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即当时的内政大臣雷吉纳尔德·莫德林。详见第一章中注释。.3

[9] 即当时的内政大臣雷吉纳尔德·莫德林。详见第一章中注释。.3

她钟爱其主旨，领会其真谛，迷恋其诗意，对这讲道的男人，更是爱得如痴如醉。她一夜无眠，反复思量该怎么做。尽管并非其初衷，她还是堕入了爱河，打定主意要去牧师宅邸表白。她忍不住，她要去破坏牧师的婚姻。

翌日九点，她按响了牧师宅邸的门铃，来应门的是穿着晨袍的吉尔斯。他大病初愈，依然苍白无力。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琼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这不是她要的那个男人。她恍然大悟，原来还有那么一个兄长，于是便一路追他到伦敦，吉尔斯浑然不知内情，把地址给了她，她就去上门寻人。这套小小的装修过的公寓位于乔克法姆[6]，埃德蒙在那里暂住一阵好挨过离婚危机。

他在那段日子里备受压力，面对一个似乎他要什么都愿意倾情奉献的美女，根本无法抵挡。她在那里待了整整两周，埃德蒙跟她做爱做得欲仙欲死——黑利描写的床上细节让我颇感难堪。她的阴蒂大得骇人，尺寸跟一个男孩发育前的阴茎不相上下。他从没见识过如此丰饶润泽的情人。琼旋即决定要跟埃德蒙厮守余生。她一听说她的男人是个无神论者，便恍然大悟，原来命中注定，她的天职就是要把上帝的光芒带给他。她颇有心计，只字未提使命，只是等待时机。只用了几天时间，她便原谅了他假扮成自己弟弟的渎神之举。

与此同时，埃德蒙在悄悄地、反反复复地读一封莫莉写来的信，信中明显暗示想破镜重圆。她爱他，只要他不再出轨，他们也许又能成为一家人。孩子们想他想得厉害。他很难自拔，可是他知道他别无选择。好在琼突然回到苏塞克斯的那栋有护城河围绕的房子，去照料她的马、狗以及其他杂事。埃德蒙趁机到家跟他太太待了一小时。一切顺利，她看上去楚楚动人，而他赌咒发誓，说自己一定能遵守。孩子们放学回家，他们一起喝茶。宛如时光倒流。

次日，在当地一家油乎乎的小饭馆里，就着一盘权充早餐的油煎杂菜，他告诉琼自己要回到妻子身边，一出可怕的心理变态剧就此上演。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她的心理状态是多么脆弱。她先是操起他正在吃饭的那个盘子砸了个粉碎，然后一边尖叫一边从饭馆跑到大街上。他决定不去追她，而是匆匆赶回公寓，收拾行装，留下一张自以为对琼善意的字条，便搬回家找莫莉去了。破镜重圆的狂喜只持续了三天，琼便带着复仇的怒火又闯进了他的生活。

噩梦始于她敲响房门、出现在莫莉和孩子们面前的那一刻。她给莫莉，也给埃德蒙写信，孩子们上学途中她跑过去搭讪，她每天要打来几次电话，而且通常都在凌晨三四点。每天她都站在屋外等候，这一家子有谁胆敢出来，她就过去跟谁说话。警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说，琼并没有违法。她跟着莫莉去上班——莫莉是一家小学的校长——并且在操场上将她可怕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个月过去了。偷猎者既能轻易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也能轻易让他们同仇敌忾。然而，艾尔弗雷德斯的婚姻纽带本来就太脆弱了，以往的伤害还没修补好。这场家庭劫难——在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莫莉告诉埃德蒙——是他自己招来的。她必须保护孩子，保护自己健全的心智，还得保护她的工作。再一次，她要他走。他承认目前的局面确实不堪忍受。他刚刚拿着行李跨出大门，琼便等在人行道上。他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莫莉在卧室窗口眼睁睁地看到，经过一阵激烈的扭打，琼硬是挤进车里，坐到她的男人身边，男人的脸被她抓得惨不忍睹。他哭着哀悼他的婚姻，一直哭到乔克法姆，回到那栋公寓里——她把那里当成他们的爱情圣殿，所以一直不曾退租。当她欣慰地张开手臂揽住他的肩膀，嘴里发誓要爱他、要永不分离时，他毫无感觉。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她神志恢复正常，非但能面对现实，而且对他含情脉脉。有一阵子简直很难想象那些可怕的桥段真的上演过，他已是万念俱灰，由着她嘘寒问暖地照看，再当回她的情人，倒还省心些。然而，时不时地，她仿佛腾空而起，向着那些曾经积聚起情感龙卷风的乌云飞升。哪怕已经走完了离婚的法律程序，琼也不肯满足。他惧怕她大发雷霆的样子，只好尽可能避免。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她发作？当她猜疑他正在想着或者看着另一个女人时，当他在下议院里通宵开会时，当他和几个左翼朋友出门喝酒时，当他在婚姻登记处再度拖延时。他讨厌跟她针锋相对，也懒得纠缠，于是渐渐地，她一次次的泼天醋意将他训练得俯首帖耳。这过程是缓慢的。他发觉，要息事宁人，就得远离那些已经渐渐成为朋友的老情人，远离女同事，罔顾下议院的分组表决铃、组织秘书的敦促以及他的选民，事实上，他还得娶她，省得面对继续拖延登记的后果——那些可怕的疾风暴雨。

一九七〇年的大选将爱德华·希思推上台，埃德蒙非但丢了他的席位，而且被他的竞选经理人扔到了一边，后者告诉他工党不会在下一个回合中提名他候选了。于是这对新婚伉俪干脆搬到苏塞克斯她的家里。渐渐地，他开始花琼的钱过日子。在这段日子里，他将地铁司机工会或者其他左翼的朋友都抛在脑后。这倒正好，因为如今他的生活环境富庶优渥，让他颇为尴尬。每回孩子们来看他似乎都会引发激烈冲突，于是，渐渐地，他也成了那类满怀内疚的、“不得已抛下孩子只求取悦第二任妻子”的男人。同样地，为了息事宁人，他宁愿每周都去做礼拜，以免又得互相叫嚷，比谁嗓门更大。年近半百时，他开始对家里花园中的玫瑰产生了兴趣，还成了护城河里的鲤鱼专家。他学会了骑马，尽管他觉得自己骑在马上的样子很可笑，而且这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无论如何，他跟弟弟吉尔斯的关系有所改善。至于琼——教堂里，可敬的艾尔弗雷德斯布完道之后，众人齐声祷告，当琼偷偷半睁开双眼，看到埃德蒙跪在她身边时，她知道，尽管过程千辛万苦，尽管饱受折磨，她终究还是拉着她的丈夫靠近了耶稣，通过救赎，通过爱的永恒力量，她毕生唯一的重大成就终将实现。

故事到此为止。一直读到结局我才意识到，刚才我根本没看到小说标题。“这便是爱”。这个即将成为我的无辜猎物的二十七岁的男人，似乎太熟谙人情、通晓世故了。这个男人知道爱上一个情绪暴烈、极具破坏力的女人，会出现何种局面；这个男人也注意过一只古老的圣水盂的盖子，知道有钱人在护城河里放养鲤鱼，而那些被压榨欺凌的人上超市总是把购物车塞得满满的——无论是超市还是购物车，当时在英国都是新生事物。如果琼那个基因突变的生殖器不是他臆想的产物，而是出自真实经历，那么我可真是相形见绌，或者说等而下之啊。我是不是对他的风流韵事有了一丁点醋意？

我开始整理文件夹，我太累了，不想接着看下一个短篇。我已经领略到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堪称任性的叙事施虐狂。艾尔弗雷德斯的人生之路变得如此狭窄，也许是他自作自受，可是黑利把他整得太惨了。他性格里一定有厌世或厌己的成分——这不是昭然若揭的事吗？我发觉，一旦你认识，或者即将认识作者，那么读他的作品时就会跑偏了方向。我仿佛闯入了一个陌生人的心灵。出于俗不可耐的好奇心，我对每一个句子都充满怀疑，疑心它或是证实或是否认或是掩盖着一个隐秘的动机。我觉得，如果汤姆·黑利在登记处跟我做了九个月的同事，那么我们之间的距离反倒不如现在这样近。可是，即便我能觉察到那种亲近感，我也很难准确地说出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我需要一种仪器，某种计量设备，某种在叙事上的功效与便携式罗盘针类似的东西，才能度量黑利与爱德蒙·艾尔弗雷德斯之间的距离。也许作者始终让他自己的精灵待在一臂之遥的地方。也许艾尔弗雷德斯——他甚至未必是个男人——象征着黑利自己惧怕的或者当初险些成为的那种人。也可能，他之所以要惩罚艾尔弗雷德斯，是因为他的道德洁癖容不下通奸之举，刻意模仿虔诚信徒的姿态。黑利没准是个道学家，搞不好还是个笃信宗教的道学家，要不就是个对许多事物都充满畏惧的人。而古板和恐惧，可能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性格缺陷的两面。但凡我没有虚掷三年光阴，在剑桥把数学念得一塌糊涂，也许我就能进入英语专业，学会如何读书了。然而，即便如此，我真的能学会如何解读 T·H·黑利吗？

* * *

[1] 从这里开始，本书在复述黑利写的小说时，均采取间接引用与直接引用夹杂的方式，其中包含大量直接引用黑利小说的句子。本书的原文一律将这些直接引用的句子以斜体区分，对应的译文则以仿宋体标识。

[2] 这里指的是由另外的画家于不同时间在原画上再次作画，从而形成的层层堆积的壁画。

[3] 即英国国宝级演员及导演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1907—1989），以在舞台及电影中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著称。

[4] 上述均为英国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剧作家。

[5] 三圃制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农庄的轮耕制度，八世纪后盛行于中欧和西欧等地。这种制度把耕地分为面积大体相等的休闲地、春播地、秋 （冬）播地三个耕区，作物在各区轮作，三年一个循环。与二圃制相比，三圃制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休闲地面积由二分之一减少到三分之一，既有利于减少农业灾害或歉收的风险，又有利于耕地和劳动力利用率的提高，因而农业生产水平高于二圃制。

[6] 伦敦西北角卡姆登镇附近的地名。

9

次日晚上我跟雪莉约在伊斯林顿的“希望与起锚”酒吧里听“酿蜜”乐队唱歌。我迟到了半小时。她一个人坐在酒吧抽烟，俯身看着笔记本，装着一品脱啤酒的玻璃杯搁在几英寸开外。外面挺暖和，但一直在下大雨，所以此地充斥着一股子湿牛仔裤和湿头发的难闻气味。扬声器上的小灯在角落里熠熠闪光，一位巡回乐队管理员正在那里孤零零地调试着设备。酒吧里的人数，即便把乐队和他们的同伴都算上，或许也不会超过两打。在那个年头，至少在我的圈子里，即便女人之间见面也不会互相拥抱。我溜到雪莉身边的吧凳上坐下，叫了饮料。两个女孩子跟男人一样，把酒吧看成自己的地盘，跑到那里去喝酒，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希望与起锚”，还有伦敦的其他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倒是没人在乎这些。变革已经来临，你完全可以悄悄地逃脱责罚。尽管我们装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但这终究是标新立异之举。若是搁在联合王国境内的其他地界，他们会把我们当成妓女，要不就是像对待妓女那样对待我们。

上班时我们一起吃午饭，但我们之间总存着一丝芥蒂，这是那回短暂交锋以后留下的一点抹不掉的痕迹。既然她的政治观念如此幼稚，或者说如此愚蠢，那她又算得上什么朋友呢？然而，有时候我又相信，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工作中稍经耳濡目染，她的政治观自然就会成熟起来的。有时候，面对一个困难，最好的办法便是保持沉默。那种一时心血来潮，非得追求“真理”、迎难而上的行为，在我看来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摧毁了很多友情和婚姻。

在我们约会前不久，雪莉曾有一天半离开她的办公桌，不见踪影。她没生病。有人看见她进了电梯，还看见她按了哪层的键。传闻她给叫到了六楼，那个云山雾罩的楼层是我们的头儿商议秘事的地方。传闻还暗示，既然她比我们其他人都聪明，所以她上楼是去接受某种非同寻常的升职。在“新手训练营”里，这条消息惹来了几句温和而势利的刻薄话，类似于“哦，我要是也生在工人阶级就好啦”。我扪心自问。如果被我最好的朋友抛到身后，我会嫉妒吗？我想我会。

她回来以后，对别人的问题充耳不闻，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甚至连个谎都没编，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一定是高升的信号。我没那么确信。她胖胖的脸蛋有时候会让她的表情很难猜，她的皮下脂肪成了一副面具，她就躲在这面具后面过日子。这个特点倒是能帮她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只要女人的外勤任务能比清扫屋子更高级点。不过，我想我对她已经很了解。她的举止神态里没有一丁点凯旋的迹象。我是不是稍稍松了口气？我想是这样。

从那以后，这还是我们俩头一回在大楼之外的地方碰面。我打定主意不问她六楼的事儿。如果问就显得太没面子了。何况，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任务，我也升了职，尽管发出这些指令的地方要比她低两层楼。她改喝金酒加橙汁，我也下了一样的单。在头十五分钟里，我们压低嗓门扯了几条办公室八卦。既然现在已经不能算是新来的姑娘，我们便觉得可以由着性子无视几条戒律了。新闻还真不少。我们有个新来的姑娘丽莎——牛津高中，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既聪颖又迷人——刚刚宣布与一位名叫安德鲁的文官——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国王学院，男子气与书卷气并重——订婚。近九个月里，这样的联姻已经是第四桩了。哪怕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伙儿也不会比现在看到这些“双边洽谈”更兴奋了。有些人津津有味地猜测，谁会是下一个。用某个能言善辩的列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谁搞谁”。[1]早先，有人看到我在伯克利广场上跟马克斯坐在一条长椅上。那会儿当我听到我们的名字经过严格筛选被人提出时，我的胃都禁不住痉挛起来，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提这档子事了，因为那些进展更为确凿的消息层出不穷。我跟雪莉聊了会儿丽莎的事儿，都觉得现在说她到底几时成婚还为时尚早，于是转而讲到温迪，跟她好的那位也许头衔高了点——她的奥利弗是部门领导的助理。不过，我觉得我们俩这么聊，多少有点不咸不淡、按部就班。我能感觉到雪莉在装，她举杯的次数太频繁了，就好像在努力鼓起勇气似的。

果然。她又叫了一杯金酒，喝上一大口，犹豫片刻，说道，“我要跟你说件事。不过，你先得为我做件事。”

“好。”

“微笑，就像你刚才那样。”

“什么？”

“就按我说的做。我们正给人监视着呢。笑一笑。我们聊得正开心呢。好吗？”

我咧开嘴。

“你能做得更好。别那么僵。”

我又努力了一下，点点头耸耸肩，好让自己看起来活泼好动。

雪莉说，“我给解雇了。”

“不可能！”

“自今日起。”

“雪莉！”

“保持微笑。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行，可是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你不可能给解雇的。这说不通。你比我们其他人都出色。”

“我本来可以找个私密点的地方告诉你的。可是我们俩的房间都不保险。而且我也想让他们看见我跟你说话。”

主音吉他手刚才一直在兴致勃勃地摆弄他的吉他。现在他和鼓手跟管理员凑在一起，三个人都弓下身子伺弄地板上的一台仪器。那仪器报以一声嘶吼，不过很快就给制服了。我瞪大眼睛盯着人群看，他们三三两两，背对着我们，大多都是男人，手里拿着啤酒站着等乐队开场。里面会不会有一两个来自A4部门，就是那些搞监视的？我很怀疑。

我说，“你真的觉得被人跟踪了？”

“不是，不是我。是跟踪你。”

我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真荒唐。”

“我是说真的。那些负责监视的家伙。从你进军情五处就开始了。他们也许还进过你的房间。轻松点儿。塞丽娜，保持笑容。”

我回过头看看那群人。当时男人留披肩长发还只是少数人的趣味，至于可怕的大胡子和长鬓角，那还得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所以，好多人看起来都形迹可疑，好多人都有嫌疑。我觉得我能看见六七个都有可能。紧接着，突然间，屋里每个人看起来都有可能。

“可是，雪莉，为什么？”

“我以为你能告诉我。”

“没什么可说的啊。都是你编的吧。”

“你瞧，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我做了点蠢事，我深感羞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本来打算昨天说的，但我没有勇气。可是我得说实话。我把事情搞砸了。”

她深吸一口气，伸手再摸一支烟。她的双手在打颤。我们都朝乐队方向看过去。鼓手已经就位，在调整踩跋的位置，还操起鼓刷玩了个眼花缭乱的手势。

雪莉终于开口，“我们去打扫那栋房子之前，他们把我叫过去。彼得·纳丁、塔普，还有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小家伙，叫本杰明什么的。”

“耶稣。为什么？”

“他们有备而来。说我干得不错，升职有望，反正就是挑我爱听的说呗。然后他们说知道我们俩是好朋友。纳丁问你有没有说过什么异常的或者可疑的话。我说没有。他们就问我们都聊些什么。”

“基督。那你怎么说？”

“我就应该叫他们滚开。可我没有勇气。其实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真话。我说我们聊音乐、朋友、家庭、过去，瞎聊，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她看着我，眼神里含着一点谴责的意味。“若是换作你，也会这么说。”

“我不一定。”

“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他们会更疑心。”

“好吧。那后来呢？”

“塔普问我俩有没有谈过政治，我说没有。他说他很难相信，我说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兜了一会圈子。然后他们说好吧，他们要让我干点敏感的事儿。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如果我能帮忙他们不胜感激，诸如此类，说个没完，你知道他们说好话的时候那股子蜜里调油的黏糊劲儿。”

“我想我知道。”

“他们想让我跟你聊聊政治话题，装出一副很左的样子，把你的想法勾出来，看看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然后……”

“然后告诉他们。”

“我知道。我深感羞耻。可你别这么酸。我想跟你坦诚相见。记得要保持笑容。”

我盯着她，盯着她胖乎乎的脸以及散布在脸上的雀斑。我努力想恨她。几乎就是恨。我说，“你倒是在笑。演戏是你天生的本事。”

“我很抱歉。”

“那么那场对话整个就是……你在执行任务。”

“听着，塞丽娜，我的选票是投给希思的。所以，好吧，我是在执行任务，为了这一点我讨厌自己。”

“那个什么莱比锡附近的工人的天堂，也是谎言？”

“不是，学校里真的组织过那样一次旅行。没劲透了。我一直在想家，哭得像个小娃娃。可是，听着，你全都做对了，你每句话都说对了。”

“然后你就回去汇报了！”

她哀怨地看着我，直摇头。“问题就在这里。我没汇报。当天晚上我去找他们，跟他们说这事我干不了，我是认真的。我甚至没告诉他们我们有过那么一场对话。我只是说我不想打我朋友的小报告。”

我的视线移向别处。这下我可真的困惑了，因为我其实倒是希望她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们。可我不能对雪莉这样说。接下来半分钟，我们默默地喝着金酒。贝斯手上台了，地板上的那个类似于接线盒的玩意还在捣乱。我四下打量。酒吧里没人朝我们看。

我说，“既然他们知道我们是朋友，那他们一定猜测你把他们布置的任务讲给我听了。”

“正是。他们会给你一点信息的。也许警告你。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了。现在你告诉我吧。他们为什么对你感兴趣？”

当然，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对她很恼火。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一点都不知情——不，不仅如此，我还想让她相信，有些事情我不愿意跟她讨论。我可没法肯定，她说的话我都能相信。

我把问题扔回给她。“这么说来，他们解雇你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打同事的小报告？这话我觉得说不通啊。”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烟掏出来，分给我一支，然后将两支都点燃。我们叫了更多的酒。我不想再喝金酒，可是我的思绪太混乱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别的选择。于是我们又下了一样的单。我的钱都快用完了。

“好吧，”她说，“这事儿我不想说了。事已至此。这份职业算是完蛋了。反正我从来也没觉得能长久。我打算搬回家里，照看我爸爸。他最近脑子有点糊涂。我要在店里帮忙。没准儿我还会写点什么。不过，听着，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她仿佛想起我们的昔日友情，突然做了个充满感情的手势，拉住我棉外套的翻领，摇了摇。她要把理智摇到我心里。“你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这是发疯，塞丽娜。看他们的模样，听他们的谈吐，俨然一群道貌岸然之人，可实际上他们，他们可能很卑鄙。这是他们擅长的。他们就是卑鄙小人。”

我说，“我们等着瞧。”

我焦躁不安，彻底迷糊了，可我还是想惩罚她，让她替我担心。我几乎可以骗自己了，我确实有个秘密。

“塞丽娜。你可以告诉我的。”

“太复杂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又做得了什么呢？你跟我一样都在最底层。或者说你曾经跟我一样。”

“你是不是在跟‘对面’勾搭？”

这个问题很吓人。我当时处在微醺状态，借着一点酒胆，我倒真希望能有个苏联人遥控我，我能过上双重生活，在汉普斯代德希斯有个秘密信件的取放点，最好我干脆就是个双重间谍，专给异己的体制喂点没用的真相和具有破坏性的谎言。至少我有了T·H·黑利。如果他们真的怀疑我，为什么要把他派给我？

“雪莉，在我‘对面’的是你。”

她的回答淹没在《膝盖发抖》的开头一组和弦里，这是我俩最喜欢的老歌，可这回我们没法好好听。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陷入僵局。她不肯告诉我她为什么被解雇，我也不想告诉她我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秘密。过了一分钟，她从吧凳上起来，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什么告别的手势，就走了。反正就算有，我也不会回应的。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努力欣赏乐队的表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理清思路。喝完我自己那杯金酒以后，我又把雪莉那杯剩下的也一饮而尽。不知道是什么更让我心烦意乱，是我最好的朋友，还是我的雇主。雪莉的背叛是无法宽恕的，而我的雇主如此作为，则让我不寒而栗。如果我有嫌疑，那监管我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有漏洞，可是这一点并没有减少纳丁和组织的威慑力。他们派监视人员闯进我的屋子，出于一时疏漏搁下了我的书签——省悟到这一点，并没有带给我丝毫宽慰。

乐队一点都没有耽搁，直奔下一首《我的摇滚岁月》。如果监视人员真的在这里，混在那些端着啤酒的酒吧顾客里，那么他们跟扬声器之间的距离，就要比我近得多。我猜他们不会中意这种音乐的。A4部门那些古板的家伙会喜欢更悦耳讨巧的那种。他们会讨厌这样丁零当啷、律动强劲的场面。想到这里我略感安慰，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开心的地方了。

我决定回家去，再读一个短篇。

没人知道尼尔·卡德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独居在海格特的一栋有八个卧室的豪宅里，到底在干些什么。大部分偶尔能在街上撞见他的邻居，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将近四十，相貌平平，长着一张狭长而苍白的面孔，生性害羞，举止笨拙，对于那种轻松随意的闲聊毫无驾驭的天分，而后者本来是可以帮他打开局面、在当地结识几个熟人的。话说回来，他也不惹麻烦，只顾着把他自家的屋子和花园拾掇得井井有条。如果有人在传小道消息的时候提到他的名字，那一般是在讲那辆停在他屋外的一九五九年款的宾利车。像卡德这样安静低调的家伙，为什么要配如此张扬的座驾？还有一个可以嚼嚼舌头的话题是他那个年轻活泼、衣着五彩斑斓的尼日利亚女管家，一周上六天班。阿贝姬买东西、洗衣服、做饭，她长得很好看，跟那些虎视眈眈的家庭主妇也挺合得来。可她是不是也兼任卡德的情人呢？这事情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人们都忍不住要琢磨，没准儿这倒是真的呢。那些脸色苍白、沉默寡言的人哪，你是永远也料不到的……但是从没有人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她从来没坐进他车里，她总是等茶点时间一结束就离开，在这条街的尽头等巴士载她回威尔斯登。如果尼尔·卡德真跟她有一腿，那也只局限在室内，而且严格限制在九点到五点之间。

一场转瞬即逝的婚姻，一大笔让人咋舌的遗产，再加上他生性内向、不爱冒险，这三个条件合而为一，便清空了卡德的人生。在伦敦的这个陌生的地区买那么大一栋房子，这么干并非明智之举，可他懒得搬出去，再买一栋。换了又怎样呢？他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和公务员同事都因为他突然发了这笔横财，对他颇为反感。也许他们是嫉妒。不管怎么样，反正也没人排队等着帮他花钱。除了大宅豪车，他在物质方面倒也没有什么天大的胃口，没有什么心心念念的目标可以让他最终实现，他对慈善事业、出国旅行之类也没什么兴趣。阿贝姬当然是意外之喜，他对她也多少有点儿想入非非，可她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先生也是个尼日利亚人，一度向往加入国家足球队。只消瞥他一眼，卡德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自己不会是阿贝姬喜欢的那种类型。

尼尔·卡德本来就是个迟钝的家伙，这样的生活让他愈发迟钝。他习惯晚睡，核查文件夹，跟股票经纪人说两句，读会儿书，看看电视，三不五时到汉普斯代德希斯那边走走，偶尔去酒吧和俱乐部里转转，巴望能撞上什么人。可他实在太腼腆了，套不来近乎，所以毫无进展。他始终悬着一颗心，等着开启崭新的人生，可他又觉得自己没什么动力。后来，当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也是以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展开的。当时他正在大理石拱门街区的尽头，沿着牛津街走，去往魏格莫尔街上的牙医诊所，路上经过一家百货商店，那家店硕大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排姿态各异的人体模型，都穿着晚礼服。他驻足片刻，向里面张望，他姿态忸怩，向前走了几步，又踌躇起来，再往回走。那些人体模型——他讨厌这个词儿——给摆得有模有样，看起来像是一个风格老辣的鸡尾酒会现场。有个女人身子往前倾，像是要散布什么隐私，另一个抬起一只雪白僵硬的胳膊，像是被这个消息逗乐了，不相信这是真的，第三个女人满是懒洋洋的倦意，侧转头，视线越过自己的肩膀落在门口，那里有个壮硕的家伙，穿着小礼服，手里夹着没有点燃的香烟。

不过尼尔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他盯着其中一个年轻女子瞧，在整个这群模型里，只有她背对着别人。她正在凝视着墙上的一幅版画——画面上是维纳斯。不过她看得也并不怎么认真。可能是橱窗设计师在位置排布上出了点纰漏，也可能——正如他突然发觉自己在凭空臆想——这女人本身就有那么点儿桀骜难驯的劲头，她的视线从那幅画上挪开了几英寸，直接移到角落里。她在捕捉一道思绪，一个念头，她也不在乎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模样。她根本不想待在那里。她身穿一袭橘色真丝晚装，裙褶简洁，与别人不同的是，她光着脚。她的两只鞋——那肯定是她的——都侧躺在门边上，她一进门就把鞋子踢掉了。她喜欢自由。她一只手里攥着一只小小的、黑橘两色相间且表面缀着珠子的晚宴包，另一只手垂在一边，手腕向外翻转，她显然是想心事想出了神。也没准是在回忆。她的头略略低下，露出完美的颈线。她的双唇分开，不过也只是微启而已，就好像要表达什么想法，说出一个词儿，叫响一个名字……尼尔。

他耸耸肩，从他的白日梦里挣脱出来。他知道这样实在荒唐，于是颇为刻意地一边往前走，一边往手表上瞥两眼，好让自己确信，他这样走是有目标的。可他其实没有。等待着他的，不过是海格特那栋空荡荡的房子。等他到家时，阿贝姬应该已经走了。他甚至没有机会听到她发布她那几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们的近况。他逼着自己不要停下脚步，他很清楚，某种疯狂正蓄势待发，有个念头正在渐渐成形，向他步步紧逼。他的意志还不算太弱，一路走到牛津环形广场才转身。不过也不算太强，他终究还是加快脚步赶回了那家商店。这一回，他觉得站在她身边，凝视着她这个隐秘的时刻，也没什么尴尬可言了。现在他看到了她的脸。如此思绪万千，如此忧伤难解，如此美丽动人。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孤独无依。她身边的谈话都浅薄得很，她以前都听过，这些都不是她中意的人，这里也不是她喜欢的场合。她该想个什么法子才能逃走呢？这真是个甜美的幻想，教人不胜陶醉，在这一刻，卡德心地坦荡，认定这是一个幻想。他觉得这就说明自己神志清醒，于是愈发由着性子沉醉其中，任凭人行道上购物的人流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后来，他也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如何权衡、如何决定的。总之，怀着某种油然而生的宿命感，他走进那家商店，先跟一个人攀谈，那人打发他去找另一个，第三个人级别高点，断然拒绝。完全不合规矩嘛。他提了个数目，对面挑起了眉毛，叫来一个级别更高的，数目翻倍，成交。周末再送来？没门，现在就要，身上的礼服也得跟着走，同样尺寸的他还想再买几件呢。店员和经理将他团团围住。送上门来的是一个——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怪人。一个坠入爱河的男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笔大买卖。因为这样的礼服本来就要价不菲，再配几双鞋和闪色绸内裤也一样昂贵。还有——这家伙是多么冷静多么决断啊——珠宝。略加思忖，他又加上了香水。两个半小时统统搞定。一辆运货车很快安排停当，他们记下了他在海格特的地址，钱一次付清。

那天晚上，没人看见她夹在司机的胳膊底下，悄然而至。

读到这里，我从那张专供读书用的椅子上站起来，下楼沏茶。我仍然略有醉意，跟雪莉之间的那场谈话仍然在困扰着我。我想，如果我从现在开始东翻西找，看看房间里有没有一支暗藏的麦克风，那我就得怀疑自己的神志是否清醒了。我还发觉，尼尔·卡德无力抓住现实，这一点很容易影响我。它会让我也无力抓住自己的现实。他是不是又一个将所有的事情搞得一团糟，即将被黑利那叙事的鞋跟踩在脚下、碾得粉碎的人物？我多少带着点不情愿，端茶上楼，坐在床边，命令自己接着看黑利的作品。显然，他是不打算让读者从百万富翁发疯这件事上得到任何安慰的，读者休想就此置身事外，窥见事情的本来面目。这个阴郁病态的故事，不可能有什么好结局。

最后我还是回到那张椅子上，发现那个人体模型被命名为赫尔弥俄涅[2]，而卡德的前妻碰巧也叫这个名字。后者嫁给他不到一年光景，就在某天早上离他而去。当天晚上，赫尔弥俄涅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他替她在更衣室里清空了一个衣橱，挂上她的衣服，藏好她的鞋子。他跑上楼，将阿贝姬替他准备好的饭菜盛在两个盘子里。只要再热一热就行了。然后他回到卧室，把她带到漂亮的餐厅里。他们默默地吃饭。事实上，她没有碰自己那份，也不愿意看他的眼睛。他知道原因何在。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也是他一连喝下两瓶酒的原因之一。他醉得不轻，带她上楼时只能拖着她走。

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在他这样的男人眼里，女人若是消极被动，倒反而构成某种刺激，某种尖锐的诱惑。哪怕在心醉神驰之际，他也能看到她眼中的厌倦，而这就愈发推着他攀上狂喜的巅峰。末了，天将破晓他们才分开，他满足得近乎生厌，那种精疲力竭的感觉让他动弹不得。几个小时之后，他被窗帘透进来的阳光照醒，于是翻过身转到他自己那边。她一整晚都仰面躺着，这一点深深打动了他。他喜欢她一动不动的样子。她是那么内向，以至于这种内向反而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力量，征服他，吞噬他，推波助澜，让他的爱演变成持久而敏感的迷恋。始于商店橱窗外的遐思幻想，如今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内心世界，一种教人目眩神迷的客观现实，他怀着一种宗教狂热般的激情守护着它。他不许自己琢磨她究竟有没有生命力，因为爱情之所以能让他陶醉，正是出于他那受虐狂式的感受： 她忽视他，她鄙夷他，她觉得他不配被她亲吻、爱抚，甚至不配跟她说话。

当阿贝姬走进卧室打扫时，她惊讶地发现赫尔弥俄涅躲在一个角落里，瞪着窗外，身上的真丝礼服已经给撕烂。不过，当这位管家在衣橱里发现一排上好的女式礼服时，大为高兴。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平时干活的时候，她能感觉到东家的目光在她身上久久逗留，次次都徒劳无功，而且他似乎也在努力压抑着自己，尽量少看她。现在他总算有了一个情人。真让她如释重负。虽说他的女人居然把一个人体模型运过来挂衣服，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正如乱作一团的床单暗示的那样，正如当天晚上她为了挑逗她那肌肉发达的丈夫，用约鲁巴土语转述的那样，他们真是爽透啦。

哪怕是那种彼此交流最为融洽的情事，起初如癫似狂、欲仙欲死的状态，一般最多维持几周。纵观历史，也就只有几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没准能延长到几个月。然而，一旦两性的领地只有一个人的心灵在看管照料，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荒野边缘耕耘不息，那么，不消几天工夫，这种状态就会分崩离析。赫尔弥俄涅的沉默曾经充当过卡德的爱情养料，到头来却注定要反过来摧毁它。她跟他同居了不到一周，他就发现她的情绪有了变化，她将自己的沉默做了一点几乎难以觉察的微调，其中包含着某种几乎难以听见的、微弱然而坚定的不满的信号。这种耳鸣般的疑虑逼得他愈发尽心竭力地讨她的欢心。那天晚上，他们双双上楼，一丝疑虑在他心头滑过，他吓出了一个激灵——那真的是一个激灵。她心里在想着别人。当初他在商店橱窗里看到她远远地站在一众客人边上盯着角落时，就是这样的眼神。她想到别处去。跟她做爱时，这种思虑与快感纠结在一起，如外科医生手中的柳叶刀一般尖锐，仿佛将他的心劈成两半。不过那毕竟只是猜疑罢了，他一边想，一边退回到自己睡的那一边。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沉。

第二天早上，他的疑虑卷土重来，因为阿贝姬服侍他吃早饭的时候（赫尔弥俄涅总是在床上待到中午），态度也有类似的变化。他的管家显得既活泼，又躲躲闪闪。她不肯直视他的双眼。咖啡不够热，他抱怨了一句，发觉她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她又端来一壶，一边搁下，一边说这壶又热又浓，他突然回过神来。很简单。真相总是很简单。她们是一对爱人，赫尔弥俄涅和阿贝姬。闪电偷情。就趁他出门的时候。因为自从赫尔弥俄涅来之后，除了阿贝姬，她还见过谁？所以才会有这种竭力转移渴望的眼神。所以今天早上阿贝姬才会有这样突兀的表现。所以一切都顺理成章。他是个傻瓜，一个无辜的傻瓜。

疑团迅速解开。当晚，手术刀愈发锐利，切得愈发深，刀子插进去还转了一圈。而且他知道，赫尔弥俄涅知道这一点。他从她恐惧而茫然的眼神里看出她知道。她的罪孽是他无心纵容的结果。他的爱情惨遭辜负，气得他使出浑身蛮力，对她大打出手，当他的双手紧紧扼住她的咽喉时，她的高潮来了，他们的高潮都来了。完事之后，她的胳膊、双腿和头颅都脱离了躯干，他抓起躯干砸向卧室的墙壁。她七零八落地散布在各个角落里，这个堕落的女人。这回没有什么抚慰人心的酣眠了。次日早上，他把她躯体的各个部件装进一只塑料袋，把她和她的所有物件全都扔进了垃圾箱。在一阵头晕目眩中，他给阿贝姬写了张便条（他压根没有再见一面的情绪了），宣布解雇她，“立即执行”，并且在厨桌上留下当月的工资。他出门，在汉普斯代德希斯一带走了很久很久。那天傍晚，阿贝姬把那只她从垃圾箱里找出来的袋子打开，将里面的衣物一样样穿戴给丈夫看——珠宝，鞋子，真丝裙装。她结结巴巴地用他的家乡话——卡努里语（他们俩是跨部落通婚）告诉他，她离他而去，于是他就崩溃了。

从此以后，卡德始终独居，畏畏缩缩地步入中年，再无高调豪气之举。那件往事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丝痕迹。他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或启示，因为尽管他这个庸人在当时突然发现想象具有多么惊人的力量，他还是竭力让自己不去思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决定把这件事，把精神分裂能迅速产生怎样的后果彻底遗忘，他做到了。他把关于她的一切都忘了。此后他再也没有活得那样激烈过。

* * *

[1] 这里的原文是who whom，都解释为“谁”，但前一个是主格，后一个是宾格。列宁认为革命的重要问题就是这两个“谁”，大致就是谁能战胜、压制谁的意思，这里借用在办公室八卦里，所以此处译者以戏拟的口吻译作“谁搞谁”。

[2] 这个名字在希腊神话中对应的人物，是梅内莱厄斯和海伦之女，俄瑞斯忒斯之妻，以美貌多情、反复无常著称，最后自杀身亡。

10

马克斯跟我说过，他的新办公室比那种搁扫帚的壁橱都要小，其实还是略大一些的。若是将扫帚竖着放，办公桌和门之间可以塞十几把，椅子和墙壁之间还能再塞几把。不过，确实没有能装上一扇窗户的空间。这间屋子呈三角形，马克斯挤在顶点处，我则背对底边而坐。门没法完全关上，所以并无真正的隐私可言。门是往里开的，所以一旦有人想进来，我就只能先站起来，把椅子塞到办公桌底下。办公桌上有一叠信纸，抬头印着位于上摄政街的“自由国际基金会”的地址，还有毕加索画风的图案： 一只正在飞升的鸽子嘴里叼着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该基金会的宣传册，封面上只斜斜地印着一个词儿——“自由”，红色的字母看起来凹凸不平，让人联想到橡皮图章。“自由国际”是一个登记在案的慈善组织，倡导“世界各地人文艺术之杰出成就及其自由表达”。对他们可不是能够随便敷衍行事的。通过翻译或者各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这家组织资助或者扶持过南斯拉夫、巴西、智利、古巴、叙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作家，身在弗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和萨拉查统治时期的葡萄牙的记者，以及苏联的诗人。它资助过纽约哈莱姆区的一家演员团体，亚拉巴马的一个巴洛克管弦乐团，还成功地倡议废除宫务大臣掌管监控英国戏剧的权力。

“这件外套挺像样的吧，”马克斯说。“我希望你能同意。他们到处表明立场。没人会把他们跟那些情报司的共产党间谍混为一谈。总体上更微妙一些。”

他穿着深蓝色正装。比他平时天天穿的那件芥末黄夹克衫好多了。他正在蓄发，所以两只耳朵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招风了。屋里唯一的光源摆在高处，铁皮灯罩下只有一只灯泡，勾勒出他的颧骨和嘴唇的弧形轮廓。他看起来肤发光洁，相貌堂堂，而且与这个狭窄的房间颇不相称，就像是一头野兽困进了小一号的笼子。

我说，“为什么要解雇雪莉·先令？”

听到话题变了，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我以为你也许知道。”

“跟我有关？”

“你瞧，在这种地方工作就是这样……这些都是你的同事，他们性情讨喜、可爱迷人，出身好、有教养，反正诸如此类吧。你们如果不在一起执行任务，你就不会知道他们在忙点什么，干的是什么工作，是否胜任。你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笑眯眯的白痴，还是平易近人的天才。他们突然得到提拔，突然被解雇，而你根本不明就里。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他一无所知。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将此事不了了之。自从马克斯在海德公园门口告诉我他越来越喜欢我以后，我们几乎没有在一起相处过。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往上爬，我高攀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