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姆·斯诺普斯来尤拉·瓦尔纳父亲的店里当店伙计时，她还不到十三岁。在十六个孩子中，她排行最后一名，是个幺妹。在她十岁那年，她的身高已超过了她的母亲。现在，虽然还不满十三岁，可她的个儿头已经比大多数成熟的女人还要大，甚至她的乳房也不再是青春期或少女时代的娇小、坚实、乳头硬直挺立的圆锥形乳包了。相反，她的整个外形令人联想起某种源于古老的狄奥尼修斯时代的象征景象——阳光下的漂亮姑娘和汁液饱满的葡萄，扭缠在一起的、果实丛生的葡萄藤蔓，在强悍、贪婪的牧羊神的践踏下，流淌着汁液。她仿佛并不是她当下境况中一个活生生的完整人，而是生活在浩瀚的真空里的人，在那里，她的日子仿佛在隔音的玻璃后面相互追逐。她好像在运用一种从所有的哺乳动物那儿继承下来的令人倦乏的智慧，聆听她自己身体器官的扩张增大，忧郁而茫然。
像她父亲一样，她也懒惰得不可救药，尽管在她父亲身上，懒惰表现为一种悠闲，一种持续不断的喧闹熙攘，令人愉快，而在她身上却表现为实在在的一种力量，不可摇撼，甚至无情残忍。除了上桌下桌、上床下床之外，她全凭自己的意愿行事，简直就是一动不动。她很晚才学习走路。她有乡民们见到的第一辆也是唯一的一辆摇篮车，这是个样子笨拙、价钱昂贵的玩意儿，几乎像单匹马拉的双轮马车一样大个儿。她待在摇篮车里，到她个儿长得很大，腿在里面伸展不开很久以后，她还待在里面。她的个头越长越大，几乎要用成年男人的力量才能把她从摇篮车里拎出来。在被迫的情况下，她从摇篮车里走了出来，接着，她开始往椅子里坐。她要到一个地方去，就有人背她，这倒不是她坚持要这样做。情况仿佛是这样：甚至在婴儿时期，她就已经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她想去的，任何过程的最终结局都没什么新东西，或令人感到新奇之处，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与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两样。直到她长到五六岁，当她不得不到某个地方去时，她们的黑人男仆就会背着她走，因为她的妈妈不愿意在自己不在家时把她留在家里。人们会看到他们三人一行沿路过去——瓦尔纳太太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戴着围巾，身后跟着黑人男仆，他有点儿摇摇晃晃地走着，在他背上是那个个儿头大、摇来晃去、已经无疑是负担的女孩，宛如一古怪的、被人护送的萨宾人抢掠的女人。
她有常见的娃娃玩具。她把它们摆在她坐的椅子周围的椅子上，它们就放在那儿，彼此都很相似，都像真的或都不像真的。终于，她的父亲让他的铁匠给她做了一辆袖珍摇篮车，她的第一个三年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摇篮车外观粗糙，分量也很重，但却是乡间所有人曾经见过的或听说过的唯一的玩偶摇篮车。她把所有的娃娃玩具都放在摇篮车里，她坐在车子旁边的一把椅子里。——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表现是智力上的迟钝，她还没到成年女人母性发育的雏形时期，不过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她对玩具没有兴趣，为了使玩具动动地方，她不得不让自己动起来。
她在椅子上从一个幼儿长到八岁，从一把椅子上移到另一把椅子上，只有打扫清理房屋和吃饭这类急事才能迫使她从椅子上下来。在她母亲的坚持下，瓦尔纳继续让铁匠制作小型的持家用具——小扫帚、拖把、一个小型的真炉子——希望可用来作为消遣，用所有这类家庭用具，单个的和成组地做游戏。显然，对她来说，这就像给一个老酒鬼一杯冷茶，不起作用。她没有一个玩伴，没有亲密无间的女童密友，她不需要她们。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孩结成过那种狂热、有时是短命的亲密关系，两个女孩结成随时准备战斗的秘密阴谋集体，以对抗她们的男孩对手，还有成人的世界。她什么也不做。她也许还只是个胎儿，好像出生了的只是她的一半儿，她的心灵和肉体不知怎么地变得完全分离开来，要么就是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在两者间仅有一方呈现，要么就是一方呈现，另一方并不与它相伴，而是孕育在其中。“也许她注定要长成一个顽皮姑娘。”她父亲说道。
“什么时候？”乔迪问道，他极度愤怒，眼睛中进射出火花，转瞬即逝，“无论怎么说她都会是那种样子的，在她攀上去之前，五十年里也不会有一棵橡树长大，倒下来，腐烂掉，被当成柴火烧的。”
到八岁时，她的哥哥认定她应该去上学了。她的父母原打算让她某一天开始她的学业的，这也许主要是因为，威尔·瓦尔纳是学校的核心人物，主宰者，这是学校理事会正常推选的结果。如同乡间其他孩子的家长认为的那样，学校实际上是瓦尔纳的又一个行业，而且瓦尔纳或早或晚会坚持让他的女儿上学的，至少会让她上一阵子，正像他会坚持收取计算出的最后几文利钱。瓦尔纳太太对她女儿是否上学并不特别在意。在乡村里，她是最好的管家婆之一，而且她对做好家庭主妇乐此不疲。她收藏好熨过的布单，整理塞满杂物的货架，收拾土豆窖，用彩带装饰烟熏房屋的椽木，从中她能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快感，这与她深谋远虑、勤俭持家的成功与满足毫不相干。她本人念不懂书，虽然在她结婚那会儿，她能看懂一点儿东西。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多去实践，在随后的四十年间，她甚至已经没有了读书的习惯。现在她更喜欢直接面对具体生动的生命事件、想象或传闻，并能加以评论，对其做出道德判断。所以，她看不出女人识字有什么必要。她相信，食品配料的适当调拌，其关键并不在于书上怎么说，而在于勺子搅拌出来的味道怎么样，等着到学校上学，然后才知道减去已花出去的钱，自己还剩多少钱的家庭主妇，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管家婆。
在她八岁的那年夏天，正是她的哥哥乔迪作为见多识广的人，几乎是强迫她去上学的，而三个月以后，他又后悔得要死。他并不后悔正是他本人坚持要她上学的。他后悔的是，他依然相信而且他知道自己始终相信，为妹妹必要的学业他现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她拒绝走着上学。她并不反对去上学，到学校里去，她只是拒绝走着到学校去。那段路并不远，从瓦尔纳家走不到半英里路。可在她上学的五年里，如果根据她在那里所做的一切按照钟点来计算的话，那就不能以年甚至不能以月来计，而是要以天数来计，到学校去和从学校回来，她都让乔迪驮着他。其他的孩子到学校的距离有她的路程的三四倍远，而且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都是步行往返，而她却要骑在哥哥身上。她只是平静地拒绝行走，没有商量的余地。她既不求助于眼泪，也不在感情上进行对抗，更不用说用体力进行抗争了。她只是坐下来，一动不动，显然连想都不愿去想，她就像是一匹脾气倔强、故意作对的小雌马，胆大妄为，刚愎任性，对正常的要求置之不理，她还太年幼，尚不具有独到的价值，可再有一年左右，她就会有特别的用途，也正是为了这种原因，她那愤怒至极、备受折磨的主人才不敢用鞭子抽她。她父亲即刻很有主见地表示不再管这件事。“那就让她待在家里，”他对太太说道，“在这儿，她也懒得不会动动手。不过，她从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上，不挡道妨碍别人干活儿，或许至少也会了解些持家的本领。不管怎样，我们所想要的是，她能平安无事，长大成人，长到足够和一个男人睡觉，不把我和他都搅在其中的年龄就行。那时，你就可以把她嫁出去。也许你甚至能找到一个使乔迪也不受穷的丈夫。这样，我们就把房子、商店和整个家当都给他们，你和我到他们所谈论的在圣·路易斯的世界交易会上去，老天做证，如果我们喜欢那儿，我们就买个帐篷，在那儿住下。”
可那当哥哥的坚持要她上学。她仍然拒绝走着上学，她懒洋洋地坐着，显得柔弱，吃不得苦，在她平稳的脑袋上面，她的母亲与哥哥正在言辞激烈地干架，她无动于衷，甚至不去想这事，甚至很明显地连听都不听。最后，那个黑人男仆把四轮轻便家用马车赶了过来，带上她走半英里路到学校去，在正午时和三点钟学校放学时带着家用马车等在那里。这个黑男仆过去在她母亲外出时背过她。这种做法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瓦尔纳太太不让这么干了，因为这太浪费人力物力了，就像用火烧热容量为二十加仑的锅，只是为了做一碗汤，实在太不值了。她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乔迪想让他妹妹去上学，他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让她到那儿去。她提议说，既然他无论如何每天往返商店都骑着马，他可以让尤拉坐在他后面，带着她上学和回家，她那女儿再次坐在那里，既不去想也不去听有关那由来已久的对峙的咆哮和恐吓。早晨，她坐在前面的门廊上，手里拿着他们给她买的油布做的书包，等着她的哥哥骑着马过来，到走廊边上，粗暴地吼叫，要她过来，她就骑上去，坐在他后面。他把她送到学校，中午去接她，然后再把她送回去，学校一天课上完时在门口等她。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月。随后，乔迪决定，她应该走上两百码，从学校的房子那儿走到商店那里，与他在那儿会面。出乎他的意料，她爽快地答应了。这样刚刚持续了两天。在第二天下午，当哥哥的夹着她，一条腿拖在地上，飞快地赶回家里，冲进房门，站在大厅里，俯视着他的母亲，身体由于生气和愤怒颤抖不已，他喊叫道：“难怪她那么容易就答应了我的要求，那么快就走到商店那儿与我会面！”他高声叫道。“如果你沿路每一百英尺远就安排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她会一直走回家的！她完全像是一条狗！只要她从成熟的男人前面经过，她就开始释放出某种气息。你能闻到那种味儿的！你在十英尺开外都能闻到那种味儿的！”
“胡说八道，”瓦尔纳太太说道，“除此之外，别让我操心，我不管这事儿，坚持一定要她上学的是你，不是我。我生养的还有其他八个女儿，我以为她们长得相当有出息。不过我很乐于相信，一个二十七岁的独身男人对她们知道得要比我多。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让她退学，我想你爸爸和我都不会反对。你把肉桂给我带来了吗？”
“没有，”乔迪说道，“我忘带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记住带来。我马上要用它的。”
这样一来，她在商店那儿往家赶，行走的几步路也不再走了。她的哥哥会在学校附近等她。到现在几乎有五年了，这种情景早已成为乡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天四次，一个星期五天——那匹菊花红棕马驮着那个情绪激昂而愤怒的男人和那个女孩，甚至在九岁、十岁、十一岁时，她的个儿都长得太大了——太滚圆的腿，太丰满的乳房，太肥实的臀部，太多的雌性哺乳动物的肉，与俗艳的、用油布做成的装东西的玩意儿，显然是小学生用的书包联系在一起，是对整个教育主张的滑稽模仿和似是而非的体现。甚至即使坐在她哥哥后面的马背上时，那肉乎乎的人儿仿佛也过着两种完全分离、截然不同的生活，就像婴儿在保育护理行为中的表现一样。一个尤拉·瓦尔纳为臀部、大腿和乳房供应血液和营养；另一个尤拉·瓦尔纳则只是栖居在它们中间，它们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做不费多少力。她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但她不打算参与它们的活动。就像你待一间不是你设计的房子里，家具全都摆放好了，房钱也付过了的感觉一样。第一天早晨，瓦尔纳让马一溜小跑，想赶快把她送到地方完事，可他几乎立刻就开始感觉他身后的整个肉体，那在椅子里甚至一动不动的肉体，仿佛在直线运动中不言而喻地令他生出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感，那贴在他背上柔若无骨、富于曲线的肉体抖动着，他想象着他本人的运送旅程不仅要跨越乡村的地平线，而且要像太阳本身的运行一样，越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全景舞台，做一种围绕哺乳动物椭圆形肉体的、万花筒式的旋绕。因此，他让马慢下来走着。他不得不这么做，他的妹妹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吊裤带或是他的外衣的后面部分，另一只手拿着书包，他们走过商店，那里通常有一定数量的男人会蹲着和坐着，走过小约翰旅馆的阳台，那里通常会有来回走动的旅行推销员或马贩子——而且瓦尔纳此刻相信，自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为什么他们也在那里，他们驱车二十英里，从杰弗生那儿来——再赶到学校，那里其他的孩子穿着工装裤和用粗糙的花布做成的衣服，还有他们不经常穿的、大人不要的鞋子，他们早已聚在那里的真正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已走了三倍、四倍、五倍于他所走的路程。她从马上溜下来，她的哥哥会多坐上一会儿，情绪激动地望着她的背影，看到她已经像妇女那样用髋部来走路了，他恼怒而徒劳无益地思忖着，是否立刻把那个学校的老师（是个男人）叫到外面，跟他说清楚，别招惹她，警告他，威胁他，甚至用拳头吓唬他，要么等到事情发生时再找他，而他，瓦尔纳相信，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他们在一点钟又会聚在那儿，在十二点和三点时往相反的方向去。瓦尔纳骑着马，在路上向前走一百码，走向一棵倒在地上的树，这棵树被矮树丛遮掩着，那个黑人男仆一天夜晚坐在马上、手里拎着灯就被它绊了一跤。瓦尔纳骑马来到树旁边，在她站在树上往马上去时，他声色俱厉地第三次朝她吼道：“该死的，难道你就不能骑到马上来，而不让人觉得马好像是有二十英尺高吗？”
一天，他甚至认为，她不应该再双腿分开骑跨在马上了。这种想法持续了一天时间。他偶然往旁边和身后望了望，看到她那弯曲摇晃着的腿毫无顾虑地露在外面，腿长得令人难以置信，长筒袜与衣裙之间的大腿部分裸露着，如同天文台的圆形拱顶那样大个儿，从里到外都是光光的。她并不是故意要裸露自己的，这种想法只能使他更为愤怒。他知道她只是不在乎，无疑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腿露出来了，而且即使她知道，她也不愿去麻烦自己把裸露的部位盖上。他知道，她甚至坐在运动着的马上，也像她坐在家里的椅子上一模一样，他知道，就像是坐在学校里面的凳子上一样，因此，他不时愤怒而徒劳地在想着，臀部持续不断地受着那种相当大的、稳定增强的力量的冲击，即使是在单纯的行走运动中也是如此，仿佛实实在在地要人去注意那丰富内心想象和意志力的、充盈生命汁液的柔软肢体；坐着，甚至是在运动着的马上，她私下甚至并不是闷闷不乐地在痴想着某种东西，无论它是什么，都与欲望、肉体没有关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透过她身上穿的衣服，她实实在在地展现出那种自我存在的无所顾忌的个性，她就是她，她无力去改变，甚至懒得去留意那种事儿。
她八岁上学，一直上到她十四岁那年圣诞节刚过的时候。不用说，她会把那年的学上下来的，而且很有可能把来年甚至后年的学业都完成的，虽然什么也没学到，可在那年的一月份，学校关门儿了。学校关门儿是因为老师不见了。他一夜之间就没了踪迹，没有跟任何人留下一句话，他没领那一学期的薪水，也没有从他房子里搬走为数不多、像隐士用的那些私人用品，那是间他租用的、里面没火的披屋，他在里面住了六年。
他名叫拉巴夫。他来自邻近的乡村，纯属偶然的机会，威尔·瓦尔纳本人在那个乡村发现了他。当时任职的、那个唯一的教师，是个年老的男人，生性嗜酒，学生不服他的管教，令他进一步沉溺于酒杯之中。女孩子们既看不上他的观点和知识，也对他传授观点和知识的能力缺乏敬意；男孩子们完全不把他的能力放在眼里，不用说教他们了，只要能让他们服从，让他们行为本分，甚至对他有礼貌就算是不错了——情况早已不是单纯地与他对着干了，那种情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罗马的牧人节，他们像是在欺负一头肮脏而没有牙齿的老熊一样对待他。
因此，所有的人，包括那位教师，全都知道下一学期他就不会在那儿了。不过，没有人对明年学校的学业是否能正常进行特别在意。学校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建了学校，花钱雇老师，只在孩子们在家无辜可做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学校，所以学校只在收获季节与播种季节之间的那段时间一从十月中旬到三月底开门。换教师的事情一直没着落，直到夏季的一天，瓦尔纳碰巧做生意要到邻近的乡村去，这件事才开始着手办。他在天黑时赶到了地方，应邀在一间荒凉的、里面有用短木料做成的地板的小屋里过夜，小屋坐落在一贫瘠的、面积不大的坡地农场上。走进屋子时，他看到一个极为苍老的妇人。坐在冰冷的壁炉旁边，抽着一根肮脏的陶制的小烟管，脚上穿了一双看上去很结实的男人的鞋，鞋子的外观显得有点不合规矩，甚至有点儿古怪。不过，瓦尔纳并没有注意鞋子。后来他听到自己身后响起一阵刮擦撞击的声音，他转过头来，看到一个大约十岁的女孩，穿着一身破旧但却相当干净的方格花布衣裳，脚上穿的鞋子和那个老妇人的鞋子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脚上的鞋子显得还要大一点儿。这时他才注意到了鞋子。第二天早晨，当瓦尔纳要离开时，他又看到了三双同样的鞋子。此刻，他发现这种鞋子与他所见过，甚至听说过的鞋子都不一样。主人告诉他它们是些什么鞋子。
“什么？”瓦尔纳问道，“橄榄球鞋？”
“那是种游戏，”拉巴夫说道，“他们在大学里玩这种游戏。”他解释说。那是他的大儿子，这会儿他不在家，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去了，要挣钱回大学读书。他在大学里已经正式上了一个夏季学期的课，还上了随后的半个学年的课。正是在他上学的那个大学里，人们玩橄榄球，那种鞋子就是玩橄榄球用的。他那儿子想要学习，成为一名学校的教师，他第一次离开家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当父亲的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农场就在那儿，将来有一天就属于他了，农场永远能让他们维持生计。可是当儿子的坚持要那样。他可以在锯木厂干活儿，做工，挣到足够的钱，到夏季学期开始的时候上学，学习成为一名教师，因为在夏季学期里他们所教的就是这些。他甚至可以在夏季晚些时候回来，及时帮助收割庄稼。这样，他挣了钱——“干的活儿也比农活儿重”，老拉巴夫说道，“不过，他快二十一岁。我不能挡他的道儿，即使我能做到这一点。”——接着他进校学习夏季学期的课程，时间是八周。这样，八月份他就又会回到家里，可他没回来。九月份到了，他仍然没有回来。他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他担心，但更因他而烦恼，更关心他，甚至有点儿恼怒，觉得他不该抛下他们不管，让他们去干剩下的收割庄稼的活儿——摘棉花，用轧棉机去籽，收玉米，把玉米放进仓房——这些活儿本来等着他回来一块干的。九月中旬，他寄来一封信。他打算在大学里多待上一段时间，一直过完秋天。他在那儿找了个工作；他们必须在没有他在的情况下收割庄稼，他没有说自己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活儿，做父亲的想当然地认为他在另一个锯木厂工作，因为他从来不会将任何一种挣钱的职业跟上学联系在一起。直到十月份，他们才又一次听到他的音信，第一批邮件到了，里面装了两双模样稀奇的有防滑跟儿的鞋子。十一月上旬，第三双鞋子寄来了。刚刚过完感恩节，最后寄来的两双鞋也到了，这合起来一共是五双，尽管在家里一共有七双。于是他们不加分别地穿用这几双鞋子，无论是谁，拿着就近的鞋子随意穿，就像用雨伞那样，四双鞋的情况都是这样，拉巴夫解释道。那个老妇人（她是老拉巴夫的祖母）把从鞋盒里露出来的第一双抓过来，固定下来只能她穿，根本不让任何其他人穿那双鞋子。她坐在椅子里，摇动着腿，她仿佛很喜欢防滑鞋底儿在地板上弄出的声音。不过，还有四双鞋子。这样现在孩子们就能穿着鞋子上学，回到家里把鞋子脱掉，让需要到外面去的人穿。一月份，儿子回家来了。他给他们讲了有关橄榄球的游戏。他整个秋天都在玩橄榄球，为了让他打球，他们让他整个秋季学期都待在大学里。为了打球，那些鞋子免费供他们穿用。
“他怎么会碰巧弄了六双鞋子呢？”瓦尔纳问道。
拉巴夫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那年他们手里有一堆鞋子，”他说道。他们还给了在大学里的儿子一件运动衫，一件质地很好、又厚又暖和的深蓝色运动衫，正前方印有一个巨大的红色M，曾祖母把它也拿了去，尽管运动衫对她来说太大了一点儿。她在星期天就会把运动衫穿上，一年四季，在晴朗的日子里，她坐在他身边的到教堂去的马车的座上，那赏心悦目、象征勇气和毅力的深红色，在太阳下显得光彩夺目，在阴沉的日子里，她坐在椅子里，摇晃着，嘴里吸着烟丝不燃烧的小烟管，运动衫挂在她那枯萎干瘪的胸脯和肚子上，上面的字七扭八歪，一点儿不显眼，但依然是深红色，依然是勇敢的象征。
“这么说他现在还在那儿，”瓦尔纳说道，“打橄榄球。”
不，拉巴夫告诉他说，这会儿，他在锯木厂。他算过了，今年夏天他不去上学，而是去工作，他就能够挣到足够的钱，这样他甚至在他们不让他留下打橄榄球之后，仍然可以待在大学里，把一年里的课都完整地上下来，而不只是上夏天的课，在夏天，他们只教人们如何成为中小学的教师。
“我还以为他就是想成为中小学教师呢。”瓦尔纳说道。
“不是的，”拉巴夫说道，“这是他在夏天的课程中所学的东西。我猜当你听到他说的话，你会笑话他的。他说他想成为州长。”
“那挺好。”瓦尔纳说道。
“你会笑话他的，我猜会这样。”
“没有，”瓦尔纳说道，“我没有笑话他，州长。嗯思思。下次你见到他时，如果他能够考虑把当州长的事儿放上一两年，先去学校教书，告诉他到法国人湾来见我。”
那是七月的事。也许瓦尔纳实际上并没有指望拉巴夫前来见他。不过，他也没有为填补这个空缺做任何努力，这件事儿他肯定不可能忘了的。且不说他作为学校的理事负有责任，他本人也有个孩子大约在明年要上学。在九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他在自家的庭院里，躺在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用桶板做成的吊床上，鞋子脱下，放在一边，他看到一个男人迈着脚步，穿过院子，朝他走来，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但他即刻就知道了来人是谁——这是个并不太单薄但确实是瘦削的男人，他长了一头直直的黑发，像马尾巴一样粗，他有着印第安人那种高高的颧骨，锐利的眼睛颜色较淡，显得从容，一个思想者式的鼻子，鼻梁很长，但鼻孔略显圆弧形，给人以傲慢自大的感觉，一张薄薄的嘴唇，显得神秘、残酷、野心勃勃。他长了一张雄辩家的脸，一张相信语言的力量战无不胜，如果必要，可以牺牲原则的脸。一千年以前，这会是一个隐士的脸，这个人极富战斗精神，狂热极端，他毫不妥协，为信念而背弃整个世界，内心充满真正的喜悦，他走向沙漠，并在那里度过他余生的日日夜夜，他沉着镇静，没有一时一瞬自我怀疑的内心冲突。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拯救世人，他对世人的一切漠不关心，对世人的苦难，他只有蔑视，而没有任何形式的同情。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满足自己不可遏制的、无法平息的自然欲望。
“我来是要告诉你，今年我不能为你教课，”他说道，“我没有时间。我现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样整整一年我都能待在大学里。”
瓦尔纳没有起来。“那也仅仅是一年，明年怎么样？”
“我还安排了锯木厂的活儿。明年夏天，我打算到锯木厂干活儿。要么就干些别的什么。”
“是这样，”瓦尔纳说道，“我本人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因为这里的学校只需要到十一月一日才开学。在此之前，你可以一直待在牛津，打你的橄榄球。然后，你可以来这儿，开学上课。你可以把自己的书从大学里拿到这儿来，温习功课，到你又要打橄榄球时，你可以回到牛津去打球，并让他们看看你是否没落下他们在书里应学的东西，或让他们看一下你是否学会了他们需要了解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再回到学校里来，甚至是一天或两天都没关系。我为你备了一匹马，你骑上它八个小时就能到地方。从这里到牛滓只有四十英里的路。接着，一月份，到了考试的时间，你爸爸告诉我的，你可以把这里的学校关了，回大学去，一直到你考试完。然后，在三月份，你可以把这里的学校关了，回到牛津去，余下的时间待在那里，直到来年十月底再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认为一个真正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为把自己的功课学好，不会因为仅有四十英里远的路而有多大问题的。你怎么想？”
此刻，瓦尔纳知道，来人不再看得见他了，虽然他的眼睛的位置没有移动，而且他的眼睛仍然睁着。拉巴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穿着一件非常干净的白色衬衣，衣服洗得太频繁了，此刻已显露出蚊帐的质地，他的上衣和裤子也十分干净，但不匹配，上衣对他来说太小了一点儿，瓦尔纳知道，这是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套衣服，他拥有这套衣服，只是因为他相信，或者让人明白，这是个不能穿大衣到大学教室去的人。他站在那里，不是为令人兴奋、难以置信的狂喜和希望所包围，而是被那种折磨人的狂怒所围困。消瘦的身体并没有受到其外在环境的冲击力的影响。但却仿佛因其内在的东西而收缩和变小，宛如经历磨难。“好吧，”他说道，“十一月一日我会在这里。”他转身准备走。
“难道你不想知道你将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报酬吗？”
“好的。”拉巴夫说道，他停下脚步。瓦尔纳对他说着。他（瓦尔纳）在吊床上没有动，他的手工织的袜子一直拉到了膝盖那儿。
“那种游戏，”他问道，“你喜欢玩吗？”
“不。”拉巴夫答道。
“我听说它和真正的搏击没多大区别。”
“是的。”拉巴夫说道，再次用简短的话答道。他停在那儿，有礼貌地等在那儿。他望着那个瘦削、精明、没穿鞋子的老男人极为悠闲地俯伏在吊床上，仿佛已经对他降下咒语，把他留在那里，逼迫他花时间去想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而且也不打算谈论的事情，因为当时那事无关紧要。他本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时刻或其他任何具体时刻，抑或此后的时间里他们的交往，都绝对没有什么意义。那事始于一年以前夏季学期刚过完的时候。他原打算学期末帮助把庄稼收割完，他告诉父亲说他会到时候回来的。可是，就在学期结束前，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完全是送到他跟前的好事儿。当时距棉花长熟、采摘、用轧棉机去籽的时间还有两三个星期。他在要工作的地方已经住下了，只需多少再花点儿钱，他就可以住到九月中旬。这样一来，他工作的大部分所得将都是纯收益。他接受了那份工作，具体的活儿是把地面弄平，建一个橄榄球场。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橄榄球场，而且他也不在乎它是什么。对他来说，那只是每天让他赚如此之多的额外的钱的机会，他不时带着一种讥嘲的阴冷心绪想着，为这种游戏准备场地，需要花费的人力和费用，远远超过平整面积相同、用来种庄稼的土地所需的人力和费用。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让手中的铁铲停下来。说实在的，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以求有收获，人至少要在上面种取黄金才能说得通。到了九月份，他对建这种场地依然觉得好笑，而不感到好奇。场地建好了，开始投入使用，他发现在场地上运动的年轻男人甚至不是在玩橄榄球，而仅仅是在练习。他会看着他们练习。他看着他们练球，可能更仔细或至少是更为经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某种东西，他对此也一无所知，因为一天下午，练球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已经发现玩这种球要付给教练钱）冲着他说道：“你认为你能把球打得更好，是吗？好吧，你到这儿来。”那天晚上，他坐在隐没在干燥、灰尘遍野的九月份黑夜中教练房子的台阶上，依然在平静而耐心地说着不字。
“我不会只是为了玩橄榄球而去借钱的。”他说道。
“你不必那么做，我告诉你！”教练说道，“你的学费要付。你可以睡在我的顶楼里。你可以喂我的马和牛，挤牛奶、生火，我给你饭吃。你明白了吗？”那不可能是他的脸，因为都在黑暗中，他不相信说话的那个声音是他的声音。可是教练说道：“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不相信，”他说道，“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是为了打球而给我所有这一切。”
“你愿意试试看吗？你愿意留在这里做一做看，直到某个人来到你这儿向你要钱时再走吗？”
“如果他们这么做，我能自由自在地走开吗？”
“那当然，”教练说道，“我向你保证。”因此，那天晚上，他写信给父亲，说他不能回家帮助收完庄稼了。如果他们还需要一个人手，干他要干的活儿，他会寄钱去的。接着，他们给了他一件制服，在那天下午，就像在他依然穿着工装裤干活儿以前的一个下午一样，其他打橄榄球的人中的一个倒地后没能立即站起来，他们向他解释说是怎么回事——适用抢夺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他耐心地尝试着进行这类区分，去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我让他们抓住我，把我拉倒在地，那我怎么能把球带到那个界里呢？”
他没有讲这件事。他只是站在吊床的旁边，穿着干净、不配套的外衣，镇定自若，神情庄重，对瓦尔纳提出的问题，简洁而平静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与此同时，事件此刻在他的记忆中重现，快速而流畅地掠过，重现完毕，结束了，隐没在他脑后，没有任何意义，那年秋天过得很快，像做梦一样，如插入的一段生活。睡在冰冷的阁楼里，每天凌晨四点钟起身，到五个不同教练的屋子里生火，然后折回来喂牲口，挤奶。接着是讲座，所有人曾经想到的、探索的学识和智慧，在爬满常青藤的墙壁之间，在修道院的房间里回荡着，丰富多样，没有边际，有限的只是听众的接受力和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接着是下午的练习（很快他就找到理由，每隔一天参加一次，在不参与练习的下午，他把五个庭院里的树叶耙在一起），接着是为第二天生火准备煤和木柴。然后又是挤奶，然后是他穿着教练给他的外衣，在没有生火的阁楼里，坐在灯下看书，直到他趴在印有文字的书页上睡去。他就这样干了五天，星期六达到了极限。那天他拎着那个无聊的、不值一提的长长的椭圆形玩意儿，走过那条变得模糊、毫无意义的白线。可是，在这些分分秒秒里，尽管他看不上这种球类活动，抱着根深蒂固的成见，有着从上辈人那儿继承来的刚毅、简朴、崇尚实际的品性，他还是感受到了，强烈而自然地感受到了一践踏在脚下的土地、震撼、重重的喘息和紧抓住球不放的手、那种速度、看台上观众震天动地的喊叫，即使是在这种时刻，他的脸上仍然带着嘲讽的表情，不大相信这类活动有如此大的魔力。还有那些鞋子。瓦尔纳在打量着他，他的手放在脑袋下面。“他们的鞋子。”瓦尔纳说道。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那种活动会持续到第二个星期六，拉巴夫可以回答的，但他没有，他只是站着，两手静静地放在身体的两侧，望着瓦尔纳。“我猜想他们手边始终有大量的鞋子。”瓦尔纳说道。
“他们买鞋一买就是很多。他们手边备有每种尺码的鞋子。”
“那当然，”瓦尔纳道，“我猜一个人只要说鞋子不合脚或者丢了，就可以弄到一双新的。”
拉巴夫的视线没有移开。他静静地站在那儿，面对着躺在吊床里的男人。“我知道那种鞋值多少钱。我曾想办法让教练告诉我一双鞋要花多少钱。鞋子是属于大学的。每一次底线得分就是一双鞋的价值。赢球就可得到鞋子。”
“我明白了。你只有在赢时才会拿一双鞋。而你往家里寄了五双。你打了多少次球？”
“七次，”拉巴夫说道，“有一次谁都没赢。”
“我知道了，”瓦尔纳说道，“噢，我猜你想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家。十一月份我会把马备好的。”
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拉巴夫开学上课。在这个星期里，他用拳头震住了爱捣乱的学生，学生捣乱的坏习气是他的前任留给他的。星期五晚上，他骑着瓦尔纳许诺给他的马，走了四十多英里到牛津，上了上午的课，下午打橄榄球、睡觉，——直到星期天中午，然后在午夜时分，回到法国人湾，躺到那间没有生火的披屋里的小床上。他住的地方在一个寡妇的房子里，离学校很近。他有一把刮胡刀，一套不配套的穿在身上的外衣和裤子，两件衬衣，一件教练的大衣，一本柯克①的书，一本布莱克斯通②的书，一卷本的密西西比州报告汇编，贺拉斯⑧的原著和修昔底德④的原著，这两部原著是教古典课的教授送他的，他为教授家早晨生火，教授给他书的时间是圣诞节。他还有一盏村民们见过的最亮的灯，灯是用镍金属做的，它有气门、活塞和量计；灯就放在他那木板桌面上，显然这盏灯比他所拥有的其他东西加在一块还值钱，村民们晚上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观看灯喷出的炽烈、平稳的刺眼火焰。① 柯克(1552-1634)，英国法学家，著作有《英国法总论》，主张普通法是最高法律，反对王室特权和宗教司法权。② 布菜克斯通(1723-1780)，英国法学家，代表作《英国法释义》。③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歌集》《诗艺》。④ 修昔底德(前460或455-前400或395)，古希腊历史学家，代表作《伯罗奔尼撤战争史》。
到第一周的周末，他们全都认识他了——那张饥饿的嘴，令人讨厌、没有幽默感的眼睛，极为丑陋、刮得发青的脸，就像是由伏尔泰①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的模样合成的图画。他们称他为教授，虽然看上去他是——二十一岁——那种模样。学校里只有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年龄不等，从六岁的孩童到十九岁的男人，他不得不用拳头来维护他做教师的尊严。他教的课很杂，从单调枯燥的ABC到普通分数入门全都搅和在一起。他教他们所有的课，什么都教。他把开教室门锁的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就像一个商人掌管他仓库的钥匙一样。每天早晨，他把门打开，清扫房间，根据年龄和个儿头大小，他把男孩们分成提水的和劈木柴的组，对他们进行训斥、恐吓、嘲笑和施暴，看着他们乖乖就范，有时也去帮帮他们，不是为他们示范，而是要消耗自己多余的精力，以获得一种独自享有的藐视他人的生理上的快感。当他们不好好干这些活儿时，他就会冷酷地在放学后把年龄大一点儿的男孩留下来，自己站门前，把门插上，把他们打到开着的窗户那里。他逼迫他们和他一起爬上房顶，更换木瓦，干诸如此类的活儿。瓦尔纳，作为主管人，留心到这种事，追着他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抱怨他。到了夜晚，过路的人会看到披屋窗户那边，他那盏独有的灯进发出一动不动的、耀眼的光焰，他就坐在那里，书放在下面，他并不太喜欢那些书，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去读，要全部读过来，要聚精会神，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榨干，就像他劈木柴那样用力尽心，虽然他看不上那种活儿，他在不可改变的时间里，在瞬间即逝的分分秒秒中，打量着翻动的书页，像一条叶子虫一样极为缓慢地向前移动。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代表作《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等。
每个星期五下午，他就到瓦尔纳的围场里，骑上那匹精瘦、强壮而鲁钝的马，到第二天比赛球的地方，或到能把他运到那地方的铁路那儿去，有时他到那地方仅有时间在哨子吹响前把球衣换上。不过，他总是在星期天早上回到学校，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在星期四与星期天之间，他只有一个晚上——星期六——是在床上度过的。在两个州立学院之间进行的感恩节球赛之后，他的照片被登在孟菲斯的报纸上。他身穿球衣，那张照片（在村里的人们看来，而且是为了那种原因）看上去不像是他。可是照片上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人们能认得出来，不过他没有把那张报纸带过来。他们不知道在那些周末，他都干了些什么，只知道他在大学里工作。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接纳他，虽然他的教师任命是一种荣誉称呼，但那依然还是女人看重的称呼，作为一个为人敬重的荣誉称呼，它实际只在女人的世界里起作用。他们虽然并不真的禁止他饮酒，但他们不和他一起喝酒。当着他的面，他们说话也比较谨慎，但不像他们面对一个真正的神父时那么小心翼翼，可如果他做出某种反应，他就可能会发现，下个学期一开始，那个位置就不再属于他本人了，对此他心知肚明。对于教师这种荣誉称号，他按人们给予他的样子接受，而且甚至还比较把它当回事，接受的方式还是那样令人讨厌的自负，不完全是自傲，也不真的是好斗，他神情严肃，镇静自若。
大学期中考试那段时间，他离开了一个星期。接着，他回来了，追逼着瓦尔纳清理出一个篮球场地。他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那些年龄较大的男孩一块干，并教他们如何打球。第二年的年底，他们的队打败了所有他们找来的与其比赛的球队。到了第三年，他带着球队到了圣·路易斯，他本人也是队员之一，他穿着工装裤，光着脚，他们打败了所有到来的球队，获得了密西西比谷地锦标赛的冠军。
当他把他们带回村子里时，他的任务完成了。学了三年，他毕业了，获得了一个文学硕士学位和一个法学学士学位。此时，他最后一次离开村子——带上书籍、精美的灯具、刮胡刀、一张阿尔玛—塔德马①原作的复制品，这是教古典课的教授在第二个圣诞节给他的——回到大学，轮流到文学院和法学院听课，一节连着一节，从早饭时间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他这会儿不得不戴着眼镜读书了。离开一间教室，步行去另一间教室，迎着光痛苦地眨动着眼睛，穿着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套不匹配的上衣和裤子，从成群结队、大笑不止的青年男子和姑娘中间走过，他们穿着他来到此地之前从未见过的漂亮衣服，他们并没有瞪着眼睛看他，他们根本就没有多看他一眼，就像他们对上面安有路灯的电线杆子不多看一眼一样，两年前，当他到这儿来时，他既没有见过这些人，也没见过这些路灯。他在他们中间走着，脸上带着那同一种表情，就是他俯视着橄榄球场防滑脚踏跑线的那种模样，他轻蔑地望着那些分明来此地是找丈夫的姑娘，望着那些年轻的男人，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到这儿来他不知道。① 阿尔玛—塔德马(1836-1912)，英籍荷兰画家，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
后来，有一天他穿着租来的长外衣，戴着租来的帽子，和其他人站在一起，接受卷得紧紧的大学毕业文凭卷轴，形状不比卷起来的日历大。不过，它像日历一样，标示着那三年的岁月生活——橄榄球场里防滑鞋践踏得边界模糊的白线，骑在不知疲惫的马上的一个个夜晚，还有他身穿大衣，仅用那盏灯取暖，坐在那展开的书上面，翻看上面写满死气沉沉的冗词赘语的那些夜晚。过了两天以后，他和同学们一起，站在牛津一间真正的审判室的法官席前，被律师会接纳，这样，仪式就举行完了。那天晚上，在饭店餐厅一张喧闹的桌子旁边，他做出了选择。法官正在主持晚宴，在他的两边站着的是法学院的教授们和其他法律界的支持者。这里就是通向那个世界的前厅，为了进入那个世界，他始终在进行着努力，迄今已有三年——四年了，应该把他还没有看清楚目标的第一年也算上。他只是坐在那里，脸上始终是那副表情，等着那最后的委婉的客套话说完，等着那最后震耳的掌声消逝。他站了起来，走出前厅，向前走去，他的脸坚定地朝向他选择的那个方向，不管怎样到现在三年过去了，他丝毫也不犹豫迟疑，他不往回看。而且他不能那样做。尽管在朝向自由（他知道的，他说的）显赫地位和自尊的路上已经走出了四十英里，但他不能那样做，他必须返回村里，投身于一个十一岁女孩的魔力的世界，这个女孩即使是坐在学校校舍的台阶上休息，眼睛隐藏在太阳投射出的阴影里，像只小猫，吃着凉红薯，也显示出那种舒展无羁的特质，这是在他的荷马史诗和修昔底德作品中出现的女神的特质：既腐败堕落又纯洁无瑕，既是童贞处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