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仍然保留着那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93年1月，内容是我获得了在夏洛特皇后学院学习现代语言学的奖学金。这封信贴在通往我父母卧室的走廊镜子上。信头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发白，但是上面的字迹还是清晰可辨。记得当年，全家都把它读了三四遍。为了保险起见，母亲把信粘在了镜子上，却不小心用了父亲的超强木胶，这一粘就再也拿不下来了。母亲后来懊悔的不得了，倒不是因为镜子被砸碎了，而是因为她竟然没有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拿着我的信在街坊邻居面前炫耀。她决定和学院叫劲，企图让学院能再寄一封信过来，这样她就可以拿去显摆了。父亲叫她打消这个念头，尽管他和母亲一样自豪，尽管我是家族里步入声名如此显赫的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人。我发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家里的客人比往常多。母亲总会在前厅走廊为访客准备茶水，仅仅因为，那封用胶水粘在镜子上的信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吸引着众人的眼光。
如果说，我母亲的热情像旋风一般，那我就是风暴中平静的风眼。当时，他们忙碌着为我准备的庆祝活动，我却十分淡漠。因为我心底有一个罪恶的秘密——至少，在那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罪恶和秘密的真正滋味。我没有勇气将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老师。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好学生；但对我来说，学习只不过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能力。我并没有通过学习，得到任何实质性的长进。十六岁之前，我便毫不费力地掌握了四门语言。大家都绝口称赞我勤奋刻苦，羡慕我成绩优秀，可我愈发觉得，这一切无非是个骗局。
因为，我的舌头天生能发出其他语言的声调，我轻而易举地就能掌握各种弹音、咬舌音或者卷舌音。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能惟妙惟肖地模仿肥皂剧中演员的各种口音，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地方音。十岁时，我第一次出国，去了西班牙，回家以后，居然就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从那时起，我发现了我身上的秘密——我能够易如反掌地学会一门新的语言，就好像其他同学模仿电台中的曲调、或者电视里的广告语一样轻松。我只需读读外文的基本语法介绍，再借助身边的字典，啃一两本外文原著，或者观看几部带字幕的外国电影，就能够掌握一门语言了。这是一门科学，不是一种艺术；我天生如此，但不代表我是一个天才。在我遇到碧芭之前，语言占据了我人生的全部。如果没有遇到她，我这辈子都会这样了吧。
夏洛特皇后学院的名字让我联想起英国的摄政时期4[1]。我满怀憧憬，希望校园里有一座纳什5[2]风格的橡木图书馆，希望教室优雅舒适，铺着条纹木板——至少我在向学院提交申请表时是这么幻想的。然而，入学后才发现，校园和我想象中截然相反。主校区位于市区玛丽勒庞路北端，校园里孤零零地立着一座建于六十年代深蓝色的塔式大楼，大楼装着双层玻璃，用来隔绝附近的交通噪音。走廊没有窗户，墙壁漆成难看的浅绿，和军队医院里床铺褥子的颜色一模一样。灰色的塑胶地板倒映着天花板上的条形霓虹灯光。不得不说，这颜色搭配得实在太难看了，兴致勃勃的新生一入学，心就凉了一半。一开始，我很失望，学校对着装有严格的规定，我根本无法像曾经憧憬那样，穿着长裙徜徉在校园里；但是，慢慢适应以后，我也渐渐喜欢上这个地方。倘若你要学习多门语言，这里温文尔雅的学习气氛十分重要。
然而，学生宿舍不仅建造得一点也不浪漫，也毫无个人隐私和安全可言。我被分配到一间位于克里克伍德的脏乱的单间公寓，离市中心不远不近，娱乐生活乏味不说，周围环境也不像乡下一般舒适。我的舍友艾玛来自萨里郡，长了一张马脸，但非常热情，笑声爽朗，说话时元音发得很饱满；显然她比我还不满意这里的新环境。她穿着颜色素雅的衣服，熨烫得十分平整，看起来像极了一名百老汇舞台聚光灯下的演员。在新生见面会上我们又遇见了克莱尔和萨拉，她们也对宿舍条件非常不满。在那种情况下，人们总是能很快结交到朋友。
“我真受不了，”我们一行人在埃奇韦尔路等公车时，萨拉怀里抱着一个布伦克威尔书店购物袋，袋子被教科书撑得满满的。她不满地抱怨道：“我要叫爸爸在这儿附近买一套房子，他租给我们的价钱肯定比宿舍费便宜。你们和我一起租吧？”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呢，可到了十月份，我们真的住进了一套位于布伦特福德6[3]（伦敦西部中心）的公寓。虽然附近没有地铁，但房间干净通风，街区治安也很好。但这与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一点也不像：我们从来没有点过熏香，也没偷过交通路标，也从没熬过夜。不过，和我的家乡小镇相比，大学生活也算一种进步吧。
她们三人都十九岁了，上大学之前还在外打工旅行过几年，而我才十七岁；她们比我更世俗，更成熟，生活中充斥着网球俱乐部、健美操班、剧院、餐馆这类高档的消费。上大学前我总是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这时我开始渐渐明白，友谊并不是想象中如波西米亚人般浪漫不羁，而是平平淡淡的人们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快乐。
我们什么事儿都一起做，甚至一起结伴旅行。夏洛特皇后学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交换生项目，学生可以和全欧洲教授小语种的学校院系互换交流。一旦参加这个项目，就要频频出国旅行。我总是很同情那些来自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的交换生，他们来了我们学校才发现，自己下榻的所谓“国际留学生宿舍”不过是埃奇韦尔高架桥下，一座又脏又乱的小公寓。但我们呢，却充分利用了这个交换项目，把四个人的旅费资助合起来一起用，所以出行时就可以租一辆汽车开，或租一间公寓住，而不用买机票车票、付旅馆费了。四年大学下来，我们几乎参观了西欧每一座博物馆和画廊。
做饭、吃饭、购物，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还严格按照轮班表打扫卫生。每两个月，我们会请一位理发师上门服务，给四人做一模一样的造型。我们甚至一起约会，1994年，在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上举行的圣诞节舞会上，我们四人全都勾搭上了校橄榄球队的队员。当时一名叫西蒙的后卫穿着定做的高档燕尾服，彬彬有礼地邀请我跳舞。当然，后来我才发现，他虽然在舞池里举止优雅，在球场上和队员配合得天衣无缝，可在床上却正好相反。但为时已晚，生米煮成熟饭，我们的男女朋友关系确定下来了。不过，年幼无知的我却喜欢他，崇拜他。他每周末都要把大报一字不差地读完；只要他答应给我打电话，他就一定做到；他教我腌牛排，挑选酒；我还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了“新工党”7[4]这个时髦的词汇。
我父母曾担心我在大学里学坏。可实际刚好相反，他们现在倒担心起，我在二十岁就过于成熟了。我自作主张地认为，他们如此忧虑，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我正在逐渐脱离我的家庭，开始被另外一个阶层同化，吸收全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规则，这让他们难以接受，感到不安。但我生活得非常开心，我能结交到朋友，能找到自己的新身份，能不断进步。大学步入尾声时，我对一切都感到笃定。但我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自己是应该继续学习，还是在使馆之类的地方找一份实习。我决定由命运决定自己的未来，只要抓住第一个出现的机会即可。我就这样任由命运摆布，丝毫没有意识到它决定弃我于不顾。短短一周内，平静的生活便掀起了狂风暴雨，我甚至来不及考虑，自己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
我不停地翻看着文件夹。这叠厚厚的文件裁剪得方方正正，用快劳绳8[5]紧紧的固定住。这里面是一份两千字的论文，主题为“意大利语和德语中自我意识剧本的比较”。论文内容枯燥无聊，写起来也十分头疼。对我来说，文学必修课是大学课程里最难的，但这份论文一旦交上去，我的课程就基本修完了。最后几门考试，我一点也不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点还是別张扬为妙。
我把文件夹丢进导师的收文栏，金属的碰撞发出悦耳的叮当声。外面阳光明媚。我在图书馆里宅得太久，几乎要忘记蓝天是什么样子了。我飞快地卷起袖子，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
克莱尔、萨拉、艾玛都在家里等着我。她们三人挤在沙发边上，坐成一排，两人脚上吊着拖鞋，一人裹着袜子。这台浅粉色的沙发价格不菲，比我一整年的旅费资助还高。她们正在看电影，听到我拧动门锁的声音便暂停了下来，画面定格为正在咧嘴大笑的茱莉亚·罗伯茨，由于录像带上的刮痕，屏幕上还不停闪烁着一条白色的光带。萨拉手里抓着遥控器，不停地晃来晃去。这房子是她父亲的，所以她总是像女王般霸占着电视和影碟机，不过这也是她唯一的特权。
克莱尔意味深长地盯着我的脚，我只好赶快退回走廊，踢掉鞋子。一团口香糖粘在了右鞋鞋跟上。怀着一丝可鄙的小小报复心理，我十分满足地将它故意刮在了地毯上。
“你们为什么像三只聪明的猴子9[6]一样坐得这么规规矩矩的？”我走进屋，问她们。我佯装惊讶，拍了拍脑门，“今天不会是轮到我做晚饭了吧？”其实我心里清楚着呢，今天根本不该我做饭。我们昨晚一起玩的网球，也就是说，该轮到萨拉做饭了。她们三个赶忙摇摇头，泛着柔顺光泽的波波头10[7]晃得像拨浪鼓。
“西蒙在这儿了，”克莱尔说道。“他在你的房间里。”我吃了一惊。西蒙和我从来不在星期四见面。她们不敢正视我充满疑惑的眼神，只是埋头盯着自己的膝盖。“你最好上去一下。”
他坐在床上，飞快翻阅着房间里唯一一本男人会有兴趣的书：约翰·列侬11[8]的传记。这还是我爸爸上次来看我时留下的。西蒙看到我时，急忙把书丢到一旁，我立即猜出来，他这会儿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心思读一本小说。
“嗨，凯伦。”他站在原地，并没有凑过脸亲我。“你最近怎么样？”
“很好啊，”我回答道，我跳上床，把他的腿放到了我的膝上。我本想捏一捏他的脚趾头，但是低头一看，他的袜子被汗水浸湿了。我连忙停住手。“你来啦，这真是一个惊喜。”
“我最好直说吧，”他打断了我，冷漠的口吻就像一位业务顾问——他估计也会干这一行吧。他打电话时，在餐馆里（为我们俩）点菜时，才会用过这种口气；但对我还是第一次。他的脚从我膝上挪走。刹那间，我感觉如坐针毡。
“我们一起交往已经有几年了。”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他又停顿了一下，我点点头。“因此，我认为是时候有一个全面的新开始。我们两个都要步入成年生活，开展职业生涯。”
墙边的书架在我眼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知道了。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只能逼迫自己听他把话说完。
“我觉得，从今以后，我们不能再约会了，”他停了下来，好让我说点什么。记得二十四小时前，我们还呆在富勒姆，他的公寓里，躺在一张嘎吱作响的床上做爱。我毫无快感。他压在我身上，满足地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可我却死鱼般地横躺着，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螺旋花纹，想象成欧洲国家的轮廓。我渐渐回想起，过去两年里，每个冗长的周日，我都陪着他在酒吧看橄榄球比赛。如果我和他分手，以后就再也不用去小木桶酒吧了！想到这里，我竟然感到一丝轻松。
“我没事，”我清醒了过来。
“真的？”
“是啊。我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想，她们已经知道了吧。”
西蒙点了点头。“我说，我想和你好好谈一谈，然后她们就……我想她们应当……我们怕你……”
哼。她们三个也许正死死地盯着电影的暂停画面，忐忑不安地期待卧室里传来我的嚎啕大哭。或者，她们正朝楼上张望，幸灾乐祸地幻想着我和西蒙的分手闹剧：天花板被我砸出一个大洞，西蒙落在一堆灰泥和碎石堆中，大洞上方出现我那张悲痛欲绝、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苦脸。可我根本不屑她们怎么想。她们如何和我男朋友商讨计划分手的事，我压根不在乎。我直接把这个想法踢出了脑海。一切不愿细细思考的事，我都可以抛在脑后，就像啪的一声合上一本书那么简单。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他突兀地问我。这问题真可笑。不知怎么，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他母亲唠唠叨叨劝他分手的样子，一头卷发像副头盔，手指点来点去，像挥舞着长矛，她狠狠地说：“这样的女孩与你不合适……你在大学里和她交往没问题，西蒙，但是现在你必须开始考虑你未来的生活了……有些事情在你年轻的时候并不重要，但是你踏入真实的世界后就变得重要了……我知道她很聪明，但是新鲜感很快就会消失。她也想找一份工作，你知道的……再说，她的父母说话居然带有小地方的口音……”
“我不太清楚，”我冷漠地回答道。西蒙怔住了，似乎有点生气。我突然想到，他可能早已在肚里打好草稿，准备假惺惺地安慰我一番。现在，我却一点兴趣也没有。看着他一脸错愕的样子，我很享受。
“我觉得你最好离开吧，”我站起身来说。麻木感从腿上渐渐消失，我全身充满了活力。“顺便给她们说一声，我还要在这里待一会儿。”
他站起身来，推门离开。我的羽绒被上留下他坐下来的褶皱，我狠狠地抹平。一根粗黑的头发掉落在枕头上。我厌恶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它夹起，扔进了床边的垃圾箱。我把约翰·列侬的书放回书架，然后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看看有没有留下他来过的痕迹。现在只剩一个墙上的相框，我实在懒得把它拿下来了。这时，门外传来他和舍友们的低声交谈。他平日里从不会这样窃窃私语的。我很不解，甚至有些生气。他什么时候成了她们的闺蜜了？
我坐上床，胳膊抱住腿。我本以为悲伤的泪水会淌下脸庞。结果，就算我死死地盯着镜子，竭力想自己现在有多么可怜，眼里也只挤出几滴泪水而已。我竟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分手后，我感到的不是气愤，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大难不死的愉悦和自由。
那一夜，我无法入眠。我本以为自己会哭得昏天黑地，可实际上，我却十分平静。我只感到自己变得精力旺盛、反应敏锐、头脑清晰。我毫无选择，只能解开这段关系的枷锁，任它飘去。我应该剪头发，应该花掉积蓄买一张去中国的机票，学习普通话，或是在夜总会找一份工作。是时候重新发掘自己了。事实上，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大学四年就如梦游一般白白溜走了，现在我只剩下一个夏天，去弥补挥霍掉的青春。
这就是梦游的真相。你可以走路、吃饭、交谈、甚至安全地驾驶汽车。一旦一觉醒来，真正的危险便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