鸿发”(296)，因为那儿便宜，饺子也不错，他还会和那儿的老人们聊天。他们给上什么就吃什么，或者你指别人桌上你想吃的，因为菜单都是中文的。他们擦桌子时会先往桌上泼热茶，然后拿抹布擦，整个屋里都飘着乌龙茶香。有时候吉姆只是接过一个话茬，和某位尊者模样的老人聊起来，而老人们会带我们穿越他们生命的迷宫，穿越鸦片战争和旧金山的鸦片馆。然后我们会从默特街远足到马尔伯里(297)，再到第二十三街，回到我们的时代，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送了他一架自鸣筝当生日礼物，还在斯克里布纳趁午休时间为他写了一首长诗。我希望他能当我的男朋友，但结果证明没什么指望。试着去表达激情使我变得更多产了，同时我也相信我写得更好了，但我还是永远都成不了他的灵感源泉。
吉姆和我有过一些非常甜蜜的时光。低潮肯定也有一些，但我的记忆是为怀旧和幽默服务的。我们度过的那些涣散的日夜，像济慈一般异想天开，又如折磨我们的虱子一般粗鲁。彼此都断定虱子是被对方传来的，切尔西酒店每一个无人看管的浴室里，都有我们用克威尔(298)除虱香波洗头的乏味经历。
他这人不怎么可靠，遇事会逃避，而且有时会飞得太高无法对话，但他也宽容、单纯，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知道他不爱我，但我还是爱慕着他。最终他渐行渐远，只给我留下了一缕赤金色的长发。
罗伯特和我去找哈里。哈里正在跟一个朋友合计，该由谁来保管一只特别的灰色玩具羊羔。它的个头有一个小孩高，带轮子，系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是艾伦·金斯堡的伙伴彼得·奥洛夫斯基(299)的。他们把它托管给我，我想这一定会让罗伯特抓狂，因为我保证过再不收留孤独的垃圾或是坏掉的玩具了。“你必须拿着，”罗伯特说着，把丝带交到我手中，“这是史密斯收藏的经典物品。”
几天后，马修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还带来一箱子四十五转唱片。他迷上了菲尔·斯佩克特(300)，好像每张菲尔制作的单曲这里都有。他紧张地瞥向屋里，“你有什么单曲唱片吗？”他不安地问。
我起身翻遍了洗衣间，找到了我装唱片的盒子，一个奶油色的布满了音符的盒子。他立刻开始清点我俩的收藏。“我就知道，”他说，“我就知道咱们这数对头。”
“什么数对头？”
“一晚上听一百张唱片。”
这对我还真讲得通。从《我把心卖给了收废品的》(301)开始，我们一张接一张地放唱片。每首歌都是那么好听。我一跃而起开始跳舞，马修像个疯狂的DJ一样不停地给唱片翻面。唱片放了一半时，罗伯特进来了，他看了看马修，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唱机。
“惊艳合唱团”(302)正在唱着，我说：“你还在等什么呀？”
他的外衣滑落到地板上。接下来还有三十三张唱片要放。
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二〇年代曾是电影协会影院(303)；三〇年代是鲁迪·瓦利(304)主持的沙哑尖厉的西部乡村俱乐部；四〇和五〇年代，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和导师汉斯·霍夫曼(305)在三层有一个小课堂，为杰克逊·波洛克、李·克拉斯纳和威廉·德库宁这样的人传道授业；六〇年代，这里是“一代人俱乐部”(306)，吉米·亨德里克斯常在这儿泡着，俱乐部关张后，他接手了这地方，把它建成了第八街五十二号深处的顶级录音棚。
八月二十八日，这里举办了一个开业派对，沃托克商行(307)负责媒体宣传。我通过沃托克的简·弗里德曼(308)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请柬。她也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做过宣传，我们是在切尔西通过布鲁斯·鲁道认识的，她对我的作品很有兴趣。
能去那儿让我很兴奋。我戴上草帽朝市中心走去，但当我到了地方，却怎么也不敢进去了。正巧吉米·亨德里克斯出现在楼梯上，发现我像个土气的怪人一样坐在那里，他咧嘴笑了。他得赶飞机去伦敦参加怀特岛音乐节(309)。我告诉他我胆太小了不敢进去，他温和地笑着，说可能和别人以为的正相反，他很腼腆，参加派对也总让他紧张。他在楼梯上陪我待了一会儿，告诉我他想要用这个录音棚做些什么。他梦想着能聚集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这样他们就能带着他们的乐器来到伍德斯托克，在地上坐成一圈，弹啊，弹啊。什么调、什么速度、什么旋律都不重要，他们能一直弹，直弹到度过不和谐阶段，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最终，他们将在他的新录音棚里，把这种抽象的世界性音乐语言录下来。
“和平的语言。你喜欢吗？”我喜欢。
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真的走进了那间录音棚，不过吉米的梦想再也不可能实现了。九月，我跟妹妹和安妮一起去了巴黎。桑迪·戴利跟航空公司有关系，帮我们拿到了便宜的机票。这一年里巴黎已经变了，我也变了，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慢慢蜕去纯真。或许，是我看得太清楚了一点。
我们走在蒙帕纳斯(310)大道上，我看到了令我痛心的新闻头条：Jimi Hendrix est mort.27ans.(311)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吉米·亨德里克斯再也没机会回到伍德斯托克创造世界性的语言了，他也再不可能到“电动女士”(312)去录音了。我感到我们痛失了一位好友，我回想起他的背影，那绣花的马甲，还有他迈上楼梯的长腿，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迈进这方天地。
十月三日，史蒂夫·保罗派车接我和罗伯特去“东菲尔莫”见约翰尼·温特。约翰尼会在切尔西住几天。他演出结束后，我们都去了他的房间。他才在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守夜活动上表演过，我们又一起哀悼了这位吉他诗人的离去，在一起谈论他的过程中寻得一点点安慰。
然而第二天晚上，我们还将在约翰尼的房间里再一次地相互慰藉。我的日记里只写了几个字：詹妮斯·乔普林。她因毒品使用过量死在了洛杉矶“里程碑”酒店(313)的一〇五房间，时年二十七岁。
约翰尼受了刺激。布莱恩·琼斯、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妮斯·乔普林。他马上就联想到了他们名字里的字母J，恐惧与悲痛一并涌上心头。他特别迷信，担心下一个就会是自己。罗伯特试图安抚他，但又对我说：“这真不能怪他，这事确实太诡异了。”他建议我看看约翰尼的塔罗牌怎么说。我看了，牌上暗示有一个矛盾力量的漩涡，但没说会有危险。不管牌不牌的，约翰尼的脸上并没有死亡的气息。他这个人可不寻常，是个机灵鬼，即使“J俱乐部”的多起死亡令他焦躁，发狂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也是一副决不会坐以待毙的样子。
★
我感觉精神涣散，好像又被卡住了，手边都是没写完的歌和丢弃的诗。我会去尽可能地深入，然后碰壁，撞上我自己想象中的壁垒。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哥们，告诉了我他的秘籍，特别简单。撞到墙时，破墙而入就行了。
托德·朗德格伦带我到“村之门”(314)去看一个叫“圣洁的变态赌王”(315)的乐队。托德已经做完了自己的专辑《小不点》(316)，正在留意想制作点别的有意思的东西。像尼娜·西蒙(317)和迈尔斯·戴维斯(318)这样的大牌会在“村之门”的楼上演出，更小众的乐队被安排在地下室。我一直没听过“圣洁的变态赌王”，我知道《逍遥骑士》里用了他们的《鸟之歌》(319)，不过肯定有意思，因为能吸引托德的总是些不寻常的东西。
听一支迷幻乡巴佬乐队，恍若置身于一场热烈喧嚣的阿拉伯民间舞会。我看好那个鼓手，他就像是个在逃犯，在警察查看别处的时候出溜到了鼓的后面。演出行将结束时，他唱了一首叫做《怒不可遏》(320)的歌，随着他在鼓上的重击，我心想，这个人真正体现了摇滚乐的精髓和灵魂。他身上兼具了美、力量和动物磁性。
我们去了后台，别人把我介绍给这位鼓手。他说他叫“瘦影”(321)。我说，“认识你很高兴，‘瘦影’。”我提起我在给一本叫Crawdaddy！(322)的摇滚杂志写稿，我想写一篇文章介绍他。这个主意似乎让“瘦影”很高兴。我开始推销我的观点，说他多么有潜力，摇滚乐如何如何需要他，他只是点点头。
“哦，这我倒没好好想过，”他回答得简明扼要。
我肯定Crawdaddy！会接受一篇写摇滚乐未来救赎的文章，“瘦影”也同意到第二十三街来接受采访。他被我那乱糟糟的屋子给逗乐了，四肢摊开躺在我的小地毯上，讲起了他自己。“瘦影”说他是在拖车上出生的，很是编了一番故事给我。他很善言，在这场快乐的角色倒置中，他变成了故事的讲述者。他的故事可能比我的更荒诞不经，他的笑很具感染力，他坚毅、聪明，也富于直觉。在我眼里，他就是那个长着牛仔嘴的家伙。
接下来的日子，他会深夜出现在我门外，腼腆而诱人地咧嘴一笑，我会抓起我的外套和他一起出去散步。我们从不走得离切尔西太远，然而这座城市却似乎消失在了灌木丛里，零落的碎片像风滚草般在风中变形。
十月里，一股冷空气掠过纽约，我要命地咳嗽了起来。我们阁楼里的暖气很不稳定，就好像这不是给人住的地方，一到夜里暖气就凉了。罗伯特经常住在大卫那，我则会把我们所有的毯子都盖上，看《小露露》漫画，听鲍伯·迪伦，一直熬到很晚。我还闹智齿，整个人能量耗尽。大夫说我贫血，叫我吃红肉、喝黑啤，这也是波德莱尔孤独地拖着病体在布鲁塞尔的冬日里艰难跋涉时所得到的建议。
我比可怜的波德莱尔要足智多谋一些。我穿了一件口袋很深的格子呢外衣，从格里斯泰迪斯(323)偷了两小块牛排，打算用祖母的生铁锅在轻便电炉上煎了它们。在街上我意外地撞到了“瘦影”，两人开始了第一次非夜间的步行。我实在担心肉会坏掉，最后不得不向他招认，我口袋里有两块生牛排。他看着我，试图分辨我是不是在瞎说，然后把手伸进我的兜里，在第七大道当街掏了一块牛排出来。他佯装训诫地摇摇头说：“好吧，亲爱的，咱们吃了它。”
我们上了楼，我点起电炉，我们吃了刚出锅的牛排。从那以后，“瘦影”就关心起我吃没吃饱的问题来。几天后他来看我，问我爱不爱吃“马克斯”的龙虾，我说我还真没吃过呢，他似乎很震惊。
“你没吃过那儿的龙虾？”
“没有，我就没在那儿点过餐。”
“什么？穿衣服。咱们去弄点吃的。”
我们坐出租车去了“马克斯”。他毫不打怵地闲庭信步走进密室，不过我们没去坐圆桌。接下来他为我点餐。“给她来一份你们这里最大的龙虾。”我感觉到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们，同时忽然想到，我从没和罗伯特以外的任何男人来过“马克斯”，何况“瘦影”还是个大帅哥。当我那只带着融化的黄油的巨大龙虾端上来时，我又忽然想到，这个乡下帅哥可能并没有钱付账。
我正吃着龙虾，发现杰姬·柯蒂斯在冲我打手势。我猜她也想吃点龙虾，那不成问题。我把一只肥肥的虾钳包在餐巾里，随她走进了女洗手间。杰姬劈头盖脸就开始审我。
“你怎么跟萨姆·谢泼德(324)在一块？”她脱口而出。
“萨姆·谢泼德？”我说，“哦，不，这人叫‘瘦影’。”
“亲爱的，你不认识他啊？”
“他是‘圣洁的变态赌王’乐队的鼓手。”
她在手包里手忙脚乱地一通乱翻，散粉扬得到处都是。“他是小百老汇最大牌的编剧，林肯中心正有他一出戏在演，他都得了五个奥比奖(325)了！”她一边不假思索地说着，一边画着眉毛。我怀疑地盯着她，这突然间暴露的真相，就好像朱迪·加兰德(326)和米奇·鲁尼(327)的某部音乐剧里的情节转折。
“哦，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说。
“别傻了，”她说着激动地抓着我，“他能把你带进百老汇。”杰姬的那种表达方式，能把很随意的互动都变得像B级片里的镜头。
杰姬把龙虾钳又还给了我。“不用了，谢谢，亲爱的，我瞄的是更大的猎物。你干吗不带他来我这桌坐坐，我很想跟他打个招呼。”
呃，我并不垂涎百老汇，也不打算把他当成一座雄性奖杯到处炫耀，不过至少我知道他肯定是付得起账了。
我回到桌边，死死地盯着他。“你是叫萨姆吧？”我问。
“嗯，对，是这么回事，”他像W·C·菲尔茨(328)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这时甜品上来了，一客加巧克力酱的香草圣代。
“萨姆是个好名字，”我说，“能发达。”
他说：“吃你的冰淇淋吧，帕蒂·李(329)。”
在罗伯特忙碌的社交生活里，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协调。他带我去喝茶，去吃饭，偶尔还去参加派对。那些餐桌上所摆的餐具，一套里含的叉、勺就比五口之家需用的还多。我就不明白了，吃饭的时候我俩干吗就得分开坐，不明白我干吗就得跟不认识的人聊天。我只是苦闷地等着下一道菜端上来，没人像我这么不耐烦。然而当我看着罗伯特以一种我不曾见过的安逸自在与人交流，给别人点上烟，说话的时候吸引住他们的目光，又不得不钦佩他。
他慢慢进入了一个更上流的社会。在某些方面，他的社会转型比性转型更难令我消化。对于他双重的性，我只需去理解和接受就好了，而若要在社交方面跟得上他，我将不得不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些人，生性叛逆。读了南希·米尔福德(330)写的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我对她桀骜不驯的精神产生了共鸣。我记起与母亲经过商店橱窗时，我曾问人们为什么不砸开它。她解释说，社会上有心照不宣的行为准则，那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和平共处的方式。我们来到了一个一切都被前人安排好了的世界，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受到了禁锢。我竭力压制着破坏性的冲动，不断以创造性的冲动取而代之。不过，那个憎恨规则的小我并没有死。
我向罗伯特讲起童年的我有砸碎橱窗的愿望，他还取笑我。
“帕蒂！不行啊，你是个坏种啊，”他说。不过我不是。
另一边，萨姆和这个小故事产生了共鸣。他倒是毫不费力就能想象出我穿着棕色的小鞋，渴望引发一阵骚乱的样子。当我告诉他有时我有想踹橱窗的冲动，他只是说，“踹吧，帕蒂·李，我会保释你的。”和萨姆在一起，我可以做我自己。他比任何人都懂那种不能释放天性的滋味。
罗伯特对萨姆不感兴趣。他正鼓励我变得优雅，因而担心萨姆只会纵容我的玩世不恭。他们对对方都小心翼翼，一直都没能弥合这道裂隙。在外人眼里，这或许因为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两个同为我内心最关注的强大男人。抛开进餐礼仪不说，我在他们两人身上发现了某种我也有的东西，带着幽默和骄傲接受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受到大卫的鼓舞，罗伯特拿着他的作品从这个画廊跑到那个画廊，毫无结果。而在百折不挠之下，他也找到了另外的选择，决定在他生日那天在切尔西酒店的斯坦利·阿莫斯(331)画廊展览他的拼贴作品。
罗伯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兰姆斯顿(332)。那里比伍尔沃思(333)小些，也便宜些。我俩都喜欢找尽借口去突袭他们的过时库存：纱线、纸样、扣子、日化用品、《红皮书》(334)、《电影故事》(335)、香炉、节日贺卡、家庭大包装的糖果、发夹和丝带。罗伯特一摞一摞地买他们的经典款银色相框，一美元一个，非常受欢迎，你甚至能看到苏珊·桑塔格(336)这样的人也在买。
为了发出独一无二的请柬，他拿出了在第四十二街买的软色情(337)扑克，把展览信息印在了背面，然后装在从兰姆斯顿买的一个牛仔风格的仿皮证件夹里。
这次展览的是罗伯特的怪胎主题拼贴，不过他还为展览准备了一幅相当大的祭坛背壁装饰画。我的一些个人物品也被他用在了画面里，包括我的狼皮、一条绣花丝绒女式围巾和一个法国的耶稣受难像。因为他挪用了我的东西，我们还小吵了一架，不过肯定是我让步了，再说罗伯特认为反正也不会有人买走它，他只是希望别人能看到。
展览地点在切尔西酒店五一〇套房。房间里挤满了人，罗伯特和大卫一起来的。环顾四周，我能追溯到我们在这间酒店的整个历史。罗伯特最大的拥护者之一，桑迪·戴利，正眉开眼笑。那幅祭坛背壁装饰画让哈里大吃一惊，他要在他的电影《马哈哥尼》(338)里把它拍进去。《头发》(339)的联合导演杰罗姆·拉格尼(340)买走了一幅拼贴画。收藏家查尔斯·科尔斯(341)约好日后讨论购买事宜。杰拉德·马伦加和勒内·里卡德(342)在跟唐纳德·莱昂斯和布鲁斯·鲁道聊着。在罗伯特的作品跟前，大卫就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主持人和代言人。
那些画都是我看着罗伯特创作的，观察赏画的人群则是另一种情感体验。它已经走出了我们的私密世界，这是我一直希望的，但与别人分享，多少还是刺痛了我的占有欲，而比这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罗伯特的喜悦，他的脸上写满了肯定，如同瞥见了他曾如此坚决找寻、又如此努力达成的未来。
和罗伯特预言的正相反，查尔斯·科尔斯买走了那幅祭坛背壁装饰画，我再也没能拿回我的狼皮、我的围巾和我的耶稣受难像。
★
“那女人死了。”博比从加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伊迪·塞奇威克死了。我不认识她，但在少女时代，我在《时尚》杂志(343)上看到过一张她的照片，她在床上竖趾旋转，背后挂着一幅马的画。她看起来淡定自若，好像全世界只剩了她一人。我把它撕下来贴到了我的墙上。
博比似乎为她的早逝悲痛不已。“为这位小姐写首诗吧，”他说，我答应了。
为像伊迪这样的姑娘写挽诗，我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姑娘的感觉，我必须思量身为女人意味着什么，由这个在白马跟前跳舞的女孩领路，我走进了我存在的核心。
我陷入了一种垮掉派的情绪。各种权威书籍一小摞一小摞地堆着。《神圣的野蛮人》(344)，《愤怒的青年》(345)。仔细翻翻，我还找到了一些雷·布雷姆泽(346)的诗，他让我真正地开始进入状态。雷有一种人声萨克斯风的气质，当语言像线性的音符般涌出，你能感受到他那份即兴的从容。受到启发，我放了一些柯川的唱片来听，但没产生什么好效果。我只是自娱自乐罢了。杜鲁门·卡波特(347)曾谴责凯鲁亚克是在码字而非写作，但凯鲁亚克已将他的身心注入了一卷卷的电传打字纸，在他的打字机上猛敲。而我，我才是在码字。我懊恼地一跃而起。
我翻开垮掉派的选集，找到了乔治·曼德尔的《诱人的海》(348)。我轻声地读，然后放声朗诵，去感受他字里行间的大海和浪潮加速的节奏。我一鼓作气，又读了科尔索和马雅可夫斯基，然后又回到大海，好让乔治推我离岸。
罗伯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坐下，点着头。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那永远不会朗诵的艺术家。随后他俯身从地上捡起了一些诗页。
“你可得对你的作品好一点，”他说。
“你都不知道我在干吗，”我耸耸肩，“可我没法不这样，我现在就像一个乱劈乱砍的盲人雕塑家。”
“你需要向世人展示你的能力，干吗不朗诵一场呢？”
写作正在加重我的挫败感，它不够激烈和实在。他告诉我他有主意了。“我给你办一场朗诵会，帕蒂。”
我真没敢期待这么快就办诗歌朗诵会，但这个想法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在写诗愉悦自己和身边可数的几个人，也许是时候该看看自己能否通过格雷戈里这关了。在心里，我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在给Crawdaddy！、《马戏团》和《滚石》(349)这样的摇滚杂志写稿。那个时代，音乐记者尚为一种有高尚追求的职业。保罗·威廉姆斯(350)、尼克·托希斯(351)、理查德·梅尔策(352)和桑迪·珀尔曼(353)这些作者都为我所敬重。我以波德莱尔为榜样，他曾写过一些关于十九世纪艺术与文学的最具气质的评论文章。
在我收到的一堆有待评论的唱片里，有一套洛特·伦亚的双张专辑。我决意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于是给《滚石》的扬·温纳(354)打了电话。我以前从没跟他说过话，他似乎被这个请求搞糊涂了，但当我指出在专辑《全数归还》的封面上，鲍伯·迪伦手里拿的就是洛特·伦亚的专辑时，他发了慈悲。有我之前写伊迪·塞奇威克的诗打前阵，我努力阐释了伦亚作为艺术家和一个刚柔相济的女人的双重角色。我倾注在这篇文章上的情感也流入了我的诗歌，给了我另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我没指望他们真能发表这篇文章，但扬来电话，说我虽然口气像个卡车司机，却写了一篇优美的好文。
给摇滚杂志写稿也让我接触到了我欣赏的作者们。那些人中，桑迪·珀尔曼给了我一本《摇滚时代Ⅱ》，那是乔纳森·赖森(355)编的选集，收录了一些前一年里最优秀的音乐评论，最触动我的是一篇兰尼·凯(356)关于无伴奏合唱的温情而博学的文章。它带我一起寻根溯源，回到了青春期的街角，男孩们聚在一起唱三声部的节奏布鲁斯歌曲。它也和当时的一些愤世嫉俗、自命清高的批评论调形成反差。我决定要找到他，感谢他写了这样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
兰尼在市中心布利克街上的“乡村老歌”(357)工作，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顺路拜访了他。店里的墙上挂着车轮毂，还有好几架子的四十五转老唱片。基本上只要你能想到的歌，都能从那几堆落着土的唱片里刨出来。在后来的拜访中，只要店里没客人，兰尼就会播放我俩都喜欢的单曲，我们会随着“多维尔兄弟”的《布里斯托尔顿足舞》(358)起舞，或是跟着莫琳·格雷的《就在今天》(359)跳“八一”舞。
“马克斯”里的圈子在更替，“地下丝绒”的夏日驻场吸引了新的摇滚乐卫士。圆桌边经常坐满了音乐家、摇滚媒体人和像丹尼·戈德堡(360)这样音乐的商业密谋革新者。你能在莉莲·罗克松(361)、丽莎·罗宾逊(362)、丹尼·菲尔茨和那些正在把密室慢慢据为己有的人身边找到兰尼。你仍然可以期待霍利·伍德劳恩神气十足地走进来，安德烈娅·费尔德曼(363)在桌子上跳舞，杰姬和韦恩挥洒漫不经心的光辉，但他们作为“马克斯”焦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和罗伯特在那里待得少多了，我们追求着自己的圈子，然而“马克斯”还是折射出了我们的宿命。罗伯特开始拍“沃霍尔居民”的照片，即使他们正在离去。我通过写作和最终的演出，与身在其中的那些人一起，慢慢陷入了摇滚乐的世界。
萨姆在切尔西搞到了一个带阳台的房间。我喜欢待在那，能在酒店里重新拥有一个房间真好。我想什么时候洗澡都可以。有时候我们就坐在床上读书，我读“疯马”，他读塞缪尔·贝克特(364)。
就我们共同生活一事，萨姆和我长谈过一次。那时他向我透露他结婚了，才刚生了儿子。或许那是青年时代的草率，我并没认识到我们不负责任的方式会对别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见了他的妻子奥兰(365)，一个年轻有才的演员。我从没指望他离开她，我们也都心照不宣地共处着。他常常出门，留下我独自待在他的房间里和他的东西为伍：他的印度毛毯、打字机和一瓶“Ron del Barrilito”三星级朗姆酒。
听说萨姆已婚，罗伯特很震惊。他最后会离开你的，他这样说，但这我早就知道。他认为萨姆是个靠不住的牛仔。
“你也不会喜欢杰克逊·波洛克，”我回嘴说。罗伯特只耸了耸肩。
我在写一首献给萨姆的诗，向他对房车的迷恋致敬。这首诗叫《坏小子之歌》(366)。我从打字机里把它拽出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大声地朗读。成功了。它有了我所找寻的能量和韵律。我去敲罗伯特的门，“想听我念点东西吗？”我说。
尽管我们这段时间没在一起，罗伯特和大卫好，我和萨姆好，可我们还是有交集的——我们的创作。正如罗伯特许诺的，他决意为我办一场朗诵会。他代表我去找了杰拉德·马伦加，杰拉德正计划二月在圣马克教堂里朗诵，他慷慨地同意让我来为他开场。
即使对那些造诣最高的诗人，由安妮·瓦尔德曼主导的“诗歌计划”(367)也是一个值得向往的论坛。从罗伯特·克里利(368)到艾伦·金斯堡，再到泰德·贝里根(369)都在那里朗诵过。如果我真的打算表演我的诗歌，那里就是最好的地方。我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把诗读好，或者不丢人现眼，我的目标是要在圣马克一炮打响。我是为了诗歌，我是为了兰波，我也是为了格雷戈里。我要在书面语中注入摇滚乐的迅猛和正面进攻。
托德建议我要勇猛，给了我一双蛇皮的黑靴子。萨姆建议我加上音乐。我把切尔西的音乐家想了一圈，然后想起兰尼·凯说过他会弹电吉他。我跑去找他。
“你会弹吉他，是吧？”
“对，我喜欢弹吉他。”
“好，那你能用电吉他表现一场车祸吗？”
“行啊，可以，”他毫不迟疑地说，并且同意为我伴奏。他带着他的吉布森“旋律制造者”(370)和一个小芬特(371)音箱来了第二十三街，我正在背我的诗，他进来了。
朗诵会计划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举行。朱迪·琳拍了一张我和杰拉德在切尔西酒店前微笑的照片，准备用在宣传单上。我搜寻着与那天有关的吉兆：满月、伯托尔特·布雷克特(372)诞辰，都不错。出于对布雷克特的爱，我决定用《刀子麦克》(373)作为我朗诵的开篇。兰尼伴奏。
那是无与伦比的一夜。杰拉德·马伦加是个有着非凡感召力的诗人表演艺术家，吸引来了众多沃霍尔世界的精英，从卢·里德到勒内·里卡德，从布丽基德·柏林(374)到安迪本人。兰尼的朋友们也来给他捧场：莉莲·罗克松、理查德与丽莎·罗宾逊、理查德·梅尔策、罗尼·霍夫曼(375)和桑迪·珀尔曼。还有一个切尔西代表团，包括佩姬、哈里、马修和桑迪·戴利。与会诗人有约翰·乔诺(376)、乔·布雷纳德(377)、安妮·鲍威尔(378)和贝尔纳黛特·梅尔(379)。托德·朗德格伦带来了“GTOs”的克里斯蒂娜小姐(380)。格雷戈里在他靠过道的座位上不安地挪动着，等着看我的表演。罗伯特和大卫一起进来，坐在前排的中间。萨姆从包厢围栏里探出身来，催我开始。气氛紧张了起来。
安妮·瓦尔德曼把我们介绍给观众。我周身都兴奋了。我把这个夜晚献给了从凯恩到热内的罪人们。我选了《誓言》(381)这样的诗，它以一句“耶稣是为别人的罪而死，不是我的”开始，又用《不明之火》做了和缓的转折，我为罗伯特朗诵了《魔鬼长了个肉刺》，为安妮朗诵了《为我泪流成河》(382)。《挂图布鲁斯》是以杰西·詹姆斯(383)女友的视角写的，加上了副歌，比我以前写的都更像一首歌。
在兰尼的强悍节奏和弦和电音回授的伴奏下，我以《坏小子之歌》结束了朗诵。这是圣马克教堂里第一次奏响电吉他，激起了欢呼与奚落。这里是诗歌的圣地，所以有一些反对者，不过格雷戈里兴高采烈。
在庆功派对上我迎来了雷鸣般的时刻。为了这场演出，我调动了自己可能藏匿的所有傲慢，可是到了后来，我体内就充满了肾上腺素，举止像一只小公鸡了。我没有感谢罗伯特和杰拉德，也没和其他人应酬，我只是和萨姆匆匆逃走，去喝了两杯龙舌兰，吃了龙虾。
我度过了我的辉煌之夜，真让人兴奋，不过我想还是该从容淡定些，把它忘了的好。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我伤害了罗伯特的感情，他却始终难掩我带给他的骄傲。但我也必须考虑到，我似乎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我不确定它和艺术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因为那场诗歌朗诵，突然间各种邀请纷至沓来。Greem(384)杂志同意出版一组诗；在伦敦和费城要开推介朗诵会；“中土图书”(385)要出一本平装诗歌小册子；还可能和史蒂夫·保罗的“蓝天唱片”(386)签约。一开始这些都让我很受用，后来似乎就变成了尴尬，它的反作用甚至比赞美我发型的更加极端。
这些，让我觉得，来得太容易了。罗伯特都没这么轻易得到过什么，我信奉的诗人们也不曾有过这些。我决定放弃。我回绝了唱片合约，不过我离开了斯克里布纳，到史蒂夫·保罗那里当了他的女“星期五”(387)。我有了更多的自由，钱也挣得多一点了，史蒂夫却始终在问我，为什么选择给他做饭和扫鸟笼而不是去灌唱片。我不太相信自己就是扫鸟笼的命，但我也知道签下那份合约并不合适。
我想起了从玛丽·桑多兹写的《疯马：沃格拉拉族的怪人》(388)里学到的东西。“疯马”相信他会在战斗中取胜，但如果他停下脚步从战场上拿走战利品，他就将被击败。他在他坐骑的耳朵上文了闪电的图形，这样当他骑在马上时，看到它就能提醒自己。我要在眼前的事上实践这一课，小心地不拿走那并非理所当然属于我的战利品。
我决定文一个类似的文身。我坐在大堂里，正在笔记本上画着闪电的图案，一个奇特的女人走了进来。她顶着一头红色乱发，肩上趴着一只活的狐狸，她满脸都是精细的文身。我意识到如果去掉这些文身，人们将会看到一张瓦莉的脸，那《左岸之恋》封面上的女郎。很久以前她的照片就在我的墙上占据一席之地了。
我直截了当地问她能不能帮我文膝盖。她盯着我，点头默许。几天后，我们安排好在桑迪·戴利的房间里由她给我文身，戴利会把过程拍下来，她以前拍过罗伯特扎乳环，这次就像轮到我完成入会仪式了一样。
我想自己去，不过萨姆也想在场。瓦莉的技艺很原始：一枚衔在嘴里的大号缝衣针、一根蜡烛，还有一瓶墨蓝色墨水。我决心默默忍住，我安静地坐着，她在我膝盖上刺着闪电。刺完了我之后，萨姆也请她在他的左手上刺一个。她一针一针地在他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蹼”上刺着，直到一轮新月挂上天际。
一天早上，萨姆问起我的吉他哪去了，我告诉他我给了我的妹妹金柏莉。那天下午，他带我去了“村”里的一家吉他行。墙上挂着木吉他，就像在当铺里那样，只有臭脾气的店老板才是一副不想失去其中任何一把的样子。萨姆叫我随便选哪个都行，我们看了很多“马丁”，其中有些吉他还镶嵌着珍珠母，很漂亮，但真正入我眼的是一把破旧不堪的黑色“吉布森”，一把一九三一年大萧条时期的产物。背板被砸过也被修过，调弦钮的齿轮也锈了，但它身上的某种东西俘虏了我。我想是因为看它这副样子，除了我也再没别人想要了吧。
“你肯定想要的就是它吗，帕蒂·李？”萨姆问我。
“别无所求，”我说。
萨姆花二百美元买下了它。我想店主会偷着乐吧，不想他却追到街上对我们说：“要是你什么时候不想要了，我再把它买回来。”
萨姆给我买了把吉他，这真是个温情的表示。它让我想起了加里·库珀演的一部叫《火爆三兄弟》(389)的电影。他演了一个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以牺牲自己的名誉为代价，保护了养育他的女人。我决定给这把吉他起名叫“Bo”，Beau的简写，这样它就能让我想起萨姆，那个其实是爱上了吉他本身的男人。
“Bo”这把我至今敝帚自珍的吉他，成了我吉他中的功臣，我大部分的歌都是用它写的。第一首就写给了萨姆，也许我预见到了他的离去吧。工作和生活中的内疚感在向我们步步逼近。
萨姆和我还像以前一样亲密，但对他来说迟早是要离开的，这个我俩都明白。
一天晚上我们沉默地坐着，思考着同一件事情。他一跃而起，把他的打字机抱到床上。“咱们写一个剧本吧，”他说。
“写剧本我可一窍不通啊，”我答道。
“容易，”他说，“我来开头。”他这样地描述了我在第二十三街的房间：车牌、汉克·威廉姆斯的唱片、玩具羊羔、地上的床垫，然后介绍了他自己的角色，“瘦影”。
然后他把打字机往我这一推，说：“该你了，帕蒂·李。”
我决定给我的角色起名叫卡瓦勒(390)。这名字来自一个叫艾伯丁·萨拉津(391)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她像热内一样，是一个不停游走于文学和犯罪之间的早熟的孤儿。她的书里我最喜欢那本《卡瓦勒》(392)，法语中逃亡的意思。
萨姆说的对。写剧本没什么难的，我们就是给对方讲故事，角色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爱情、想象力和轻率鲁莽在《牛仔嘴》(393)里译成密码。或许这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剧本。我们把这场奇遇的结尾仪式化了，为萨姆创造了一个逃亡的壮丽出口。
卡瓦勒在故事里是个罪犯，她绑架了“瘦影”，把他藏在她的小窝里。这两个人，也爱，也打，也创造了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即兴诗歌。当写到要用一种诗性的语言即兴创作一场辩论的部分时，我临阵退缩了。“我来不了这个，”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什么都行，”他说，“即兴创作谈不到写错。”
“那要是写砸了呢？要是我把节奏破坏了呢？”
“破坏不了，”他说，“这就像打鼓。你错过一拍，就再创造一拍。”
在这样简单的对话中，萨姆教给了我即兴创作的秘诀，这秘诀我用了一辈子。
四月底，《牛仔嘴》在第四十六街西的美国普雷斯剧院(394)首演了。在剧中，卡瓦勒试图把“瘦影”塑造成她心中的摇滚乐救世主。“瘦影”一开始为这个主意而陶醉，也为卡瓦勒而倾倒，但最后不得不告诉她，他圆不了她的梦。“瘦影”回到了他的世界、他的家庭和他的责任身边，丢下了卡瓦勒，也释放了她。
演出的成功令萨姆兴奋，但将自己暴露在舞台上也让他倍感压力。在罗伯特·格劳蒂尼(395)的指导下，排练效果很不寻常，大家兴致昂扬并且不受观众的约束。第一场预演是给当地小学生看的，当孩子们笑着、欢呼着鼓励我们时，那真是一种释放。我们就像是在跟他们合作。但在官方评论里，却说得萨姆好像是觉醒了，不得不让现实中人面对他的现实问题。
第三天晚上，萨姆消失了，我们终止了演出。就像“瘦影”一样，萨姆回到了他的世界、他的家庭和他的责任身边。
然而置身剧中也教我认识了自己。我想不出卡瓦勒那个“长着牛仔嘴的摇滚基督”形象能怎样用于我所做的事，但在我们歌唱、辩论和逗对方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家中的我已站在了舞台上。我不是演员，我没法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划清界限，台上的我一如在台下。
在离开纽约去新斯科舍省(396)之前，萨姆给我在信封里留了些钱。他让我照顾自己。
他看着我，我的这位印第安风格牛仔。“你知道，你在我身上投注的梦想并不是我的梦想，”他说，“也许那些梦想对你更有意义。”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该走哪边。罗伯特没有因为萨姆走了而洋洋得意。史蒂夫·保罗给我提供了跟其他音乐家一起去墨西哥写歌的机会，罗伯特也鼓励我去。墨西哥有两样是我喜欢的：咖啡和迭哥·里维拉。六月中我们抵达了阿卡普尔科(397)，住在一栋大海景别墅里。歌我没写多少，咖啡倒是喝足了。
一场危险的暴风雨把大家都赶回了家，不过我没走，后来经洛杉矶回到纽约。我就是在那儿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大门”乐队新专辑《洛杉矶女人》(398)的广告牌，上面是一个被钉在电线杆上的女人。一辆车从身边驶过，车上的电台里传出他们的新单曲《风暴骑士》(399)。我自责，我几乎忘记了吉姆·莫里森对我产生过多么重要的影响，是他引领我走上了把诗歌融入摇滚的道路，我决定要去买这张专辑，为他写一首有力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