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天窗上有几只鸽子在走来走去。我很好奇发条鸟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鸟形塑像，石头质地，没有什么特色，做出要飞的姿势，但发条鸟什么样子，我还是没有半点线索。它也有一个小小的鸟的心脏吗？还是里面藏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合金的弹簧？我来回踱步走来走去。其他各种自动化的鸟类形象浮上脑海，像保罗·克利的《吱吱叫的机器鸟》和中国皇帝的机器夜莺，不过对于了解发条鸟还是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一般来说，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书里会有的细节，但是比起我对时运不济的宫胁家那份缺乏理性的执迷，这还是其次，所以我把这个可供反复思索的题目先放一边，另外再找时间伤脑筋。
我坐在床上一集连着一集看由不动声色的霍拉肖·凯恩所领导的《CSI：迈阿密》剧集。我时不时地打着瞌睡，并不是真的睡着，也不能算是醒着，而是顺势滑入介于两者之间神秘的令人不适的地带。也许我可以爬呀爬，又爬到那牛仔的所在位置。如果真的那样，我这回会忍住不出言讽刺，而是用倾听来代替顶嘴。我看到他的马靴。我蹲下来想要看看他靴后的马刺是哪一种。如果他的马刺是金质的，那我就可以确定他已经走了很远一段路，也许有中国那么远。他正在拍一只很大很大的马蝇。他接着要讲点什么了，我可以看得出来。我蹲得低低的，看到他的马刺是镀镍的，外缘还刻了一串数字，在我想来也许是彩票的中奖数字组合。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伸腿。
——大师杰作其实有三种，他竟然这么说。
我跳了起来，抓起我的黑外套和那本《发条鸟》，去往伊诺咖啡。比平常去的时间晚，很高兴店里还是空空的，但是咖啡机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说是故障了。有点美中不足，但我还是待着没走。我跟自己玩起一个随便翻到哪一页的游戏，希望能刚好找到稍微提到那处房产的字句，就像从塔罗牌里抽一张牌，来反映你目前的内心状态。然后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在环衬空白处列清单。两种大师杰作，接着我开始想有没有第三种——就如那位无所不知的牛仔所说的一样。我列出了一些可能性，加加减减，把一些大师杰作排来排去，好像一间隐蔽图书室里的疯狂管理员。
清单。在波动传导的漩涡里的几个小小的锚，白日梦，和萨克斯风独奏。真的从送洗衣物中抢救回来的一大沓清单。另外再开一张列出1955年时我们家那几本经典名著——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几本书：《佛兰德斯的狗》，《王子与贫儿》，《青鸟》，《五小椒怎么长大》。还有你觉得《小妇人》或者《布鲁克林有棵树》怎么样？《爱丽丝镜中奇遇》或者《玻璃球游戏》呢？这些书中有哪一本够格在大师杰作的第一排第二排或第三排占上一席之地？其中又有哪些只是受人喜爱而已？经典名著应该另外排一排吗？
——别忘了《洛丽塔》，那个牛仔又在耳边强调他的见解。
他如今已经不只是在梦里才出现了，有点像是某种超自然声音的拙劣版本。但是不管怎说，我还是把《洛丽塔》给加了上去。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一本美国经典名著，我把它跟《红字》列在一起。
新来的女孩突然出现在我桌前。
——有人会来修这个机器。
——那很好呀。
——很抱歉今天没有咖啡。
——没关系。至少有桌子可以用。
——而且都没有客人！
——对喔！都没有客人。
——你在写些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她，稍微有点儿惊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在熟食店买了中杯的黑咖啡和一片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玉米面包。天气有点凉，但我还不想进到屋里。我坐在门廊上，把咖啡捧在两手中间，手都跟着暖和起来，然后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试图把保鲜膜解开来；超级难撕，解开拉撒路的裹尸布都比这个容易。我忽然想到刚刚没有把塞萨尔·艾拉写的《风景画家的片段人世》列到大师杰作的清单里。同时也考虑起也许另外要列个清单来网罗一些离题的伟大作品，诸如勒内·多马尔的《一夜牛饮》。情况渐渐变得有点不可收拾。也许为即将到来的旅途列一张要带东西的清单会简单得多。
事实上普天之下只有一种大师杰作：就是大家一看就心里有数的那种。我把我的清单塞进口袋，站起来，走进屋里，从门廊到大门沿路撒下一道玉米粉残渣。我的思想走着走着，像小孩子手上的火车头一样，哪里也到不了。屋子里看起来百废待举，我得做点儿家事。我把一沓纸板绑起来准备回收，把猫群的水钵洗干净，把它们洒得满地的猫粮扫起来，然后站在水槽边吃掉一个沙丁鱼罐头，脑子里想着村上的那口井。
那口井很久以前就干掉了，但是由于叙述者奇迹般地打开了传送门，结果质纯味美的水就涌到了井边。他们真的会把井填平吗？只是因为书中的一个句子认为如此，就把井填平，实在太神圣了。事实上，这口井显得如此吸引人，我都很想自己跑去那里，像个撒马利亚人一样坐着，期待着救世主会回返，然后停下来喝口水。到时候应该完全不用考虑时间限制，抱持着如此的希望，人就可以一直这样没完没了地等下去。跟故事中这位叙述者不同，我并没有想要真的进到井里，像爱丽丝一样潜入到村上的仙境里。我没办法克服自己对于被围起来或者处于水平面以下的反感。我只想要靠近那个地方，然后恣意地饮用其中的水。因为我就像某些疯狂的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不可自遏地想要遂行所愿。
但我要怎么找到这个宫胁家呢？说真的我并没有感到灰心。我们被玫瑰、书中某一页的气味所指引。曾经我读了《维特根斯坦的火钳》一书中卡尔·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那场难堪的争斗之后，不就兼程赶赴国王学院去抚今追昔一番吗？当时我是如此地深受吸引，光凭着一张小纸片上随便写着的谜样的H-3，就成功地找到去往剑桥道德科学会的路，两位伟大哲学家的那场唇枪舌剑就发生在这栋历史建筑里。找到之后，征得同意入内参观，拍了几张歪歪倒倒、除了我自己之外对别人都没有用处的照片。我可以说这一切并不容易。之后我又执行了另外一个侦察任务，在一条长长的泥土路尽头，一栋隐蔽的农舍后头，探访维特根斯坦年久乏人照料的坟墓，墓碑上的名字都已经被斑斑点点的霉菌、海藻和苔藓给遮住了，看起来仿佛是他自己用手写上的奇怪方程式。
我猜想我这样迷恋远在一万两千英里之外的某处地产也许会显得荒唐可笑，尤其是想要找到这个坐落在村上的心里现实中，不见得实际存在的地方，更是令人困惑。我可以想象如果我可以对准他的频道，或者直接潜进那个生气勃勃的心灵水池中大声呼喊，嗨，那个鸟的塑像在哪里呀？或者，承销宫胁家的房地产中介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或者我也可以直接问村上本人。我可以找出他的地址，或者通过他的出版社写信给他。这是极端不寻常的机遇——作家还健在人世！比起试图给一位19世纪的诗人或者11世纪的圣像画家传讯息要简单得多。不过这样算不算作弊？想象夏洛克·福尔摩斯不自己想办法破案，却跑去找柯南·道尔问书中艰涩难解的谜题到底答案为何！他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要去问道尔，即使是牵涉到人命攸关，甚至是他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不，我绝对不会去问村上。尽管我可以对他的潜意识做个空中CAT扫描，或者干脆装作没事，找他到传送门交会之处喝杯咖啡。
不晓得那个传送门看起来会是怎么样？我一直在想。
好几个声音响起，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互交织此起彼落。
——像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空荡荡的航站大楼。
——像万神殿穹顶那样的圆形大洞。
——像席勒花园里那张椭圆形的桌子。
这个很有意思。互相没有关系的各种传送门。是故布疑阵还是破案的线索呢？我翻遍了好几个箱子，绝对错不了，我曾经拍过几张旧柏林机场航站楼的照片。可是运气不好没有找到，倒是在一小本席勒的诗集里找到两幅那张椭圆形桌子的照片。我把照片从玻璃纸信封中拿出来，两幅照片都是同样景象，只是其中一张的阳光比另外一张遮挡得更多，当时是从一个昏暗的角度拍摄，想要强调它看起来像个洗礼盘的水盆口。
2009年CDC的几个会员在德国图林根州东边的耶拿聚会，那个地方位于萨勒河的宽广河谷上。这回聚会并不是正式的会员活动，比较像是兴之所至的临时任务，我们来到席勒当年的夏日小屋，他就在这个花园里写了《华伦斯坦》。我们聚在那里赞美常常被人遗忘的弗里茨·勒韦，他是魏格纳最得力的帮手。
勒韦个子高高的，很敏感，轻微暴牙，走起路来有点儿笨拙。是那种长于深思的古典科学家，他加入魏格纳的格陵兰远征队，协助研究冰河的工作。1930年他跟魏格纳走了一趟从西站到伊斯米特的累人旅程，伊斯米特由两位科学家恩斯特·佐尔格和约翰内斯·格奥尔基驻扎，从事研究。勒韦当时冻伤得很厉害，到了伊斯米特就没办法再往前走了，魏格纳只好把他留下，自己继续旅程。勒韦两脚的脚趾都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无情地切除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这样平躺在睡袋里。因为不知道他们的队长已经丧命，勒韦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从十一月一直空等到来年的五月。每逢星期日的晚上，勒韦就读歌德和席勒的诗篇给大家听，为这个大雪冰封的地窖注入一股不朽的暖流。
我们一起坐在椭圆形桌旁边的草地上，当年席勒和歌德就是坐在这里，一聊几个小时。我们读佐尔格所写的文章《伊斯米特的冬天》中的一段，提到勒韦的刻苦坚忍，然后又读了他们当年跟外界失去联系时所读的部分诗篇。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下旬，花都开了。远远地，我们听到一段手风琴弹奏的轻快旋律，出于对这段往事的情思，我们称之为“勒韦之歌”。我们互道珍重再见，我自己继续上路，搭了火车去魏玛，要去看尼采在他妹妹的照料之下曾经住过的房子。
我把那石桌照片的其中一张贴在我的桌前。虽然画面很简单，但我觉得有一种自然的力量，一下子把我带回耶拿。这张桌子真的很适合用来了解传送门传输的概念。我确信只要两个朋友把他们的手放在桌上，像放在一块通灵板上，就有可能被笼罩在暮年的席勒和壮年的歌德共同构成的气氛当中。
只要你相信，所有的门都会为你而开。这是井边的撒马利亚女人给我们的教诲。在即将入睡的昏沉中，我想到，如果那口井是一个向外的传送门，那应该也要有一个走进来的传送门。应该有一千零一个找到它的方法。只要找到一个，我就心满意足了。有可能就像谷克多的《奥菲斯》那部电影里，喝醉了的诗人塞热斯特穿越了液态的镜子。但我不想穿越镜子，也不想穿越量子隧道墙，或者擅自穿越进入作者的心灵里。
到头来，是村上自己提供了一个考虑周到的解答。《发条鸟》的叙述者通过那口井到达了一个不知名的旅馆走廊，看到自己在游泳，那几乎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正如彼得·潘教温迪和她的弟弟们要怎么飞起来：想一些快乐的念头。
我擦亮既往欢乐的壁龛，在一个秘密的兴奋时刻停止不动。虽然这样会花些时间，但我知道要怎么办。首先我会闭上我的眼睛，专注想着一个十岁小女生的手，正用手指把溜冰鞋钥匙系在一个十二岁男孩心爱的鞋带上。想些快乐的念头。我可能会干脆滑着溜冰鞋，冲进那个传送门之中。
弗里达·卡洛的床，蓝屋子，科约阿坎
幸运轮
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做梦。我的滚珠轴承像是有点生锈了，流连于反复醒来的轮回，然后是水平各个方向迤迤然的移动，确认触到了一处再到另一处，事实上也没什么非要碰触不可。无所事事，我就重玩一个老掉牙的游戏，是我很久以前就发明出来对付失眠的状况的，但是坐长途巴士时为了避免晕车也适用。那就是在心里面模拟跳房子，而不是真的用脚跳。游戏的格子是画在某种路面上，看起来无穷无尽，但其实是有限的，黄铁矿的人行道砖排成一排，你必须往前跳，朝向回荡着神秘回声的终点，譬如说，亚历山大塞拉比尤姆神庙，入场券绑在从上垂下来的流苏丝绒绳子上。你要往前跳得先念出一串某个特定字母开头的词语，例如，字母M。Madrigal minuet master monster maestro mayhem mercy mother marshmallow merengue mastiff mischief marigold mind[注：10 即，情歌、小步舞、大师、怪兽、名家、大混乱、仁慈、母亲、棉花糖、梅伦格舞、獒犬、恶作剧、金盏花、意念。]，一直念一直念不能停，一个字一个字，一格又一格。这个游戏我到底玩过多少遍了，总是没办法到达摆荡的流苏下方，而是曲曲折折，反而到了某一个梦境。所以我就只好再玩一遍。我闭上眼睛，把手腕放松，我的手就在凌空的无形键盘上画着圈圈，然后停下来，我的手指指向某个字键。V。Venus Verdi Violet Vanessa villain vector valor vitamin vestige vortex vault vine virus vial vermin vellum venom veil[注：11 即，维纳斯、威尔第、维奥莱特、瓦妮莎、坏蛋、矢量、英勇、维生素、遗迹、漩涡、拱顶、葡萄树、病毒、药水瓶、害虫、牛皮纸、毒液、面纱。]，突然间断掉，就像预示梦的开端的那种雾气。
我站在每次梦中都一样的那家咖啡店的里面。没有女服务生，没有咖啡。我只好自己到柜台后面磨一些豆子煮起来。除了那牛仔之外都没有其他人。我注意到他有一条疤痕，像一条小蛇往他的锁骨里钻。我帮我们两个都倒了一马克杯热腾腾的咖啡，但是同时避免和他四目交接。
——希腊那些传奇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他正说着。传奇只是故事。人们对故事加以诠释，把道德教训附加上去。美狄亚或是耶稣受难什么的，你没办法让他们改变。雨和太阳一起出现还带来了一道彩虹。美狄亚发现了伊阿宋的眼睛，于是她把他们的孩子给牺牲了。这些事就这么发生了，仅此而已，活在世上无法否认的骨牌效应。
我默想着帕索里尼执导下的《金羊毛》的同时他去方便。我站在门口向外看着地平线。灰蒙蒙的景象被毫无绿意的岩石山所阻断。我怀疑美狄亚在她的愤怒发作得差不多之后，是不是也爬上了这样的岩石。我怀疑这个牛仔到底是何方神圣。是个像荷马那样四处漂泊的人吧，我猜想。我等着他从厕所走出来，但是他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有些迹象显示事情将会转变：一座走不准的钟，转个不停的吧台椅，一只病歪歪的蜜蜂飘浮在有着奶油色搪瓷桌面的小桌之上。我想要救救它，但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我要走了，但还没有付咖啡钱，我仔细想了想，就丢了几个硬币在桌上，旁边就是那只奄奄一息的蜜蜂。钱应该够付那点咖啡，再加上一切从简，用火柴盒给蜜蜂办个后事了。
我把自己从梦中摇醒，下了床，洗脸，编好头发，找出我的针织帽和笔记本，走出门去的同时，一边还继续想着那个朝着欧里庇得斯和阿波罗尼俄斯吐口水的牛仔。最近他让我很不爽，但我必须承认，他一直不断地出现倒是挺令人欣慰的。是个我可以在睡梦边缘相同的灰蒙蒙景致中找到的人，如果我想找的话。
当我要横越第六大道的时候，“卡拉丝就是美狄亚就是卡拉丝”这句话反复循环，配合着我靴跟敲击街道表面的节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凝视着他的选角水晶球，然后挑出了玛丽亚·卡拉丝[注：12 玛丽亚·卡拉丝（1923——1977），美籍希腊裔女高音歌唱家，1969年曾出演过帕索里尼导演电影《美狄亚》中美狄亚一角。]，这个有史以来最具表现力的声音，来扮演一个没几句台词也完全不需要演唱的史诗角色。美狄亚并不唱什么摇篮曲；她是把她的小孩全都给宰了。玛丽亚并不是个完美的歌唱家；她是自她深不见底的井里汲取某种成分，从而征服了她的世界中的各个世界。但她所演唱的那些女主角的心碎并没有帮她准备好自己的心碎。遭到背叛，遗弃，她被晾在一边，失去了爱情，声音，或小孩，余生都因此活在孤寂之中。我喜欢想象玛丽亚挣脱美狄亚厚重的戏服，油尽灯枯的女王身上只剩下一件灰黄色的连身裙。她还戴着一串珍珠。当她伸手去拿一个小皮盒子的那一刻，天光洒进她巴黎的公寓。爱是世上最珍贵的珠宝，她喃喃低语，解开的珠链从她喉咙处坠落，也剥离了时而升腾时而低回的悲痛。
伊诺咖啡门已经开了，但里面空荡荡；只有厨师一个人正烤着大蒜。我多走几步路到附近的面包店，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糖酥蛋糕，然后坐在德莫神父广场的长椅上吃喝起来。我看到有一个男孩把他妹妹高举起来，让她能够喝到喷泉里的水。等她喝完了之后他自己才喝。鸽群已经都聚拢过来。我打开蛋糕包装的时候犯下了一桩紊乱的罪行，其中牵涉到一群激动的鸽子、褐色的糖粒和大队极端积极进取的蚂蚁。我低头看着一小撮一小撮的草从破碎的水泥块缝隙中钻出头来。所有的蚂蚁都到哪儿去了？还有我们以前到处都能看到的蜜蜂和小白蝶呢？还有那些水母和流星呢？我打开日记本，看着里面画的几幅画。有一只蚂蚁居然爬过了其中一页，上面画的是一株在比萨的帕多瓦植物园中看到的智利酒棕榈。有一幅小小的素描，画了那株棕榈的树干但是没画树叶。也有一幅小小的素描，画了天堂但是没画地球。
来了一封信。是弗里达·卡洛故居“蓝屋子”的管理主任所寄，问我愿不愿意去演讲，主题是有关于这位艺术家革命性的一生和她的作品。答谢是我可以获准去拍摄她生前的遗物，她生命中的护身符。又是出门旅行的时候了，我对命运只好无言同意。因为虽然我渴望一个人的孤寂，但我也决定不推辞能在一个自我小女孩时期以来就盼着能够去参观的花园里演讲的机会。我将会走进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所住的房子，然后一间一间浏览我之前只在书上看过的房间。我可以再回到墨西哥。
我当年读到的关于蓝屋子的那本书名叫《迭戈·里维拉的精彩人生》，是我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妈妈给的礼物。那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促使我愈来愈想要投身于艺术。我当时就梦想着要旅行到墨西哥，感受一下他们的革命，踩在他们的泥土上，然后在他们那些不可思议的圣人所居住过的树前祈祷。
我把信再读一遍，对这个邀请愈来愈感兴趣。我心里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些，也想起1971年春天，年轻的我去到那里旅行的往事。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我自己存够了钱，然后买一张机票去墨西哥城。途中得在洛杉矶转机。我记得看到一个广告牌上有一张女人被绑在电线杆上的受难图——《洛杉矶女人》。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大门乐队的单曲《驾驭着暴风雨的骑士》。当时我没有这样的一封邀请信，也没有真实世界该有的计划，但是我有一个心中的使命，这对我就够了。我那阵子想要写一本名叫《爪哇头》的书。威廉·巴勒斯曾经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咖啡生长在环绕着韦拉克鲁斯州的山里面，我决心要去找到这个地方。
我一到墨西哥城就马上去火车站买好来回车票。在火车上过夜的卧铺车再有七个小时就要开了。我找了一个麻布背包，塞进一本笔记簿，一支Bic牌圆珠笔，一本墨迹斑斑的阿尔托的《选集》，和一台小型的Minox相机，其他的东西都留在一个寄物柜里。换了一点钱之后，我从现在已经倒闭了的奥尔特加旅社随便逛进街上的那家自助餐馆，点了一碗炖鳕鱼。我还记得鱼骨浮在番红花色的汤汁里，有一根长鱼刺卡到了我的喉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被呛到。最后我总算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拔了出来，所幸没出洋相，也没引起旁人注意。我用一张餐巾纸把那块鱼骨包起来，放到口袋里，然后叫来服务生，把钱给付了。
我重拾镇定，搭上了一辆巴士，去位于城市西南方的科约阿坎区，口袋里放着蓝屋子的地址。那一天风和日丽，我满心期待。但是我到了才发现那边关门整修了。我茫然站在巨大的蓝色围墙前。完全没有办法可想，找不到人可以去求情请愿。那一天注定无法进入蓝屋子。我走了几个街区，到托洛茨基被杀的那栋房子；经过那样亲近的背叛，热内可能会把那个暗杀者推崇为圣徒。我在浸信会的教堂里点了一根蜡烛，然后坐在教堂长椅上双手交握，不时还评估一下鱼刺挫伤的喉咙还痛不痛。回到火车站，有个乘务员准许我提前上车。我有一间小的卧铺隔间。旁边有一张翻下来的木头椅子，我把一条彩色条纹披巾铺在上面，再用阿尔托的书把脱落的镜子架住。那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去往韦拉克鲁斯的路上，那可是墨西哥咖啡产业重要的集散中心呢。就是在那里，我幻想能够写一本自己决定内容主题的“后垮掉派”沉思录。
整趟火车的旅程平顺无事，没有任何希区柯克式的特效。我把我的计划再审视一遍。我不追求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旅行体验，只想找到还不错的地方住宿，能喝上那杯完美的咖啡。我可以喝十四杯咖啡都不会影响正常睡眠。我遇上的第一家旅社各方面都符合我的期望。国际饭店，他们给我的房间四壁刷了白漆，房里有个洗脸台，天花板上有架风扇，还有窗户可以俯瞰镇上的广场。我从我的书上撕下一张阿尔托在墨西哥的照片，把它放在石膏壁炉台上一根许愿蜡烛的后面。阿尔托热爱墨西哥，我推想他也会很高兴回到这里来。简单地休息一下之后，我把我的钱算好，拿了需要的金额，其他的塞进一只脚踝部位有一朵小小玫瑰的手编棉袜里。
我走到街上，选了一张位置很好的长椅作为基准，把整个区域环视了一番。我看到有些男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一两家旅馆走出来，往同一条街走下去。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不动声色地尾随着其中一个男人走下蜿蜒的小巷，到了一家咖啡店，虽然外表不太起眼，却似乎是咖啡交易的心脏地带。不能算是一家真正的咖啡店，而是一家咖啡经销商。这里连店门都没有。黑白棋盘花色的地板上蒙了一层木屑。咖啡豆用一大口一大口的粗麻布袋装着，堆排在墙边。有几张小桌子，不过所有的人都站着。里面没半个女的。这一路都没半个女人。所以我只好继续往前走。
我“在路上”的第二天，从容逛着街，仿佛就是个当地人，拖着脚步走过一路的木屑。我戴着我的雷朋Wayfarer太阳镜，那是之前在谢里登广场一家烟草店买的，身上穿着包厘街上买的二手雨衣。这件雨衣可是高级品，材质像纸一样薄，可惜有点儿磨损。我假称是《咖啡交易商杂志》的记者。坐在那种小圆桌前，端着杯子翘起两根手指。我不很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不过所有那些男的都这么干，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一直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个不停。旁人似乎也都不以为意。这样慢动作悠闲度过的几个小时只能用绝妙来形容。我注意到有一幅月历挂在一口豆子都洒出来的麻袋上，麻袋上标着产地恰帕斯。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我即将要把我的心献给一杯完美的咖啡。这杯咖啡端来给我的时候，带着一点仪式性的气息。店主人还继续站在我跟前等着。我给了他一个灿烂的感谢微笑。漂亮，我用西班牙语这么称赞，他也回报我一个咧嘴的微笑。蒸馏出这杯咖啡所用的豆子，原来是长在高地上，和野兰花交缠而生，豆子上布满了兰花的花粉。大自然中的极端结合而成的精华产物。
上午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坐着看那些男人进进出出品评咖啡，把各种豆子闻了又闻。握一把豆子摇一摇，放到耳朵旁边像是听着海螺的回声，然后在桌上用他们小而厚的手滚着豆子，像是在占卜。这样折腾完了，他们就会下订单。那几个小时里，店主人没再跟我说一句话，但是咖啡一直不断地端上来。有时候是用瓷杯，有时候是玻璃杯。午餐时间所有人都离开，连店主人也跟着走了。我站起来逐一检查那些麻袋，挑几颗豆子塞进口袋当纪念品。
这个套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重复演练。到最后我只好跟他们承认说，我并不是在帮杂志写文章，而是为了后世子孙而写。我想要写一篇献给咖啡的咏叹调，我毫无歉意地对他们解释，能够传世永恒的，就像巴赫的《咖啡康塔塔》那样的作品。店主人两臂交叉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这样的狂妄自大，你要他怎么反应呢？然后他只好走开，做个手势示意我留在原地。我不知道巴赫的《咖啡康塔塔》是不是天才之作，然而他对咖啡的狂热，在那个咖啡还被当做药品而蹙眉以对的时代，是广为人知的逸事。多年后格伦·古尔德在如火如荼融入《哥德堡变奏曲》的时刻，一定也陷入了相同的狂热，他不由自主地从钢琴上躁狂地嚎叫出声，我就是巴赫！话说回来，我当然谁也不是。我只是在一家书店工作，请了假，想写一本我一直都没有真正写出来的书。
没多久他又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两碟黑豆子、烤玉米、加糖的墨西哥薄饼和仙人掌切片，跟我一同吃起来，然后端给我一杯最后的咖啡。我付了账之后还给他看了我的笔记本。他邀我跟他走到他的工作桌前。他取出一张他作为咖啡代理商的正式印章，一本正经地盖在我笔记本上的某页空白处。我们握了握手，心知很可能未来都不再有机会见面，未来我也不再有机会喝到他所煮的这样让人激动的咖啡了。
我迅速地开始打包行李，把《发条鸟》丢到我小号金属旅行箱的最上层。要带的东西包括：护照、黑外套、工装裤、四件T恤、六双蜜蜂袜、宝丽来相纸、Land 250相机、黑色针织帽、一罐山金车油膏、方格纸、Moleskine笔记本、埃塞俄比亚十字架。我从破旧的麂皮小袋里拿出我的塔罗牌，抽出其中一张，出门旅行前的小小习惯。这是一张命运之牌。我坐在那里睡眼惺忪地盯着牌上那具巨大的转轮。好了，我心里想，应该差不多了。
我醒过来之前梦见了《幸运之轮》节目的主持人帕特·萨加克。事实上，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帕特·萨加克，因为我只看到双男性的手把一张张大号纸牌掀开，显露出下面的字母。怪的是我在梦里觉得我是重新又做了一回之前做过的梦。那双手掀开了几个字母，足够我猜出到底是什么词了，但是我醒过来时却想不起来是什么。在睡梦里我很勉强地想要看到梦的边缘。可是眼前都是特写。没办法看到眼前影像之外的东西。事实上外圈的边缘好像有一点儿扭曲变形了，他身上衣服的华达呢布料都走形了，像是打结的生丝。他看起来好像刚修过指甲，整齐利落。小指头上戴了一只金质的私章小戒。我当时应该好好看个清楚，也许可以辨识出上面的字样是不是他的首字母缩写。
之后我想起来，现实生活里帕特·萨加克根本不会自己揭开这些字母。虽然电视节目能不能算得上是现实生活，这一点还是有争议的。大家都知道负责掀开字母的是瓦娜·怀特而不是帕特。不过我已经忘记了，而且更糟的是，不管怎么拼死拼活，都没办法想起来她的脸孔长什么样子。我脑子里可以浮现出一件又一件的亮丽紧身连衣裙，但是脸就是想不起来，这件事让我很困扰，就好像被有关当局盘问某个特定日期里的行踪，却提不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那样的很不自在的感觉。我那时候在家里，我可能就会弱弱地这样回答，正在看电视上帕特·萨加克掀开字母牌，排出来的那些词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的车子已经来了。我把行李箱锁好，护照收到口袋里，上车坐到后座。一路上车流很拥挤，我们就枯坐在荷兰隧道外等着通过。我不由得还是想着帕特·萨加克的手。有一个说法是，如果你能够在梦里看到自己的手，那就会交上好运。所以这样应该算是梦寐以求的好兆头，不过那必须是自己的手——而不是帕特·萨加克特写的手，做着本来应该是瓦娜的工作。然后我又打盹睡着了，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梦。我在一座森林里，所有的树上都挂着神圣的装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挂得太高了我够不着，所以从旁边的草地上就近捡了一根木棍，想把那些装饰挥下来。当我去戳那些枝叶的时候，一大堆小小的银手洒下来，落到我的鞋边。那是一双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咖啡色牛津鞋，就像我念书的时候所穿的那种，我俯身去捞起那些手，看到一只黑色的毛毛虫爬上我的袜子。
车子停到机场A航站楼前的时候，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吗？我问司机。他含含糊糊地说了点儿什么，我就下车了，还确认没有把针织帽落在车里，往航站楼走了过去。结果他放我下车的地方是搞错边了，害我得钻过几百个谁知道要去哪的旅客，才能走到正确的登机柜台。柜台后面的女孩坚持要我去用自助值机柜台。我真不知道这十年来我都到哪儿去了，自助值机柜台是什么时候占领了机场航站楼？我要找个人给我登机牌，可她却坚持要我在这该死的自助值机柜台的屏幕上把我的信息打进去。我只好翻遍我的袋子，找出看书的眼镜，回答相关问题之后扫描护照，机器建议我花108美元把我的累积里程乘以三倍。我按下不用的按钮，屏幕就停在那里不动了。我只好去跟那女孩说。她叫我继续不断地按。然后她建议我再试试另外一台自助值机柜台。我被搞得很毛，登机牌卡住了，那女孩只好用一支写着“遨游天际，友善体验”字样的圆珠笔把它勾出来。之后她还得意洋洋地把皱巴巴的、像菜干一样的登机牌递给我。我走到安检口，把电脑从袋子里拿出来，脱下帽子，手表，靴子，全部放到一个盒子里，还有我放牙刷、玫瑰乳霜和Powerimmune滴剂瓶的塑料盥洗包，然后我走过金属侦测器，重新把我的东西收拾好，登上飞往墨西哥城的飞机。
我们在飞机跑道上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捕虾船》这首歌在我的头脑里反复播放。我开始对自己提问。为什么我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那么火大呢？为什么我会想让那个女孩给我登机牌呢？为什么我就不能自己去把那些事情搞定？都已经21世纪了；现在很多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即将要起飞。我安全带没有系好被纠正了。我忘了要用外套盖起来不让他们发现。我讨厌被绑住，尤其当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我自己好时。
我飞抵墨西哥城，然后乘车到我那个区。我在旅馆登记入住，房间在三楼，可以俯瞰一个小公园。浴室有一面大窗户，我从那里往下看的同时，被我看的那个人也抬起头来看我。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我想吃点儿墨西哥菜，但是旅馆的菜单都被日本料理给占据了。这让我有点困惑，同时却也使我对所在地的意识产生了微妙的交融：在一家主打寿司的墨西哥旅馆里读着村上春树。我最后点了虾肉塔可，上面淋了芥末，配一小杯龙舌兰酒。吃饱之后我信步走到外面，发现自己在韦拉克鲁斯大街上，不禁燃起希望，觉得在这里也许会找到好喝的咖啡。逛着逛着我经过一面窗户，里面满是肉色的石膏手。我心想我一定是到了该到的地方，不过这周遭的事件似乎稍微有点断错，看起来像星期天报纸连环漫画《魔术师曼德雷克》中的某个景象。
天色渐渐近了黄昏。我上上下下走过荫蔽的街道，行经一排又一排的塔可快餐车和卖着摔跤杂志、鲜花和彩票的报摊。我走累了，就在韦拉克鲁斯大街对面的公园里停下脚步。有一只中等大小的黄色杂种狗从他主人身边跑开，居然就跳到我身上来。我觉得我被他深棕色的眼珠给打动了。他的主人很快就把他往回拉，但是他还继续顽抗着要留在看得到我的范围里。你看这有多容易，我心里想，要跟一只动物产生感情。我突然觉得很累。今天早上五点钟就醒了。我回到房间，刚刚不在的时候有人来整理过了。我的衣服被好好地折叠了，脏袜子也泡在水槽里。我衣服都没脱，就噗通一声倒到床上。脑海里浮现出那只黄狗，不晓得会不会有机会再看到他。我闭上眼睛，慢慢失去意识。但就在这时候有个透过扩音器的失真人声把我吵起来。残缺不全的字句随风飘过来，停在我的窗台上，像一只迷途的鸽子。时间已经过了半夜，这个时候透过扩音器讲话有点儿奇怪。
隔天我起得晚，要加快动作了，因为美国大使馆之前就邀请我过去。我们喝着不冷不热的咖啡，做了一个还算成功的文化座谈。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使馆实习生在我的车快要开走的前一刻所讲的话。昨天晚上有两位记者、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小孩在韦拉克鲁斯被谋杀了。其中一个女人和那个小孩是被勒死的，其余两个男的都被开肠剖肚。摄影师被人丢进一个土坑里的仓皇景象闪过我的眼前；他在黑暗中坐起来，发现床上的毯子是草皮织成的。
我饿了。就在一家叫做“波希米亚小馆”的地方吃了有点像墨西哥乡村蛋饼的午餐。一大碗油渍渍的玉米片、煎蛋和绿色萨尔萨辣酱，不管怎么样我都吃掉了。咖啡只有半温，还带着一股巧克力余味。我把我少数会讲的西班牙字都想遍了，勉强凑成了más caliente（要更热一点儿）。年轻的服务生听了咧嘴而笑，帮我另外煮了一杯完美的热咖啡。
那天傍晚时分我坐在公园里，喝着从街上摊贩手里买的一个圆锥形纸杯装的西瓜汁。每个路上笑着的小孩都让我想起那个被杀的小孩。每只吠叫的狗在我眼里都是黄狗。回到旅馆房间，我还是可以听到底下的动静。我对着窗台上的几只小鸟唱起一些小曲。为在韦拉克鲁斯被杀的记者和摄影师，为那女人和小孩而唱。我为那些被丢在壕沟里、掩埋场里、废弃堆里任其腐烂的人们而唱，他们就像某个波拉尼奥的故事里已经融会贯通的素材。月光有如天然的聚光灯，打在底下公园里的人群脸上。他们的笑声随风升起，在这个短暂的时刻里没有悲哀，没有苦痛，只有一片和谐。
《发条鸟》就放在床上我的旁边，但我没翻开来看。我反而想的是接下来要去科约阿坎拍的照片。我睡着了，梦见我有绝佳的协调性和迅速的反应。突然间我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动。我的肠子翻搅爆炸，吐得整张床都是，还伴随着很剧烈的偏头痛。没办法爬起来，我就只好躺在那里。朦胧中我摸到我的眼镜。很幸运地没有被压碎或摔坏。
早上晨光一照进来，我就抓起电话告诉旅馆前台我病得很严重，需要人帮助。一位女佣进来我房间，打电话下去求医。她帮我宽衣洗澡，把浴室擦干净，床单换新。我对这位女性的感激之情真是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她一边漂洗我弄脏了的衣物还一边唱歌，之后把它们挂到窗台上方晾着。我的头还是在被持续重击。我握住她的手。当她微笑的脸凑近我的脸上方，我头一晕，陷入沉沉的睡眠。
我睁开眼睛，以为我看到了那女佣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她挥动手中几页我塞在枕头下面的草稿。我说什么她都不理。她不只是在读我的草稿，而且这些草稿还是用西班牙文写的，看起来很像我的笔迹，但是我完全看不懂。我回想之前到底写了些什么，无法想象她是读到了什么才变得这样喧嚣。
——妈的有什么好笑？我问她，虽然我也不由得有点想笑，她笑得很有感染力。
——是一首诗，她回答我说，一首完全没有诗意的诗。
我吓了一跳。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她让我那些纸页滑落到地板上。我起床跟她走到窗户边。她拉起一条细细的绳索束起一个网兜，里面有一只还在挣扎的鸽子。
——晚餐！她得意地大声说，把袋子甩过肩膀。
她走向门口的时候看起来变得愈来愈小，从她的衣服里溜出来，变成只有一个小孩那样大。我跑到窗口去看，她跑过韦拉克鲁斯大街。我站在那里呆住一动也不能动。空气好得不能再好，像挚爱的母亲的胸脯泌出的乳汁。她所有的子女都能吸吮的乳汁——那些华雷斯城、哈莱姆区、贝尔法斯特市、孟加拉国的孩子们。我还能继续听到那女佣的笑声，活泼轻快的小小声音有如一缕一缕透明的轻烟，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许下的愿望。
到了早上我评估一下自己的感觉。最糟的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很虚弱，极度口渴，头痛似乎转移到脑壳底下去了。要载我去蓝屋子的车到了楼下的时候，我只希望头痛可以稍微缓解，好让我把该做的事情顺利完成。当那边的主管欢迎我的那一刻，我想到年轻时的我，就站在那扇紧闭着的蓝色大门前。
虽然蓝屋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博物馆，这两位伟大艺术家活生生的气息仍然保留在原地。在工作室里，他们为我准备得很周到。弗里达·卡洛的衣服和皮革马甲都摊开来放在白色薄纸上面。她的药瓶都摆在桌上，她的拐杖倚墙立着。我忽然觉得站不稳有点恶心，但还是能够强打起精神拍一些照片。我在低光之下迅速拍摄，把没撕表膜的宝丽来相纸塞进口袋。
他们带我进弗里达的卧室。在她的枕头上方还装置有一些蝴蝶标本，让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观赏。这些蝴蝶是雕塑家野口勇所送的礼物，为了让她在没了腿之后有一点美丽的东西可以看。我为她躺在上面受尽苦痛的床拍了一张照片。
我身体不舒服的实情终究瞒不住。主管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坐在花园里把头埋到双手间。我觉得自己快昏倒了。她跟同事商量之后坚持让我先在迭戈的卧室里休息一会儿。我想谢绝她们的好意，但是没办法讲话了。那是一张简朴的木床，上面铺着白色的床罩。我把照相机和一小沓拍好的照片放在地板上。两个女人在房间的入口处系上一块长长的粗帆布。我探身去把照片拿起来撕开，但没办法看拍得怎么样。躺在那里我想着弗里达。我可以感觉到她近在咫尺，感觉她以革命性的狂热适应了苦痛。她和迭戈是我十六岁时的秘密指引。当时我把头发编得像弗里达，戴一顶像迭戈那样的草帽，如今我亲手摸过她的衣服，还躺在迭戈的床上。有个女人走进来，在我身上盖了一件披肩。那房间原本就很暗，感谢上苍，我就这样睡着了。
主管表情关切地轻轻叫醒我。
——听讲的人很快就会来了。
——别担心，我说，我现在好多了。不过我需要一张椅子。
我从床上起来，穿上我的靴子，把我的照片给收起来：弗里达的拐杖，她的床和楼梯井里的幽灵，这些东西的外形轮廓。打从这些东西的内里散发出一股病恹恹的气息。那天傍晚，我坐在花园里将近两百个来宾的面前。我所要说的话我几乎都快说不出来，但是到了最后我居然还唱歌给他们听，就像之前唱给我窗台上的鸟群听那样。那是一首我躺在迭戈床上时刚刚想出来的歌。是有关于野口送给弗里达的蝴蝶。我看到泪水从主管和先前细心照料我的女人们的脸上滑落。但那些脸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旅馆对面的公园里有一个派对。我的头痛已经完全好了。我正在打包行李，那时向窗外望了一望。一棵棵的树都装点了小小的圣诞节彩灯，尽管那时才5月7日。我下楼去到酒吧，喝了一杯龙舌兰新酒。酒吧里都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去公园了。我坐了很长时间。酒保把我的杯子再斟满。酒很淡，像花草汁。我闭上眼睛，看到一列标有一个M字样的绿色火车正在绕着圈圈跑；是一种褪了色的绿，就像螳螂的后背。
弗里达·卡洛的拐杖，蓝屋子
弗里达的裙子
我如何搞丢了发条鸟
我收到扎克给我的短信。他的海滨咖啡馆开起来了。免费的咖啡随便我喝。我为他高兴，但是很不想出门，因为这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注：13 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联邦法定纪念日，为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的周末。整个城市都空掉了，正好是我最喜欢的情况，而且星期天会播新的一集《谋杀》。我打算星期一再去看扎克的咖啡店，周末就留在城里跟探员林登和霍尔德为伍。我的房间正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而我的蓬头垢面更胜以往，正好可以跟他们无声的狼狈同甘共苦，他们在寒风刺骨的盯梢行动中苦守在磕痕累累的车里，胡乱喝着同样冰凉的咖啡。我在韩国熟食店用保温瓶装了食物，放在床边准备待会儿再吃，挑了一本书，然后走路去贝德福德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