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可参考第四章相关注解。.2

工业文明及其体系与文化正渐渐淡出记忆。人类倒退到了蛮荒时代，人们总是在为稀缺贫乏的资源争夺不休，善意或创意全无容身之地。旧日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一切都变化得如此剧烈，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是打那时候过来的，说起他们的过去，那女人向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一直都在往这个方向走，有位没穿鞋的颇具哲学家风范的人对那位父亲说。从别处可以明显看出，文明的崩塌始于二十世纪的种种不公和矛盾冲突。

直到最后几页，读者才发现这个男人和这个小女孩要往何处去。他们原来一直在寻找他的妻子，女孩的母亲。没有通讯系统或者官僚机构帮助他们。他们手里只有一张她儿时的照片。他们只能靠口述来打听，在走完很多弯路之后，尤其是当鼠疫渐渐将他们压垮时，他们注定难逃失败的结局。在一个当年名噪一时的银行总部的废墟中，在它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父女俩依偎着死在一起。

我花了一个小时外加一刻钟读完。我把稿子放回到打字机边，小心翼翼地把它恢复成刚才我找到它时的那副乱糟糟的样子，然后挪掉绳子，关上房门。我坐在厨桌边，试图梳理一下我的困惑。我轻易就能想象彼得·纳丁和同事们会提出怎样的异议。这种带着末日情结的反乌托邦作品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时下这类“世界末日说”大行其道，对我们曾设计、建造或者热爱的一切都大加鞭挞、全盘抛弃，津津乐道于“大厦将倾、尽归尘土”。这是饱食终日者独享的奢侈和特权： 对别人所有谋求发展的希望均嗤之以鼻。T·H·黑利并不觉得对这个世界有所亏欠——这个世界满怀善意地养育了他，让他免费而自由地接受教育，他用不着打仗，也用不着在可怕的宗教礼制或者饥荒或者对神祇复仇的恐惧中长大成人，这个世界还在他二十多岁时赐给他一笔丰厚的津贴，却并不限制他自由地表达思想。这不过是一种偷懒的虚无主义罢了： 深信我们曾经创造的一切都已腐朽，从不考虑寻找出路的可能，从不认为能在友谊、爱情、自由市场、工业、技术、贸易及一切艺术与科学中得到希望。

他的故事 （我的眼前浮现出纳丁的影子，他继续往下说）从塞缪尔·贝克特那里传承了一种观念，认为人类的状况大抵如是： 一个人孤独地躺在万物尽头，茕茕孑立，毫无希望，独自咂摸一块石头的滋味。这个人对民主政权的公共管理有多大的难度，对如何统治数百万要求严苛、有天赋人权且能自由思考的个体一无所知，对我们在短短五百年里就从一个残忍且赤贫的过去进步到现在，其间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也漠不关心。

反过来……这样写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写会把他们都给惹恼的，尤其是马克斯，不过单就这一点而言，倒是让我与有荣焉。马克斯本来就认为吸纳小说家是个错误，这样一来便愈发坐实了这个观点，他的火气就会更大。吊诡的是，此事能表明这位作家丝毫不受他的金主的掌控，反过来能让甜牙行动更不易为人诟病。《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是那个出没在每一条新闻标题里的幽灵的化身，是趴在地狱边缘的窥探，是戏剧化的极端局面——伦敦成了赫拉特、德里、圣保罗。可是，我自己到底是什么看法呢？这部小说让我格外压抑，它是那么黑暗，那么万念俱灰。他至少应该放过那个孩子，让读者对未来多少有一点信心。我猜，我想象中的纳丁也许说得没错——这样的悲观主义里包含着某种时髦玩意，充其量只具有美学意义，不过是一副文学面具或者一种态度而已。这其实并不是汤姆，或者这只是他的一小部分，所以实在有失真诚。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们会把T·H·黑利看成是我挑选的人，所以我必须为此负责。又是一个污点。

我盯着房间那一头他的打字机和它边上的咖啡杯，琢磨了一会儿。这个和我正在风花雪月的男人，会不会像那个背上趴着猿猴的女人那样，根本无力完成他最初的宏愿？如果这就是他最好的作品，那我就是判断失误，这真让人尴尬啊。我得担下这罪名，可是实际上，他当初是被人塞进一份档案，搁在盘子上端到我面前的。我先是爱上了那些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是六楼那些大佬们一手安排的，现在为时已晚，我成了没法逃跑的新娘。哪怕我对他大失所望，我也得维护他、支持他，而且这并非仅仅出于私心。因为，毫无疑问，我仍然相信他。几个不够出色的短篇不会动摇我的信念，我相信他风格独特，才华横溢——是我妙不可言的情人。他是我的项目，我的案子，我的使命。他的才华，我的工作和我们的情事已经融为一体。如果他失败了，我也就失败了。这样事情就简单了——我们得荣辱与共。

当时约莫六点。汤姆还没回来，他的书稿令人信服地摊在打字机旁，等待我们的是一夜欢愉。我洗了个洒满香水的澡。浴室长五英尺宽四英尺（我们量过），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个很节省空间的坐浴盆，你可以像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沉思者》那样，俯身浸入水中，坐在或者蹲在一个壁架上。我就蹲在那里，昏昏然，浮想联翩。如果运气好，如果那位叫汉密尔顿的编辑真像汤姆所说的那样敏锐，那他就会把这两篇都退稿，并且说出像样的理由。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应该什么都不说，只管等。整个计划本来就是这样，给他钱让他自由，不插手，指望最好的结局。可是……可是，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好读者。我相信他错了，如此单调乏味的悲观主义作品跟他的才华不相称，也让他难以展示机智的逆转，就好比那个假牧师的故事，或者那个能做出多重解释的故事——男人明知老婆是骗子，还跟她在床上爱得死去活来。我想汤姆那么爱我，应该能听听我的意见。然而，话说回来，我接受到的指令是清清楚楚的。我应该把自己想对他指手画脚的冲动压下去。

二十分钟之后，我在坐浴盆边把自己擦干，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还在绞尽脑汁，此时我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先敲了门，然后走进我这水汽蒸腾的“闺房”，我们默默地拥抱在一起。我能在他外衣的褶皱上感觉到街上的空气是凉飕飕的。时机完美。我一丝不挂，香气袭人，满心期待。他引着我走进卧室，一切都很好，所有的麻烦事烟消云散。约莫一小时之后，我们穿好衣服共度良宵，一边喝我们的夏布利酒一边听切特·贝克的《我那风趣的情人》，这个男人唱歌就像女人一样。如果说他的那段小号独奏里有点博普爵士乐的味道，那也得算是轻微柔和的那种。我想我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喜欢上爵士乐了。我们碰杯，亲吻，然后汤姆转过身，拿着酒杯站到牌桌边，低头盯着他的稿子看了几分钟。他一页接着一页地拿起来，在这堆稿子里查到一段话，拿起一支铅笔做了个标记。他缓缓地、意味深长地鼓捣了一通支架，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他要看看打字机上的那页纸。等他再抬起头来看我时，我一阵紧张。

他说，“我有事告诉你。”

“好事？”

“晚餐时告诉你。”

他朝我走过来，我们又吻在一起。罩上外套之前，他得先在杰明街定做的三件衬衫里拿一件穿上。这三件衬衫一模一样，料子都是上好的白色埃及棉，肩膀和胳膊剪裁宽大，好让他看起来显得粗犷强壮一点。他跟我讲过，每个男人都应该有“一图书馆”的白衬衫。我拿不准时装潮流是怎么回事，但我喜欢他的身体穿在棉布底下的感觉，而且我也喜欢他已经那么习惯花钱。高保真音响，餐馆，环球旅行箱，还有一台即将运来的电动打字机——他正在轻轻甩掉自己的学生气，甩得优雅漂亮，毫无负罪感。在圣诞节前，他每个月同时也领着教师的那份薪水。他出手大方，容易相处。他给我买礼物——一件丝绸外套，香水，一只上班用的软皮公文包，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都是精装本。我的来回车票也是他付的，正好超过一英镑。每到周末，我就把自己在伦敦精打细算的日子抛在脑后，忘记我藏在冰箱一角的那些可怜巴巴的食物，忘记每天早上数出一枚又一枚零钱，用来买地铁车票和午饭。

我们喝完那瓶酒，优雅地沿着女王路散步，经过钟楼，走进巷道商业区，我们在那里停留片刻，只是因为汤姆要给一对带着一个兔唇宝宝的印度夫妇指路。狭窄的街道上有一种孤寂清冷、与这个季节不相符的气息，咸湿而荒凉，地上的鹅卵石靠不住，老是打滑。此时，汤姆正在用一种幽默的、打情骂俏的口吻盘问我，基金会还资助哪些“别的”作家。这事儿我们谈过好几次，几乎成了例行公事。他在尽情释放一腔醋意，不仅关乎性，也关乎作家之间互相竞争的那点心眼。

“就告诉我这个吧。他们是不是大都挺年轻？”

“大都长生不老。”

“得了吧。你可以告诉我的。他们都是很有名的老头子吧？安东尼·伯吉斯？约翰·布雷恩？有女人吗？”

“女人对我有什么用？”

“他们拿的钱要比我多吧？这个你总能告诉我吧。”

“他们每个人拿的至少是你两倍。”

“塞丽娜！”

“好吧。人人拿的都一样啦。”

“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出过书？”

“我只能说这么多啦。”

“你跟他们哪个人上过床吗？”

“上过好几个呢。”

“而你还在继续约见名单上的人？”

“你知道我确实在忙这个呀。”

他笑起来，一把将我拽到一家珠宝店门口，吻我。有种男人喜欢时不时地想象他的情人跟另一个男人做爱，这个念头会让他兴奋起来，他就是这样的男人。虽然，搁到现实生活中，一旦戴上绿帽，他肯定会既恶心又伤心外加火冒三丈，可是，若处在特定的情绪中，做做这样的白日梦，反而会让他“性”致勃发。显然，卡德关于他那个人体模型的幻想，就来源于此。我完全不懂其中奥妙，但我学会了该怎么一起玩。有时候，做爱做到要紧处，他会轻声催促我，我就帮他一把，跟他说我正在约会哪个男人，我会为他做什么。汤姆喜欢把他想成一个作家，此人不像汤姆那么富于潜力、有待开掘，而是已然为赫赫声名所累，而且他身上洋溢的那种优雅精致的痛苦要比汤姆更严重。索尔·贝娄，诺曼·梅勒，还有抽烟斗的君特·格拉斯，反正我勾搭的都是最好的作家。毋宁说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作家。即便在当时，我也意识到，一个刻意共享的白日梦能有效地把我自己不得不说的谎话冲淡一些。跟一个我如此亲近的男人谈论我在基金会的工作绝非易事。保密事业对我的吸引力是一条化解之道，而这种模棱两可、颇具幽默感的情色梦是另一条。不过这两条都不足以彻底化解。这终究是我的幸福生活中的小小污点。

当然，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一到惠乐士餐厅就会受到热烈欢迎；为什么他们会点头致意问长问短——塞丽娜小姐的工作，汤姆先生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胃口；为什么他们会迅速抽出椅子，在我们的大腿上铺好餐巾，尽管如此，这些举动还是让我们特别高兴，差点相信他们对我们的欣赏和尊敬，要远远超过其他那些无聊的长者。那年头，除了几个明星之外，年轻人手头都没什么钱。所以每当有食客皱着眉头目送我们走到餐桌边时，我们都会格外兴奋。我们是多么特别啊。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这一顿是用他们交的税付账，那该多好。如果汤姆能知道这一点，那该多好。不到一分钟，比我们先到的人面前还空空如也，我们的香槟倒已经上了，很快那只盛满冰的银盘子也端了上来，一只只贝壳里躺着一团团闪闪发亮、既腥且咸的肉体，我们一向假装喜欢吃这玩意，现在也不敢不装。诀窍是不要多咂摸滋味，只管囫囵吃下去。我们把香槟也一饮而尽，再叫人再加两杯。照例，我们又提醒自己，下回直接叫一瓶。这样能省很多钱。

餐馆里潮湿温暖，汤姆便脱掉外套。他的手从桌对面伸过来握住我的手。烛光映得他的双眸愈显浓绿，还在他原本苍白的脸色上添了一抹淡而健康、略带棕褐的粉红。头总是微微侧向一边，嘴唇照例微张且绷紧，并不想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更希望听我说，抑或跟我一起说。那一刻，我已略感醉意，只觉得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好看的男人了。我原谅了他那件定做的高仿衬衫。爱情并非匀速增长，而是波浪式前进，时而疾奔，时而飞跃，这回便是其中之一。第一次是在白塔餐厅。这一回要比上次猛烈得多。我就像“逢‘床’做戏”的塞巴斯蒂安·莫雷尔那样，魂灵在失真的幻想空间里跌撞翻滚，尽管此时我的肉身明明坐在布莱顿的一家海鲜餐厅里端庄地微笑。不过，一如既往，在思维无远弗届处，总有那么一小块污点。平时我会尽力对它视而不见，而且通常能做到，这一点曾让我颇为兴奋。此刻，如同一个女人失足滑落悬崖时猛地扑向一丛压根承受不了她重量的野草，我又想起汤姆还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到底干了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告诉他。最后的机会！说啊，现在就告诉他。太迟了。真相太沉重，它会把我们摧毁的。他会恨我一辈子。我已经翻过悬崖，再也回不去了。我可以提醒自己，我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多少实惠，我让他得以衣食无忧地专事创作，然而，事实上，如果我还要跟他继续约会，那就只能不断地跟他说这些并非无伤大雅的谎言。

他的手往上移，握住我的手腕，攥紧。侍者过来给我们续杯。

汤姆说，“现在到了该告诉你的时候啦。”他举起酒杯，于是我也顺从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你知道我一直在给伊恩·汉密尔顿写东西。结果有一篇越写越多，于是我发觉我一不小心滑进了一部小长篇，而这正是我考虑了一年左右的计划。我太兴奋了，真想告诉你，真想给你看看。可我不敢，生怕写不成。上周我写完了初稿，复印了一部分，寄给那位人人都跟我说起的出版人。汤姆·米奇勒。不，是汤姆·麦奇勒[4]。今天上午他的信来了。我没想到他回得这么快。直到下午出门，我才把信打开。塞丽娜，他要这小说！迫不及待。他想让我在圣诞节前拿出定稿。”

我举起酒杯，只觉得胳膊发痛。我说，“汤姆,这消息太妙了。祝贺！祝贺你！”

我们猛喝一口。他说，“这篇有点黑色。背景是不远的将来，一切分崩离析。有点像巴拉德。不过我想你会喜欢的。”

“结局如何？情况有没有好转？”

他朝我微笑，表情里满含着对我幼稚言辞的宽容。“当然没有。”

“真棒。”

菜单来了，我们要了多佛鳎鱼，配的不是白酒，而是红酒——重口味的西班牙里奥哈酒，好显摆显摆我们都是自由不羁的精灵。汤姆又补充了几句，关于他的小说，关于他的新编辑，那位出过海勒、罗斯和马尔克斯作品的出版人。我在寻思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克斯。一部既反资本主义也反乌托邦的小说。而“甜牙行动”的其他作家拿出来的却是“非虚构版”的《动物农场》。不过，至少我的男人是一个富有创意、我行我素的人。我也会是这样的人，一旦我遭到解雇的话。

荒唐。还是庆祝庆祝吧，反正我对汤姆的小说——现在我们管它叫“中篇”——也施加不了什么影响。于是我们吃吃喝喝聊聊，为了这件或那件好事举起酒杯。夜色渐浓，只有几张桌还在吃，我们的侍应生都在一边打着哈欠转来转去，汤姆用佯装责备的口吻说，“我一直在跟你讲诗歌和小说，可你从来没跟我聊起数学。该轮到你啦。”

“我学得不怎么样，”我说，“我早忘光了。”

“这可不够好。我想让你告诉我一点……一点好玩的，不，是与直觉相反的，反常的那种。你欠我一个关于数学的好故事。”

在我看来，事关数学，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是跟直觉相反的。我要么懂，要么不懂，自从上剑桥以后，几乎都属于后者。可我喜欢接受挑战。我说，“给我几分钟。”于是汤姆说起他新买的电动打字机，他可以打得多么快。然后我就想起来了。

“我到剑桥时，这个正好在那儿的数学圈里广为流传。我想还没人写过。跟概率有关，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来自一个名叫‘做个交易’的美国游戏节目。几年前这节目的主持是个叫蒙蒂·霍尔的男人。不妨设想你是蒙蒂这个节目的一名参赛者。你面前放着三只关着的盒子，一号，二号和三号，某只盒子——你不知道是哪只——里面是一份大奖。比方说……”

“美女给你一份丰厚的津贴。”

“完全正确。蒙蒂知道你的津贴在哪个盒子里，而你不知道。你选一个。比方说你选一号，可我们不会当即打开。然后，很清楚津贴在哪个盒子里的蒙蒂打开了一个他知道是空着的盒子。比方是三号。于是，你知道你那份丰厚的津贴要么在你已经选过的一号里，要么在二号里。现在蒙蒂再给你选择一次，你可以换成二号，也可以维持原来的决定。那么，你那份丰厚的津贴更可能在哪个盒子里？你该不该换？”

我们的侍应端来一只装着账单的银盘子。汤姆刚伸出手摸钱包，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尽管喝了这么多葡萄酒和香槟，听他说话的样子头脑倒还算清醒。我们都想让对方看看，自己的酒量不错。

“这是明摆着的事嘛。开始挑一号的时候是三选一。等到三号打开以后我的几率就成了二选一。这对二号也是完全一样的。我那份丰厚的津贴在两只盒子里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我改不改，都没有任何区别。塞丽娜，你看起来真是美得让人难以忍受。”

“多谢。你尽可以好好守着你的选择。不过你这样可能是错的。如果你转而挑选另一个盒子，你从此再也不需要上班的概率就会是原来的两倍。”

“胡说八道。”

我看着他掏出钱包付了账。将近三十镑。他甩下一张二十镑的小费，看他的手势这么豪爽放荡，就知道他醉得不轻。这数目比我一周的薪水还多。他这是在作茧自缚。

我说，“这样你选中装津贴的盒子的可能性仍然维持在三分之一。所有概率之和必须是一。那么它在另外两只盒子里的可能性就一定是三分之二。三号已经打开，是空的，所以就有三分之二的几率在二号里。”他满怀悲悯地看着我，就好像我是某个极端宗教派别里的狂热信徒。“蒙蒂打开那个盒子就给了我更多的信息。我的概率本来是三分之一。现在成了二分之一。”

“你说的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成立： 在他打开那个盒子之后，你才走进房间，然后按照要求在另两个盒子中挑选。如果是这样，那你选中的几率就是二分之一。”

“塞丽娜。你怎么弄不明白呢，真让我吃惊。”

某种明明白白而且非同寻常的愉悦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终于被释放了。在心智空间里，有一部分，没准还是很大一部分，我确实比汤姆更聪明。这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啊。在我看来那么简单的事情，他却显然难以理解。

“这样说吧，”我说，“只有当你在一开始就选对、你的津贴确实在一号盒子里时，从一号换到二号才是个糟糕的选择。而你当时选对的概率是三分之一。所以，改错的几率是三分之一，那也就意味着，改对的几率达到三分之二。”

他皱起眉头，冥思苦想。倏忽间他仿佛瞥到了真相，然后他眨眨眼睛，真相就溜走了。

“我知道我是对的，”他说，“我只是解释得不太好。这位蒙蒂随机挑了个盒子，把我的津贴放进去。它只可能在两个盒子里，所以选哪个都是机会均等。”他正欲起身，又往后倒在椅子上。“一想这事儿我头就晕。”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我说，“假设我们有一百万个盒子。规则相同。比方说你选第七十万号。蒙蒂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盒子，都是空的。他一直故意不打开那个放着你的奖品的盒子。最后只剩下两个关着的盒子，一个是你选的，一个是，比方说，第九十五号。现在的概率是多少？”

“机会均等，”他含含糊糊地说，“每个盒子百分之五十。”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口吻，不要显得像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汤姆，在你盒子里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而在另一个的可能性几乎是确凿无疑。”

刹那间他又出现了那种洞悉真谛的眼神，然后一闪而过。“呃，不，我想这不对，我是说……我觉得我快吐了。”

他摇晃着站起身，从侍应身边匆匆走过，顾不上道别。我跑到门外追上他，他斜靠在一辆汽车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看。冷飕飕的空气让他精神一振，他一点儿都不想吐了。我们挽着胳膊往家里走去。

等到发觉他彻底恢复过来时，我说，“如果管用的话，我们可以本着经验主义原则，用玩纸牌的方式做个实验。我们可以……”

“塞丽娜，亲爱的，够了。如果再去想这个问题，我就真的要吐了。”

“是你自己想要听一点跟直觉相反的东西。”

“没错。抱歉。我再也不会求你讲啦。我们还是顺着直觉行事吧。”

于是我们聊了点别的事，一回到公寓倒头就睡。可是，礼拜天一大早，汤姆就激动地把我从混乱的梦中摇醒。

“我懂了！ 塞丽娜，这里头的道理我懂了。你说的每句话我都懂了，太简单了。那个念头突然就冒出来，就好像，你知道，那个图，叫什么立方体来着？”

“奈克立方体。[5]”

“我还能用这个概念鼓捣点东西出来。”

“好啊，干吗不呢……”

他到隔壁去，我在他敲击打字机的声音中堕入梦乡，又过了三个小时才醒来。礼拜天剩下的那点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提过蒙蒂·霍尔。他写作的时候我烤了点东西当午餐。也许宿醉之后难免情绪低落，不过，想起就要回到圣奥古斯丁街上我那形影相吊的房间，想到要打开我那只单管电热炉，在水槽里洗头，熨烫上班穿的衬衫，我比平时更加黯然神伤。

在午后昏暗的光线中，汤姆陪我走向车站。在月台上拥抱时我几乎热泪盈眶，可我并没有当众表演，而且我想他压根浑然不觉。

* * *

[1] 指夏令时结束。

[2] “愤怒旅”是英国活跃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左翼团体，而“红军团”指当时联邦德国的一个左翼恐怖组织。

[3] 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其特点为节奏奇特、使用不谐和音、即兴演奏等。

[4] 这里提到的伊恩·汉密尔顿和汤姆·麦奇勒，都是英国当代文化圈和出版界的传奇人物。后者也是麦克尤恩本人的多年好友，其一手创办的凯普出版社与麦克尤恩的多年合作一直保持到现在。

[5] 即Necker Cube，1832年由瑞士科学家奈克设计的图样，意在说明视觉对透明立方体的透视关系可以使人对同一个图样做出不同的理解，这个原理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理解。

16

三天以后，他的短篇寄了过来。第一页上粘着一张西区码头的明信片，背面写：“这回我对了吗？”

上班前，我在冰凉的厨房里，就着一杯茶看完了《可能通奸》。特里·摩尔是一名伦敦建筑师，已婚未育，其妻频频外遇，令婚姻岌岌可危。她没有工作，不用照管孩子，屋里还有个管家处理杂务，所以尽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时出轨。她每天抽大麻，午饭前还要来一两份大杯威士忌。与此同时，特里每周工作七十个小时，设计那种也许十五年内就会被推倒重建的高层廉租房。萨莉跟那些萍水相逢的男人幽会。她的谎言和借口一眼便能望穿，让他倍感羞辱，可他从来没法揭穿它们。他根本没时间。不过，有一天，几个工地现场碰头会临时取消，这位建筑师就决定用这空出来的几小时跟踪他的妻子。他被忧伤与嫉妒吞噬，亟须亲眼看到她和一个男人鬼混，这样既能打发寂寥，也能让他下定决心离开她。她跟他说过今天要到圣阿尔班斯跟姑妈待上一整天。实际上，她直奔维多利亚站，特里跟在她身后。

她上了开往布莱顿的火车，他也跟着上去，隔了两节车厢之后。他跟着她穿过市中心，穿过斯坦纳，拐进坎普镇的小街，最后来到上岩花园的一家小旅馆。从人行道上，他看见她跟一个男人站在大堂里——幸好这家伙看起来很弱小，特里想。他看着这一对从接待员手里接过钥匙，开始沿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接待员没注意到特里走进饭店，他也爬上了楼梯。他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在他头顶上响起。他们抵达五楼时他放慢脚步落在后面。他听见有扇门打开，然后又关上。他走到楼梯平台上。面前只有三个房间，401，402和 403。他打算一直等到这对男女上床，然后踢开房门，让他老婆颜面扫地，再往这个小个子的脑袋上狠狠砸一拳。

可他不知道他们进了哪个房间。

他静静地站在平台上，希望能听见一点声音。他渴望听见那声音，呻吟，尖叫，床垫弹簧的响动，什么都行。几分钟之后，他非得挑一个房间不可了。他选定401，因为那里最近。所有的房门看起来都足够轻薄，他知道飞起一脚就能大功告成。他往后退了几步想助跑，就在这节骨眼上，403的房门打开，一对印度夫妇带着他们那个长着兔唇的婴儿走出来。他们从他身边经过时羞涩地微笑，然后径直下楼。

他们一走，特里便踌躇起来。至此，这个短篇张力凸显，一路攀升向高潮进发。身为一名建筑师和业余数学爱好者，他对数字颇有心得。他匆匆算了一通。他妻子在401的几率始终是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她在402 或者403的几率是三分之二。而现在已经看到403是空的，那么她一定有三分之二的几率在402。只有傻瓜才会抱住第一次的选择不放呢，因为概率学的铁律是恒久不变的。 于是他助跑，跃起，踢开402 房门，那一对果然在里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正作势欲仙。他在那厮脸上结结实实地甩了一巴掌，视线一扫，丢给他老婆一道鄙夷的寒光，便直奔伦敦而去，离婚程序将在那里一一展开，他要开始崭新的人生。

整个周三我都在分类归档，所有的资料都跟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一个名叫乔·卡希尔的人有关，他跟卡扎菲上校勾结，谋划从利比亚运输军火，军情六处对其一路追踪，三月底沃特福德海岸的爱尔兰海军将其拦截。卡希尔当时就在船上，直到一杆枪顶在他后颈上，他才回过神来。在用回形针别住的附录上，我看得出，此事我们五处始终蒙在鼓里，并且因此颇为气恼。“这样的错误”，怒火中烧时出现了这样的字眼，“绝对不能再犯了”。真够好玩的，某种程度上。不过我知道我对哪件事——是那艘名叫克劳迪娅的船，还是我情人的心理活动——更感兴趣。非但如此，我其实既忧虑又苦恼。但凡有片刻休息，我的思绪便回到布莱顿一家旅馆五楼的那几个房间里。

这故事不错。尽管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但他回到了自己擅长的布局模式，那种正确的模式。不过上午我在读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一篇有瑕疵，它基于华而不实的假设、难以成立的比喻以及不可救药的数学概念。他根本就没搞懂我的意思，也没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的莫名兴奋，他突然想到“奈克立方体”的那一刻，把他带进了沟里。想到他当时孩子气的得意忘形，想到我当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也没能跟他聊聊他的新想法，我就觉得自己挺可耻的。当时，一想到可以把这个权衡选项的隐喻带进他的小说，他就激动起来。他的野心可谓光彩夺目——将伦理的维度融入一行数学表达式。他写在明信片上的话再明白不过了。依靠我的帮助，他雄心勃勃地尝试弥合艺术与逻辑之间的裂痕，而我却给他指错了方向。他的故事难以成立，没有意义，而他居然以为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倒让我颇为感动。可是，既然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那我又怎么说得出口，告诉他他的故事毫无意义呢？

真相在我看来不言自明，而他却觉得晦涩难解，其实真相很简单： 那对从403出来的印度夫妇根本不可能提高猜中402的几率。他们永远也无法替代蒙蒂·霍尔在电视游戏节目里的角色。他们是随机出现的，而蒙蒂的选择受制于也取决于参赛者。不能用一个随机选择来替代蒙蒂的作用。如果特里之前选的是403，那么这对带着婴儿的夫妻不可能变个戏法，把自己变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以便从另一扇门里出来。他们出现之后，特里的妻子在402和401的可能性是完全相同的。他完全可以按照最初的选择去踢开原来那扇门。

接着，正当我沿着走廊过去，打算从手推车上拿一杯早间茶时，我突然明白汤姆出错的源头在哪里。是我！我停下脚步，差点伸出手捂住嘴，可是此时有个男人端着杯子和茶碟向我走来。我其实能看清他，可我实在太专注于心事，刚刚冒出的念头太让我震惊了，弄得我根本反应不过来。一个相貌英俊却长着一对招风耳的男人，越走越慢，堵住了我的去路。马克斯，当然是他，我的上司，我昔日的知己。我是不是又该向他汇报近况了？

“塞丽娜。你没事吧？”

“没事。抱歉。刚才有点心不在焉，你懂的……”

他紧紧盯着我，身上的花呢外套尺码太大，让他瘦削的肩膀看上去奇怪地隆起。他的杯子磕在茶碟上叮当作响，直到他用空着的那只手将杯子稳住为止。

他说，“我想我们真应该谈谈。”

“给我个时间，我到你办公室去。”

“我的意思是，不要在这里谈。下班以后喝一杯，或者吃顿饭，诸如此类。”

我侧过身从他身边绕开。“那好啊。”

“周五？”

“我周五不行。”

“那就周一。”

“好，可以。”

我总算摆脱了他，半转过身竖起手指向他略微摇了摇，然后径直往前走，一下子就把他给忘了。因为此时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上周末我在餐馆里说了什么话。我跟汤姆说，蒙蒂是任意选择了一个空盒子。毫无疑问，这样的说法有三分之二的几率是错误的。在游戏中，蒙蒂只能打开一只未被选择的空盒子。参赛者必定有三分之二的机会选到——一只空盒子。在这种情况下蒙蒂只能选一只盒子。只有当参赛者猜对并且选到那只装着奖品——津贴的盒子时，蒙蒂才可能在剩下的两只空盒子里任意选择。当然，这些我都知道，可我没解释好。这真是一个短篇的“失事”，这是我的错。正是从我这里，汤姆才有了这样的概念： 命运能充当一个游戏节目主持的角色。

我的内疚一下子翻了个倍，我意识到，我不能只告诉汤姆，他的小说不成立。我有义务想出一个解决方案。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出去吃午餐，而是待在我的打字机边，从手提包里把汤姆的短篇小说拿出来。当我在打字机上卷入一张新纸时，一阵欢喜突然涌上心头，接着，当我开始打字时，甚至愈发兴奋起来。我有了一个主意，我知道汤姆该如何重写小说的结局，该怎样让特里将踢开那扇门当场捉奸的几率翻倍。首先，我要删掉印度夫妇和他们的兔唇的宝宝。尽管他们很迷人，可在这场戏里派不上用场。接着，特里得往回走几步，最好就在奔向401前，无意中听到两个清洁女工在楼下的平台上说话。她们的声音清晰地飘上来。有一位说，“我打算上楼去，在两个空房间里挑一个打扫。”另一位说，“小心点儿，那一对就在他们常待的那间。”两个人心领神会地笑起来。

特里听见清洁工上楼来的声音。他是个水平不错的业余数学爱好者，因此猛然意识到眼前冒出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得赶快想明白。他只要靠近任何一扇门站着——401也行，就会迫使清洁工只能在另两个房间里挑一个进去。她知道那对情人在哪里。她会这么想： 他要么是一个正打算进自己房间的新客人，要么是那对情人的朋友，正在他们的门外等候。无论她选择哪个房间，特里都会换到另一个，把自己选中的概率翻个倍。事实正如他所料。那个女工——兔唇长到了她的脸上——朝特里瞥了一眼，向他点头致意，然后走进了403。特里做了决定性的调整，助跑，跃起，冲进 402，他们就在那里，萨莉和那个男人，当场就擒。

我一边热血沸腾地写着，一边想，我得提醒汤姆把其他几个漏洞一一堵上。特里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门都砸开，尤其是现在他已经知道另两个都是空的？因为这样就会让那一对听见动静，而他想让他们猝不及防。为什么不再等等，等到女工把另一个房间也打扫掉，这样他就能确定老婆究竟在哪里？因为此前已经埋下伏笔，他在当天晚些时候有个工地现场会，所以他急着赶回伦敦去。

我一口气打了四十分钟，写满三页笔记，准备寄出去。我草草附了一封信，用最简单的言辞解释为什么印度夫妇起不了作用，然后找到一只没有“英国文书局”标志的空信封，在手提包底层找到一枚邮票，而且正好赶得及跑到公园巷的信箱，再跑回来重新开始工作。在忙完汤姆的小说之后回过头来处理“克劳迪娅的非法货单”，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啊。炸药及武器弹药共计五吨，这点收成很让人失望。有一份备忘录暗示卡扎菲不太信任共和军临时派，而另一份则重申“六处越权出格”。我才无所谓呢。

那天晚上，我在卡姆登的住处上床时的心情，是这一周里最快乐的。地板上搁着我那只小小的行李箱，我打算明晚打包，以备周五傍晚的布莱顿之旅。只要再上两天班就够了。等我再见到汤姆时，他应该已经读过我的信了。我会再次告诉他，他的短篇小说是多么精彩，我会再跟他解释一遍概率问题，把活儿干得更漂亮。我们会相依相伴，把我们那套固定节目、常规仪式都来一遍。

归根结底，计算概率毕竟只是技术细节。这个短篇的亮点在别处。躺在黑夜里等着入睡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开始抓到一点创作的奥秘了。作为一个读者，一个一目十行的读者，我向来都觉得虚构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儿，我从来没有费神思索过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你从书架上扒拉下一本书，那里面总有一个虚构的、住满了人类的世界，就跟你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一样确凿无疑。不过，此时此刻，就好比汤姆在餐馆里紧紧抓住蒙蒂·霍尔的问题不放，我觉得我已经抓住了骗术的分寸，或者说我掌握得八九不离十。跟做菜差不多，我在睡意朦胧中想道。做菜不是把各种配料加热转化的过程，这里头有纯粹的发明创造，有灵感的火花和藏而不露的要素。其成果也不仅仅是这些配料的总和。我试着把过程列出来： 汤姆把我对概率学的理解输送到特里身上，与此同时，他将埋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一想到戴绿帽就会燃起欲火的心理也一并移植过去。不过在移植之前，他把情节处理得更容易让人接受——被嫉妒燃起的怒火。汤姆姐姐的某些人生经历在萨莉身上也有所体现。此外还有熟悉的火车旅行，布莱顿的街道，以及那些小得不可思议的旅馆。印度夫妻和他们的兔唇宝宝被他召来充当403房间里的角色。他们的形象既有趣又脆弱，与隔壁房间里那对正在发情的男女形成对比。汤姆驾驭的是一个他几乎不懂的题材 （“只有傻瓜才会抱住第一次的选择不放呢”！），他竭力想将它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如果他采纳我的建议，那么它肯定能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借助技巧，特里的数学造诣远远超过了创造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将这些零散的部分一一插入再通盘调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奥秘在于怎样将它们搅拌成某种结构紧密且逼真可信的东西，怎样把各种配料归拢，烹调成美味可口的菜肴。当我的思绪渐渐散开、飘向失去知觉的边界时，我觉得我大致弄懂了其中的门道。

过了一会，我的梦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巧合之后，被门铃声推向高潮。不过，等我再度听到门铃声时，梦已经烟消云散。我没动，因为我希望另外几位能下楼去。毕竟她们离大门更近。响到第三轮时，我开灯，看了一眼闹钟。离午夜十二点还差十分钟。我已经睡着一个小时了。门铃又响起来，这次按得愈发坚决。我套上睡袍，穿上拖鞋，走下楼梯，我实在太困了，压根没顾上琢磨一下我有没有必要走得这么急。我猜是哪个姑娘忘了带钥匙。这事以前也发生过。走到门厅时，我只觉得油地毡的寒气穿透鞋底直达双脚。我先搭上保险链，再打开门。透过三英寸的空隙，我能分辨出站在台阶上的是个男人，可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戴着一顶匪气十足的浅顶软呢帽，身穿束腰雨衣，肩上的雨水在他身后街灯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出于警觉，我猛地把门关上。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平静地说，“很抱歉打搅你。我得跟塞丽娜·弗鲁姆谈谈。”

我拉开保险链，打开门。“马克斯。你这是干什么？”

他喝过酒。他的身体有点摇晃，平日里紧绷绷的五官现在很松弛。他一开口说话，我就闻到了威士忌的气味。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我不知道。”

“我得跟你谈谈。”

“明天，马克斯，请你明天来。”

“要紧事。”

这下我彻底清醒了，而且我知道，就算现在把他赶走我也睡不着了，于是我让他进屋，领他走进厨房。我点燃几个煤气灶头。只有这里可以取点暖。他在桌边坐下，脱掉帽子。他的长裤上膝盖以下的部分沾了泥。我猜他是步行穿过市中心。他看起来略有点混乱，嘴边的肌肉松松垮垮，眼睛下面一片青紫。我本想给他弄杯热饮，最后还是决定作罢。我心里有股怨气，他这是在仗势欺人，就因为我是他下属，他就有权把我吵醒。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用手背抹掉他帽子上的雨水。他似乎很想装成没有喝醉的样子。我有点发抖，很紧张，这不仅仅是天冷的缘故。我猜马克斯是来告诉我更多与托尼有关的坏消息。可是，他已经被认定是个叛徒，而且死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糕呢？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来，”他说。

我摇摇头。他笑笑，把我的反应看成一句小小的、情有可原的谎言。

“我们今天在走廊里碰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跟我在想一样的事情。”

“是吗？”

“得了吧，塞丽娜。我们都很清楚。”

他热烈地看着我，眼神里含着恳求，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要说什么，一想到将要亲耳听到这些话，然后亲口拒绝，再把这事儿彻底解决，一股不胜其烦的情绪就在我心底里左摇右晃。无论如何，我总得想办法不让这件事影响将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我不明白。”

“我被迫取消了订婚。”

“被迫？”

“我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你的情绪表达得明明白白。”

“那又怎么样？”

“你显然大失所望。我很抱歉，可我当时只能装作没看见。我不能让感情影响工作。”

“我也不想这样，马克斯。”

“可是，每当我们碰面，我知道我们俩都在想着那个可能性。”

“你瞧……”

“所有那些事，你知道……”

他又拿起帽子，细细打量。

“……那些婚礼的准备工作。我们两家人整天都在忙活这些事。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你……我想我快要疯了。今天上午看到你的时候，我们俩都很痛苦。你看起来简直快要昏倒了。我的表情肯定也一样。塞丽娜，这样装腔作势……这样什么也不说真是太疯狂了。傍晚我跟露丝说了，我跟她说了实话。她很难受。可这事终究要落到我们头上的，你和我，这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不能再继续装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