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收朋友的钱有点难，虽然他们来买书的时候可以额外送点东西，但书是要花钱的，因为最后都是我们来付钱。有时候感觉会比较奇特，总而言之，朋友和顾客混在一起是不太好处理的，不过确实是会发生的。大多数一开始是顾客，他们经常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书和里面的内容，也谈谈要送礼物的朋友，说说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根本不爱读书，而另一个就喜欢看大部头的书。有时候听说谁谁母亲去世了，或者谁谁丈夫半路仙去。这倒不是我们好奇，就是我们聊书的时候不自觉地谈论起来。本来书商应该秉承保密原则，因为有时候对书的选择会透露个人隐私，不应该再跟别人讲。有些人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很享受别人对我们的尊重。例如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喧闹的书店里大声清晰地说我找到了《完美的性高潮》。同事问她“您想现在要还是我给您订书”？她也丝毫没有脸红，也没有拒绝，说马上就要。
还有一位地区政客让他的秘书来取《跟奥巴马一样去演讲》。我憋着笑把书款输入收银机，收了钱然后把书递给她，然后实在憋不住了，跑到里屋里大笑起来。
还有的顾客定期会买很多书，我也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他们书柜里的书也肯定已经快要溢出来了。所以必须懂得拒绝他们的买书要求，至少稍微犹豫一下，就像一位称职的服务生，他会估计到顾客什么时候会吃饱，然后不能再上菜了。 “现在你先看完床头柜上的书，然后你再来。”
有时候也会有之前的朋友过来，给我们来个惊喜，然后顺便买点书。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地跟朋友说——这样的情况不太常见： “一共56.50欧元，你要袋子吗？”
有些来“看”我的朋友忘了这也是我工作的地方。他们进门的时候大声地叫着“呼呼”，而且很吃惊地发现我听起来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最新的关系发展程度。有一天一位前男友的母亲来看我，我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过她了，她饱含热泪地站在第欧根尼旋转柱后面跟我说： “时间过得好快，我就想看看你。”这时候我希望自己是老师或者联邦总统或者行政官员，这样就不会有人突然闯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了。
我和柏林的记者朋友抱着玩的心态开始写的那本犯罪小说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基本要完成了。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写的。夜里和晚上，周末，度假途中，每次坐火车时候……现在草稿已经有三百页了。我们找了一个周末坐在一起把书一页一页地通读一遍，把连接错误改过来，然后写上新内容。现在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纯粹就是为了练练手指，是一种有趣的经历，我们把东西放到抽屉里锁起来。要么写个提纲草案然后联系一家出版社。我决定采取后者，柏林的记者朋友提醒我说： “我可不能写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就是文学评论家，所有人都认识我，我可不能让自己成为笑柄。”我就是一个和丈夫合开书店的小人物，没什么好怕的，所以我就去联系出版社。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然后请他们看看书稿，我把前三章以及提纲草案一起寄给几家出版社，后来也没再打电话，也没有发邮件催。我没有时间。就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碰到那家出版社，我问了一下他们收到书稿没有，以所谓不请自来的手稿的形式转交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
我很久之前认识的一位出版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虽然觉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点让人气恼。 “你知道吗，写的东西有些陈词滥调，你得再改改。”好吧，所以我们要找的出版社一定要配一位好编辑，但说我写的是陈词滥调？“呃，亲爱的，这是一本犯罪小说。讲的是德国和奧地利之间发生的老掉牙的故事。很明显。”我可以接受批评，我知道我们可能会犯一些犯罪学上的错误，但是老套一点也不是坏事啊。“你读过唐娜·莱昂的书《威尼斯往事》吗？听起来怎么样？现在不也是挺成功的吗？好吧，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维也纳是重要的文化城市，因此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书展。不是什么展销，而是真正的书展，就放在会展中心，里面有出版社展柜和一家大书店，展览的书可以马上出售。当然，我们不会错过的好机会就是和其他书店一起在四天的时间里面合力打造一家巨大的展会书店。我坐在大厅脏兮兮的地板上的三个托盘中间，给每本书找到对应的价签，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未知号码，一个之前没见过的区号。
“您好，我是s。我想跟您谈谈您的书稿。”
“噢？”
“好吧，我现在不想说，就想告诉您我们要做这本书。”
“很有意思，您是哪位？”
“我是第欧根尼出版社。您听过吗？我是业务经理。”
我站起身来小心地看看四周。我确定，过一会我可爱的同事就会拿着手机笑着从角落里过来，就好像偷拍一样，希望没有摄像头。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欢快地聊着，给我讲什么订金和合同，现在就需要定下来。他确实有点瑞士口音，听起来是真的。我们谈完之后，我赶紧坐下。我必须给柏林的朋友打电话，但是我得先让自己喘口气。
“第欧根尼出版社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要出版我们俩的书！”
“别逗我开心了。”这就是来自柏林的评价，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跟他一起写书了。
订金转到了我的账户上，女编辑把文稿都重新处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飞到苏黎世去了。跟编辑面谈！我和过去几年其他的第欧根尼出版社作家住在同一家酒店里，在前台的时候罗里奥特就开始搞笑了，也许安东尼。麦卡滕就在同一个洗手盆里刷过牙。我给这位老出版人打电话，他夸赞了我们写的东西，这让我非常受触动。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卖书的！书商，在柜台上卖过第欧根尼出版社不计其数的书。现在我也变成了出版社的作家。
过了漫长的三个季度才看到书出版。这三个季度里面每一天早上我都在淋雨的时候想到：嘿，你写书了，起码写了一半，还被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了。
就在我们的圣诞季中间寄来了一箱子宣传册和春节销售的样书。我们的书也在里面。宣传册里有两页介绍，当时有一位陌生的女士看了我一眼，有我的照片和我第一本书。我又一次感觉到奥地利是个小国家，说起来大家都认识。在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都能看到关于《维也纳一柏林奇案》的报道，关于我们作家二人组，相隔几千公里，关于书商，自己还能写书。图书行业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将这本口袋书放到新书专柜或者橱窗的最显眼位置。我们的老顾客都买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读犯罪小说，不断有顾客来到店里问我们的书，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写的。我觉得我参与了图书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这一点很有趣：写书——进货——拆包——整理——收银——签名——包装礼物。这就够了。
一位女士在犯罪小说书柜前面踌躇了很久，然后拿了三本书来到收银台。她指着我的那本书问我：“这本好吗？”
“那当然了。”
“嗯，这是本好书，对吧？”她听起来有点不高兴，很明显有人告诉她我们的咨询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她希望我能多给点意见。
“好吧，书是我写的，我不能说书不好吧。”
“什么，您写的书？！”
我指着名字给她看，她不可思议地摇着头。
另一位顾客拿了一堆书来结账。其中至少有三本我们的书。 “我需要给您签字吗？”我不由自主地问他。
“您想签什么？”
天哪，太糗了！我听到同事在一旁窃喜，我感到很羞愧。
“请您原谅，这本书是我写的，大多数顾客都希望能得到我的签名。不过这不是问题，请您就当没发生过！”
“您写的是什么？”
“就是那本书，我还以为您知道呢，因为您拿了三本。”
“哪里，我就是觉得这本书看起来很酷，我有很多德国朋友，我就想当礼物送给他们。”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主动给别人签过字，再也不会了。
慢慢地我就习惯了，我出第三本书的时候不像第一本那么激动了。顾客也渐渐习惯了，但每当我得知他们非常期待侦探二人组的下一个案子时我还是很高兴。夏天我清理橱窗的时候一位老先生停下脚步问我： “你们老板的新书什么时候出版？”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八月底吧。”
在书展上现在不再有人问我是不是以“私人身份”参加了，因为我现在也是作家了，作家来参加书展再正常不过。但即使是作家参加这样的书展，要想不感到失落除非是保罗·奥斯特①或者阿诺德·施瓦辛格。对于作家来说参加书展要是没有安排许多采访和读书会，那完全没什么意义。而作为一个写口袋书系列犯罪小说的作家，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大家要么忙着给出版社递书稿，或者责任编辑根本没时间聊你还没写完的东西。所以我继续以书商的“私人身份”参加书展，至少我还是国际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和我丈夫安静地吃早餐，也不需要在展厅之间穿梭。① 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1947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是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
我们一如既往地热爱书展，我们俩一起去参加，然后出席同样的派对，很高兴和我们认识的老熟人碰个头。这是我们俩共同的世界，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经常会感觉到没法解释。有人也会问我们，在一起工作会不会很难？其实一点也不难，就是难我们也不会承认，因为我们是奥地利图书零售业的最佳伴侶，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也比较和谐。
在我们俩的企业帝国里，要是我当外交部长的话，奥利弗就是内政部长，另外还负责财政和基建，具体来说就是换灯泡和墨盒，冬天铲铲雪。有几天的时间他跟外面唯一的联系就是我们的税务顾问，在过去十年里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税务顾问成为朋友。有时候也可能出现我们在书店里忙得要死，我和同事们在顾客和不断响起的电话之间奔波，然后我来到楼上发现我的丈夫坐在写字台前盯着显示器，听着无限循环的有声读物，播放的是托马斯·曼的书。他过得太滋润了。我们忙得屁颠屁颠的，而他却过得那么惬意。当然我不愿意跟他换，我们这样的分工不是偶然的，每个人都做自己擅长的事。我善于交流，却不精于计算，而他善于分析却不善交流。我话很多，而他话很少，要是说起书、会面、销售量我可以滔滔不绝，而他可能只会从双唇间蹦出一句“还可以”。而且我们的员工也慢慢习惯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不会说“早上好”，而他白天会给大家不断地煮咖啡（加奶昔），员工开会的时候他会买啤酒，而且还会煮上一锅素豆汤。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提前说好，我们的员工就采取跟我们青春期的女儿一样的策略： “我周一能休息吗？”
“问奥利弗。”
“他说让我问你。”
有一次我向夏娃抱怨我丈夫一个小时之前让她干的事，她瞪着大眼睛看着我： “你们要离婚吗？我们也要参与意见吗？”
当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书店始终是我们两个入的。我有时候会想我丈夫遇到了中年危机，和一个女顾客有一腿？不是；女雇员？不是；女同事或者代理商？也不是。要是真发生了书店也就成为历史了。我们一起开创的事业，也会从一而终，而且很有可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更久，因为我们的养老金也不会太高。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慢慢变老，在我们的书店里养老比去别的地方好多了。就是我们可能爬不动梯子了，我们在圣诞季的时候每周都要工作六十个小时，可没少爬梯子，要是到了八十岁可就没那么好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