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哥哥带着她来学校的那个第一天上午，拉巴夫对自己说：不，不，不是这儿。别把她留在这里。他在学校教书才仅仅一年，五个月一学期，其间还有些中断。他每周晚上要骑马去牛津然后返回村子，一月份他参加期中考试要花去两周时间。但是，他不仅从他的前任留下的混乱无序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他甚至还强行制订出了课程计划，把其变成某种类似秩序的东西。他没有助手，甚至在那个单一的屋子里没有分隔部分，可他却根据能力把学生们隔离开，使之成为一种常规，他们不仅遵守这种常规，而且逐渐相信应该这么做。他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他甚至并不满意。不过他对情况在变化、有进展感到满意，如果不是朝着在更大限度上增加学生的知识的方向发展，至少也是朝着教会他们维护秩序、遵守纪律的方向发展。后来，有一天上午，当他从那粗糙的黑板那儿转过身来时，他看到一张八岁女孩的脸及十四岁女孩的有着二十岁女人曲线的身体，在那一瞬间正越过门槛，为这间简陋、光线很差、冷冰、用于严苛的清教徒式初级教育的校舍，带入一股湿润的、春意微醉的堕落气息，犹如一个异教徒在至高无上的原始子宫前得意扬扬地进行朝拜。
他望了她一眼，看到她的哥哥无疑会是最后一个能识别出的人。他看出来她不仅不准备学习，而且她不需要了解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书里的东西，她天生就完全具备应有的一切，未来能发明出来的任何东西，她都不仅能够面对，与之搏斗，而且能够战胜它。他看到在未来的两年里，他要看管这个女孩，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一开始他感到的只有愤怒。她年龄只有八岁就已经成熟，显然在子宫里她已到达青春期并已度过这一阶段。她安静地想着心事儿，对于外部的无论什么样的强行指令她都服从，甚至也没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她那种静静等侯的特质仅仅是从一组墙那里转移到另一组墙那儿，这种静侯透过逐渐展开、无法让其加快步伐的时间，穿越日渐增多的日子，并置身其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来打破她的静候，使之不复存在，无论这个男人是谁，无论他叫什么名字，长着什么样的脸，她也许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从来也未听说过他。五年来他都在注意着她。每天早晨她的哥哥把她带来，只要他离她而去，她就待在那同一个位置上，而且几乎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她的双手一连几个小时地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就像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沉睡的身体。当终于将她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时，她会回答你说：“我不知道。”要么你若逼迫她说什么，她会回答说：“我没有想那么远。”疲劳和厌烦仿佛对她的肌肉和身体都不产生任何影响，她好像是懒洋洋的处女时代的象征性自我，她拥有生命但却没有感觉能力，只是等待着，直到她的哥哥到来，那个好嫉妒、激愤不已、阉人一般的单身汉来学校，把她带走。
她每天上午来，带着那个油布书包，里面装着其他一些东西和烤红薯，她在休息时吃，拉巴夫对此一无所知。她仅仅在班上同学座位中间的过道里那么一走，就能把那些木质的桌子和凳子变成一个爱神的丛林，她吸引着屋子里的每个男人，从刚进入青春期的小男孩，到十九、二十岁的成年男子，他们其中的一个已经当了丈夫，做了父亲，这个人在日出和日落之间这段时间里可以翻地十英亩，他与准备搏击的对手角力，要求每个人先动手打他。有时在星期五晚上，学校校舍里会举行晚会，学生们在他的监督下玩那些青春期互相戏弄的游戏。她不参与他们的游戏，但是她却控制着他们。她坐在炉子旁边，完全就像上学的时间坐在那儿的样子，她漫不经心，神态安详，置身子尖叫、脚踏地板的喧闹声中心，被同时从十来个阴影笼罩的隐蔽处和角落里出来的十来个穿着花格布衣或印花布衣的人们围在中央，她既不是她班的头，也不是她班的尾，这不是因为她拒绝学习，也不是因为她是瓦尔纳的女儿，而瓦尔纳开办了这所学校，而是因为她入的这个班在她进入二十四小时之后就不再有头或是有尾了。在当年内甚至也不再有她要从其中向上晋升的低年级班了。她从来不在有生命跃动的任何存在的任何一端。所有的只是一个点，像是一群蜜蜂，而她就是那个点，那个中心，蜂拥而至，纠缠在一起，但她却安详自在，完整无损，而且显然甚至一点儿也不在意她周围的一切，平静地勾销了整个人类思想和苦难，这些东西被人称为知识，教育，智慧，既极端繁冗又令人不可冒犯：女王，生命之本。
他两年来都在留意着这一切，与他想到的那些东西并存的仍然只有愤怒。第二年年底他就要毕业了，并获取两个学位。到那时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教完了。他在学校教书的一个理由将被取消，不再称其为理由。他将以自己付出的相应代价达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愿望，尤其是他每次往返大学都要在晚上骑马走四十英里，既然他是农人的后代，有着自耕农的传统，他骑马并不是为了好玩。然后，他会继续往前走，离开村子，再也不看它第二眼。在最初的六个月里，他相信自己将这样做，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他依然告诉自己要这样做。不仅告诉自己这样做，而且相信自己会这样做，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当时他远离村子，在大学春季学期的最后两个月和接下来的夏季学期的八个星期里，他在忙着完成第四学年的分科的学业，接着是被学校称为假期的八个星期，他在锯木厂度过了这段时光。尽管当时他不需要钱，没有钱他也能毕业。不过，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当他经过最后一扇门，面对极为艰难的道路，在他与其目标之间除了自我什么也没有时，他的兜里会有很多钱。接着，在秋季的六个星期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橄榄球场的白线在他脚下掠过，尖叫声、喧闹声不绝于耳，一派歇斯底里的气氛，而他在此飞速而逝的分分秒秒中依然沉浸在运动中，他勇猛强悍，专注于橄榄球赛，尽管他还是不太相信事情会是那样。
随后有一天，他发现几乎两年来他都在向自己撒谎。那是在他第二个春天回到大学之后的事，离他毕业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没有正式辞职离校，可他一个月以前已离开了学校，当时他认为瓦尔纳和他本人都明白，他教书只是能使他本人完成大学的学业。因此，他相信自己离开了村子，这是最后一次。终考还有一个月，接着是律师考试，随后那扇大门将向他敞开。甚至他在选择的职业领域有人已许诺给他某个位置。然后，有一天下午，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征兆，他走进自己寄宿的那个人家的餐厅，准备吃晚饭，这时房东太太过来对他说：“我要给你一样东西尝尝。这是我姐夫给我带来的。”说着，她把一个盘子放在他面前，上面放着一囫囵个儿的烤红薯，看到他脸色在变，房东太太大声说道：“怎么了，拉巴夫先生，你病了！”他费力地站了起来，离开了餐厅。在他的房间里，他仿佛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一定要马上就去，现在就走，甚至要走着去。他能够看到她，甚至可以闻到她的味儿，她坐在学校校舍的台阶上，吃着红薯，平静安详，慢慢嚼食，不仅对她衣服外面的一切显得无力自助和没有知觉，而且对她身体的裸露也是一样，甚至对其一无所知，那种样子真是令人畏惧。此刻他明白了，不是在学校校舍的台阶上，而是在他的心里，她始终都在，两年以来一直这样，而他看到她那种样子所感到的根本就不是愤怒，而是畏惧，那进身之门的幻象，他将其视为目标的东西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一个要达到的点，就像逃离大屠杀的人，他跑得快不是为了获奖，而是要逃离生命的毁灭。
不过他那时并没有真正放弃，虽然他第一次说了那样的话，我将不再回去了。先说那些话没有必要，因为直到那时他还相信自己在向前发展。但是至少他仍然尽可以让自己相信他不会回去的，在他毕业，初获律师资格，参加宴会的过程中，这也是一直让他挂心的事。就在仪式举行之前，他的新入道的伙伴中的一个人向他走了过来。等宴会完了之后，他们打算去孟菲斯，要进一步庆贺，举办非正式的宴会。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喝酒，然后，至少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去一家妓院。他婉言拒绝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童男子，也不是因为他没有钱去做那种事，而是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自己脑子里的东西，依然有山地人对教育抱有的毫无根基的、纯粹是情绪性的盲目信念，相信拉丁学位的巨大魔力，实际上就像过去的神父相信木十字架的魔力一样。接着，最后的祝辞消逝在最后的鼓掌声和椅子在地面上的滑动声中；那扇门打开了，路恭候着他，而他知道自己不会沿着那条路走。他走向那个邀请他去孟菲斯的男人，接受了邀请。他和那群从孟菲斯火车站下车的人一道下车，并悄悄地询问如何能找到一家妓院。“见鬼，伙计，”那人说道，“要克制自己，至少让我们在饭店登个记，走一下形式。”可是他却不愿意。他独自一人按照那人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地方。他坚定地敲击着那扇暧昧的门。这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也不指望会有什么帮助。他的那种气质是特有的，缺少这种东西，没有一个男人能完全成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或完全变成一个胆小鬼。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让他看危机的两面，并想象他本人已经战胜了——危机及其导致的失败和灾难。至少她不会去嘲笑我还是个处男，他告诉自己说。第二天清晨，他从自己晚间的伴侣那儿借来一张廉价的、上面有格子的信纸（信封是粉红色的，上面曾经洒过香水），写信告诉瓦尔纳他将在那学校再教一年书。
他又教了三年书。到那时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棍，那光线很暗的学校校舍，那面积不大的、贫瘠的村庄是他的圣山，他的客西马尼①。也是他的各各他②，他对此很清楚。他是过去时代的性力旺盛的隐土。没有热气的披屋是他无人光顾的窝穴，削薄简陋，放在石头地板上的小床是他用石头垒成的寝卧处，他在上面脸朝下趴着，在冰冷的寒冬夜晚淌着汗水，他赤身裸体，四肢挺直，在他那张学者的脸上，你能看到他牙关紧咬，他的双腿上长满了毛，就像是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的腿一样。随后，白天会到来！他会起身，穿衣，吃东西，可他甚至不去品所吃东西的味。无论如何，他过去对自己所吃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很在意，但是现在已经吃过了东西他也不总是会知道。接着，他会到学校去，打开校舍的门，坐在他的桌子后面等待着她从过道中间走下来。他很久以来就想着和她结婚，等待着，直到她长大成人，向她求婚，他试图这样做，接着就放弃了。首先，他根本就不想要老婆，当然现在不想要，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要。其次，他不想要她做老婆，他只想要她一次，就像一个手上或脚上患有坏疽的男人渴望来上一斧，以使自己再次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自我一样。不过要使他从对她着魔的迷恋中解脱出来，他甚至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只是他知道这事永远都不可能成，不仅因为她的父亲不会同意，而且因为她，因为她具有的那种内在气质完全勾销了任何独身生活允诺的交换价值或献身的能力，勾销了任何对所谓的爱有保留的男人那种微不足道的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他几乎可以看到将来某一天她会有的丈夫。他会是个矮人，一个侏儒，没有性能力或欲望，他不过是她生活中的一个生理因素，就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的书的所有者的名字。还是那种东西，还是从书里出来的，已令他失望的那类有着致命外观残疾的家伙：瘸腿的伍尔坎⑧，面对那个维纳斯，他并不拥有她，他只是凭借魔力赋予的单一力量占有了她，这种魔力是金钱、财富、奢华的饰物、装饰品所具有的魔力，他可能拥有的，不是一幅画，雕像，而是比如说一片土地。他看到那片土地了：一片良田，丰沃、污秽、散发着恶臭，始终在那儿，对他声称拥有它无动于衷，毫不在意，它自身产出的良种十倍于它的拥有者毕生能够储藏和篱笆圈起来的数量，生产出的谷物干倍于他所能希望收割和贮存的丰收产量。① 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花园，基督教《圣经》中耶稣蒙难的地方。②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③ 罗马神话中的火与锻冶之神，维纳斯的丈夫。
所以，这事成不了。可是他却仍然耿耿于怀。他有待在那儿的便利条件，他等待着，直到最后的课上完，教室里空无一人，他于是站起身来，脸上现出悲哀的神情，他平静地走到那条凳子那儿，把手放在木凳上，凳子表面因为她坐过或甚至跪过而依然是温暖的，他把自己的脸放在凳面上，迷恋地将脸贴在上面，拥抱着那坚硬、没有知觉的木头，直到那上面的热度消逝。他疯了，他知道自己疯了。到现在已经有好几次了，他甚至不想和她做爱，而只想去伤害她，看着血液喷涌、流淌，望着她那张安详的脸在他本人的脸下面扭曲成恐惧和巨痛的持久性标记，然后望着它变得甚至不再是一张脸。接着他再将那一切抹去。他要从他那里将其驱走，他们的位置将调换过来。现在，在那张脸前乞求、臣服的将是他本人，尽管那张脸仅仅是张十四岁孩子的脸，这脸上显露出一种他永远不可能获得的令人厌倦的学识，那是一种过度放纵，一种所有倒错经验的满足过剩。在那种学识面前，他将会是个幼童。他将会像一个少女，一个处女，被迷惑得发狂，惊叹不已，令他坠入陷阱的，不是引诱者的成熟和经验，而是存在于她内心的盲目而残酷的诸种驱力，现在她认识到，在她甚至不知道它们就在那里的情况下，自己已和它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将在那张脸前匍匐膜拜，满怀渴望地乞求：“教教我怎么做。告诉我吧。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任何事情，学会和了解你所知道的一切。”他发疯了。他知道自己疯了。他知道早晚会有某种事情发生，而且他也知道，无论那会是什么，他都将是被征服的人，尽管他还不知道自己盔甲上的裂缝是个什么样的，她都会本能地、毫无偏差地找到它，而且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危险？他想道，大声喊道。危险？不是她身处险境，身处险境的是我。我害怕我可能去做的一切，不是因为她，因为没有任何我或任何男人能对她所傲的事会伤害到她，而是因为我可能做的事会让我处于危险的境地。
接着，一天下午他找到了他的斧子。在首次拙笨的劈砍之后，他几乎是在极度的快感高潮状态下继续劈砍坏疽组织的悬吊着的神经和筋腱。他没有听见一点儿声音。最后一场橄榄球赛打完了，那扇门最后一次关闭了。他没有听到那扇门再次开启，可是，有某种东西使得他从凳子上抬起自己那张痴迷的脸。她又一次来到教室里，注视着他。他知道她不仅看到了他跪着的那个地方，而且知道他为什么跪在那里。或许在那一刻他相信她始终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即刻就知道她既不畏惧他，也没有笑话他，她根本就不在意。她也不知道，她正在注视的是一张潜在的杀人犯的脸。她只是松开手抓住的门，沿着过道朝教室的前方放炉子的地方走去。“乔迪还没有来，”她说道，“外面的天很冷。你在那儿干什么？”
他站起身来。她稳步地走了过来，背着那个油布书包，到现在她已经背了它五年了，他知道除了往里面放凉红薯外，在学校的教室以外她从来不打开书包。他朝着她走动着。她停下脚步，望着他。“不要害怕，”他说道，“不要害怕。”
“害怕？”她问道，“怕什么？”她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又站住了，看着他的脸。她并不害怕。她还没有产生那种意识，他想道；接着某种令人恼怒和冰冷无情的东西，那种断绝往来和失去亲友的凄凉感同时在他内心生现，尽管他在脸上没有显露出来，他那张悲哀、病态而晦气的脸上甚至还绽出了一丝笑意。
“这就对了，”他说道，“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害怕。这就是你必须学习的。这就是无论如何我要教你的一种东西。”他教过她另外某种东西，只是在一两分钟里他难以找到它。在学校的五年时间里，她确实学习过一种东西，眼下她就要为此参加考试并通过考试了。他朝着她移动过来。她依然还站在那个地方。随后他抓住了她。他迅速而无情地对她动手，好像是她拿着橄榄球，或好像他拿到了橄榄球，而她站在他和那道白色终线之间，他恨她挡道，而且他必须冲过去。他抓住她，很粗暴，两个人的身体猛烈地扭缠在一起，她甚至连动都没动，以避开他的纠缠，更不用说去反抗他了。她仿佛一时间被完全身不由己的、愚蠢的突然袭击给震住了，眼睛大睁，一动不动，几乎与他在同一高度上眼睛对着眼睛对视，她的身体仿佛总是在它所穿的衣服之外，甚至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它明显地使欲望炽烈的男人热血沸腾，为了获得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一身躯的权利，他付出了三年的代价，牺牲前途，忍受痛苦，自我惩罚，不停地与他自己无法平息的欲望冲动搏斗，他迷恋这具汁液充盈、无肌肉的、神奇的、保持童贞的奶油般光滑的身体。
此刻这具身体开始进行猛烈而无声的反抗，即使在这时他或许还是能看出她对他既不恐惧，甚至也不痛恨，而只是惊愕和厌烦。她身强力壮。他预期会是这样，他渴望如此，他一直等待着这种结果。他们猛烈地搏斗起来。他仍然在微笑，甚至低声说着话。“就是这样，”他说道，“打呀。打呀。”就是这么回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搏斗。互相仇恨。杀死对方，只有这么干，另一方事后才会永远明白他或她死了。甚至死了也不能安静地躺着，因为后来在那个坟墓里的将始终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永远都不能再次安静地躺在一起，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独自躺着，享受安宁，直到他或她也死去。他抓住她的身体，不太紧，这样可以更好地感觉她身体的骨骼和肌肉的剧烈反抗，抓牢她，使她刚好不能真的碰着他的脸。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尽管她的哥哥来叫她时从未晚过，他这会儿一定就站在教室外面。拉巴夫不去想这些。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在乎。他轻松地抓住她，依然在微笑，低声细语地吟诵着乱七八糟的希腊语和拉丁文诗句，说着美国密西西比地区的下流话，就在这时，她突然间奋力挣脱出一只胳膊，用胳膊肘向上猛击他的下巴；这一击使他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没等他重新站好，她的另一只手用尽整个手臂的全力打在他的脸上。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着，碰到一张板凳，和板凳一齐摔倒在地，他身体的一部分压在凳子的下面。她站在上面俯视着他，呼吸声很重，但她没喘气，甚至连衣服头发都没散乱。
“别再用爪子碰我，”她说道，“你这没脑子的老马夫以迦博·克莱思。”
她离去的脚步声和关门声停息了。他听到了廉价的钟表走的声音，这钟表是他从自己在大学里的房间里拿回来的。在寂静之中钟表的声音很响，同时还伴有一种尖细的声响，像是一细小的铅沙扔进桶罐里的声音。他还未来得及站起身来，门又一次开了。他坐在地上，抬起头来望着她，看着她走回过道上来。“哪里有我的——”她问道。接着她看到它了，那个书包，把它从地板上拾起来，再次转身走开。他再次听到关门声。这么说她还没有告诉他，他想道。他也认识她哥哥。他不想等着先把她带回家，他想要立即就得手，最终证明五年以来那极端的、未经证实的信念没有错。无论怎么说，那都值得一做。不会是身体的插入，这不用说，不过会是那同一个肉体，那同一个温暖真实的肉体，相同的血液在其中奔涌，至少在碰撞作用下——会感受到一种悸动抽搐，一种极乐高潮，一种宣泄，无论如何兰一某种了不起的感觉。于是，他站起身来，走到他的桌子那儿，坐下来，把钟表摆正（表原来斜着放在那里，这样他可以在用于课堂教学的凳子前面的位置看到表，通常他就站在那里），让钟表直对着他。他知道从学校到瓦尔纳家的距离有多远，他骑着马往返大学的次数太多了，足以使他计算出骑马走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他还要骑着马回来，他想道。于是，他测算那段距离和分针要走多远，他坐在那里，看着分针悄悄地向那个算出的刻度走去。随后，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教室里只是相对而言开阔的空间，炉子还在房间里，不用说那课堂教学用的凳子也在房子里。炉子是无法移动的，但那凳子可以移动。可即使那样……也许他最好在房子外面见见她的哥哥，要么有人会受伤的。接着他想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人受伤，然后他悄悄地问自己，谁呀？接着他回答自己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这样他又回头看了看钟表。可是甚至当整整一个小时都过去时，他依然还不愿向自己承认那最终的灾难已降临到他身上。他正隐藏在某个地方，拿着枪，准备伏击我，他想道。可是在哪儿埋伏？什么样的埋伏？他所想要埋伏的哪个地方会比这里更好？他已经看到第二天早晨她再次走进教室，样子很平静，无忧无虑，甚至什么都已不记得了，她拿着凉红薯在休息的时间吃，她坐在阳光照耀下的台阶上吃着，就像是一个不贞洁的、可能甚至是不知是怀了谁的种的女神，坐在阳光灿烂的奥林匹斯山的山坡上，吃着天堂的面包。
于是他站起身来，把书本和纸整理好，连同钟表，他一同拿进自己那寒酸的小屋，每天下午拿进来，第二天早晨再带回去，把它们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合上抽屉，他用自己的手帕把桌子的顶面擦干净。他走动着，不急不慢，脚步稳健，神色镇静，他把钟表的发条上好劲儿，又把它摆回到桌子上面。他的外衣挂在钉子上，这是橄榄球教练六年以前给他的。他对着衣服望了一阵儿，随后即刻走了过去，把它拿下来，甚至还把它穿在身上，并离开了房间，离开了那个此刻无人的房间，在它里面，依然有而且永远会有太多的人；在它里面，从她哥哥把她带进来的第一天，就有太多的人，无论是哪间房，只要她一进入，只要她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得足够喘一喘气，她就会永远使那间房子里挤满太多的人。
他刚一出现，就看那匹菊花红棕马拴在商店门前的柱子上。肯定会这样，他悄悄地想道。不用说他不会在身上带把手枪，而且把手枪藏在家里的枕头下面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显然，情况就是如此。这里就是放手枪的地方；他告诉自己说也许那当哥哥的想要见证人，就像他本人想要见证人一样，他此时神情忧伤而镇定，沿着道路朝商店走去。证据会有的，他无声地喊叫道。证据就在活人的眼睛里和信念里，他们相信那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真的。这种证据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尽管我到这里并不是要知道人们是否相信是这样。这在活人的心里将成为一成不变的信念，永远也抹不去，因为两人中知道的情况与此不一样的那一个将会死去。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天，天空呈铁灰色，沉闷至极，是那些无风的日子中的一天，在那些日子里，空气黏滞，温度无冷热之变，天空凝重，死气沉沉，甚至连雪都下不来，甚至连光线也没有什么变化，仿佛是在黎明时分完全从虚无中生现，而且会一下子就又没入黑暗之中。村子毫无生气——轧棉花房和铁匠铺关着门，寂静无声，商店门因饱受风雨侵蚀而褪色；只有那匹一动不动的马显示着生机，这倒不是它在动，而且因为它类似某种人们知道的活着的东西。不过，男人们会在商店里。他可以看到他们——穿着笨重的鞋子和沉重的靴子，工装裤和工装上衣向外鼓着，里面套着厚厚的、看不出是什么样的内衣——他们分布在沙箱周围，里面是火炉和凹凸不平的沙子，他们蹲在那里，强劲奇妙的热流从里面进射出来，有着实实在在的一股味道，男人的味道，几乎是修道院的味道——冬天里没有女人的聚会，蓄意把烟草唾沫弄到火炉的侧腹里去烧。那股热流真不错：他要进到里面去，不是因为凄凉、无聊和寒冷，而是因为那里有生机，他走上台阶，穿过那扇门，到了外面。那匹马扬起头，在他经过的时候望了望他。不过不是你，他对马说道。你要站在外边，站在此地，保持原样，设法做到让血液周身流通。我不要这样做。他登上台阶，穿过铺在走廊上的被鞋跟踩损的木板。在关闭着的门上，钉着一张招贴画，宣传一种专利药品，画的一半儿已损坏——那是幅肖像画的复制品，画中人物沾沾自喜，长着胡子，事业有成，住在遥远的地方，结了婚，有孩子，身居豪华的房子里，不显露激情和血性，甚至无须死去，用间隔法制成木乃伊，这种褪了色的、扯烂了的肖像画，挂在成千上万风吹雨淋、油漆剥落的门上、墙上和围栏上，一年四季经受风雨、冰雪和夏季酷热的侵袭，这种画无处不在，而且始终都在，遍布大地。
接着，他的手已经按在了门把手上，准备开门，这时，他停了下来。有一次一当然那是外出进行橄榄球比赛中的一次，只有那天晚上到孟菲斯游览时他乘坐了火车，此外他从来不坐火车——他当时下车走到一个光线很暗的车站月台上。突然之间，房门猛烈地响动起来。他听到一个男人在咒骂，喊叫，一个黑人从房门里面跑了出来，一个大叫着的白种男人在后面追赶。那黑人转身，弯着腰，旁观的人四下散开，那个白人用一把勃朗特手枪打中了黑人的身体。他还记得那个黑人如何用手紧紧抓住自己身体的中间部位，脑袋耷拉下来，接着突然之间仰面瘫倒在地上，实际上像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伸展开来，至少要把他的身长增加一码。那个咒骂着的白种男人被制伏了，手枪给掉下了。火车鸣了一次笛，并开始启动。一个身穿制服的火车上的男人分开人群，跑着要追赶上火车，并仍然在跑动之中向后面看。他记得自己如何推开别人，让自己冲到前面，本能地应用自己在打橄榄球时用的技巧，腾出一块地方，他从那里向下望着那个黑人僵硬地仰面躺在那儿，依然紧紧抓住他身体的中间部位，他双眼紧闭，他的脸显得相当安详。接着来了一个人——一位医生或一位军官，他不知道——跪在那个黑人旁边。他在试图把黑人的手拿开。没有任何外部对抗的痕迹；只是医生或军官在用力拉的前臂和手仿佛已变得像铅一样沉重。那个黑人的眼睛没有睁开，他那安详的神情也没有改变；他只是说道：“要当心，白人兄弟们。我已经被打中了。”不过，他们终于还是把他的双手掰开了，而且他还记得黑人的工装被剥开的情景，工装裤和便装上衣下面的衣服，曾经是件大衣，臀部以下的部分用剃刀割掉了；再往里面是一件衬衣和一条便装裤。腰部的扣子被解开了，子弹穿过身体打到了月台上，没有血迹。他松开了门把手，脱去外衣，把衣服搭在胳膊上，至少我不会让我们中间的一个失望的，他想道，同时把门打开，走了进去。一开始他相信房间里面是空的，他看到火炉在上面有凹痕的沙箱里，围在旁边的铁钉桶和底面朝上的箱子；他甚至闻到了新近吐出来的痰烧焦的恶臭味。但是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她的哥哥那张笨重、无趣、脾气大的脸在桌子上面瞪视着他，一时间他感到愤怒和屈辱。他相信，瓦尔纳把房间里清理干净，故意让他们都走开，以便拒绝他最终的辩白，他来用自己的生命获取的成功的认可；突然之间，他知道了一种出于激愤的厌恶，甚至是一种狂怒的拒绝，终究是拒绝去死。他迅速地向一侧屈下身体，他已经是在躲避，并急于在他周围抓取某种武器，这时瓦尔纳的脸在桌子顶端的上方进一步往前伸着，像一轮令人不快的月亮升了起来。
“你究竟在找什么？”瓦尔纳说道，“两天前我就告诉你说窗框坏了。”
“窗框坏了？”拉巴夫问道。
“在上面钉些木板，”瓦尔纳说道，“你是指望我专门到县城去一趟以让你过得再舒坦一点吗？”
此刻他记起这件事了。窗户上的玻璃在圣诞节期间被打碎了。他当时就用木板钉上了。他记不得做过这事。但是当时他并不记得两天以前被告知要修好那个窗框，更不用说过问这件事了。而这会儿他一点儿也不记得窗户的事儿。他平静地站起身来，伫立在那儿，外衣搭在胳膊上；现在他甚至再也看不到那张脾气很大、疑心很重的脸了。是的，他悄悄地想道，是的，我明白了。她根本就没有告诉他。她甚至也没有忘掉。她甚至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事值得一提。瓦尔纳依然在谈论着，显然有人在与他交谈；
“好了，那么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钉子。”他说道。
“那么你就拿去吧。”那张脸已经在桌子上方消失了，“把锤子拿回来。”
“我不需要锤子，”他说道，“我只需要钉子。”
那个房子，那间没有热气的房子，到现在他在里面已住了六个年头，里面摆着他的书和那盏明亮的灯，就坐落在商店和学校中间的位置。当他经过那间房子时，他甚至都没有朝它望上一眼。他返回学校的校舍，关上门，把门锁上。他用一块断开了的砖头把钉子钉在靠近门边儿的墙上，把钥匙挂在钉子上。学校的校舍位于杰弗生路。他已经把大衣穿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