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感受，他说。
当时我正扣上我的外套。我本想问他为什么，却没有说出口。
一只跳蚤的幽灵。威廉当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咖啡冷了，我招手示意再来一杯，在纸上随便涂着可能的答案，然后再突然把它们全都划掉。取而代之地，我决定追随威廉的影子，蜿蜒行过巷弄曲折的北非城镇，在那里有各种不同的节肢动物倏地出现，一闪而逝。以扑灭者姿态出现的威廉，走近一只昆虫，这只昆虫的意识是如此的高度集中，以至于征服了威廉的自我意识。
这只跳蚤吸了血，也照样存了起来。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血。病理学家口中所称的血，同时也是一种释放的材质。病理学家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加以检验，可是对一个作家，一个想象力的探查者来说呢？他看到的将不只是血，还有字词的喷溅。噢，那血中的活动，那些神亦不曾进行过的观察。然而对于这些，神又会怎么做呢？它们会被归档起来，存进某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图书馆里吗？一大本一大本的存档里，配以用蒙尘的方镜箱照相机拍摄的模糊照片。模糊却令人熟悉的定格画面旋转着，向四面八方投影：一个逐渐淡去的白衣小鼓手，褐色的岗哨背景，浆挺的衬衫，处处透着稀奇古怪，褪色了的猩红色翻边，旧时代的步兵特写，躺在微湿的泥土上，蜷曲着，像散发磷光的树叶缠绕着一只中国烟斗的长柄。
这个穿着白衣的男孩。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可不是我随意编造，而是有所本的。第三杯咖啡几乎都还没有喝，我把有关于威廉的笔记合起来，该付的钱留在桌上，打道回府。我要找的东西在某本书里，所幸就是我自己的藏书当中的一本。我外套都没脱，就在我的书堆前巡视起来，小心翼翼不要被岔开注意力，又去忙起别的事情。我装作没有看到尼卡诺尔·帕拉的《晚餐后宣言》，或者奥登的《冰岛信札》。我一时不察翻开了吉姆·卡罗尔的《宠物动物园》，这对任何想要寻求确切的心醉神迷的人而言都是必要的读物，所以我当机立断把书合起来。抱歉啦，我跟这些书说，现在没办法跟你们叙旧，我现在得投入点把正事先给办了。
我找出W.G.塞巴尔德的《道法自然》的那一刻想到，那个白衣男童的形象是被用在作者的另一本书《奥斯特利茨》的封面上。那形象很独特，令人难忘，引得我去找那本书，从而注意到作者塞巴尔德。悬疑得解，我放弃继续寻找，热切地打开《道法自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本薄薄书中的那三首长诗对我的影响太过深刻，几乎让我没有办法去读它们。我一进入它们的世界，马上就会被转送到一万个其他的世界里。这样的转送所留下的证据填满了书的衬页，有一度，我自大到在书中空白处潦草地写上——我也许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我知道你的心理是如何运作的。
大哉塞巴尔德！他蹲坐在微湿的泥土上，检视一根弯曲的棍子。是一根老年人的拐杖，还是被一条忠诚的狗用唾液给扳弯的普通树枝？他发现，不是用眼睛，但他注意到了。他辨识出寂静中的声音，在负空间里的历史。他念着咒语，召唤不是祖先的祖先，以在袖子上刺绣金线那样的精准，也熟门熟路得像是他自己已经穿得满是灰的裤子。
洗出来的相片夹在一条线上挂起来晾干，延伸出去绕成一个大圆圈：根特祭坛画的背面，从一本令人惊叹的书中截出来的描绘着一株已经灭绝的繁盛蕨类的一页，一张绘着圣哥达山口的山羊皮地图，由一只被屠的狐狸制成的外套。他呈现出1527年的世界。他介绍给我们一个人——画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圣子，献祭的牺牲，伟大的作品。我们相信它将永远继续下去，然而时间却突然断裂，所有的事物死亡。画家，男童，所有的笔触都变得模糊，没有乐声，没有隆重的欢迎阵仗，只有忽然少掉的个别颜色。
这本小小的书真是厉害的药；你一走进作者的世界，就会发现自己开始追随书中的历程。我一边读着，一边感受着跟他一样的不由自主；也感受到自己是多么想要拥有他所描述的经验，只有自己也来写点东西，才能缓和这种内心的渴望。这不只是单纯的忌妒而已，我有一种错觉，好像血液都沸腾了起来。可是过不了多久，我又走神了，书从我膝上滑了下去，我不再沉迷于此，注意力被一个送面包的小伙子脚后跟的厚茧引开了。
他低下了头。因为是跟着他父亲做见习学徒，他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除了追随父亲的脚步之外没有别的路。他每天烤着面包，但心里却梦想着音乐。有天晚上，父亲睡着了之后他爬起来。他包了一条面包，扔进一个麻布口袋里，偷穿走父亲的靴子。他满怀着兴奋，逃离开他的村庄，愈走愈远。他穿越宽广的平原，风吹拂过印度的森林，再刮上雪白的山巅。他一直走一直走，直到饿过了头，昏倒在一个广场上，那里有个好心的著名小提琴家的遗孀救了他。她照顾他，慢慢地他恢复了健康。心怀感激之余，他也想办法帮忙来回报她。有一天晚上，年轻人在她睡觉的时候看着她。他感觉到她亡夫那把无价的小提琴埋藏在她记忆的洞穴当中。他很想得到那把琴，于是他用她的发簪做钥匙打开了她梦境的锁。在那里面他找到了那个被藏起来的琴匣，志得意满地双手抱着这把闪闪发光的乐器。
我把《道法自然》放回书架上，稳妥地跟其他世界的不同传送门一起排排站。这些传送门漂浮在这些书页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解释。作者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创作方式。作者和他们写出来的书。我没办法假定读者对这些作者和书都很熟悉，然而到头来，读者会对我感到熟悉吗？读者会想要对我熟悉吗？我只能抱着希望，因为我把我的世界盛在一个大盘子里献给读者，盘子里到处都是偶尔才提及的各式典故。就像在托尔斯泰大宅里填充玩具熊所托着的那一个，椭圆形盘子，上面充斥着声名狼藉或者默默无闻的各色来客名片，很多张很多张。
托尔斯泰的熊，莫斯科
豆子山
到了密歇根，我就变成自己一个人喝咖啡了，因为弗雷德绝口不碰。我母亲给了我一把咖啡壶，跟她平常用的那把造型一样，只是容量比较小。有多少次我看着她，用勺子把咖啡粉从红色的Eight O'Clock咖啡罐里挖出来，放到渗滤式咖啡壶的金属滤网里，耐心地等在炉边看着咖啡熬煮。我母亲，坐在厨房的工作桌旁；从她的杯子里冒出来的热气和她抽了一半放在那个缺角的老烟灰缸上的香烟吐出来的氤雾相互缠绕在一起。我母亲穿着她那件蓝花的家居外套，跟我长得一样的长脚光着，没穿拖鞋。
我用她给我的壶煮咖啡，坐下来在厨房邻近纱门的小方桌上写点东西。一张加缪的照片就挂在电灯开关旁边。那是一张颇具代表性的加缪肖像照片，他穿着一件外套，唇间叼着一根烟，看起来像年轻的亨弗莱·鲍嘉，装裱在一个我儿子杰克逊做的陶土画框里。它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内侧一边有着尖尖的牙齿，就像一个横冲直撞的机器人张开大口。画框上没有玻璃，照片历经岁月也稍微褪了色。
我儿子因为每天都看到这张照片，误以为加缪是一个住得很远的叔叔。我写作的时候常常都会抬起头来看看加缪。我写一个从来不曾出游的旅人。我还写一个畏罪潜逃的女孩，她和圣露西同名，这位圣人的象征是餐盘上的两只眼睛。每回我煎两个单面煎的蛋时就会想到她。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栋乡村石屋里，旁边是条流入圣克莱尔河的运河。步行距离之内一间咖啡店都没有。我只好将就使用7-11里的咖啡机。星期六上午我会起个大早，走四分之一英里到7-11，买一大杯黑咖啡和一个浇糖浆的甜甜圈。然后我会在渔具店后面的水泥空地上待一会儿。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有点像丹吉尔，虽然我其实当时还没去过。我就坐在白色矮墙围起来的角落里，把真实时间放到一边，自由徜徉在联结过去与现在的便桥上。我的摩洛哥。我搭上任何一列我想乘坐的火车。我不需要真的提笔书写，尽虚构一些精灵、鸡鸣狗盗之徒、完全杜撰出来的旅行者，我的浪荡者之乡。然后我就走路回家，心满意足，继续我每天的工作。即使到了现在，我终于去过了丹吉尔，渔具店后面的那个老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感觉上真正的摩洛哥。
密歇根。那些都是具有心灵意义的时刻。充满小小乐趣的年代。那时一颗梨子会出现在果树枝头上，然后落下来滚到我脚边，对我产生激励作用。如今我一棵树也没有了，也不再有儿童床和晒衣绳。只剩不同版本的书稿，夜里从床角滑下，散落在地板上。还没画完的帆布钉在墙上，尤加利的芳香也遮不住用过的松节油和亚麻籽油的讨厌气味。泄露秘密的镉红色点，弄污了浴室的水槽——还有踢脚板的边缘——刷子拂过的墙上也有星星点点。人只要走进一个生活作息的空间里，就能感觉到此间居于中心地位的工作为何。喝掉一半的纸咖啡杯。吃到一半的小店三明治。外面结了一层残渍的汤钵。随处都是生活中的乐趣和不经意。有时候喝点儿龙舌兰，有时候稍微自慰一下，但大部分时间就是工作。
——我就是像这样活着的，我同时正这么想着。
我知道月亮终究会不断爬高，直到照进我的房间，但是我不能够等到那一刻。我想起一种令人宽慰的黑暗，就好像一位夜的女仆进到一个旅馆房间，铺好床，拉上窗帘。我对一波一波袭来的睡意放弃抵抗，俯首臣服，浅尝这恩赐的黑甜，一层又一层，仿若一盒神秘的巧克力。我稍微醒了过来，惊讶感觉到手臂上传来阵阵的疼痛。绷得太紧了，但我还是保持着平静。闪电在我的天窗边划亮，紧接着是低沉的雷声和暴雨。只是一场暴风雨，我只有窗外一半声量地自言自语。我刚刚正梦到了死者。但到底是谁呢？他们被血叶所覆盖。苍白的花落下来，又盖住了红色的树叶。我探身去看我几乎没怎么在用的录放机上的电子时计，因为记不得怎么一连串操作才能正确启动：凌晨五点钟。我忽然回想起电影《大开眼戒》里那段挺长的出租车里的情景。不太自在的汤姆·克鲁斯在真实流动的时间里进退两难。库布里克当时在想什么？他在想着真实时间的电影是艺术唯一的希望了。他在想着奥逊·威尔斯拍《上海小姐》的时候是如何毅然决然把丽塔·海华斯有名的红色披肩长发剪短染淡。
我听到开罗在干呕。我起床喝了点水，她就跳上床来睡到我的旁边。我更换着不同的梦。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迷失在电影《妙想天开》里面那种巨型档案柜叠成的迷宫中，他试了又试但就是走不出来。我莫名其妙醒过来，摸到床下想找我的袜子，却只发现一只走失了的拖鞋。我把开罗吐出来的东西擦干净，赤着脚走下楼，中间踩到一只破损的橡皮青蛙，然后花了不成比例的时间帮我那些猫准备早餐。阿比西尼亚小猫围着我绕圈圈，最老的和最聪明的眼睛瞄着食钵，那只大雄猫，盘踞在平常的位置上，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把装水的碗冲了冲，装上过滤水，按照个性习惯帮它们选好大小不一的碟子，小心装上适当分量的猫食。它们看起来不是心怀感谢，反而露出满脸狐疑。
咖啡店都还没有人，只有厨师正在拆我座位上方的电插座面板。我带着书进了厕所，读着等他完事。结果我出来时，厨师不在了，却有个女人准备要坐上我的位置。
——抱歉，这是我的位置。
——你预订了吗？
——那倒没有，不过这是我的位置。
——你刚刚真的坐在这里吗？桌上没有东西呀，而且你外套都还穿着。
我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如果这是《骇人命案事件簿》中的一集，她保证会被掐死，丢到废弃教区牧师住所后面的荒沟里。我只好耸耸肩膀坐到另外一张桌子，希望她待会儿就会离开。她大声说着话，还问店里有没有火腿蛋松饼，有没有冰咖啡，有没有脱脂牛奶什么的，明明菜单上就没有。
这样她应该就会走了吧，我心里想。结果并没有。她把她那个超大号的红色蜥蜴皮包啪一下搁到我桌上，用手机打了无数通电话。你完全无法避开她那些可厌的对话，内容集中在追查一个送丢了的联邦快递包裹的货号上。我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厚重的白色咖啡杯。如果这是《路德》里的一集，她就会被发现面朝上躺在雪地里，皮包里的东西散落四周：活像瓜德罗普圣母被光环围绕着一样。
——就为了一个角落的位置你居然有这么阴暗的想法！我内在的良知呼唤发声了。喔，那好吧，我说。愿她心中充满世上诸般喜乐。
——很好，很好，良心的呼唤说道。
——而且愿她买了彩票，还选上了中奖的号码。
——不必这样吧，不过也没关系。
——然后愿她就订购了一千个这样的皮包，一个比一个更豪华，由联邦快递给送过来，她就陷在整个房间的皮包阵里，没得吃没得喝也没手机可以打电话。
——我不管你了，我的良知说道。
——我也不管了，我说，于是我就走出去到街上。
好几辆送货的卡车把小小的贝德福街都给堵瘫痪了。自来水事业处施工为了找主要水管，也正在德莫神父广场一带大声敲敲打打。我横越到百老汇，向北走往二十五街的塞尔维亚东正大教堂，这教堂供奉的是圣萨瓦，塞尔维亚人的守护神。我停下脚步，正如我先前曾经多次所做的那样，瞻仰交流电的守护神尼古拉·特斯拉[注：7 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塞尔维亚裔美籍发明家，被认为是电力商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因交流电与直流电之争而与爱迪生成为竞争对手。]的胸像，他像个孤独的哨兵似的，矗立在教堂旁边。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正好一辆“联合爱迪生公司”的货车停在视野之内。毫无敬意，我心里这么想。
——所以你觉得你有烦恼，他对我说。
——所有的电流都导向你，特斯拉先生。
——好说好说！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噢，我写作遇到瓶颈写不下去。一直在无精打采和焦虑不安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荡。
——真糟糕。也许你应该走进教堂里点一根蜡烛献给圣萨瓦。他为世间航行的众船抚平海洋。
——也对，或许就该这么做。我现在是失去了平衡，无法确定是哪里出了错。
——你把乐趣不知道给放哪儿去了，他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了乐趣，我们就跟死掉的人没两样。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把它找回来？
——去找那些有乐趣的人，让自己沐浴在他们的完美状态当中。
——谢谢你，特斯拉先生。那我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吗？
——有的，他说，你能不能稍微移到左边一点？你现在这样挡住我的光线了。
我这样漫游乱逛了几个小时，寻找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些地标。当铺，熟食店，廉价旅馆，都没有了。熨斗大楼有一些变化但还在原地。我站在那里望而赞叹，一如1963年头一回看到的时候，对兴建它的人肃然起敬，丹尼尔·伯纳姆。他在三角形的地基上盖出这幢杰作只花了一年时间。走回家的路上我停下来吃了一片比萨。我在想会不会是熨斗大楼的三角形状触发了我对比萨的欲望。我还外带了一杯咖啡，结果洒出来溅到我外套的正面，因为盖子没有盖好。
我走进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时候，有个小孩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来，他对着我笑，递给我一只短袜。我马上认出那是我的袜子。是一只浅褐色的棉质莱尔线织袜，边上绣了一只金色的蜜蜂，我有好几双像这样的袜子，但这一只是哪里来的？我注意到这小孩的同伴——是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正在一旁笑个不停。毫无疑问这是昨天那只袜子，之前黏在我的裤脚上，这一会儿被震掉了滑落在地面上。谢谢，我含含糊糊地说了声，把袜子塞进我的口袋里。
一路快要走到但丁咖啡馆，我可以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看到里面墙上的佛罗伦萨壁画。我还不打算回家，所以就走进去点了一杯埃及洋甘菊茶。送来的时候盛在一个玻璃壶里，金黄色的花瓣沉在壶底。花躺在那里盖住了死者，就像首古老的谋杀谣曲里的一句诗行。我这时想清楚今天早上梦里的影像也许是从哪里来的了——南北战争里的夏洛战役。几千个年轻的士兵陈尸在战场上，在一片花朵盛开的桃树林中。据说花朵落到他们身上，薄薄的像一层芬芳的雪。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梦见那个景象，不过更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做梦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坐在那里，喝着茶，听着收音机广播。令我高兴的是播放的歌似乎是真有人在挑选一些久被遗忘的老旋律。一个塞尔维亚硬核朋克乐团唱的一首《白色婚礼》，然后是尼尔·扬在唱“没有人是赢家，这是一场人的战争”。尼尔唱得没错，没有人能够赢得什么，赢只是一个幻象，这是很确定的。太阳就要下山了。这一天到底到哪儿去了呢？我忽然忆起有一次，弗雷德在北密歇根我们租的小屋的柜子当中，找到一台手提式的电唱机。他把机器打开来，唱盘上有一张《雷达爱》的单曲，金耳环乐队的一首心灵相通的情歌，似乎很能诉说我们当时那种远距离恋爱的情境，以及把我们拉到一起的电流感应。那里就只有这一张唱片，我们就反复回放，一遍又一遍地放个不停。
先是地方新闻，然后全国新闻报道，接着气象警报宣布另一场大雨即将来袭。那个我从自己的骨头里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了。接下来播放的是“敏捷狐狸”唱的《你的保护者》。歌词里那种忧郁的狠话让我心里一阵兴奋。该走了。我把钱放在桌上，弯下腰去系好靴子的鞋带，之前在华盛顿广场奋力跨过地上几处积水时松掉了。抱歉，我对我的鞋带说，用餐巾纸把溅上的泥渍擦去。我注意到餐巾纸上面写了一行字，于是先把它塞进口袋。打算晚一点再来破解其中的含意。在我绑鞋带的时候，《多么美好的世界》的歌声扬起。我坐直起来，热泪在眼中蓄积。我向后倒进椅子里，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细听那歌声。
＊＊＊
——如果你没有一个爱情守护者，那人人都是你的守护。
早上的卡片贺词，那个阴魂不散的牛仔捎来殷勤问候。我到处摸索找我的眼镜。结果是跟一本翻烂了的平装本《大笑的警察》一起被卷在了床单里，还有一条埃塞俄比亚十字架项链。他怎么会一直不断地出现呢？还有他怎么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呢？我两脚滑进我的莫卡辛鞋，拖着走进浴室里，心情有点儿不太爽。睫毛上黏着泪盐，我的眼镜上沾了指纹变得雾雾的。我用一条热毛巾敷在眼睑上，这时瞥见那张矮矮的木长凳，当年本来是科特迪瓦的村民拿来让小孩当做躺椅用的。上面有一小堆白衬衫，多年来穿到变薄的破烂T恤，还有弗雷德那几件已经洗到轻若无物的旧法兰绒衬衫。我想着如果弗雷德的衣服需要缝补，我都自己来就行了。我选了一件红黑野牛格子纹的：似乎是不错的选择。我把我的工装裤从地板上捡起来，抖落袜子。
对呀，我是没有情人了，所以那个牛仔也许说得没错。你如果没有可以一起过情人节的对象，潜在的可能性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你过情人节。我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在心里就好，免得我不由自主地花上一整天把蕾丝爱心贴在红色手工纸上寄往世界各地。
世界就是所有为真的万事万物的总和。这是维特根斯坦在他《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呈现给读者的至理妙语，很容易就能引人注意，但几乎不可能阐释清楚。我可以把这句话印在一个餐厅纸垫的中间，然后放进一个路过的陌生人的口袋里。或许维特根斯坦也可以是我的情人节守护。我们或许可以隐居在挪威某个山脚下，成天意见相左冷战不说话。
在走去伊诺咖啡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左边口袋开线了，心里暗暗地自我提醒要找时间把它缝好。我的心情突然之间提升了起来。这一日天色清爽明朗，空气中闪烁着生机，像一个稀有的水栖物种，长长的流动的触手，垂下的肉从水母似的钟形身体里垂直涌出，半透明的一条一条。如果人类的活力也能够像这样化为具体的话，我想象这样一条一条的活力从我黑大衣的边缘钻出来，挥舞起伏。
伊诺的洗手间里，有个小花瓶里装着一束红色的玫瑰花苞。我把外套脱在对面的空椅子上，然后花了接下来的将近一整个钟头，一边喝咖啡一边在我的笔记本里画满单细胞动物和各式各样的浮游生物。这样做很奇怪地给予我一种心里的快意，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会照着爸爸书桌架子上一本厚厚的教科书，描画一些这样的图像。他有各种这样来自垃圾箱、被废弃的屋子，或是只花几分钱就能从教堂前书摊上买来的书。内容从飞碟研究到柏拉图甚至是真涡虫图录等等，反映出他常保好奇的内心状态。我会很专心地研读某一本好几个小时，端详着其中充满奥秘的世界。内容对我来说难懂，不可能参得透，但是那些活着的有机体用单色呈现出来，不知为什么在我心里就有了许多种颜色，像闪闪发亮的小鱼在荧光的池子里。这本不知名又颇为费解的书，因为书上这些草履虫、藻类和阿米巴原虫，在记忆里活生生地漂浮着。那些随着时间已经消失，但我们却很想再次看到的东西。我们眼睛盯着想找到它们，就像在梦里想找到自己的双手。
我爸爸说他从来不记得自己的梦，但我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梦从头到尾讲出来。他还跟我说，在梦里人几乎很少能够看到自己的双手。我当时很确定，如果我存心要看应该就可以看到，可是试了无数次总是看不到。我爸爸觉得这样的尝试很没意义，但侵入自己的梦境这个想法，在我诸多希望有一天能实现的不可能愿望中高居排行榜之首。
小学的时候我常常被骂不专心。我想那是因为我忙着想一些这类的事情，想要去解开一些成群成串没完没了的似乎没办法回答的谜团。例如说，豆子山方程式就占据了我二年级的很大部分时间。为了伊妮德·梅多克罗夫特所写的《戴维·克洛科特的故事》书中一个令人疑惑的句子，我当时想了老半天。我本来不应该读到那本书，因为那是放在三年级的书架上的。但是我受到那书的吸引，就把它滑进了我的书包里，然后偷偷地读起来。我马上就认同起年轻的戴维了，他长得又高又瘦，动作笨拙，常常讲一些大话，害自己陷入困境，该做的工作都没有做。他爸觉得戴维应该爬不上豆子山。我当时只有七岁，这些字句让我对自己原来的作风起了戒心。他爸那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晚上睡不着，一直想着这件事。豆子山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东西堆成山会有像戴维·克洛科特这样一个男孩的价值呢？
我跟我妈一起在A&P超市里推着购物车逛着。
——妈妈，一座豆子山值多少钱？
——噢，帕特里夏，我不知道。去问你爸。车我来推，你去拿你的麦片，不要拖拖拉拉。
我很快就照吩咐做好，抓起一盒脆麦片条。然后跑到干货那一排去察看豆子的价格，这时遇到了新的难题。是哪一种豆子呢？黑豆、四季豆、蚕豆、利马豆、绿豆、白腰豆，各种不同的豆子。更不要讲还有烤豆子、魔术豆和咖啡豆了。
到最后我想，戴维·克洛科特是被大家小看了，甚至他爸都小看他了。虽然他缺点多多，但他也努力想要对旁人有用，然后把他父亲的债务还掉。我把这本不该读的书读了又读，他在书中的经历，把我的心思带到原来想象不到的方向上去。如果在这一路上我迷失了方向，我也有一个沿途踩踏湿叶堆时捡到的罗盘可以指路。那个罗盘很旧又生锈了，但还是管用，和地球与星星的规律相联结。它可以指示我所在的位置，也能让我知道哪边是西方，但没办法帮我决定该往哪里走，也不能估量我的价值。
没有指针的时钟
一开始是真实的时间。一个女人走进一个七彩缤纷的花园。她什么都不记得，胸中只有刚冒出来的好奇心。她走近那个男人。他一点也不好奇。他站在一棵树前。树上有一个字，然后变成一个名字。他接收每一种活物的名字。在此时此刻，他既没有野心也没有梦。女人朝他而来，被感官的神秘攫住。
我把笔记本合起来，坐在咖啡店里，思考着真实时间。那是完全没被打断的时间吗？只是当下被理解的时间吗？我们的思绪只不过是轰隆通过的火车吗，完全不停，也没有纵深，飕飕掠过图案重复的巨幅海报？从窗边的位置上看到一幅景象，然后从下一个同样的窗格看到另一幅景象？如果我用现在时写作但却离题，那还是真实时间吗？真实时间，我寻思着，没办法像钟面上一样把时间分成用数字标示的等分。如果我写着关于过去的文字，而同时又存在于现在的时间里，那我还是在真实时间里吗？也许根本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持续发生的现在包含着这属于记忆的三位一体。我向外看看街上，注意到光色正在改变。也许是太阳一闪躲到浮云的后面。也许是时间一闪而逝。
拱廊酒吧，底特律
弗雷德跟我没有明确的时间框架。1979年我们住在底特律闹市区的布克凯迪拉克旅馆。我们就围绕着时钟生活，却无视于时间的存在，径自走过流逝的日日夜夜。我们整晚熬夜聊天直到黎明，然后又睡到夜幕低垂。等我们醒过来，就出去找24小时营业的小餐馆或者停下脚步在Art Van’s家具店里闲逛，这家工厂直销店半夜也开着，而且还卖咖啡和糖霜甜甜圈。有时候我们还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兜风，天亮前才停到某家汽车旅馆，在休伦港或者萨吉诺之类的地方，然后睡上一整天。
弗雷德很喜欢我们旅馆附近的拱廊酒吧。这家店一早就会开门，三零年代风味的吧台和几组卡座，店里还有一个烤架，和一座没有指针的大号铁路时钟。在拱廊酒吧里，没有真实时间也没有不真实时间，我们可以和一些看起来有点落魄的客人在那里一坐好几个小时，在满怀同情的静默中编织一些语句和构思。弗雷德会在那里喝点啤酒，我则喝黑咖啡。有一个这样的早上，在拱廊酒吧的吧台前，当他看着墙上的大钟，弗雷德忽然有了个电视节目的点子。那时候还是有线电视发展的早期，他想搞一个在WGPR上的节目，WGPR是底特律最早的黑人独立电视台。弗雷德的时段，《下午先醉》，就落在这没有指针的钟面上，从时间压力和社会期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每集将会请一个嘉宾跟他坐在钟下面的桌前，光是喝酒聊天。他们可以尽情地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弗雷德什么题目都可以聊，从汤姆·沃森的高尔夫球挥杆，到芝加哥种族暴动，到铁路运输的式微，都可以说得有声有色。弗雷德拟了一个各行各业有可能邀请的嘉宾名单。上面的第一个名字是克里夫·罗伯逊，是一位有点心理问题的二线演员，和弗雷德一样都对飞行很热衷，跟他算是很投缘的。
看节目进行的情况，在不特定的中场时间，我有一个十五分钟的时段，叫做《咖啡时间》。原先的想法是要找雀巢咖啡拉赞助广告。我不请嘉宾，而是邀请观众跟我一起喝杯雀巢咖啡。而另一方面，弗雷德和他的嘉宾不需要一定跟观众有什么沟通互动，只跟彼此对话就好。我当时甚至都已经为了这个时段找好并买下了主持人服装——是一件灰白条纹相间的亚麻洋装，前面一排扣子，包肩袖，有两个口袋。法国监狱风格。弗雷德决定就穿他的卡其衬衫，打上一条深棕色领带。在《咖啡时间》里我打算要来讨论监狱文学，主打像让·热内和阿尔贝蒂娜·萨拉森这样的作家。在《下午先醉》这个节目里，弗雷德会请他的嘉宾喝从一个棕色纸袋里拿出来的极品干邑白兰地。
不需要所有的梦想都实现。弗雷德常常这么说。我们完成了很多根本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事先没有想到，我们从法属圭亚那回来之后，他决定要去学开飞机。1981年，我们驱车去北卡罗来纳外滩群岛，向莱特兄弟纪念碑旁的美国第一座飞机场致敬，走158号美国国道到杀魔山。我们沿着南方的海岸线一路开着，从一家飞行学校到另一家飞行学校。途经南北卡罗来纳，到杰克逊维尔，佛罗里达，再到费南迪纳比奇、美国海滩、代托纳比奇，然后绕回到圣奥古斯丁。在那里我们投宿在一家海边的汽车旅馆，客房里带个小厨房的那种。弗雷德飞行之余喝点可口可乐，我呢就写写东西酗酗咖啡。我们用迷你瓶带了一些庞塞·德莱昂[注：8 庞塞·德莱昂（1474——1521），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探险家，相传他在美洲发现过青春之泉。]发现的水——那是从地底下所喷涌出来的，被世人认为是青春之泉。我们不要把这些水喝掉，他说，于是这些小瓶子就变成我们的无价珍藏。有一度我们还考虑买下一座废弃的灯塔或者一艘捕虾拖网船呢。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们只得回到底特律的家，这一堆梦做不成了，改做另外一堆。
弗雷德最终如愿领到了他的飞行驾驶执照，但是他钱不够买飞机来开。我一直都在写个不停，但是没出半本书。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紧紧拥抱着“没有指针的时钟”这个概念。世界上各种工作都有人做着，抽水机有人操作着，沙袋都排好了，树也都种了，衬衫也熨了，折边都缝好了，但是我们还是保留着忽略那些转个不停的指针的权利。回头想起来，在他已经逝世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当年的生活方式仿佛是一个奇迹，唯有靠着融而为一的心灵当中，宝石与齿轮寂然无声地合拍同步，才有实现的可能。
井
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下起雪来，给一年一度的游行带来一点儿麻烦。我躺在床上看着雪花在天窗上翩翩纷飞。圣帕蒂节——跟我同名的节日，就像我爸爸常常说的。我仿佛还能听到他那洪亮的嗓音，和片片落雪混到了一块儿，想把我从卧病的床上哄起来。
——来吧，帕特里夏，这可是你的节日。烧已经退了。
1954年初的这几个月，我都沉浸在这种甫由病中康复的受宠气息里。我是费城地区仅有的一个登记在案的典型猩红热儿童患者。我弟弟妹妹都只能在挂着黄色隔离警示的门外脸色阴沉地看着我。常常我睁开眼睛，只能看到他们小小的棕色鞋子的边缘。冬天就这样横生生过去了，我这个带头大姐却都不能出门，无法督导他们用积雪盖城堡，或者为我们这些小朋友的巷战拟定策略，调兵遣将。
——今天是你的节日。我们去外面走走。
那天出了太阳，微风徐徐。我妈把我的衣服都给摊出来。因为之前发了一连串的高烧，我的头发掉了很多，本来就已经瘦高的身架子又消了一大圈肉。我没忘记要戴上我那顶海军蓝的抓绒帽，就像渔夫常常会戴的那种，还穿了一双橙色的袜子来纪念我那位信新教的祖父。
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敦，1954年春
我父亲在离我几英尺之外蹲下来，鼓励我自己走路。
我脚步不太稳地走向爸爸，一旁弟弟妹妹都关心地看着。一开始还有点儿虚弱，慢慢我有了力气，速度也恢复了，很快就走到附近小孩们的最前面，拔腿任意而行了。
我弟弟妹妹和我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相继出生的。我是最年长的，玩都是我在带头，编一些剧情让弟弟妹妹去投入地扮演。我弟弟，托德，是我们最忠诚的武士。我妹妹琳达专门听我们抱怨，然后照顾我们，用几条旧麻布帮我们把伤口包扎起来。我们硬纸板做成的盾牌上覆盖着铝箔，还画上了马耳他十字架作装饰，我们的任务受到了天使的祝福。
我们都是好孩子，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常常搞得我们遍体鳞伤。如果我们被抓到跟别群孩子纠缠不清，或者跨越到不被允许的街区，我妈就会把我们都叫到一个小房间，告诫我们一声都不许吭。我们表面上都很认命地接受处罚，但是一等到房门关起来，我们就很快地悄悄重新部署起来。房间里有两张小床和一个很宽的橡木五斗柜，有两排抽屉，上面还装饰着雕出来的橡实和很大的把手。我们就在五斗柜前坐成一排，然后我小小声地下达指令，示意接着怎么进行。我们会一本正经地扭开抽屉把手，进入我们的三向传送门，投身到冒险当中。我把灯举高，我们就急急忙忙上了船，进到我们的无忧无虑世界，随着小孩子的兴致所至。把新发现的壮丽景象绘入海图，我们玩着把手之战的游戏，勇敢面对新的敌人，或者重新探访月光照耀的森林旁边，泉水粼粼沁出的圣地，以及我们得以一探究竟的城堡遗迹。我们就这样全神贯注地静悄悄地玩着，直到我妈过来大赦天下，打发我们上床睡觉。
窗外还是继续下着雪；我得强打起精神让自己起床。也许我眼前这个病恹恹的状态跟小时候那阵子的卧床有一种连带关系，当时我在床上那样渐渐康复，读着书，编着我最早的那些小故事，使我对于留在床上有种依恋感。这是我的毛病。该是我拔出纸剑，猛插入地的时候了。如果我弟弟还在人世，也一定会推着我起来做点事情。
我走下楼去站在成堆的书前，完全没办法决定要选择其中的哪一本。一位头牌女星站在一排又一排挂得满满的衣架前，找不到衣服穿。我怎么可能没有东西读了呢？也许缺少的并不是书，而是缺少对于事物的着迷。我把手放上熟悉的绿色布面书脊，烫金的书名，《瘸腿的小王子》，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马洛克小姐所写的故事，讲一位俊美的年轻王子因为小时候没被照顾好而下肢残障。他被无情地关在一座孤零零的塔上，直到他真正的神仙教母给了他一件神奇的旅行披风，可以带他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这本书很不好找，我本来连一册自己的都没有，就反复读着一本破破烂烂的图书馆借书。然后，到了1993年冬天，伴随着一些圣诞节的包裹，我收到我妈提前寄来的生日礼物。那一年冬天后来过得很辛苦。弗雷德正病着，我隐隐约约地害怕起来，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有天夜里醒过来是凌晨四点钟。大家都还睡着。我小心翼翼走下楼梯，把我妈给的包裹拆开来。是一本品相良好的1909年版的《瘸腿的小王子》。妈在扉页上用当时已经有点抖的笔迹写着，我们之间不必赘言。
我把书从架上取下来，打开到她题字的那一页。看着她熟悉的笔迹，我的心里充满了想念，这样的心情也让我颇感欣慰。妈妈，我大声地唤着她，然后我想象她忽然间停下手边的动作，通常是在厨房的正中央，然后祈求我外婆的保佑，外婆早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等到对方已经不在了，才能充分明了我们有多爱他们？我把书带上楼到了我的卧房，把它跟母亲其他的书放在一起：《绿山墙的安妮》，《长腿叔叔》，《林柏露斯女孩》。噢，在这些书页里重生的美妙滋味。
雪还继续下着。我一时兴起就跳起来跑到外面，去感受雪花片片的散落。我向东走到圣马可书店，在那里一排一排地浏览，随意选着想买的书，感触不同书的纸质，检查字体，期望能在某本书里找到一行完美的开场白。我心灰意懒地走到M字部，希望亨宁·曼凯尔已经帮我最喜欢的侦探科特·维兰德又写了新的冒险故事。但很可惜架上每一本我都读过了，不过我在M字部徘徊流连的过程中，运气好被吸引到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笔下那个错杂相间的世界。
我之前没有读过村上。过去两年间我都在阅读并且解构波拉尼奥的《2666》——前后来回从各个角度反复地看。在《2666》之前，让其他所有书都相形见绌的是《大师和玛格丽特》，比那更早，在我读遍布尔加科夫的所有作品之前，我不辞艰深地热爱维特根斯坦写的每一篇作品，甚至还断断续续地想解开他的方程式。我没办法说我曾经成功解开，但那个努力的过程，把我引到一个针对《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疯帽子”所出谜语的可能解答：为什么一只大乌鸦那么像一张写字桌？我脑中浮现出小时候，在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敦的乡下学校的课堂上。那时候我们还有用到真的墨水瓶和木管蘸水钢笔的书法课。大乌鸦和写字桌？关联处在于墨水。我有把握一定是这个。
我打开一本叫做《寻羊冒险记》的书，因为这个书名感觉上很有戏。书封上一句话吸引了我的眼睛——狭窄的街道和排水渠构成的迷宫。我当场就把它买下来，这是可以拿来泡着我的可可一起吃的羊型饼干。然后我走到附近的荞麦面店，点了山药荞麦凉面，开始读起来。我整个被《寻羊冒险记》给吸引住了，结果在店里坐了超过两个小时，饭后还叫了一杯清酒继续读着。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蓝果冻般的消沉从边缘处开始消融。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都一直坐在我的咖啡店桌前读着村上春树。起来透一口气的时间大概只够去上个厕所或者再点一杯咖啡。《寻羊冒险记》之后接着读《舞！舞！舞！》和《海边的卡夫卡》。然后，好死不死，我开始读起了《发条鸟年代记》[注：9 国内又译《奇鸟行状录》。]。就是这本书彻底把我征服了，仿佛把我装进了无法阻拦的轨道中，像一颗流星，轰隆飞向地球上某个渺无人烟的荒凉角落。
大师杰作有两种。有些经典作品剑走偏锋，几近于神迹，像《白鲸》、《呼啸山庄》或者《弗兰肯斯坦》。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作者似乎把活生生的能量灌进了文句之中，读者被旋转、绞拧，然后挂出去晾干。具有毁灭性的书。像《2666》或《大师和玛格丽特》。《发条鸟年代记》也是一本这样的书。我才刚把它读完，马上就觉得非要再重读一遍不可了。想要这么做的理由随便说一个，就是我真的不想离开这本书中的氛围。此外还有，书中有一句话阴魂不散，让我朝思暮想难以割舍。这句话像是解开了一个精心打成的结，在我睡觉的时候让那些磨损的边缘摩擦着我的脸颊。那是村上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形容某栋房子的命运时所用的措辞。
叙述者正在他位于东京世田谷区的公寓附近到处寻找他走失的猫。他一路走过一条狭窄的后巷，最后到了所谓的宫胁家——一栋荒烟蔓草的废弃住宅，那边有一座不值钱的鸟形塑像和一口废井。故事到这里时，完全看不出他接下来会沉浸在这个场景中，其他事情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他还从废井中找到了一个进到平行世界的传送门。他只是在找他的猫，但当他被引入宫胁家这个晦涩难解的情境时，我也跟着身陷其中。我是如此无法自拔，几乎都没余力想别的事情，如果可能，我很愿意多付点钱，请村上特别为我写一个长一点的番外篇，专门来详述这个部分。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来写一个这样的篇章，可能没办法满足自己的渴望；那只是推测性的胡编。唯有村上才能正确地描述那破旧房子周遭的一草一木。我对这处房产入迷到全心全意只想亲自去看一看的程度。
我小心翼翼地筛检最后几章，想要找到这个段落。那句话是表示这处房产会被出售吗？最后我在第三十七章找到了答案。那几句话是这么冷冷地开始的：我们很快就会摆脱掉这个地方。确实这个地方终究会被卖掉，井会被填平封起来。我之前不知为何跳过了这个事实，而且如果不是我的记忆里有个什么东西，像条活生生的线绳曲折扭动向前，可能我会把它完全忽略掉。我有些震惊，因为我之前推断叙述者会把这个地方当做他的家，变成这口井和那个传送门的守护者。连那个我已经有了感情的不知名的鸟形塑像，突然被鬼鬼祟祟地移走，我本也都调整自己接受了。那个塑像在书中就这么突然消失了，没有任何解释，书中也没有再提到它。
我一直都讨厌前言不对后语。悬垂的字句，没打开的包裹，或是莫名其妙消失的人物，像一条孤零零的床单披在晾衣绳上，迎着隐隐约约要来临的风暴，在风中飘动，直到同一阵风把它吹走，变成鬼魂的外衣或者小孩的帐篷。如果我读一本书或者看一部电影，其中有一个不显眼的事情没有得到交代，那我就会很显著地感觉不安，来来回回找线索，希望我有个电话号码可以打，或者可以给谁写封信。并不是去抱怨，而是要求对方做个说明，或者回答我几个问题，这样我才能转而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事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