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在那逛了好几个小时。哈里也消失了很久，当我们在一楼中央再见到他时，他正呆若木鸡地站在那。我们观望了好一阵儿，他一动都没动。最后，罗伯特困惑地走上前去问他：“你干什么呢？”
哈里用着了魔的山羊般的眼神盯着他。“在阅读，”他说。
我们在切尔西遇到过许许多多奇怪而有趣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每当我闭上眼睛回想起他们，哈里总是第一个出现在眼前。也许因为他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人吧。不过更有可能是因为那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期，哈里是信魔法的。
罗伯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闯入安迪·沃霍尔的世界，虽然他并不渴望成为他的幕僚或是他电影里的明星。罗伯特常常说他懂得安迪的把戏，认为自己如果能跟他聊聊，安迪就会发现他也是一个不相上下的人才。尽管我相信他值得安迪一见，却觉得他和安迪不可能进行什么重要谈话，因为安迪就像条鳗鱼，能从任何意味深长的对峙中完美脱身。
这个任务把我们带到了这座城市的百慕大三角——“布朗尼”、“马克斯的堪萨斯城”和“工厂”(107)，彼此之间近到可以步行。“工厂”，已经从最早的第四十七街搬到了联合广场三十三号(108)。“布朗尼”是街角的一家健康食品餐厅，沃霍尔的人在那里吃午饭，晚上泡在“马克斯”。
桑迪·戴利第一个陪我们去了“马克斯”，我们太怯场，自己不敢去。我们什么规矩也不懂，桑迪就充当了一位优雅、冷静的向导。“马克斯”里的政治和高中的非常像，所不同的只是红人不是拉拉队员或球队英雄，而且舞会皇后肯定是个“他”，但打扮得像个“她”，也比大多数女人更懂如何做女人。
“马克斯的堪萨斯城”位于第十八街与公园大道(109)南的夹角。据说那是个餐厅，实际上我们之中没什么人能有钱在那里吃饭。老板米奇·拉斯金(110)对艺术家是出了名的好，甚至提供了一个免费的鸡尾酒时间自助餐，只收一杯酒的钱。据说，这顿包含水牛城鸡翅的自助餐养活了诸多艰难求生的艺术家和易装皇后。我不常去，因为我要上班，不喝酒的罗伯特因为太骄傲也不会去。
那门口有一个黑白的大遮阳棚，两侧有更大的标识宣告你即将进入“马克斯的堪萨斯城”。里面布置很随意，装饰着巨大的抽象作品，都是画家送给米奇的，来抵他们已达超自然规模的酒吧账单。所有的一切，除了白墙之外，都是红的：卡座、桌布、餐巾，甚至连他们的招牌鹰嘴豆都是用小红碗盛的。他们的海鲜牛排餐——龙虾加牛排——颇具吸引力。沐浴在红色灯光中的密室是罗伯特的目的地，而最终的目标是那张传奇的圆桌，桌边仍存留着那位缺席的银色国王的玫瑰色气息。
初次拜访，我们只完成了一半任务。我们坐在卡座上，分享了一份沙拉，还吃了并不宜食用的鹰嘴豆。罗伯特和桑迪要了可乐，我喝了一杯咖啡。气氛相当死气沉沉。桑迪经历过“马克斯”还是地下世界社交中心的那段时光，那时候，安迪·沃霍尔被动地和他魅力非凡的白色鼬皮女王伊迪·塞奇威克一起统治着圆桌。女侍臣们漂亮妩媚，往来应酬的骑士们都是奥丹(111)、唐纳德·莱昂斯(112)、劳申贝格(113)、达利、比利·内姆、利希滕斯坦(114)、杰拉德·马伦加(115)和约翰·张伯伦(116)这样的人。在最近的记忆里，圆桌边还坐过像鲍伯·迪伦、鲍伯·纽沃斯(117)、妮可(118)、蒂姆·巴克利、詹妮斯·乔普林、维瓦和“地下丝绒”(119)这样的王室成员，这是你所能期待的最极致的黑暗魅力了。而那奔流在主动脉里，加速了他们的世界又最终将之捣毁的，是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放大了他们的偏执狂，盗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能量，耗尽了他们的信心，也蹂躏了他们的美丽。
安迪·沃霍尔和他的最高法院再也不在那儿了。自从瓦莱丽·索拉尼斯向他开枪之后，安迪就没怎么出门，不过以他的性情也可能是厌倦了。撇开他的缺席，这地方在一九六九年秋天时仍然值得一去。对于想得到通向安迪第二个银色王国的钥匙的人来说，密室就是天堂，那里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商业而非艺术之所。
我们的首次“马克斯”之旅平淡无奇地结束了，因为桑迪的缘故我们挥霍了一把，坐出租车回的家。天正下雨，我们可不想看着她的黑裙摆拖在泥里。
有一阵子，一直是我们三个一块去“马克斯”。在那几趟远足里桑迪没投入什么感情，而是为我的闷闷不乐和坐立不安充当了缓冲。最后我想通了，把去“马克斯”看做是和罗伯特相关的例行公事。我从斯克里布纳下班后七点多到家，然后我们就去一家餐厅吃烤芝士三明治。我和罗伯特会给对方讲自己这天里的故事，分享各自刚完成的新作，接下来还会花很长时间想该穿什么去“马克斯”。
桑迪没有琳琅满目的衣橱，但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她有好几条“英皇道(120)之王”奥西·克拉克(121)设计的完全相同的黑色晚礼服。那些裙子就像长度及地的优雅T恤，不加垫衬而微微修身，搭配以长袖和汤匙领。它们对她的社交形象是如此不可或缺，我常常幻想着能给她买整整一衣橱的衣服。
我打扮成了一个要在法国新浪潮电影里出镜的临时演员的模样。我有好几种形象，比如条纹船领衫加红色小围巾，就像伊夫·蒙坦德(122)在《恐惧的代价》(123)里戴的那种；绿色连裤袜加红色芭蕾鞋，一种左岸垮掉派造型；或者像奥黛丽·赫本(124)在《甜姐儿》里的那样，黑色长毛衣、黑色连裤袜、白袜子加“Capezio”黑舞鞋。无论是哪个方案，我一般需要十分钟左右准备。
罗伯特打扮得就像一件活的艺术品。他会卷上一根细麻烟，抽上一口，一边看着他仅有的几件衣服，一边沉思着他的佩饰。他为社交需要储存了些大麻，大麻能减少他的紧张，但抽离了他的时间感。每次等罗伯特决定该在皮带扣上挂几把钥匙，都可笑得令人抓狂。
桑迪和罗伯特都对细节极其注意。为了找到合适的佩饰，他俩能展开一场美学宝藏大搜寻，在马赛尔·杜尚、塞西尔·比顿(125)、纳达尔(126)或赫尔穆特·牛顿(127)的照片里掘地三尺。有时候为做比较性的研究，桑迪会拍些宝丽来照片，招致一场“宝丽来快照算不算艺术”的讨论。最后时刻总是面临莎士比亚式的问题：他该还是不该戴三条项链？而最后的答案是——一条太不醒目，两条没有冲击力；于是第二场辩论随即开始——是该戴三条，还是一条都不戴？桑迪明白罗伯特这是在解一道艺术方程式。我也明白，但对我来说却是去与不去的问题，在这些做决定的复杂进程里，我仿佛也变成了一个飞高了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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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之夜，当满怀期待的孩子们穿着鲜艳的纸戏装跑过第二十三街时，我穿着我的“伊甸园之东”礼服走出我们的蜗居，踏着黑白格地板的白格，三步并作两步地跃下台阶，站在了我们的新房间门前。巴德先生很守信用，把二〇四房间的钥匙放到我手心里，慈爱地点点头。这个房间的隔壁就是迪伦·托马斯写下他临终之言的地方。
万圣节，我和罗伯特把我们仅有的财产归置到一起，把它们推进电梯，送到二层。我们的新房间在酒店的背面。浴室就在门厅里，墙面有点粗糙，但房间真的很漂亮，有两扇窗户，能眺望到老砖楼和正在蜕去仅剩的叶子的大树。屋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配镜子的水槽和一个无门的壁橱区。这些改变让我们浑身是劲。
罗伯特把他的喷漆罐在水槽下摆成一排，我从我的衣服堆里翻找出一条摩洛哥长丝巾，挂在了壁橱区。屋里有一张大木桌，罗伯特可以用来当工作台。因为是在二层，我总算可以走楼梯上下楼了——我讨厌坐电梯。这里还给我一种感觉，大堂就像房间的延伸，因为它真的就像我的基地。罗伯特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东西，享受着邻居们迎来送往的喧嚣，他们也常常给我们鼓励。
罗伯特几乎整晚都熬在那张大桌子跟前，埋头设计一本新的立体插页书的头几页。他用了三张我在照片亭拍的戴着马雅可夫斯基帽的照片，周围环绕以薄麻布做的蝴蝶和天使。他在作品里提到我的时候，我总会喜不自禁，就好像通过他我会被别人记得一样。
我们的新房间，相比适合罗伯特还是更适合我。我需要的东西都有了，但屋子不够两个人一起工作。桌子给他用了，我就在我那片墙上贴了一张Arches牌缎纹纸，开始画我们两个在科尼岛上的画。
罗伯特画着他无法实现的装置草图，我能感觉到他的沮丧。布鲁斯·鲁道看出了罗伯特做项链的商业潜力，在他的鼓励下，罗伯特将注意力转移去做项链了。他一直都喜欢做项链，先是为他母亲，然后为他自己。我们在布鲁克林时为彼此做过特别的护身符，那些护身符也慢慢越做越精巧。在一〇一七房间住的时候，我们书桌最上层的抽屉里装满了丝带、线、小象牙骷髅、银珠和玻璃彩珠，都是从跳蚤市场以及西班牙宗教商店像白捡一样收集来的。
我们坐在床上，串非洲贸易珠(128)和涂过清漆的破念珠串上的散珠。我串的项链属于粗放型，罗伯特的则错综复杂。我帮他编皮绳，他在皮绳上加入珠子、羽毛、蝴蝶结和兔脚(129)。然而床并不是最佳工作地点，因为珠子会掉进床罩皱褶或者木地板裂缝里找不到了。
罗伯特在墙上挂了几条成品项链，把剩下的挂在了门背后的衣钩上。布鲁斯对这些项链的痴狂促使罗伯特又拓展了一些新品种。他渴望能去串次等宝石的珠子，在白金上嵌兔脚，或是浇铸银质和金质的骷髅头，不过眼下我们也只能是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我们没什么本钱，不得不尽己所能地创新，罗伯特是个高手，能把微不足道的玩意变成神来之笔。他的本地供应商是街对面的兰姆斯顿廉价品店和与切尔西几门之隔的“国会大厦”渔具店(130)。
“国会大厦”是买雨具、竹制飞钓竿和“大使”牌卷线器的好地方，但我们要找的都是小玩意。我们买了发夹、羽饰诱饵和小铅块。“马斯基”鹿尾毛诱饵做项链最棒了，因为有很多颜色可选，还有斑尾的和纯白的。店主会叹着气把我们买的东西装进一只棕色小纸袋，就像装便宜小糖果用的那种。显而易见我们不是合格的渔夫，但他渐渐认识了我们，以低价卖给我们坏掉了但羽毛完好的诱饵，还有展开式托盘的二手钓鱼箱，装我们的东西最合用了。
我们也留意着在“堂·吉诃德”里吃有壳海鲜的人。他们一付完账，我就用餐巾把龙虾爪收走。罗伯特将它们刷洗、打磨、喷漆，然后串在一条项链上，在小绳之间加上铜珠，我会说一小段感谢龙虾的祈祷文。我做手镯，用鞋带皮编的，再加上一些小珠子。我们做的所有东西罗伯特都会很自信地戴着。别人纷纷表示出兴趣，罗伯特也希望卖掉它们。
自助餐厅(131)里没有龙虾，却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里快捷、便宜，又有家常菜的风味。罗伯特、哈里和我经常一起去，叫上这俩人所用的时间比吃一顿饭可长多了。
例行程序是这样的：我得先去接哈里。他找不着他的钥匙了，我在地上找，在某本专业难懂的书底下发现了钥匙。他就开始看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又让他想起了另一本他想找的书。在我找第二本书的时候，哈里会卷上一根大麻。罗伯特到了，和哈里一起抽起来。我知道这下完蛋了，他们只要一抽那个，本来用十分钟能干完的事就得花上一小时。随后罗伯特决定穿他那件用牛仔上衣剪掉了袖子制成的背心，然后回我们的房间去拿。哈里认为我的黑丝绒连衣裙白天穿太阴郁了，我们走楼梯下去的时候，罗伯特坐电梯上来，我们手忙脚乱地上楼下楼，就像在表演《塔菲是个威尔士人》(132)。
一走过渔具店就是“霍恩与哈达特”(133)，自助餐厅中的皇后。就餐程序是：先找好位子，再拿个托盘，然后到后墙处，那边有成排的小窗口，往投币口里塞一些硬币，打开玻璃舱门，取出三明治或是新鲜的苹果派。一间真正的特克斯·埃弗里(134)动画风格餐厅。我最喜欢的是鸡肉馅饼或罂粟籽面包配奶酪芥末酱生菜叶。罗伯特喜欢他们的两个特色菜：奶酪烤通心粉和巧克力奶。罗伯特和哈里都对我不喜欢“霍恩与哈达特”著名的巧克力奶表示困惑，但对一个喝博斯科(135)和奶粉长大的女孩来说，那玩意太浓，所以我只喝咖啡。
我总是吃不饱。我代谢食物很快，不吃饭就出门的话，罗伯特能比我扛得更久。我们要是没钱了，也就不吃饭了。即使有些微微颤抖，罗伯特也还能扛上一阵儿，我却感觉自己就要昏过去了。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萌生了吃一个奶酪生菜三明治的渴望。我仔细清点了我俩的财物，不多不少找出了五十五美分，穿上我的灰色风衣，戴着马雅可夫斯基帽，溜出房间向自助餐厅走去。
我拿着托盘，塞进了硬币，窗口却没有打开。我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然后我才发现单价已经涨成六十五美分了。至少可以说，我失望透了，而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要帮忙吗？”
我转身一看，竟是艾伦·金斯堡。我从没见过他，但我们这位伟大诗人和行动主义者的脸，我不会认错。看着卷曲的深色大胡子衬托下的那双尖锐的深色眼睛，我点了点头。艾伦补足了那十美分，还请了我一杯咖啡。我默默地随着他坐到桌边，然后甩开腮帮子吃起三明治来。
艾伦做了自我介绍。他聊起了沃尔特·惠特曼(136)，我说我是在卡姆登那边长大的，惠特曼就葬在那，他突然俯过身来紧盯着我。“你是女的？”他问。
“是啊，”我说，“有问题吗？”
他只是笑着：“抱歉，抱歉，我把你当成一个美男了。”
我立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呃，那意思是三明治得还你是吗？”
“不用还，吃吧，是我失误。”
他告诉我，他正在为刚去世的杰克·凯鲁亚克(137)写一首长篇挽诗。“就死在兰波生日的三天之后，”我说。我们握了手，然后各回各家。
后来，艾伦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们经常回忆起两人的初次邂逅，有一次他还问我会怎样形容我们的相遇。“我会说，你在我饥饿的时候喂饱了我，”我告诉他。确实如此。
我们的房间越来越乱了。现在屋里不光有我的作品辑、书和衣服，还有罗伯特之前存在布鲁斯·鲁道屋里的物资：细铁丝围栏、金属丝网纱、成卷的绳子、喷漆、胶水、纤维板、成卷的壁纸、浴室瓷砖、油地毡和一摞一摞的旧经典男性杂志。哪一样他也不肯扔。他表现男性题材的方式是我不曾见过的，他把从第四十二街搞到的杂志上剪下来的东西，和用作视觉引线的交叉的线条一起融合在拼贴里。
我问他为什么自己不拍照片。“哦，那太麻烦了，”他会说，“我花不了那个时间和精力，再说洗照片也太费钱。”他在普拉特艺术学院的时候玩过摄影，但对暗房里那套耗费时间的程序实在缺乏耐心。
与此同时，搜寻男性杂志也是一番严峻考验。我在前面找科林·威尔逊(138)的平装书，罗伯特跟在后面，感觉有点提心吊胆，就好像我俩在干什么坏事。那些地方的经营者都没什么好脾气，你要是拆开了一本塑封的杂志就必须把它买下来。
这种交易让罗伯特紧张。杂志很贵，五块钱一本，他往往要冒险去赌杂志的内容。最终选定了一本，我们就赶紧回到酒店。罗伯特会以查理(139)剥掉巧克力锡纸、希望找到一张金箔票那样的期待之情拆掉杂志的玻璃纸。罗伯特说，这和他当年瞒着父母邮购漫画书封底上的礼包好有一比。他会密切关注邮件，加以拦截，把他的宝贝拿进浴室，锁上门，打开盒子，掏出魔术玩具、X光眼镜和微型海马。
他有时候很走运，杂志里有好几页都能用到手头的作品上，或者有一页特别棒，能触发一个全新的创意，但通常情况下杂志都让人扫兴，他会把它们扔到地上，懊恼、悔恨于他浪费了我俩的钱。
有时他对意象的选择也令我困惑，就像在布鲁克林那会儿。幸而，他的创作过程并不那样。我会从时尚杂志上剪下剪报，为纸娃娃做成精巧的衣服。
“你应该拍你自己的照片，”我说。
这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我有时候会自拍几张，不过是拿到福托马(140)冲印的。我对暗房一窍不通。看朱迪·琳工作的时候，我大致知道冲印的过程。朱迪是普拉特艺术学院毕业的，致力于摄影事业。去布鲁克林看她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花一天时间拍照，我给她当模特。作为艺术家和模特，我俩倒是挺有默契，因为我们的视觉审美不约而同。
从《青楼艳妓》(141)到法国新浪潮(142)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喜欢。她为我们想象中的电影拍剧照，虽然我不抽烟，还是会去偷罗伯特几根“酷斯”，好表现某个特定形象。为拍我们的布莱斯·桑得拉斯(143)组照，我们要搞得烟雾缭绕，而拍我们的让娜·莫罗(144)，则需要一支香烟和一条黑衬裙。
我把朱迪拍的照片拿给罗伯特看，他惊讶于我所表现出的各种气质。“帕蒂，你不是不抽烟嘛，”他会一边这样说一边胳肢我，“你是不是偷了我的烟啊？”我怕他会生气，因为香烟很贵，不过当我再去找朱迪时，他却令我惊喜地把他那皱巴巴烟盒里最后的两支都给了我。
“我知道我是伪烟民，”我说，“不过我没伤害到任何人，再说我必须得强化我的形象。”这都是为了让娜·莫罗。
罗伯特和我继续夜访“马克斯”。我们最终进到了密室，坐在墙角里丹·弗莱文(145)的发光雕塑下面，沐浴着红色的灯光。守门人多萝西·迪安(146)喜欢罗伯特，会给我们放行。
多萝西是个小个子黑人，冰雪聪明。她戴着小丑眼镜，穿着经典款无领开襟毛衣，念过最好的学校。她站在密室门前，就像守卫方舟的阿比西尼亚祭师，没有她的允许谁也甭想进去。罗伯特用尖刻的幽默回报她的尖酸刻薄，我和她则井水不犯河水。
我知道“马克斯”对罗伯特很重要。他对我的创作给予了那么多支持，我无法拒绝他这个晚间仪式。
米奇·拉斯金准许我们坐上几个小时，一点点地抿着咖啡和可口可乐，别的几乎什么也不点。有的晚上真是没劲透了。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家，罗伯特会说再也不要去了。有的夜晚则别开生面，犹如一场充满了三〇年代柏林疯狂能量的黑暗夜总会表演，在失意的女演员和愤怒的易装皇后之间，爆发尖叫连连的女人之战。他们像是在为一个幽灵试镜，那个幽灵就是安迪·沃霍尔。我怀疑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人。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丹尼·菲尔茨(147)走过来邀请我们到圆桌去坐。这个简单的举动表示着我们得到了一段考验期，这对罗伯特来说是重要的一步。他优雅地做出回应。他只点了点头，然后领着我坐到桌边，他丝毫没有表现出这对他有多重要。丹尼对我们的亲切和体贴，我一直都感激在心。
罗伯特很放松，因为他终于来到了他想去的地方，而我真是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姑娘们漂亮而冷酷，大概因为表现出兴趣的男性比例太小了。我敢说他们是在容忍我，同时也被罗伯特所吸引。他成了他们的目标，他也进入到他们的核心集团。他们似乎全都想追求他，无论男女，但那个时候，驱动着罗伯特的是野心而不是性。
能越过这个意义不凡的小跨栏，令罗伯特欢欣鼓舞。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圆桌，甚至是这段黄金岁月，本身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它被安迪解散，又由我们集成，无疑还要为给下一个圈子腾地方而再次解散。
我环视着密室里沐浴在血红灯光下的每一个人。丹·弗莱文已用他设计的装置回应了越南战争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密室里没有一个人会死在越南，纵然也没几个人能幸免于一个时代的残酷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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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洗好的衣服回家时，以为还能听到蒂姆·哈丁唱那首《害群之马》(148)。罗伯特在干一次搬家的活儿时，弄到一台旧唱片机作为报酬，用它来放我们最喜欢的专辑，那是他给我的惊喜。自从离开霍尔街之后，我们就没再有过唱机了。
这是感恩节前的星期天，一个阳光充足的干燥温暖的秋日。我收拾好了要洗的衣服，穿着旧棉裙、羊毛袜和厚毛衣，向第八大道悄然疾行。我问过哈里有没有衣服要我帮他代洗，可他装出一副很恐惧的样子，杜绝让我碰到他的平脚内裤，打发我赶紧走。我把衣服塞进洗衣机，放了不少小苏打，然后走到两个街区之外的“古巴亚洲菜”(149)去喝牛奶咖啡。
我把洗净的衣服叠好。属于我们的那首《怎能执着梦一场？》(150)唱响了。我们都是追梦人，罗伯特是事有所成的那个。我能挣钱，而他有干劲又专注。为他自己和为我，他总是有所计划，他希望我们都能继续创作，但地方不够，墙上所有的空间都用上了，他也没可能去实现他画的装置蓝图，他用的喷漆对我的慢性咳嗽很不利。有时他会到切尔西的楼顶上去，但天气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大了。最后他决定，要为我俩找一块空地，然后就开始翻阅《村声》(151)并四处打听。
他撞了大运。我们有个邻居，一个穿着皱巴巴长大衣的忧愁的大胖子，在第二十三街上来回遛他那条法国斗牛犬，他和他的狗，长着一模一样松弛褶皱的脸。我们偷偷叫他“猪人”。罗伯特注意到他的住处就在“绿洲”酒吧再过去几个门。一天晚上，他停下来爱抚他的狗时，罗伯特和他聊了起来。罗伯特问他知不知道他这栋楼里可有空房，“猪人”告诉他整个第二层都是他的，而起居室现在只用来放东西。罗伯特问他能不能转租，一开始他很不情愿，但他的狗喜欢罗伯特，然后他就同意了，从一月一日开始把客厅以每月一百美元的价格租给我们。给他一个月的租金当订金，他可以把房间保留到年底，并把地方清理出来。这笔钱要从哪儿来，罗伯特心里也没底，但还是握手成交了。
罗伯特带我去看了那地方。那里有能眺望第二十三街的落地大窗，我们还能看到基督教青年会和“绿洲”酒吧霓虹灯的顶部。他要的都有了：至少是我们房间的三倍大，光线充足，还有一面钉了百十来个钉子的墙。“咱们可以把项链挂在那儿了，”他说。
“咱们？”
“是啊，”他说，“你也能在这里工作，这将是咱们的地盘，你又能开始画画了。”
“第一幅就要画‘猪人’，”我说，“咱们欠他大人情，钱的事就别担心了，咱们会搞到的。”
不久后，我以微不足道的价格拿下了一套二十六本的亨利·詹姆斯(152)全集，书况棒极了，我在斯克里布纳认识的一个顾客应该想要。护封完好无损，凹版印刷看起来很新，而且书页也没黄，这下子我净挣了一百多美元。我悄悄把五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放进一只袜子，在袜口系了丝带，交给罗伯特。他打开袜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弄到的！”他说。
罗伯特把钱给了“猪人”，甩开膀子清理了阁楼的前一半。这真是个不小的活儿。我下班后会过去看一下，看到他站在“猪人”那及膝高的让人不得要领的垃圾堆里：落满尘土的日光灯管、数卷绝缘材料、好几架子的过期罐头、瓶子空了一半的各种不明清洁剂、吸尘器的吸尘袋、大量弯曲的百叶窗帘、几个发霉的箱子里溢出的几十年来的税务申报表，还有一捆捆用红白两色细绳捆扎的沾着污渍的《国家地理杂志》(153)，我抢先把那些细绳解下来编手镯用了。
他把那地方清理、擦洗还油漆了一遍。我们从酒店借来桶，装满了水，提过去。干完了，我们就静静地站在那，想象着各种可能。我们从没享受过这么多阳光，即使那巨大的玻璃窗被他涂黑了一半，阳光依然倾泻进来。我们拣出了一个床垫，几张工作台和椅子。我用轻便电炉烧开加了桉树叶的水，用它拖了地。
罗伯特从切尔西带过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们的作品辑。
“马克斯”里的情况也在好转。我不再那么主观，并且习惯了那儿。不知为什么我被接纳了，哪怕从没真正地融入过。圣诞将至，那里充斥着一种悲哀的气氛，就好像每个人都突然想起自己无家可归一样。
即使在这里，在这片所谓的易装皇后的热土上，韦恩·康蒂(154)、霍利·伍德劳恩(155)、坎迪·达林(156)和杰姬·柯蒂斯(157)也难以被轻易地归类。他们是表演艺术家、女演员和喜剧演员。韦恩机智诙谐，坎迪漂亮可人，霍利有激情，不过我最看好的是杰姬·柯蒂斯。在我心中，她是最具潜力的。她能成功地暗中操纵整个谈话，只为说上一句贝特·戴维斯(158)的犀利对白。她也懂得怎样去穿家常便服，但化起妆来，她就是一个七〇年代版的三〇年代女星。闪闪发光的眼睑、闪闪发光的头发、闪闪发光的蜜粉。我讨厌那些闪闪发光的玩意，跟杰姬坐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沾上一身的小斑点回家。
节日来临之际，杰姬显得心烦意乱。我给她叫了一客“雪球”，一份令人垂涎的高消费款待。那是一种小丘状的加料巧克力蛋糕，里面填着香草冰淇淋，表面铺洒着椰蓉。她坐在那吃着，大颗大颗闪闪发光的泪珠扑簌簌地掉进正在融化的冰淇淋里。坎迪·达林悄无声息地走到她旁边，伸出涂着光洁指甲油的手指在冰淇淋里蘸着，用她宽心的声音提供着些许安慰。
杰姬和坎迪过上了她们想象中的女演员生活，也带上了某种特别酸楚的滋味。她们身上都有米尔德丽德·罗杰斯的一面，《人性的枷锁》(159)里粗俗的文盲女招待。坎迪有金·诺瓦克(160)的外表，杰姬有她的表演风格。她们都领先于她们的时代，但也都不够长命，没能看到那个被她们领先的时代。
“无界的先锋们，”安迪·沃霍尔如是说。
圣诞夜下雪了。我们走到时代广场，去看白色的公告牌宣告着：“战争结束啦！如果你希望这样。约翰和洋子(161)祝你圣诞快乐。”公告牌就高悬在罗伯特常买男性杂志的那个书亭上方，在“孩子”(162)和“班尼迪克特”这两家通宵餐厅之间。
抬起头，我们看到了这幅纽约场景图(163)中纯真的人性。罗伯特拉着我的手，雪花在我们周围盘旋，我瞥见他的脸。他眯着眼，赞许地点着头，羡慕地看到艺术家在第四十二街上受到如此欢迎。对我来说这是一条信息，对罗伯特而言，却是方法。
受到了新的鼓舞，我们走回第二十三街去看我们的天地。项链已经挂在钩子上了，他还在墙上钉了几幅我们的画。我们站在窗前，看着雪花缤纷地落在“绿洲”酒吧弯弯曲曲的棕榈树霓虹灯上。“你看，”他说，“沙漠也下雪了。”我想起了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疤面煞星》(164)里的一个场景：保罗·穆尼(165)和他的女人望着窗外的霓虹灯，灯上写着“这世界属于你”。罗伯特攥紧了我的手。
六〇年代行将结束。我和罗伯特庆祝了我们的生日。罗伯特二十三岁了，紧随其后我也二十三岁了。完美的质数(166)。罗伯特给我做了一个“圣母玛丽亚领带架”，我送了他一条皮绳，上面拴了七个银色骷髅头。他戴上了那串骷髅头，我戴上了领带。我们已准备好迎接七〇年代。
“这十年将是我们的，”他说。
维瓦带着一种嘉宝(167)式的冷若冰霜气呼呼地闯进大堂，试图唬住巴德先生，免得他来要她未付的房租。电影导演雪莉·克拉克(168)和摄影师黛安娜·阿巴斯(169)分头走进来，都带着一种不安的使命感。乔纳斯·梅卡斯(170)带着他不离手的相机和神秘的微笑，拍着切尔西上上下下生活中鲜为人知的角落。我站在那里，拿着一只黑乌鸦标本，那是像白给一样从美国印第安博物馆买来的，我想他们不想要它了。我决定叫它雷蒙德，借《洛克斯·索罗斯》的作者雷蒙德·鲁塞尔(171)之名。我正在寻思这间大堂可真像一个有魔力的入口，那扇厚重的玻璃门便如同被风推动一般打开了，一个穿着黑红双色披风的熟悉身影走了进来。是萨尔瓦多·达利。他紧张地环视了一下大堂，然后，看到了我的乌鸦，他笑了。他把优雅的瘦骨嶙峋的手抚在我头上说：“你就像一只乌鸦，哥特乌鸦。”
领带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呵呵，”我对雷蒙德说，“切尔西的又一天。”
一月中旬，我们去见了史蒂夫·保罗(172)，他是约翰尼·温特(173)的经理人。史蒂夫是个魅力非凡的企业家，他给了六〇年代的纽约一个伟大的摇滚俱乐部——“现场”(174)。它坐落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小街上，成为来访音乐家和深夜即兴演出的集结地。他穿着蓝色丝绒，带着永远的茫然，有点像奥斯卡·王尔德，也有点像柴郡猫(175)。他在为约翰尼谈一份唱片合同，并把他安置进了切尔西的一套房间。
一天晚上，我们在“堂·吉诃德”撞到了一起。和约翰尼只聊了一小会儿，我便为他的智慧和天生的艺术鉴赏力着了迷。话语间，他是那么坦诚、仁慈又古怪。我们应邀去看他在“东菲尔莫”的演出，我从没看过哪个表演者能怀着如此的自信与观众互动。他毫无畏惧，愉快地和观众对峙，像苏菲派僧侣一样地旋转舞蹈，在舞台上趾高气扬地走路，摆动着面纱般拂在面前的一头白发。他用一把行云流水的吉他、一双斜视的眼睛和邪恶顽皮的笑容，把观众全震住了。
土拨鼠日(176)那天，我们参加了酒店为约翰尼开的小派对，庆祝他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177)签约。大半个晚上，我们都在跟约翰尼和史蒂夫·保罗闲侃。约翰尼垂涎罗伯特的项链，主动要求买一条，他们还说要让罗伯特为他设计一件黑色网眼披风。
我在那坐着，发觉自己身体发飘，并且可以延展变形，就好像我是泥捏的似的。也没人过来告诉我，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约翰尼的头发像两条长长的白耳朵一样垂着，史蒂夫·保罗穿着他的蓝丝绒，歪在一堆枕头里，以慢动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麻，和在房间里跳进跳出的马修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天翻地覆让我受不了，我逃到第十层的旧公共浴室里，把自己锁了起来。
我也不确定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体验最贴切地再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里“吃掉我，喝掉我”的那个场景。我试图像她那样，以淡定和好奇来回应这迷幻的考验。我推断有谁给我用了某种形式的致幻剂。我以前从没吃过任何迷幻药，而我有限的知识也只是来自对罗伯特的观察，或是戈蒂埃(178)、米修和托马斯·德·昆西(179)在书中描述过的药物引起的幻象。我在角落里缩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我当然不想被人看到我缩小了，尽管那只是我自己的幻觉。
罗伯特自己八成也飞高了，找遍了酒店才发现我，他站在门外和我说话，帮助我找到回来的路。
最后我打开了门。我们走了走，然后回到我们的安乐窝。第二天一天我们都躺在床上。我起床后夸张地穿起雨衣，戴上墨镜。罗伯特非常体谅，一点也没消遣我，甚至都没调侃那件雨衣。
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和不寻常的激情之夜。我高兴地在日记里记下这个夜晚，添加了一抹未成年少女式的小情怀。
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的生活变化之迅速，难以言说。我们似乎从未如此亲密过，然而很快，幸福又会因罗伯特对钱的焦虑而阴云密布。
他找不到工作，他担心我们将无力负担两处地方。他继续游走于各家画廊，常常垂头丧气、士气低落地回来。“作品他们都不正眼看一看，”他抱怨道，“到头来却想勾搭我。我宁可去挖沟也不会跟这些人睡觉。”
他去了就业服务处，想找一份兼职，但无功而返。虽然偶尔也能卖出去一条项链，但打入时装界还是八字没一撇的事。钱的问题让罗伯特越来越沮丧了，挣钱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对经济状况的担忧，也部分地再度驱使他动了做牛郎的念头。
他告诉过我，我在巴黎的时候他考察过牛郎市场。他早先的尝试是基于好奇和《午夜牛郎》的浪漫，但他发现在第四十二街这行很不好干。他决定转移到曼哈顿东区的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180)附近，那是乔·达拉桑德罗(181)的地盘，那里更安全。
我求他不要去，但他决意一试。我的眼泪也不能阻止他，于是我站在那里，眼看着他为外面的夜晚穿戴打扮。我想象着他站在街角，因兴奋而面色潮红，为给我们赚回钱来而向一个陌生人献身。
“一定小心，”我能说的只剩下这个了。
“别担心，我爱你，祝我好运。”
除了青春自己，谁又能懂青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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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来时他已经走了。桌上有给我的便条。“睡不着，”上面写着，“等我。”我坐了起来，正给我妹妹写信的时候，他神色慌张地进了门。他说必须给我看样东西，我迅速穿好衣服，跟着他来到我们的工作室，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
一进屋，我就快速地扫视了一遍。他的能量似乎让空气都在振动。镜子、灯泡，还有摆在一截黑色油布上的几节链子。他已经开始做一件新装置了，但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靠在项链墙上的另一件作品。对绘画失去兴趣之后，他就不再绷画布了，不过他保留了一个画框。他把从男性杂志上剪下来的东西满满地贴在了上面，那画框被年轻男子的脸和躯体包裹着。他几近颤抖。
“不错吧，啊？”
“嗯，”我说，“天才啊。”
那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作品，却似乎蕴含着与生俱来的能量，毫无过火之处，一件完美之作。
地板上乱扔着剪下的纸片。房间里弥漫着胶水和清漆的味道。罗伯特把画框挂到墙上，点上一根烟，我们一起在沉默中看着它。
据说小孩子会混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分得清。小孩子能赋予一个娃娃或锡兵玩具以有魔力的生命，和他们一样，艺术家会赋予作品活力。无论是为艺术还是为生活，对手头的东西，罗伯特都会注入他创造性的冲动和神圣的性能量。他把一个钥匙环、一把厨刀，或是一个简单的木头画框都变成了艺术。他爱他的作品，也爱他的物什。他曾用一幅画换了一双马靴——那双靴子毫不实用，却几近灵之美。他像一个马夫打扮一条灰毛猎犬那样热忱地为它擦拭、抛光。
一天晚上，在我们从“马克斯”回家的路上，美履事件发展到了极致。从第七大道一转过来，我们就在人行道上邂逅了一双熠熠生辉的鳄鱼皮鞋。罗伯特将鞋一把捡起来揽进怀里，视为珍宝。那是一双深棕色的鞋，丝质的鞋带，没有穿过的痕迹。罗伯特把它们悄悄放进了一个装置作品里，以至于需要穿的时候还经常得把装置拆开。在鞋的尖头里塞上一卷纸巾，它就变得合脚多了，虽然跟工装裤和高领衫不怎么相配。他用黑色网眼T恤换了一件高领衫，在皮带上加了一大串钥匙，袜子也不穿了。他就准备这样夜访“马克斯”，兜里没有坐出租的钱，脚上却光鲜灿烂。
“鞋子之夜”，我们这样称呼它，对罗伯特来说是一个信号，在阡陌纵横之地，我们走对了路。
格雷戈里·科尔索(182)走到哪儿都能惹乱子，但因他有创造杰出美感的同等潜力，也很容易得到原谅。
大概是佩姬把我介绍给格雷戈里的，因为他们两个很要好。我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好感，更不用说认为他是我们最棒的诗人之一了。我的床头柜上就放着一本他的《死亡生日快乐》(183)，都快被翻烂了。格雷戈里是垮掉派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有一种沧桑的英俊，像约翰·加菲尔德那样神气十足。他不太拿自己当回事，但对他的诗歌绝对认真。
格雷戈里喜欢济慈(184)和雪莱(185)，他会摇摇晃晃地走进大堂（裤子挂在胯上），颇具表现力地咏诵他们的诗句。在我为连一首诗都写不完而悲哀时，他就对我引用保罗·瓦莱里(186)的诗句：“诗人不是完成诗歌，而是中止诗歌，”然后又补充说，“别担心，你会写好的，孩子。”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
他回答：“我就是知道。”
格雷戈里带我去了“圣马克教堂诗歌计划”(187)，那是东十街名垂青史的教堂里的诗人聚会。在诗人们朗诵诗歌的时候，格雷戈里会从半路里杀将出来，用“不行！不行！冷血！加点感情！”这样的叫喊不时地打断乏味。
我把他的反应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有朝一日我读自己的诗时绝不会读得乏味。
格雷戈里给我开了书单，告诉我要必备哪本字典，鼓励我，挑战我。格雷戈里·克尔索、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都是我的老师，他们穿过切尔西大堂的时候，每一个都像是我新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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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再像个牧童似的了，”罗伯特审视着镜中自己的头发说，“你能给我剪成五〇年代摇滚明星那样么？”我非常喜欢他那头不羁的卷发，但还是拿出了我的大剪刀，一边剪，一边在心里唱着乡村摇滚。在罗伯特对着镜中的新形象流连时，我难过地捡起他的一缕头发，夹进一本书里。
二月，他带我去“工厂”看《垃圾》(188)的毛片。这是我们第一次受到邀请，罗伯特满怀期待。电影一点没打动我，也许它对我而言不够法国。新“工厂”的冷淡氛围让罗伯特吃了一惊，安迪本人并没露面也令他失望，不过他还是在沃霍尔的圈子里往来应酬、游刃有余。见到布鲁斯·鲁道让我释然了不少，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黛安娜·波德鲁斯基(189)，她在片中饰霍利·伍德劳恩的妹妹。这个性情甜美的南方姑娘，穿着宽大的非洲和摩洛哥衣裳。我认出了她，黛安娜·阿巴斯在切尔西拍过她一张照片，在照片里她更像个男孩。
就在我们要坐电梯走的时候，“工厂”的经理人弗雷德·休斯(190)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发话：“噢——，你的发型很琼·贝兹(191)嘛，你是民谣歌手吗？”不知怎么的，虽然我很钦佩琼·贝兹，但这话让我很不爱听。
罗伯特拉着我的手。“别理他，”他说。
我发现自己的情绪很糟。在那些个夜晚，当脑子里开始没完没了地上演那些讨厌的事时，我就会想起弗雷德·休斯说的话。见他的鬼，我心想，就这么被随便定义了让我很不爽。
隔着水槽，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意识到从十来岁起我就没剪过别的发型。我坐在地板上，摊开我仅有的摇滚乐杂志。我买这些杂志一般是为了鲍伯·迪伦的新照，但此时此刻我不是在找他，我把我翻到的基思·理查兹(192)都剪了下来，研究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了剪刀，大刀阔斧地脱离了民谣时代。我在走廊的浴室里洗头，甩干。这种感觉可真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