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即当时的内政大臣雷吉纳尔德·莫德林。详见第一章中注释。.4

[9] 即当时的内政大臣雷吉纳尔德·莫德林。详见第一章中注释。.4

他说，“前几天那场会上，我记得你对情报司不太了解。情报调查司。它并不是个正式存在的官方组织。八四年成立，隶属于外交部，由卡尔顿联排街派任务，在那一带办公，其成立的目的是通过友好的新闻记者、通讯社，将与苏联有关的信息发布到公共领域，派发事实清单，驳斥谬论，赞助某些读物的出版。好比——劳改营啦，罔顾法制啦，生活腐败啦，压制异见啦，就是常见的那一套。通常会对非共左翼施以援手，还会扶持所有揭穿东欧生活幻想的材料。可是现在情报司变味了。去年它居然试图说服左派，我们有必要加入欧共体。荒唐。感谢上帝，北爱尔兰那摊事已经不归他们管了。他们在全盛时期活儿还是干得很漂亮的。如今他们太自以为是，也太粗糙了。行事还不得要领。传说他们很快就要给砍掉了。不过对于咱们这栋楼而言，重要的是现在情报司渐渐成了军情六处的家畜，一头钻进‘黑色宣传’[1]，玩那些谁也不会上当的骗子把戏。他们的情报信息源很不靠谱。情报司及其所谓的行动组一直在帮着六处重温上一场战争的旧梦。他们一心追求的是童子军式的痴言妄语。所以在五处，人人都喜欢彼得·纳丁讲的那个‘脸对墙’的故事。”

我说，“是真的吗？”

“我怀疑。不过这故事让军情六处显得很白痴很浮夸，所以在这里广为流传。无论如何，甜牙行动的目的就是要辟出一块我们自己的天地来，不受六处和美国人的牵制和约束。至于让一个小说家掺和进来，那是后来彼得的突发奇想。在我看来，这是个错误——太难掌控了。可我们现在就得做这件事。这位作家并不一定得是个冷战狂人。只要对东方的乌托邦或者西方那若隐若现、萦回不去的灾难阴影心存疑虑就行了——这种事情你懂的。”

“如果作家发现我们一直在替他付房租，会怎么样？他会火冒三丈的。”

马克斯移开视线。我以为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没想到他沉吟片刻，说，“我们的运作与‘自由国际’之间还隔了好几个环节。即便你成竹在胸，也得将事情安排利落。我们估计，一旦走漏风声，作家们宁愿回避难堪之处。他们会保持沉默。如果他们开口，那我们就会解释，有各种方式可以证明他们本来就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条财路不会断。时间一长人就会对某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不愿轻易失去。”

“那就是敲诈了。”

他耸耸肩。“瞧，情报司在他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从来就没要求奥威尔或者凯斯特勒应该把什么写到书里去。不过他们尽其所能，保证让他们的观念在整个世界上获得最广泛的传播。我们面对的是自由的灵魂。我们不会告诉他们该怎么思考。我们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藉此，自由的灵魂曾长驱直入，直抵古拉格。如今，‘苏联精神病’成了新的国家恐怖之源。如果你反对这种制度，就会备受指责，被人当成疯子。某些工党和工会的家伙，还有大学教授、学生以及所谓的知识分子会跟你说，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他们轰炸越南。”

“呃，好吧。不过，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都觉得，关于自由的问题，苏联可以给他们上一课。战斗还没结束。我们要鼓励正确的好事。正如彼得看到的那样，塞丽娜，你热爱文学，热爱你的国家。他觉得把这件事派给你正合适。”

“可你不这么想。”

“我觉得我们应该局限在非虚构领域。”

我弄不清他在想什么。他的态度里似乎不带个人好恶。他不喜欢甜牙行动，或者不喜欢我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可他很冷静，甚至冷漠。他就像是个倦怠的店员，催促我买下一件他明知道不合适的礼服。我想逼他失态，将他拉近。而他在忙着跟我交代细节。我得用我的真名。我得去上摄政街会见基金会的人。在他们眼里，我供职于一家名叫“尽情书写”的组织，该组织捐助资金给“自由国际”，让他们发给被举荐的作家。当我最终去布莱顿时，我必须保证随身没有带着什么能让人联想到莱肯菲尔德宅邸的东西。

我猜马克斯大概觉得我很笨。我打断他，说，“如果我喜欢上黑利怎么办？”

“好啊。那我们就招他进来。”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真的喜欢他。”

他的视线猛地从他手里的表格上抬起来。“如果你不愿意揽下这桩差事……”他的口气冷冰冰的，我开心起来。

“马克斯，”我说，“我开玩笑的。”

“让我们聊聊你给他写的信吧。我得看看草稿。”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事项讨论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从他的角度看，我们已经不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再也不能要求他亲我了。可我不想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从地板上拿起我的手提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包纸巾。直到去年开始我才停用那块绣花滚边、还在角落里用交织字母绣上我的名字缩写的棉布手帕——那是母亲给我的圣诞礼物。如今纸巾就像超市手推车一样，渐渐成了随处可见的东西。整个世界越来越“一次性”。我轻揉眼角，想下个决心。那张留着铅笔记号的三角纸片就蜷缩在我包里。我改变了主意。如果把纸拿给马克斯看，可能完全正确，也可能大错特错。非此即彼。

“你没事吧？”

“有点枯草热。”

最后我又冒出一个以前就冒出过多次的念头，由着马克斯对我说谎，总比我一无所知好点，至少这样好玩点。我拿出报纸碎片，推给桌子对面的他。他瞥了一眼，把纸片翻了个面，再翻回来，然后放下，凝视我。

“怎么？”

我说，“坎宁，还有那个一下就被你猜到名字的岛。”

“这个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对我直言不讳吗？”

他什么也没说，可我还是跟他说了实话，说富勒姆那栋安全屋，还有那张单人床和床垫。

“谁跟你一起去的？”

我告诉了他，于是他静静地用手掩住嘴“啊”了一声。然后他说，“所以他们解雇了她。”

“什么意思？”

他双手从嘴上放开，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我无权知道真相。

“这玩意我能留着吗？”

“当然不能。”我赶在他的手移动之前把报纸碎片从办公桌上抢走，藏进我的包里。

他轻轻地清清嗓子。“那么我们应该进行下一个话题。那些短篇。你打算跟他怎么说？”

“我很兴奋，精彩绝伦、耳目一新的天才，写法高级，文风美妙而深邃，高度敏感，尤其写到女人，他好像了解并洞悉她们的内心，跟大多数男人截然不同，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他更多，想——”

“塞丽娜，够了！”

“他当然前程似锦，基金会肯定乐意为他锦上添花的。尤其是如果他考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话。准备支付——多少来着？”

“每年两千。”

“多久——”

“两年。可以续约。”

“我的上帝。那他怎么会拒绝呢？”

“要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往他大腿上一坐舔他的脸，他就会拒绝。拜托冷静点。让他来追你。就他的情况而言，基金会还有一大把其他候选人要考虑，他们感兴趣的是，比方说，他未来有什么计划？”

“好吧。我尽量打听。然后我就把什么都给他。”

马克斯往后一靠，双臂交叉抱在前胸，朝天花板瞥了一眼，说，“塞丽娜，很抱歉让你心烦意乱。我真的不知道先令为什么会给解雇，我也不知道你那张报纸碎片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你瞧，让我跟你说一点我自己的事儿，这样公平点。”

看来他准备把我已经猜到的事儿告诉我了： 他是个同性恋。这下我倒有些难为情了。我本来不想逼他忏悔的。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是。”

“可是，不足为外人道。”

“当然！”

“我订婚了。”

我猜，我用了零点零几秒调整自己的表情，他一下子就窥破了我的困惑。

“可这是大好消息啊。谁是——”

“她不在五处。露丝是盖伊医院的医生。我们两家一直来往密切。”

我的话冲口而出，来不及收回。“包办婚姻！”

可是马克斯只是羞赧地一笑，没准还有点脸红，可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分辨不清。所以，也许我说对了，他的父母替他选择了专业，不许他从事体力劳动，现在又替他选好了妻子。想到他内心深处其实脆弱不堪，第一阵悲凉不禁涌上心头。我已经出局了。这情绪里还夹杂着几分自怜。人们都说我长得漂亮，我深信不疑。我应该一辈子都春风得意，享受特权： 美女对男人次次都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事实正相反，他们要么弃我而去，要么死在我身边。要么跟别人结婚。

马克斯说，“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是。多谢。”

“我们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宣布。”

“当然。”

马克斯轻快地将他手中的笔记在办公桌上码齐。讨厌的事情已经讲完，现在我们又能继续了。他说，“你对那些短篇到底怎么看？那篇关于孪生兄弟的。”

“我觉得相当好。”

“我觉得很糟糕。我没法相信一个无神论者会懂《圣经》。或者装扮成一名教区牧师布道。”

“出于兄弟之爱。”

“但不管什么样的爱他都不会有。他就是个无赖，而且懦弱无能。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关心弟弟，关心他出了什么事儿。”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谈论黑利，而不是埃德蒙·艾尔弗雷德斯。马克斯的声调显得颇为别扭。我想我已经成功地给他灌了一口醋。我说，“我觉得他很有魅力。聪明，杰出的公共演说家，有玩恶作剧的天分，喜欢冒险。只不过他不是她的对手——她叫什么来着？——琼。”

“我觉得她压根就不可信。这些具有毁灭性的、能吃掉男人的女人只不过是某种男人的幻想罢了。”

“哪种男人？”

“哦，我不知道。受虐狂。负罪感，要不就是那种厌憎自己的男人。也许等你回来就能告诉我了。”

他站起身，示意会谈结束。我看不出他有没有生气。我怀疑，也许他会产生一个古怪的念头，觉得他奉命成婚的事儿得归咎于我。也可能他在生自己的气。或者我刚才那个包办婚姻的词儿惹恼了他。

“你真的认为黑利不适合我们吗？”

“这事归纳丁的部门管。奇怪的是，居然会派你去布莱顿。通常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介入的。通常是让基金会选人，我们步调一致，共同完成任务。除此之外，我觉得整件事情，呃，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我的，呃……”

他两只手的手指张开撑住办公桌，俯身向前，他微微倾斜的脑袋似乎指向我身后的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扔下我。可我还想说下去。

“还有一件事，马克斯。这话我只能对你说。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真的吗？在你这个级别能有这个待遇，太了不起了。”我没理会话里的嘲讽。“我可不是在说莫斯科中心。我是说那些搞监视的。有人进过我的房间。”

自从那天跟雪莉聊过以后，我回家路上就格外小心，可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迹象。话说回来，我也不晓得应该找什么。我们的培训里可没包括这一项。我有一点从电影里看来的模糊概念，于是我走在街上时会原路折回，还会窥视街上数百张出现在高峰时间的面孔。我试过上地铁一路到底，除了绕上一条更远的路抵达卡姆登以外，一无所获。

不过我现在达到了目的，因为马克斯又坐下来，会谈继续进行。他脸上的神色严峻起来，看起来愈发老成了。

“你怎么知道的？”

“哦，你知道，我房间里的东西挪了位置。我想监视人员也够笨的。”他定睛注视我。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傻。

“塞丽娜，小心点。如果你假装比我知道更多的事情，如果你在登记处待了几个月就把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见闻拿出来炫耀，那你会让别人误解的。自从出了剑桥那三位[2]和乔治·布雷克[3]之后，大家到现在都草木皆兵，士气也多少有点萎靡不振。如今他们总是草草得出结论。所以不要装得好像你比我更懂内情似的。不要再提被人跟踪的事。实际上，我想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仅仅是猜测，还是你确实知道些什么？”

“这是友善的警告。”

“那么确实有人跟踪我。”

“在这里我的级别很低。我应该是最后才知道实情的。别人已经看到我们俩常在一起……”

“以后再也不会了，马克斯。也许我们的友谊危害了你的前程。”

这话说得委实浅薄。我不太愿意向自己坦白，他订婚的消息让我多么心烦意乱。他始终方寸不乱，这一点大大激怒了我。我想刺激他，惩罚他，现在终于得逞，他站起身，微微颤抖。

“女人难道真的不能把职业跟私生活分开？我是在竭力帮助你，塞丽娜。你听不进去。我换一种说法。在这一行，人们的想象和实际情况之间的那条界线可能会非常模糊。实际上，那条线是一大块灰色地带，大到足够让人在里头迷路。你先是想象一些事——然后你就能让它们变成真的。鬼影成真。我说明白了吗？”

我想他没有说明白。我临时想起一句机灵的反驳，可他却已经受够了我。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用更为平静的口吻说，“最好还是走吧。做好你的事情就够了。把事情处理得简单一点。”

我本来打算在退场时掀起一阵暴风骤雨的。可是我先得把椅子推到办公桌底下塞好，才能出去，当我来到走廊上时，我没法砰地甩上身后的门，因为门框早就弯曲变形了。

* * *

[1] 即black propaganda： 意识形态宣传的术语，通常指一方散布对敌方不利的消息，却又将信息源伪装成与敌方较友好的阵营。

[2] 详见第一章中关于“剑桥五人帮”的注解。虽然对这一段史实的细节尚有不少争议，不过通常认为共有五人或四人。

[3] 英国高级情报人员，1961年被揭穿是苏联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卧底间谍，他不仅向苏联供出数百名英国间谍身份，也泄露过著名的地道窃听计划。

11

此地终究是一个官僚机构，所有拖拖拉拉的程序都像是跟着政策指令亦步亦趋。我草拟了一封给黑利的信，先交给马克斯，他修改后我写第二稿，接着他再修改一遍，第三稿才交到彼得·纳丁和本杰明·特雷斯考特手里，我花了几乎三个礼拜才等到他们的批示。我将他们的意见兼容并蓄，最后马克斯又略加润色，最后我把这份初稿之后历经五周才定下的第五稿寄了出去。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没得到一点回音。我方出面查问，得知当时黑利正在国外搞研究。直到九月末我们才等来了他的答复，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划着横线的纸上草草涂着几行斜斜的字。这笔迹似乎在刻意表明他漫不经心。他写他有兴趣了解更多细节。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攻读硕士一边兼课，也就是说，如今他在校园里有一间办公室。最好在那里碰头，他说，因为他的公寓拥挤得很。

我向马克斯做了最后一次简短汇报。

他说，“那篇登在《巴黎评论》的短篇怎么样？就是那篇讲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塞丽娜！ 这压根就不可信。任何欺骗自己的人都应该关在精神病医院的禁闭室里。”

“你怎么知道他没进去？”

“那黑利就该让读者知道。”

我离开他办公室时，他告诉我，在甜牙行动中，已经有三个作家接受了自由国际的津贴。我可不能让他、也让我自己失望，迟迟定不下这第四个。

“我想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我们已经落在了所有人的后面。彼得开始不耐烦了。哪怕他不成器，也跟他签吧。”

在十月中旬的某个暖和得反常的上午，放下老一套的日常工作，到布莱顿跑一趟，倒也算是件惬意的事儿，沿途经过如洞穴般昏暗的火车站，空气里闻得到咸味，耳边听到银鸥的鸣叫。我记得我在国王学院草坪上某年夏天演过的一版莎剧《奥瑟罗》里听到过这个词儿。一只笨鸟[1]。我来这里就是找一只笨鸟吗？当然不是。我坐上破破烂烂的只有三节车厢的刘易斯列车，到法尔默车站下来，步行四分之一英里，抵达那栋名叫“苏塞克斯大学”——或者，按照报上的说法，唤作“海滨学院”——的红砖大楼。我当时穿着红色迷你裙和黑色高领外套，足蹬黑色高跟鞋，身背白色漆皮短带单肩包。我顾不上脚疼，沿着砖砌路一步一挨地走到校门口，路上从成群结队的学生中穿过，我看不起那些男孩——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男孩——他们穿得邋里邋遢，都是从额外军需品商店里淘来的衣服，至于那些留着平淡无奇的中分长发、脸上不施粉黛、身上穿着薄纱短裙的女孩子，就更入不了我的眼了。有些学生赤着脚，我满怀同情地猜想他们都是来自落后国家的农民子弟。在我看来，“校园”这个词儿就是一个轻浮的美国舶来品。贝斯尔·斯宾塞爵士的作品[2]坐落于苏塞克斯丘陵的某个褶皱，我一边别别扭扭地朝着那边迈开大步走过去，一边对所谓的新式大学不以为然。平生第一回，我为自己出身于剑桥纽恩汉姆而倍感自豪。一家严肃正经的大学怎么可能是新的？当我穿着这一身做工考究的红白黑三色套装，执拗地踩着剪刀步直奔门房问路时，谁又能抵挡得住我的魅力呢？

我走进的这栋房子也许是“四方院建筑”的典型案例。左右两侧有不少浅水结构，矩形池的四边围着光滑的河床石。但池水已经给排干，腾出的地方堆满了啤酒罐和三明治包装纸。从我面前的那栋用砖石玻璃建筑里传来摇滚乐的节奏和嚎叫。我听出杰思罗·塔尔乐队那令人躁动不安、心潮起伏的长笛声。透过二楼的玻璃窗，我能看见人影晃动，比赛选手和观众们都俯身在桌边，他们正在玩一场桌式足球。这是学生会大楼，毫无疑问。不管在哪里，学生会都是一样的，这些地方专供笨头笨脑的男孩出没，大部分念数学和化学。女孩和唯美主义者与此地无缘。作为一所大学的入口，这里给人的印象很糟糕。我加快步伐，心里很讨厌自己的步子居然不由自主地和着鼓点的节奏走。就像是奔赴假日营地似的。

砖砌路一直延伸到学生会大楼，我穿过玻璃门，来到接待区。至少穿制服的门卫我是熟悉的——那种男人都挺特别，仿佛耐心早已耗尽，而且粗暴地坚信，自己要比任何学生都更聪明。随着身后的音乐越来越轻，我沿着门卫指的方向，穿过一大片空地，走到巨大的混凝土橄榄球门柱底下，进入文科大楼的A座，从另一头穿出来，再向B座进发。他们就不能挑几个艺术家或者哲学家来给这些大楼命名吗？大楼里，我转过一条走廊，看到一间间教师办公室的门上都贴着名言警句。一张钉在门上的卡片写着，“世界是一切事实的总和。”[3]还有一张黑豹党人的海报，用德语写的黑格尔警句，用法语写的梅洛庞蒂格言。纯属炫耀。黑利的房间就在另一条走廊尽头。敲门之前，我在门外踌躇片刻。

当时我就站在走廊尽头，身边是一扇窄窄的落地窗，透过窗能看见一方草坪。光线恰到好处，我正好能在玻璃中看到自己那仿佛置身于水中的映像，于是我掏出梳子，飞快地整饬好头发，竖直衣领。如果说我略微有点紧张的话，那是因为近几周我已经跟我自己想象的黑利混熟了，我读过他对性和欺骗、骄傲与失败的种种思考。我们已经建立了关系，我知道这种关系即将被改造或者摧毁。他的本来面目可能是个惊喜，也可能让人失望透顶。我们的手一旦握到一起，我们的“亲密关系”就会自动倒退。来布莱顿的路上，我重读了他写的所有新闻。这些文字跟他的小说不同，它们理性、多疑，颇有点学校师长的口气，似乎他想象自己是专为那些对意识形态问题一窍不通的傻瓜写的。那篇写一九五三年东德起义的文章开篇就写道：“谁也别以为‘工人国家’会爱工人。它恨他们。”他还对布莱希特那首写“分化人民，再挑个新人”的诗[4]冷嘲热讽。用黑利的说法，布莱希特的最初动机，是通过公开支持苏联对罢工的残忍镇压，达到向东德政府“溜须拍马”的目的。当时苏联士兵可是直接向人群开火的。我对布莱希特知之甚少，一向以为他与天使同在。我不知道黑利说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如何将他平实直白的新闻腔跟他小说里那种狡黠的亲密感调和起来，而且我估计，等我们见面以后，我对他的了解甚至会更少。

另一篇火药味更重的文章斥责西德小说家都是意志薄弱的懦夫，他们的小说根本就不敢触及柏林墙。他们当然憎恶这堵墙的存在，可是他们害怕这么说会显得刻意跟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引人注目、不能回避的主题，将地缘政治和个体悲剧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但凡存在一堵伦敦墙，每个英国作家都会说上几句。难道诺曼·梅勒会对一堵分裂华盛顿的墙视而不见？如果纽瓦克的各色房屋被生生地劈成两半，难道菲利普·罗斯会熟视无睹？难道约翰·厄普代克的人物不会利用一场婚姻变故跨越一个被分裂的新英格兰？这个备受纵容、被过分优待的文学群落，受惠于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得以免遭苏联的压迫，却宁肯厌弃那只帮助其享受自由的大手。西德作家都装作那堵墙并不存在，因此在道义上他们完全丧失了威信。这篇随笔发表在《审查索引》杂志上，标题是“知识分子的背叛[5]”。

我用涂着珠光粉红指甲油的手指轻叩房门，和着一声含糊不清的呢喃或呻吟，我推开门。还好我早就做好了失望的思想准备。从办公桌边站起来的是个瘦子，稍稍躬着身，不过当他起身时努力将脊背挺直。他的瘦带点阴柔，手腕纤细，一握到他的手，就觉得那手看起来比我的更小更软。皮肤很白，眼睛深绿，深棕色长发修剪成类似波波头的式样。刚照面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他的短篇里没准有一点易性癖倾向，而我没看出来。不过他就在那里，双胞胎兄弟，整洁体面的教区牧师，聪明过人、崭露头角的工党议员,茕茕孑立、爱上没有生命的死物的百万富翁。他穿着白色霜花法兰绒无领衬衫，紧身牛仔裤上系着一条阔皮带，脚上是一双几经磨损的皮靴。他让我困惑不解。如此清秀瘦弱的身躯里居然发出那样深沉的嗓音，口音纯正，既听不出地域，也辨不清阶级。

“让我先把东西清一清，这样你就能坐下来。”

他将几本书从一把没有扶手的软椅上挪开。我略感不悦，估计他是故意想让我知道，对于我上门这件事，他根本就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路上顺利吗？来点咖啡？”

一路上很愉快，我告诉他，我不需要咖啡。

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将椅子转过一个角度，面向我，一只脚踝往另一侧的膝盖上一搁，脸上带着一抹微笑，摊开手掌，摆出一副盘问的架势。“哦，弗鲁姆小姐……”

“跟‘羽毛’那个词儿的韵脚一样。不过请叫我塞丽娜。”

他把脑袋侧向一边，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接着，他双眼温柔地凝视着我，等候着。我注意到他的睫毛很长。这一刻我以前排练过，所以轻易就能把来龙去脉跟他交代清楚。开诚布公。“自由国际”的工作及其职权范围，它的触角遍及全球，它思路开明，无关意识形态。他听我说话，脑袋仍然歪着，眼神里含着一丝顽皮的狐疑，嘴唇有点发抖的样子，就好像他随时可能插话进来，或者抢过话头，要么把我的话变成他自己的，要么把说法改得更周全一点。他的表情就像是在听一个意味丰富的笑话，嘴唇又是往外吹又是往里缩是为了强忍住笑意，好等我一锤定音，抖出一个大包袱来。当我一一列举基金会资助过的作家和艺术家时，我简直觉得他已经把我彻底看穿了，而且不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他是在逼着我高调游说他，这样他就能近距离观察一个骗子的表演。以后写小说用得上。真可怕，我努力把这个念头推开，忘掉。我得集中思想。于是我转而谈起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马克斯认为，应该让黑利知道“自由国际”富到什么程度。这笔钱是一位颇具艺术鉴赏力的遗孀捐赠的，她的丈夫当年从比利时移民到美国，二三十年代通过购买专利权并加以开发利用积累财富。他死后，其妻以大战前的价格，从千疮百孔的欧洲买下大批印象派画作。在她人生的最后一年里，她爱上一位对文化有兴趣的政治家，当时他正在筹建这个基金会。于是她把自己和丈夫毕生的财产都投进了这个项目。

截至此时我说的都是真话，很容易验证。现在我要试着迈出撒谎的第一步。“我得跟你说句实话，”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自由国际’手里没有足够的项目，不知往哪里撒钱。”

“那我可真够荣幸的，”黑利说。也许他看到我脸红了，因为他加了句，“我不想无礼的。”

“你误会我了，黑利先生……”

“叫我汤姆。”

“汤姆。抱歉，我不会说话。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有很多艺术家被可恶的政府囚禁或压制。我们竭尽全力对这些人施以援手，让他们的作品广为人知。不过，当然，作品遭到审查，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位作家或者雕塑家就特别出色。比方说，我们发觉我们资助了一个糟糕的波兰剧作家，只因为他的作品被禁了。而我们还得继续资助他。我们还把一位身陷囹圄的匈牙利抽象印象主义画家的所有垃圾作品都买了下来。所以指导委员会已经决定，要在候选人档案中再加一个种类。我们想鼓励优秀的作品，无论出身哪里，无论是否受到压迫。我们对刚开始写作生涯的年轻人特别感兴趣……”

“你多大年纪，塞丽娜？”汤姆·黑利关切地俯身向前，就好像在问一场大病似的。

我告诉了他。他是在向我暗示他不想接受恩惠。我太紧张了，说话的口气确实显得高高在上、公事公办。我应该放松点，不要那么浮夸，我得叫他汤姆。我发觉我对这一套实在不太擅长。他问我有没有上过大学。我说了，还告诉他我上的是什么学院。

“你学什么专业？”

我犹豫了，结结巴巴地说不利索。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我，突然间，数学专业听上去颇为可疑，于是，我莫名其妙地脱口而出：“英语。”

他笑逐颜开，似乎因为终于找到共同语言而高兴起来。“我猜你一定是拿到了漂亮的‘甲等’？”

“实际上是乙等一级。”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说丙等太丢人，说甲等又会将我自己置于险境。我已经说了两个毫无必要的谎。一步臭棋。据我所知，只要给纽恩汉姆打一个电话，就能弄清楚塞丽娜·弗鲁姆并不是学英语的。我没想到会被他盘问。如此基本的准备工作我都没有做。为什么马克斯没想过帮我编一段天衣无缝的个人经历呢？我慌慌张张，浑身冒汗，恨不得一言不发地跳起来，抓起我的包就从屋子里逃出去。

汤姆仍然用刚才那种眼神看着我，和善中不失嘲讽。“我猜你当时满以为自己能拿到甲等。不过，听着，乙等一级也没什么问题。”

“我很失望，”我说，稍稍缓过神来。“总有点，呃，一般，呃……”

“期望造成的压力？”

我们四目相对了两三秒，我随即把视线移开。我读过他的作品，对他思维的某个角落实在是太熟悉了，我发觉很难长久凝视他。我将视线移到他的下巴底下，一眼看到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精致的银项链。

“你刚才说到，刚开始写作生涯的新作家。”他在忸忸怩怩地扮演一位友善的教师，对一个紧张的申请人连哄带劝，教她如何应对入学面试。我知道我得重新掌握主动权。

我说，“你瞧，黑利先生……”

“汤姆。”

“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给我们提出建议的是相当出色、相当专业的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贡献了很多想法。他们喜欢你写的新闻，他们热爱你的短篇。真的是热爱。我们的希望是……”

“那么你呢？你读过吗？”

“当然。”

“你怎么看？”

“其实我只是个信使而已。我的想法没什么要紧。”

“对我是要紧的。你对这些东西怎么看？”

房间似乎暗下来。我的目光越过他，投向窗外。有一块狭长的草地，还有另一栋大楼的一角。我能看到有一间房子内部跟我们这间差不多，屋里正在上辅导课。有个不比我年轻多少的女孩正在大声朗读她的文章。她身边有个穿着短夹克的男孩，一只手托起蓄着胡须的下巴，机灵地频频点头。导师让她的背冲着我。我将目光收回到我们的房间，担心我这样意味深长的停顿是不是弄巧成拙了。我们再度四目相接，我强迫自己要镇定要忍住。那样一种奇特的深绿色，那样孩子气的长睫毛，还有那样漆黑的粗眉毛。他的凝视犹疑不定，好像准备马上移开，这回主导权传到了我这边。

我异常平静地说，“我觉得太出色了。”

他往后退缩，就好像有人冲着他当胸捅了一刀，刺中心脏，他稍稍倒抽一口气，那表情很难算作笑。他想开口说话，却找不到词儿。他瞪大眼睛盯着我，等待着，等我继续往下说，说说他本人和他的才华，可我偏偏忍住了。我觉得，如果想让自己说的话更有威力，那就得拿出不掺水的干货来。可我不相信自己一定能说出什么深刻的言辞。在我们之间，那层繁文缛节的皮已经给剥掉，露出了一个让人颇为尴尬的秘密。我已经发现他是那么渴望肯定和赞扬之类的东西，我怎么说都行。我猜对他来说，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也许他的短篇在评论界没什么反响，顶多就是编辑照例说一句多谢，再拍拍他的脑袋。可能没有一个人，至少没有陌生人曾经告诉他，他的小说很出色。现在他总算听到了，而且他意识到自己以前一直是这么想的。我送来了石破天惊的消息。如果没有人确认，那他怎么能知道他写的到底好不好呢？现在他知道这是真的，他深为感激。

他一开口，这凝固的一刻就给打破了，屋子里的氛围又恢复了常态。“你有没有对哪篇特别中意的？”

这真是个傻头傻脑、羞怯不安的问题啊，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这颗一碰就碎的玻璃心。“每篇都卓尔不群，”我说，“不过那篇讲双胞胎兄弟的《这便是爱》是最有野心的。我觉得它有长篇小说的容量。一部关于信仰与情感的长篇。琼这个人物是多么出色啊，那么危险，那么具有毁灭性，那么魅惑人心。这真是个光彩夺目的杰作。你有没有想过把它扩展成一个长篇，你知道，让它充实一点？”

他好奇地看着我。“不，我不想让它充实一点。”他把我的措辞重复了一遍，不带一丝感情色彩，这口气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

“我很抱歉，这么说挺傻的……”

“这就是我要的长度。一万五千个词左右。不过我很高兴你喜欢它。”他话里含讥带讽，又有点儿挑逗意味，他虽然原谅了我，我本来占据的优势却为之流失。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小说可以像科学技术那样量化。我的无知就像一个沉甸甸的物件，压在我的舌头上。

我说，“还有那篇《爱人们》，那个跟商店橱窗里的模型纠缠的男人是那么古怪，却又完全可信，这故事把所有人都给迷倒了。”现在我已经是在故意撒弥天大谎了。“我们这里有两位教授，两位知名评论家。他们看过很多新作品。不过你如果能听到上次开会时大家那股兴奋劲就好啦。说真的，汤姆,他们忍不住反复讨论你的短篇。第一次，选票空前一致。”

微笑渐渐褪去。他的眼睛里闪着光，就好像我在对他催眠似的。程度正在加深。

“呃,”他一边说，一边摇着脑袋好让自己清醒过来。“这些话真让人高兴。我还能说什么呢？”然后他又加了一句。“那两个评论家是谁？”

“恐怕我们必须保守秘密，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

“我明白。”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暂时移开，看起来似乎陷入了什么秘而不宣的心事。然后他说道，“那么，你们准备拿什么出来，又从我这里换走什么呢？”

“我能不能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你？等你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准备干什么？”

“我正在申请各种教职，包括这里的。”

“全职？”

“对。”

“我们希望你不必为生计所累。作为回报，你得集中精力写作，包括新闻，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问我能拿到多少钱，我告诉了他。他又问时间持续多久，我说，“大约两三年吧。”

“如果我什么也写不出呢？”

“那我们会深感遗憾，然后转个方向。但我们不会把钱要回来。”

他心领神会，然后说，“那么你们想得到我作品的版权？”

“不是。而且我们不会要求你把作品拿给我们看。你甚至都不用在致谢辞中提到我们。基金会认为你是个独一无二、卓尔不群的天才。如果你的小说和新闻报道能写成、出版，被人读到，那我们会很高兴。等到你的事业起步，能自给自足，我们就会淡出你的生活。我们汇款时会按照约定的条件行事。”

他站起身，转到办公桌最远的那一角，站在床边，背对着我。他的手指从发间划过，轻声咕哝了一句，夹杂着“欧”的音，可能是“好荒谬”，也可能是“真受够”。他在看着草坪对面那个一模一样的房间。现在留着胡子的男孩正在读自己的文章，而那个跟他在辅导课上搭档的姑娘，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发呆。奇怪的是，他们的导师此时正在给别人打电话。

汤姆回到椅子边上，交抱双臂。他的目光被牵引着越过我的肩膀，双唇紧闭。我觉得他准备义正词严地拒绝。

我说，“好好考虑一两天，跟朋友聊聊……想想透。”

他说，“问题是……”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便轻得听不见了。他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腿，继续往下说。“是这样。每天我都在琢磨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更大的问题要考虑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了。弄得我挨到大半夜都睡不着。我的思路总是分四步走。第一，我想写一部长篇。第二，我没钱了。第三，我得找份工作。第四，只要开始工作，我的写作就完了。我看不到出路。无路可走。然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就来敲我的门，要给我一大笔津贴，还不求回报。这事儿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我很疑心。”

“汤姆,你这么一说，事情听起来好像倒简单了。在这件事上你并不是被动的。第一步恰恰是你走的。是你写了这些光彩夺目的短篇。伦敦人已经开始谈论你了。你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凭什么找到你？这份运气是你用自己的才能和勤奋赚来的。”

那含讥带讽的微笑，那歪向一边的头——有进展。他说，“我喜欢听你说‘光彩夺目’。”

“好啊。光彩夺目，光彩夺目，光彩夺目。”我的手伸进搁在地板上的包，拿出基金会的宣传册。“这是我们的工作。你可以到上摄政街的办公室来，跟那里的人谈谈。你会喜欢他们的。”

“你也会在那里？”

“我直接受雇于‘尽情书写’。我们与‘自由国际’合作密切，通过他们的渠道发放津贴。他们帮我们寻找艺术家。我经常出差，不出差时就在家中办公。不过寄到基金会办公室的信会转到我这里。”

他瞥了眼手表，站起身，我也跟着站起来。我是个恪尽职守的年轻女人，下定决心不辱使命。我希望黑利现在，午饭前，就能同意为我们所用。这样我下午就能打电话向马克斯报信，到明天上午，我希望能按惯例收到一张来自彼得·纳丁的道贺便条，不会有什么感情色彩，也不会有签名，连打字都是别人代劳，可这个对我很重要。

“我并没有要求你现在就做出任何承诺，”我说，希望自己的口气不像是在哀求。“你压根就没什么义务。只要摆句话一锤定音，我就安排每月发钱，我只需要你的银行账户信息就够了。”

摆句话一锤定音？我这辈子还没用过这种词儿呢。他赞许地眨眨眼，不过与其说是同意拿钱，还不如说是赞许我这番言辞的主旨。我们两人相隔不到六英尺。他的腰格外纤瘦，在他衬衫有点乱的当口，我一眼瞥见一粒纽扣下面的皮肤和脐下的绒毛。

“多谢，”他说，“我会认真考虑的。我周五要去趟伦敦。我可以顺便到你办公室转转。”

“那好吧，”我一边说，一边伸出手。他拉住我的手，但这并不是握手的动作。他将我的手指捏进他的掌心，用大拇指轻轻摩挲，整个动作只是慢悠悠地掠过。千真万确，就是“掠过”，然后他便久久地看着我。在我把手抽走的过程中，我的大拇指从他的食指根滑到食指尖。我觉得，当时我们本来正打算靠得更近些，没想到突然响起一阵兴冲冲的、响得离谱的敲门声。他一边从我身前往后退，一边叫道，“请进。”门打开，站着两个女孩，中分的金发，先前被刻意晒黑的皮肤正在变淡，她们穿着凉鞋，脚趾上涂着指甲油，光着双臂，脸上绽开甜甜的、满含期待的笑容，漂亮得叫人把持不住。在我看来，她们夹在胳膊底下的书和文件压根都不像是真的。

“啊哈，”汤姆说，“我们要上《仙后》[6]的辅导课了。”

我侧身绕过他向门口走过去。“那一首我倒还没读过呢，”我说。

他笑了，两个姑娘也跟着笑起来，就好像我说了个精彩绝伦的笑话。他们也许都不相信我的话。

* * *

[1] “这个词儿”指的是gull，在英文里既解释为“鸥”，又有“傻瓜、呆子、蠢货”之意。这个词出现在《奥瑟罗》第五幕第二景，剧中人用这个词指斥错手杀妻的奥瑟罗是个“蠢货”。所以，此处塞丽娜应该是从银鸥的叫声联想到了这层意思，语带双关，在中文中无法完美体现，译者只能勉强以“笨鸟”尽量兼顾这两层意思。

[2] 贝斯尔·斯宾塞爵士（Sir Basil Urwin Spence，1907—1976），苏格兰建筑设计师，现代派和粗野派的代表人物，这里的“作品”指的是他设计的苏塞克斯大学校园建筑。

[3] 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要言之，这里的“事实”处于逻辑空间中，与通常人们认为的“事物”有显著区别。

[4] 指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布莱希特写于1953年的著名诗篇《解决》。小说中引到的这句，通常被解读为对政府虚伪做派的反讽。

[5] 原文为法语La Trahison des Clercs，套用的是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朱里安·班达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著的标题。在这本篇幅短小的书中，班达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的“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评估他们这一倾向。

[6] 英国诗人艾德蒙·斯宾塞于1590年出版的史诗。

12

午后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我那节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当火车把南部丘陵甩在身后，飞速穿过苏塞克斯旷野时，我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地走，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激动。我坐了几分钟，然后又站起身。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我应该等到他上完课，逼着他跟我一起共进午餐，把这件事说深说透，让他点头同意。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走的时候没有带走他的家庭地址。连这个也没有。我们之间也许发生了点什么，也许没有，不过那只是碰了一下而已——简直什么都算不上。我应该留下来，让这层关系再发展发展，走的时候手里多少再掌握一点东西，一座通往我们下次约会的桥梁。比如在那张想替我说话的嘴上印上深深一吻。衬衫纽扣之间的那截皮肤，肚脐边缘的一个凹涡里的那根灰白的毛，还有那轻盈纤瘦的像孩子一样的身体，都让我心烦意乱。我拿起他的短篇接着读下去，可是很快就走神了。我想可以在海沃兹希斯下车，杀个回马枪。如果他没有抚摩我的手指，我还会这么烦恼吗？我想我也会。那么，他大拇指的动作会不会纯粹是个意外？不可能。他就是那个意思，很明显。留下来。可是，当火车停下时，我没动，我不相信自己。看看过去吧，我想，当我向马克斯奔去时，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