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是工会会员,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了。我的家庭非常保守,父亲挣了钱之后,支持的党派依然是奥地利人民党,而我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唯一关心的是我的父亲。
我之前始终支持绿党,有一次选了奥地利共产党,有时候会出于选举策略原因选择支持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就好像我的选举策略会随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模糊不清的政策有所改变一样。我之前说过,我一直是工会会员,也是劳动者协会成员,现在我成了企业家,突然就站到了对立面。我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我考虑在学徒期后临时雇用一位女职员,我不想出什么差错,然后就给商会打电话。商会里的一位友好的先生给我解释了所有关于临时合同的细节,也给我提了其他有用的建议: “您知道吗?您别雇用三十岁以下的女性,尤其是不能做临时工,因为她们会生育,这样您就有用人缺口了。”我很感谢他的建议,很高兴我之前的雇主雇用了我——虽然我是女性,不管是三十岁以下还是超过三十岁,在我的生育年龄,还带着一个孩子,而且很明显也很愿意再生。
我原来有时候是班级的发言人,在大学的时候也看得很重要,最起码能排到第二重要地位。我小时候梦想成为演员,或者至少去马戏团,上大学的时候我希望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我决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企业家和老板。我买下书店拿到营业执照之后突然就变成了企业家。 “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少用。我管理了点东西,这个词其实很中性,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认为企业家的目的就是获取附加值,他们赚的钱是雇员的十倍,因为他们“承担所有风险”。我将“企业家”这个词跟我父亲之前的老板联系在一起,我虽然没见过他,但在我意识里还是跟之前一样认为他是史高治·麦克老鸭或者伯恩斯先生(核电站老板,霍默,辛普森就在哪里工作)的混合体。他是一个性格暴躁的小个子男人,他经常会毫不留情地让员工卖苦力,自己却富得流油。
而现在由我和奥利弗承担了全部风险,我们的工作时间至少是我们雇员的两倍,然后可以在填表格的时候在职业一栏填“企业家”了。我还没让任何人变成自己的苦力,不管有没有原因,而我们也不是富得流油。但我们还是良心不安,因为我们从书店里挣得比雇员们更多。整体来看很复杂,因为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盈利,或者我们用来生活的钱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我还是雇员的时候,我每个月初都知道我不会变得富有,但我的工资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可以计算的数字。现在我们每个晚上都会把钱存到银行,每天都会经手很多账单。我们计算出我们大体生活所需,然后把钱从一个账号转到另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经营书店的第一年是我们最大的未知数:我们赚的钱够付房租吗?我们能不能付得起佣金?我们一整年都花钱,我们能挣这么多吗?我们能还得起债吗?有时候我问我丈夫,他是家里的计算器,而且将一切都进行统计,对Excel电子表格非常熟悉: “你说我们到底是穷还是富?”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缓慢地说: “我还不知道,但我们确实不富裕。”
另外,还有我们的女雇员们。她们是经过培训的图书销售人员,按照贸易工资进行支付。也就是说,理论上她们作为图书零售人员不会比面包店销售员挣得更多。实际上也没有,我对面包店销售员没有偏见,但是面包销售员会抱有什么期望呢?她们知道全麦面包的所有成分,也知道谷物产自哪里,如何被磨碎,如何发酵,每个牛角面包加不加果酱都各有多少卡路里吗?一位合格的图书零售员必须知晓去哪里找库存的二十本美国旅行指南,以及哪本书里有奥兰多城市的信息;乔洽·海姆①属于哪个文学时期。凯尔曼的新书跟斯文·雷根纳②的作品相比如何;一年级中期孩子的启蒙书有哪些;等等。① 乔治,海姆( Georg Heym,1887-1912),德国诗人。② 斯文·雷根纳( Sven Regener),1961年出生于德国不来梅,作家兼歌手,著作包括《西柏林恋曲》等。
我的同事们经常会承担专业领域的搜寻工作,花上几个小时寻找加勒比地区偏僻海岛上具有地方特色的犯罪小说,有时候他们也得向顾客解释,因为他们从我们这里买的一本登山向导书里面的路途、时间不对。我们有时候也会成为顾客的目标,有人买了一本西班牙儿童读物,是她旅行的时候给孙子买的,想让我们帮忙翻译,而她的孙子并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们的同事只能回答: “我也不会说。”这位女士怏怏不快地离开了书店。
我们的雇员就这样挣一份小时工资,这点钱对很多人来说根本雇不起清洁工。理论上我们可以多支付工资,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那么多钱。每一天我都会有些不安,因为我的同事们尽其所能做的事无论如何都没法通过工资体现得那么完全。对文学和所有的实质性问题相关知识、英语和法语标题的正确写法、地理和政治知识、孤独老人的娱乐节目、生活中所有问题的辅助知识,不管是离异父母、多动症孩子还是不注意卫生的狗狗——所有一切都有对应的书帮你解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而提供建议是免费的。尽管我们的书店做得很成功,销量也节节攀升,小店里总是人满为患,我们现在也只能支付比法定标准工资稍微高一点的薪水。即使我们十年之后还是从收入中拿出同样的款项,如果按照小时换算,也刚好是跟标准工资对应起来。至少我们从工资里不需要拿钱出来买书了,我们的小汽车也成了货车,还可以抵税,这对我们的家庭收支来说实在是利好消息。
要解释这一切也许只能用“激情”这个词了。也许有人也会说我们疯了。我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期间我们介绍了各个流派的二百本书,之后我们还能坐在餐桌前,很兴奋地打开罗沃尔特①和汉泽尔②的样书包裹,为奥斯特①或者T.c.博伊尔②的新书感到高兴,就好像我们的床头柜上什么书都没有一样——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是我们的爱好,我们两人对此都欲罢不能。我们的小女儿也受到了感染,跑向大儿童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包裹。小女儿到了五岁就可以自己读书了,不再满足于父母给她读书的那点时间。然后她就自己读书,然后跟我们讨论,她越来越懂事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树立了成为书商的梦想,感觉她有点像传教士的味道。如果她觉得哪本书比较好,她也希望从我们这里知道这本书卖得很好。即使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她有自己的喜好。尽管她还是小姑娘,其实原则上谈不上真正的阅读,就是爱看一切表面上好像给小女孩写的书。她读的书并不一定是给她这个年龄写的,她七岁了,喜欢看问题小说,离婚、胡拼乱凑、沉重的友情故事等等。“你把书卖了吗?”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她都会问。“呃,很难说。你知道吗?如果我跟客人讲故事说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个小姑娘,她父母离异了,然后……,然后大多数顾客都会打断我,不想买这本书了。”① 罗沃尔特(Rowohlt),德国出版社,位于柏林。② 汉泽尔( Der Carl Hanser Verlag GmbH),德国出版社,1928年创建于慕尼黑等。① 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1947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是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② T。C.博伊尔( Thomas Coraghessan Boyle),1948年出生于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水乐》《女人》等。
“为什么不想买了呢?”
“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读什么离婚的书。”
“为什么不想?”
“因为他们会说,这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孩子们不想读。”
“但是大人们也会读一些跟他们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书啊。”
“你指什么?”
“好吧,他们也会买犯罪小说,但是也不想第二天就杀个人吧?”
也许她是对的,我想了一下,要是文学作品都是写跟每个人的生活有关的事情,那得有多无聊。这样说起来的话,好像一个女会计,未婚,每天朝九晚五,养了一只猫,想找一本符合自己生活情景的书。人们总是想看看其他的世界,喜欢戏剧和冒险,为什么小孩子反而想读描写他们生活情景的书呢?
我们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了,她会阅读任何描写这个年纪孩子的书。她写的销售指南一般是: “很酷的书,但是不要给十四岁以下的孩子看,太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