宙斯，保护浪迹之人的权益，惩罚任何错待生人和恳求者的行径。
——荷马《奥德赛》
２００１年１月，我的三十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当时，计算机业的黑暗时代已经开始。各地的网络公司不是裁员就是关门大吉，迈阿密也不例外。我最初工作的公司几个月前就倒闭了，我很快又在另一家公司找到个职位，但是三个月后这家公司也关门了。我在六周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很快他们就没资金了，于是把我的工资削减了一半。为了养活自己，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显然我不能一直过这样的日子，于是我开始四处投简历，但是迈阿密的招聘行业完全中止了。计算机行业的衰退对迈阿密的大多数行业都造成了惨痛冲击。没有公司招聘市场营销的员工了，因此我一个面试电话都没接到。
一无所有的妙处在于你可以从头再来。我想搬去纽约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它像肥皂泡般在我脑海中漫无目的地飘荡７—一阵子，但是仔细一想似乎又太不实际。首先，纽约的公司为什么要招聘迈阿密来的我呢？再者，搬家的费用很昂贵，更不用说纽约的生活成本要比南佛罗里达高得多。还有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的重大转变，我的年龄是不是显得大了点？在曼哈顿从头开始打拼似乎应该是大学毕业生而不是一个快三十岁的人做的事。
但是，由于迈阿密的就业市场不断萎缩，我开始着手把简历发到纽约的一些公司。为什么不试试呢？我这么问自己，虽然我想不出一个好的理由。
我这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并没指望成功。然而，三周内我接到了纽约五个公司的面试通知。第二周我飞到纽约和他们见了面，周末我就收到了三份正式的工作确认函。其中一份来自一家大型科技猎头公司，职位是营销主管。这家公司位于曼哈顿金融区，距离世贸大厦只有六个街区。他们除了开出丰厚的薪水，还愿意支付我的搬家费用。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离这家公司一个街区的公寓楼里，他与那里的房屋租赁公司打通了关系，二十四小时后我就租到了一套公寓，完全没有遭遇人们常听说的那些在纽约租房的戏剧化经历。
所有的事情进展得如此轻松，反倒让我非常不安。２月中旬，几周前我那一时兴起的念头就变成了现实。
我要搬到纽约去了。
多年来我阅读过的有关照顾盲猫的文章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给猫创造一个稳定而永久的环境。那些建议包括不要到处挪动家具或是改变猫砂盆的位置。搬家足以让所有的猫焦躁不安。猫是不喜欢变化的动物，尤其对于盲猫来说更应避免改变。
荷马要经历五年来的第五次搬家了。就像诗人荷马描写的英雄奥德赛那样，荷马就是以这位诗人的名字命名的，无休无止的旅程似乎是他的命运。
我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如何将我的三只猫搬到纽约去，并将他们受到的伤害减到最低。我可以开车带他们去纽约，但很不情愿把他们在猫笼里关上整整两天一这是他们憎恶的事情。更不用说路上不方便换猫砂盆，沿途的旅馆是否愿意接受三只猫，以及其他一些麻烦事。
坐飞机去纽约应该是最合理的，至少比其他方法都更快捷。但是，我拒绝把我的猫当作行李。一想到他们被当作货物托运，那样地冰冷无情，我便无法忍受。我可不希望自己出现在有时会听到的那种新闻报道里：一只被当作行李托运的猫走丢了，在世界各地飞了一大圈，靠着猫笼上的凝结物才存活下来。
因此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想知道是否有可能让我把猫带上飞机。规定很直接，也让人难办。带上飞机的猫必须装在可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定尺寸猫笼里，必须有最近的健康证明，在安检和登机时出示。每只猫必须和买票的乘客一起乘坐，每位乘客限带一只猫，每个机舱只允许有两只猫，每架飞机仅限四只猫。
猫笼我有了，健康证明也不成问题，我的三只猫都非常健康，而且一直都在注射疫苗。但是如果想要带三只猫上飞机，我得再找两个愿意和我一起飞到纽约去的人。
我努力地搜寻航班，但我找不到从迈阿密直飞纽约并可以带三只猫的航班。有一个航班是从亚特兰大转机的。如果我把所有的里程数换掉的话，有一张票刚好可以升级到头等舱，这样就符合每个机舱仅限两只猫的规定了。
我给我的朋友托尼和菲利克斯打了电话。他俩是我认识的劲头最足，并乐于冒险的家伙。“想免费去纽约旅游吗？”
搬家那天毫无疑问是荷马有生以来最焦躁不安的一天。天刚拂晓，我雇用的搬家公司就到了，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在他们搬运东西时，我把猫锁在浴室里，斯嘉丽和瓦什提警觉地蜷缩在浴室里的旧毛巾上，那是我专为她们准备的毛巾。荷马在浴室门边兴奋地又抓又叫，不愿被关在里面，拼命想搞清楚其他房间里声音的来源。我把他从浴室放出来后，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徘徊，无所适从，扯着嗓子抱怨了一个多小时。嘿！我们的东西到哪去了？荷马从来没在一件家具都没有的房间里待过，很显然他不喜欢这样空荡荡的房间。熟悉的气味和物件消失了，那不是好兆头。
他想得没错。
公寓里唯一剩下的东西，除一只行李箱外，就是三只猫笼。斯嘉丽和瓦什提看了一眼猫笼就跑开了，充满敌意地蜷缩在空出的步入式衣柜一角。看一眼猫笼就逃开是她们固有的习惯，但是几分钟内我就把她们弄到一起，轻轻地放到笼子里。
我总是最后才把荷马放进他的猫笼，因为他总是最容易被塞进笼子。他看不见猫笼，所以我拿出笼子时他也不会跑开。他是三只猫中最能接受“不”和“别乱跑”这样命令的猫。
或许荷马依然对东西的神秘消失感到错愕，但是他从没像那个早晨那样叛逆过。别这样，荷马！我大叫道，别乱跑！虽然已经没有东西能让他躲藏，我还是在他后面追了将近二十分钟才抓住他。我逮到他后，他用尽全力拍打着猫笼，用前爪拼命抓我的手背。他并不是想抓我，他只是胡乱地击打着他能够到的东西。我疼得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这才使得我得以轻轻按住他的头，把他放进了猫笼。我把笼子关上，荷马立马哀号起来。
三只猫都安定下来后，我清洗和包扎了一下手，发现已经比预计要晚了半小时。
“快点，快点。”我接托尼和菲利克斯时着急地对他们说。我们驱车朝我父母家开去，我将把车留在那儿，然后让他们开车送我们去机场。斯嘉丽和瓦什提在后座的猫笼里呜咽，但是她们的哭声被坐在我身旁的荷马的哀号淹没了。他在笼子里挣扎着、敲打着，就像被留在箱子里的爆米花盒子一样无助。
“我带上瓦什提，”菲利克斯说着把她的笼子放在了腿上，“我喜欢她，她是最漂亮的一只。”
“我不必带那只吧？”托尼看着荷马那翻动的笼子，不安地问道。
“我带着荷马，”我利落地回答，“托尼，你带斯嘉丽。”
我不顾一切地把车开得飞快，试图弥补因为和荷马争斗而耽误的时间。我不能错过这个航班，绝不能。为我们六个重新预定航班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噩梦，而且第二天我就要开始新工作了。我至少开到了八十英里的时速1，因此，从后视镜里看到警灯时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１ 相当于１３０公里／时。
“妈的！”我大声咒骂了一句。由于荷马制造了所有噪声，因此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停下车，关掉引擎，把窗户摇了下来。荷马一直制造着恐怖的噪音，警察都已经走到我车边了，我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对不起，我听不见，你可以大点声吗？”我指着耳朵，稍微把音量提高了些。
警察也提高了音量。“你知道你开得有多快吗？”
“哦！”我无助地看了看，把驾照递给他，答案显而易见。“非常快，我想。我们是去机场。”我补充了一句，希望他能宽容一些。
警察朝乘客座位看了看，荷马的笼子在不停晃动，像是笼子自己在动。“里面是什么？”他问。
“我的猫。我花了很久才把他放到笼子里，现在我们已经有点迟了。”我回答。
那个警察灼灼的目光又转移到菲利克斯和托尼腿上装着斯嘉丽和瓦什提的猫笼上。他们俩灿烂地笑了笑。“你应该早点出发。”那警察慢悠悠地走回警车给我开罚单去了。
“我们要赶不上飞机了。”托尼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但那个警察还没有回来。我猜他一定想把开罚单的历史和未来走向都写下来吧，要不然开个该死的罚单怎么要这么长时间呢？
“赶得上的，我们会赶上的，因为我们必须赶上。”我安慰他。
那个警察终于拿着罚单回来了，并警告我“开慢点”。但是，当那警车消失在车流中后，我全然无视他的警告，一脚踩下油门，又飞也似的开起来。荷马的叫声变得嘶哑了，但是在去我父母家的路上却一直没有减弱。托尼和菲利克斯塞上耳机，那是他们准备带在飞机上听的。
也许我认识的人中唯一比我对准时这个观念更有强迫性的就是我妈妈。她一听到我的汽车开上车道就立刻打开了大门，对着还在房间里的爸爸大喊着：“大卫！他们到了！”“你迟到了。”她说。我抓着抖动着的装荷马的笼子从车里出来，托尼和菲利克斯也走下车来。他们把行李从后备箱里拿了出来，放进了我父母车里。“你为什么不早点出门？”
我看了她一眼。“我们走吧。”
斯嘉丽和瓦什提显然已经认命了，因为她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一直都保持沉默。荷马继续号叫，而且声音非常响亮。持续不断的吼叫声只有在他喘不过气的时候才会降低。
我和托尼、菲利克斯挤在我父母车的后座里。我妈妈从副驾驶的位置回过头来，为了盖过荷马的叫声，提高嗓门含泪说道：“我不敢相信你要走了。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什么？”我回答，“我听不见。”
“我说，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哦！”我回答，“我也会想念你们的。”
爸爸把时间掌握得正好，我们奇迹般地在航班起飞前三十分钟赶到了机场。“没时间做隆重的告别了。”爸爸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把我们的行李递给了机场搬运工。我把荷马的笼子朝肩后一甩，与父母一一紧紧拥抱告别。然后，我和托尼及菲利克斯拿出机票，飞奔过通道朝安检口跑去。
荷马继续在他的笼子里抓狂号叫，我们周围排队的人见了都避而远之。还有人公然对我投来不满的目光，我知道他们一定在想，希望她不是和我乘同一个航班。
当我们准备把三只猫放到传输带上安检时，安检人员看到后说：“你带了很多只猫。”我在包里翻了一圈，找出了猫咪的健康证明，递给她快速检查了一下。
“我们是猫眯组合巡演，”菲利克斯大声地说，“也许你听说过我们。”
“哦，是的，”安检人员的脸上挤出一丝微笑，“听上去挺耳熟的。”她盯着瓦什提的猫笼看了看，瓦什提一脸痛苦的表情，看了看她。“真是个美人！她是你们组合的明星吗？”
“我们没有小角色，”托尼很严肃地告诉安检人员，“只有小猫。”
我走过金属检测门，翻了个白眼。“行了，伙计们，快点。”我一边说一边拎起荷马的笼子。
我们疯了似的朝登机口冲去，赶到那里时已是气喘吁吁。登机前，我在包里找出了兽医给我配的一小瓶猫用镇静药。
菲利克斯和托尼立刻激动起来。“那是给我们的？”菲利克斯问。
“不是，是给猫的。”我说。
“你不觉得如果我们放松下来，让猫单独呆着不是更容易吗？”托尼说。
没有一只猫愿意吃镇静药，但是斯嘉丽和瓦什提几乎很安静地就吞下了药片。我几乎肯定她们隐约知道将发生什么，觉得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
荷马则是另一番表现。我刚打开笼子顶部，他就拼命想越狱。我不得不用力把他按在笼子里，最后，菲利克斯双手用笼子盖卡住荷马的脖子，我耐心地把荷马下巴掰开，把一小粒药放在了他的舌头根部，轻轻地摸着他的喉咙，让他把药吞下去。我握住他的嘴一两分钟后才放开。
荷马立马就把药片吐到了地上。
“听话，荷马，就当是为了妈妈把药吃了吧。”我说。我再次把荷马的嘴撬开，把药片塞了进去。我又一次握住他的嘴，揉摸着他的喉咙。
荷马再一次把药吐了出来。
我几乎要绝望了。从早上到现在发生的事已经让我筋疲力尽。如果荷马现在都这么不开心，那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是不吃镇静剂，他在飞机上会有多闹腾。我又试了三次喂他吃镇静药，握住他的嘴很长时间，都担心他要窒息了。他使劲地左右摇晃着脑袋，试图挣脱我的手。我撒了一些猫薄荷到他的笼子里，把药片卷在三明治里的一小块火鸡肉里。我甚至用水把药片溶解在瓶盖里，但是，荷马不仅拒绝喝水，还用鼻子把瓶盖拱翻，药都洒到了地上。不！我就是不吃！
我一直都很清楚荷马是倔强固执的，他是一只有自己想法的猫。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固执，第一次如此极力与我作对。我有我的计划，荷马有他自己的，显然我们不是一路。
但是，我也和他一样固执。无论如何，那一天我俩得去纽约。
开始登机已经好几分钟了，我和托尼、菲利克斯是仅剩的还在登机口的人。“我们怎么办？”托尼犹豫地问道。
我长叹了一口气。稳住，我对自己说。“我想，他只好不吃药上飞机？。”
为药片而做的斗争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荷马停止了叫声。我们登机时他甚至不再在猫笼里折腾了。但是，我一把他放到我前面的座位底下，当他感觉到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后，就又开始号叫了。
就在我无奈地用手把脸捂上时，一名空姐友好而坚决地问我：“起飞前你要来杯鸡尾酒吗？”
“天啊，太好了。”我回答。她给我拿了杯掺有小红莓汁的伏特加。我一饮而尽，然后立刻又要了一杯。幸亏是头等舱啊。
从迈阿密到亚特兰大的飞行时间很短，之后，我们再从亚特兰大转机飞往纽约。到达亚特兰大时，荷马的叫声已经变得低沉哀怨，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他的听觉比别的猫要敏锐很多，我可以想象得到，当飞机起飞时，气压的变化会使他多么痛苦。“系好安全带”的信号灯一灭，我就把荷马的笼子从前面座位底下拖出来，轻轻放在腿上。我微微打开笼子，伸进去一只手。荷马绝望地紧紧靠在我手边，用鼻子蹭着我的手。这幅情景比他知道我生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可怜。他只有在试图与我和解时才会发出这种似乎表达悔意的叫声。请放我出去吧。让飞机停下来吧。我会乖乖的！我保证会乖乖的。
如果我可以把自己塞进笼子里，把座位让给荷马，替他承受痛苦，我会觉得心甘情愿。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笼子里，让他受罪呢？“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我一边抚摸着他疼痛的耳朵，一边轻声说。
我喝完了第三杯饮料，飞机也开始平稳飞行，一阵欣慰感油然而生。我们上路了。我继续抚摸着荷马的脑袋，这让他平静了很多。荷马的叫声变得轻柔了许多，但仍然没有停止。我忽略掉周围一些乘客可恶的目光。
飞机就要降落在亚特兰大了，我倒情愿不要降落得这么快。我有点紧张。我是在亚特兰大上的大学，我知道这个机场非常大。我希望我们转机的航班不要离降落的地方太远。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乘务员说我们转机航班在四号大厅，而我们到达的是在一号大亍。两架航班相隔的时间大约只有十五分钟。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的时间内赶到那里呢？
我的座位在飞机的最前面，我踮起脚尖往后看，焦急地等着托尼和菲利克斯出来。“我们得赶快跑。不是开玩笑的，现在就跑！”我告诉他们。
我朝登机口跑去，托尼和菲利克斯却朝反方向冲了出去，“不对！是这边，这边！”我朝他们大喊。
我们三个在机场飞奔，每人肩上扛着一个晃动的猫笼。“这是到四号大厅的火车。”托尼大叫，在空无火车的轨道边停了下来。
“我们没时间等火车了。我们必须继续跑。快点！”我绝望地说。
我们全力向前冲刺，仿佛整个地狱的魔鬼都在追杀我们。我们跑过漫步的行人、清洁工，偶尔还会撞到突然走到我们这条道上的倒霉路人。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气喘吁吁地一遍又一遍说着。瓦什提和斯嘉丽在她们的猫笼里没有动弹，对路上发生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荷马从没在笼子里待过四十五分钟，也从来没有被如此激烈地颠簸过。他发出悲惨的哀号。“谁把这两趟飞机安排得这么远？”菲利克斯问，痛苦地喘着气。
“航空公司的某些虐待狂呗。”我回头答。
我们到达转机航班时，登机门正要关上。“等等，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对着柜台后面的女人大叫。我上气不接下气，揉着腹部的痉挛，把机票和猫咪健康证明递到她面前。我的额头满是汗水，为了不让汗水滴到眼睛里，我用手背擦掉汗水，无意间还把机票和证明弄湿了。
“你应该至少在起飞前十五分钟到。”柜台后面的女人冷冰冰地说。
我忍住火气，没有揍她。我敢肯定，天堂里一定有我的位置。
这一次我坐在一个年长女士边上，她也带了一只猫。她很高兴地说：“我明白为什么我们被安排在一起了。”我刚坐下来，把荷马安顿在我的前面，还在喘着粗气。“很难想象，要在这个航班上弄个座位有多难！我不得不升级到头等舱！其他所有可以带猫的位置都没有了。你以前听过这种事吗？”
我轻声嘀咕了几句。
“我的猫叫奥蒂斯。”她继续说，指的是她脚边笼子里那只表情严肃的黄狸花猫，它正在安详地打着呼。“他在飞机上很乖。我们每年都要这样飞两次去看我的孙辈们。”
“我的叫荷马。”我对她说。荷马又开始死命地敲打笼子。他低沉而痛苦的声音回应着我的话，那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几乎都没听见系上安全带的指令。“荷马以前从没乘过飞机。”
“可怜的小家伙。”那个女人说。她把头低下了一点，透过网孔仔细地看看荷马。“不要叫了，荷马。旅程会比你想象的快得多。”
当飞机开始上升时，我们愉快地交谈着。我告诉她有关荷马的一切，有关他一贯的勇敢，告诉她眼下荷马的吵闹完全不是他的性各。“很抱歉，他在大吵大闹。”我抱歉地说。
她笑了起来。“等你带小孩子旅行时，那才叫闹呢。”一瞬间，我真正理解了早就知道的道理。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我正在飞向一个我完全辨认不出的模糊未来。我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近三十年，但是现在只经过了几个礼拜的思考和计划，我就把我整个生活都转移到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地方。我看到了数十年后的自己也带着猫，不是荷马，去看我的孙辈。我会拍拍身边某个有些紧张的年轻女子的手臂，对她说，亲爱的，这算不了什么。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荷马又哀号起来，把我从浮想联翩中拉了回来。“你能让那玩意闭嘴吗？”我身后的一个愤怒的男人强烈要求。
“先生，有点同情心吧！”我旁边的女人厉声说道，回以一个犀利的眼神。“这只可怜的猫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你有必要这么无吗？”
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手。“谢谢！”我说。
她像母亲一般握住了我的手。“在有些人看来，猫似乎压根就不该得到怜爱。”
看到自由女神像和世贸大厦双子塔从我的窗下经过，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之一。甚至当我在行李传输带边等了四十分钟后被告知，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转机的航班，得要第二天才能到达时，我都没有觉得不安。
我感觉自己像被击打了一天的沙包一样疲倦，而菲利克斯和托尼却相当轻松，他们告诉我斯嘉丽和瓦什提一直都没惹麻烦。我很感激他俩对这次飞行的鼎力相助，然后他俩就坐上出租车去看他们在纽约的亲朋了。
我把三只猫放到出租车里，然后驶向我们的新公寓。我两周前来纽约签订租房协议时就买好了猫砂盆、猫砂、食物和碗，然后把所有这些都托付给了公寓的门卫。我也预定了新床和床单。我的朋友理查德也住在这栋公寓，是他帮我租到了这套公寓，还帮我安排了家具送货事宜。我的其他家具要过几天才到。
门卫给了我一个行李推车，帮我把三只猫以及他们所有的用具弄到我在三十一层的公寓里。我一关上门，就打开了猫笼。斯嘉丽和瓦什提还没完全从镇静药的药性中醒过来，她们缓慢而昏昏沉沉地走出来，然后蜷缩在暖气片前。
荷马看上去一脸疑惑，但是他很开心能离开笼子，再一次回到了踏实的地面。以前每一次我们搬家之后，荷马都会从笼子里跳出来，急切地探索着他的新环境。但是这一次他却格外谨慎。这一次搬家似乎让他感到不同寻常，不仅仅是被关在笼子里一整天或是难以忍受的艰难旅行。
我放好食物和猫砂盆，就把荷马抱到那里，让他知道东西的位置。然后，我把床单和毯子随意地扔到床上，—下扑倒在上——我们到了，我们到纽约了。
荷马仍旧在房间里慢慢地摸索。空气很干冷，他的毛因静电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从包里拿出了荷马的毛毛虫绒毛玩具，我是把它包好随身带着的。我想，我们到达后，某个荷马熟悉的东西能让他减少突如其来的陌生感。
但是，这是荷马第一次不那么喜欢他的老朋友了。他例行公事地闻了闻它，小心地拖到他的饭碗边，然后继续测量着在新公寓动所需的步数。
自那天早上搬家公司来帮我搬运东西起，已经过去了十三个小时。眼下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温暖而舒适的床上不受干扰地睡上十三个小时。我和斯嘉丽、瓦什提都在打吨，而荷马却没有任何想休息的意思。这里仍然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有些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不弄清楚，他是不会消停的。
荷马还不曾在这个不夜城里睡过觉。荷马已经是纽约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