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这个男孩羞怯而不善言辞。他喜欢被引领，喜欢被牵着手全心全意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即使在他表现得阴柔、驯服的时候，也富于阳性美和保护欲。他在衣着和举止上都一丝不苟，却能在作品里表现出骇人的混乱。他在自己孤单而危险的世界里，期待着自由、狂喜与解脱。
有时我醒来，会发现他正在还愿蜡烛微弱的光线下工作，为某幅作品润色，把画颠过来倒过去地看，他会从各个角度去审视那幅画。陷入沉思，心事重重，然后突然抬起头，看到我正望着他，露出微笑。那微笑突破了他所感受或经历的一切——甚至到了后来，当他在致命的痛苦中，一步步走向死亡之时。
在魔法和宗教的斗争中，是魔法笑到了最后吗？也许神父和魔法师本是一回事，只是神父在上帝面前学会了谦逊，为祈祷文而抛弃了咒语。
罗伯特相信移情法则，那使他能按自己的意愿，将自我转移到一个客体或是一件艺术品上，从而影响周遭的世界。他不曾通过他的作品得到救赎，他也不寻求救赎。他设法去看别人所看不到的，那独属于他自己的想象力的投射。
他总觉得自己的创作过程乏味，因为他很快就能看到最终的效果。他喜欢雕塑，却觉得那种形式过时了，不过他仍花时间研究了米开朗基罗的《奴隶》(92)，希望能不受锤凿之累就获得人体创作的感受。
他构思出一个描绘我俩在谭崔伊甸园中的动画创意。他需要把我俩的裸体形象做成人形纸板，放到正在他头脑中大放异彩的几何花园里。他请一个叫劳埃德·齐夫(93)的同学过来拍我们的裸照，但我不太高兴。我尤其不喜欢故作姿态，我对自己腹部的刀疤多少还有些敏感。
拍出来的形象很僵硬，不像罗伯特想象的。我有一台三十五毫米胶卷老相机，我建议他自己来拍，但他没有显影和冲印的耐心。他用了很多四处找来的照片形象，而我觉得他自己就能拍出他想要的。“唉，我只要把一切都展现到纸上就行了，”他说，“可搞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心思就已经放到别的东西上了。”伊甸园就这么被放弃了。
罗伯特的早期作品明显源于他的LSD体验。他的素描和小装置有一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过时魅力和谭崔艺术几何图形的纯净感。渐渐地，他的作品内容开始转向天主教：羔羊、圣母和基督。
他摘下了墙上的印度布料，把我们的旧床单染成了黑色和紫罗兰色。他把床单钉在墙上，在上面挂上十字架和宗教版画。在垃圾堆或救世军商店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镶了框的圣徒像，罗伯特会把版画取出来，手工上色，或者把它们变成一幅大的素描、拼贴或装置作品。
渴望摆脱天主教枷锁的罗伯特，探索着灵魂的另一面，那个由光明天使(94)统治着的另一面。那些他漆在盒子上和用在拼贴画上的圣徒形象，开始在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形象前失色。他把基督像用在一个小木盒子的盒面；盒内，是母与子和一枝小小的白玫瑰；而在内盖里，我惊异地发现了恶魔伸着舌头的脸。
我回到家，会看到他穿着僧人的棕色衣服，一件从旧货店里淘来的耶稣会长袍，仔细研读着关于炼金术和魔法的小册子。他要我给他带神秘学的书回来，一开始他倒没怎么读书，而是对里面魔力五角星和恶魔形象的使用、解构和重构更有兴趣。他并不邪恶，然而随着更加黑暗的元素注入他的作品，他变得更沉默了。
他对创造图像咒语的兴趣与日俱增，咒语可以用来召唤撒旦，就像精灵所做的那样。他想象如果他能立下契约，接近撒旦最纯粹的自我，也就是光明的自我，他会认出一个同类的灵魂，撒旦也会在名利上成全他。他无需要求成为伟人，或是获得艺术家的才能，因为他相信自己不缺这些。
“你在找捷径，”我说。
“我干吗要绕远呢？”他回答。
我有时会利用斯克里布纳的午休时间到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去看望年轻的圣·斯坦尼斯劳斯(95)。我会为死者祈祷，我像爱生者一样地爱他们：兰波、修拉(96)、卡米尔·克劳德尔(97)还有朱尔·拉佛格(98)的情妇，我也会为我们祈祷。
罗伯特的祈祷文就像许愿。他对神秘知识如饥似渴。我们都为罗伯特的灵魂祈祷，他祈祷能出卖它，我祈祷能拯救它。
后来，他会说是教堂将他领到了上帝面前，而LSD领他进入了宇宙。他还会说，是艺术把他领到了恶魔跟前，而性使他一直待在恶魔身边。
某些神迹和凶兆，看到了只会徒增痛苦。一晚在霍尔街，当罗伯特睡着的时候，我站在卧室门口看到了他在肢刑架上被撕扯的幻象，他在我眼前化为尘埃，他的白衬衫分崩离析。他醒了，感觉到了我的恐惧。“你看见什么了？”他喊道。
“没什么，”我回答着，转过身去，不想承认自己的所见。纵使有朝一日我真的会捧起他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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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和我基本打不起来，但我们会像小孩那样斗嘴——吵架通常发生在如何安排我们微薄收入的问题上。我每周赚六十五美元，罗伯特偶尔会找杂工做。房租一个月要八十美元，再加上水电费，每一分钱都得花得明明白白。地铁币是两毛钱一枚，我一礼拜就需要十枚。罗伯特抽烟，一包烟三毛五。我对餐馆公用电话亭的迷恋最成问题，他理解不了我对弟弟妹妹深深的依恋。在电话上投入一把硬币，就意味着要少吃一顿饭。我妈妈有时会在她寄来的卡片或信里夹上一美元纸钞，这貌似不经意间的举动，意味着她的女招待小费罐子里少了很多硬币，我们一直很领情。
我们喜欢到包厘街(99)去淘破旧的丝质礼服、磨损的山羊绒长大衣和二手的摩托服。在奥查德街(100)，我们会为新作品搜寻有趣又不贵的材料：聚酯薄膜、狼皮和各种叫不上名的零七八碎。我们在运河街的珍珠艺术品市场(101)一逛就是几个小时，然后坐地铁去科尼岛，沿着木板栈道边走边分享一个内森热狗(102)。
我的吃相把罗伯特吓到了，我能从他投来的目光、从他转过去的脸上看出来。当我大把抓着东西吃的时候，他觉得大家都在看我们，哪怕他自己正赤膊坐在卡座上，穿着一件绣花绵羊皮马甲，脖子上还挂了好几条珠串。我们的吹毛求疵最后往往化为大笑一场，尤其是当我一一指出两人的种种差异之后。在我们地久天长的友谊里，始终保持着这种餐桌辩论，我的吃相一直不见改善，他的着装倒是经历了一番绚丽至极的变化。
那时候，布鲁克林还只是一个外围行政区，而且似乎离“城市”的灯红酒绿远得很。罗伯特最爱去曼哈顿了，一跨过东河(103)就让他精神百倍，后来也正是在那里，他经历了个人和艺术上的快速转型。
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想象着那些逝者和他们已逝的世纪。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花好几小时临摹过《独立宣言》的精美字体，书法一直令我着迷。现在我能把这种晦涩的技艺融入我自己的素描了。我开始迷恋伊斯兰书法艺术，有时我还会从纸巾里把那条波斯项链拿出来，在我画画的时候摆在眼前。
我在斯克里布纳从电话客服晋升到了销售人员。那一年的畅销书是亚当·史密斯的《金钱游戏》(104)和汤姆·沃尔夫的《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105)，这两本书概括了泛滥于这个国家一切事物中的两极。我对哪本也没有共鸣。罗伯特与我创造的小世界以外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相干。
在我的低潮期，我想不通艺术创作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我们是在创造上帝吗？我们是在跟自己对话吗？终极目标又是什么？为把某人的作品关在艺术品的大动物园——现代艺术馆、大都会歌剧院或卢浮宫——里吗？
我渴望诚实，诚然自己也有不诚之处。为何要投身艺术？为自我实现，或是为艺术本身？除非什么人能给点启示，否则这理由会找个没完没了。
我常会坐下来，想写点画点什么，但街上狂热的活动，伴随着越南战争，似乎让我的努力失去了意义。我无法与政治运动产生共鸣。我也尝试参与，但这另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
罗伯特对我这左一次右一次的反省很不耐烦，他似乎从不置疑他的艺术动机，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我明白了作品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上帝鼓励下的词句成了诗歌，颜色与石墨的交融赞美了上帝。在作品中，去达成一种信仰和创作的完美平衡。在如此的心境里，感受光明和生命的能量。
当深爱着的巴斯克地区毁于战火时，毕加索没有缩进壳里，他回应以杰作《格尔尼卡》，提醒我们他的同胞所遭受的不义。一有闲钱，我就会跑到现代艺术馆，坐在《格尔尼卡》面前，久久端详那匹跌落的马和那只照耀着悲伤的战争战利品的灯之眼，然后回去继续工作。
那年春天，就在圣枝主日(106)的前几天，马丁·路德·金(107)在孟菲斯的洛伦酒店门前被枪杀。报纸上有一幅科雷塔·斯科特·金(108)安慰她小女儿的照片，黑纱下的脸庞已浸透了泪水。我心里一阵难受，那感觉正如我十来岁时看到杰奎琳·肯尼迪(109)戴着飘动的黑纱，和她的孩子们站在一起，看着载着她丈夫遗体的马车从面前经过。我试图用诗歌或绘画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但力不从心，似乎无论何时我想表达不公，都找不到方向。
罗伯特给我买了一条复活节穿的白裙，但为了缓解我的悲伤，圣枝主日那天他就把裙子给了我。那是一条破旧的薄亚麻布维多利亚式茶花连衣裙。我喜欢极了，在家里都穿着，对一九六八年的不祥之兆来说，它就像一副精巧而脆弱的铠甲。
这件复活节礼裙并不适合穿去梅普尔索普家的家庭晚宴，但我们屈指可数的衣服里也没有别的更适合了。
我相当独立于父母，我爱他们，却并不操心他们对我跟罗伯特好会作何感受。而罗伯特没那么自由，他仍是父母的天主教徒儿子，无法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未婚同居。他已在我父母家受到了热情款待，却担心我到了他家将得不到同样的礼遇。
一开始，罗伯特觉得，最好是他先在电话里慢慢让他父母知道我；而后他又决定告诉他们，我俩已经私奔到了阿鲁巴岛(110)，并且结了婚。当时他有一个朋友正在加勒比地区旅行，罗伯特给他母亲写了封信，他那个朋友帮他盖了阿鲁巴的邮戳。
我觉得真没必要精心策划这么个骗局，我想他应该跟他们实话实说，真心相信他们能最终接受我们。“不会的，”他一口否决，“他们可是恪守教规的天主徒。”
直到去拜访了他父母，我才理解了他的担忧。他父亲用冰冷的沉默欢迎了我们，我没法理解一个不拥抱自己儿子的男人。
全家人围聚在餐桌前，他的姐姐、姐夫和哥哥、嫂子以及他的四个弟弟妹妹。餐桌摆好了，一顿完美的晚餐也准备停当。他父亲看都很少看我一眼，跟罗伯特也没话，只是说：“你头发该剪了，看着跟个姑娘似的。”
罗伯特的母亲琼，尽其所能地提供着些许家庭温暖。晚餐过后，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钱塞给罗伯特，还把我叫去了她的房间。她打开她的首饰盒，看了看我的手，拿出了一枚金戒指。“我们钱不够，还没买戒指，”我说。
“你左手无名指上应该戴个戒指的，”她说着把那枚戒指塞到了我手里。
哈利不在的时候，罗伯特对琼特别温柔。琼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很爱笑，烟不离手，强迫症似的打扫屋子。我这才明白，罗伯特的条理性不完全是在天主教堂里培养的。琼偏爱罗伯特，而且似乎对罗伯特选择的道路有种秘密的自豪感。罗伯特在设计上成绩优异，他父亲希望他能当一个商业艺术家，但他拒绝了。一种情感驱使着他，要去证明父亲是错的。
临走时，一家人拥抱、恭喜了我们。哈利远远地站在后面。“我压根就不信他俩结婚了。”我听到他这样说。
罗伯特从一本超大的托德·布朗宁(111)的平装书上剪下杂耍畸形人的图片，两性人、小头人和连体双胞胎散了遍地。这让我如坠云雾，实在看不出这些形象跟他近来对魔法和宗教的思考有什么联系。
我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素描和诗歌跟随着他的脚步。我画马戏团里的角色，讲他们的故事：夜行走钢丝者哈根·韦克尔，“驴面男孩”巴尔萨泽，还有月形脑袋的阿拉沙·凯利。我对自己的创作尚有解释，而畸形人何以吸引他，罗伯特没有多说。
在这种心境下，我们去科尼岛看了杂耍表演。之前也在第四十二街上找过“休伯特”(112)，他们有“蛇公主瓦格”和跳蚤马戏团，但在一九六五年就关张了。我们还找到过一家小博物馆，那些标本瓶里陈列着尸块和人类胚胎，罗伯特特别想用这类东西做一件作品。他到处打听上哪能找到这种东西，一个朋友叫他到韦尔费尔岛(113)（就是后来的罗斯福岛）的老城市医院遗址去看看。
找了个星期天，我们和普拉特艺术学院的朋友们一起去了岛上。我们在岛上转了两个地方，首先是一幢规模庞大的有疯人院气质的十九世纪建筑，它曾经是“天花医院”，美国第一家收治接触性传染病的地方。我们被带刺铁丝网和碎玻璃片拦于咫尺之外，想象着里面麻风病和高死亡率传染病患者垂死的样子。
另一处遗址便是老城市医院，这座令人生畏的慈善机构建筑最终在一九九四年被拆除。我们一走进去，立即就被楼里的寂静和怪怪的药味击中了。我们挨个房间看，架子上满载着装医用标本的玻璃瓶。很多瓶子已经被啮齿类访客蓄意破坏了。罗伯特地毯式地搜索了每一个房间，直到发现了他想要的：一个游弋在玻璃子宫和福尔马林里的人类胚胎。
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了罗伯特手里，它很可能被派上大用场。回家路上，他紧紧地抓着这份珍贵的发现，即便在他的沉默里，我也能感觉到兴奋和期盼，想象着他会如何把它变成艺术品。我们在默特尔大道告别了朋友们，就在要拐上霍尔街的时候，那个玻璃瓶却鬼使神差地从他手中滑落，掉在人行道上，摔了个粉碎。还差几步路就到家了。
我看着他。他完全泄了气，两个人都说不出一句话。这只偷来的瓶子已在架上安然搁置了几十年，这几乎就像是他害了它的命。“上楼去吧，”他说，“我来收拾。”我们再没提起过这事。这只瓶子也没那么简单，那些厚玻璃碎片似乎预示了我们生活的恶化，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似乎都承受着一种朦胧的不安。
六月初，瓦莱丽·索拉尼斯(114)枪击了安迪·沃霍尔。虽然罗伯特对艺术家的事不怎么多愁善感，可这事还是令他非常沮丧。他爱安迪·沃霍尔，视他为最重要的在世艺术家，这已接近他的英雄级崇拜了。他敬重像科克托(115)和帕索里尼(116)那样将生活和艺术合而为一的艺术家，但对罗伯特来说，这些人里最有意思的，还是在“工厂”里纪录人类图像主题的安迪·沃霍尔。
我对沃霍尔的感觉和罗伯特不同，他的作品反映了一种我避之不及的文化。我讨厌汤，对罐头也没什么感觉。我更喜欢对时代有所改观，而不只是反映了时代的艺术家。
不久后，我和一位顾客就我们的政治责任展开了一场讨论。那年是选举年，他拥护罗伯特·肯尼迪(117)，这个加州的初选者还在待定中，我们决定日后再议。让我兴奋的是有望能为与我抱同样理想的人工作，而且他还承诺结束越南战争。肯尼迪的候选人资格，在我看来是一条理想主义得以向重大政治行动转化的途径，是一件能真正帮上那些穷苦中人的事情。
罗伯特仍没从沃霍尔的遇袭中缓过神来，他待在家里创作一幅向沃霍尔致敬的素描，我则回家看望我的父亲。他是个明智、公正的人，我想听听他对罗伯特·肯尼迪的见解。我们一起坐在长沙发上看初选结果。罗伯特·肯尼迪进行获胜演讲时，我充满了自豪。我们看着他走下讲台，父亲冲我挤挤眼，为我们年轻候选人的许诺和我的热忱而欢欣。有几个天真的瞬间，我真心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看着他穿过欢呼雀跃的人群，和他们握手，并以肯尼迪家族经典的笑容散发着希望。随后他便倒下了，我们看见他的妻子跪倒在他身旁。
肯尼迪参议员死了。
“爸爸，爸爸，”我抽泣着，把脸埋进他的臂膀。
父亲抱着我，什么也没说。我猜他都已经看到了。对我来说，这个外在世界正在瓦解，而我自己的世界，也步步紧随。
回到家，迎接我的是剪下来的雕像纸样、古希腊人的躯干和臀部、米开朗基罗的奴隶、水手、文身和星辰。为了追上罗伯特的步伐，我给他朗读了《玫瑰奇迹》(118)的片段。他总是先行一步，在我朗读热内的时候，他却仿佛正在成为热内。
他抛弃了羊皮马甲和珠串，找来了一身水手服。他对大海并无感情。穿起水手服、戴起水手帽，他就和科克托的画或是热内笔下罗伯特·奎雷尔(119)的世界产生了共鸣。他对战争不感兴趣，战争的遗俗和仪式却吸引着他。他钦佩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坚忍克己之美，他们会把战衣——叠得一丝不苟的衬衫和白丝巾——铺开，在战前仔细地穿戴。
我喜欢打扮他。我给他弄到了一件蓝色厚呢短大衣和一条飞行员丝巾，虽然我对二战的认识都是从原子弹和《安妮日记》(120)里来的。我认可他的世界，他也乐于走进我的。然而有时，我又感到迷惑，甚至在突然的改变中感到沮丧。当他用聚酯薄膜覆盖了卧室墙壁和圆形浮雕天花板时，我觉得自己被挡在了外面，因为这似乎更多是为了他而不是我。他希望这样能更添情趣，可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哈哈镜的扭曲。我哀诉着，要拆掉我们睡的这间浪漫小教堂。
我不喜欢，这让他很失望。“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他。
“我从来不想，”他坚持说，“我只感觉。”
罗伯特对我很好，尽管我敢说他其实心不在焉。我习惯于他安安静静，但不是沉默的幽怨。他正在为什么事烦恼，不是钱的事。他对我的呵护不曾停止，但就是看起来有心事。
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醒来，会发现他正凝视着墙上钉成一排的米开朗基罗雕的人体。我宁愿爆发也不愿沉默，但那不是他的方式，我再也破译不了他的心境了。
我发现晚上听不到音乐了。他从我身边走开，漫不经心地来回踱步，没有全心扑在创作上。完成了一半的怪胎、圣人和水手的拼贴在地板上乱扔着。让作品停滞在这种状态可不像他干的事，这方面他可一直是在劝诫我的，我无力穿透他周围那片坚忍的黑暗。
他对自己的作品越来越不满，烦乱也随之增长。“旧的意象对我已经不够了，”他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拿着一把烙铁向圣母的大腿根烙去，事后还满不在乎。“一时失去理性，”他说。
终于，罗伯特的审美观变得太过强烈，让我感到那已不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他的。我信赖他，可他把我们的家变成了一间他独自设计的剧院。金属遮光板和黑缎子，取代了我们神话故事的丝绒幕布。白桑树上垂挂着密网。他睡了，我在屋里踱步，像一只鸽子弹跳着，企图逃离那只约瑟夫·康奈尔装置作品般的孤独盒子。
那些无言的夜晚让我坐立不安。天气变幻中，也有些什么预兆了我自身的改变。晚上，当我下班从地铁站走向霍尔街时，渴望、好奇和活力裹挟而来，令我感到隐隐的窒息。我开始更多地去克林顿街的珍妮特家小坐，不过若是我坐得太久，罗伯特也会一反常态生起气来，会越发地渴求关爱。“我都等你一天了，”他会这样说。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和普拉特艺术学院区的老友们待在一起，尤其是画家霍华德·迈克尔斯(121)。当初我就是在找他的那天遇到罗伯特的，他已经和画家肯尼·蒂沙(122)搬去了克林顿街，但那会儿他还是孤军奋战。他的巨幅画作能让人联想起汉斯·霍夫曼艺术学校(123)特有的风格，而他的素描虽具特色，也能让人缅怀起波洛克和德库宁。
出于对交流的渴望，我转向了他。我开始在下班路上频频登门。霍伊(124)，正如别人所知的那样，是一个表达清晰、激情四溢、博览群书且积极参政的人。能跟一个人从尼采到戈达尔(125)无所不谈，也真是件舒心事。我欣赏他的工作，期待从拜访中分享那份亲切，但随着时间流逝，在罗伯特面前，我对我们之间与日俱增的亲密越来越直言不讳了。
回首往昔，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标志着一个我和罗伯特共同的身体觉醒期。我还尚未悟到罗伯特的矛盾举动和他的性向有关。我知道他深深地在乎我，而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他已在身体上厌倦了我，在某些方面我感到了背叛，可事实上却是我背叛了他。
我逃离了我们霍尔街的小家。罗伯特陷入极度不安，却仍未能解释那吞噬了两人的沉默究竟源自何处。我没法将那个属于我俩的世界轻易抛弃，我也不确定要往何处去，所以当珍妮特提出合租下东区(126)一个没电梯的第六层公寓楼时，我答应了。对于罗伯特来说纵然痛苦，但这样的安排更适合我独居或与霍伊搬到一起。
在我告别时，心烦意乱的罗伯特仍然帮我把东西搬到了新住处。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想怎么布置都行，我也开始画一组新的系列素描。告别了我的马戏团动物，我成为自己的主题，画着强调自己更为阴性和朴实一面的自画像。我开始穿裙子、烫头发。我等待着我的画家，但他通常都不会来。
罗伯特和我都无法彼此割舍，仍然继续见面。在我和霍伊的关系跌宕起伏之时，他恳求我回头，他希望我们能重新回到一起，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已经准备原谅我了，我却还没后悔。我并不想回头，尤其是罗伯特似乎依然藏匿着那份他拒绝吐露的内心的焦虑。
九月初的一天，罗伯特突然出现在斯克里布纳书店。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款军装式雨衣，系着腰带，看上去既俊朗又失落。他已经回到了普拉特学院，申请了一份学生贷款，拿出一部分钱买了这件雨衣和去旧金山的票。
他说他想跟我谈谈。我们出去，站在第四十八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回来好么，”他说，“不然我就要去旧金山了。”
我想不出他干吗要去那，他的解释既模糊又支离破碎。利伯蒂大街，有个人知道内情，在卡斯特罗市场(127)某处。
他突然抓过我的手。“跟我走吧，自由就在那，我得去弄明白我是谁。”
我对旧金山唯一的了解就是大地震和海特—阿什伯里区(128)。“我已经自由了。”我说。
他绝望而紧张地盯着我。“你要是不来，我就要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了，我就要变成同性恋了。”他威胁道。
我看着他，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我们的相处中，不曾有过任何迹象能让我对这样的真相有所准备。他拐弯抹角透露给我的所有信号，都被我理解为他在艺术上的演变，而非他个人。
我表现得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这让我后悔。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飞了安非他命又熬了一整夜，他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看着他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信是写在斯克里布纳的信笺上的，这个最先震动了我。他的字迹，一贯那么小心翼翼的字迹，充满了焦虑和矛盾，从规整和一丝不苟，变成了孩子似的“蛛蛛爬”。我在开始读信之前，已被那行简单的标题深深触动：“帕蒂——我所想的——罗伯特”。我走之前曾那么多次地问过他，甚至是恳求他，告诉我他的想法，告诉我他在想些什么，他都以沉默作答。
看着这几页纸，我意识到，他已经为了我深入了自己的内心，并试图表达那难以言表的情感。光是想象他写这封信时的痛苦，已令我潸然泪下。
“我打开了门，也关上了门。”他写道。他谁也不爱，他爱所有人；他爱性，他恨性；生活是谎言，真理是谎言。最终他以一道愈合的伤口为思绪作结。“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画着。上帝握着我的手，我们一起歌唱。”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宣言。
我任忏悔消散，像接受圣餐一样接受了这些话。他已抛出了那条会诱惑我并最终把我俩绑在一起的线。我把信叠好装回信封，全然不知下一步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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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挂满了画。我追赶着弗里达，画了一组自画像，每幅都含有一小段诗，追踪了我支离破碎的情感状态。我想象着她所遭受的煎熬，自己的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一天晚上，我爬楼梯回公寓，半路遇到了珍妮特。“咱们被抢了！”她哭喊着。我随她爬上楼。寻思着我们也没有什么贼能感兴趣的东西。我走进我的房间。那些郁闷的贼，看我们实在没什么东西能卖钱的，就扯下了我绝大部分的画，少数几张完好无损的也沾满了泥靴印。
深受刺激的珍妮特决定离开这栋公寓，搬去和男朋友一起住。东村的A大道东那时仍是个危险地带，我答应过罗伯特不会独自住在那儿，于是搬回了布鲁克林。我在克林顿大道找了一个两居室，离我以前夏天睡过的门廊仅一街区之遥。我把幸存的画钉在墙上。然后，冲动之下，走去杰克美术用品店买了油画颜料、画笔和画布。我决心要画画了。
跟霍伊在一起时我看过他画画。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创作中有一种罗伯特所没有的肢体性和抽象性，我也唤起了自己年轻的雄心，抓住了亲自拿起画笔的渴望。我拿上相机，到现代艺术馆去寻找灵感。我给德库宁的《女人：第一号》(129)拍了一系列黑白肖像，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我把照片贴在墙上，开始画它的肖像。给肖像画肖像，我觉得有点意思。
罗伯特还待在旧金山。他在信里说想我了，还说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探索了自身的新大陆。即使在给我讲他与别的男人的故事时，他也让我相信他是爱我的。
对于他的坦白，我的反应比预期的更激动。我对这种事没有任何经验。我觉得自己有负于他。我认为一个男人变成同性恋，是因为没有真命天女来拯救他，这个错误认识是我从兰波和诗人保罗·魏尔伦(130)的悲剧结合上发挥出来的。兰波至死都在遗憾，他未能寻到一个能与之共享身心的女人。
在我的文学想象中，同性恋是一个诗意的诅咒，这是我从三岛由纪夫(131)、纪德(132)和热内那里卖力搜集来的概念。对现实中的同性恋我一无所知。我认为它必定与做作和浮夸相配。我也曾得意于自己能够不带偏见，可我的理解力是狭隘和迂腐的，即使在读热内的时候，我也把他笔下的男人当作了一族神秘的小偷和水手。我不完全理解他们的世界。我把热内作为一个诗人来信奉。
自画像，布鲁克林，一九六八年。
我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需求。我需要超越自身去探索，而他需要探索自身。他在作品的表现手段中探索，随着作品构成要素的变换和演变，他事实上谱写了一本心灵演化日记，宣布了一个被压制的性身份的出现。他在举止中不曾给过我任何能联想到同性恋的信号。
我意识到他曾试图摒弃他的天性，否认他的欲望，好让我们的生活成立。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驱散这些冲动。他一向太腼腆、太恭敬，害怕说起这些事，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仍然爱着我，我也爱着他。
罗伯特从旧金山回来的时候，看上去既春风得意又忧虑不安。我希望他回来后能有所转变，他也确实有所转变，但不是以我想象的方式。他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像他的旧我，对我也更加疼爱。他已经历了一次性的觉醒，但仍希望我们能找到某种延续关系的方式。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接受他新的自我意识，同时也不确定他能否接受我的。在我举棋不定之时，他遇到了另一个人，一个叫特里的男孩，开始了第一场和男人的风流韵事。
无论他在旧金山经历了怎样的肉体邂逅，都是随意和实验性的。而特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朋友，人好，又帅，棕色的头发卷着波浪。在他们相衬的束带大衣和心照不宣的眼神中，环绕着一种自恋的氛围。他们就像彼此的镜像，尽管在外形上不如在身体语言上来得更像、更同步。我的心情很复杂，理解他们，又对他们的亲密和想象中他们所分享的秘密感到嫉妒。
罗伯特是通过朱迪·琳认识特里的。特里说话轻声细语，爱屋及乌，能接受罗伯特对我的呵护，待我又热情又同情。通过对特里和罗伯特的观察，我发现同性恋也是一种自然的方式，但随着特里和罗伯特感情的加深，以及我与画家之间断断续续的关系慢慢地变淡，我感到自己彻底的孤独、不知所措了。
罗伯特和特里经常来看我，我们三人之间尽管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我还是觉得身体里有什么突然断掉了。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因为我大手大脚地回了布鲁克林，或是那令我不适的孤独感，反正我大哭了一场。当特里站在一旁束手无策时，罗伯特尽其所能地安慰着我。若是罗伯特自己过来，我就求他留下，他使我确信，他心里一直有我。
节日的脚步临近了，我们约定各画一本素描簿作为礼物送给对方。从某方面说，罗伯特给我布置了一个能帮助我振作起来的任务，一个能专注于创作的任务。我在一个皮面手稿本里为他填满了诗和画，他也送了我一个画满了素描的坐标纸笔记本，那些画像极了我俩相遇的那天晚上我见过的那些。他用紫色丝绸给它包了封皮，用黑色的线手工装订。
留在我一九六八年末记忆中的，是罗伯特忧心的表情、大雪、夭折的油画和“滚石”乐队带来的那一点点喘息。我生日那天，罗伯特一个人来看我。他给我带来了一张新唱片。他把唱针放到唱片正面，冲我一眨眼。《对恶魔的怜悯》(133)响起，我们开始跳舞。“这是我的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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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将通往何处？我们将会成为什么人？这是我们年轻的问题，年轻的答案也已揭晓。
一切通向彼此。我们成为自己。
罗伯特一度保护过我，依赖过我，而后又对我表现出占有欲。他的转变就是那热内的玫瑰，他被自己的绽放深深刺穿。我也同样渴望更多地感受这个世界，尽管有时，那渴望不过是希望能退回到原点，在那里，我们微弱的光芒从悬着的带镜板的提灯中透出来。我们像梅特林克(134)寻找青鸟的孩子们一样去冒险，全新的经历就像缠绕的荆棘擒住了我们。
罗伯特就像一个我心爱的孪生兄弟。在我颤抖落泪时，他深色的卷发和我纠结的头发融为一体。他承诺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的状态，回到我们曾经的样子，只要能让我别再哭了，他什么都答应。
其实我也想能就这样下去，然而恐怕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原点，我们会像摆渡者的孩子一样往复穿梭于我们的泪河之上。我渴望去旅行，去巴黎、去埃及、去撒马尔罕(135)，远远地离开他，离开我们俩。
他也有一条要去追寻的道路，并且得无可选择地撇下我。
我们明白了，我们索求的太多。我们也只能够从“我们是谁”和“我们有什么”的角度去给予。分开来，我们才更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谁都不想失去对方。
我需要找个人倾诉。我回到了南泽西的家，给妹妹琳达过二十一岁生日。我们都在经历成长之痛，能够彼此安慰。我给她带了一本雅克·亨利·拉蒂格(136)的影集，匆匆翻阅那些书页时，我们还萌生了去法国的渴望。我们整夜地密谋着，在互道晚安之前，已说好要一起去巴黎，对两个连飞机都没坐过的姑娘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壮举。
这个念头支撑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冬天。我在斯克里布纳加班加点地工作，存钱并密谋着我们的路线，在地图上标画那些工作室和墓地，为我和妹妹设计行程，就像当年为我的弟弟妹妹军做战略计划一样。
我不觉得这对我和罗伯特来说是一个艺术多产期。罗伯特要面对他曾在我面前压抑、又通过特里找回的天性，那种强烈让他在情感上不堪重负。他可能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不过他看上去毫无灵感，如果不是无聊，那或许就是在忍不住地比较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
“帕蒂，没人像我们这样看世界，”他对我说。
春天空气中的某种东西，加之复活节的康复力量，让罗伯特和我又走到了一起。我们坐在普拉特艺术学院附近的餐厅里，点了我们最喜欢的配番茄的烤奶酪黑麦面包，还有麦芽巧克力。我们现在有钱点两份三明治了。
我们都曾把自己交予过他人。我们犹豫不决并失去了所有人，但我们又重新找回了彼此。看起来，我们所追寻的正是已拥有的，一个可以并肩创作的爱人和朋友。忠诚，自由。
我决定是时候离开了。我在书店不休假加的那些班得到了回报，他们给我办了停薪留职。我和妹妹收拾起行囊。我不情愿地留下了画具，好轻装上路。我带了一个笔记本，把相机给了妹妹。
罗伯特和我都保证在分别的这段时间里要努力创作，我为他写诗，他为我作画。他答应我会写信并告诉我他的动向。
我们拥抱告别时，他抽回身，热切地望着我。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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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琳达凭着我们小小的积蓄，坐一架螺旋桨飞机经冰岛去了巴黎。这是一段艰苦的旅程，尽管很兴奋，我却仍为丢下罗伯特而纠结不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布鲁克林区克林顿街的两个小房间里，由一个老管理人全权照看。
罗伯特已经搬出了霍尔街，在默特尔大道附近和朋友们住在一起。和我不同的是，旅行不是罗伯特的动力所在。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不过此时此刻的他还依赖着零工和学生贷款。
琳达和我欣喜若狂地来到了巴黎，我们的梦想之都。我们住在蒙马特的一家廉价旅店里，在这座城市里地毯式地搜寻着：皮雅芙歌唱过的地方、杰拉德·奈瓦尔(137)睡过觉的地方和埋葬着波德莱尔的地方。我在纯真街(138)发现了激发我绘画灵感的涂鸦。我和琳达找到了一家美术用品店，在里面一逛好几个小时，仔细地看着那些带有精美天使水印的漂亮法国画纸。我买了些铅笔，几张Arches牌画纸，还选了一个有帆布带的红色大画夹，在床上画画时作临时画桌用。我一条腿盘起，一条腿垂在床边，自信地画着。
我拖着画夹从一个画廊到另一个画廊。我们加入了一个街头音乐家班子，卖艺挣点零钱。我努力地画画和写作，琳达拍照片。我们吃面包、奶酪，喝阿尔及利亚葡萄酒，招了跳蚤，穿着船领衫，在巴黎快乐地走街串巷。
我们看了戈达尔的《一加一》(139)，这部影片在政治上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燃了我对“滚石”乐队的爱。仅仅几天过后，法国报纸上就遍布了布莱恩·琼斯的脸：卒年二十七岁(140)。我痛惜没能去参加“滚石”其余乐手在海德公园举办的免费纪念音乐会，到场观众超过了二十五万人，演唱会上米克·贾格尔(141)向伦敦天空放飞了三千五百只蝴蝶。我把我的画笔搁到一边，开始创作给布莱恩·琼斯的系列诗，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里抒发对摇滚乐的爱。
长途跋涉到“美国运通”(142)服务处去收发邮件，是那些日子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之一。我总能收到罗伯特的来信，那些有意思的短信讲述了他的工作、他的健康、他的努力，以及始终不变的，他的爱。
他暂时从布鲁克林搬到曼哈顿去了，住在德兰西大街(143)的一个顶楼上，同住的有特里，还有特里的一对开搬家公司的朋友，罗伯特和特里之间仍有一种相敬如宾的友谊。干搬运工让罗伯特有了零用钱，顶楼也有足够的空间供他继续艺术创作。
一开始他的来信似乎有点沮丧，不过从第一次看了《午夜牛郎》(144)之后就活泼了起来。罗伯特可是不怎么看电影的，但这个电影他看进了心里。“讲的是第四十二街上的一个牛仔浪子，”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并称其为一部“杰作”。他对这位英雄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牛郎的概念从此引入了他的作品，进而引入了他的生活。“牛郎，牛郎，牛郎。我猜我就是。”
他有时看起来很迷茫。读着他的信，真希望我能回家陪在他的身边。“帕蒂——那么的想哭，”他写道，“可我的泪却在心里流。它们被蒙住了。如今我找不到方向。帕蒂——我什么也不懂。”
他会乘F列车去时代广场，在那个他称为“颠倒花园”的地方，混迹于骗子、皮条客和妓女之间。在一间自助快照亭里，他为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穿着我送他的海军外套，从一顶法国海军帽底下凝视着镜头。在他的照片里，这张一直是我最喜欢的。
作为回应，我为他创作了一幅拼贴，取名《我的牛郎》，将他的一封信用作了画面元素。他劝慰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却在自己作品中描绘的那个性的黑社会里渐行渐远。他似乎被S＆M(145)的意象所吸引——“我也说不好意义何在——只是觉得好”——向我描述了作品《紧身干裤》(146)，以及那些被他用钝刀割破了S＆M角色的素描。“我把他的鸡巴换成了一个钩子，我打算把有骰子和骷髅头的链子挂那上面。”他还说起过用血淋淋的绷带和纱布做成的星形纹章。
他不仅仅是在无所顾忌地自我表达，他用自己的审美过滤着这个世界，他批评一个叫《男性杂志》(147)的影片“不过是一部全男演员阵容的‘剥削电影’(148)”。去S＆M酒吧“工具箱”(149)时，他觉得那里“不过是墙上挂了一堆粗链子和破烂，没什么可让人兴奋的”，并希望能自己设计一个那样的地方。
时间一周一周过去，我担心他出了状况。他抱怨身体不适，这可不像他。“我嘴里难受，”他写道，“牙龈发白，隐痛不止。”有时他没钱吃饭。
信的附言里仍然充满罗伯特式的虚张声势。“我一直被人指责，说我打扮得像个牛郎，说我有牛郎的内心和身体。”
“自始至终地爱你，”他这样结尾，署名“罗伯特”，用最后一笔画了一颗蓝色的星星，那是我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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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一日，我和妹妹回了纽约。大家都在说月亮的事。有个人已经在月亮上走过了，而我没注意到。
我拖着行李袋和作品辑，找到了德兰西大街上罗伯特住的阁楼，就在威廉斯堡大桥(150)的下面。看到我他喜出望外，我却发现他简直脱了相。他的信不足以让我接受他这么差的现状，他忍受着战壕口腔牙龈炎和高烧，体重掉了不少。他试图掩饰自己的虚弱，却在每次站起来时感到晕眩。尽管如此，他在创作上一直很多产。
只有我们两个人，与他合住的那几个都到火岛(151)度周末去了。我给他朗诵了我写的一些新诗，他进入了梦乡。我在阁楼里逛了逛，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散落着他在信里生动描述过的作品。他应该自信，作品很棒，男人的性。还有一张画的是我，在一大片橘色的长方形里戴着我的草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