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列车》作者：[美]帕蒂·史密斯 非尔 译
内容简介编辑
这本书不再那么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我是谁，我在做的事，在读的书，在想的念头，在喝的咖啡，在踱步的地板……这本书是我的人生路线图。——帕蒂·史密斯 [1]
（独家收录2016年新增长文和六幅新照片，中译本首度呈现。）
《时光列车》是帕蒂·史密斯继《只是孩子》之后，再次奉献给世人的一部难以归类、情感真挚的回忆录新作。作者将本书称为自己的“人生路线图”，它关于记忆与创作、文学与咖啡、冥想和侦探剧集，关于哀悼和希望，也关于时间及其流逝。全书包含二十则随笔，又如同二十个悬浮的车站，串联起她周游世界时曾流连过的咖啡馆或其他地点。回忆的多棱镜折射出的点点光斑，将读者带入她的灵感之地和想望之原。 [1]
《时光列车》始发自伊诺咖啡，在这间她每天早上都会造访的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史密斯啜饮着黑咖啡，观看当今世界的蜃景，怀揣对事物过往面貌的眷恋，不时埋头进笔记簿里奋笔疾书……她流畅、精妙的笔触，带领着读者在梦境与现实、过去与当下之间穿梭。从位于墨西哥郊区的弗里达·卡洛的蓝房子，到在柏林举办的北极圈探险社团的会议，从纽约海滨她刚刚买下便遭特大飓风侵袭的老屋，到热内、兰波、普拉斯、三岛由纪夫的墓地。 [1]
跟随着作者所提供的漂移不定的路线图，我们得以不断接近她生命中那些重大事件的核心：我们审视她独居生活的日常（村上春树、布莱克、波拉尼奥、塞巴尔德、巴勒斯……挚爱的藏书陪伴着她），和她共赴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并将最终与她共同凝视痛失爱侣——吉他手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之后，所无法弥补的生命黑洞。作者多年来拍摄的黑白宝丽来照片穿插在书页之间，仿佛来自旧日时光的护身符。本书再次证明了帕蒂·史密斯是当今艺术家中最为独特与非凡的一位。
给萨姆
——不着边际的写作可没那么容易。
那是我刚进入梦境时一个牛仔所说的。这位仁兄隐隐约约给人挺英俊的印象，话讲得非常简练，站在一张折椅上力图保持平衡，当时正向后靠，他的牛仔帽挥过一家孤零零的小餐馆的鲜艳外墙的边角。我说它孤零零，是因为看起来旁边除了一座旧旧的汽油加油泵和一个生锈的水槽外，没有别的建筑物，水槽内一摊死水残渣，上面停着一大串马蝇，不仔细看会觉得像一条项链挂在那儿。旁边也都没有别人，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拉拉眼前的帽檐，继续讲个不停。那顶帽子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常戴的那种银鲈色的Open Road款。
——但我们还是持续写个没完，他接着说，怀抱各式各样疯狂的指望。想要补救失去的过往，或者某些个人开悟的切片，简直是上了瘾，就像拉老虎机，或是比赛高尔夫球。
——不着边际地讲些空话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说道。
他倒不至于直接忽视我的存在，但确实没想出什么话可以回嘴。
——好吧，不管怎么说，我言尽于此！
——你也差不多得认输了，把球杆丢河里去吧，等你状态好的时候，球会直接滚进洞，翻过来的帽子里也将装满了铜板。
阳光打在他皮带扣的边缘，反射出一道闪光，径自横越这片沙地。我走向右边的同时，一声尖哨响起，我看到他的影子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洒落在一整套其他的谬论之上。
——我以前到过这儿对不对？
他就一个劲儿坐在那里盯着前方的平地。
这个浑蛋，我心想，不把我放在眼里。
——嘿，我说，我可还没死，连一点要辞世的迹象都没有。我可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地站在这儿。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本笔记簿，开始写了起来。
——你最起码也该看着我，我说，毕竟这是我的梦。
我走近他。近到可以看到他在写什么。他把笔记簿打开到一个空白页，几个字突然就显现出来。
不，是我的。
——这下可好了，真是倒霉，我喃喃自语。我用手给眼睛遮一下光，站在那里看向他正在看的东西——尘土、云朵、一片平坦，只见风滚草、白净天空——无边无际什么也没有。
——写作的人就是列车长，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信步走开，任凭他去详细阐明脑海里盘绕的错轨。那些话语先是迟迟不散，等到我上了自己专属的列车，被连着一身衣服丢回到被褥凌乱的床上，它们才纷纷坠落无踪。我起身，摇摇晃晃走到浴室里，迅速往脸上泼点冷水。我蹬上靴子，把猫群给喂了，抓起我的针织帽和黑色的旧外套。走向曾经走过无数趟的马路，穿过宽阔的大道，去到贝德福德街上的一家格林威治村咖啡馆。
伊诺咖啡馆
天花板上四片扇叶在头顶转呀转。
伊诺咖啡馆里，除了那个墨西哥厨师和一个叫做扎克的小子之外空空荡荡。扎克为我端上平常惯点的浓烤土司，一小碟橄榄油和黑咖啡。我窝在平常所坐的角落，外套和针织帽都还穿戴在身。时间是上午九点钟。我是第一个客人。当这座城市醒过来时的贝德福德街。我这张桌子，就在咖啡机和临街的窗户旁边，给我一种保有隐私的感觉，可以放心退缩到专属于我自己的氛围当中。
十一月底的天气。小咖啡馆里感觉有点凉。那为什么风扇还在转呢？也许如果我盯着这些扇叶够久的话，我的心也会跟着转动起来。
不着边际的写作可没那么容易。
我可以听到那牛仔慢条斯理又不容怀疑的声音。我随手把他的这句话写在餐巾纸上。怎么有人能够在梦里把你给惹毛了，然后还有脸赖着不走？我觉得有必要驳斥他的说法，不只是随口顶撞，而是要用行动抵制。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我有把握能够永无止境地写些漫无边际的文字。只要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说。
过了一段时间，扎克在我面前放了一杯新煮的咖啡。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他是这附近咖啡煮得最好的，我听了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我要到罗卡韦海滩的木板栈道上开一家海滨咖啡馆。
——海滨咖啡馆！真没想到，海滨咖啡馆！
我伸了伸腿，看着扎克把他上午的例行工作一一落实。他不会知道我曾经也梦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我猜这个梦想是起源于当年读了垮掉派、超现实主义者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流连咖啡馆的生活描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咖啡馆，但咖啡馆一直存在于我所看的书里面，而且在我的白日梦中，越来越像是有那么回事。1965年，我从南泽西来到纽约市，只是来走走逛逛，那时候没有比单纯坐在一家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写诗更浪漫的事了。我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麦克杜格尔街上的但丁咖啡馆。钱不够在那里吃顿正餐，所以只喝了杯咖啡，不过旁边的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也不在乎。店里墙上贴满了印刷的佛罗伦萨壁画和《神曲》诗中的场景。这些壁画历经数十年的香烟熏染居然到今天都没褪色。
1973年我搬到同一条街上，一个空气流通，墙壁刷白，还附简单炉具流理台的房间，距离但丁咖啡馆只有短短两个街区。到了晚上我可以爬出临街的窗户，坐在防火逃生梯平台上面，看着客人进出鱼水壶的动静，那是杰克·凯鲁亚克最常光顾的酒吧之一。那时布利克街角有个年轻的摩洛哥人卖新鲜的塔可，里面裹着盐渍鳀鱼和几撮新鲜的薄荷。我每天会起得很早，去买一点生活所需。煮一些热开水，倒进加了薄荷的茶壶，然后整个下午就在那边喝茶，抽点儿印度大麻，重读穆罕默德·穆拉比特和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写的那些故事。
在那个时代，伊诺咖啡馆还不存在。我会坐在但丁咖啡馆的矮窗前，读着穆拉比特的《海滨咖啡馆》。一个年轻的鱼贩子名叫德里斯，遇到了一个避世隐居、不讨人喜欢的老头，老头开了一家所谓的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地点在丹吉尔附近海边的一片岩石地上。围绕着这个咖啡馆的那种慢腾腾的气氛让我如此着迷，当时一心想着要是能够住在那里面就好了。和德里斯一样，我梦想着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因为实在想得太多，我都快要可以走进去了：奈瓦尔咖啡馆，一个小天堂，诗人和旅行者们可以找到单纯庇护的避风港。
我幻想在宽木条的地板上铺着已经磨到快要秃了的波斯地毯，两张长长的木头桌子加上旁边的长板凳，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和一个炉子用来烤面包。每天早上，我会像唐人街上的那些人一样，用芳香的茶水把所有的桌子都抹干净。不放音乐也没有菜单。就只有静静的黑咖啡、橄榄油、新鲜薄荷、烤面包。墙上挂着一些照片：一帧店名典故来源的作家奈瓦尔忧郁的画像，旁边再挂一幅小一点的落魄诗人保罗·魏尔伦的画像，穿着他的外套，在一杯苦艾酒前萎靡不振。
到了1978年，我有了一点钱，付得起押金，在东十街上的一栋大楼里租了一整层。那个地方之前是一家美容院，不过已经拆空了，现场只剩下三架白色吊扇和一些折叠椅。我弟弟托德负责监工修缮，我们两个一起把墙壁都刷白，再把地板打上蜡。两大面天窗采光，整个空间够亮的。我花了好几天就坐在那光照下，在一张轻便小桌上喝着熟食店里买来的咖啡，计划着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需要一些钱来搞个新的抽水马桶，还要一台咖啡机，再来几码窗帘布把窗户装点起来。在我想象的悠扬乐声中，实用的东西通常都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咖啡馆。1976年，我在底特律遇到了乐手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这个没料想到的邂逅慢慢改变了我人生的进程。我对他的渴望沾染了每一样事物——我作的诗，我写的歌，我全心全意都是他。我们忍受着人隔两地的相思，在纽约和底特律之间来来去去，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煎熬的别离。我才刚规划好安装水槽和咖啡机的位置，弗雷德就来恳求我搬去底特律跟他一起住。那时候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跟爱人会合更重要的事了，我命中注定要嫁给这个男人。我毫不犹豫就跟纽约和这个城市所装载的雄心壮志说了再见。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打包，其他的就抛到脑后了。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押金和咖啡店就这样没了。但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我坐在小桌旁，一个人沉浸在咖啡店梦想的光晕中喝着咖啡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在我们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的几个月前，弗雷德跟我说，如果我答应给他生个小孩，他就先带我去世界上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没有任何犹豫，我就选了马罗尼河畔圣洛朗，那是法属圭亚那西北边境上的小城，地处南美洲大西洋北海岸。很久以来，我一直都想去看看这个曾经的法属流放地现在变成怎么样了，当年许多重刑犯被装船载到这里，然后转往魔岛。在《小偷日记》里，让·热内写到了圣洛朗，说那是一块神圣之地，也写到过去被监禁在那里的囚犯，寄予诚心诚意的感同身受。在他的书中，他写到罪犯世界中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描述在法属圭亚那势力所及的可怕地带上，人们凭借一股男子气概的神圣特质，将冠冕饰以繁花。他降尊纡贵，与罪犯们为伍：进出感化院，到处偷鸡摸狗，也坐过三次牢。但当他被判刑，要被送到这个他如此尊崇的监牢时，因为人道的理由，政府把这里关闭了，剩余还活着的囚犯被解送回法国。后来，热内的刑期是在弗雷斯纳度过的，他始终抱憾，没能亲炙他所渴望的荣光。他伤心欲绝地写道：我被剥夺了这个恶名彰显的机遇。
热内进监狱的时间来得太晚，来不及参与进被他用文学作品刻画而得不朽的同志情谊中。他被排拒在监狱的墙外，正如《花衣魔笛手》的故事里，哈默尔恩的跛脚男孩因为到门口时已经太晚，无法进入孩子的天堂。
那时候热内已经七十岁，据说身体状况不佳，应该不太有可能自己去到那里。我想象如果能够带点当地的泥土和石头给他，应该是美事一桩。我平常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弗雷德虽然常常觉得好笑，但这回对我没事自找的任务倒没有嗤之以鼻，没多说什么就同意了。我写了封信给威廉·巴勒斯[注：1 威廉·巴勒斯（1914——1997），美国作家，与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同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者。代表作有《裸体午餐》等。（本书注释均为编注。）]，我二十岁出头就认识他了，他跟热内很熟，而且本身也是个性情中人，他答应会找个适当的时机，帮我把石头转交给热内。
为了准备这趟旅行，弗雷德和我花了好几天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里，研读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的历史。我们期待着要去探索一个我们两人都没去过的地方，规划出了旅程的前面几个阶段：唯一可行的路线是先搭客机到迈阿密，然后转当地的航班，经过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和海地，最后降落在苏里南。我们得找路去到首都外围的一座河畔小镇，再从那里雇一艘船，横渡马罗尼河，进入法属圭亚那。我们把行程中的每一站都给标出来，忙到大半夜。弗雷德带了好几份地图、卡其布衣裤、旅行支票和罗盘，把原本的长头发给剪短，还带了一部法文辞典。当决定要做一件事时，他会考虑得很周到。不过他倒没去研读热内。这个部分他留给了我。
弗雷德和我飞去迈阿密那天是个星期日，我们在路边找了一家店名叫托尼先生的汽车旅馆住了两个晚上，房间里低矮的天花板上，用螺栓固定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投币才能看。我们在小哈瓦那吃了一些红色的豆子和黄色的米，还去参观了鳄鱼世界。这两天的短暂停留帮助我们适应了接下来要面对的酷热天气。旅程中的飞行很花时间，所有的旅客都要在格林纳达和海地下飞机，因为每到一处货舱都要搜查一遍，看有没有走私货品。我们最后降落在苏里南的时候是一大早，当大家成群走上巴士要被载往旅馆时，一帮年轻的士兵手持着自动枪械等在一旁。1980年2月25日发生的、推翻民族党政权的军事政变一周年快要到了，只比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早几天。我们是这附近仅有的两个美国人，他们向我们保证会保护我们。
接下来几天，首都帕拉马里博的天气热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总算找到了一个向导，开车载我们跑了150公里，到了法属圭亚那边境河西岸的阿尔比纳小镇。粉红色的天空雷电交加，犹如血管密布。我们的向导找到了一个年轻男孩，他答应带我们过马罗尼河到对岸，乘的是一种长长的、中间都挖空的独木舟。我们的行李之前装东西的时候都经过审慎考虑，所以很好处理。我们搭乘的独木舟划出去的时候下着小雨，随后没多久就升级为来势汹汹的倾盆大雨。独木舟吃水甚深，男孩递给我一把伞，同时警告我们，不要把手指伸进旁边的河水中。我到这时才突然发现河里成群游着一种小小的黑鱼。食人鱼！他看我迅速把手缩回来，不禁一笑。
船行了一个钟头左右，男孩让我们在一处泥泞的河岸离船上岸。他把独木舟拖上岸，就跟几个工人躲雨去了，遮雨的地方是用一长条黑色的油布，撑在四根木头的竿子上。看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走，他们好像觉得很有趣，就指给了我们往主路去的方向。我们费力爬过了滑溜的小山丘，麦提·斯沃洛的名曲《梭卡舞》里面的卡利普索节拍，从一个手提式音响飘送过来，但几乎都淹没在这下个不停的雨中。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拖着脚步走过这空荡荡的小镇，最终躲进了没准是这里仅有的一家酒吧里避雨。酒保端给我一杯咖啡，弗雷德点了啤酒。店里有两个男人正喝着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我后来又喝了好几杯咖啡，弗雷德则用破碎的法语加英语跟一个穿皮衣的家伙攀谈了起来，据说是附近海龟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等雨变小一点时，当地旅馆的老板出现了，邀请我们去住宿。然后一个比较年轻，更阴沉一些，但跟老板有点神似的人物也跟着登场，说要帮我们拎行李，我们随着他们沿一路的泥泞走下坡，来到新的投宿地点。我们原本连旅馆都没有订，如今却有一间客房正等着我们。
加利比旅馆完全是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不过住起来还算舒服。一小瓶兑了水的干邑白兰地，连同两个塑料杯放在柜子上。我们累坏了，睡得很沉，任凭越下越大的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白色瓦楞铁的屋顶。等我们醒过来，发现有大碗的咖啡正等着我们。早晨的太阳很烈。我把我们的衣服晾在天井。有一只小小的变色龙停在弗雷德的卡其衬衫上，颜色也随之趋于相近。口袋里的东西，我摊在一张小桌子上。皱巴巴的地图、受潮的收据、支离破碎的水果，还有弗雷德随身携带的吉他弹片。
接近中午的时候，有个水泥工人载我们绕着圣洛朗监狱遗址的外围兜风。有几只走失的鸡在泥土上搔抓，旁边还有一辆翻倒的自行车，但附近似乎都没有人。我们的司机跟我们走过一道低矮的石砌拱门，然后就自顾自地离开了。监狱院子里，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暴发城镇那种物在人亡的悲剧气息——就从这里，把人的灵魂给埋葬了，然后将躯壳送到魔岛。弗雷德和我走在这一片仿佛具有魔法的静默之中，小心不去打扰统摄着这里的神灵。
为了寻找合适的石头，我走进了单人囚室，仔细检视像是刺青在墙上的褪色涂鸦。毛茸茸的睪丸，带有翅膀的阴茎，热内的天使们最重要的器官。不是这里，我心想，还不是。我环顾四周想找弗雷德。他正努力从长得太高的草丛和棕榈树之间翻找出一片小小的墓地。我看他停在一块墓碑前，碑上刻着：孩子你的母亲时时刻刻为你祈祷。他在那里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去打扰他，对着附属建筑端详了起来，最后选择了大囚室的泥地来收集石头。这里很潮湿，地方大概有一个小型的飞机棚那么大。钉进墙里的铁链都锈得很厉害，细长的光束照在上面。不过还是有一点生命的气息：粪便，泥土，和一长串急忙飞走的甲壳虫。
我往下挖了几英寸，希望能找到当年被囚犯长满厚茧的脚掌或狱卒的靴底所压进土里的石头。我选了五颗，放进一个超大号的茨冈牌香烟火柴盒里，附在石头上的泥土也没掸掉，尽量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弗雷德用他的手帕帮我揩去手上的土，然后抖了抖，把那个火柴盒包了起来。他把这一整个包裹放在我的手里，这是将这些石头交到热内手上的第一步。
我们没在圣洛朗待太久。我们去了海边，不过海龟自然保护区当时不开放参观，因为海龟正在产卵。弗雷德就在酒吧里花很长时间跟一些男的聊天。虽然天气很热，弗雷德还是穿了短袖的衬衫、打了领带。那些男的看起来还挺把他当回事，认真听着他讲话。他在男人堆里一向会有这样的效果。我就很认命地坐在酒吧外的一个板条箱上，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街道，这过去不曾见过，而且未来也许也不会再见到了的景象。当年，那些囚犯就在这片同样的土地上依序走过。我闭上眼睛，想象他们在酷暑中拖着铁链，对于这个灰扑扑的废弃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来说，着实是残酷的娱乐。
从酒吧走回旅馆的路上，没有狗，没有成群游戏的小孩，也没有妇女。大半的路我自顾自地走着。有时候，我会瞥见旅馆的女佣，她是个赤着脚的长头发女孩，总是快步走在旅馆内各处。她对我微笑，打手势，但不会说英语，之后继续忙着。她会整理我们的房间，把我们的衣服从天井拿下来洗好、熨平。出于感激，我给了她一条我原来戴的手链，一条金链子上面有一个四叶幸运草，退房离开的时候，我看到那手链她还戴在手腕上摆荡着。
法属圭亚那没有火车，也完全没有铁路运输的公共服务。酒吧里的那个家伙帮我们找了一个司机。这个司机的神气就好像1972年经典雷鬼电影《不速之客》中的一个临时演员，戴着飞行员用的太阳眼镜和一顶三角帽，穿一件豹纹衬衫。我们谈好了价格，他答应载我们268公里到卡宴。他开一辆很破旧的棕褐色标致汽车，坚持我们的行李要跟他一起摆在前座，因为后备箱通常都是用来运送鸡的，不太干净。我们沿着国道往前开，一路上还是继续下着雨，只在中间太阳突然露了个脸，然后一闪即逝。车上听着电台播放的雷鬼歌曲，不过杂音干扰不断。到了收不到电台讯号的地方，司机就插上一盘录音带，是一个乐团，名为皇后水泥。
每隔一会儿，我就把手帕解开，看看那个茨冈牌火柴盒，盒子上的图案是一个吉卜赛女郎的侧影，在一缕靛蓝的轻烟中摇着手鼓翩翩起舞。但我没把盒子打开。我想象着把这些石头交到热内手上那一刻的小小得意。弗雷德握着我的手，我们车行蜿蜒，一路上穿越浓密的森林，超过了短小精悍、肩膀宽阔的印第安人，他们大剌剌地把鬣蜥稳稳顶在头上。我们途经了几个小村落，其中一个叫托纳特的，只有几间房子和一根六英尺高的十字架。我们请司机停车。他下车去检查轮胎的状况。弗雷德拍了一张标示牌的照片，上面写着：托纳特，人口九名。我则祷告了一会儿。
我们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或者非看不可的东西。此行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没有想好最终想要去到哪里，也没有订任何的旅馆，我们完全是自由的。不过快要到库鲁的时候，感觉到气氛有点不一样。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军事管制区，先是遇到了一个检查哨站。他们检查了司机的身份证，接着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讲话，最后我们被命令下车。两个军官把前后座都搜查了一遍，结果在前座杂物箱里找到了一把弹簧坏掉的弹簧刀。这应该不要紧吧，我心里想。然而当他们敲后备箱的时候，我们的司机很明显地不安了起来。死鸡？还是毒品？他们绕着车子走了一圈，然后问他讨钥匙。他把他们推进旁边的一条浅沟里，企图逃跑，可是很快就被扑倒在地，扭打成一团。我侧眼看了一下弗雷德。他更年轻的时候也常在法律上惹麻烦，所以对待权威总是小心翼翼，唯恐动辄得咎。他不动声色，我也就跟着低调。
他们把后备箱打开。里面居然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像条蜷缩在生锈的海螺壳里的蛞蝓。他们用步枪戳戳他，喝令他下车时，他看起来很害怕。我们被带到警察总部，分开留置在不同的房间里，用法语进行审问。我的法语用来回答他们那些最简单的问题还绰绰有余，而在另一个房间的弗雷德则施展现学现卖的酒吧法语跟他们交流。突然间指挥官来了，我们就被带到他跟前。指挥官是个胸膛健壮、双眼深邃的男人，晒得棕黑的脸上留着浓密的胡子。弗雷德迅速把事情加以总结，我也顺理成章扮演起乖巧的女性，因为到了这个外籍军团的偏僻驻地，没有什么悬念，完全就是个男人的世界。我静静地眼看着那位人形违禁品全身都被剥光，上了手铐脚镣被带走。弗雷德被命令进入指挥官办公室。他回过头看了看我。从他浅蓝色的眼睛里隔空透露出来的讯息是，要我保持冷静。
有个军官把我们的行李拿了进来，另一个戴着白手套，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检查一遍。我捧着手帕包坐在一旁。他们没有要我把这个交出去，我如释重负，因为它在我心目中的神圣程度已经仅次于结婚戒指。我意识到没有危险了，但还是叮嘱自己别乱说话。有个审问的军官端了一杯黑咖啡给我，底下是一个镶嵌着一只蓝色蝴蝶的椭圆形托盘，然后他就走进了指挥官室。我可以看到弗雷德的侧影。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走出来，看起来态度很友好。指挥官给了弗雷德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拥抱，然后我们就被安排坐进了一辆私家车里。我们一路上都没讲话，最后被载到位于卡宴河口的当地首府。指挥官给了弗雷德一家当地旅馆的地址。我们就在山脚下了车，他们只把我们送到这儿。他指了指说，应该就在这上面一点，于是我们就拿起行李，走上石阶，去到下一个投宿的地点。
——你们两个谈了些什么？我问道。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只会说法语。
——那你们怎么沟通的？
——干邑白兰地。
弗雷德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你很关心那个司机会被怎么处置，他说，不过这个我们无能为力了。他真的害我们身陷麻烦，到最后我只能顾得上你。
——喔，我倒不害怕。
——对啊，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担心的原因。
旅馆挺对我们的胃口。我们从一个纸袋子里喝法国白兰地，睡在好几层的蚊帐里。窗户上没有玻璃，旅馆本身也没有，底下的那些房子也都没有。没有空调冷气，对抗炎热与灰尘只能靠风和零零星星的降雨。我们听着附近水泥公寓随风传来的、带着约翰·柯川风味的实时萨克斯风乐声低沉呜咽。到了早晨我们就上街，漫步探索一下这个城镇。镇上的广场比较像一个梯形，铺着黑色和白色的地砖，四周种着棕榈树。当时正值嘉年华，只是我们浑然不知，全城好像都没什么人。市政厅是一幢刷白漆的19世纪法国殖民时代建筑，但因为假日关闭了。我们被一座看起来好像废弃了的教堂所吸引。当我们把门推开时，铁锈剥落沾得满手。我们丢了几枚硬币到入口处一个供捐献用的旧的Chock Full O'Nuts牌咖啡罐里，上面还带着“天堂般美味的咖啡”字样。灰尘微粒散布于一道道光线中，在栩栩如生的石膏天使像头顶形成一个光晕，一尊尊圣像陷于掉落的瓦砾之中，在一层又一层的深色重漆之下面目不复可辨。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是以慢动作在进行。尽管我们这样随便走走时所碰上的陌生人对此都浑然不觉。几个男的为了一只活跳跳的鬣蜥在讨价还价，它的长条尾巴还甩来甩去。超载的渡轮正要离港驶往魔岛，可以听到卡利普索音乐从一个盖得像只超巨型犰狳的迪斯科舞厅里倾溢传出。旁边有些卖纪念品的小摊子，价格都一模一样：中国制的薄红毯，还有蓝得发亮的雨衣。但卖得最多的是打火机，各式各样的打火机，图案有鹦鹉、宇宙飞船和外籍军团的男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看了，我们想到要申请签证去巴西，于是就找了一个来路不明、自称是林医师的中国男人帮我们拍了几张证件照。他的工作室里满是大画幅的照相机、坏掉的三脚架和用大口玻璃罐装起来一排一排摆在那里的草药。后来虽然签证照片洗出来已经拿到手，但我们像中了邪一样，还是就待在卡宴，直到结婚纪念日。
我们这趟旅程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当地女人都穿着亮丽洋装，男的都带了高帽子，一起盛装庆祝嘉年华会圆满结束。我们徒步跟着他们不怎么讲究的游行队伍，结果走到了雷米尔——蒙若利，这是城镇东南方的一个村落。一路狂欢的民众各自散去。雷米尔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人住了，站在一望无际空荡荡的海滩上，弗雷德和我如痴如醉，为之入迷。作为结婚纪念日，那真是完美的一天，我忍不住又想到，这个地点来开一家海滨咖啡馆可是再好不过了。弗雷德走在我前面，对着更前方的一条黑狗吹口哨。没看到有什么饲主在旁边。弗雷德掷了一根棍子到海水里，狗就去把棍子衔回来。我跪在沙地上，用手指画起了想象中的咖啡馆平面图。
原来缠得好好的线，松解开之后随机乱滚的线轴，玻璃杯里的茶，打开的日记本，和一张金属圆桌，桌脚还垫个空的火柴盒以保持平稳。咖啡馆。巴黎的鲁凯咖啡馆，维也纳的约瑟夫咖啡馆，阿姆斯特丹的蓝鸟咖啡馆，悉尼的冰咖啡馆，图森的此时此地咖啡馆，洛马岬的哇呜咖啡店，北滩的的里雅斯特咖啡馆，那不勒斯的教授咖啡馆，乌普萨拉的原牛咖啡屋，洛根广场的卢拉咖啡屋，涩谷的狮子喫茶店和柏林火车站的动物园咖啡馆。
我永远都无法开成的那一家咖啡馆，还有无数家我没机会上门光顾的咖啡馆。仿佛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扎克一句话也没说，帮我端来一杯新煮咖啡。
——你的咖啡馆什么时候开张？我问他。
——等天气变好，希望是明年早春时节。两个伙伴和我。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还需要多一点资金来添购设备。
我问他需要多少，打算要投资。
——你确定吗？他说，有点意外，因为其实我们彼此并不是非常熟，还算有点默契，只是由于你每天都习惯来喝点咖啡。
——没错，我是当真的。我曾经也想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那未来你这辈子在我店里喝咖啡都免费。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说。
我坐在扎克煮的这杯无与伦比的咖啡前。头顶上风扇转着，模仿着旋转的风向标，指着四个方向。外面刮着强风，下着冷雨，或者即将下起雨来；好像有什么灾厄正要发生的天空所形成的一连串蜃景，微妙地渗入我整个身心。一个不注意，我失神落入一种症状轻微、但是迟迟难消的不安之中。倒不是沮丧消沉，比较像是对忧郁的心境着了迷，我将之放在手心里，仿佛它是一颗小行星，上面有几道阴影，不可思议的蓝。
切换频道
我爬上阶梯，进到我只有一个天窗的房间里，一张工作桌，一张床，我弟弟的海军旗，他亲手捆好的，窗边的角落里搁了一张小扶手椅，上面披盖着旧的亚麻布。我脱下外套，该干活儿了。我有张很好的书桌，但还是比较喜欢在床上工作，像一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诗里，那个逐渐康复起来的病人。一具用好几个枕头撑起来的乐观主义僵尸，制造几页梦游者才种得出来的果实——有的还不太熟，有的又熟过了头。偶尔我就直接把稿子打进我轻薄的笔记本电脑里，同时有点愧疚地抬头瞄一下书架上那台使用老式色带的打字机，旁边还有另一台过时的Brother牌文字处理器。难以消除的忠诚使我无法抛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然后还有大堆的笔记本，召唤我用内容来把它们填满——告解、揭露、同一个段落没完没了的重写变奏，以及一堆兴之所至、滔滔不绝潦草记下、事后却怎么也看不懂的餐巾纸。干涸的墨水瓶，结痂的笔尖，笔本身早就找不到了的备用笔芯，没有铅笔芯的自动铅笔。作家所留下的残骸瓦砾。
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椅子，布拉内斯，西班牙
我没过感恩节，拖着浑身的不自在经历了十二月，沉湎于时间延长、程度也加剧的孤寂心境之中，却很可惜没有结晶成为任何值得一提的作品。每天早上，我把猫群喂了，默默地将自己的东西收一收，然后走几步路横过第六大道到伊诺咖啡馆，坐进我平常盘踞的角落那一桌里，喝咖啡，假装写点东西，或者真的就热诚地写起来，写出来的成果却都差不多一样的不成气候。我尽量避免参加各式活动，还强势地做了安排，让自己能够一个人过节。圣诞夜，我帮爱猫准备了浓香猫薄荷的玩具老鼠，自己没想清楚要去哪儿，就出门走进这个空荡荡的夜里，最后踏进了一家靠近切尔西旅馆的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晚场的《龙文身的女孩》。我在街角的熟食店买了票、大杯的黑咖啡和一袋有机爆米花，然后走进电影院，在后排把东西放好坐定。观众席里只有我跟其他二十多个都市浪人，舒舒服服地远离这个世界，自成一格地过起我们心旷神怡的佳节假期，不用什么礼物，不用圣婴耶稣，不用金箔拉花彩带，不用槲寄生，只有一种完全自由的感觉。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外观。之前我已经看过没有字幕的瑞典版，但是没读过原著小说，所以这么一来我可以把情节给拼凑起来，同时尽情陶醉于萧索的瑞典风光之中。
我过了半夜才回到家。相对起来，这一晚天气还算暖和，我最主要的感觉是平静，这种平静慢慢汇聚成一种想回到家钻进自己被窝里的欲望。在我住的那条街上，空空荡荡，没有什么看得出来的圣诞节的痕迹，只有一点零星的拉花彩带挂在打湿的树叶上。我跟摊在沙发上的几只猫说了晚安，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其中那只小个的、金字塔色皮毛的阿比西尼亚猫开罗，尾随着我上楼。我打开一个上了锁的玻璃柜，小心翼翼地取出包得好好的法兰德斯制的耶稣诞生彩像，里面有圣母玛丽亚与圣约瑟，两头牛，和躺在摇篮里的圣婴，我将它们全部摆在我书架的最上层。过去的两百年光阴，给这些骨制的雕塑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太遗憾了，我心里想，这些牛做得那么传神，却只有圣诞节期间才能被拿出来展示一下，真是可惜了。我祝圣婴生日快乐，然后把床上的书和纸张都挪开，刷了牙，床罩折下来，让开罗睡在我的肚子上。
新年前夜也差不多是同样故事的重演，没有什么特别的解决之道。当几千名饮酒狂欢的民众在时代广场大肆买醉之际，我正在全力对付一首打算要在新年伊始抢先完成的诗，为了向伟大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致敬，沉吟之间，那只阿比西尼亚小猫就在地板上围着我的脚步转圈圈。在读他的《护身符》一书时，我注意到其中有一段提及百牲祭——古时候大规模屠杀百头公牛的隆重献祭。我于是决定要为他写一首百牲祭——一首百行的诗，以表达对他把短暂的宝贵余生用于勉力完成巨著《2666》的谢意。如果老天能够多给他几年的时间，继续活着，跟他的孩子多点时间相处，往下再写几部小说，那该有多好。因为《2666》的设定是似乎能够一直不断地写下去，只要他还有意愿写。这么美好的波拉尼奥，却命薄如此，在写作巅峰的五十岁年纪，就这么英年早逝，实在太可惜、太让人抱不平了。不管怎样，失去了他，本该写出来的作品就这么没了，使得我们无缘得窥一个世界的奥秘。
一年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写了又重写，然后大声地朗诵出声。但是到了时代广场的大球落下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小心写了一百零一行，而且无法决定到底要牺牲掉哪一行。我又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漫不经心地盘算着，要来屠杀书架上那两头俯视圣婴的、闪闪发亮的骨制牛的同类。这个仪式虽然只是字面上的，然而有差吗？我的牛只是用骨头雕刻的，然而有差吗？经过几分钟来回的反复思考，我暂时把我的百牲祭给放到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切换模式来看部电影。在看《马太福音》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帕索里尼片中的年轻玛丽亚的样子非常像跟她差不多年轻时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我把画面暂停，去泡了一杯雀巢速溶咖啡，随便套了件连帽衫，走到外头坐在门廊下。气温很冷但天空清朗。几个有点醉意，也许是从新泽西来的年轻人大声问我：
——操，现在什么时候了？
——该去吐一吐的时候了，我回答。
——别在她面前说这个字，她整晚搞的都是这个字。
她光着脚丫，红头发，穿一件亮片迷你裙。
——她怎么没穿外套？要不要我找一件毛衣给她？
——她不要紧。
——好吧，新年快乐。
——已经跨年了吗？
——对呀，大概四十八分钟前。
他们快步地转过街角消失了，留下一颗泄气的银色气球在人行道上滚来滚去。我走过去把它捡回来。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我大声地自言自语道。
雪。下得几乎有我靴子这么高的雪。我披上我的黑外套和针织帽，像个尽职的邮差一样，步履维艰地穿越第六大道，把自己例行运送到伊诺咖啡的橘色雨篷前。给波拉尼奥的百行诗还是煞费苦心地改了一遍又一遍，平常只有早上窝在那儿，这天却顺理成章地坐到了下午。我点了白豆汤，杂粮面包蘸橄榄油，又续杯更多的黑咖啡。我重新算了算百行诗的行数，现在变成缺三行。有九十七条线索可以下手，但就是找不到头绪，只能暂时先放一边了。
我应该离开这里，我在想，离开这个城市。但我要去哪里，才能摆脱掉身上这股似乎怎么样也振作不起来的无精打采呢？它就像是被内心不安所驱策的十几岁曲棍球选手身上，老背着的那个大帆布袋。如果离开，那我每天早上要怎么继续窝在我的小角落里呢？每晚深夜又要怎么拿着难以控制的遥控器一台一台地转呢？那个遥控器太难用了，每次都要按好几下才能有反应。
——我已经帮你换电池了，我语带恳求地说，妈的你倒是给我转台呀。
——你不是本来应该要工作的吗？
——我在看我的犯罪剧集，我毫无愧色地自言自语，这可是要紧的事。昨天的诗人是今天的侦探。他们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要嗅出这第一百行诗，侦破一个案子，然后精疲力竭拖着脚步走向日落尽头。这些节目娱乐我也支撑着我。林登和霍尔德。戈伦和埃姆斯。霍拉肖·凯恩[注：2 以上均为美国犯罪剧集人物，林登和霍尔德出自《谋杀》。戈伦和埃姆斯出自《法律与秩序》。霍拉肖·凯恩出自《CSI：迈阿密》。1 EBow，一种小型手持设备，用于实现吉他的延音。]。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学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为他们的失败痛心，而且每一集播完了很久，还在想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是首播还是回放。
手上这个小小的遥控器居然可以如此目中无人！或许我实在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自己会跟没有生命的东西说起话来。不过，因为这玩意从小就在我清醒的生活之中扮演某种角色，都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让我困扰的反而是，为什么每年一月我都会染上春倦症。为什么我脑子里的皱褶好像蒙上了一层花粉。我叹着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一检视着珍视的物品，确认它们并没有被吸到什么东西都硬生生消失不见的半次元空间里去。那是些超越袜子或眼镜这种日用层面的东西：凯文·席尔兹的EBow[注： EBow，一种小型手持设备，用于实现吉他的延音。]，一张弗雷德睡眼惺忪的快照，一只缅甸的献钵，以及我女儿亲手用黏土捏的一只奇形怪状的长颈鹿。我在我父亲的椅子前定格了好一会儿。
当年我父亲用这张椅子坐在他的书桌前，历经几十年，开立支票，填表报税，或是狂热地研究赛马的让分投注技巧。一沓一沓的《电讯晨报》堆在墙边。他用一本绒布包面的日记簿，在上面记满了想象中下注的输赢，存放在左手边的抽屉里。家里没有人敢去动这个本子。他下注是根据什么，从来都不肯说，但是持之以恒，苦心研究。他不是那种会赌钱的人，实际上，也没有余钱可以下注。他就是一个工厂的男人，怀抱着数学层面的好奇心，从预测赛马中寻找乐趣，希望能探索出其中的制胜模式，由或然率入手，来开启人生意义的大门。
那时从旁观察之下，我对父亲颇为佩服，他似乎就这样轻易地遂其所愿，和我们的家居生活隔了开来。他为人慈祥，而且心胸宽阔，具有一种内在的优雅，使得他跟我们家的左邻右舍都不太一样。但是他对邻居从来都不会摆出一副优越的态度。他就是一个行事正派、脚踏实地的男人。年轻的时候有跑步的习惯，各项运动都很擅长，平衡感也优于一般人。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曾被派驻到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丛林里。虽然他反对暴力，当时还是忠于国家、奋勇作战，但投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让他很伤心，对我们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软弱唏嘘不已。
我父亲工作时上的是夜班。他白天睡觉，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得离家去上工，然后要到很晚我们都睡了，他才会下班回家。周末我们会体贴地不去打扰他，毕竟他平常能够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太少了。他会坐在最喜欢的椅子上，《圣经》摊开放腿上，看电视转播棒球。他常常会把《圣经》里的一些篇章大声念出来，希望能够引起我们的讨论。他也会不时提醒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存疑。一年当中有大半年，他都穿着一件黑色的汗衫，深色的旧裤子卷在小腿肚和皮拖鞋之间。他脚上一定都会有这双拖鞋，因为妺妹、弟弟和我会存上一整年的零钱，每年帮他买一双新的当做圣诞礼物。到了晚年，他特别热衷于喂鸟，不管天气如何，鸟都会很捧场，只要他一叫就会来，降落到他的肩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