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诺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所以我开心坐下读起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书中开头的第一行耐人寻味：通往俄罗斯的长途铁路上，一个小火车站。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句子，却带领着读者不知不觉途经没完没了的麦田，奔向残暴掠夺者的巢穴，亲眼看见一个清白无瑕的男孩遭到毒手杀害。
整个下午我就读书度过，完全没做什么事。厨师一边烤大蒜一边用西班牙语唱歌。
——你唱的这首歌在讲什么？我问。
——死亡，他笑着说。不过别担心，没有人死掉，是爱死掉了。
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我起了个早，把房间整理干净，用个大袋子把我需要的东西装起来——墨镜、碱性水、一块麦麸玛芬和我的《发条鸟》。从西四街车站我搭上到布罗德通道站的地铁A线，然后在那边转车；车程是五十五分钟。沿着罗卡韦海滩的木板栈道所规划的那一片孤零零的商店区里，扎克的店是唯一的咖啡馆。扎克看到我很高兴，把我介绍给在场的所有人。然后就像他所承诺的一样，请我喝不用钱的咖啡。黑咖啡，我站着喝起来，端详着周遭的人。现场是由正在休息的冲浪客和劳动阶层的家庭混杂组成的友好人群，气氛一派愉快轻松。这时，我很意外地看到我的朋友克劳斯骑着自行车向我而来。他穿着衬衫打了领带。
——我先前去柏林看我爸爸，他说，刚从机场过来。
——对呀，肯尼迪机场离这里非常近，我笑说，看着一架低飞的飞机正在降落。
我们坐在一条长椅上看着一些小孩子在波浪间戏水。
——最大的冲浪海滩就在沿着防波堤往下走五个街区的地方。
——你好像对这个区域很熟悉嘛。
克劳斯忽然严肃了起来。
——你一定不会相信，不过我刚买下这里的一幢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就在海湾边上。有个很大的院子，我打算开辟一个大花园。以前在柏林或在曼哈顿都没有办法这样。
我们穿过木板栈道走回店里，克劳斯也喝上了咖啡。
——你认识扎克吗？
——大家都彼此认识，他说，这里是个真正的社区。
我们互道珍重，我还答应不久就来看他的房子和花园。说真的，我自己当下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绵长无尽的木板栈道和俯瞰海景的红砖建筑。我脱了靴子沿着海边走。我一直都喜欢海，却不曾学会游泳。或许唯一一次泡在水里的经验是当年并非出于本意地突然接受浸信洗礼。后来差不多十年之后，小儿麻痹症大肆流行。我一个身体不好的孩子，连跟别的小孩去浅水湖或者池塘都不被允许，因为说病毒会通过水来传播。只有海边还可以去，可以在水陆交界的地带走走路，嬉闹戏水。所以没多久我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的畏水心理，后来还演变成害怕浸水。
弗雷德也不会游泳。他说印第安人都不会游泳。不过他很喜欢船。
我们花很多时间跑去看旧的拖船、船屋和捕虾拖网船。他特别喜欢老式的木船，有一回我们去密歇根的萨吉诺旅游，在那里发现有一艘船正在出售：五零年代末出厂的Chris Craft Constellation游艇，不保证能够出海。我们买得相当便宜，把它拖回家，停放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对着流向圣克莱尔湖的运河。我对乘船下水没什么兴趣，但还是跟弗雷德两个人一起剥开船壳，把船舱擦洗干净，木质的部分上蜡磨光，然后帮舷窗缝上帘子。夏天的晚上，我带上保温瓶装的黑咖啡，再帮弗雷德提一个六连包的百威啤酒，我们就坐在船舱里，听广播里的老虎队比赛。我对运动一无所知，但是弗雷德对底特律球队的死忠逼得我只好也搞清楚基本规则、我们的球队成员和我们的对手。弗雷德年轻的时候曾经被球探选进老虎队预备队的游击手位置。他的手臂非常有力，却选择只用来弹吉他，然而他对运动的爱好从来不曾稍减。
后来发现我们的木船有一根船轴坏掉了，但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修好。有人劝我们把它拆掉报废，但我们没那么做。我们决定把这船还是放在原地，占据了我们院子里最好的位置，邻居看了都不禁莞尔。我们还很慎重地帮船取名字，最后选了“诺华达”，是一个阿拉伯词，意思是稀有之物，来自热拉尔·德·奈瓦尔所写的《开罗妇女》中的一个段落。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她上面盖一块厚重的油布，到了棒球又开季，我们就把油布移开，用一台短波收音机在船上听老虎队的比赛。如果比赛延迟了，我们就坐在那里听手提音响放的卡带。没有歌词的音乐，通常是约翰·柯川的专辑，像《欢呼》或《鸟园现场演奏专辑》。有一回很不巧下起雨来，比赛取消，我们就转过去听贝多芬，弗雷德特别喜欢贝多芬。一开始听一首钢琴奏鸣曲，然后因为雨还继续下个不停，我们就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跟着这位伟大作曲家走进壮丽的乡间散步，听着维也纳森林里的群鸟歌吟。
棒球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弗雷德突然给我一件底特律老虎队橘蓝相间的官方夹克。那时候还是初秋时节，刚有一点凉意。弗雷德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就披上夹克走到院子里。我捡起一颗之前从我们的果树上掉下来的梨，用袖子擦一擦，在月光下坐在木制的草坪椅上。我把我的新夹克拉链拉高，感觉到了一个年轻运动员在赢得校队奖章时的那种心满意足。咬了一口手上的梨，我想象自己是一个年轻的投手，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口气连续赢了三十二场比赛，终结了芝加哥小熊队长期的冠军荒。比丹尼·麦克莱恩还多一场。
在一个深秋的温暖下午，天空转为一种异于寻常的黄绿色。我打开阳台上的窗户想把天色看清楚；我从来没看过这种景象。突然间天空变暗；随着巨大闪电，一道炫目的强光充满了我们的卧室。先是完全的静默无声，之后是震耳欲聋的声响。闪电击中了我们那株巨大的垂柳，它倒了下来。这是圣克莱尔岸边最古老的一株柳树，垂枝所及由运河河堤一直延伸到街的对面。当它倒掉的时候，巨大的重量把我们的诺华达都给压垮了。弗雷德当时站在纱门边，我站在窗口。我们同时目睹事情发生，心意相通感受一致。
柳树，圣克莱尔湖岸
我拎起我的靴子，赞叹这木板栈道一望无际、绵延不断的柚木拼接，就在这时扎克突然出现，拿着一大杯外带咖啡。我们站在那里向外望着海水。太阳正要西下，天空转成淡玫瑰色。
——下回见了，我说，也许要不了多久。
——没错，这个地方讨人喜欢。
我看着那些冲浪客，在海洋跟高架火车之间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走回到车站的路上，我被一处四周由饱经风霜的高高围篱圈起来的地产所吸引了。那地方很像我弟弟跟我小时候盖的那种阿拉莫[注：14 阿拉莫，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圣安东尼奥附近的一座要塞。在得克萨斯独立战争期间（1835——1836），于此发生了著名的阿拉莫战争，在美国深入民心，曾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式要塞城堡。残存的防风围篱撑起木头栅栏和一面用白绳系着的招牌，上面手写着“屋主自售”的字样。围篱太高了，看不到后面的样子，所以我踮起脚尖从一个破掉的板条缺口偷看，就好像当年参观者从美术馆墙上的孔洞里窥视《给予》——马塞尔·杜尚的最后一件展览作品。
那块地大概25英尺宽，纵深不会超过100英尺，是20世纪初期附近兴建游乐园时，分配给工人居住的标准格局大小。有些人当时盖了一些可以住人的临时居所，到现在所剩无几。我找到围篱上的另外一处破洞，把里面看得更清楚些。小小的院子长满了杂草，散布着生锈的瓦砾残骸、堆栈的轮胎，还有一辆拖车上载着一艘钓鱼小船，几乎挡住了小屋。回程的火车上我想要读点书，却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满脑子都是罗卡韦海滩和那栋木头围篱后面年久失修的破落小屋，无法思考别的事情。
几天之后我漫无目的地散步到了唐人街。我想那之前自己应该都在做着白日梦，心不在焉，因为我行经一个商店橱窗时，看到里面晾挂着一排整只烤鸭，真吓了一跳。我强烈需要喝杯咖啡，所以我就走进一家小咖啡店，找个位置坐下来。很不幸的是这家“银月咖啡店”根本不是什么咖啡店，可是既然已经走进到店里，几乎也不可能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木头的桌子和地板都用茶水揩过，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清香。有一个钟，但是上面没有时针，还有一幅褪色的航天员照片裱在婴儿蓝的塑料画框里。桌上没有菜单，只有一张薄薄的卡片，上面展示着四碟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蒸糕，每块糕的正中间都有一个小小的红、蓝或银色的方形，像褪色的火漆。至于里面到底包了什么内馅，我则觉得很玄。
我当然失望，因为我迫切需要喝杯咖啡，但是又没办法站起来走掉。乌龙茶的味道里似乎有一种奥兹国的罂粟花田那般令人昏昏欲睡的效果。有个老妇人戳了戳我的肩膀，于是我脱口说出：套餐。她用中文嘟囔了几个字，然后就离开了。有一只小狗乖乖坐在一张桌子底下，盯着一位年长的男人在玩悠悠球。他反复地想用悠悠球去逗那只狗，不过它把头转到一边去。我尽量不去目随悠悠球的滚动，它顺着那轴线忽上忽下，然后左来右往。
我一定是打盹睡着了，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一杯乌龙茶和盛在细细竹篾上的三块蒸糕已经摆到我的面前。中间那块蒸糕上面有淡蓝色的方印。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我决定要把它留到最后再吃。旁边那两块包的是好吃的菜馅。但是中间那块的内馅是惊人的新发现——细腻质地的红豆馅的味道，在我口中久久不散。我付了账才刚走出去关上门，那老妇人就马上把“营业中”的牌子给翻到反面，尽管里面明明还有客人，也还有那只狗和悠悠球。我深信下回我再逛到那里时，一定完全找不到银月这家店的踪迹。
可是我还是需要喝咖啡，于是我就在“阿特拉斯咖啡馆”停下脚步，然后走到对面坚尼街去搭地铁。我从机器上买了一张地铁卡，心里想到头来一定又会搞不见掉。我比较喜欢代币，可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等了大概十分钟，搭上前往罗卡韦的快车，很奇怪地感觉到自己雀跃起来。我的脑子快速往前冲，速度快到光是语言无法充分表达的地步。火车上很空，这是好事，因为这一路上我要花很多时间来质问自己。火车都还没到布罗德通道站，还有两站才会抵达罗卡韦海滩时，我已经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我站在那围篱前，踮着脚尖从破掉的板块处偷看里面。各种不太清晰的回忆纷至沓来。空着的建筑用地，擦破皮的双膝，火车调度站，神秘的游民区，神奇的废品站天使所居住的、不可靠近却妙趣无穷的地方。我最近也曾经被一本书上所描述的一处荒废地产深深吸引，但这可是一块真实的地。那块“屋主自售”的牌子似乎闪闪发光，就像荒原狼在那个独自散步的夜里遇上的电灯招牌：神奇剧场。不是人人都能进入。只限狂人！不知为什么，这两块招牌似乎是等同的。我把售屋者的电话号码抄在一张小纸片上，然后过街去扎克的店里要一大杯黑咖啡喝。我在木板栈道旁的长椅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眺望着海。
这个地区完全把我迷住了，不知道是什么在我身上下的魔咒，甚至可以追溯到我有记忆之前。我想起书中那神秘的发条鸟。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吗？我不禁好奇。就在海的旁边，虽然我不会游泳。就在火车站附近，因为我不会开车。这里的木板栈道让我回想起年轻时在南泽西的几处木板栈道——怀尔德伍德，大西洋城，大洋城——跟这里比起来也许更热闹一些，但却不如这里美。这里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没有什么广告牌，也绝少畸形发展的商业招牌。还有那栋隐藏难见的小屋！这么快它就把我迷住了。我想象这栋小屋经过改造之后的样子。是一个可以在里面想事情、煮意大利面、冲泡咖啡，甚至于写作的地方。
回到家，我看着抄在小纸片上的电话号码，却一直没能鼓起勇气去拨打。我把号码放在床头柜上的小型电视机前，奇怪的护身符。最后，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克劳斯，请他帮我打这个电话。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是害怕那栋小屋并不是真的要卖，或者根本就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好办，他说，我来跟屋主谈，把相关的细节问出来给你。如果我们能够做邻居就太好了。我已经在装修我的房子了，离你这栋小屋只有十个街区远。
克劳斯想要有一座花园，也找到了可以实现的土地。我相信我一直梦想着一个像这样的地方，只是自己都不知道。发条鸟唤醒了一个古老但却反复出现的欲望——一个跟我的咖啡馆梦同样古老的梦——想要住在海边，有一个属于我的荒废花园。
几天之后这位屋主的媳妇，一位善良的年轻女性带着两个小男孩，跟我在那排围篱前碰面。我们还没办法进到门内，因为屋主为了安全把它上了锁。克劳斯给了我所有需要知道的信息。因为屋况不是很好，又有一些税务留置权的问题，这处地产银行可能不太愿意贷款，所以买方被迫必须付现。其他还有一些想买的人，因为希望便宜买到，出价都低得离谱。我们讨论出了一个合理的金额。我跟她说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凑钱，在跟屋主也几番讨论之后，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下来的整个夏天都会去工作。等我九月回来时就会有这笔钱。我想我们得要相互信赖，我说。
我们握手成交。她把“屋主自售”的牌子移开，挥手跟我再见。虽然我还没办法看到屋子里面的状况，却毫不怀疑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里面如果发现什么好的东西我就保留，不好的部分我就加以改造。
——我已经爱上你了，我跟这栋房子说。
我坐在我的角落小桌，梦想着那栋小屋。按照我的计算，不用到劳动节[注：15 美国的劳动节为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就能凑够钱来买那处地产。我已经把工作排得满满，而且从六月中旬到八月，只要有事可以做我都来者不拒。我的行程表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朗读、表演、演唱会和演讲。我把我的书稿放进活页夹里，把我那成沓的餐巾纸涂鸦装进一个大塑料袋，相机用亚麻布包起来，然后全部都好好锁起来。我用小型金属旅行箱打包行李，然后飞到伦敦去住一晚，享受客房服务，并收看ITV3的侦探剧集，然后去布赖顿、利兹、格拉斯哥、爱丁堡、阿姆斯特丹、维也纳、柏林、洛桑、巴塞罗那、布鲁塞尔、毕尔巴鄂和博洛尼亚。之后又飞到哥德堡，开始着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个小型巡回演出。我很高兴自己这样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在死缠着我不放的热浪里小心斟酌着自己的体力。到了晚上睡不着时，我写完了一篇《距骨》的导读，一篇关于威廉·布莱克的专论，以及一些关于伊夫·克莱因和弗朗西丝卡·伍德曼的沉思冥想。时不时我就回头再继续写我那首献给波拉尼奥的诗，当时还在第96行到第104行之间苦苦推敲。这已经有点变得像一个嗜好，平白地把时间投入却没有什么结果。如果我的时间是用在组装小飞机模型上，那不是要简单得多了吗，把那些小小的贴纸贴上去，然后轻轻地涂上定型漆。
九月初我回到了家，有点累但却心满意足。我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任务，期间只丢了一副眼镜。最后还有一个答应人家要去墨西哥蒙特雷的事情要履行，之后我就可以休一个期待已久的假。我去参加的是一个女人支持女人的论坛，担任一群发言人中的一个，主办活动的这些人是真的非常致力于这些我没办法了解的运动目标。在她们面前我觉得自己远远不及，不晓得为什么我可以帮上她们的忙。我朗读诗篇，唱歌给她们听，然后讲一些话逗她们笑。
到了早上，我们几个人经过两个警方的检查哨，来到瓦斯特卡一座陡峭山崖的底部，一处由管制线围起来的山谷。那是个美得惊心动魄但也确实危险的地方，我们置身其中，只有赞叹敬畏的份儿。我对着白雪覆盖的峰顶祈祷，接着注意力被二十英尺外一块小小的矩形光斑所吸引。是一块白石头。说是石头，实际上应该算是一块石板，书写纸那种颜色，有点像是在那边等着十诫之外的第十一诫被蚀刻在它磨平的表面上。我走过去毫不犹豫地把它捡起来，放进我的外套口袋里，仿佛是有人写了指示让我这么做。
我心里想的是要把这山的力量带到我的小屋去。我对这块石头当下就有了好感，之后就一直把手插在口袋里，只为了要摸它，一本石头材质的祈祷书。稍后到机场时，一位海关检查员把它没收了，我才意识到我之前都没有问过那座山可不可以拿这块石头。狂妄失敬啊，我颇感痛心，不折不扣的狂妄失敬。检查员坚定地跟我解释石头可能会被当做武器来使用。我跟他说这是一块圣石，求他千万不要把它丢掉，他不为所动，照丢不误。这让我深深感到内心难安。我拿走一件大自然形成的美丽事物，把它带离原来的栖息地，害它被丢到一堆安检垃圾里。
我在休斯敦下飞机要去转机的时候，去了一趟洗手间。我随身还带着《发条鸟年代记》跟一本《居家》杂志。厕所右边有一个不锈钢的台子。我把书和杂志放在上面的时候，心里还想说真是一个体贴的设计，但是等我坐上了联运航班，才发现自己双手是空的。我觉得很难过。那本平装本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标注记号，还沾上了咖啡渍和橄榄油，一路上已经成了我的旅伴，也成了帮助我重新得到力量的吉祥物。
先是那块石头，现在又是这本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把那块石头从山上带下来，然后又被别人给拿走了。道德上算是一种平衡，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丢书就显得不太一样，比较难以捉摸。无意之间，我把连接到村上那口井、那块荒地和那座鸟雕像之间的绳子给放开手弄掉了。也许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块我自己的地方，所以现在宫胁家也可以转回去了，转回到村上那个与之相连的世界。发条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九月快结束了，天气已经变冷。我走上第六大道，然后停下脚步，跟一个街上的小贩买了一顶新的针织帽。我正把帽子戴上的时候有一位老人走向我。他蓝色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头发则像雪一样白。我注意到他的羊毛手套都破损散开了，同时他的左手缠着绷带。
——把你口袋里的钱都给我，他说。
如果不是有人在测试我，我心里想，那我一定是无意中走进了一个现代童话故事的开头。我有一张二十元的钞票跟三块钱零头，我都一起放到他的手里。
——好，他想了一会儿说，然后把二十元还给了我。
我跟他说声谢谢继续往前走，心情变得比之前更轻松愉快。
街上许多人都行色匆匆，仿佛是圣诞节前夜要去做最后的采购。我刚开始也没有特别注意，但是这种人似乎很稳定地倍数增长。有个年轻女人单手抱着一怀花从我身边走过去。让人头晕的香水味久久不散，等到气味好不容易散开，取而代之的却是一阵一阵晕眩。周遭每一样东西我都感觉得到：一颗跳动的心脏，乱风中传来的歌声的味道，和朝着家的方向前进的人潮。
少了三块钱，却因为博爱而更觉富足。
种种迹象都是好的。成交的日期是10月4日。我的房地产律师一直想办法劝我不要买这一栋小屋，因为房子目前已经处于摇摇欲坠快要解体的状态，将来如果想要再出售，有没有那个价值也很难说。他就是没有办法了解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积极正面的特性。几天以前，我把凑到的金额付给他们之后，拿到了这栋荒地上没办法居住的小屋的钥匙和房地产契约书，出门右手边走几步路就是火车站，然后左边就是海了。
心的转变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事情，不管当初是什么促使你开始转变。我把一些豆子加热然后迅速地吃掉，步行到西四街车站，搭上火车到罗卡韦海滩。我想到了我弟弟，我们小时候下雨天的早上，花几个小时组装的Lincoln Logs牌玩具堡垒跟小屋。那段时间我们每个礼拜守着电视看费斯·帕克，他饰演我们都热爱的戴维·克洛科特。确定你是对的，然后就勇敢向前，这是他所奉行的座右铭，后来很快也变成我们的座右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价值远超过一座豆子山。我们当时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感同身受，就好像现在我对发生在林登探员身上的事情感同身受一样。
我在布罗德通道站下车，搭上了摆渡车。那是十月中温和的一天。我很喜欢从火车站走到安静的街上那段短短的路程，每走一步就距离海更近一步。这回我不必再眼巴巴地从损坏的板条上偷看那栋小屋了。我第一次可以不管那一块“请勿侵入”的警告牌，直接就走进我的房子。里面空空的，只有一只小孩子用的吉他，弦都断了，还有一块黑色的橡胶马蹄。这样空空的最好。小小的房间，生锈的水槽，拱形的天花板，上百年的陈旧味道混合着发霉的怪味。我没有办法在里面待很久，因为那些霉菌和强烈的湿气引得我一直咳嗽，不过这并没有浇熄我的热情。我确切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大房间，一架吊扇，几个天窗，一个乡村水槽，一张书桌，一些书，一张长沙发，墨西哥瓷砖地，和一个炉子。我坐在我那个歪向一边的门廊上，怀着小女生般的雀跃心情，看着我院子里随处乱长、适应力超强的蒲公英。一阵风吹过来，我可以从中感受到海。在我把房子的门锁起来外面大门关上之际，有一只野猫正钻过一块开了口的板条。真抱歉今天还没有牛奶，只有满心欢喜。我站在饱经摧残的围篱前面。我的阿拉莫，我这么说着，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房子就有了名字。
她的名字叫桑迪
韩国熟食店外面卖起了南瓜，又到了万圣夜。我买了咖啡，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天空。远处有暴风雨正在形成，我从骨头里都可以感觉得到。光线已经转为灰暗泛着银边，我突然有一个冲动，想要跑去罗卡韦帮我的房子拍几张照片。正当我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之际，天意把我的朋友杰姆带到了我的门前。他总是时不时就突然冒出来，不过我每次也都很高兴看到他。杰姆是一个电影工作者，这一回他带着他的Bolex 16毫米摄影机和一个三脚架。
——我正在附近拍摄，他说，要不要去喝点咖啡？
——我刚刚已经喝了，不过你跟我去罗卡韦海滩吧。你可以见到我的房子和全美国最漂亮的木板栈道。
杰姆准备好了要舍命陪君子，所以我就抓了我的宝丽来相机出发。我们跳上地铁A线，一路上聊一些有的没的，把世界上的忧患都挖出来品评一番。我们在布罗德通道站换了车，走下高架铁路长长的金属楼梯，然后走去我的房子。走进我的房子不需要传送门；我有钥匙，钥匙圈是从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找到的一只旧的幸运兔脚。
灾后，罗卡韦海滩
——你是我的，我低声地说，把门给打开。
对我来说里面灰尘太多，没有办法待很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把未来的装修计划大致描述了一番，杰姆一边听着，一边为这房子拍摄了一点影片。我自己也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就走过去海滩那边。
海面上方的冷光正迅速褪去。我沿着水边走，和几只海鸥站了一会儿，它们对我的存在似乎一点也不怕。杰姆架起来他的三脚架，弯着腰在那边拍摄。我拍了一张他的照片，还拍了几张空无一人的木板栈道。然后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等杰姆收拾东西。回程走到半路，我才发现我把照相机落在长椅上了，相片倒是都还在，因为当时就已经塞进了口袋。那并不是我唯一的一台相机，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台，因为它的折箱是蓝色的，而且一直都用得很顺手。想到它孤零零地在长椅上，因为没有底片，没办法记录下自己转到一个陌生人手上的过程，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地铁到了杰姆要下的那一站，我们互道珍重。暴风雨要来了，车门快要关起来的时候他这么说。我到达西四街车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半路在“马蒙家”停下脚步，买了一份油炸鹰嘴豆饼外带。空气很凝重，我注意到我的呼吸变得很浅。一到家，我先倒一点干猫粮出来给猫群，把电视转到《CSI：迈阿密》，声音关小，然后外套也没脱就沉沉睡去。
起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感觉有点担心，我很想摆脱这种放心不下的状态。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暴风雨要来了。但是我心里知道还有别的原因，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同样的季节两种心情。对小孩子来说是开心的时刻，对我来说却是弗雷德去世的纪念。
我在伊诺咖啡里坐立难安。点了豆子汤当午餐，咖啡都没有怎么碰。我心里一直在想把照相机忘在栈道上会不会是个坏的预兆。我想是不是该回去看看，虽说没什么道理，但心里却希望照相机还在原来的长椅上。这个机型其实很过时了，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也值不了多少钱。我决定回罗卡韦，然后再很快赶回来，免得又触景伤情，想起弗雷德快要过世的那一段日子。我把东西都丢进袋子，然后半路想在熟食店买一块玉米玛芬带上火车。
人类的情绪真的很疯狂。平常生意清淡的熟食店现在挤满了人，大肆采购，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风暴在几个小时前有些消散，可是又继续增强变成了一级飓风，而且现在正朝着我们而来。我本来慢了好几拍，现在突然间觉得跟自己扯上了边。刚刚发布了海岸紧急计划，我们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听着收银台上方的短波收音机。飞机都停飞了，地铁也关闭，滨海地区的大型疏散计划也已经启动。今天去不了罗卡韦海滩了，一时之间哪里都去不了了。
回到家我检查了一下家里的粮食供给——猫粮充足，还有一些意大利面、沙丁鱼罐头、花生酱和瓶装水。充饱了电的笔记本电脑、蜡烛、火柴、几只手电筒，和我与生俱来、到头还是免不了要被挑战的自以为是。天还没黑以前，我们这个城市的瓦斯和电力都已经被切断。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暖气。温度急剧下降，我坐在床上跟我那三只猫一起围着一床鸭绒被。它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就好像那些伊拉克的鸟在春季第一天的“震慑行动”发动时一样。听说那时候麻雀和鸣禽都突然停止歌唱，它们的沉默预示了接踵而至的炸弹如雨而落。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暴风雨非常敏感，通常暴风雨要来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而且可以从我四肢的疼痛程度推算暴风雨的强度。我所能记得的最强的一次是黑兹尔飓风，在1954年吹袭了东海岸。那天晚上我爸爸上夜班，我妈妈和弟弟妹妹都一起缩在厨房的桌子底下。我偏头痛躺在沙发上。我妈很害怕暴风雨，但是它却令我觉得很兴奋，因为当暴风雨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原先的不舒服就会被一种高涨的兴奋所取代。但是黑兹尔飓风那一次感觉很不一样；空气中蓄满了能量，我觉得恶心想吐，还有一点喘不过气来。
从巨大的满月投射出皎白的光线穿过我的天窗，像一条绳梯，垂到我的中国地毯和拼布被子的边缘。所有的东西都是静止的。我靠着一个电池供电的灯看书，它投射出一道白色的彩虹，照亮离我的床不到六英尺的书架上排列的东西。雨一直敲打着我的天窗。我感觉到十月底的那种战战兢兢，被渐圆的月亮放大了，而在海中逐渐形成的暴风雨就像是为了纪念这个历程。
一点一滴的力量聚合起来，似乎就是为了让所有这些回忆历历在目。万圣夜。诸圣节。诸灵节。[注：16 万圣夜为10月31日，诸圣节为11月1日，诸灵节为11月2日。]弗雷德逝世的日子。
万圣夜早上，我和弗雷德一起在救护车里，车子急速驶过底特律，到达我们的孩子出生的同一家医院。午夜之后，我一个人回家，一路上狂风暴雨。弗雷德当年不是生在医院。他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里，生在位于西弗吉尼亚他祖父母的家里。紫色的天空里一道道闪电，助产婆根本就来不了，所以他祖父只好自己动手，就在厨房里把他接生出来。弗雷德深信自己如果进了医院就出不来了。他的印第安血统使得他一直都相信某些让人费解的事。
洪水高涨，风势惊人，运河泛滥倒灌。杰克逊跟我在淹了水的地下室门口堆起沙袋，大雨肆虐过的街道上，金属垃圾桶和扭曲的自行车东倒西歪。弗雷德，当时正在跟死神搏斗，我可以在狂嚎的风中感觉到他。从我们家的栎树上，一根大树枝折断掉下来，挡在我们的车道上，那是这个寡言少语的男人给我的一个讯息。
到了万圣夜，孩子们很能适应地在原来的装扮外面加上了雨衣，带着一袋袋糖果，跑过雨打过的黑糊糊的街道。我们的小女儿穿着化妆服睡觉，因为她相信这样爸爸回来时就会看得到。
我把灯给关掉，坐在那里听着风强雨骤的声响。暴风雨的能量引出了这些日子的所有回忆，一段黑暗的秋之旅。我可以感觉到弗雷德跟我比以往离得更近。他被带离我时的那种愤怒和悲伤。天窗漏得很厉害。那是一段泪流不止的日子。我从黑暗中站起来，把书移开，去拿了一个桶。月亮现在看不清楚了，但我还可以感觉到它。又大又圆，吸引着潮汐，融合了巨大的自然力量，把我们原来的海岸线，改变成歪七扭八的模样。
这一回飓风的名字叫桑迪。我可以感觉到她要来，但却没办法预测她的力量有多大，或者之后将会留下多大的破坏。暴风雨之后的那几天，我还是继续走路去伊诺咖啡，心里非常清楚它不会开门做生意，就跟城中我们这个区域一样。没有瓦斯没有电力，所以也就没有咖啡，但这个习惯真的很有抚慰的作用，我不想把它给破坏了。
在诸圣节这一天，我想起来是魏格纳的生日。我想要贡献一点心力来追思他，但是我其实都在担心罗卡韦。一点一滴，我收到来自那边的讯息。木板栈道没了，扎克的咖啡店也没了。火车轨道受损，到处肝肠寸断，数以千计的电线泡水故障，造成各处无法运作。道路无限期关闭。没水没电没瓦斯。十一月的风非常强劲，几百栋房子被烧毁，几千栋泡在水里。
但是我那一栋小房子，一百年前就盖起来的，平常被房地产经纪人冷嘲热讽，被各级检查拼命挑毛病，而且还被保险公司拒保，却显然地挺过了这一番风雨。我的阿拉莫虽然严重受损，却在这21世纪的第一场巨型暴风雨中幸存了下来。
十一月中旬我飞去马德里，为了逃避桑迪过后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去那边看看朋友，听听他们各自的问题。我在路上带着《小偷日记》，这本书是热内给西班牙的赞美诗，搭乘巴士，从马德里到巴伦西亚，一路旅行。途经卡塔赫纳，我们下车在一家叫做胡安妮塔的餐厅稍事休息，隔着宽阔的公路对面还有另外一家餐厅，店名也叫做胡安妮塔，两家餐厅一模一样，隔着公路看起来好像在照镜子，除了对面那一家多了一个小型的装卸货平台，同时有辆柴油卡车停在后面的停车场。我坐在吧台的位置，点了温温的咖啡，和一碗也许是用世界上的第一台微波炉加热出来的卤豆子。这时有个男人偷偷地站到我的面前。他打开一个已经用得旧旧的棕红色皮夹，拿出一张彩票，上面的号码是46172。我并不觉得这个号码会中奖，但是最后我还是付了六欧元把它买了下来，对一张彩票来说应该算很贵了。然后他就在我旁边坐下来，点了一瓶啤酒和一盘冷肉丸，就用我给他的欧元付账。我们就那样并肩坐着，没有交谈。之后他站起来，正面看着我的脸，对我露齿一笑，用西班牙语对我说祝你好运。我还以微笑也祝他好运。
当时有想到那张彩票也许一毛钱也不值，但是我不在乎。我是心甘情愿被卷入这个场景当中的，就像在B.特拉文的小说里偶尔会出现的一个角色。不管运气好还是不好，我都要把原来设定扮演的角色进行到底。这回的角色是从到卡塔赫纳的巴士下车来休息的好骗对象，简简单单就掏钱买了来路不明的彩票。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是，命运碰了我一下，有个邋遢潦倒的人因此得以吃上一顿肉丸子和温啤酒。他高兴了，我也被这个世界所触动——真不失为一笔好交易。
等我回头上了巴士，就有一些乘客告诉我说这张彩票买贵了。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万一中了奖就把奖金捐给这个地区的狗群。我要把奖金都给这些狗，我说得太大声了点，要不然就给海鸥。我最后决定要是赢了钱就都送给鸟群，不过旁边大伙儿都还在讨论狗要怎么好好地花这笔钱。
后来在旅馆我听到海鸥在外面刺耳尖叫，还目睹其中两只对我露台外倾斜屋顶的凹陷处猛刺。我相信它们是在交配，不晓得鸟类做爱应该怎么说，反正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就安静下来，如果不是已经得到了满足，就是屡试不成已经死翘翘了。我被一只恶毒的蚊子整得很惨，到了最后才睡着，可是清晨五点就醒过来。我走出房间到露台上，看着那个倾斜的屋顶，清晨的薄雾迎面吹来。那里掉满了海鸥羽毛，分量足够拼成一顶做工精细的羽毛头饰。
早上的报纸刊出了彩票的中奖号码。无论是狗群还是鸟群都没中。
——你不觉得那张彩票是买贵了吗？吃早饭的时候有人问我。
我再倒上多一点黑咖啡，伸手去拿一点深色面包，然后浸到小碟的橄榄油里。
——只要心灵平静，花再多钱都不算贵，我这么回答。
我们鱼贯上了巴士，一路开往巴伦西亚。有一些乘客是去参加当地的一个罢工，反对卡班牙附近的一个既定的拆除计划。要被拆掉的是一些屋瓦五颜六色的老房子、渔夫搭建的简陋棚屋，和一些跟我那一栋差不多的小屋。结构都很脆弱，拆掉了就没有了，只能惋惜。就像蝴蝶，到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我参加了他们的抗议，感受到他们骄傲的愤怒之中也混杂着一定程度的无助。大卫与歌利亚的对峙，在巴伦西亚。我又开始咳嗽了，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但是这回要回哪个家呢？我已经开始把阿拉莫当成是我的家了。不过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才能够真正住人。现在海岸线被摧残成这样，木板栈道也被冲垮了，本来那么雄伟的云霄飞车现在也泡在海浪里载浮载沉，像一具鲸鱼的骨骸，比《白鲸》里面的莫比·迪克还要悲惨，说起来这座云霄飞车可是承载了好几代愿意冒险犯难的游客所经历的兴奋刺激呢。在这样的经验里，一切都是现在时，在物理定律之下不可能往回看。
我为了一长串浮在水上的东西辗转难眠，最后一只一只数着羊才终于睡着。但我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一切，连再普通不过的像睡眠这样的东西也被抛在脑后。睁开你的眼睛，有一个声音这样说，把你自己摇醒，不要再懒散了。时间曾经是画着同心圆在移动。醒过来去大声疾呼吧，就像当年巴士底街上的鱼贩一样。我从床上起来打开窗户。迎面吹拂而来是最甜美的微风。到底要怎么样，搞革命还是回笼觉？我把一面用西班牙文写着“拯救卡班牙”的旗帜裹在枕头上，蜷起身子，进入到我的内里，寻找只要对自己要求就能得到的慰藉。
感恩节的前几天我回到了家。我还是得去面对罗卡韦那边的改变。我搭克劳斯的车去参加一个地方上的聚会，在一个用发电机取暖的帐篷下面。我未来的邻居们：住在那里的家庭、冲浪客、当地的公务员、年轻气盛的养蜂人。我沿着海滩走了一下，视力所及的范围里，水泥柱一根一根连绵不断。曾经是它们支撑着木板栈道。纽约的古罗马遗迹，按照J.G.巴拉德的思维无法想象可以保存下来的东西。一只老黑狗朝我走过来。它停下来，于是我就拍拍它的背，然后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我们就站在一起面对着海，看着海浪一波波潮来潮往。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感恩节。天气比平常要温和得多，克劳斯跟我一起走过去看看阿拉莫。邻居们帮我把碎掉的窗户用板子挡起来，破损的门上面加了一个锁头，然后在房子正面盖上了一面大幅的美国国旗。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怕有人来偷东西。用来表示这栋房子是有人保护的。
克劳斯有锁的密码，于是他就把门打开。里面霉菌的味道实在太强烈了，我觉得快要昏倒。墙上有一道四英尺高的淹水线，地板泡在水里都烂掉了。我注意到门廊已经倾斜，院子现在也成了一小块沙漠。
——但是你仍然屹立在这儿，我骄傲地说。
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暖暖的又有一些颗粒。原来是开罗在我的枕头边缘呕吐了。我坐起身来，完全醒了，试图回忆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了一下时钟。比平常还要早一点，还没到六点。噢，对了，是我的生日，我一会儿睡着一会儿又醒过来。
最后还是起床了。我有一只靴子里被放了一个小小的奇形怪状的猫玩具。我从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我把辫子最末端的头发剪掉，因为摸起来已经很像稻草，把这几束干掉的头发装进一个咖啡色的信封保存起来，货真价实的DNA证据。
就跟每年的生日一样，我先静静地感谢父母赐给我生命，然后下楼去喂猫。我真不敢相信又是一年到了尽头。感觉上好像才刚刚射了银气球，开始了新的一年。
门铃响的时候我很惊讶。克劳斯和他的朋友詹姆斯站在我的门口。他们带了花还开了车来，坚持我们一定要一起出海去。
——生日快乐！跟我们去罗卡韦吧，他们说。
——我哪儿都不能去，我持相反意见。
不过在海边过生日的这种期待实在是难以抗拒。我抓起外套和针织帽，然后我们就开车去罗卡韦海滩。天气是刺骨的寒冷，不过我们还是在我的房子前停了一会儿，跟它打个招呼。门被人家用钉子钉了起来，不过国旗还是好好的。有个邻居叫住了我们。
——它会被整个拆掉吗？
——不会，别担心，我会把它保住。
我拍了一张照片，许下承诺说我很快就会回来。可是我心里知道这将会是一个漫长冬天的等待，损坏得实在太严重了。我们沿着克劳斯住的那条街走。泡沫塑料雪人和泡了水的沙发上挂着拉花彩带。他那个巨大的花园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只有一些适应力强的树勉强活了下来。我们从仅有的一家还开着的熟食店买了撒糖霜的甜甜圈和咖啡，然后他们就唱起生日快乐歌。回到车子里，我们一路经过堆积如山的泡水家电，是从淹水的地下室里拖出来的。就像罗马七丘：电冰箱、暖炉、洗碗机、床垫所构成的山丘，堆得比我们人还高，就像一个纪念20世纪的巨型装置艺术。
我们车子继续开到微风角，那边有两百多间房子都被烧为灰烬。焦黑的树。原来通到海边的小路现在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盖住了，成堆奇怪的工业原料纤维，洋娃娃的断手断脚，碎掉的瓷器。就像一座小型的德累斯顿，小小的舞台上重演了战争的艺术。不过这回没有战争也没有敌人。大自然对这些都毫不在意。她派很多信使来宣读她的旨意。
这个生日剩下来的时间我用来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手足英雄》，这部电影反映出某些人实在太早去世了。弗雷德。波洛克。柯川。托德。我现在已经活得比他们都久。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对我来说，他们都看起来像小男孩一样。我还不想睡，所以就去煮了咖啡，钻进一件帽衫里，然后去坐到门廊上。我认真想着六十六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数字跟美国最早的那条公路的号码一样，这条为人所称颂的道路之母，当年乔治·马哈里斯饰演的巴兹·默多克，开着他的雪佛兰Corvette跑车，走这条路横越整个国家。在钻油平台和拖网渔船上工作，沿途伤透了不知多少颗心，也拯救了不知道多少人。六十六，我心里想，去他妈的。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年表变得越来越长，下雪的季节就快要来了。我可以感觉到天上有月亮，但是没办法直接看到它。天空蒙上一层厚厚的雾，不夜城的灯光照耀着它。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夜空是一张巨大的星座地图，是一只丰饶角，一路洒落银河里的晶莹尘埃至漆黑的浩瀚无垠，是我可以在心里熟练展开的一层一层的群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