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此情景，我们大受震动，双目流泪，又无能为力，只好举起双手，向宙斯祈祷。
——荷马《奥德赛》
纽约的早秋简直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满载着秋色美景的希望就在眼前。你会对自己说，住在曼哈顿能体验到这样的良辰美景，无论花多少钱，经历多少磨难都是值得的。树叶依然葱绿，天气尚未转冷，但也不再炎热。潮湿的七八月里常见的工业雾霭一扫而光，空气清新透明。
就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大约八点一刻左右，我突然发现猫碗里空空如也，碗橱里更是一无所有，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通常我都会给猫眯喂干燥的食物（瓦什提已经食物过敏了，除了几种不会导致过敏的猫粮，自然也是最贵的），然后添加一罐同厂家生产的湿猫粮（我也知道价钱越贵的湿猫粮，荷马吃了就越不会胀气）。有时候我会给他们吃最便宜的猫罐头，我的猫咪喜欢便宜的玩意，就像多数孩子更喜欢吃麦当劳，而不是妈妈自己做的健康食物。但是此刻我手头什么吃的都没有，就连救急的金枪鱼罐头都没有。
我可以立刻冲出去，穿过这条街就有一家小食品店，我可以把猫咪的食物补充好再去上班。虽然那家店没有我要的特定牌子，但是我可以买到品质相对不错的猫粮，应该不会对瓦什提的过敏有什么影响，也可以让我们撑上一两天。
或者，我可以等几个小时，等午餐时间到离百老汇更近的宠物店去买更好的食物，然后迅速跑回来喂他们。我的办公室离公寓只有一个街区，离宠物店也只有三个街区，我常常这样来回奔波。我住得这么近，所以我认为迟到五分钟都是不应该的，没有理由不在早上九点准时走进办公室。因此，我通常会在午休时间去买宠物食品。此外，我也喜欢中午回去看看我的猫。这几乎是在纽约唯一令我享受的事情了。我的猫眯们，尤其是荷马，总是把我中午回家当作过节似的。
最终，还是空空如也的猫食盆说服了我。有时我只留一点食物给他们就赶去上班了，但是从来不至于一点不留下。瓦什提坐在碗边，对着我发出几近恳求的尖叫声。一点吃的都没有？她似乎在问。你真的一点食物都不给我们就走了？我太没有预见性了，居然不利用周末时间贮存些食物（猫砂也几乎要用完了）。我叹了口气，抓起钱包就冲了出去。
我住的金融区公寓前的街道是纽约最老的街道之一，老街很窄，我三步两步就能跨过去。杂货店里排队结账的人真多，天天早上如此，因为那些朝九晚五的人总要来买一杯咖啡，好像那本身就是甜蜜的生活。很快就排到我了，我只花了不到十五分钟就回到了公寓。
我把买来的食物都倒在猫碗里，三只猫眯饥渴难耐地围坐在我身边。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那声音像是把喇叭的低音调到最高时发出的振动声。整个屋子都有些震动，几粒猫粮也被从碗里震到地板上。斯嘉丽和瓦什提迅速跑到了床下，好像有条链子把他们拉过去似的。荷马跳到了我面前，脖子和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他伸着鼻子在空气里嗅来嗅去，脑袋不停左右摇晃着。他咆哮着，警告着看不到的威胁目标。别过来，离远点，那咆哮声仿佛在说。
“没事的，孩子，”我抚摸着他的背，“是汽车在点火发动。不需要你保护妈妈的。”
荷马不喜欢这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他从屋里的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毛发和耳朵仍然竖着，像哨兵似的全方位关注着四周的动静。他时不时就会站到我前面，继续咆哮。斯嘉丽和瓦什提都很害怕和不安，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我把她们引出来时，已经过了九点。自从来纽约工作后，看来我第一次要迟到了。
我背起包准备出门时，又是一声沉闷的巨响，整个房间再次摇晃了—下。这一次，猫眯们无法平静下来了。我的房间位于大楼的转角处，窗户分别朝北和朝东。荷马跳到了一扇北窗最西面的窗框上大声嘶叫起来。
我的公寓周围一直都会堵车，还有没完没了的施工项目，四周高耸着三十层、四十层及五十层的摩天大楼，将狭窄的街道包围得像峡谷一般，响声在不断地回响扩大，一直传到我住的第三十一层。因此，当时我只关心猫眯们是否会不安。我不愿看到他们处在那样的状况中，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当然不能打电话给我老板说，那天上午我要请假，因为猫咪们心情不好。
于是，我离开他们上班去，荷马仍然在窗口嘶叫，瓦什提和斯嘉丽躲在床下。
我在大楼门厅将三条裤子丢给设在公寓大厅的干洗店，朝大门走去。门厅里很安静。门卫汤姆通常都会和我挥挥手说声再见，但是今天他却在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很急。我记得自己经过他的那个瞬间，顿时起了怜悯之心。汤姆是个好人，我希望与他通话的人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坏消息。
大楼前面的那条街和早晨我去买猫食时一样拥挤，到处都是人。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门口，还有的站在路当中，但现在不像一小时之前交通高峰期那样满耳都是嗡嗡声。站在那里的人们完全僵硬麻木了。没有人说一句话，没有人动弹—下。仿佛博物馆的蜡像活了过来，游荡到大街上，然后决定停下，在他们站立的地方恢复蜡像的姿势。我听到的唯一声音像是上千辆消防车发出的鸣笛声，似乎在比赛谁第一个把这种恐怖的声音传播到这个初秋的天空上。
在交通高峰时段，位于曼哈顿金融中心的这条街道竟然如此寂静。这是那天我第一次不寒而栗，但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似乎都在朝同一个方向看——西边。当然，我也转向西边，看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世贸中心着火了。
双子塔楼熔化在早晨湛蓝的天空中，它们着火了。浓烟烈焰升腾，大楼二下子仿佛离我只有五英尺远，而不是实际上的五个街区。浓烟滚滚，玻璃碎片和大楼残片四处乱飞，犹如再过几个星期便将摇曳飘落的秋叶。之后，我看到了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但却发生了的情景——一个着了火的人从最高处的某层楼上掉了下来。他没有像碎片那样优雅地呈螺旋状飘落，而是垂直落了下来。
我的胸口一紧，然后干呕起来。我突然很庆幸自己没有吃早饭。
我身边的人也看到了这一幕，很多人都转身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人的胳膊，或把头伏在他们的肩上。从接受这些动作的僵硬而本能的反应看得出，有些人抓靠的都是陌生人。
我不想碰任何人，也不希望别人碰我。在人类交往中，人们有时候当然也会说，掐一下我，你才能知道你不是在做梦。我小心地撑着我那木雕般僵硬的身体朝办公室走去。
我手机上的短信信号已经闪了起来，电话铃也响个不停。我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办公室里面朝世贸中心的窗户旁，轻轻地交头接耳。一架飞机撞上了大楼。一架小飞机，但是飞行员怎么可能看不见呢……怎么会开错方向了……是一次事故……可怕的事故……
我办公桌前的窗户正对着世贸中心。黑色的浓烟还在向上涌着。我看到直升机穿梭在浓烟中，盘旋着，不停地盘旋着。在偏执狂的心中，直升机一向都是万能政府的标志。在电影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造型优美的直升机，带着反政府、反社会的邪恶阴谋在飞翔。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助的直升机，它们像是刚从鸟巢里孵化出来的小鸟那样脆弱不堪。我心里想，直升机没有办法降落。它们怎样才能将楼里的人解救出来呢？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妈妈。我觉得向别人报平安是件很荒谬的事，很显然我没事。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是发生在那些在世贸中心的人身上，而不是我。
一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就放心了。“不要看了。”她告诉我。我很听话地把窗帘放了下来。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迈阿密的汤姆，他正在看当地的新闻报道。“他们说是恐怖分子干的。”汤姆说。
“别搞笑了。”我立刻回答——这不是否定。我是当真的。恐怖分子！谁会相信这样荒谬的解释？这样解释就如同有人说政府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藏着小绿人一样。“当然不是恐怖分子。这只是个事故。”
“格温，他们故意将两架大型客机撞向了世贸中心。我正在看新闻里的片段。”
办公楼里平时用来通知消防演习或电梯停用的警报响起来了。楼下保安那浓重牙买加口音的声音传了出来，但是那声音不再像每天早晨问候我的“早上好，小姐！”那么悦耳了。他的声音听上去紧张可怕。他说，我们大楼开始进行人员疏散，当天不会再开门了。我们要冷静地从紧急楼梯走下去，以最快的速度从紧急出口离开大楼。
“我现在得走了。晚些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我告诉汤姆。我觉得在警报里发出指令叫我们逃生时，要挂断朋友电话还说得这么客气，真是有点怪异。
一个叫莎拉的同事在我办公桌前停住了脚步。她比我年长几岁，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们合作过几个项目，挺谈得来，但从没在工作时间以外碰过面。“你是不是住在附近？”
“是的，我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我说。
“你不如跟我走吧，”她说，“我要步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然后在万豪·布鲁克林酒店订个房间。我们可以在那里喝几杯，然后叫朋友过来聊聊。”她见我犹豫不决，便又说，“你不会想一个人独自坐在离这一切不远的家里吧。”
我是想过要不要给安德莉雅或我搬来后认识的某个朋友打个电话，也许他们也不用上班了。不过如果要去他们那里，就意味着得去上城。在这个时候乘地铁或公交车似乎很不明智。布鲁克林大桥的那一边，其实比曼哈顿中心离我办公室要近得多。
而且我也不想离我的猫咪太远。我几乎没有认真思考，只是隐隐觉得，熊熊大火要烧一阵子才会熄灭。到那时，人们就会开始收合尸体，无尽的悲伤将随之而来。
但是，我也明白，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当我开始厌倦和别人在一起讨论这次恐怖事件时，我会想回到自己那个安静的公寓，依偎在温暖的猫眯身边。
莎拉发出了邀请，这真是一种宽慰，让我感到有人在控制局面。确切地说，莎拉不是我的老板，只是有些工作我要对她负责；此外，她一直都住在纽约。莎拉会比我更清楚此刻应该做什么。
我俩步行了几个街区，往布鲁克林大桥走去。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这让我觉得莎拉的邀请并非随口而出，而是有意为之。但是，由于和她交往不多，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很显然，我们不是唯一想到要离开曼哈顿的人，布鲁克林大桥上已经筑起了厚厚的人墙。桥上已经禁止车辆通行了，人们开始从大桥护栏往上爬，而不是从人行道入口上桥。桥上的行人将他们拉上桥面。
虽然大桥上有成千上万人，但却出奇安静。人们在低声谈话，几乎都会出现“恐怖分子”这个字眼。现在，我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了。我们身边有个人突然说：“他们要是炸桥怎么办？”
这个想法真是愚蠢荒谬。有人胆敢炸桥，这种想法真是荒唐，听上去就像一个蹩脚的笑话。布鲁克林大桥是不可能从纽约的天际线上消失的。
但是，一旦有人说出这样的话，那就不太可能完全不当回事。我和莎拉尽量不去想这些，我们说也许可以在万豪，布鲁克林酒店弄到一间免费房间，我们还商量着到时候打电话叫哪些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去酒店的路上买几瓶酒？还是喝酒店房间冰箱里那些要价肯定很高的酒？世贸中心已经在我们身后，我们眼前除了人群和避难所一样的布鲁克林大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只要我们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谈话，说着正常的话题，世界就不会乱套。
空气里充满了刺鼻烟味。我们身边的一个女人走起路来有点。她用戏谑的口气无奈地抱怨，如果她知道今天要走这么多路，她就会穿双更适合走路的鞋。我和莎拉同情地笑笑，正想对她说些仟么，突然一个男人飞奔过去，大喊着：“他们炸了五角大楼！他们炸了五角大楼！”
我们听到了一声巨响。大桥晃动了，震感从我们的脚底传到了腿上。他们在炸桥了！他们正在炸布鲁克林大桥！人们开始尖叫和哭泣，互相推挤，撞倒别人。有的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却踩着他们继续奔跑。我和莎拉抓紧彼此以免摔倒。我也想尖叫，但是我感到肺部缺氧，到处都缺氧。布鲁克林大桥在爆炸，在断裂，而我正站在桥上！
我浑身僵硬，一步一步往前挪着双腿。我吓得灵魂出窍，挣扎着想逃离这里。
一幅画面浮现在我眼前，那不是我的亲身经历，而是我看过的黑白纪录片中有关大屠杀的场景。一群犹太老头排着队面朝着墙壁。每个人都紧握住旁边人的手，他们在祈祷，念着所有犹太人死前都会念的祷告词。他们的声音仿佛和我身边其他的声音一样清晰。然后，我好像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和他们一起祈祷。但那声音仿佛不是发自我口中，沉重而含糊不清。
所有人都突然停住了脚步，好像我们是被一个总电源连在一起，而电源插头突然被拔掉了。我意识到大桥并没有断裂，没有裂成两半将我们倒进东河。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看身后我们正在逃离的那座城市。
世贸中心的一幢楼正在塌陷。几秒钟工夫，它就不见了踪影，只在它原先矗立的地方形成一股烟雾黑洞。火焰已经变成黑色，但是倒塌后的建筑残渣却是闪亮的棕黄色，犹如湛蓝天空中刚刚燃放完的烟花。
“没事，没事的，只是大楼倒塌了。”我对莎拉说。
这话真是荒唐。还有什么比世贸中心的一幢塔楼倒塌还要糟？不过，在那个时刻，这确实“没事”，不仅是因为布鲁克林大桥没有被炸，而且这话确实有道理。大楼被烧毁了，然后倒塌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夷为平地。我以前从来见到过这种情景，但是我听过这种说法。夷为平地，记者经常这么说，消防队员立即前往灭火，但是无法扑灭熊熊大火，仓库被夷为平地。火灾时常发生，大家也知道，这样说完全没错。
当然，这件事不正常。我那已经过度紧张的大脑突然想到，大楼里有人。现在，想营救出困在烈火中人们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我连想都没想，就为那些人祈祷起来。
硕大的烟团在空中静止了片刻，犹如一条眼镜蛇扭动着，用双眼为遇难者催眠。我们注视着它，一阵眩晕。接着，烟团开始下沉，然后扩散开去。它从浑浊的烟灰和残渣里向外放射光芒，吞噬了周围的一切——鸟儿、树木、人群和建筑物。
我的猫眯还在楼里。
我的身体转向我大脑里想着的那个方向，推搡着穿过拥挤的人群。这时，恐惧的人群中发出更多的叫声，人们也吏加坚定地朝布鲁克林拥去。“对不起，借过，对不起。”我礼貌地说。当你挤过人群的时候，不是应该说对不起吗？他们推搡着我，冲撞着我，不过，那没什么，我能够理解。他们要去这头，而我要去另一头。我只要耐心点，不放弃，就能够走过去。每次有人撞到我时，我都会说：“对不起。”
莎拉拽着我的胳膊。“格温！你干什么？我们要去这边！”她大叫。她用力地指着布鲁克林的方向。
“放开我！”我开始两面作战，一方面要挣脱莎拉，一方面要穿过阻挡我回到曼哈顿的人群。“我的猫咪在那边！”
“格温！”莎拉又大叫了一声。她双手抓着我的肩膀，晃了晃我。我很好奇她是否会给我一巴掌。我是不是疯了？我没有觉得。尽管我很惊恐，大声尖叫，我觉得自己神智清楚。莎拉又指了指另一个还没倒塌，但已倾斜得很厉害的世贸中心塔楼。“格温，另一一个楼随时都会塌陷。你不能为了猫咪回去！我们必须向前走！”
她的话音几乎刚落地，另一幢塔楼就开始倒塌了。人们用手捂住脸，蒙上眼睛，啜泣和痛哭起来。看到第二个棕黄色烟灰怪兽和一个融为一体时，我感到眼睛一阵干涩，心里空洞洞的。浓浓的烟尘已经扩散到桥尾，城市不见了踪影。
“你的猫咪不会有事的。他们在你的公寓里，他们是安全的，不会有事的。我保证。”莎拉说。
窗户碎了，破碎的窗户和一只盲猫。我暗自想道。
“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从桥上回到金融区，”莎拉又说，“这桥是单向行驶，我们必须去那一边。”
当然。在我踏上布鲁克林大桥把猫咪丢在家里的那一刻，我就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一个疯狂的、毁灭性的及无法想象的决定。猫眯独自留在家里，没有任何保护。这全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
“我们到布鲁克林以后，再想办法吧，”莎拉说，她的声音里着一股绝望，“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你公寓大楼里的人，猫咪会没事的。”
我们回头再次向布鲁克林方向走去。我们没再谈论到达万豪·布鲁克林酒店之后要做什么。我们之间什么话都没有，那个预订房间的计划也作废了。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走出烟霾，它们几分钟之内就会压向我们。不一会儿，我们就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脱掉衬衫，裹住脸，试图挡住烟灰。虽然我的大脑几乎麻木了，注意力也不集中，但我仍然在想，令人吃惊的是，刚才我还身处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顷刻间，我就沦落成为历史上某个时刻或某处战争区的难民，正在徒步逃命。
我们到达大桥对面时，皮肤和头发因烟灰而变成了灰色，可是我们仍然处于浓烟中。我们走了好几英里，脚步的节奏在我脑袋里回响。我的猫。我的猫。我的猫，我的猫，我的猫。我都不知道我们身处布鲁克林的何处，一个修理工站在车库前面，给经过他身边的人发放氧气面罩。我们点头致意，由于烟灰，我们的喉咙已经沙哑，发不出声音来了。
最后，莎拉说，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何不继续往前走，去她位于湾脊的公寓，那里离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有十多英里。“你可以住在我的公寓里。”她说。我很感激，但这种感激更多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发自情感。我知道莎拉是好心，如果不是她，那天我能去哪里？晚上能睡在哪里？但当时我感觉一切都无所谓。我去哪里或者我在哪里过夜都一样。最重要的是，我如何才能回家。
我想给妈妈打电话，让她知道我没事。我想打电话给公寓大楼，但是我的手机没信号。“我妈妈的办公室离我公寓很近。我们可以借用固定电话。”莎拉说。
我们到达湾脊时，莎拉的手表显示已经快下午两点了。我们已经步行了将近五个小时。我们离曼哈顿下城足够远了。由于从头到脚都是烟灰，我们引来了不少目光。这里的街道宽敞干净，人群也井然有序。我注意到，这里的人群和昏暗的目光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注意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参与其中，也没有任何感受。就像坐在出租车后座，看着世间的过往云烟，知道你和出租车窗外的一切没有关系。
我们到了莎拉妈妈的办公室，当我看到莎拉的妈妈泪流满面地抱住女儿时，我仍然感到同样漠然。办公室里的另一个女士小心地把我领到后面的一间空办公室。“这里有洗手间，如果你想清洗—下的话。”她不确定地问我。我穿着无袖衬衫、七分裤和露趾凉鞋。烟灰已经渗透到我的皮肤里。
我首先往妈妈的学校打７一个电话。“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当接线员接到我的电话时，喘着气说道，“你妈妈在教师休息室，还有几个老师和她在一起。我让她来接电话。”
我在等待时仍能听见电话里传来低低的音乐声，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还会有音乐声呢？我妈妈拿起电话就哭了起来。她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说不出话来。她的啜泣声听上去更像是吼叫，哭声连续不断，痛苦万分，好像被人打了一顿。
我这一天一滴眼泪都没流过，我也不想哭。我一旦哭起来，便会崩溃，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挺住。但是，没有哭出来的眼泪涌向了喉咙，呛住了我。我的声音很厚重，我重复地说：“妈妈，不要哭。我没事，我没事。妈妈，不要哭。”
另外一个老师接过电话：“告诉我，你现在人在哪里，我会转告你妈妈。”
我告诉她，我和朋友莎拉在一起，我过会儿还会用这个电话打过去。挂断电话之后，我试着拨打我公寓大楼前台的电话。没有人接。我试着给住在那幢楼里认识的住户打电话。没有人在家。联系不上任何人。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有人会这么回答：“天哪，你瞎担心什么啊！这里一切正常！”
窗户碎了，破碎的窗户和一只盲猫。我心里想道。
我和莎拉又走了几个街区，到她公寓去。她的公寓是一套温馨而阳光充足的两室一厅，还有许多植物。我们立即打开了电视。莎拉是对的，不仅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倒塌了，世贸中心周围所有的大楼要么已经倒了，要么摇摇欲倾。曼哈顿第十四大街之外的道路已经完全封闭，四周都设置了路障。道路已经被军队包围，只有军人、警察、消防员与救护人员可以进入。
即便担心窗户碎了也毫无办法。这是全然无助的想法。我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公寓安然无恙。猫咪也不会有事。我给他们留了足够的食物和水，比我出差一晚的情况糟不了多少。因为我肯定明天就可以回去看他们。
我们知道应该洗个澡，或吃点东西，或做点什么，但是我和莎拉无法从电视机前走开。电视上显示着被困在倒塌大楼里的人们用手机发出的信息。记者低沉地读着那些最后的留言。这种痛苦简直无法承受，于是，莎拉打开了两瓶伏特加。
我以前从未这样喝过酒。我想喝到让酒瓶感到和我一样疼痛，我想喝得天旋地转，直到忘记自己的姓名。我想喝晕过去。最后，我确实喝得失去了知觉。谢主恩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