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到洪堡公园(1)沿着草原河散步。一间老船屋、一个圆顶棚、一座石拱桥，记忆很模糊，就像玻璃盘子上的印痕。河在峡谷处流入一片宽阔的小淡水湖，我看到了水面上的一个奇迹，一条弯弯的长脖子从一团白羽毛中升了起来。
天鹅，母亲察觉到了我的兴奋，说道。那天鹅轻拂明亮的水面，扇着一对大翅膀，飞向了天空。
不过词语本身难以表明它的壮美，也不能表达它所产生的情感。此情此景使我萌发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强烈欲望，一种就天鹅说点什么的渴望：说一说它的洁白，它动作的爆发性，以及它悠然的振翅。
天鹅与天空融为了一体。我还在奋力寻找词汇形容我对它的感觉。天鹅，我不尽满意地重复着，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一种好奇的渴望，那是路人、母亲、树林或者云朵都觉察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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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一，在一九四六年芝加哥北部遭遇大暴雪期间。我来得太快了，不比那些降生在新年夜的婴儿，出院时还能带走一台新冰箱。(2)出租车在风雪的漩涡中沿着密歇根湖岸爬行，任凭母亲努力地忍耐，蠢蠢欲动的我还是让她陷入了剧烈的阵痛。听父亲说，我生下来就是个又瘦又长、有支气管肺炎的孩子，为了不让我死掉，他一直把我捧在冒着热气的洗衣盆上取暖。
妹妹琳达随后在一九四八年的另一场暴风雪中降生了。这必然迫使我迅速地成长。在妈妈熨衣服的时候，我坐在我们出租房的门廊里，等待送冰人和最后一队四轮马车。送冰人拿给我用棕色纸包着的碎冰片，我会把其中一份塞进兜里留给妹妹，而当我事后去拿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母亲怀上弟弟托德的时候，我们搬离了洛根广场(3)拥挤的住处，移居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日耳曼敦(4)。后来的几年，我们都住在为军人和军属搭设的临时房屋里——从那些刷了白灰的营房，能俯瞰到一片开着野花的弃耕地。我们管那块地叫“补丁”，夏天的时候，大人们会坐在那里聊天、抽烟，还会传饮装在罐子里的蒲公英酒；我们小孩自己玩。母亲教我们玩“雕像”、“红衣流浪者”和“西蒙说”，那也是她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用雏菊花做成项链和皇冠装扮自己。到了晚上，就用广口玻璃瓶收集萤火虫，挤出它们发光的部位做成戒指戴在手上。
母亲教我祈祷，她教给我的祈祷文也是她妈妈教给她的。“现在我躺下睡觉，请主守护我的灵魂。”黄昏，我跪在我的小床前，烟不离手的她站在旁边，听我跟着她背诵。我最盼望的就是念祈祷文了，尽管那些话让我困惑，而她也被我的各种问题纠缠着。灵魂是什么呀？是什么颜色的？我曾经怀疑，我的灵魂会恶作剧地在我做梦的时候偷偷溜走，不回来了。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好让它老实地待在我这儿。
或许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母亲把我送进了主日学校。我们死记硬背地学习《圣经》和耶稣的话，然后站成一排，得到每人满满一勺蜂巢蜜的奖赏。好多咳嗽的孩子也都去含那罐子里唯一的勺，我本能地厌恶那把勺，不过我迅速地接受了“上帝”的概念。我喜欢想象有个高于我们的存在，想象它不停地动着，就像一片液态的星辰。
很快我便不满足于小孩念的祈祷文，请求母亲让我自己创作了。令我欣慰的是能不必再重复那句“如果我在醒来之前死去，请主带我的灵魂同行”，而是说上一些心里话。获得了这样的解放，我会躺在我煤炉边的床上，兴致勃勃地对上帝悄声说上很多话。我睡得不多，我那无穷无尽的誓言、憧憬和计划，想必也把他烦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体验另外一种祈祷文，一种安静的、更需去倾听而非倾诉的祈祷文。
我那股言辞的小小湍流，消散在一种不断扩展和渐渐模糊的复杂感觉之中。那是我走进想象力之光的入口。在得流感、麻疹、水痘和腮腺炎而发烧的时候，这个过程尤其被放大。我把那些病得了个遍，每病一次，我的认识就荣幸地又上一个台阶。内心深处，一朵雪花样的东西在空中旋转，在穿过我眼睑的刹那变得愈发强烈，我抓住了一份最珍贵的纪念品，一枚从天堂的万花筒中坠落的碎片。
我对书的爱渐渐赶上了对祈祷文的爱。我会坐在母亲脚边，看她喝着咖啡、抽着烟、读着摊在膝头的书。她的全神贯注引起了我的好奇。尽管那会儿连幼儿园都还没上，我却已经爱看书了，喜欢抚摸那些书页，掀起蒙在卷首插图上的薄纸。我想知道书里面都有些什么，能如此深深地吸引她。我把她那本深红色封皮的《福克斯的殉道者书》(5)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希望能理解它的含义。后来母亲发现了，她让我坐下，开始了教我读书的辛苦历程。在莫大的努力下，我们从“鹅妈妈”(6)读到了苏斯博士(7)。等我不再需要她教读了，母亲便让我坐在又软又厚的沙发上和她一起朗读，她读《渔夫的鞋子》，我呢，读《红舞鞋》(8)。
我一下子被书迷住了。我渴望把书读个遍，而我读到的东西又使我产生了新的渴望。或许我可以去非洲给艾伯特·史怀哲(9)打下手；或许可以戴上我的浣熊皮帽拿着牛角火药筒，像戴维·克罗克特(10)那样保卫人民；我也可以去登喜马拉雅山，住在山洞里转经筒，让地球不要停转。但表现自我才是我最强烈的渴望，弟弟妹妹于是成了我想象力成果的第一批热忱同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故事，乐颠颠地在我的游戏里扮演角色，还在我的战役中英勇作战。有他们在我身边，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春天的那几个月我总是生病，我被责令躺在床上，不得已听着窗外小伙伴们的嬉戏。夏天，小一点的孩子会来我床边报告，大兵压境，我方保住了多少原野。因为我的缺席，我方在一场战斗中损失惨重，我疲惫的部队集合到我床前，我会读一段对这些娃娃兵而言就像《圣经》一样的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写的《一个孩子的诗园》(11)，为他们祝福。
冬天，我们堆起雪堡，我当将军，指挥战役、制作地图并拟定进攻和撤退战略。我们打响了爱尔兰祖辈之战，橙军对绿军(12)。我方穿橙色，但对它的含义一无所知，那对我们来说只是颜色罢了。心不在焉的时候，我会拟一份停战协议，然后去看望我的朋友史蒂芬妮。她那时正从一场我搞不大懂的重病中恢复着，是血癌的一种吧。她比我大，我八岁那会儿她大概有十二了。我没有多少话可跟她说，可能也给不了她多大安慰，可我的出现却似乎令她高兴。我相信自己接近她的真正原因并非出于好心，而是她宝贝的魅力。她姐姐会挂起我的湿衣服，用托盘为我们端上巧克力牛奶和全麦饼干。史蒂芬妮会靠在枕头堆上，而我，会讲一些离奇的故事，看她的漫画书。
我对她的漫画收藏大为赞叹，那一大堆书都是她长年卧病在床积攒起来的，《超人》、《小露露》、《经典漫画》系列和《神秘屋》(13)，一期都不缺。她那个旧雪茄匣里装着所有一九五三年的幸运徽章：赌轮盘、打字机、溜冰者、红色美孚飞马、埃菲尔铁塔、芭蕾舞鞋，还有全套四十八个州形状的徽章。这些我都玩不够，赶上她有两个的，还会送一个给我。
我床边的地板下有一处秘密隔层。那里埋藏着我的宝藏：弹球游戏的战利品、收藏卡，还有我从天主教堂垃圾桶里挽救回来的宗教手工艺品——旧圣卡、破旧的肩衣、手脚有缺的石膏圣徒。我把从史蒂芬妮那得来的战利品也放了进去。某种天性告诉我，不该从一个病姑娘那要礼物，但我还是拿了，并且藏了起来，有点惭愧。
我答应过情人节那天去看她，但我失约了。作为将军，领导由弟弟妹妹和附近男孩组成的部队可是很劳神的，况且还要穿越三英尺厚的积雪。那年的冬天很不好过。第二天下午，我丢下我的岗位去找她喝巧克力牛奶。她非常安静，恳请我留下来，然后就进入了梦乡。
我翻看了她的珠宝盒。那是个粉色的盒子，一打开就会有一个芭蕾舞者跃然眼前，就像一位小糖果仙子。一枚溜冰者的别针把我深深地吸引了，我让它偷偷地溜进了我的连指手套。我一动不动地在她身边坐了很久，在她还睡着的时候悄悄地走了。我把那枚别针埋进了我的宝藏。那一晚我睡睡、醒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不已。到了早上，我已经难受得没法上学了，我带着深重的罪恶感卧床不起。我起誓要把别针还给她，并求得她的原谅。
第二天是我妹妹琳达的生日，但没有派对给她开。史蒂芬妮的病情恶化了，我父母都去医院献了血。他们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流泪，母亲跪到我身边，告诉了我史蒂芬妮的死讯。摸过我的脑门之后，她的悲痛迅速转成了担忧，我发烧了。
我们住的公寓被隔离了。我得了猩红热。在五〇年代猩红热比现在可怕，因为它往往会发展为致命型的风湿热。通往我家的门被漆成了黄色。卧病在床的我没能去参加史蒂芬妮的葬礼，她母亲给我带来了她成堆的漫画书和那一雪茄匣的徽章。现在我什么都有了，拥有了她所有的宝贝，可我却病得连看上一眼的力气都没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体味到了恶之重，即使是偷了一枚溜冰者别针这样的小恶。我思考着这样的现实：无论我想成为怎样的好人，都不可能圆满实现了，我也永远无法得到史蒂芬妮的原谅了。但随着我夜复一夜地躺在床上，我忽然想到，也许可以通过向她祈祷来跟她说说话，或者至少请求上帝代表我去求求情。
罗伯特迷上了这个故事，偶尔遇到寒冷、倦怠的星期天，他还会求我讲上一遍。“给我讲讲史蒂芬妮的故事，”他会这样说。在我们赖床的那些漫长的上午，我会不厌其详地讲起我童年的故事，讲起它的悲伤和神奇，我们也努力地假装感觉不到饥饿。而每一次，当我讲到我打开了那个珠宝盒，他都会喊：“帕蒂，不要啊……”
我们总爱笑话小时候的自己，笑我是一个努力学好的坏丫头，而他是一个努力学坏的好小子。多年之后，这些角色会颠倒，然后再颠倒，直到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双重性，我们就这样接纳了大相径庭的信条，接纳了自身的光明与阴暗。
我是爱做白日梦的小孩。我早熟的阅读能力，以及无法将之用于任何实际事情上的无能，让我的老师们伤透了脑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评语上说我整日幻想、心不在焉。心到底去哪儿了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它总是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戴着圆锥形纸帽，坐在角落里的高脚凳上。
后来，我还会把这些滑稽的屈辱时刻为罗伯特细致地画下来。他以此为乐，他似乎欣赏一切令我不合群或被别人排挤的才能。通过这种视觉对话，我青春的记忆也变成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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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逐出了“补丁”，不得不打包在新泽西州南部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这让我闷闷不乐。母亲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金柏莉，我们全家协力抚养这个多病而阳光的小姑娘。周围的沼泽地、桃园、养猪场，都让我感到孤独和格格不入。我沉浸在书籍里，构思着一本只编到西蒙·玻利瓦尔(14)这一词条的百科全书。父亲带我走进了科幻小说的天地，我们一度研究过UFO在本地广场舞厅上空的活动情况，他也不断质疑着人类的起源。
刚满十一岁的时候，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带着狗儿到偏远的树林里散步。红土地上遍布着天南星、朽木和臭菘。我会找块好地方享受孤独，把脑袋靠在一截由满是蝌蚪的小溪冲下来的原木上休息。
弟弟托德是个忠实的中尉，我们会匍匐爬向采石场边的土灰色田地。我尽职的妹妹在原地驻扎，等着为我们包扎伤口，并用父亲的军用水壶供给我们急需的水。
一天，我在毒辣的日头下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不想迎头挨了母亲一顿训。
“帕特里夏，把衬衫穿上！”她斥责着。
“太热啦，”我抱怨，“大家不是都没穿嘛。”
“不管热不热，你都到了得穿衬衫的年纪。你眼看就要变成大姑娘了。”我强烈地抗议，宣布说除了自己我永远不会变成任何人，说我是彼得·潘(15)一族的，我们不会长大。
这场争执以母亲的胜利告终，我穿起了衬衫，但在那一刻我所感到的背叛无以复加。我懊恼地看着母亲履行她的女性职责，注意到她丰满的女性躯体。这一切似乎都有悖于我的天性。那浓重的香水味和两抹红唇，在五〇年代都显得太过，令我生厌。我一度对她愤愤不平，因为她既是信使也是坏消息。为了还她以颜色，加之有狗儿陪伴，我于是梦想去旅行。跑得远远的，参加外国军团，级级晋升，然后带着我的兵到沙漠拉练。
书给了我慰藉。说来也怪，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6)让我对自己生为女人的宿命有了一份积极的心态。乔，《小妇人》里马奇家四姐妹中的假小子，以写作养家，在南北战争期间艰难维生。她用桀骜不驯的潦草笔迹，填满了一页又一页的纸面，然后在当地报纸的文学副刊上发行。她给了我树立新目标的勇气，没过多久我就在精心编写短篇，乐此不疲地给弟弟妹妹讲夸张的轶事了。从那时起，我便怀揣了有朝一日写一本书的愿望。
第二年，父亲带我们到费城的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次难得的远足。我父母工作非常辛苦，带四个孩子坐巴士去费城，也是件又累又贵的事。这是我家唯一一次集体远足，标志着我与艺术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我对修长、慵懒的莫迪里阿尼(17)有一种身体上的认同感；被萨金特(18)和托马斯·伊肯斯(19)优雅的静物写生所触动；为印象派作品散发的光芒而倾倒。在一个毕加索的主题大厅里，从他的“丑角”系列到立体主义，无一不给我最深刻的影响。他那蛮横的自信令我叹绝。
我父亲欣赏萨尔瓦多·达利(20)的绘画技艺和象征手法，但对毕加索毫无感觉，这导致了我们之间的首次重大分歧。母亲则忙于捉拿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正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打出溜。我敢肯定，当我们排成一队走下那一大段楼梯时，我看上去与平时毫无二致——一个没精打采的十二岁的无知孩子。但暗暗地，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改变了，是这样的启示改变了我：人类创造了艺术，做一名艺术家就是要去探索别人所不能。
诚然我很渴望成为艺术家，却无法证明我有那个潜质。我想象自己感受到了那种召唤，并祈祷真能如此。但一天晚上，在看珍妮弗·琼斯演的《圣女之歌》(21)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圣女并没有要求得到召唤。卑微的乡下姑娘伯纳黛特被选中时，渴望神圣性的却是那位女修道院院长。这让我不安。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感受到了成为艺术家的召唤。我倒不怕天降大任会让我吃苦，而是更怕上天不搭理我。
我的个头一下子蹿了好几英寸。我有将近五英尺八英寸了，却不过一百磅而已(22)。到了十四岁时，我已不再是一支忠诚小部队的指挥官，而是成了一个皮包骨的失败者，一个栖息在高中社群最下层，备受奚落的对象。我沉浸在书籍和摇滚乐里，那是一九六一年的青春期的救赎。父母晚上要上班，做完家务活和家庭作业之后，我和托德、琳达便会随着詹姆斯·布朗(23)、“雪瑞尔合唱团”(24)和“汉克·巴拉德与午夜人”(25)的音乐跳舞。可以谦虚地说，我们在舞池里的表现和在战场上一样出色。
我画画，跳舞，还写诗。我没有什么天赋，但富于想象力，老师们也鼓励我。我在当地宣伟涂料店(26)主办的一个绘画比赛中获胜，作品被陈列在商店橱窗里，还得到了够买一个木质画箱和一套油画颜料的奖金。我会去图书馆和教堂集市上扫荡画册。那个时候，尚且能以半买半送的价格淘到漂亮的画册，于是我快乐地徜徉在莫迪里阿尼、杜布菲(27)、毕加索、弗拉·安吉利科(28)和阿尔伯特·赖德(29)的世界里。
母亲送我《迭哥·里维拉的精彩人生》(30)作为十六岁的生日礼物。他的壁画、他的游历与苦难，以及他的爱与劳作，都使我仿佛身临其境。那年夏天，我在一家无工会工厂找了一份检查三轮车把手的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至极，我一边做着计件工，一边遁入我的白日梦。我渴望加入艺术家的群体，渴望他们的那种饥渴、他们的穿衣打扮、他们的创作还有祈祷文。我吹嘘，说自己有朝一日会当一个艺术家的情妇。在我稚嫩的心灵里，似乎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了。我把自己想象成迭哥的弗里达(31)，她既是缪斯也是创作者。我梦想着遇到一个能让我去爱、去支持、去并肩创作的艺术家。
罗伯特·迈克尔·梅普尔索普(32)出生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一。他在长岛的弗洛勒尔帕克(33)长大，是家中六个孩子里的老三，他曾经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子，无忧无虑的朝气中，微妙地夹杂着一份对美的痴迷。他年轻的眼眸贮藏起每一道光：珠宝的闪烁、圣坛的华贵坛布、金色的萨克斯风，抑或一片蓝色星野。他生性细致、谦和而腼腆。甚至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抑制了一份骚动和对骚动的渴望。
光芒透过他那双孩子的手，照在他的填色本上。填色让他兴奋，不为那涂满空间的快感，而为选择那些别人不会去选的颜色。他于群山的葱绿间看到红色，紫色的雪，绿色的皮肤，银色的太阳。他喜欢这样影响别人，他的兄弟姐妹都被他搞晕了。他发现自己有画速写的天赋。他天生就是画画的料，他偷偷地把自己的形象扭曲和抽象化，感受着自身能量的增长。他从小就是艺术家，他自己也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幼稚的信念。他只是认清了自己的角色。
那光芒照在罗伯特钟爱的首饰制作工具套装上，照在装着瓷釉的瓶瓶罐罐和小刷子上。他的手真巧。他很高兴自己有能耐为母亲拼接和装饰胸针，他也不在意这本应是一种女孩的嗜好，饰品制作工具套装可是送给女孩的传统圣诞节礼物。他的运动健将哥哥，会在他串饰品的时候暗中嘲笑他，而他烟不离手的母亲琼，则赞赏地看着儿子坐在桌边，恭敬地为她串着又一条印度细珠项链。这是一个预示，预示着他之后将会自己戴上这些项链，摆脱他的父亲，在LSD药劲醒来之后，将他的天主教、商业道路和军事解决途径抛诸脑后，承诺只为艺术而活。
做出如此决断，对罗伯特来说实属不易。尽管他也渴望能使父母满意，体内却有种不可否认的东西。罗伯特很少讲起他的童年或者家庭，他总是说自己有一段不坏的成长经历，说他的日子过得安全又衣食无忧，但他总是抑制着他的真情实感，模仿着他父亲的坚忍性格。
母亲盼望他能成为神职人员。他喜欢当辅祭，不过他更多是享受于能涉足那些神秘领域：圣器室、禁室、圣袍和仪式。他和教堂之间的关系并非出于宗教或虔诚，而是基于美学。正邪较量的战栗感吸引着他，大概因为那是他内心冲突的写照，也揭示了一条或许他仍需穿越的边线。然而，在他的第一次圣餐仪式上，他骄傲地完成了那份神圣的工作，陶醉于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他系着巨大的波德莱尔(34)式领巾，戴着与挑衅者阿尔蒂尔·兰波(35)一样的臂章。
《圣经》学校，费城。
第一次圣餐礼，弗洛勒尔帕克，长岛。
在他父母的家里，看不到一点文艺情思或波希米亚式的凌乱。杂志在架子上，首饰在匣子里，屋里干净整洁，简直就是战后中产阶级审美的模范体现。他的父亲哈利想必是个严厉而武断的人，罗伯特也从父亲身上遗传了这些特质，还有他那双强壮、灵敏的巧手。母亲则给了他条理性和狡黠的笑容，使他看起来总像怀揣着秘密。
走廊墙上挂着好几幅罗伯特画的画。住在家里的时候，他都在尽力成为一个孝子，他甚至选择了父亲要他学的课程——商业美术。即使他对自我有了任何发现，也都会闷在心里。
罗伯特很爱听我讲小时候的冒险故事，可每当我问起他的，他总是没什么可说。他说他父母从来不多说话、读书或是分享亲密情感。他们没有全家共享的神话，也没有关于叛国罪、宝藏和雪堡的故事。那是一种安稳的生活，但不是童话。
“你就是我的家人，”他会这样说。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麻烦就找上了我。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和一个比我更少不更事的男孩睡了觉，而且马上怀了孕。我咨询了一个医生，他觉得我大惊小怪，并用一番关于什么女性周期的费解言论把我打发了。但几周过后，我知道我真的在怀小孩了。
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性与婚姻完全是混为一谈的。那时候也没有节育措施，我十九岁时对性还是一派天真。我们的结合如昙花一现，脆弱到我都不敢确定我们是否完整表达过彼此间的爱意。自然和她无所不在的力量将决定一切。讽刺的是，像我这样一个从来不想当女孩也不想长大的人，面对这场磨难时无所遁形。大自然轻松地教育了我。
那个男孩只有十七岁，也毫无经验，难以承担什么责任。我不得已要只身应付很多事情。那个感恩节的早晨，我坐在父母家洗衣房的折叠床上。我暑期在工厂打工、平时在葛拉斯堡罗州师范学院(36)念书的那些年，都是睡在这里。我能听到爸爸妈妈在煮咖啡，弟弟妹妹坐在桌边嬉笑。我是孩子里的老大，是家中的骄傲，努力地在念大学。父亲担心我的魅力不足以找到老公，觉得教师职业能给我安全保障。要是我没能完成学业，对他将是沉重的打击。
我看着抚在肚子上的双手，在那儿坐了很久。我已经为那个男孩解脱了责任。这孩子就像一只在茧中挣扎的飞蛾，而我下不了那个狠心，阻止他笨拙地进入这个世界。我知道那个男孩无能为力，我也知道自己没办法照顾一个婴儿。我向一位乐善好施的教授寻求帮助，他为我找到了一对有教养的渴望要个孩子的夫妇。
我环视着我这一隅之地：一台洗衣加烘干机，一个巨大的柳条筐，待洗的亚麻衣物就快从筐里溢出来了，熨衣板上放着叠好的父亲的衬衫。一张小桌上摆着我画画的铅笔、速写本和《彩图集》(37)。我坐在那儿，为面对父母做着准备，低声地祈祷着。有那么一瞬，我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转瞬间，我又知道一切都会没事的。
我无以夸大那份突如其来的平静，巨大的使命感遮蔽了我的恐惧。我把这归功于宝宝，想象是她在同情我的处境。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我会尽我的义务，保持坚强和健康。我将永不回头。我不会再回到工厂或者师范学院，我会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会证明我的价值，带着这个新决定，我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
我被学院开除了，不过我不在乎。虽然我相信教师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也知道我命里就不是干这个的。我继续住在我的洗衣间里。
大学的伙伴珍妮特·哈米尔(38)鼓舞了我的士气。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她搬到了我家，和我分享着我的小宿舍。我俩都心怀崇高的梦想，还有一份对摇滚乐的共同热爱，在漫漫长夜里，严肃讨论“披头士”(39)和“滚石”(40)哪个更厉害。为了买《无数金发女郎》(41)，我们在山姆·古迪店(42)一排队就是几个小时，为了找到唱片封面上迪伦戴的那种围巾，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他骑摩托车出车祸后，我们还为他点起蜡烛。我们躺在高高的草丛里，珍妮特的那辆破车四门大敞地停在路边，从车上的收音机里传来《点燃我的火焰》(43)。我们把长裙剪成了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在《放大》(44)里的那种迷你裙长短，在二手店里搜寻奥斯卡·王尔德(45)和波德莱尔穿的那种厚长款大衣。
在我怀孕期间她始终是我的挚友，但随着妊娠的继续，我不得不另找庇护者了。评头品足的邻里们让我没法再待在家里，在他们眼里，我家人就像在窝藏罪犯。我找到了一个代理家庭，也姓史密斯，住在更往南的海边。那位画家和他的陶艺家妻子很宽容地接纳了我。他们有一个小儿子，养生饮食、古典音乐和艺术组成了他们秩序井然而温馨的家居生活。我很孤独，好在珍妮特会尽可能地多来看望。我有一小笔零花钱，每逢周日，我都会走很长一段路到一家寂寥的海滨咖啡屋去，要一杯咖啡和一个果酱甜甜圈，这两样东西在那个恪守健康饮食的家庭里都是禁品。我品味着这小小的放纵，往点唱机里丢两毛五分钱的硬币，一连三遍地听《草莓地》(46)。这是我的私人仪式，在我动摇的时候，让约翰·列侬(47)的声音和歌词赋予我力量。
复活节假期过后，父母来看望了我，我的阵痛也巧合地随着满月开始了。他们把我送进了卡姆登的医院。就因为我未婚，护士们非常冷酷、粗暴，把我晾在一张桌子上好几个小时后，才通知大夫我已经进入了阵痛期。她们嘲笑我的“垮掉的一代”打扮和不轨行为，叫我“德古拉的女儿”(48)，还威胁说要剪掉我黑黑的长发。医生赶过来的时候已经怒不可遏了，我听到他冲护士们嚷嚷，说我这是要臀位生产了，绝不该把我独自晾在这里。在我忍受着阵痛的时候，窗外的夜色中传来了一首男声无伴奏合唱，那是来自新泽西卡姆登街角的四部和声。随着麻药开始起效，医生关切的面容和护理人员的窃窃私语便成了我最后的记忆。
我的孩子就降生在格尔尼卡轰炸(49)的纪念日里。我记得我想起了那幅画，一位哭泣的母亲怀抱着她死去的孩子。虽然我不能把孩子抱在怀里，虽然我也哭泣，但我的孩子将会活下来，健康地活下来，将会得到悉心的呵护，我全心相信将会如此。
阵亡将士纪念日(50)那天，我坐公车到费城去看艺术博物馆旁的圣女贞德雕像。第一次去是和家人一起，当时我还是个小丫头，那会儿她也还不在那儿。她跨在马上的样子是那么美，将旗帜高高举向太阳。在鲁昂，这个未成年少女把她受禁的国王带回了王座，却因遭背叛而在那一天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我从书中认识的小贞德和我那永远没机会相识的孩子，我向她们两个发誓，我要干出点自己的名堂，然后我调头往家走，去卡姆登的信誉商店买了一件灰色的长雨衣。
就在同一天，在布鲁克林(51)，罗伯特用了LSD。他收拾好工作区，把他的画板和铅笔摆在一张矮桌上，在桌边放了一个坐垫。他在桌上铺了一张崭新的黏土涂层纸。他知道药力一到高潮他可能就画不了了，但仍要把画具放在手边备用。他也尝试过在用药后创作，却将他拉向了负空间(52)，那是他通常会靠自制力回避的区域。他所见到的美常常是骗局，其结果往往具有攻击性、令人不快。他没好好想过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只是这样做着。
一开始LSD似乎很温柔，他还颇为失望了一下，随后他加大了剂量。他已经历过了期盼和焦虑的阶段，他喜欢那种感觉，他发现颤栗和恐惧正在心中绽放。他做辅祭的时候也经历过那种感觉，彼时他穿着小圣袍站在天鹅绒帷幔前，举着游行十字架，准备进军。
他忽然感觉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他扶正了壁炉台上方的一个镀金镜框。他看到血液正在手腕交叉的静脉里奔流，看到衬衫袖口明亮的边沿，看到平面上的空间，女海妖和狗以及他们脉搏中的城墙。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紧紧地咬牙。他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如同一个正在坍塌的神。一种可怕的清醒袭来，一种定格的力量令他跪倒在地。一连串的往事像太妃糖一样被拉长——军校学员们谴责的面容、满溢着圣水的茅坑、同学像漠然的狗一样走过、父亲的反对、被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开除，还有他母亲的眼泪，和他的孤独一起渗出，他的世界末日。
他尝试起身，双腿却毫无反应。他设法往起站，搓着他的腿，他手上的静脉鼓得异乎寻常。他脱下那件浸透了光和潮气的衬衫，褪去了外壳的囚笼。
他低头看到小桌上的那张画纸，尽管还一笔未动，他已然能看到那幅画了。他再次蹲下，在下午最后的一缕光线中自信地画着。他完成了两幅素描，细长的线条模糊而不规则。他把自己看到的话写在纸上，感受着它的严重性：宇宙的毁灭。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不错，他想着，多少还是有些沮丧。因为这里没有人能见他之所见，也没有人能理解。这种感觉他已经习惯，这种感觉将伴随他一生，但在过去他曾努力地弥补，就好像这是他的过错一样。他用一种可爱的性格来补偿，从他的父亲、他的老师和他的同辈人那里寻求认同。
他不确定自己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无论他是否无私，无论他是否邪恶。不过有一件事他很确定——他是一个艺术家。对于这一点，他绝不会有任何歉意。他靠在墙边，抽着烟，感到自己正被清晰的思维包围着，在微微地颤抖，但他知道这不过是生理反应。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正在酝酿中。他觉得能控制一切。他再也不会成为奴隶了。
夜幕降临，他发觉自己渴了，迫切需要来上一杯巧克力奶。有一个地方肯定是开着门的。他伸手摸了摸零钱，转过街角，在夜色中咧嘴笑着，朝默特尔大道(53)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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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春，我评估了自己的人生。我已经把一个孩子健康地带到了世上，让她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温馨家庭的庇护之下。我已经从师范学院辍了学，继续走下去所需的自制力、生活重心和钱，我哪一样也没有。我在费城的一家课本工厂里，干着一份法定最低工资的临时工。
我的当务之急就是考虑接下来要去哪，和到了那之后要干什么。我坚守着成为艺术家的希望，不过我也知道自己绝对上不起艺术学院，而且必须先讨生计。没有什么能让我留在家里，我既看不到希望，也没有群体归属感。父母为我们营造的成长环境充满了虔诚的对话、怜悯和民权，可南泽西的乡村却普遍不待见艺术家。我的几个朋友已经搬到纽约写诗、学艺术去了，这让我倍感孤独。
我在阿尔蒂尔·兰波的诗中找到了慰藉，我邂逅他，还是十六岁时在费城一个公车站对面的书摊上。在《彩图集》的封面上，我与他高傲的目光相遇。他那种不恭的才情点燃了我，我就像对待一位同胞、亲戚，甚至是秘密情人那样地接纳了他。我连九十九美分也掏不出来，直接把书揣走了。
兰波掌握着一串神秘语言的钥匙，那种语言我无法完全破译，却读得如饥似渴。我对他的单恋，像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真实。在工厂里，我跟一群残酷又现实的文盲女性一起工作，因为他而不断受到骚扰。就因为读着一本外文书，我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她们在厕所里威胁我，逼我贬斥他。我就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强压着怒火，我写作和做梦都是为了他，他成了我的大天使，带我远离工厂生活的单调和恐怖。他用双手凿刻了一部令我持守的天国指南，对他的了解使我的步伐增添了一分神气，这也是不可能被剥夺的。我把我抄写的《彩图集》扔进一只格子呢旅行箱，我们要一起逃走了。
我有我的打算，我要去找在布鲁克林普拉特艺术学院(54)念书的朋友们。我认定只要置身于他们的环境，我就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六月底，我从课本工厂下岗了，我把这看作一个出发的信号。在南泽西就业很难，我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55)设在皮特曼的印刷厂和卡姆登的金宝汤公司(56)的求职名单上都挂了号，但这两份工作，想起哪一个来都令我作呕。我的钱还够买一张单程车票的，我打算把城里的书店都逛遍，这对我来说似乎才是理想的工作。做过女招待的母亲，给了我一双白色平底鞋和一身简单包裹着的新工作服。
“你永远也当不成女招待，”她说，“不过无论如何我会支持你。”这就是她表示支持的方式。
那是七月三日，星期一的早晨。我策划了一场泪眼婆娑的道别，徒步走到伍德伯里(57)，搭百老汇巴士前往费城。我途经深爱的卡姆登，向一度繁荣、如今却显得悲情的沃尔特·惠特曼酒店(58)恭敬地点点头。遗弃这座挣扎中的城市，让我感到一阵剧痛，但那里确实没有我的饭吃。他们正在关闭大造船厂，很快大家就都要重新找工作了。
我从市场街出发，到内迪克连锁店(59)稍作停留。我向点唱机里丢了两毛五分的硬币，点了妮娜·西蒙内(60)的双面唱片，又要了告别的甜甜圈和咖啡。我走过菲尔贝特街(61)，到了这些年里始终萦绕脑际的那个书摊对面的巴士总站。我在以前偷过兰波诗集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个位置上换成了一本破旧不堪的《左岸之恋》(62)，里面是颗粒感的五〇年代末巴黎夜生活的黑白摄影。那美丽的瓦莉·迈尔斯(63)，她野性的头发和化了烟熏妆的眼睛，她在拉丁居民区跳舞的样子，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没有偷走那本画册，而是把她的样子印在了心里。
自我上次出行后，到纽约的车票价格几乎翻了倍，这对我的打击实在不小，我买不起车票了。我钻进一个电话亭去思考，这是一个真人版的克拉尔·肯特(64)时刻。我曾考虑过给妹妹打电话，我也知道如果就这么回家很丢人，然而就在电话机下面的隔板上，在那本厚厚的黄页上，躺着一只白色的女式手包，里面有一个盒式项链吊坠和三十二美元，几乎赶上我之前一个礼拜的工资了。
我明知这样不对却还是拿走了那些钱，但我把手包留在了售票处，希望它的主人至少能找回项链吊坠。吊坠里并没有任何主人身份的信息，如同这些年来我多次在心里所做的，我只能向这位不知名的施主道谢。是她给了我这最后的一点鼓舞，一个贼的幸运符。就像有命运之手在推着我前进，我接受了来自那只白色小包的资助。
二十岁的我登上了巴士。我穿着工装裤、黑色高领衫和在卡姆登买的那件灰色旧雨衣。红黄相间的格子呢小旅行箱里，装着一些绘图铅笔、一个笔记本、《彩图集》、几件衣服和一些弟弟妹妹的照片。我这人迷信，今天是星期一，我出生在星期一。今天是去纽约城的好日子。没有人期待我的到来，一切又都在期待我。
我毫不耽搁地坐上了从港务局到杰伊街和区公所的地铁，然后到了霍伊特·舍默霍恩站和德卡伯大道(65)。这是个晴朗的下午，我希望朋友们能收留我，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地方。我找到地址上的那幢褐色砂石公寓楼，可他们已经搬走了。新房客很客气，他朝楼尾部的一个房间指了指，说他的室友或许知道他们的新住址。
我走进那个房间。在一张样式简单的铁床上，有个男孩正在睡觉。他又白又瘦，一头深色的乱发，光着膀子，脖子上戴着几串珠子。我站在那里。他睁开了眼睛，冲我微笑。
听说了我的困难后，他一下坐了起来，穿上他的条带凉拖鞋和白色T恤，示意我跟他走。
我看着走在前头的他，步态轻盈地领着路，腿稍有点罗圈。我注意到他的手，他用手指轻敲着大腿。像他这样的人我可从没见过。他把我带到了克林顿大道(66)上的另一幢褐色砂石楼前，微笑着，向我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礼，然后转身离去。
一天慢慢过去。我等待着我的朋友，他们没有回来。那一晚，无处可去的我就睡在了他们的红色门廊里。再醒来时，已经是独立日(67)了，我的第一次离家远行就这样相伴以熟悉的游行、退伍老兵野餐和焰火表演。我闻到了空气中的那种躁动不安。成群的孩子扔着鞭炮，在我脚边炸响。接下来的几周，我都将像这天一样度过，寻找同类、栖身之所，以及那最紧迫的一份工作。想找到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学生，夏天似乎不是时候。没有哪个人愿意向我伸出援手。人人都在奋斗，而我，这只乡下老鼠，只是一个尴尬的存在。我最终回到了城区，睡在中央公园里离“疯帽人”雕塑(68)不远的地方。
在第五大道沿途的商店和书店里，我都留下了求职信息。我常会在一家大酒店跟前驻足，像一个外国观察员，旁观着特权阶层的普鲁斯特式生活，看阔气的黑色轿车开进开出，后座上还有棕金相间的精美花纹。这是生活的另一面。巴黎剧院和广场大酒店(69)之间还有四轮马车可乘。我在被丢弃的报纸上查看当晚的娱乐信息，在大都会歌剧院(70)对面看着人群入场，感受着他们的期盼。纽约是一个真正的城市，狡猾而性感。我被一小群两颊绯红的年轻水手轻轻推搡着，他们是去第四十二街找刺激的，那儿有成排的限制级影院、花里胡哨的女人、闪闪发光的纪念品商店和热狗摊。我在电影院大堂里徘徊，透过格兰特生鲜酒吧(71)气派的窗户，端详着里面那些穿黑衣的男人敏捷地舀起一摞摞的生蚝。
摩天楼都很漂亮，看上去不只是公司的外壳。它们是傲慢而博爱的美国精神的纪念碑。每一段弧线都精神焕发，让人感受到它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工匠和建筑师的一砖一瓦下，旧世界与新世界比肩而立。
我花了几个小时从这个公园走到那个公园。在华盛顿广场(72)，仍能感受到作家亨利·詹姆斯(73)和他笔下人物的气息。一迈进那座白色拱门，迎接你的就是手鼓和木吉他、抗议歌手、政治辩论、行动主义者的传单和被年轻人挑战的老棋手。这种开放的氛围是我不曾体验过的，一种无意勉强任何人的单纯的自由。
我又累又饿，带着仅有的那点家当流浪，像季节工人一样把东西裹在衣服里做成一个包袱，就差用棍子挑着走了——我把旅行箱存在了布鲁克林。这是个星期日，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没去找工作。直到天亮，我已经把科尼岛(74)走了一个来回，一有机会就闭会儿眼。我在华盛顿广场站下了F列车，沿着第六大道走，在休斯顿街(75)附近，我停下来看男孩们打篮球，也就是在那儿，我遇到了“圣徒”，我的指引者，一个切罗基(76)人，一只脚站在街上、一只脚踏在银河里的人。他不期而至，就像一个流浪者有时会遇到另一个流浪者那样。
我迅速地注意到了他，里里外外，觉得他还不赖。尽管我一般不跟陌生人说话，和他倒挺自然就聊了起来。
“嘿，姐们儿，什么情况？”
“你是问在地球还是宇宙啊？”
他大笑着：“行啊你！”
他仰头看天的时候，我打量着他。他的样子像吉米·亨德里克斯(77)，挺高，挺瘦，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就是穿得破了点。这个人不造成任何威胁，没有性暗示，不提生理层面，除了最基本的需求。
“你饿吗？”
“嗯。”
“那来吧。”
咖啡店一条街刚刚苏醒。他在麦克杜格尔街(78)上的好几个地方停下来，向正准备开门营业的伙计打招呼，而我站在几英尺开外。“嘿，‘圣徒’，”他们会这样叫他，然后他会顺嘴一问：“有吃的给我吗？”
厨师们跟他很熟了，把吃的装在棕色纸袋里送给他。他以自己从中西部到金星的旅行轶事作为回报。我们走到公园里，找张长椅坐下，分享着他的收获：几条头天的面包，还有一棵生菜。他教我把生菜最外面的几层叶子剥掉，然后他把面包一掰两半。有的菜叶子还是脆的。
“生菜里有水分，”他说，“面包能解饿。”
我们把最好的菜叶摞在面包上，开心地吃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