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可参考第四章相关注解。.4

纳丁说，“皮埃尔在伦敦工作，他友好地接受邀请，来说说如何在他的工作跟你们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

这番介绍如此语焉不详，再加上皮埃尔的口音，我们猜测他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当然不是法国人。他的嗓子是起伏不定的男高音，说起话来有种教人愉悦的小心翼翼的感觉。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但凡有人不赞同他说的话，他就会根据事实调整自己的观点。我渐渐意识到，在这种严肃而睿智的、近乎略含歉意的态度背后，其实隐藏着无尽的自信。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出身高贵的美国人，后来我了解到他来自佛蒙特州一个颇有根基的家庭，写过一本与斯巴达统治有关的书，另一本写的则是阿格西劳斯二世[1]以及波斯的提萨费尼斯[2]被斩首的历史。

我挺喜欢皮埃尔。一开场，他就说想要告诉我们“冷战中最柔软、最甜美的部分，也是唯一真正算得上有趣的部分——理念之战”。他想给我们讲三个画面。第一个，他要我们想象战前的曼哈顿，并且引用了一首著名的奥登诗歌的开头几行，托尼曾把这首诗念给我听过，而且我知道汤姆也很喜欢它。在此之前，我并不觉得这首诗很出名，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听到一个美国人面对我们引用一个英国人的句子，还是相当动人的。“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就在第五十二号街/心神不定且忧惧……”[3] 一九四〇年的皮埃尔就是这样，年方十九，跑到市中心探望一位叔父，想到就要上大学便倍感无聊，于是在酒吧里醉倒。不过他并不像奥登那样“心神不定”。他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加入欧洲的战局，然后给他分配一个角色。他想当兵。

接着，皮埃尔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说起一九四九年，当时欧洲大陆以及日本、中国都满目疮痍、羸弱不堪，英国已经被一场英勇而漫长的战争压得穷困潦倒，苏联在统计几千万具尸体——而美国的经济却因为这场战争飞速膨胀、生机勃勃，他们刚刚醒悟过来，捍卫全球人类自由的主要职责已经落到了他们肩上，这项新任务真是太棒了。即便在他说这话时，他还是摊开双手，仿佛深感遗憾，聊致歉意。事情本来是可以往别的方向发展的。

第三幅画面也发生在一九五〇年。彼时的皮埃尔，曾在摩洛哥及突尼斯战役、诺曼底登陆、许特根森林战役以及解放达豪的战役中立下战功，在布朗大学担任希腊语副教授，正沿着公园大道向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大门走去，路上经过一群示威游行者，其中既有美国的爱国人士，又有天主教修女和右翼疯子。

“饭店里，”皮埃尔的说法极富戏剧性，一边说一边摊开一只手，“我目睹了一场即将改变我人生的辩论。”

这场集会的标题没什么特别： 文化科学领域的世界和平大会，名义上由一家美国的专业委员会组织，实际上却是苏联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策划的。千余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并没有被虚张声势的公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镇压、清洗、酷刑、谋杀以及劳改营摧毁，至少没有被完全摧毁。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受斯大林委派，违心地出席。代表美国方面的是阿瑟·米勒、李奥纳多·伯恩斯坦和克利福德·奥德兹[4]。上述以及其他名人都对美国政府持批判及不信任的态度，因为它居然要求美国公民把曾经无与伦比的同盟军当成一个危险的敌人。许多人相信，不管他们把多少事情搞得一团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这些事件遭到了贪得无厌、利益一致的美国新闻界极大的歪曲。如果说苏联的政策看起来乖戾阴郁或者充满攻击性，如果说他们多少有点倚靠内乱来牟取利益的话，那也是本着自我保护的精神，因为从创立之初，他们就要面对西方的敌视和蓄意破坏。

简而言之，皮埃尔告诉我们，整场会议就是一次替克里姆林宫大肆宣传的特别行动。它在资本主义的首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世界性的舞台，在台上，即便与自由无涉，它至少充当和平与理性的喉舌，站在它这边的有数十位德高望重的美国人。

“然而！”皮埃尔抬起一只胳膊，用僵硬的食指往上指了指，他这个戏剧性十足的停顿让我们困惑不已。接着，他告诉我们，就在这座饭店的十楼有一个高级套房，屋里有一群专程来捣乱的志愿者，这群知识分子是由一位名叫西德尼·霍克的哲学家召集的，他们大多都是非共左翼、具有民主精神的前共产党员或者前托派左翼，他们决心向这次会议发起挑战，关键是，不能让疯狂的右翼独霸对苏联的批判权。他们弓起身子守在打字机、油印机和刚刚装好的多条电话线旁，通宵工作，客房服务慷慨地提供了大量零食和酒，帮他们整晚撑下来。他们打算通过各种方式破坏楼下的会议进程，比如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刁难对方，尤其是关于艺术创作自由的问题，同时还会发出一系列新闻稿。他们也声称得到了重量级支持，这份名单甚至比对方的那份更让人印象深刻。玛丽·麦卡锡、罗伯特·洛威尔、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还有很多来自远方的国际支持，其中包括T·S·艾略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伯特兰·罗素[5]。

这场跟大会唱反调的战役大获成功，因为它抓住了媒体的叙事策略，登上了报纸标题。所有该提的问题都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一一抛出，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有人问肖斯塔科维奇是否赞同《真理报》对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和勋伯格的严厉谴责，将他们称为“颓废堕落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曲家缓缓站起身，低声嗫嚅着表示赞同此文的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既受困于良心的折磨，又怕触怒克格勃当局，同时担忧他回国以后斯大林会如何对待他，表情格外悲惨。

皮埃尔在楼上的套房里有自己的电话和打字机，摆在一间盥洗室旁边的角落里，在会议间歇，他就在那里跟几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情报联络人接上了头，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他才辞去了教职，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央情报局和“理念之战”。因为反对这次会议的行动当然是由中情局资助的，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于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力量，这一仗完全可以打得有声有色。这些人里有很多都是左翼人士，他们往往受过共产主义的引诱，得到过未能兑现的承诺，这些苦涩的经历是他们现在秉持的强大观念的源泉。他们需要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正是中央情报局可以提供的： 组织，架构，以及最重要的因素： 资金。当这些行动推广到伦敦、巴黎和柏林时，这一点尤为关键。“在五〇年代早期，对我们十分有利的因素是： 欧洲一贫如洗。”

因此，按照皮埃尔的说法，他成了另一种战士，再度投入新战役，它们发生在虽然已经解放但时常受到威胁的欧洲。他一度充当迈克尔·乔塞尔森的助手，后来又跟马尔文·拉斯基过从甚密[6]，直到上述两位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皮埃尔参与“文化自由协会”的事务，用德语替声望卓著的杂志《月刊》写稿，而这份杂志正是中情局资助的，他还参与组建《邂逅》，为此做了不少幕后工作。他学会一套微妙的技巧，用来安抚知识分子的敏感自负和喜怒无常。他协助为一家美国芭蕾舞剧团组织巡演，此外还有管弦乐团、当代艺术展以及十几场被他称之为“踩中政治与文学交会的危险地带”的会议。他说，一九六七年《堡垒》杂志曝光中情局资助《邂逅》，实在是小题大做、幼稚至极。对于政府而言，这个反抗极权主义的案例难道不够理性不够优雅，不应该批准实施吗？如今，在英国已经没人会对外交部替BBC对外广播买单的事大惊小怪了，这种做法已经被高度认可。《邂逅》的情况也差不多，尽管总有人大呼小叫，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要不就捂住鼻子假清高。既然提到外交部，他倒要表扬一下情报司的工作。他特别欣赏情报司在推广奥威尔的作品上做出的努力，他也喜欢他们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对几家出版社的资助，比如“安珀桑德”和“贝尔曼书业”。

在这一行干了将近二十三年之后，他得出了什么结论？他要说两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冷战没有结束——不管别人怎么说，所以文化自由事业仍然至关重要，永远至高无上。尽管时下并没有很多人高举苏联的火炬，但知识分子中还是有大片冷漠僵硬的地带，人们懒惰地保持着中立态度——说苏联也不见得比美国更糟糕。对这样的人必须加以重视。至于第二点，他引用了一句他在中情局里结识、后来当上广播员的老朋友——汤姆·布拉登的话，大意是： 在整个地球上，只有美国还不明白，有些事儿还是在规模较小时运转得更好。

在我们这个拥挤的房间里，这话顿时让经费严重短缺的五处雇员发出了赞赏的低语。

“我们自己的项目摊子铺得太大，数量太多，种类太杂，野心太大，资金也给得太足。我们已经没什么方向了，而且我们的情报经过长长的传送路径失去了‘新鲜度’。我们无处不在，我们出手越来越阔绰，我们也招人怨恨。我知道你们这里也要尝试点新计划。祝你们好运，不过，说真的，先生们，规模还是小点好。”

皮埃尔——如果这是他的真名的话——没有安排问答环节，一说完就匆匆在掌声中点点头，然后跟着彼得·纳丁朝门口走去。

房间渐渐空下来，资历浅的自觉地让其他人先走，我不由得害怕马克斯会转过头来与我四目相对，怕他走过来告诉我，我们得见个面。当然是工作上的事儿。然而，当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和那一对大耳朵随着人流涌出门口时，困惑不解与那种熟悉的内疚感夹杂在一起向我袭来。我把他的心伤透了，以至于他压根就不愿意跟我说一句话。这个念头把我吓了一大跳。像往常一样，我试着燃起怒火来抵挡内疚。正是他，跟我说过女人没法把自己的私生活跟工作分开。现在他喜欢我胜过喜欢他的未婚妻，这难道也是我的错？我一边沿着水泥楼梯——之所以走楼梯是因为我不想在电梯里跟同事说话——一边为自己辩护。难道因为他转身离我而去，我就应该大惊小怪，低声下气，泪眼婆娑？没门。既然如此，那我凭什么不跟汤姆在一起？难道我不配得到幸福？

两天以后的周五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坐上火车去布莱顿，距离上次分别已经将近两周时间。汤姆到车站来接我。火车即将靠站、渐行渐慢时，我们就看到了对方，他一边跟着我的车厢跑一边在说着什么，我看不懂他的口型。一下车我便扑到他怀里，心头骤然升起的甜蜜与兴奋是平生从未有过的。他把我搂得那么紧，我简直要透不过气了。

他在我耳边说，“我刚刚才开始意识到你有多么特别。”

我轻声告诉他，这一刻我期盼已久。我们分开，他接过我的包。

我说，“你看起来不一样了。”

“我是不一样了！”他几乎嚷起来，然后狂笑，“我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你能告诉我吗？”

“这太不可思议了，塞丽娜。”

“那告诉我吧。”

“回家吧。十一天啦。太长了！”

于是我们去克里夫顿街，在那里，夏布利酒正躺在一只汤姆从阿斯普雷专卖店买来的银冰桶里等着我们。一月份喝酒用冰块委实有点古怪。其实如果存在冰箱里，酒会更冷一些，不过谁在乎呢？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替对方宽衣解带。没错，离别挑起了我们的情欲，夏布利酒照例让火愈烧愈旺，可这两条都不足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成了一对完全知道该干什么的陌生人。汤姆浑身散发着某种饥渴的温存，把我整个人都融化了。这简直宛若忧伤。它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一股如此强烈的保护欲，以至于当我们一起躺在床上、他亲吻我的乳头时，我忍不住怀疑，有朝一日也许我会问他，我要不要停掉避孕药。不过其实我要的并不是孩子，而是他。当我抚摸着、用力抱着他那小小的、紧实而浑圆的臀部，拉着他往我身上压过来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孩子，我要占有他、爱护他，再也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很久以前，在剑桥跟杰瑞米上床时我有过这种感觉，可那一回我受了骗。如今这种想把他关起来、将他据为己有的感觉近乎痛楚，就好像我平生经历过的所有最美好的感觉聚拢在一起，强烈到了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这不是那种小别重逢后挥汗如雨、大声叫床的老套戏码。如果有个窥阴癖碰巧路过，有机会透过卧室窗帘的缝隙向里面张望，他会看到一对毫无冒险精神的情侣在用传教士姿势做爱，几乎没发出一点声响。我们俩心醉神迷，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我们几乎一动不动，生怕一动就没了。那种特殊的感觉——无论他是否愿意，反正此刻他完全属于我、永远属于我——是那么轻巧，那么空灵，好像我随时都会失去它。我一点都不怕。他在轻轻地吻我，一遍又一遍低声喊我的名字。也许现在就该告诉他，趁他没法溜走的时候。现在就告诉他，我不停地这样想。告诉他你是干什么的。

然而，当我们从梦中醒来，当我们俩身外的世界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当我们听见窗外车辆驶过，听到一列火车开进布莱顿站，当我们开始考虑如何打发晚上剩下的时光，我方才意识到，刚才差一点点我就要把自己给毁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去餐馆。近来天气转暖，也许这让政府松了一口气，却让矿工们很恼火。汤姆躁动不安，想到海边走走。于是我们就穿过西街，步入宽阔的、人烟稀少的海滨大道，向豪富镇[7]方向走去，到一家酒吧门前拐离海滨，然后在另一家餐馆买炸鱼配薯条。就连海边都没什么风。为了节能，街灯给调得很暗，可灯光仍然在厚而低的云团上涂了一抹胆汁似的橘黄色。我说不清汤姆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对劲。他已经算得上柔情似水了，紧紧抓住我的手，显得格外上心，要不就是伸出胳膊揽住我，让我靠他更近些。我们飞快地走，他飞快地说。我们讲起各自过的圣诞节。他描述了当时场景，说他姐姐跟孩子分别时如何乱成一团，她又是如何试图把她那年幼的、装着假足的女儿拽上车，想带她一起走。还说劳拉在去布里斯托尔的路上如何从头哭到尾，如何数落家里的种种不是，尤其是父母的。而我复述了我在主教大人怀里大哭的那一刻。汤姆要我把那一幕细细说来。他想更深入地了解我从车站走回家的路上，情感如何跌宕起伏，他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又成了孩子，当时是不是突然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家？我过了多久才缓过神来？为什么过后不到我父亲那里，把这些感觉都告诉他？我跟他说，我因为哭了所以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停下来，他吻了我，说我真是无可救药。我跟他说到那天晚上跟露西和卢克一起在教堂围地上散步，汤姆很不高兴。他要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吸大麻了。这种清教徒倾向让我吃了一惊，尽管这样的承诺不难遵守，我也只是耸耸肩而已。我认为他无权要求我承诺什么。

我问他到底有了什么新想法，可他言辞闪烁。不过他跟我说贝德福德广场那边传来了新消息。麦奇勒喜欢《来自萨默塞特平原》，计划三月底出版，这样的速度在出版界是创纪录的，只有在编辑影响力巨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做的目的是赶上简·奥斯丁小说奖（其声望不在新近炙手可热的布克奖之下）的报名截止期。现在谈是否能进入短名单还为时过早，不过好像麦奇勒如今逢人就要念叨他的新作家，而且这本书被紧急付印专供评委会审阅的新闻也已经见报。通常你是可以用这一套来替一本书制造话题的。我不知道，如果皮埃尔知道军情五处资助一部反对资本主义的中篇小说，会如何评说。务必保持小规模。我一言不发，在汤姆胳膊上掐了一把。

我们坐在一张公共长椅上，像一对老夫妻那样面朝大海。这时节天上应该有一轮下弦月，不过，在厚厚的橘黄色云团的遮蔽之下，一点儿可能都没有。汤姆的胳膊揽住了我的肩，英吉利海峡看起来油汪汪的，格外静默，我缩成一团依偎在情人身边，这些天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平如镜。他说他受邀在一场为年轻作家举办的活动中朗读作品。与他同台的是金斯利·艾米斯的儿子马丁，后者也要朗读一段处女作——跟汤姆一样，这部作品也将在今年出版，出版商也是麦奇勒。

“我有个想法，”汤姆说，“只有得到你的允许，我才会去做。”朗读会结束以后，次日他会坐火车从剑桥赶到我的家乡，去跟我妹妹谈谈。“我在设计一个人物，非主流，收入菲薄，但过得还不错，相信塔罗牌、星象命盘之类的玩意，喜欢嗑药，不过没到太过分的地步，相信好多阴谋论。你知道，就是那种认为登月照片是在一个实验室里摆拍出来的玩意。与此同时，在别的方面她又很明白事理，在年幼的儿子眼里她是个好母亲，参加反越战游行，也是个挺靠谱的朋友，诸如此类。”

“这听起来不太像露西，”我的话刚一出口，就觉得这样讲显得小气，想找补两句。“不过她确实很善良，也应该乐意跟你聊聊。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能谈论我。”

“成交。”

“我会给她写信，告诉她你是我的好朋友，没钱，要在她那里借宿一晚。”

我们继续往前走。汤姆以前从来没当众朗读过，所以忐忑不安。他会从小说结尾部分选，那是他写得最得意的地方，那让人不寒而栗的一幕，父女俩互相依偎着死在一起。我说这样会泄露情节的，太可惜了。

“老派思维。”

“记住，我的见识趣味也就中等而已。”

“结尾已经蕴含在开头中。塞丽娜，没什么情节可言。这是一种沉思。”

对于流程问题他也颇有顾虑。谁先来——艾米斯还是黑利？他们会怎么定？

“应该是艾米斯先来。最棒的压轴。”我忠心耿耿地说。

“哦，上帝。半夜里醒来，一想到这场朗读会，我就睡不着。”

“那么按字母顺序排列怎么样？”

“不，我是说，站在一群人跟前，把人们完全可以自己读的玩意念出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想起来半夜里都会出汗。”

我们接着又往下走到海滩上，这样汤姆就能把石头扔到海里去。他的精力出奇地旺盛。我又感觉到他的躁动或者被压抑的兴奋。我靠着砂石堤岸坐着，而他把脚下的鹅卵石踢来踢去，想找一块重量和形状都合适的。他在水边助跑了几次，把石头远远地扔进薄雾，无声地溅起一团淡淡的白光。十分钟之后他走过来，坐到我身边，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的吻里带着咸味。我们越吻越认真，简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他把我的脸夹在他的手掌之间，一边用力按一边说，“听着，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得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和你在一起。”

我很担忧。如果哪部电影里的男主角说出这种滥俗的台词来，那他接着就是要到哪里去送死了。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

他亲亲我的脸，推着我往那些不太舒服的石块上靠。“我是说，我永远也不会改变主意的。你非常非常特别。”

我稍感宽慰。我们离海滩五十码远，上方是加了护栏的人行道，看起来我们就要做爱了。我跟他一样想要。

我说，“不能在这里。”

可他自有打算。他仰面躺下，解开裤子拉链，我踢掉鞋子，像削果皮似的褪下连裤袜和短衬裤，塞进外套口袋里。我坐在他身上，用裙子和外套遮在我们周围，每一次我轻轻摇晃，他都会呻吟。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从豪富镇海滨大道上走过的路人，都会觉得我们清白无辜。

“先别动，保持一会儿，”他飞快地说，“要不就全结束了。”

他看起来是那么俊美，他的头往后仰，头发披散在石头上。我们互相凝视。我们听见车辆从海滨车道上驶过，偶尔有一朵浪花打在岩石上，响声清脆。

过了一小会儿，他那平静的嗓音仿佛从远处传来，“塞丽娜，我们不能让这事停下来。别无选择，我得告诉你，就这么简单。我爱你。”

我试图用相同的话来回应他，可我的喉咙口收缩得太紧了，只能喘气。他的话把我们俩同时送上了高潮，我们快乐的叫声淹没在车流掀起的噪音中。这句话是我们一直在回避的。这话太隆重了，它标志着那条我们不敢轻易跨过的界线，意味着从一桩快活的风流韵事转变成了某种沉重而未知的东西，简直像一个负担。可现在这种感觉荡然无存。我捧着他的脸贴上我的脸，我吻他，重复他的话。多么容易啊。接着，我转过身背对着他，跪在砂石上把我的衣裙整理好。我一边忙活，一边想，在这段爱情开始发展之前，我得把我自己的情形告诉他。可我一说这段爱情就要完结了。所以我不能告诉他。可我只能告诉他啊。

事后，我们的胳膊挽在一起，并排躺着，像两个孩子，一想到我们的秘密，一想到我们成功完成的恶作剧，就忍不住在黑夜里咯咯直笑。我们笑自己刚才说的话那么宏大。别人都得受制于规则，而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做爱，我们的爱无处不在。我们坐起来，分享一支香烟。然后我们都开始冷得发抖，于是径直回家。

* * *

[1] 古希腊斯巴达国王，崇尚武功，精于谋略，被视为斯巴达尚武精神的化身。

[2] 波斯军人、总督和外交家，在与斯巴达的关系上反复无常，公元前395年因惨败于斯巴达而被波斯国王处死。

[3] 这一段是奥登的著名长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开头几句。诗歌标题显示的日子正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二战由此拉开帷幕。全诗在诗体形式上与叶芝的《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形成呼应，同样面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出回应，布罗茨基等人对此诗推崇备至。

[4] 阿瑟·米勒和克利福德·奥德兹均为美国剧作家，李奥纳多·伯恩斯坦则是美国指挥家、作曲家和钢琴家。

[5] 这里提到的这些名人的大致身份如下： 玛丽·麦卡锡，美国著名小说家；罗伯特·洛威尔，美国著名诗人；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及小说家；T·S·艾略特，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及评论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著名俄裔美籍作曲家；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6] 迈克尔·乔塞尔森是当时美国文化自由协会的秘书长，而马尔文·拉斯基则是英国《邂逅》杂志的主编。

[7] 英格兰南海岸城镇，以众多的历史建筑著称。

19

二月，我的部门里阴云密布、情绪低落。闲聊遭到禁止，或者说，是大家自觉禁止了闲聊。我们在晨衣或者羊毛衫外面套上大衣，茶歇和午饭时间也忙着工作，就好像是在替我们的失败赎罪。那位叫查斯·芒特的文官，平时还算是个乐观沉着的人，在这个月里居然抓起一份档案就往墙上砸，害得我和另一个姑娘跪在地上，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文件重新归档。我们小组把所有本行业里出现的失误——比如“黑桃”和“氦气”——都算在自己头上。也许他们听了太多反复强调的关于“谨防特工身份暴露”的指令，也许他们一无所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正如芒特反复用各种方式重申的那样，既然我们将在自家门口迎来惨无人道的暴行，那么做如此极度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安排，是毫无意义的。处在我们的位置，我们没必要把他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再跟他说一遍： 我们正在对付的这些“小分队”，彼此都没有联系，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按照一篇《泰晤士报》社论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组织最严密、手段最无情的恐怖组织”。而且，即便在这样的日子里，行业竞争依然激烈。平时芒特嘴里总是嘟嘟囔囔，指天骂地，矛头针对伦敦警察厅和皇家北爱尔兰警队，在五处这些说辞就跟《主祷文》一样流行，大意是： 对于情报收集或分析一丁点概念都没有的土包子警察，实在是太多了，不过通常他们骂出来的时候，言辞可没那么客气。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的“家门口”指的是从赫德斯菲尔德到利兹之间的这段M62公路。我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里说，如果没有火车司机罢工，五处的职员及其家人就不用坐夜车了。可是，工会里的人并没有杀人。那枚二十五磅重的炸弹给安置在巴士后面存放行李的地方，刹那间就让睡在后座上的整整一家人死于非命，其中有一个是军人，另外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他们的尸体给炸成很多块，散落在公路上，距离长达两百码——这是一份剪报上的说法，芒特坚持要把它钉在告示板上。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只是年纪稍大一点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部门就必须对这件事感同身受。不过，“防止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恐怖主义在内陆蔓延”的任务是不是主要由五处来负责，这一点并不清楚。我们认为，如果当初就定下让五处负责，那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样一想，我们就能高兴点。

几天之后，首相被尚未确诊的甲状腺疾病弄得气火攻心、精疲力竭，上电视发表全国讲话，解释为何要召集一次临时选举。爱德华·希思需要一次全新的委任，他告诉我们，目前我们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谁来主宰英国？究竟是我们自己选出的代表，还是一小撮全国矿工联盟里的极端分子？全国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让希思再来，还是让威尔逊再来？应该选被各种事件压垮的首相，还是选反对党领袖（就连我们这些姑娘都听到传闻，说他不时显露出患有精神疾病的迹象）？这是一场“比谁更不受待见的竞赛”，有个巧舌如簧的家伙在评论版上这样写。每周三天工作制已经延续到了第二个月。天太冷，太暗，我们实在太沮丧了，根本想不明白民主问责制是怎么回事。

对我而言，眼前最大的忧虑是本周末没法去布莱顿，因为汤姆会去剑桥，然后去找我的妹妹。他不想让我来听他朗读。如果知道我在观众席上，他会“垮掉”的。接下来那周的礼拜一，我收到他的信。他用的称呼让我回味许久——我亲爱的唯一。他说他很高兴我没在场。那场活动真是场灾难。马丁·艾米斯很讨人喜欢，而且对流程问题压根就不关心。于是汤姆就得到了压轴的位置，让马丁先上，类似于暖场表演。这是个错误。艾米斯读的是他的长篇《雷切尔文件》选段。这小说既色情，又刻毒，还非常风趣——实在太风趣了，以至于他只能不时停顿，好让读者从狂笑中缓过来。他读完之后轮到汤姆上台，可此时掌声还经久不息，汤姆只好转身退回到昏暗的台侧。人们还在平复笑岔的气，抹着笑出的眼泪。他终于走到讲桌前，介绍“我这三千词的恶疾、脓血与死亡”。他念到一半，甚至父女俩还来不及陷入昏迷状态时，有些观众就退场了。没准人们需要赶最后一班火车，可是汤姆觉得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他的嗓音变得单薄，在几个简单的词儿上磕磕巴巴，念着念着还漏了一句，只好回过来重读。他觉得一屋子的人都讨厌他把刚才兴高采烈的气氛给破坏了。最后听众也鼓了掌，因为他们很高兴这场折磨终于结束了。之后，在酒吧里，他向艾米斯表示祝贺，后者并未报以同样的赞美。不过，他给汤姆买了三倍分量的苏格兰威士忌。

也有好消息。一月份他收获良多。他写的关于受迫害的罗马尼亚诗人的文章已经被《审查索引》录用，关于斯宾塞和城市规划的专论也写完了初稿。那个我助过一臂之力的短篇——《可能通奸》被《新评论》退稿，却被《香蕉》杂志录用。另外，当然还有那部新长篇，不过他不肯透露具体情况。

选战开始三天之后，我收到一条马克斯的指令。我们不可能再避而不见了。彼得·纳丁想要一份关于“甜牙行动”目前所有进展的报告。马克斯别无选择，只能见我。自从那天深夜造访之后我们几乎没说过一句话。我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咕哝一句“早上好”，在食堂里故意坐得远远的。我把他的话思前想后，琢磨许久。那天晚上他说的也许是真的。可能五处之所以招我这个成绩乏善可陈的学生，只因为我是托尼的人，可能他们跟踪了我一段时间，后来就没兴趣了。托尼之所以要把我这么个没什么害处的人送过去，以此向五处挥手作别，也许是为了向他的老东家表明，他本人也没什么害处。抑或，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他爱我，把我当成他献给五处的礼物，那是他弥补过失的方式。

我一直希望马克斯能回到他未婚妻身边，这样我们就能像以前一样相处了。头一刻钟的情形确实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我走进去站到办公桌后面，汇报了黑利的中篇小说、罗马尼亚诗人、《新评论》、《香蕉》以及关于斯宾塞的论文。

“人们都在议论他，”我总结说，“他要红了。”

马克斯的脸一沉，“但愿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已经了结了。”

我一言不发。

“我听说他社交活动频繁啊。有点风流剑客的腔调嘛。”

“马克斯，”我平静地说，“我们还是专心谈公事吧。”

“跟我讲讲他的小说。”

于是我告诉他出版社很兴奋，忙着组织报纸评论，好赶上奥斯丁奖的截止期，传说设计封面的将是大卫·霍克尼[1]。

“你还是没告诉我这小说到底写什么。”

我跟他一样想得到楼上的表扬。可是马克斯如此羞辱汤姆，所以我现在更想回击他。“这是我读过的最悲伤的故事。后核时代，从文明退回野蛮，父女俩从西部乡间到伦敦，去寻找女孩的母亲，他们非但找不到她，还染上鼠疫。写得非常优美。”

他紧紧盯着我。“我记得，这种玩意正是纳丁无法容忍的。哦，顺便说一句，他跟塔普有些话要跟你说。他们接触过你吗？”

“不，没有。可是，马克斯，我们说好不干涉我们的作家的。”

“呃，那你为什么那么开心？”

“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教人兴奋。”

我差点再加一句，我们相爱了。不过我和汤姆的事不宜张扬。秉承时代精神，我们不打算拜见双方父母。我们在天空下，在布莱顿与豪富镇之间的砂石道上发布宣言，始终简单而纯粹。

在这次与马克斯的短暂会面中，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 某种倾斜，或者转变。那个圣诞前夜，除了自尊之外，他还失去了某种权威，我能感觉到他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我压不住声调里的傲气，而他也把持不住自己，语气一会儿凄苦无助，一会儿又过分强势。我想问问那个被他求过婚的、在医疗界工作的女人，他是为了我才抛弃她的。现在她是跟他破镜重圆，还是另觅新欢？无论走哪条路，这件事总是一场羞辱，尽管我目前有点趾高气扬，这一点分寸感还是有的，所以忍住没问。

一阵沉默。马克斯已经不穿黑正装了——几天前我在食堂里跟他遥遥相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改回质地粗硬的海力斯粗花呢，还加上了一点很不好看的新花样： 一条芥末黄针织领带，配一件维耶勒法兰绒格子衬衫。我猜现在没有人，没有女人在引导他的穿着品味。他在办公桌上摊开双手，双眼就凝视着这双手。他深吸一口气，能听见他从鼻孔吹口哨的声音。

“现在我知道这些情况。包括黑利在内，我们一共有十个项目。都是些可敬的新闻记者和学术界人士。名字我不太清楚。可我知道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写出来的书，大致是什么样子。有一本讲英美植物学界正致力于在那些种植稻米的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绿色革命[2]，另一本是汤姆·潘恩[3]的传记，即将出炉的一篇报道首次披露东柏林的一个羁押营——三号特营，战后一度由苏联人控制，他们在那里把社会民主人士、孩子和纳粹放在一起杀戮，如今东德政府又将其扩建，用来羁押持不同政见者，反正他们想关谁就关谁，关进去以后还要从心理上折磨他们。还会有一本书叙述非洲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灾难，一个阿赫玛托娃诗歌的新译本，一部十七世纪欧洲乌托邦的概述。我们会拿到一部关于托洛茨基担任红军领导人时期的专著，还有几本我记不清了。”

最后，他的视线离开他的手，往上抬，目光既惨淡又严厉。

“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知道且赞赏的项目之外，你的T·H·黑利和他那个小小的幻想世界，到底他妈的增加了什么成果？”

我从来没听他骂过人，于是我往后缩了一下，就好像他往我脸上扔了什么东西。我以前根本就不喜欢《来自萨默塞特平原》，可我现在偏要喜欢。平时我总是等他打发我走才会离开。此刻，我站起身，把椅子往桌底下一塞，开始侧过身往屋外走。分别前我挺想扔下一句漂亮话，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就要出门的当口，我回头朝他瞥了一眼，他直挺挺地坐在桌前，一脸痛苦或悲伤，表情匪夷所思，像戴着一副面具，我听见他低声说，“塞丽娜，请别走。”

我能感觉到，另一幕可怕的场景正在酝酿。我一定得走。我飞快地步入走廊，他在我身后叫我，于是我加快脚步，不仅想逃开他那团情感的乱麻，也想逃开我自己那点莫名其妙的内疚。我乘上嘎吱作响的电梯，还没等抵达楼下我的办公桌，我已经在提醒自己，我过得挺好，有人爱我，现在马克斯不管说什么都不会打动我了，而且我什么都不欠他。几分钟之后，查斯·芒特办公室里洋溢着的那种忧伤而自责的氛围成功地让我沉浸于其中，我在这位文官准备提交给上级的一份悲观的备忘录上反复核对时间与事实。“关于近期几次失利的说明”。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几乎没想过马克斯。

这样倒也不错，因为此时已是周五下午，我和汤姆约好了次日在索霍区的一家酒吧里共进午餐。他要来希腊街的“海格力斯柱”酒吧见伊恩·汉密尔顿。这份杂志的创刊号将在四月出版，大部分资金来自纳税人——是“人文艺术委员会”而非秘密经费。不过新闻界已经有人说三道四，按照一份报纸的说法，这本杂志的预定零售价七十五便士实际上是在收取“我们已经付过的钱”。编辑想要把那个关于会说话的猿猴的短篇稍作修改，最后这篇定名为“她第二部小说”。汤姆觉得他也许会对斯宾塞那篇论文感兴趣，还能为他写点评语。在杂志上登论文是没有稿费的，不过汤姆确信，这份期刊将会成为那种最权威的、只要在上面露个脸就倍感荣耀的杂志。我们约定，汉密尔顿跟他会面一小时后，我再出现，然后按他的说法，一起吃一顿“以薯条为主的酒吧午餐”。

周六上午我打扫房间，去自助洗衣店，熨好下周要穿的衬衫，再洗净吹干头发。我迫不及待地想见汤姆，早早离开家，走上莱切斯特广场地铁站通往地面的楼梯时，比约定时间几乎早到一小时。我以为我可以在查令十字街的二手书店先翻翻书。可我太烦躁了。我站在书架前，什么也看不进去，然后我转到另一家店，又把这过程重复了一遍。我拐进弗伊尔斯书店时，隐约揣着要在新平装本书架上替汤姆挑一样礼物的念头，可我就是集中不了思想。我太想见他了。我在弗伊尔斯书店北侧横穿过马涅特街，这条街从一栋建筑底下走，而“海格力斯柱”酒吧就在建筑的左侧。这条临时隧道也许是一家旧驿站天井的残迹，出口在希腊街上。街角上正巧有一扇窗，围着看起来分量沉重、闪闪发光的木栅栏。透过窗户我从一个斜角瞥见汤姆欠身向前，在跟一个处于我视野之外的人说话。我可以走过去敲敲窗户。不过，当然啦，我不想在他进行重要会谈时分他的神。到得那么早挺傻的。我应该再逛一会儿的。退一万步讲，我至少应该从开在希腊街上的大门进去。这样他就会看见我，而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可我还是转过身，从开在走廊上的边门进去。

我走进去，一路上闻着从男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薄荷香，直到推开另一扇门。有个男人独自站在吧台离我较近的那一头，一只手里夹着一根烟，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转身看着我，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这是伊恩·汉密尔顿。我从报上某些颇有敌意的日志专栏上看过他的照片。可他不是应该和汤姆待在一起吗？汉密尔顿正在用一种平和的、近乎友好的目光打量我，抿着嘴唇歪向一边浮出一抹微笑。正如汤姆描述的那样，他下巴线条硬朗，看起来像一位老派的电影明星，就是那种出现在黑白言情片里的、内心像金子一般高贵的流氓。他好像在等着我靠近。透过蓝色烟雾，我朝窗户边上凸起的角落里的座椅看了一眼。汤姆和一个背对着我的女人坐在一起。她看起来很眼熟。他的手正伸过桌子握住她的手，脑袋歪向一边，听她说话时几乎就要碰到她的头。不可能。我瞪大眼睛，试图弄懂这一幕，找到什么能证明他们清白的东西。可是我能想到的只有马克斯那句既愚蠢又荒唐的陈词滥调——风流剑客。这个词儿就像一条早就钻进我皮肤的寄生虫，在我的血管里注入神经毒素。它改变了我的行为，推着我早早来到这里亲眼目击。汉密尔顿走过来，站在我身边，顺着我的视线往那边看。

“她也是个作家。写商业作品。不过其实写得也不错。他也不错。她的父亲刚刚去世。”

他说得轻描淡写，他完全清楚我不会相信他。这是哥们之间的默契，一个男人替另一个男人打掩护。

我说，“他们好像是老相识。”

“你想喝点什么？”

我说我想来杯柠檬汁，他似乎皱了下眉头。他往吧台走，而我退到挡板背后，这种半截式的挡板也算这家酒吧的特色，保证客人谈话的私密性。我很想偷偷从边门出去，整个周末都让汤姆找不到我，我只管去平复躁动的情绪，就让他吓出一身冷汗好了。人就在边上，汤姆真会这么明目张胆吗？我的目光绕过挡板窥视他们，那个公然背叛的造型依然没有变，她还在说，而他还在攥着他的手，一边温柔地聆听，一边把头往她那边凑。这造型太诡异了，简直滑稽。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恐慌没有悲伤，连麻木都感觉不到。我可以确认的，唯有可怕的清晰。

伊恩·汉密尔顿把我的饮料端过来，很大一杯浅黄色的白葡萄酒。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喝这个。”

我喝酒的时候他皱起脸关切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替一家人文基金会工作。刹那间，他的眼皮似乎无聊地垂了一下。不过他还是听我把话说完，然后想到一件事。

“你们是要给新杂志投资的。我想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吧，给我送现钞。”

我说我们只资助独立艺术家。

“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让你带着五十个独立艺术家回去。”

我说，“也许我可以看看你的商业计划。”

“商业计划？”

这只是个我听来的词儿，我猜的没错，这个词儿一出口，我们俩就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汉密尔顿朝汤姆的方向点点头。“你的男人在这里。”

我从挡板后面走出来。那个角落里，汤姆已经站起身，那女人也在伸手从身边的椅子上抓起她的外套。她站起身，转过头。她轻了好几十斤，头发拉直，几乎垂到肩膀，黑色紧身牛仔裤塞进长靴里，她的脸变长了，变瘦了，确实相当漂亮，不过我还是一下就认了出来。雪莉·先令，我的老朋友。我刚看到她，她便看到了我。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她先是想举起手打个招呼，举到一半又任凭它绝望地垂下来，好像在说，需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她现在没这个情绪。于是她飞快地从大门出去了。汤姆迎着我走过来，诡异地微笑着，而我像个白痴一样挤出一丝笑容回应他，我知道汉密尔顿就在边上，他又点燃了一根烟，正在观察着我们俩。他的举止神态里有种隐忍克制的腔调。他很淡定，所以我们也必须淡定。我只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