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GB深邃而狭长，右手边是吧台，悬垂的霓虹灯闪烁着各种品牌的啤酒广告。左手边是舞台，很矮，舞台两侧是世纪之交的浴女摄影壁画。舞台再过去是一张台球桌，后面是油腻腻的厨房和一个小房间，老板希利·克里斯特尔(96)在那里办公，他的萨路基犬乔纳森和他一起睡在里面。
那支乐队乐风粗糙不 、古怪，富于个性和感染力。他们的一切我都喜欢，那种痉挛式的动作，鼓手行云流水的爵士范儿，散漫却高潮迭起的音乐结构。右边那个高个的古怪吉他手让我感觉很亲切：浅黄色的头发，优雅修长的手指握着吉他琴颈，就像要把它掐死一样。那人叫汤姆·魏尔伦(97)，他肯定看过《地狱一季》这本书。
在演出间歇，我和汤姆没有谈诗歌，而是聊起了新泽西的森林、特拉华清冷的海滩和西部天际盘旋的飞碟。结果发现，我俩竟在相距二十分钟车程的地方长大，听着同样的唱片，看着同样的卡通，而且都爱《一千零一夜》。休息结束，“电视”回到了舞台上。理查德·罗伊德抄起他的吉他，奏响了《华盖之月》(98)的第一个乐句。
这里的世界和齐格菲尔德的大相径庭。它毫不华丽，却更加熟悉，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在乐队演出的时候，你能听到球杆撞击台球的声音，萨路基犬的叫声，酒瓶子在丁当作响，环境声此起彼伏。尽管没人知道，但星星正在排成一列，天使在召唤。
那年春天的新闻里全是帕蒂·赫斯特(99)绑架案。她被一支自称“共生解放军”(100)的城市游击队从她伯克利的公寓中劫持，扣为了人质。这个故事之所以吸引我，一部分是因为我母亲对林德伯格绑架案(101)的执着，和她随之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抓走的恐惧。悲痛欲绝的飞行员和他金发儿子的染血睡衣，在我母亲的脑海中一生挥之不去。
四月十五日，摄像头拍到了帕蒂·赫斯特和她的绑架者一起持枪抢劫旧金山某银行的画面。在随后披露的一盘磁带里，她宣布效忠“共生解放军”，并发表如下声明：“告诉大家，我感觉很自由、很强大，我向外面的所有兄弟姐妹致以我的问候和爱。”这话里边的什么东西，被我和她共享的名字放大了，吸引我去回应她复杂的处境。兰尼、理查德和我，把我对她处境的思考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版本的《嘿，乔》(102)融合到了一起。帕蒂·赫斯特和《嘿，乔》之间的联系就蕴含在歌词里，一个亡命者呼喊着“我感觉很自由”。
我们一直都想录一首单曲，想看看我们现场演出的效果将如何转化到唱片里。兰尼对单曲的制作和发行都很懂，所以罗伯特一出资，我们就在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电动女士”录音棚约了时间。我们决定录《嘿，乔》，向吉米致敬。
我们想再加一把吉他来表现对自由不顾一切的渴望，乐队选中了汤姆·魏尔伦。我琢磨着如何能打动汤姆的心，特别做了一番打扮，想必一个从特拉华出来的小伙子是会懂的：我穿着黑色的芭蕾平底鞋，粉色的山东绸七分裤，草绿色的橡胶丝雨衣，打着一把紫罗兰色的女式阳伞，走进了他兼职打工的“电影纪念品”(103)。这家店专售老电影剧照、剧本和从“大胖子”阿巴克尔(104)到赫蒂·拉玛(105)再到让·维果(106)的所有人物传记。我的穿戴是否打动了汤姆不得而知，反正他满腔热情地加入了我们的录音队伍。
我们录音的B棚在“电动女士”的后部，有一个小的八轨调音台。正式开始之前，我对着麦克风轻唤了一声“嗨，吉米”。试录了一两遍之后，理查德、兰尼和我同步录音，先录好了我们的那一轨，然后汤姆又加录了两轨吉他独奏。兰尼把这两部分混成了一个盘旋上升的主奏，然后加入了一轨低音鼓，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打击乐。
执行制作人罗伯特在控制室里焦虑地看着我们。他送了兰尼一枚银骷髅戒指作为这次录音的纪念。
录完《嘿，乔》的时候，我们还剩下十五分钟。我决定尝试一下《尿工厂》。我还留着这首诗的打字稿，那可是住第二十三街那会儿罗伯特从地板上挽救回来的。那是我那个时期的个人颂，讲的是我如何从工厂女工的单调乏味中自我解救，逃到纽约的故事。兰尼在理查德的音轨上即兴，我则重复着诗句。我们终于录到满意时，正好是午夜。
我和罗伯特站在“电动女士”大厅里那一排外星人的壁画跟前。他似乎相当满意，但还是禁不住撅起嘴来。“帕蒂，”他说，“你还是没做点能让人跳起舞来的音乐。”
我说就把这个任务留给“惊艳合唱团”吧。
兰尼和我一起设计了唱片，给我们的厂牌起名为“Mer”。我们在费城里奇大道(107)上的一家小工厂里压制了一千五百张，把它们分发到了书店和唱片店，标价每张两美元。在我们演出的入口处，还能看到简·弗里德曼拿着一个大购物袋在卖我们的唱片。在所有这些地方，最让我们骄傲的莫过于从“马克斯”的自动点唱机里听到我们的歌了。我们惊异地发现B面歌曲《尿工厂》比《嘿，乔》更受欢迎，这激励了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作品上。
诗意将继续成为我的纲领，但我心里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要满足罗伯特的愿望。
我已经体验过印度大麻了，向来有保护欲的罗伯特觉得我现在完全可以和他一起飞一次(108)。这可是我的头一遭，我们坐在我家楼外的太平梯上俯瞰着马克道格大街，等待药力发作。
“想做爱吗？”他问。我吃了一惊，但也很开心他仍想和我在一起。还没等我回答，罗伯特便拉起我的手说：“对不起。”
那晚，我们沿着克里斯托弗街(109)一路走向河边。时值凌晨两点，那天的垃圾没有人收，能看到老鼠在街灯下乱窜。我们向河边走去，遇到了一队狂热风骚的同性恋男子，他们之中有穿短裙的胡须男，也有皮衣圣徒和天使。我觉得自己就像《猎人之夜》(110)里旅行的牧师。一切都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气氛里，广藿香油、“强力胶”(111)和氨水的气味。我变得愈发焦虑了。
罗伯特好像被我逗乐了。“帕蒂，你应该对每个人都充满爱。”可是我放松不下来，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控制，一切都披上了橘色、粉色和迷幻绿的光晕。那是一个桑拿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没有现实也没有想象。
他揽着我的肩，送我走回家。天就快亮了。我花了好一阵才理解了这次旅行的本质，恶魔眼中的这座城市。滥交。从肌肉结实的臂膀上抖落下的闪粉。天主教的勋章划开光滑的喉咙。一个我无法全心拥抱的美好节日。那一晚不是我创造的，但“鸡巴女郎”(112)和《野孩子》(113)里的“他”竞相追逐的画面很快就会切换成一个男孩在过道里喝茶的景象。
威廉·巴勒斯衰老而年轻。一半是警长，一半是侦探。里外里都是作家。他有一个上着锁的药箱，不过在你痛苦的时候他会打开它。他不喜欢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忍受煎熬。看你病弱，他还会喂你。拿着一条包在白报纸里的鱼，忽然出现在你门前，然后去煎了它。对女孩来说他是遥不可及的，但我还是喜欢他。
他带着他的打字机、猎枪和长大衣暂住在一个地下室。有时他会披上他的外衣，向我们信步走来，坐到舞台前我们为他预留的位子上。穿着皮夹克的罗伯特，常常坐在他身边。像是牛仔约翰尼和他的马群。
时间过了一半了，从二月到进入春天的那几个星期，我们都在CBGB驻场。我们和“电视”乐队分账，就像前一年夏天在“马克斯”里那样，从周二到周日，两支乐队轮班上阵。这是我们首次作为乐队日常演出，也让我们更明确了想在作品中表达的东西。
十一月我们跟简·弗里德曼去了洛杉矶，在“大门”演过的“Whisky a Go Go”(114)里完成了首轮表演，然后去了旧金山。在伯克利，我们演出的地方就在“有点晕”唱片公司(115)楼上，而在“东菲尔莫”试演的那一晚是乔纳森·里奇曼(116)打的鼓。那是我第一次去旧金山，我们到“城市之光”书店(117)来了一次朝圣之旅，那儿的橱窗里摆的尽是我们朋友的书。就在首次离开纽约远足期间，我们决定再增加一位吉他手以拓展乐队的声效。大家的脑袋里都在奏着三人格局无法实现的音乐。
回到纽约后，我们在《村声》上登了一则找吉他手的广告。我们找到的大部分人，似乎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或是想听起来像什么，都已心中有数了，尤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没有谁对女主唱阵容有兴趣。我们为乐队找到了第三个男人，一个有魅力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伊万·卡拉尔(118)，他在外形和乐风上维护着摇滚乐的传统和誓言，一如“滚石”对布鲁斯的礼赞。他在布拉格本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流行明星，但随着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了他的祖国，他的梦想也被粉碎了。举家逃亡后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他精力充沛、思想开放，已准备好进一步扩展我们那迅速发展中的摇滚乐概念。
我们想象自己是“自由之子”(119)，肩负保存、保护和表现摇滚乐革命精神的使命。我们担心曾经养育了我们的音乐会陷入精神危机，我们害怕它丢失掉它的宗旨，害怕它被商业化，害怕它在壮观的场面、资金和乏味复杂的技术泥沼中挣扎、陷落。我们会在心中呼唤保罗·里维尔(120)的精神，他彻夜骑行，唤醒民众，拿起武器。我们也会拿起武器，我们这一代人的武器——电吉他和麦克风。
CBGB是发出那一声召唤的理想之地。它坐落在那条饱受蹂躏的街上，吸引了一群欢迎无名艺术家的怪人。希利·克里斯特尔对演出者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新。
从冬末到初春，我们一路拼杀、获胜，直至找到了自己的步伐。在我们演奏时，歌曲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常常映射出观众的活力、氛围、我们渐增的信心和眼皮子底下所发生的事情。
这段时间里的好多东西我都还记得。尿和啤酒的气味。《来世》(121)里，理查德·罗伊德和汤姆·魏尔伦纠缠的吉他声线。演奏被兰尼称为“炽热地带”的那个《大地》(122)版本时，约翰尼一路踏着燃烧的足迹，从野孩子统治的迷幻之夜里向我奔来，从更衣室冲向无穷可能之海，如同是从坐在我们面前的罗伯特和威廉·巴勒斯的第三、第四意识中输出的。到场的卢·里德，他对诗歌和摇滚乐的探索令我们所有人受用。舞台、观众和所有支持者的面孔之间那模糊的界限。简·弗里德曼在把我们介绍给“阿利斯塔”唱片公司总裁克莱夫·戴维斯(123)的时候笑容满面，她已精确地感知到他、他的厂牌和我们乐队之间有一种联系。每晚结束时，她会站在写着“CBGB＆OMFUG”字样的遮阳棚前，看着小伙子们把我们不起眼的乐器装进兰尼那辆一九六四年的“黑斑羚”(124)后车厢。
那时候，艾伦终日和“蓝色牡蛎崇拜”在路上巡演，有人质疑我怎么能对不着家的人保持忠诚。事实是我真的喜欢他，并相信我们之间的交流强大到足以克服他长期的缺席。长久的独守，给了我追寻艺术的时间和自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我所以为的两人间的信任被再三地亵渎了，这害了我们俩，也让他的健康大打折扣。这个温柔、聪明、看似谦逊的男人在巡演路上的生活方式，与我相信的两人之间的默契并不相符。这最终毁掉了我们的关系，但不包括我对他的尊重，也不抹杀他曾经的好。与此同时，我踏入了未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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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AI电台是电台革命之最后残存的重要传播者。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的乐队要在上东城他们的教堂里义演支持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也在美学上，能来一场有可能不经审查的现场直播，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不必遵循任何格式化的束缚，我们可以自由即兴一些甚至在最激进的调频电台里也不多见的东西。此事的重要性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乐队的第一次电台亮相。
演出结束曲是我们的《格洛丽亚》(125)版本，以我的诗《誓言》(126)融合了伟大的范·莫里森的经典，这几个月下来我已经把它整理成形。奏响它的是理查德·赫尔的一把铜质音色的“Danelectro”(127)贝司，是我们花四十美元从他手里买的。我挺想自己弹，因为它个头小，我应该能驾驭。兰尼教我弹了E，随着和弦奏响，我念道：“耶稣是为别人的罪而死，不是我的。”这句话我几年前就写了，作为存在的宣言，作为对自己言行负责的誓言。耶稣是一个值得去反叛的人，因为他就是反叛本身。
兰尼开始漫不经心地扫起摇滚乐的经典和弦，从E到D再到A，和弦与诗的结合让我兴奋。三和弦融合了语言的力量。“这些和弦能写成一首歌吗？”
“最壮美的那首，”他回答着，开始了《格洛丽亚》，理查德跟进。
我们在CBGB待了几个星期，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为一支摇滚乐队。五月一日那天，克莱夫·戴维斯给了我与“阿利斯塔”唱片的合约，我在七日签下了它。我们并没有白纸黑字地写明自己要干什么，但在WBAI广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到有一种势头正在聚集，直至《格洛丽亚》即兴的结尾，我们已经展示了自己。
兰尼和我结合了节奏与语言，理查德打底，伊万让我们的声音更加有力。是时候迈出下一步了。我们需要再找一个同道中人，一个不是来改变而是来激发灵感的人，成为我们的一员。我们以一句集体请求结束了激情四射的演出：“我们需要一名鼓手，我们知道你就在那。”
他实在不可思议。在CBGB，杰伊·迪·多尔蒂(128)已经用他从家用立体声音响上拆下来的零件做出了我们想要的音乐。他最早是跟兰斯·劳德的“腮腺炎”乐队(129)从圣巴巴拉市(130)来到纽约的。他勤恳，有点内向，崇敬基思·穆恩(131)，在WBAI广播我们音乐之后不到两周，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员。
现在每当我走进我们的排练室，看着我们渐增的设备，我们的芬特音箱，理查德的RMI键盘，现在还有杰伊·迪的一套银色的“路德维西”(132)鼓，就忍不住地为身为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而骄傲。
有了鼓手以后，我们接的第一个活儿是到我住的马克道格大街附近的“另一端”(133)去演出。我只需紧紧靴带，披上夹克，走着就能去了。乐队在这一段工作里的重点是和杰伊·迪融合，更多的人则等着看我们将如何引领众人的期望。在四晚演出的第一晚，克莱夫·戴维斯的到场为现场气氛更增添了一分兴奋。当我们钻过人群走上舞台，气氛热烈了起来，一如暴风雨之将临。
那一晚，正如常言所说，是我们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演得就像是一个人，乐队的劲拍和音高把我们飚向了另一个维度。而我站在这一切的漩涡中心，能像兔子觉察到猎狗一样确切地感知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他就在那。我突然理解了气场这种东西的真实。鲍勃·迪伦就在俱乐部里。这对我产生了奇妙的影响。我没有感到卑微，而是感受到了一种力量，那也许是他的力量吧，但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我乐队的价值。那晚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入会仪式，那晚我必须在我的榜样面前充分地成为自己。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我推开了“电动女士”录音棚的大门。走下台阶时，我无法不回想起吉米·亨德里克斯驻足宽慰一个害羞年轻姑娘的场景。我走进A棚。掌舵的是约翰·凯尔，我们的制作人，兰尼、理查德、伊万和杰伊·迪都在录音间里调试着各自的乐器。
接下来的五个星期，我们录制并缩混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马群》(134)。吉米·亨德里克斯再也不能回来创造他的新音乐语言了，但他留在了这间录音棚里的，是他对我们未来文化之声的所有希望和共鸣。从我踏进录音间的第一刻起，这些感触就浮现在脑海中：摇滚乐拯救我于苦涩的青春期，我的感激之情；我跳舞时体尝到的快乐；我在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道德力量。
这些东西在《马群》里被重新编码，也作为对前行者们的一次致敬。在《鸟园》里，我们从年轻的彼得·赖克着手，他在等待父亲威廉·赖克从天而降解救他(135)。在《打破它》(136)里，我和汤姆·魏尔伦写了一个梦，像普罗米修斯般被绑缚的吉姆·莫里森突获自由。在《大地》里，野孩子的意象和亨德里克斯走向死亡的步履合在一处。而《挽歌》(137)，纪念了所有那些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些我们已经失去、正在失去和终将失去的人。
《马群》的封面肖像毫无疑问要由罗伯特来拍，我的听觉之剑，要插在罗伯特的视觉之鞘里。我对这张照片毫无设想，只知道它应该真实。我只答应了罗伯特一件事，就是我会穿一件没有污渍的干净衬衫。
我去包厘街的救世军商店买了一摞白衬衫。有的太大，不过我真正喜欢的那件叠得整整齐齐，胸前的口袋下面还有一个字母组合图案。这让我想起一张布拉赛(138)拍的让·热内，穿着一件有字母组合图案的白衬衫，挽着袖子。我那件衬衣上绣着一个“RV”字样。我想象它原本属于导演了《芭芭丽娜》的罗杰·瓦迪姆(139)。我剪掉了它的袖口，穿在我的黑夹克里面，别了一枚艾伦·拉尼尔给我的马形别针。
这张照片，罗伯特想去萨姆·瓦格斯塔夫那儿拍。在第五大道一号，他那间天台屋沐浴在自然光里的时候，角窗会投射出一片阴影，形成一片光的三角形，罗伯特想在画面里用上它。
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发现晚了。我匆匆忙忙地进行例行程序，到街角的摩洛哥人面包房，抓上一根法棍、一束新鲜的薄荷叶和一些鳀鱼。回来烧开水，把薄荷叶塞进水壶里，在切开的法棍里倒上橄榄油，冲洗鳀鱼柳，把它夹进去，洒点辣椒粉。我倒了杯茶，寻思着：总好过穿着衬衫干这些，否则肯定溅上油点子。
罗伯特来接我。他很担心，因为天阴得很。我穿戴完毕：黑锥形裤，白线袜，“Capezios”黑芭蕾舞鞋。我又加上了我最喜欢的丝带，罗伯特扫掉了我黑夹克上的渣子。
我们上了街。他饿了却不肯吃我的鳀鱼柳三明治，于是我们去了克里斯托弗街上的“粉红茶杯”。这一天就这么悄悄溜走了。天空多云，昏暗又阴沉，罗伯特一直在等太阳出来。最后，傍晚时分，天空开始放晴。当我们穿过华盛顿广场时，天眼看又要暗下来。罗伯特担心就要错过天光了，我们向第五大道一号跑去。
天已经在逐渐变暗。他也没个助理，我们从没聊过应该怎么拍，或者想拍成什么样子。他会去拍。我会被拍。
我知道我该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他该怎么用光。这就够了。
萨姆的公寓很简朴，一片白色，几乎是空的，能俯瞰第五大道的窗边有一棵鳄梨树。一面大棱镜把光线折射成彩虹，倾泻在白色暖气片对面的墙上。罗伯特把我摆在三棱镜旁边，准备要拍的时候，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站在那里。
窗外始终云聚云散。测光表出了点状况，他变得有点焦虑。他拍了几张。然后放弃了测光表。一片云飘了过来，三棱镜失效了。他说，“我真是喜欢这衬衫的白，你知道。你把夹克脱了好么？”
我匆匆脱下夹克搭在肩上，就像弗兰克·辛纳屈(140)。我是反射。他是光影。
“它回来了，”他说。
他拍了几张。
“成了。”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那天他拍了十二张照片。
才短短几天他就把样片拿来给我。“这张有魔力，”他说。
现在再看时，我眼前的永远不是我，而是我们。
罗伯特·米勒(141)是琼·米切尔(142)、李·克拉斯纳和艾丽斯·尼尔(143)等艺术家的支持者，在看过哥谭书屋二楼展出的我的画之后，他邀请我去他的画廊办展览。安迪·布朗支持我的作品已经有些年了，看到我能有这个机会他也很高兴。
参观了第五十七街和第五大道夹角处他那个场地开阔又高端的画廊后，我不确定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展示空间。我还觉得，这种规模的画展，我没有罗伯特不行。我问他这个展览我能否与罗伯特合办。
一九七八年罗伯特都沉浸在摄影里。他精心制作的画框对应了他和几何形式之间的共鸣。他已经完成了古典肖像和独具性感的花卉，也将色情推进了艺术王国。而他当前的任务是控制光线，达成最浓重的黑。
当时罗伯特与霍利·所罗门(144)画廊有联系，他请求画廊允许他与我一起办展。我对艺术圈的政治一窍不通，我只知道我俩应该在一起办展。我们选择了一批强调了两人关系的作品——艺术家与缪斯，这在我们之间是可以互换的角色。
罗伯特希望我俩能为罗伯特·米勒画廊创作点独特的东西。他开始挑选他拍得最好的我的肖像，把它们印得比真人还大，并把我们在科尼岛上的照片放大到六英尺长的画布上。我画了一组他的肖像系列，还决定以他的情色摄影为基础画一系列素描。我们选择了一张一个青年在另一个嘴里撒尿的照片、一张血污睾丸的，还有一张模特穿着黑色橡胶套装蹲着的。这些照片冲印得相对小些，我在其中一些图像的四周写满了诗，其他的则以铅笔画填充。
我们考虑拍一个短片，不过资金有限。我们把钱凑到一起，罗伯特雇来学电影的学生莉萨·林兹勒(145)帮助拍摄。
没有故事脚本。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两人都能做好自己那部分。罗伯特叫我到邦德街去拍，还说有惊喜给我。我在地板上铺了块布，把他送我的那条纤巧的白裙、我的白芭蕾舞鞋、印度脚铃、丝带和一本家庭《圣经》(146)摆在上面，打成一个包袱。我准备好去完成任务了，然后向他的阁楼走去。
我兴高采烈地去看罗伯特到底为我准备了什么。就像当初回到布鲁克林的家，看他把房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装置作品。他已然创造了一个神话之境，墙上覆盖着白色的网，前面除了一尊靡菲斯特(147)的雕像什么也没有。
我放下包袱，罗伯特建议我们来用MDA(148)。我不知道MDA是什么，但出于对罗伯特的完全信任，就同意了。在我们开始拍片子的时候，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起没起作用。我太专注于我在片中的角色了。我穿上白裙子，系上脚铃，包袱就那么敞开摊在地上。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天启。交流。天使。威廉·布莱克。路西法。诞生。我说话，莉萨拍电影，罗伯特拍剧照。他无声地引导着我。我就是水中的船桨，而他是那坚定的手。
罗伯特与百合花，一九七八年。
帕蒂，《保持移动》，一九七八年。
感觉到了某一个点时，我决定扯下那些网，相当于毁掉他的创造。我向上伸出手去，抓紧网的边缘，然而我僵住了，浑身无力，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来。罗伯特冲过来，抓过我的手腕握着，直到感觉我放松下来。他太懂我了，无需说一个字就告诉了我这一切都不要紧。
那一刻过去了。我把网裹在身上，看着他，他拍下了这运动中的一瞬。我脱下了纤巧的裙子和脚铃。穿上我的工装裤、元帅靴，我的黑长袖运动衫——我的工作服——把其他东西收拾到包袱里，扛在肩上。
在影片旁白里，我探究了那些我和罗伯特经常讨论的想法。艺术家在直觉中寻求神性的共鸣，但是为了创作，他不能停留在这个令人神往的无形国度里。他必须回到物质世界去完成他的作品。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在神秘的交流和创造的劳动之间寻找平衡。
我离开了恶魔，离开了那些天使，以及那个残存的手工世界，我说：“我选择人间。”
我和我的乐队上路巡演了。罗伯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你在演出吗？你在画画吗？”他的电话从这家酒店追到那家酒店。“帕蒂，你干吗呢？画画呢？”我在芝加哥休息了三天，把他急坏了。我去了一家美术用品店，买了好几张Arches牌缎纹纸，我的首选画纸，贴在酒店房间的墙上。我把那张在别人嘴里撒尿的青年的照片钉到墙上，以它为基础画了几幅素描。我的创作总是喷发式的。当我把它们带回纽约，一开始对我的耽搁还很恼火的罗伯特，对它们却非常满意。“帕蒂，”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罗伯特把我不在期间他为展览潜心创作的作品拿给我看。他已经冲印出了一系列的影片剧照。我当时那么专注于自己的角色，都没察觉他拍了这么多。这些，在我们合作完成的照片里都属于最出色的。他决定为影片起名《保持移动》(149)，他把剧照也放进了影片的最终剪辑版，我们还为电影制作了音轨，把我的电吉他和现场解说混在一起，并引用了《格洛丽亚》。如此一来，便展示出了我们作品的各个组成——摄影、诗歌、即兴创作与表演。
《保持移动》映射出了罗伯特眼中的图像表达和音乐的未来：一种可以成为独立艺术形式的音乐录影带。罗伯特·米勒很支持这部影片，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循环放映。他建议我们做一张海报，于是我们为彼此选了一张照片，加固了我们互为艺术家和缪斯的共同信仰。
为了在萨姆·瓦格斯塔夫家举办的开幕式，我俩盛装打扮了一番。罗伯特穿了一件白衬衫，卷着袖子，一件皮马甲，牛仔裤和尖头鞋。我穿了丝质防风衣和锥形裤。出乎意料的是，罗伯特喜欢我这身打扮。从切尔西酒店开始，我们涉足过的所有圈子里的人都来了。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勒内·里卡德评论了这次展览，写了一篇美文，称我们的作品为“友谊的日记”。我可欠过勒内不少人情，无论我何时想要放弃绘画，他都会斥责和激励我。当我站在罗伯特身旁，看勒内端详那些涂了金色的画框里的作品时，心中充满了对这两个不让我放弃的人的感激之情。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展。七〇年代，我跟乐队和巡演团队的工作把我远远地带离了罗伯特和我的世界。在我环游世界的时候，才有时间反应过来我和他还没一起旅行过。除了书本，我们从未一起看过纽约之外的世界，从没有坐在飞机里手牵手，爬升到一片崭新的天空，再降落到一片崭新的土地。
然而我和罗伯特早已在我们创作的前沿探索，为彼此创造了一片空间。当我走在缺失了他的世界的舞台上，我会闭上眼睛想象着他脱去他的皮夹克，与我一起迈进那片一千支舞的无垠之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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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我们走过第八街，听到《因为夜晚》(151)从一家接一家的店铺破门而出。那是我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152)的合作，是专辑《复活节》(153)里的单曲。这首歌录完后，罗伯特成为了它的第一个听众。对此我是有理由的，这是他对我一直以来的期望。在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它上升到了“Top 40”榜的第十三名，实现了罗伯特对我有朝一日做出一张热门唱片的梦想。
第五大道一号，一九七八年。
罗伯特微笑着，和着这首歌的律动迈着步。他掏出一支烟，点上。从他最早解救我于科幻作家之手和在汤普金斯广场小摊上分享一杯蛋奶至此，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了。
罗伯特毫不掩饰为我的成功而感到的骄傲。这是他自己所期望的，也是他为我们俩所期望的。他吐出一柱完美的烟雾，然后用一种他只有和我才会用的语气——一种假装的责备，不带嫉妒的羡慕——用我们的兄妹语言，说：“帕蒂，你比我先出名啦。”
(1) Strand Book Store，一家位于纽约东村的著名独立书店。
(2) Roberto Clemente（1934～1972），波多黎各棒球选手，曾经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匹兹堡海盗队。
(3) Andy Brown。
(4) Gotham Book Mart，曼哈顿区的书店和文化地标（1920～2007）。
(5) Diamond Row。
(6) Hermes 2000。
(7) Light Gallery。
(8) Marvin Gaye（1939～1984），美国歌手、歌曲作者及音乐家，拥有三个八度的音域。Trouble Man。
(9) Harar，埃塞俄比亚城市，哈勒尔盖省首府。
(10) Identity。
(11) Jane Friedman。
(12) Mercer Arts Center。
(13) New York Dolls，美国乐队，1971年成立于纽约，朋克音乐先驱者之一。
(14) Broadway Central Hotel。
(15) Diamond Jim Brady（1856～1917），美国商人、金融家及“镀金时代”的慈善家。
(16) Lillian Russell（1861～1922），美国女演员及歌手。
(17) Jubilee Jim Fisk（1835～1872），美国证券经纪人及公司主管。
(18) Piss Factory。
(19) Greene Street。
(20) Jack Smith（1932～1989），美国电影导演、演员及地下电影先锋。
(21) Sam Friedman。
(22) Gypsy Rose Lee（1911～1970），美国滑稽戏女演员，以其脱衣舞表演闻名。
(23) Josephine Baker（1906～1975），在美国出生的非裔法国舞蹈家、歌手及演员。
(24) The Harder They Come，佩理·亨泽尔（Perry Henzell，1936～2006）1972年导演的牙买加犯罪电影。
(25) Big Youth（1949～），20世纪70年代牙买加著名DJ。
(26) Roys。
(27) U and I。
(28) Rastafarian，牙买加教派之一。崇拜前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并认为黑人将返回非洲大陆。
(29) Solomon and Sheba，1959年的一部由美国演员演绎的《圣经》史诗片。
(30) Abyssinia，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31) 成立于1973年，是美国最大的非连锁摄影与摄像器材商店。
(32) Screaming Target，牙买加DJ“伟大的青春”的处女作。
(33) Richard Sohl（1953～1990），美国钢琴家、歌曲作者、“帕蒂·史密斯乐队”成员。
(34) Haile Selassie（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
(35) cabinet card，也称6英寸照片，制作这种尺寸的照片是为了摆在家中橱柜里，因而得名。
(36) Cameron。
(37) Edward S. Curtis（1868～1952），美国摄影师，以拍摄美国原住民而闻名。
(38) Irving Penn（1917～2009），美国摄影师，以拍摄肖像及时尚摄影闻名。
(39) Graphic camera。
(40) Robert Fosdick。
(41) Witt。
(42) Dennis Florio。
(43) Charleville。
(44)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
(45) Ava Gardner（1922～1990），美国女演员。
(46) Dior，法国高端时装品牌。
(47) La Coupole。
(48) Raspail。
(49) Campagne-Première。
(50) Yves Klein（1928～1962），法国艺术家，战后欧洲艺术的重要人物。
(51) Breathless。
(52) Montparnasse Cemetery。
(53) Constantin Brâncuşi（1876～1957），旅居法国的罗马尼亚雕塑家。
(54) Enid Starkie（1897～1970），爱尔兰文学评论家。
(55) Racine。Hôtel des Etrangers。
(56) Cabaner。
(57) Le Spleen de Paris，波德莱尔的散文集。
(58) Marseille，法国第二大城市。
(59) Pernod。
(60) Charles Aznavour（1924～），亚美尼亚裔法国歌手、歌曲作者及演员。
(61) Cat Stevens（1948～），英国音乐家、歌手、教育工作者及慈善家。
(62) Ducale。
(63) A Season in Hell，兰波1873年出版的作品。
(64) Père-Lachaise。
(65) Ophelia，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66) Rock and Rimbaud。
(67) Hotel Diplomat。
(68) Speak Low。
(69) One Touch of Venus，柯特·韦尔创作的音乐剧，1948年被搬上银幕。
(70) Bill Elliott。
(71) Hank Ballard（1927～2003），节奏与布鲁斯歌手，“汉克·巴拉德与午夜人”（Hank Ballard and The Midnighters）乐队主唱。
(72) 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国电视主持人、喜剧演员。
(73) West End Bar。
(74) Phil Ochs（1940～1976），美国抗议歌手、歌曲作者。
(75) 兰尼·凯生于1946年12月27日。
(76) Bebe Buell（1953～），美国时装模特、女歌手。
(77) MacDougal Street。Kettle of Fish。
(78) 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The Women of Cairo。
(79) Bowles。
(80) Mrabet。
(81) Albert Cossery（1913～2008），出生在埃及的法国作家。
(82) Isabelle Eberhardt（1877～1904），瑞士探险家、作家，在北非大陆旅行生活。
(83) The Pipes of Pan at Joujouka，“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录制的摩洛哥乐队“酋酋卡的音乐大师”（Master Musicians of Joujouka）的音乐，1971年于滚石唱片旗下出版。
(84) Victoria Theatre。
(85) St.Joseph's Day，每年的3月19日。
(86) Death in Venice，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在1912年出版的小说。Tadzio。
(87) Mendelssohn（1809～1847），德国作曲家。
(88) MacArthur Park。
(89) Reno Sweeney。
(90) Peter Allen（1944～1992），澳大利亚歌曲作者及演员。
(91) 指《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兰尼·凯给理查德·索尔起了这个昵称，因为他很像该剧中俊美的波兰小伙塔吉奥。
(92) Ziegfeld Theatre。
(93) Ladies ＆ Gentlemen：The Rolling Stones。
(94) Richard Hell（1949～），歌手、歌曲作者、贝司手及作家。
(95) Television，美国乐队，1973年成立于纽约，被视为朋克摇滚的奠基者之一。
(96) Hilly Kristal（1931～2007），CBGB俱乐部老板及音乐家。
(97) Tom Verlaine（1949～），歌手、歌曲作者及吉他手，“电视”乐队主唱。
(98) Richard Lloyd（1951～），美国吉他手、歌手及歌曲作者，“电视”乐队建队元老。Marquee Moon。
(99) Patty Hearst（1954～），美国报业继承人、社交名流及演员。
(100)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101) 1932年3月1日晚，蹒跚学步的林德伯格（Lindbergh）在新泽西小镇的家中被劫持，两个月后其尸体在家附近被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