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即当时的内政大臣雷吉纳尔德·莫德林。详见第一章中注释。.2

[9] 即当时的内政大臣雷吉纳尔德·莫德林。详见第一章中注释。.2

是的，我们确实花过一点时间讨论那场演讲，颇有分歧。此后没过多久便上演了我们在停车带上的分手好戏。后来，当他的撤退计划逐渐酝酿成形时，他会不会到这里来过呢？可是为什么呢？谁的血迹？我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不过毕竟有所进展，我还是觉得自己挺聪明的。而且我一向认为，如果能感觉到自己干得聪明，那离兴高采烈也就只差一口气了。我听到雪莉过来的脚步声，便飞快地把这堆报纸理好，冲了下马桶，洗了洗手，打开房门。

我说，“我们应该记得把卷筒厕纸列在购物单上。”

她正好站在走廊靠后的地方，我想她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看上去很后悔，突然间，我心里对她涌起一丝暖意。

“刚才我很抱歉。塞丽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蠢死了。吵着吵着我就一下子过了火。”接着，为了缓和气氛，她又加了句玩笑，“这只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发觉她故意把“一下子”的“下”字说得特别响，这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道歉。

我说，“我没事。”我确实没事。相对于我刚才发现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这点问题真不算什么。我已经打定主意不跟她讨论这件事。我从来没跟她说过多少托尼的事儿。我把这些都留给了马克斯。我这样做可能不对，不过现在即便向她敞开心扉，也于事无补。那张纸已经深深地塞进了我的口袋。我们换上了惯常的友好口吻，聊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去继续干活。这是漫长的一天，直到六点以后，我们才把大扫除和买东西的任务完成。我带走了那张八月份的《泰晤士报》，说不定能从里面研究出更多的东西。那天傍晚，当我们把货车扔在梅费尔区并互相道别时，我觉得我和雪莉又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 * *

[1] 原文为safe house，特指谍报人员或秘密警探等藏身用的安全房屋。

[2] 上沃尔特是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

[3] 这两部分拼起来就构成托尼的那个岛屿名字： 库姆灵厄（Kumlinge）。

7

翌日上午，我受到邀请，十一点去哈利·塔普的办公室。我还以为是雪莉在讲座上的鲁莽行为连累我挨批。十点五十分，我进女厕所看看自己仪容是否端正，一边梳头一边想象自己遭到解雇之后坐火车回家，在路上编好故事应付我母亲。主教大人会不会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些日子我一直住在外面？我上了两层楼，来到这栋大楼里对我而言全然陌生的地方。这里只不过没有别处那么昏暗邋遢罢了——走廊上铺着地毯，墙上乳黄色和绿色的油漆没有剥落。我怯生生地敲门。出来的是一个男人——他看起来甚至比我还年轻——既紧张又和蔼地叫我等着。他指了指那几张散布在办公室里的鲜亮的橙色塑料椅子。一刻钟之后，他又出现了，打开门迎候我。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从此时，从我走进办公室听头儿布置任务起，才算拉开帷幕。塔普坐在办公桌后面，面无表情地冲着我点头。屋里除了那个领我进门的家伙之外，还有三个人。有一个显然最年长，满头银丝往后梳，他懒洋洋地张开手脚，坐在一张磨损的皮制扶手椅上，别人则坐在硬实的办公椅上。马克斯也在那里，抿着双唇欢迎我。我看到他并不吃惊，只是笑了笑。有个硕大的暗码锁保险箱放在角落里。空气里烟雾浓重，而且被人们呵出的气弄得湿漉漉的。他们刚才开了好一阵子会。没有互相介绍。

我给领到一张硬椅前，我们面向办公桌，围坐成马蹄形。

塔普说，“哦，塞丽娜。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我说我觉得挺适应，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我知道马克斯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可我无所谓。我补充道，“叫我到这里，是不是因为你们认为我踩不上及格线，长官？”

塔普说，“没必要动用我们五个人来跟你说这句话吧。”

四周响起低低的笑声，我小心翼翼地跟着笑。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踩上及格线”这种说法。接着是一轮无关紧要的寒暄。有人问我的住处，另一个问我每天上下班的公交线路。大家讨论了几句地铁北线有多么不靠谱。还有人不咸不淡地嘲弄了两句食堂的饭菜。这局面持续得越久，我就越紧张。扶手椅上的那个男人一言不发，他的两只大拇指托住下巴，其余的手指搭成一座塔，他的视线便越过塔尖观察着我。我努力不往他的方向瞧。在塔普的引导下，话题转到了时事上。我们难免要说到首相和矿工。我说自由工会是至关重要的机构。不过他们的职权范围应该仅限于会员的薪酬和待遇。他们不应该政治化，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与他们无关。这是正确答案。他们鼓励我谈谈对英国近来加入欧洲共同市场[1]的看法。我说我赞成，这样对于我们的商业，对于改善我们的闭塞岛国状态、提高我们的食品质量有好处。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不过我拿定主意，口吻还是决断一点比较好。这一次我知道我跟屋里的其他人有点分歧。我们继续讲到英吉利海峡隧道。已经有了一份白皮书，而且希思刚刚跟法国总理蓬皮杜签署了一份初步协议。我举双手赞成——想象一下坐上从伦敦到巴黎的特快列车！我突然爆发的激情让自己都吓了一跳。又一次，我成了孤家寡人。扶手椅上的男人扮了个鬼脸，视线移到别处。我猜他年轻时曾立志要穷其毕生精力，捍卫联合王国免受欧陆政治激情的侵扰。一条隧道对于安全构成了威胁。

于是我们继续往下说。我正在接受面试，可我不知道通向什么样的终点。我在下意识地努力取悦他们，我越是感觉到自己刚才说得并不成功，就越是努力。我猜想，整件事都是被刻意引导着说给银发男人听的。除了刚才那不满的一瞥，他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来。他的一双手仍然保持着那种类似祈祷的姿势，只是用食指尖摸了摸鼻子。我努力不去看他。我很想得到他的赞许，这念头让我颇为气恼。不管他怎么看我，我还是希望讨他的欢心。我想让他要我。我不能朝他看，不过，每当我跟另一位说话的人对视前，目光总会在整个房间里扫一遍，顺便往他那里瞥一眼，可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说到一半，我们稍事休息。塔普指指桌上一只漆盒，发了一圈烟。我以为会像以前一样给打发到屋子外面去。然而，那银发男人一定是发了个安静的信号，因为塔普清清嗓子，摆明了要开始讲一个新话题，他说，“是这样，塞丽娜，我们从马克斯那里听说，除了数学之外，你对现代的写作也很在行——就是文学，小说，诸如此类——很赶得上潮流，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当代文学，”马克斯补充道。

“对，你读得不少，也赶得上趟。”

我犹豫起来，说，“我平时有空是喜欢读点书，长官。”

“没必要叫‘长官’。你对这些当代的新鲜出炉的玩意，都跟得上吧。”

“我读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二手平装书，比它们的精装初版要晚几年。精装书有点超出我的预算。”

这过于细致的区分似乎让塔普有点困惑，或者有点恼火。他往椅子上一靠，闭上眼睛歇了几秒，等着困惑消散。直到他的下一个句子说了一半，他才又睁开眼睛。“那么，如果我跟你说起金斯利·艾米斯或者大卫·斯多雷或者……”他低头瞥了一眼下面的一张纸，“威廉·戈尔丁。你完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这些作家的书我都读过。”

“那说到他们你知道该怎么聊的吧。”

“我想是这样。”

“那你给他们排个名？”

“排名？”

“对，你懂的，从最好到最糟。”

“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艾米斯是位喜剧小说家，洞察秋毫，而且他的幽默感里有某种冷峻无情的东西。斯多雷是工人阶级生活的编年史家，在他那一路堪称杰出，还有，呃，戈尔丁更难定义，也许是个天才……”

“那么怎么排呢？”

“单论阅读快感我首推艾米斯，然后是戈尔丁，因为我相信他很深刻，斯多雷排第三。”

塔普查了查他的笔记，然后抬起头露出快活的微笑。“跟我做的笔记完全一致。”

我的准确引起一阵赞许的低语。不过我倒不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说到底，这张榜单一共也就只有六种排法。

“这些作家你私底下有认识的吗？”

“不认识。”

“那你认识什么作家或者出版商，或者任何跟这个行业有瓜葛的人吗？”

“不认识。”

“那你遇上过什么作家，或者跟哪个作家共处一室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或者给什么作家写过信吗，就是那种书迷给偶像的信？”

“没有。”

“有没有哪个剑桥的朋友立志想当作家的？”

我搜肠刮肚。在纽恩汉姆的英国文学社里倒是有一拨人渴望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据我所知，我那些女朋友后来都去忙各种别的事儿了，比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人，怀孕，要不就是出国后没了踪影，或者在一团大麻的烟雾中遁入反文化的残渣中。

“没有。”

塔普满怀期望地抬起头。“彼得？”

扶手椅上的男人放下双手，开口说话。“我叫彼得·纳丁。顺便问一句，弗鲁姆小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本叫‘邂逅’[2]的杂志？”

纳丁手一放开，就露出了他的鹰钩鼻。他的嗓门是音量较轻的男高音——这多少有点惊人。我以为我听到的这个名字应该是一张裸体主义者征求异性朋友的广告单页，可我吃不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接着说道，“你要是没听说过也没关系。这是一份月刊，知识分子的玩意，政治，泛文化之类。还不错，挺有口碑的，或者说，这份杂志覆盖的观点较为广泛。大致覆盖中左到中右，后者更多些。不过重点在下面。它跟大多数知识分子刊物不同，一旦涉及共产主义，尤其是苏联那种，它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或者干脆就是敌意。它支持的是那些如今已经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民主，诸如此类。实际上，目前它依然如此。还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它采取的是刻意低调的态度。你有没有一点儿印象？没有？六年前，先是一家不起眼的美国杂志，再是纽约时报，他们先后披露，赞助《邂逅》的金主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此事恶名远播，很多人振臂高呼，各类作家都表现得义愤填膺。马尔文·拉斯基[3]这名字你一点儿都没听说过？不过没听说过也很正常。四〇年代以后，中央情报局一直都在支持它那套自以为高级的文化观念。他们通常都通过各种基金会，隔开一段距离间接运作。他们打的算盘是诱导欧洲持中左立场的知识分子远离马克思主义观念，凭着他们在知识界广受尊崇的地位，替自由世界说话。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已经撒下大把大把的现钞，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盟。有没有听说过‘文化自由协会’？没听说过也不要紧。

“这是美国人的方式，基本上，自从《邂逅》东窗事发之后，这股潮流就随之破产。每当有某某先生从一个庞大的基金会里冒出来、愿意拿出六位数时，人人都会尖叫抗议。但这终究还是一场文化战争，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及军事事件，值得为之努力。苏联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把钱花在交流计划上，参观，游览，会议，大剧院芭蕾舞团。此外他们还把钱投入全英矿工工会的罢工基金，通过……”

“彼得，”塔普轻声说，“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再往下深挖了。”

“好吧。谢谢你。现在尘埃落定，我们决定推进自己的计划。预算有限，没有国际文化节，没有浩浩荡荡、排场华丽的管弦乐队巡回演出，没有飞机头等舱，没有年会大餐。我们付不起，我们也不想付。我们希望做到定位精准，长期有效且成本不高。所以就把你找来了。听到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没准听说过外交部的情报司。”

我没听说过，可我点了点头。

“那么你就该知道这种事情历史悠久。情报司跟我们，还有军情六处都合作了很多年，培养作家、报纸、出版商。乔治·奥威尔临终时给了情报司一份三十八名‘共产主义同路人’的名单。而情报司则帮忙将《动物农场》翻译成十八种语言，同时替《一九八四》做了大量推广工作。这些年他们还培养了几家相当出色的出版企业。有没有听说过‘背景书业’——那是情报司搭的班子，接受财政秘密拨款。真是了不起的玩意。伯特朗德·拉塞尔。盖伊·温特。威克·费伊泽。可是近来……”

他叹了口气，环视整个房间。我能感觉到大家满腹怨气。

“情报司已经没了方向。愚蠢的想法太多，跟军情六处靠得太近——实际上，六处内部有人就在情报司管事。你知道吗，卡尔顿府联排大街[4]上到处都是像你这样努力工作的姑娘，每当军情六处有人来造访，就会有某个傻瓜跑在最前面，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一路高喊，‘脸对着墙，每个人！’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儿吗？你敢打赌那些姑娘一定会透过指缝偷看的，对吧？”

他满怀期望地四下张望。周围响起善解人意的笑声。

“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想把精力集中在合适的年轻作家身上，主要是学者和记者，事业刚刚起步，亟须资助。典型的情况是，他们想写一本书，需要从一份严苛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有时间写。我们认为，如果名单上能有一位小说家，那也许会很有意思……”

哈利·塔普插话进来，异乎寻常地兴奋，“别把这事儿想得太重，你瞧，可以看成那种轻松好玩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某个会让报纸感兴趣的家伙。”

纳丁继续说道，“因为你喜欢那些玩意，所以我们觉得你也许乐意参与进来。我们对所谓西方的没落、对于阻碍发展以及其他任何时髦的悲观主义，都不感兴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我想我明白。

“你的任务会比别人的更微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无法直接从一个作家的小说推断出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个同时也写新闻的小说家。我们在留心寻找的也许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愿意匀出时间来替那些在东欧饱受压迫的家伙做点事，肯到那边跑一趟，或许施以援手，或许送点书过去，签请愿书声援那些惨遭迫害的作家，跟他那些撒谎成性的马克思主义同事针锋相对，还会毫无惧色地在公众场合谈论那些在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身陷囹圄的作家。笼统地说，就是逆主流而上。这需要勇气，弗鲁姆小姐。”

“是的，长官。我是说，是的。”

“尤其如果作家很年轻的话。”

“对。”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定权利，民主进程——如今好多知识分子都不太珍惜这些东西了。”

“是的。”

“我们得鼓励合适的人[5]。”

“是。”

屋里一阵沉默。塔普把烟盒里的烟发了一圈，先给我，再给别人。我们都抽着烟等纳丁说话。我感觉到马克斯的眼睛在盯着我看。当我与他四目相对时，他的头微微一动，好像在说，“坚持住。”

起初略有点困难，但纳丁终于还是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径直走到塔普桌前，拿起笔记。他翻了几页，直到找到想找的东西为止。

“我们要找的是你的同代人。他们会让我们少花点钱，千真万确。这样我们通过掩护组织支付的薪水就足够供养一个小伙子，他一两年甚至三年都不用上班干活了。我们知道不能着急，我们也不指望下礼拜就能见到成果。我们希望能有十个目标，不过你只需要考虑这一个。有一份计划……”

他脖子上绕着根绳子，绳子上系着一副眼镜，他低头透过镜片往下看。

“他的名字叫托马斯·黑利，或者T·H·黑利，在刊物发表时他喜欢用后者。在苏塞克斯大学拿到英语本科学位，甲等生，接着他又在该校师从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文科硕士，目前正在攻读文学博士。我们偷看了黑利的医疗记录。没什么特别的情况。他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新闻报道。他正在找一家出版商。不过，他同时需要给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样一毕业就能上班。卡尔沃科雷西对他评价很高，这样的评价无论用在谁身上都足够了。本杰明已经整合了一份文件，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乐意，我们希望你能坐上火车到布莱顿跑一趟，看看他。如果你竖起大拇指，那我们就用他。否则我们就把目标转到别处去。这事儿由你定。当然，在你动身之前，得先给他写封信介绍一下情况。”

他们都在看着我。塔普的手肘撑在办公桌上，也用手指搭出了尖塔。接着，他的手掌没有分开，手指却互相敲击出声音来。

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点聪明的异议。“这样我不就成了你说的那个拿着支票本突然冒出来的某某先生吗？也许他一看到我就逃跑了。”

“一看到你就跑？我很怀疑这一点，我亲爱的。”

周围再次响起低声窃笑。我脸红了，有点恼。纳丁在冲着我微笑，我只好也报以微笑。

他说，“这笔钱的数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会通过一个独立的、现成的基金会给他。不是什么大型或知名的机构，我们跟他们有一点靠得住的关系。如果黑利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定要查，那我们也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事一旦定下来我就会告诉你那机构的名字。显然，你将成为这个基金会的代表。如果有给你的信，他们会告诉我们的。我们还会给你一些印着他们抬头的信纸。”

“有没有可能做一点善意的推荐，推荐给，你知道，就是那种把钱发给艺术家的政府部门？”

“人文艺术委员会？”纳丁露出苦笑，仿佛在哑剧中发出一声咆哮。别人也都咧开嘴笑了。“我亲爱的姑娘，我真嫉妒你的天真啊。不过你说得没错。本来是应该有这个可能性的！ 主管文学部分的是一位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6]。听说过他吗？光从文件看他应该是那种可以跟我们合作的人。他是雅典娜神殿俱乐部[7]的会员，战时当过海军专员，在著名的八号棚屋[8]里干过秘密差事，关于，呃，我无权披露。我请他吃午饭，一礼拜之后又到他办公室拜会。我开始解释我想要干什么。你猜怎么着，弗鲁姆小姐，他差点把我从四楼窗户扔下去。”

他以前就讲过这个故事，能有机会添油加醋地再讲一遍，他很得意。

“刚刚他还待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上好的白色亚麻正装，淡紫色领结，讲着机智的笑话，转眼间他的脸一下子涨成紫红色，一把抓住我的翻领，把我往室外推。我不能在一位女士面前重复他的话。迂腐得就像一根帐篷桩子似的。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让他在一九四二年靠近海军密码的。”

“你瞧，”塔普说，“我们干这种事就是无耻的宣传洗脑，而他们却跑到阿尔伯特音乐厅听红军合唱团演唱，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现在马克斯巴不得威尔逊当时就把我从窗口扔下去呢，”纳丁一边说，一边朝我使眼色，这个动作真让我吃惊。“我说的不对吗，马克斯？”

“我已经把我要说的都说了，”马克斯说，“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好，”纳丁冲着本杰明，就是刚才带我进屋的那个小伙子点点头。他把文件夹搁在大腿上摊开。

“我能确定这是他所有发表过的东西。有些不太容易查到。我提议你先看新闻。我得提醒你注意他替《聆听者》写的一篇文章，谴责报纸将恶棍浪漫化。此文主要与‘列车惊天抢劫案’有关——他反对使用‘惊天’这个词——不过文章里有一处闲笔颇为犀利，他讲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9]，讲到他们应该为死了这么多人承担责任。你瞧，他是‘读者与作者’教育信托基金会的成员，这个组织支持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去年替信托基金会写了一篇文章。你还可以看看他替《今日历史》写的一篇长文，关于一九五三年的东德起义[10]。《邂逅》上有一篇写柏林墙的相当不错。基本上，看这些新闻是靠谱的。不过，你给他写信，主要谈的应该是他的短篇小说，那些才是他自己的东西。彼得说过，统共五篇。实际上，一篇发在《邂逅》，其他的都登在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刊物上——《巴黎评论》，《新美国评论》，《凯尼恩评论》以及《大西洋评论》。”

“这些作品很有天分，我是说这些玩创意的作品，”塔普说。

“值得注意的是，那四篇的情节都发生在美国，”本杰明继续说，“他骨子里是个大西洋主义者。我们在他周围打听过，人们说他前程似锦。不过有位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们，这套标准说辞适用于任何年轻作家。他被企鹅出版社的短篇书系退了三次稿。他还被《纽约客》、《伦敦杂志》和《君子》退过稿。”

塔普说，“纯属兴趣，我想问问这些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说来话长。我先是遇上从前的一位……”

“你们继续，”纳丁说，“我得在十一点半上楼。顺便说一句，卡尔沃科雷西跟一个朋友说过，黑利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装束优雅得体。所以，完全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抱歉，本杰明，你继续。”

“一家著名出版社说他们喜欢这些短篇小说，不过，要等到他着手写长篇以后，才能替他出版短篇集。短篇卖不好。出版商通常都是把出版这样的短篇集作为特殊优惠，拿去巴结那些著名作家的。他必须写点更长的东西。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写长篇需要时间，如果你有一份全职，就会很艰难。而他渴望写长篇，据说已经有了清晰的构思。还有一点，他没有经纪人，想找一个。”

“经纪人？[11]”

“完全是另一类人，哈利。把作品卖出去，处理合同，从中抽成。”

本杰明把文件夹递给我。“都在这里了。这点无须强调吧，注意不要到处乱放。”

一直都没有开口的那个苍白的、皱巴巴的、头发油腻且中分的家伙终于说话了，“我们是不是该指望对这些人写的东西至少有那么一丁点影响力？”

纳丁说，“这向来不管用。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选择，并且期待黑利以及其余人等能发展顺利，变得越来越，你知道，越来越重要。这是件慢热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美国佬看看事情是怎么做成的。不过，他这一路我们没法架着他走，这没什么道理可讲。你知道，有些人是欠我们一点情的。就黑利的个案而言，我们的人迟早会在那个新成立的布克奖评委会里担任要职。我们也许还会深入研究经纪人行业。可是，就事情本身而言，必须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看着自己的手表。然后又看看我。“如果对于背景知识还有什么疑问，本杰明会负责。在具体的行动上，听马克斯的。行动代号‘甜牙’。行了吧？就这些了。”

我在冒险，不过我已经开始觉得我这个角色不可或缺。过分自信了，也许吧。可是在这间屋子里，除了我，还有谁在成人之后，会在闲暇时读上一个短篇？我可不能往后退。我渴望极了。我说，“我的位置有点尴尬，我可没有冒犯马克斯的意思，不过如果我的工作得直接听命于他，那我想，也许先将我的职位界定清晰，会有好处。”

彼得·纳丁又坐下来。“我亲爱的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谦卑地站在他跟前，就像以前在书房里站在父亲眼前。“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能接受这样的任务，真够刺激的。黑利的个案虽然激动人心，却也微妙棘手。实际上，您是在要求我调度黑利的行动。我倍感荣幸。不过，调度特工……呃，我希望弄清楚我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紧接着是一阵教人难堪的沉默，唯有女人才能让满满一屋子男人陷入这样的沉默。然后纳丁咕哝了一句，“呃，好吧，真是……”

他绝望地转向塔普：“哈利？”

塔普将他的金烟盒顺手塞进上衣内袋，同时站起身。“这个容易，彼得。我们俩午饭后下趟楼，跟人事科谈谈。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塞丽娜可以升到文职助理。她也该升职了。”

“就这样吧，弗鲁姆小姐。”

“多谢。”

我们都站起来。马克斯正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神里含着刮目相看的意思。我耳边仿佛听见歌声，类似于复调合唱曲。我在军情五处只待了九个月，尽管在新来的这一拨里，我属于最后几个得到升职机会的，可我爬到的高度，毕竟跟一般女人能爬到的最高位置不相上下了。如果托尼还在，他会为我骄傲的。他会带我出去，在他的俱乐部里吃顿好的，庆祝庆祝。他的俱乐部不就是纳丁的俱乐部吗？我想，至少，等我们从塔普的办公室里鱼贯而出后，我可以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在卫生及社会保障部里干得有多出色。

* * *

[1]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非正式名称，主要用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2] 《邂逅》杂志原文为Encounter,亦曾译作《文汇》。

[3] 即马尔文·J·拉斯基（Melvin J. Lasky，1920—2004），美国记者，知识分子，持中左立场，长期担任英国《邂逅》杂志的编辑。一直有传言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但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

[4] 位于圣詹姆士区的一条街道，因其南侧一栋著名的联排建筑得名。

[5] 这里用的right一词有双关含义，既能表示“合适”，又可指“右翼”。

[6] 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1913—1991），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7] 成立于1824年的伦敦上流社会俱乐部，名人云集，起初专为绅士所设，如今也邀请女会员参加。

[8] 战时英国破译敌国密电的机构设在布莱切利庄园，密码分析都在庄园里十五个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进行，其中三、四、六、八号因为负责破译Enigma密码而名声大噪。

[9] 指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1917—1993）和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1922—1987），前者的主要作品《发条橙》等和后者的主要作品《纳瓦罗恩的枪》等，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某些“美化”社会边缘人物的内容。

[10] 1953年6月17日，数十万名东德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独裁统治，抗议政治迫害和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俄军联合东德执政党的武力镇压导致至少55人丧生，超过13 000人被捕。

[11] 在英文里，“经纪人”和“特工”用的是同一个词： agent，所以塔普条件反射地产生了误解。

8

我在自家椅子上坐定，将我的新阅读台灯调整一个角度，同时拿起我那枚“神圣书签”。我手里备好一支铅笔，就像是准备听一场辅导课。我梦想成真——我正在研究的是英语而非数学。我终于摆脱了母亲为我立下的雄心壮志。文件夹摊在我的大腿上，暗黄色。上面有“英国文书局”的字样，外面用绳子捆了好几道。能在家里放一份档案，这是多么严重的犯规啊，换言之，我拥有了多大的特权啊。从开始接受培训起，这一条就牢牢钉在我们心里——档案是神圣的。谁也不能从一份档案中挪走一丝一毫，谁也不能把档案从大楼里带走。本杰明陪着我走到大门入口，并且应要求打开文件夹，证明这并不是登记处里的一份个人档案，尽管颜色是一样的。正如他跟当值警卫解释的那样，这仅仅是背景资料。不过，在那天晚上，我把这看作“黑利档案”，并且乐在其中。

刚开始看他小说的那几个小时，是我在军情五处里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除了性，我所有的需求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为一体： 我在读书，而且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能满足我职业自豪感的目的，而且我很快就要见到作者了。对于这个项目，我有没有什么疑虑，有没有一点内疚呢？当时没有。想到自己能被选中，我颇感自得。我想我能把这份差事干好。我以为我能得到楼上那些人的表扬——我是个喜欢被表扬的姑娘。当时如果有人问，我会说这不过就相当于一个秘而不宣的人文艺术委员会罢了。我们提供的机会不逊于任何机构。

这个短篇一九七〇年冬天发表在《凯尼恩评论》上，那一期整本杂志都摊在我面前，里面夹着一张科文特花园隆吉克的一家特色书店的购书小票。小说主人公有个教人敬畏的名字——埃德蒙·艾尔弗雷德斯，他是一名教授中世纪社会史的大学老师，四十五六岁时在一个冲突激烈的伦敦东部选区里成为一名工党下院议员，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当地担任了十几年的政务会委员。他在党内偏左，某种程度上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家伙，一个满腹经纶的花花公子，既热衷于到处寻花问柳，又善于在公众场合妙语如珠，[1]跟“地铁司机工会”里的几个重要人物过从甚密。说来也巧，他有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性情却比他温和的双胞胎兄弟吉尔斯，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的教区牧师，他在西苏塞克斯过着惬意的乡野生活，自行车骑上一段就能到佩特沃斯庄园——透纳画过那里。他那些为数不多且都上了年纪的信众，聚集在一座前诺曼式教堂里，教堂那凹凸不平的石灰墙上有多层覆盖的撒克逊壁画[2]，描绘受难的耶稣，上面覆盖着一圈正在飞升的天使，画面里有种拙朴的优雅与简洁，仿佛在对吉尔斯诉说着一个个不解之谜，它们是一个工业化、科学化的时代所难以企及的。

它们同样是埃德蒙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他暗地里对吉尔斯安逸的生活和荒谬的信仰不屑一顾。而在牧师看来，埃德蒙的觉悟始终停留于他在青春期接受的那套布尔什维克观念上，这也委实令人尴尬。不过兄弟俩关系亲密，通常都会刻意避开争论宗教或者政治问题。他们八岁时，母亲因乳腺癌去世，向来冷漠的父亲将他们送到学龄前寄宿学校，当时他们整天黏在一起，往小处说是寻求慰藉，往大里说便是相依为命了。

两个男人都在将近三十岁时结婚，都有孩子。然而，埃德蒙在下议院得到席位之后才一年，因为搞出一桩纯属多余的外遇，他妻子莫莉一下子就失去了耐心，把他赶出了家门。眼看着家庭破裂、离婚将近，新闻界对此事也蠢蠢欲动，一场风暴在所难免，为了寻求庇护，埃德蒙直奔苏塞克斯的教区牧师宅邸，在那里待了一个长长的周末，故事就是从这里真正开始的。当时吉尔斯弟弟正在受苦。那个礼拜天他应该当着主教的面布一场道，而主教挑剔偏狭的火爆脾气尽人皆知（我自然要把我父亲的形象投射到这个角色上。）主教大人是打算好要视察这位教区牧师表现如何的，假如他被告知牧师先是被流感击倒，喉炎又让他雪上加霜，那是断断不会高兴的。

埃德蒙一到那里，就被牧师的妻子——他的弟媳径直领到顶楼的旧育儿室，吉尔斯被单独隔离在那里。尽管艾尔弗雷德斯家的双生子已年过四十，尽管他们俩性格大相径庭，可他们都挺喜欢搞点恶作剧。吉尔斯大汗淋漓，哑着嗓子尽力把话说清楚，他们商量了半小时就做出了决定。对埃德蒙而言，在次日——礼拜六花上一整天学学礼拜仪式和整套程序，琢磨琢磨布道辞，倒是能让他不用再去想家里的麻烦。事先已经跟主教交代过布道的主题：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詹姆斯一世钦定译本中那段著名的韵文，宣扬信仰、希望和博爱，“其中最伟大的是博爱”。吉尔斯坚持说，为了跟现代学术合拍，埃德蒙得用“爱”来替代“博爱”。对此两人并无分歧。作为研究中世纪问题的专家，埃德蒙既熟悉《圣经》，又对钦定版颇为赞赏。非但如此，他还很乐意谈论爱。礼拜天早上，他套上弟弟的白法衣，模仿着吉尔斯的样子梳了个干净利落的侧分发型，悄悄从房子里溜出去，穿过墓地来到教堂。

听说主教要亲临现场，信众数目扩大到约莫四十人。常规套路次第上演，祈祷与赞美诗接踵而至。一切进展顺利。一位年迈的、被骨质疏松症折磨得只能垂下目光的教士，麻利地帮着张罗礼拜仪式，压根就没注意到吉尔斯给换成了埃德蒙。到了该上场的时候，埃德蒙就登上了石雕布道坛。即便是那些坐在长椅上的上了年纪的常客，也注意到他们这位素来柔声细语的牧师，今天表现得特别自信，简直是直奔主题，他显然渴望给那位尊贵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埃德蒙就把《哥林多前书》的那几个选段从头开始重读了一遍，像男演员那样声如洪钟——那些去过剧院的人（黑利加了这么一条插入语），没准会觉得他是在戏仿奥利维尔[3]。埃德蒙的声音在近乎空旷的教堂中回响，碰上动词里有th的时候，他的舌头从齿间伸出来，将这个音念得津津有味。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接着，他开始讨论爱，说得激情澎湃，这激情，既来自于他最近因为背叛、因为抛妻弃子而导致的羞愧与悲伤，也来自他认识的那些好女人带给他的温暖回忆，以及一位出色的公共演说家一旦入戏便自然产生的那种纯粹的快感。那里音响效果绝佳，而且他一站上布道台便高高在上，言谈的起承转合便愈发肆意挥洒。他施展出那套曾经煽动地铁司机在数周时间里举行三次全天罢工的本事，指出如今被我们非但熟知而且极力颂扬的“爱”，其实正是基督教的一大发明。在《旧约》中呈现的那个冷酷的堕落时代里，整个道德体系是毫不留情的，那个善妒的上帝唯有一腔冷血，他最推崇的价值观不外乎以牙还牙、极权至上、压迫奴役、种族灭绝以及强奸妇女。说到这里，有人发觉主教大人正在艰难地咽着口水。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德蒙说，我们就能理解，新教为什么要如此迫切地把“爱”置于中心地位。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准则，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一种新的文明就此生根。无论与理想境界相距有多远，他们毕竟设置了一个崭新的方向。耶稣的信念既难以抗拒，亦无可逆转。

即便那些不信教的人也必须在这种信念中生活。因为爱并非单独存在，也不能单独存在，它如同一颗炽烈的彗星倏然飘过，随之熠熠闪光的还有——谅解，仁慈，宽容，公平，善意以及友谊，这一切都与爱密不可分，在耶稣的要旨中，爱是核心。

在一座西苏塞克斯的圣公会教堂里，布道时是向来都不兴鼓什么掌的。可是，当埃德蒙经过一番引经据典，陆续背完莎士比亚、赫里克、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威尔弗莱德·欧文和奥登[4]的句子，话音刚落，长椅上人们鼓掌欢呼的冲动就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牧师将他洪亮的嗓音降了调门，领着一干信众祈祷，这声音吐露着睿智而忧伤的气息，在教堂中殿悠悠回荡。主教挺直身板，因为他刚才一直努力向前倾斜，此刻脸上有点发紫。他在微笑，其他所有人也都在微笑，不管是退役军官还是马夫，抑或前马球队队长，以及所有这些人的太太们，都在微笑，当他们鱼贯而出走到门廊、挨个跟埃德蒙握手时，又微笑了一次。实际上主教大人跟他不是握手而是击掌，他的恭维简直过了头，接着，他满怀善意地深表遗憾，说自己另有约会，没法留下来喝杯咖啡。那位教士一言不发地走了，少顷，其余人等也都忙着去吃周日午餐了，至于埃德蒙，此番既然凯旋，步履未免为之轻盈，他蹦蹦跳跳地穿过墓地，回到牧师宅邸，将前后经过与弟弟一一道来。

到这里，总共三十九页的小说读罢十八页，两个段落之间空开一块，一枚星标点缀其间。我盯着星标看，以免目光溜到这一页下方，看穿作者下一步的走向。我多愁善感，盼望埃德蒙这番关于爱的高尚言辞能帮助他与妻子儿女破镜重圆。现代短篇小说里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也许他会就此说服自己，皈依基督教。也许吉尔斯在亲耳听到他的信众如何被一个无神论者的巧言辞令鼓噪得激情澎湃之后，自己的信仰反倒为之幻灭。叙述视角也可能跟着主教展开，跟着他回到家，看着他当天晚上躺在浴缸里，热气腾腾地回味他今天听到的那些话，这个可能性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我不想让主教大人——我父亲从镜头中消失。究其实质，让我着迷的是小说里那些具有教会特征的物件——黑利让我想起诺曼式教堂，黄铜上光剂的气味，薰衣草上光蜡，老旧的石头和陈年积垢，圣水盂后面那些黑色、白色和红色的拉铃索，歪歪斜斜的橡木盖子上，有人用铁制铆钉和绳索修补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最要紧的是牧师宅邸，厨房再过去便是吵吵闹闹的后厅，埃德蒙跑到那里，将他的包往那块棋盘格地毡上一扔，育儿室在顶层，就跟我们家一模一样。我有点想家了。真希望黑利能够走进，或者说安排埃德蒙走进浴室里去看看齐腰高的、榫槽契合的镶板，漆成一水的婴儿蓝，还有那只巨大的浴缸，水龙头下面被藻类染上了蓝绿色，浴缸方方正正地屹立在生锈的猫脚支架上。再到厕所去瞧瞧，那里有只褪了色的浴室玩具鸭，从抽水马桶的水箱链末端上挂下来。我是那种层次最低的读者。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世界，还得把我自己嵌进去，然后塑成巧夺天工、触手可及的形状，再交还到我手里。

出于同样的原因，性情温和的吉尔斯固然对我不无吸引力，但我真正想要的人是埃德蒙。什么叫“想要”？就是乐意一路同行。我希望黑利能替我探究埃德蒙的心灵，将它打开，供我细细察看，然后向我解释清楚，把男人分析给女人看。埃德蒙让我联想到马克斯，联想到杰瑞米，但最多的还是托尼。这些聪明过人却让你无从定义好坏的男人，这些花样层出不穷却又极具破坏力的男人，都是率真而自私的，他们冷漠寡情，但这份冷漠又不无魅力。我想，比起耶稣的爱来，我宁可要他们的爱。他们是那么不可或缺，这不仅是对我而言。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还住在烂泥房子里，等着发明轮子呢。三圃制[5]永远也没法推行。时值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方兴未艾之际，这样的念头真可谓大逆不道。我凝视着那枚星标。黑利已经潜到了我的皮肤底下，我猜想着他会不会也属于这类不可或缺的男人。一方面我的心思被他搅乱，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家，有点好奇，这些情绪同时涌上心头。截至此时，我还没有用铅笔做过一丁点标记。像埃德蒙这样的坏家伙，竟然能够做出如此华丽动人且愤世嫉俗的演讲，还能博得满堂喝彩，真是不公平，但这个情节是准确的，看起来符合现实。他欢天喜地地穿过墓地赶回去告诉弟弟他的表现是多么出色，这一幕真可谓傲睨神明。黑利在暗示，他以后一定会遭受惩罚，或者面临厄运。我可不希望如此。托尼就受到了惩罚，我受够了。作家有义务照顾读者的感受，应该对他们有点同情心。在我的拼命凝视下，《凯尼恩评论》上的这枚星标开始旋转起来。我眨了眨眼睛，让它停住不动，继续往下读。

我没有想到，故事差不多已经讲了一半，黑利还会引入一个重要人物。不过，其实整场礼拜仪式她都在，坐在第三排末尾，旁边就是一堵墙，墙根上堆着赞美诗集，埃德蒙完全就没有注意过她。她叫琼·阿利斯。人物很快就建立起来： 她三十五岁，住在附近，守着寡，家境也算富庶，是个虔诚的教徒，尤其是丈夫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之后就愈发虔诚了，她过去得过一点精神病，此外，理所当然地，她长得很美。埃德蒙的这场布道对她产生了深远的，甚至压倒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