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回到家后又惊又喜，“你着什么魔了？”他问。我只是耸耸肩。可当我们去了“马克斯”，我的发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顿大惊小怪让我受宠若惊，虽然我还是我，但我的社会地位突然间获得了提升。我的基思·理查兹发型活脱脱成了一块话题磁铁。我想起了高中时代认识的那些姑娘，她们梦想成为歌手，最后却成了美发师。这两种职业我都不渴望，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却给很多人剪了头发，并在“辣妈妈”(193)里放声歌唱。
切尔西酒店二○四房间，一九七○年。
“马克斯”里有人问我是不是双性人。我问他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米克·贾格尔(194)那种。”我觉得那肯定挺酷的，我想这个词是集美丑于一身的意思。不管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吧，仅仅剪了个头，我就奇迹般地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双性人。
机会突然降临了。杰姬·柯蒂斯请我出演她的戏《祸水红颜》(195)。我替代一个男孩，饰演“游乐场”(196)的男性同伴，喷吐着这样的台词：他可以上她或者甩了她/他上了她然后甩了她。
“辣妈妈”是最早的实验剧场之一，比小百老汇剧院(197)还要小上一些。大学的时候我倒是演过一些戏，在欧里庇德斯的《希波吕托斯》里演过费德拉(198)，在《男朋友》里演过杜博内夫人(199)。我喜欢表演，但我怕背台词，还有他们糊在我脸上的厚厚的舞台妆。虽然我觉得跟杰姬和她的伙伴们一起工作应该挺有意思，但我真的对先锋一窍不通。杰姬没让我试镜就要了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
我坐在大堂里，努力显得我不是在等罗伯特。他消失在他牛郎世界的迷宫里，我揪着心，精神实在没法集中，我坐在我的老地方，身子趴在我橙色的笔记本上，上面有我为布莱恩·琼斯写的各种诗。我一副《南方之歌》的打扮——草帽、流浪兔(200)夹克、工作靴和锥形裤——正苦心研究着那些遣词造句，这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
“干吗呢，亲爱的？”
我抬头看到一张陌生的脸，炫耀地戴着一副完美的墨镜。
“写东西。”
“你是诗人？”
“可能吧。”
我挪回我的座位里，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假装没认出他来，但他拉长声的话腔我可没认错，还有他那可疑的笑容。眼前这个人是谁我一清二楚，他就是《别回头》(201)里的那个人，除迪伦以外的那个。博比·纽沃斯(202)，和事佬及破坏分子，鲍伯·迪伦的至交。
他是画家、歌手、歌曲作者和冒险家。他是很多同时代的伟大智者和音乐家的心腹——比我早了一个时代。
为了故作镇定，我站起来，点点头，没说再见，径直朝门口走去。他对我大声喊道：
“嘿，你跟谁学的这么就走了？”
我转过身来，“跟《别回头》学的。”
他笑了，邀我去“堂·吉诃德”喝一小杯龙舌兰。我不爱喝酒，但为了摆酷，我一饮而尽，没加柠檬也没加盐。他很健谈，我们从汉克·威廉姆斯(203)聊到了抽象表现主义。他似乎对我很有好感，拿过我手里的笔记本翻了起来。我猜他看到了我的潜力，因为他问：“你有没有想过写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下次见面我想要你写首歌出来，”我们走出酒吧时他说。
他只需说这些就够了。他走后，我发誓要给他写首歌。我给马修瞎写过一些歌词，给哈里编过几首阿巴拉契亚式小曲，但没真的上过心。现在我有了一个真正的任务和一个值得为之写歌的人。
罗伯特很晚才回家，闷闷不乐的，对我跟陌生男人去喝酒还有点不高兴。不过第二天一觉醒来，他也觉得像鲍比·纽沃斯这样的人对我的作品有兴趣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说不定他会是让你开始唱歌的人呢，”他说，“不过你要始终记得是谁第一个让你唱的。”
罗伯特一直都喜欢我的嗓音。在布鲁克林时他就要我唱歌伴他入睡，我会给他唱皮雅芙和《童谣》(204)里的歌。
“我不想唱歌，我只想给他写歌。我想当诗人，不是歌手。”
“你两个都能当，”他说。
罗伯特几乎一整天里都在纠结，在爱意和喜怒无常间反复摇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但罗伯特不愿说。
接下来的几天安静得令人紧张。他总在睡觉，当他醒着的时候，会要求我给他读我的诗，尤其是我为他写的诗。一开始我担心他可能受了伤害，在他长久的沉默中，我又想到他有可能是在外面认识了什么人。
我认出了这种沉默，这是个信号，我们以前经历过。虽然我们没谈这事，却慢慢为必将到来的变化做好了准备。罗伯特和我依然很亲密，但把事情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对两人而言又不太容易。反常之处是他似乎想把我拉得更近些，也许这是结束前的亲密，就像男人在与情妇分手之前会给她买首饰一样。
星期天是满月。罗伯特烦躁不安，突然说要出去。他盯着我看了很久，我问他没什么事吧，他说他也说不上。我把他送到街角，我站在那里看着月亮。后来，我感到焦虑，去喝了杯咖啡。
月亮已经变得血红。
他终于回来了，把头枕在我肩头睡了过去。我没有正面面对。不久之后，事实将证明他已经跨过了那条界线。他已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了，而且不是为了钱。我能够在某种尺度上认可他，我的盔甲仍有脆弱的地方，而罗伯特，我的骑士，尽管他并不想那样，却已经刺穿了它好几处。我们开始送彼此更多的礼物。自己做的，或是在典当行灰蒙蒙的橱窗犄角里发现的小玩意，都是些别人不想要的东西：用头发编成的十字架、失去光泽的护身符，以及用丝带和皮子做成的俳句情人节卡片。我们给彼此留下便条、小蛋糕，各种东西，仿佛我们能堵上那个窟窿，重建那堵摇摇欲坠的墙，填补我们为迎接新的体验而掀开的伤口。
我们有好几天没见过“猪人”了，但听到过他家狗的哀号。罗伯特报了警，警察撬开了门。“猪人”已经死了。罗伯特进屋去辨认了尸体，警察把“猪人”和他的狗都带走了。阁楼的后部现在变成了两倍大。虽然觉得可怕，罗伯特还是忍不住地觊觎它。
切尔西酒店二○四房间，一九七○年。
我们肯定会被轰出去，因为我们没有租约。罗伯特去找了房东，把我们的事情和盘托出。房东想到屋里有挥之不去的死人和狗尿味，可能很难再租出去，于是取而代之把整个楼层以三十美元的价格租给了我们，比我们在切尔西的房租还少，还多给了两个月时间用来清洁和粉刷。为安抚“猪人”的神灵，我画了一幅画，起名叫《我见到一个人，他在遛他的狗》，画画完后，罗伯特对“猪人”的哀逝似乎也能坦然接受了。
显然，我们无法既住在切尔西又同时负担“绿洲”酒吧上的这整整一层楼。我真是不想离开切尔西，不想离开那些诗人、作家、哈里和我们门厅里的浴室。关于此事我们谈了很多。前部小一点的空间归我，后部的归他。我们攒的钱还要用来缴水电费。我知道这是一件更划得来的事，前景甚至激动人心。我们两个都将有地方创作，彼此间还能很亲近。但这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尤其对我。我喜欢住在切尔西，而且我知道我们一旦离开，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会怎么样呢？”我问。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他回答。
罗伯特和我都不曾忘记从阿勒顿到切尔西的出租车上的誓言。显然我们还没准备好去独立生活。“我就在隔壁，”他说。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一分一分地去挣钱。我们要攒出四百五十美元，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我更不大能见到罗伯特了，他跑这跑那地挣着二十美元。我已经写了一些唱片评论，现在收到了一摞一摞的免费唱片。评论完我喜欢的，我就把这些唱片都拿去东村的一个叫“自由人”(205)的地方。他们每张给我一块钱，所以我要是有十张就能拿个好收成。实际上我卖掉的唱片要比写了评论的多，我一点不多产，并且写的尽是像帕蒂·沃特斯(206)、克利夫顿·切尼尔(207)或阿尔伯特·艾勒(208)这样晦涩的音乐人。我不愿评价太多，也不想要提醒人们去注意可能被忽略的艺术家，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只到钱这一层面。
我讨厌收拾和打扫。罗伯特心甘情愿挑起这个重担，他清理垃圾、擦擦洗洗、上下粉刷，就像在布鲁克林时那样。与此同时，我的时间都给了斯克里布纳和“辣妈妈”。晚上排练过后，我会和他在“马克斯”碰头。我们现在有了自信，可以像老炮们一样在圆桌边重重地一屁股坐下了。
《祸水红颜》五月四日试映，那是肯特学生遇害(209)的日子。“马克斯”里没人爱谈政治，“工厂”的内部政治除外。政府营私舞弊和越南战争的错误已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但试映还是被肯特州立大学的阴霾所笼罩，一个并不怎么愉快的夜晚。
随着这部戏的官方首演，事态有了好转，每场演出罗伯特都来，也经常带来他的新朋友，其中有个叫廷克贝尔(210)的姑娘。她住在第二十三街的“伦敦露台”公寓(211)，还是一位“工厂”女郎。罗伯特被她的活力和风趣吸引，不过她外表顽皮，却牙尖嘴利。我好脾气地容忍了她的话中刺，只当她是他的马修。
廷克贝尔介绍我们认识了大卫·克罗兰德(212)。外形上，大卫和罗伯特可真是一对，他又高又瘦，有着深色的卷发、苍白的肤色和深邃的棕眼睛。他家境很好，在普拉特艺术学院学过设计。一九六五年，安迪·沃霍尔和苏珊·博顿利(213)在街上发现了他，吸收他来演电影。苏珊，著名的“国际丝绒”(214)，正在被训练成为一个超级明星，成为伊迪·塞奇威克的接班人。大卫和苏珊有过一段激情过往，一九六九年苏珊离开了他，他逃到了伦敦，去了电影、时装和摇滚乐的温床。
苏格兰电影导演唐纳德·卡梅尔(215)关照着大卫。卡梅尔身居伦敦花柳界的中心，他刚和尼古拉斯·罗格(216)一起，跟米克·贾格尔在电影《演出》(217)里合作了一把。作为“男孩公司”(218)的顶级模特，大卫很自信，不会轻易怯场，有人责备他利用姿色，他反击说：“我没有利用姿色，是别人在利用我的姿色。”
他从伦敦转战巴黎，五月初的时候回到了纽约。他和廷克贝尔住在“伦敦露台”，廷克贝尔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全都介绍给他认识。大卫很可爱，认同罗伯特跟我是一对。他喜欢去我们那玩，说那是我们的艺术工厂，看我们的作品时还流露出真诚赞赏的神情。
有了大卫，我们的日子似乎轻松些了。罗伯特享受他的陪伴，也喜欢大卫欣赏他的作品。正是大卫，帮他弄到了一笔重要的早期收入，那是《时尚先生》杂志(219)上的一幅跨页肖像，人物是泽尔达(220)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眼睛都被喷漆覆盖着。罗伯特拿到了三百美元，比他过去哪一次挣的都多。
大卫开一辆红色内饰的白色科维尔(221)，载着我们在中央公园周边兜风。这是我们第一次坐轿车——不是坐出租，也不是我爸爸在新泽西的公车站接我们。大卫慷慨而谨慎，他不是有钱人，但还是比罗伯特富裕多了。他会带罗伯特出去吃饭，他埋单，作为回报，罗伯特会送他项链和小幅的素描。他们之间有一种完美的自然引力，大卫把罗伯特带入了他的世界，一个罗伯特迅速就接受了的社会。
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待在一起。我看着准备出门的罗伯特，他就像一个为狩猎做着准备的绅士，对一切都精挑细选。他会整齐地叠好彩色的手帕塞进后裤袋，他的手镯，他的马甲，他久久地慢条斯理地梳理头发。他知道我喜欢他的头发乱一点，我也知道他降服他的发卷并非为了我。
罗伯特在社交场里如鱼得水。他结交了“工厂”里纵横交错的人脉，并和诗人杰拉德·马伦加成了朋友。杰拉德曾挥舞着鞭子与“地下丝绒”共舞，他带罗伯特去体验“快乐胸膛”(222)性用品店这样的地方，还邀他去纽约最顶尖的文学沙龙之一。罗伯特一定要拉我去参加达科他(223)的一个沙龙，地点在查尔斯·亨利·福特(224)的公寓里，他编辑了极具影响力的《视野》杂志(225)，把超现实主义介绍到了美国。
我的感觉就像是周日在哪个亲戚家吃晚餐。在各样的诗人读着冗长的诗歌时，我好奇，福特是否暗中希望回到他青年时代的沙龙——格特鲁德·斯坦(226)在那里发号施令，列席者是布勒东(227)、曼·雷(228)和朱娜·巴恩斯(229)这样的人物。
那晚，他一度探过身来对罗伯特说：“你的眼睛蓝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太好笑了，罗伯特可是出了名的绿眼睛。
罗伯特在社交场上的适应性持续地令我称奇。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曾是那么的害羞，而当他跨越了“马克斯”、切尔西和“工厂”的挑战，我眼看着他淋漓尽致地做回了自己。
★
我们的切尔西时光就要结束了。新家离酒店只有几个门之遥，但我知道一切都将不同。我相信我们会完成更多的作品，但也会失去某种亲密，我们将不再挨着迪伦·托马斯的房间，我在切尔西大堂的位置也会被别人占据。
把给哈里的生日礼物做完，是我在切尔西最后要做的几件事之一。这首配图诗歌《炼金术花名册》(230)诠释了哈里和我曾经探讨过的关于炼金术的种种。电梯在维修，于是我走楼梯去了七〇五房间。还没等我敲门，五月天还穿着滑雪毛衣的哈里就把门打开了，他拿着一盒牛奶，好像要把它倒进大睁的眼睛里一样。
他兴致勃勃地把我的礼物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随即给它归了档。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诅咒，毫无疑问它将会永远消失在他档案馆的巨大迷宫里。
他决定放点特别的东西来听，放一段他多年前录的罕见的仙人掌仪式。那是一台沃伦萨克(231)盘带机，他想把磁带放进去，但机器出了问题。“这磁带比你的头发还纠结，”他不耐烦地说。说罢他突然盯住我，然后在抽屉和箱子里仔细翻找，直到发掘出一把灰白长鬃的象牙镶银发刷。我立即跃跃欲试，“别动！”他呵斥道。然后他坐到椅子上，我坐在他脚边，两人都一言不发。在全然的寂静中，哈里把我头发上的结全梳开了。我怀疑这把发刷是他妈妈的。
之后他问我有没有带钱。“没带，”我说。他假装抓狂。不过我了解哈里，他只是想化开此刻的亲密。无论何时你与哈里共度美好一刻，他都非要把它再颠覆一下不可。
五月的最后一天，罗伯特把他的新朋友们招呼到了他那边的阁楼。他用我们的唱机播放着“摩城”(232)，看起来是那么开心。这层楼比我们的房间要大好几倍，连跳舞的地方都有。
我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回到了我们在切尔西的老房间。我坐在那里哭了，然后在我们的小水槽前洗了洗脸。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感到我为了罗伯特牺牲了某种自我。
我们迅速进入新的生活模式。我还像在切尔西一样，在走廊的黑白格地板上踩着格子走路。一开始我们都睡在小一点的那边，大一点的那边罗伯特还没弄好。第一个晚上我最终还是自己睡的，一开始都还不错。罗伯特让我拿着唱机，我就一边听皮雅芙一边写东西，但我发现这下子我睡不着了，无论发生过什么，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相拥而眠。大约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裹着薄棉布床单，轻轻地敲了敲罗伯特的门，他马上就打开了。
“帕蒂，”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
我慢悠悠地走进去，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他显然一晚上都在工作，我发现了一幅新画，是一个新装置的组成部分，一幅我的照片摆在他床边。
“我就知道你会过来，”他说。
“我做噩梦了，睡不着，再说我得去上厕所。”
“你去切尔西啦？”
“没有，”我说，“我尿在一个空的外卖杯里了。”
“帕蒂，不是吧。”
如果你真必须要去的话，午夜里走到切尔西可不近呢。
“来吧，China(233)，”他说，“快到这边来。”
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而最糟糕的还是我自己。罗伯特会到我这边的阁楼来，他会训我。没有了他的安排，我的生活状态越发混乱了。我把打字机架在一个板条箱上，地面上散落着半透明的薄纸，上面尽是写了半截的歌，还有对马雅可夫斯基之死和鲍伯·迪伦的沉思。房间里扔着待评的唱片。墙上钉着我的英雄们，可是我的努力似乎不够英勇。我坐在地板上努力地写作，写不出来就剪我的头发。我以为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我绝不期待的事情却到来了。
我回了一趟自己的家。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还要好好地想一想。我怀疑自己正在做的是否正确，是否都是轻浮之举？这就是肯特州学生遇害的那一晚，我所经历的纠缠不休的负罪感。我想当一个艺术家，但我的工作也得有意义才行。
全家人围坐在桌边。父亲给我们读柏拉图(234)，母亲做了肉丸三明治。我家的餐桌上一直有种同志间情谊。席间，我意外地接到了廷克贝尔的电话。她突兀地告诉我，罗伯特正和大卫搞在一起。“他们俩这会儿就在一块呢，”她有点得意地说。我只告诉她，打这个电话很没必要，我已经知道了。
我呆呆地挂掉了电话，却不禁疑惑：也许她只是把我的猜测说出来了而已。我拿不准她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她不像是要帮我，我们没那么好。我琢磨她要么是心胸狭窄之辈，要么是搬弄是非之人，也可能她说的并不是真的。坐在回来的巴士上，我决定什么也不说，给罗伯特一个机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
他又有了那种惶惑的神色，就像在布伦塔诺书店把布莱克冲进厕所的那次。他已经去过第四十二街了，还看上了一本有意思的新的男性杂志，但是要十五美元。他倒是有那个钱，可他想确定一下它值不值。当他撕掉那层玻璃纸的时候，店主回来逮了他个正着，随即大喊大叫，要求罗伯特买下杂志。罗伯特被搞得心烦意乱，把杂志朝店主扔了过去，那人追着他往外跑，罗伯特跑上了地铁，从书店一路奔回家。
“全都因为那本该死的杂志。”
“那杂志好吗？”
“我也不知道，看起来不错，但被那人那么一弄我就不想要了。”
“你应该自己拍照片，不管怎么说都会比那些好。”
“我也不知道，我想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几天过后我们去了桑迪家。罗伯特不经意地拿起她的宝丽来相机。“这个能借我玩玩么？”他问。
★
罗伯特端着宝丽来。那些肢体动作，手腕的猝然一动，把照片拽出来时的声响和期盼，六十秒之后看他到底拍到了什么。这流程的即时性正对他的脾气。
一开始他只是摆弄这台相机。他不太确信这玩意适合他，再说相纸太贵了，十张照片就要花大约三块钱，在一九七一年这是个可观的数目。但相比照片亭，算是又上了几个台阶，照片冲印的束缚也解除了。
我是罗伯特的第一个模特。他跟我在一起比较自在，他也需要时间去掌握技术。这台相机的机械操作很简单，但选择有限。我们拍了数不清的照片，一开始他不得不对我严格控制。我会怂恿他拍《全数归还》封面的那种：鲍伯·迪伦被他最喜欢的东西围绕着。我摆好了我的骰子、“罪人”牌照、一张科特·韦尔(235)的唱片和我的《无数金发女郎》，还穿了一条安娜·马格纳尼(236)那样的黑衬裙。
“破烂太多啦，”他说，“我就光拍你吧。”
“可我喜欢这些，”我说。
“咱们不是拍唱片封面，咱们是搞艺术。”
“我恨艺术！”我喊着，他按下了快门。
他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主角。谁也不能质疑他拍自己，他有分寸。他只需看着自己，就知道想要什么效果。
他对自己的第一批照片很满意，但相纸成本太高，他被迫放下了相机，不过也没放得太久。
罗伯特花了大把时间改进他的工作空间和作品展示方式。但有时候他也会一脸愁容地看着我，“这样还行吗？”他会问。我叫他别担心，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堆事情，罗伯特的性魅力问题实在不是我眼下所关心的。
我喜欢大卫，罗伯特正在创作佳作，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我的房间折射出我内心世界生机勃勃的凌乱，像铁路货车车厢，也像仙境。
一天下午，格雷戈里·科尔索来了。他先去找了罗伯特，俩人一起抽了烟，所以当他到我房间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我正坐在地板上敲着我的雷明顿打字机，格雷戈里进了屋就开始慢慢数落我的房间，我的尿杯和破玩具。“怎样，我这儿就这风格。”我拖过一把旧扶手椅。格雷戈里点起一根烟，从那一堆我扔掉的诗里捡着看，看着看着睡着了，烟头在椅子扶手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烫痕，我倒了点雀巢咖啡浇灭它。他醒了，喝掉了剩下的咖啡。我支援了他急需的几块钱。正要走的时候，他看到了我在小地毯上方挂着的一个法国的旧耶稣受难像，在耶稣脚下，有一个装饰了象征死亡的文字的骷髅头。“这意思是‘要记得我们不能永生’，”格雷戈里说，“但诗歌可以。”我点了点头。
他走了，我坐回我的椅子，抚摩着那个烟疤，我们最棒的诗人之一留下的新鲜的烫痕。他总是惹麻烦，甚至可能搞出大乱子，然而他能呈献给我们像刚出生的小鹿一样纯洁的作品。
秘密压抑着罗伯特和大卫。两人都以保持那点神秘为乐，但我认为大卫太外向，他们俩的关系就快瞒不了我了，他们之间开始变得紧张。
我、罗伯特、大卫和大卫的朋友露露·德拉法蕾丝(237)双双去参加了一个派对，事态也在那里濒临危急。我们四个跳了舞。我喜欢露露，这个魅力不凡的红头发是伊夫·圣罗兰(238)著名的缪斯女神，是夏帕雷利(239)的模特跟一个法国伯爵生的女儿。她戴了一只很重的非洲手镯，手镯摘掉时，我看到她的细手腕上系着一条红线，她说那是布莱恩·琼斯拴的。
那晚似乎还不错，只是罗伯特和大卫总是不停地跑开。突然，大卫抓起露露的手，将她拉出了舞池，唐突地离开了派对。
罗伯特追了上去，我跟在后面。大卫和露露正要钻进出租车时，罗伯特哭喊着叫他不要走。露露看了看大卫，不解地问：“你们俩是好着呢吗？”大卫砰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已然到了这步田地，罗伯特不得不告诉了我那个我已经知道的事实。我平静地默默坐在那里，听他挣扎着寻找合适的字眼向我解释刚才的事。看着罗伯特如此纠结，我一点快感也没有。我明白这之于他的艰难，于是告诉了他廷克贝尔说的话。
罗伯特暴怒了。“你怎么什么也没说？”
让罗伯特受刺激的是，廷克贝尔不仅告诉我他在劈腿，还说他是同性恋。罗伯特好像忘了我其实知道这件事。这是他第一次被公开地贴上性标签，对他而言肯定很不好受。在布鲁克林，他和特里的关系也只限于我们自己知道，而不是广为人知。
罗伯特哭了。
“你确定？”我问他。
“我什么都不确定，我想搞我的创作，我知道我行，我就知道这些。”
“帕蒂，”他说着抱住我，“这些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从那以后，罗伯特基本就不跟廷克贝尔说话了。大卫搬到了第十七街，离华盛顿·欧文(240)的故居不远。我靠墙睡在我这边，罗伯特睡在他那边，我们的生活还以一贯的速度继续着。
后来，我自己静下来好好想了想，那股劲儿也到这时才涌上来。我心里难受极了，失望于他没把我当成可信赖的人。他说过我无需担心任何事，可最后我还是担心着，然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想，他不得不去解释自己的欲念，还要去界定自己的性身份，这对他来说肯定很困难。他有对男人的强烈欲望，但我从没感觉被爱得少了，中断我们的肉体关系对他来说也非易事，我懂的。
罗伯特和我依旧坚守着我们的誓言，谁也不会离开对方。我从不曾通过性行为的透镜去看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完整无缺，他是我这辈子最完美的艺术家。
博比·纽沃斯像逍遥骑士(241)般地骑车进了城。他跨下车来，和那些画家、音乐家、诗人齐聚一堂，各种族群大集合。他就是行动的催化剂。他会一阵风似的飘进来，把我带去各处，去接触别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我是个新人，而他却欣赏和鼓励我在写歌上的笨拙尝试。我想做出点东西来证明他的信任没有白费。受到盲威利·麦克特尔(242)和汉克·威廉姆斯这样讲故事人的启发，我编写了一首长篇民谣口头诗。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他带我到“东菲尔莫”去看了“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扬”(243)。乐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但见到尼尔·扬让我很感动，他的歌曲《俄亥俄》(244)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它似乎把艺术家作为负责的评论者的角色更加具体化了，同时也向四个以和平的名义丧生的年轻肯特学生致敬。
之后我们又去了伍德斯托克(245)，“乐队”正在那儿录制《怯场》(246)，录音师是托德·朗德格伦(247)。罗比·罗伯逊(248)正全神贯注地录制歌曲《巫医》(249)，其余的人多数都陆续散去参加某个重口味的派对了。我和托德熬夜聊到了天亮，发现我们都有上达比(250)的祖籍，我祖父家离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很近。我们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清醒、工作型、主观、怪里怪气、不受青睐。
博比继续向我敞开他的世界。
通过他我认识了托德、画家布赖斯·马登(251)和拉里·普恩斯(252)，还有比利·斯旺(253)、汤姆·帕克斯顿(254)、埃里克·安德森(255)、罗杰·麦克奎恩(256)和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257)等音乐家。他们就像鹅群一样，调转方向朝切尔西走去，等待詹妮斯·乔普林的到来。能进入这群人的私密世界，我唯一的通行证就是博比的一句话，而他的话是无可置疑的。他把我以“诗人”的身份介绍给詹妮斯，从那以后詹妮斯就经常喊我“诗人”。
我们都到中央公园的沃曼溜冰场(258)去看詹妮斯的演出。票都卖光了，爆满的人群溢出了周围的石栏。我和博比站在台侧，被她那激动人心的能量迷住了。突然间，天空落下瓢泼大雨，紧接着电闪雷鸣，舞台上的人员散去，演不了了，巡演技工开始拆除设备。观众拒绝离去，开始发出嘘声。
詹妮斯心烦意乱。“他们嘘我，哥们，”她向博比哭诉着。
博比拂去她眼前的头发。“他们不是在嘘你，亲爱的，”他说，“他们嘘的是这雨。”
这群热忱的音乐家留在了切尔西，他们常会拿着木吉他到詹妮斯的套房去。我获准去看他们排练她新专辑的歌曲。詹妮斯是这只摩天轮的皇后，坐在她的安乐椅上，拿着一瓶金馥力(259)，哪怕是在下午。迈克尔·波拉德(260)总是伴其左右，他们就像一对心心相印的双胞胎，语言模式都一样，每句话都加个“哥们”。我坐在地板上，听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唱起她的《我和博比·麦吉》(261)，詹妮斯唱和声。我本是冲着这样的时刻去的，但那时太年轻，正专注于自己的思绪，几乎捕捉不到这些瞬间。
罗伯特在他一边的乳头上穿了个洞。他是在桑迪·戴利家，依偎在大卫·克罗兰德的臂弯里请一个医生弄的。她用十六毫米胶片拍下了整个过程，一个极端的仪式，罗伯特的《情歌恋曲》(262)。我相信在桑迪的完美指导下，它会被拍得很美，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令人反感，就没去看。他肯定会感染的，后来果然被我说中。我问罗伯特什么感觉，他说又好玩又诡异。然后我们三个去了“马克斯”。
我们和唐纳德·莱昂斯一起坐在密室里。和“工厂”里那些男性领军人物一样，唐纳德也是来自自治镇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念哈佛的时候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古典派，注定要在学术界有所建树，但他被在剑桥读艺术的伊迪·塞奇威克迷住了，放弃了一切，追随她来到了纽约。唐纳德一喝酒就会变得极其犀利，跟他一起的朋友不是被他损死，就是笑死。状态最好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电影和戏剧，引用晦涩难懂的拉丁文和希腊语原文，以及大段大段的T.S.艾略特(263)。
唐纳德问我们要不要去楼上看“地下丝绒”的开幕演出。这场演出标志了他们在纽约的重组，也是“马克斯”举办的第一场摇滚现场演出。我还没看过他们，这让唐纳德很震惊，坚持要我们跟他一起去楼上，听他们的下一组歌曲。
我即刻就和那音乐产生了共鸣，它有一种震撼的冲浪者节拍。我以前从没仔细听过卢·里德(264)的歌词，现在，尤其通过唐纳德的耳朵，我意识到它们有着如此强烈的诗意。“马克斯”楼上的空间很小，可能还容不下一百人，随着“丝绒”演出渐行渐深，我们也开始动了起来。
罗伯特和大卫跳起了舞。他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衬衫，敞开到腰际，我都能看到衬衫下面那金色的乳环。唐纳德拉起我的手，我们勉强算是跳上了。大卫和罗伯特才是名副其实地在跳舞。和唐纳德多次聊天之后，我得知他喜欢荷马(265)、希罗多德(266)和《尤利西斯》，而对“地下丝绒”，他已不仅仅是喜欢了，他们是纽约最棒的乐队。
独立日这天，托德·朗德格伦问我要不要同去上达比看望他母亲。我们在空地上放了烟花，还吃了凯菲冰淇淋(267)。后来我站在他妈妈身边，在后院里看着他和他妹妹玩。她疑惑地看着他染成五颜六色的头发和丝绒喇叭裤，“我生了个外星人，”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看起来是那么务实，至少对我而言。当我们开车回到市里，两人都深感找到了亲人，我们俩都像外星人。
那晚更晚些时，我在“马克斯”碰到了托尼·英格拉西亚(268)，一个从“辣妈妈”出来的编剧。他邀我在他的新戏《岛屿》(269)里朗诵一个角色，我心存疑虑，不过他把剧本给了我，承诺我不会有厚厚的舞台妆和闪闪发光的东西。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个挺容易的角色，我不必与剧中其他任何角色发生联系。我演的人物叫利昂娜，完全的自说自话型，扎安非他命针，语无伦次地扯着布莱恩·琼斯。我一直就没搞明白这个剧讲的是什么，但它是托尼·英格拉西亚的史诗。就像《满洲候选人》(270)，大家都参与了。
我穿着那件磨旧的船领衫，在眼周围打了黑色的眼影，我必须表现出我最惨的样子。我估计那模样跟一只有毒瘾的浣熊差不了多少。我有一场呕吐的戏，那不成问题，我只要在临吐前几分钟含上一大口磨碎的豌豆和玉米粉糊糊就行了。但有天晚上排练时，托尼给我拿来了一个注射器，若无其事地说：“只打水就行了，你懂的，从胳膊里拔一点血出来，这样观众就以为你真在注射。”
我差点晕过去。我甚至都看不了那个针筒，更别说往胳膊上扎了。“这个我来不了，”我说。
他们都很震惊。“你没扎过吗？”
就凭我的打扮，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吸毒。我拒绝扎针，最后他们在我胳膊上涂了热蜡，然后托尼教给我该怎么做。
罗伯特觉得这事太好玩了，觉得我应该被这样窘一次，还没完没了地拿这事取笑我。他当然知道我有针头恐惧症。他喜欢看我上台表演，每一场排练他都会来看，盛装打扮的他也能够胜任角色。托尼·英格拉西亚端详着他说：“看起来挺棒啊，希望他也会演戏。”
“给他找个座就行了，”韦恩·康蒂插嘴道，“他什么也不用干。”
罗伯特一个人睡的。我去敲他的门，门没锁。我站在那看着他睡觉，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他依然是当初那个一头牧羊人乱发的男孩。我坐到床边时他醒了，他一只胳膊肘撑在床上，笑了。“想钻进来吗，China？”他开始胳肢我，我们扭打在一起，笑个不停。然后他跳了起来，“咱们去科尼岛吧，”他说，“把咱俩的照片再拍一次。”
我们把喜欢的事做了个遍。我们在沙滩上写名字，去了内森餐厅，在太空游乐园(271)里溜达。我们找到上次那个老人，又给我们拍了一次照片，在罗伯特的坚持下，我骑上了老人的毛绒道具小马。
我们一直玩到黄昏才登上回程的F列车。“我们还是我们，”他说。他握着我的手，我靠在他肩上，在回家的地铁上睡着了。
可惜，我俩新照的照片丢了，不过我自己骑小马的那张，寂寞又有点挑衅的那张，留了下来。
罗伯特坐在板条箱上，我给他读着我的新诗。
“你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他像往常一样地说。
“有你听呢。这就够了。”
“我想让每个人都听到你。”
“不，你难道要我在该死的茶会上读吗？”
但不可否认，我被罗伯特说动了心，他从杰拉德·马伦加那里得知，周二有诗人吉姆·卡罗尔(272)主持的一段自由表演时间，他向我保证我也能上台朗诵。
我同意一试，选了两首我觉得适合表演的诗。我已经记不清我读了些什么，却清楚地记得罗伯特穿了什么：一条他自己设计的金色皮套裤(273)。我们讨论过该配什么样的遮阴布，最终又决定不要那玩意了。这天是法国革命纪念日(274)，我开玩笑地预言那些诗人一看他就会掉脑袋。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吉姆·卡罗尔。他看起来很美，留着一头赤金色的长发，瘦而健硕，穿着黑色的高帮匡威(275)运动鞋，性格也很好。依我看，他就是兰波和神圣的傻瓜帕西法尔(276)的合体。
我的写作风格，正在从法国散文诗的拘谨，转向布赖斯·桑得拉斯、马雅可夫斯基和格雷戈里·科尔索的故作勇敢。他们为我的作品注入了幽默和那么点神气活现的劲头。罗伯特向来是我的第一个听众，单是读给他听就让我培养出不少自信。我听垮掉派诗人和小奥斯卡·布朗(277)的朗诵录音，研究韦切尔·林赛(278)和阿特·卡尼(279)这样的抒情诗人。
一天晚上，《岛屿》最后一次排练完毕，我无意中遇到了吉姆，他正在切尔西外面闲逛，吃着刨冰。我问他要不要同去甜甜圈店喝一杯破咖啡，他欣然前往。我告诉他我喜欢在那里写东西。第二天晚上，吉姆带我到第四十二街上的“比克福德”(280)喝了破咖啡，他告诉我杰克·凯鲁亚克喜欢在那里写东西。
吉姆住在哪儿我不太清楚，不过他在切尔西酒店挥洒了大把的时间。第三天晚上他跟我回了家，最终留宿在我那里。已经有太久的时间我没对罗伯特以外的人有过感觉了。
罗伯特并没有感到隔阂，因为我能认识吉姆也多亏了他的帮忙。他们很合得来，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住在罗伯特隔壁似乎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罗伯特经常住在大卫家，他好像很高兴看到我不再是孤单一人。
我以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地对吉姆。他睡着了我给他盖毯子，早晨我给他买好甜甜圈和咖啡。他没什么钱，对自己无伤大雅的海洛因瘾也毫无愧意。有时候我也会陪他一起去买毒品。我对这些毒品一无所知，只在《凯恩之书》里读到过，亚历山大·特罗基(281)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瘾君子，他在一条往来于纽约诸河的驳船上写作，海洛因在他的灵魂之河上穿梭。吉姆在他长着雀斑的手上注射毒品，就像一个黑暗版的哈克贝利·芬(282)。我把目光转向别处，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不用担心。然后我会坐在他身边，听他吟诵沃尔特·惠特曼(283)，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在我白天工作的时候，罗伯特和吉姆会去时代广场散步。他们俩对第四十二街上的阴曹地府有着共同的热爱，闲逛中还发现两人都对作牛郎有共鸣。吉姆赚钱是为了买毒品，罗伯特是为了缴房租。即使到了这时候，罗伯特也还在质问自己的动机，他被认定的性身份让他不舒服，他质疑自己作牛郎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快感。这些话题他都可以和吉姆聊，吉姆不会批判他。他们都从男人身上挣钱，而吉姆对此毫不在乎。对他而言，那只是生意罢了。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同性恋？”罗伯特会这样问他。
吉姆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一直都是要钱的。”
快到七月中时，我为我的第一把吉他付了最后一笔款。那是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当铺用预付订金、余额结清后取货的方式买的，一把马丁(284)牌的小型木吉他，一把典型的客厅吉他(285)。琴上有一枚小小的青鸟贴花，还有一条五彩的编织背带。我买了一本鲍伯·迪伦的歌谱，学了几个简单的和弦。一开始听起来还不算太差，但越弹就越难听了。我不懂吉他是必须要调音的。我把吉他拿到马修那去，他帮我调好了琴。然后我才想到，不管这把琴何时跑了音，我都可以找到一个音乐家帮忙，只要他们愿意玩。切尔西里的音乐家有的是。
我已经写好了诗歌《不明之火》(286)，遇到博比，我把它变成了我的第一首歌。我挣扎着想在吉他上找几个和弦来伴奏，然后把它唱给罗伯特和桑迪听。
死亡来了，穿着女士长裙掠过走廊
死亡来了，穿着礼拜服骑行在高速路上
死亡来了，我束手无策
死亡走了，必定也留下了什么
一场不明之火带走了我的宝贝
桑迪尤其兴高采烈。那掠过走廊的长裙说的就是她。
参加《岛屿》的演出，让我对自己的表演能力有了信心。我一点也不怯场，而且乐于设法从观众身上得到回应，但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我不是一块表演的材料。当演员似乎和当兵差不多——你必须为更高的利益牺牲自己，你必须相信这个事业。我就是无法放弃更多的自我去作一个演员。
扮演利昂娜，封存了我那尚未建立的瘾君子的知觉。不知道我能不能算一个演员，反正获得恶评是我的强项。这出戏在社会上反响不错。安迪·沃霍尔每晚都来，也很有诚意与托尼·英格拉西亚合作。田纳西·威廉姆斯(287)手挽着坎迪·达林出席了最后的演出。如鱼得水的坎迪，为能出现在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身边而狂喜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