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身一人赴了宴会。我知道，有些人在这类场合能应付自如，如同天经地义一般。他们周旋于一整屋的人之间，所有客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新朋友；没有同伴的拖累，他们不必不停地把同伴介绍给他人、为同伴拿饮料、或者因为自己的忙碌和疏忽不停地道歉。可我只想说，我不会。不管是上课，还是在国外旅行时参加交换生见面酒会，我从来没有独自参与过任何和大学无关的活动。甚至只要一想到单独赴宴，这种新奇刺激的恐惧感都会吓得我肚子疼，手发抖。
我打开地图册寻找昆斯伍德路六号。这本破破烂烂的图集上伦敦西南郊的页面竟只能打开三分之二大，我不得不拆开书脊，才能找到海格特。一眼扫去，这块区域在地图上用实心黑框标了出来，描成黄绿相间的方框，看上去一清二楚。于是，我以为这里的交通会更方便些。事实却刚好相反。看着一大堆表格、几何形状、直线和数字，我头晕眼花，完全摸不着北。这块涂成粉色的建筑物群和伦敦中心一样杂乱无序。海格特森林和维多利亚森林。我眯着眼念出把这两块森林隔开的道路——墨斯维丘路。它像一条脊柱把一对肺脏一分为二。支线昆斯伍德路则折到它的下端，延伸到地铁站旁。这条路如此狭窄，连路名都写不下了，只好印在黄色公路外的绿色区域内。
我望着地图上她家所在的位置，出了神。我想摆脱掉这些色彩鲜艳的方块和黑体粗字的条条框框，在脑海里勾勒她家的模样。那应该是一块和布伦特福德区和基尤区26[1]相像的街区，不过，路边应该没有那么多豪华轿车，窗台上也没有那么多沾满灰尘的花盆。我从未去过海格特，不过仍依稀记得当初，萨拉的父亲不愿意在那里为我们买房子。因为，海格特离学校即使很近，但居民却全都是“肮脏的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恋”。当然，他根本并不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凭借这股偏执的狂热情绪，我将这幅地图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我平生第一次不遗余力地、永久地记住了一幅图，而不是一个单词。周六晚上之前，我早已把三十二页上的方块直线记得一清二楚，但出发时还是带上了地图，当作护身符。我时不时地拍拍棉布单肩包，确认这沓软软的图集还躺在包里，心里才感到一丝宽慰。包里还装着一瓶汽酒，我从冰箱里取出来的时候，冻得我碰都不敢碰。现在它正冷冰冰地靠着我，吸收着我的体温和车厢内的热量。每年的这个时节，天气便毫无预兆地热起来，人们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晃着苍白的身体沐浴在阳光下。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好时机，终于可以脱去冬衣，展示我这身晒成棕褐色的皮肤。我每天中午都会去摄政公园跑步，所以才晒出一身这样傲人的肤色。
我脚蹬一双长过袜子的马丁靴27[2]，身穿一条在西班牙跳蚤市场买的绿色扎染背心裙，不过我以前从未穿过这条裙子，因为西蒙不喜欢。透过地铁上的凹面玻璃，我看见一个紧张的女孩，正不安地拧着放在膝上的背包。我闭上双眼，将头轻轻依靠在车厢之间冰凉的透明塑料门板，直到到站才睁开。在地铁驶往海格特的缓慢旅程中，我不禁越来越紧张。
每一个地铁站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气息。如果说摄政公园站闻起来是瓷砖和油烟的味道，海格特则是电梯润滑油的味道。也许是自动扶梯散发的汽油味吧。这里的扶梯是我见过最高的。这架庞然大物般的扶梯又陡又直，让人心惊胆战。不一会儿，它便载着我离开地铁站，直接升到了昆斯伍德街的路面上。路标上用黑白两色清清楚楚地标明我的目的地，右下角还用红色批注着“六号”两个字。一阵新鲜感和恐惧感同时攫住了我。我靠在栏杆上休息了片刻，好让前额的汗珠蒸发掉。我几个小时前才洗过头发，可现在已经被汗全部打湿，服帖地黏在头皮上。我俯下身子低下头，开始从发根处捋顺，拼命地梳理着这一头金色的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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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热气还未散去，眼前的这条林荫大道在热腾腾的空气中，如同海市蜃楼般飘渺不定：房屋模糊不清，树木就像印象派28[3]图画中的美景。就算我不知道她家的门牌号也没有关系，那一片鼓点声、叫喊声和笑声一定是我的目的地。我想都没想，就径直走去。那幢房子孤零零的，和周围房子隔了大约十英尺。无人打理的矮树丛中满是杂草和乱扔的垃圾。房子高且窄，看上去很邋遢，就像一位不想和其他房子打交道的年轻人。
我快步走近房子，热浪扑鼻而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炉。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透过每扇窗口，我都能看到两三个人影在谈话、跳舞、抽烟。这真是一座大房子，两个人住会害怕的吧。我满腹疑惑。他们家以前也住在这里吗？是死亡击垮和粉碎了这个家庭吗？她父母是一起去世的，还是相继离开的？无论哪一种猜测都是一个悲剧，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我啜了一口上嘴唇的汗滴，发现门口悬着一根拉铃绳，便伸手用力拉了一下。没有人出来应门，我只好轻轻推了推门。门嘎吱一声自动开了。里面的空气与外面截然不同：闷热潮湿，混杂着烟味、体味和熏香。刹那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踏入一个气候迥异的遥远国度。不管你事先做好了多么充足的准备，只有当呼吸着潮湿的空气，只有当凛冽的寒风刮着你的面颊，你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另一个国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