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岐给了我一包东西，然后我们就彼此道别。我搭上了新干线又回到了东京。我一到车站，发现埃斯和戴斯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说再见了。
——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你。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回去三船？
——对啊，我们走。清酒一定已经在等着我们。
埃斯点头微笑。这是属于清酒的时刻，我们最后的一个晚上完全都泡在清酒里。
——这酒杯和小酒壶做得真细致，我有感而发。它们的颜色是一种蔚蓝色的绿，上面还盖了一个小红章。
——那是黑泽家的家纹，戴斯说。
埃斯捻着他的胡子，陷入沉思。我在这家餐厅里面到处乱走，欣赏黑泽为表现电影《乱》里面的武士而画的大气又色彩鲜艳的草图。当我们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埃斯的车的时候，他从一个破旧的皮袋里拿出了那个小酒壶和酒杯。
——友谊使得我们都落草为寇了，我说。
戴斯本来还要帮我翻译，但是埃斯挥手示意不用。
——我明白，他很郑重地说。
——我会想念你们二位，我说。
那天晚上，我把酒杯和小酒壶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那里面还残存着几滴我没有喝掉的清酒。
我醒来的时候有一点轻微的宿醉。我用冷水冲了个澡，然后就一路走到迷宫似的自动扶梯，结果不晓得把我带到哪里去了。我其实是想要去喝一杯咖啡。我找了一下，发现一家快捷咖啡店——一杯咖啡加一个小可颂面包九百日元。就在隔壁桌，对着我坐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正在工作着。我注意到他的西装上面有一种微妙的条纹，不是很招摇，却让人很容易发现它的与众不同。他具有某种凌驾于一般生意人之上的举止态度。他接着换了一部笔记本电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然后又继续工作。我被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安详而又复杂的专心致志给打动了，他平整的前额上泛着几道光。他很英俊，在某个方面有一点像年轻时候的三岛由纪夫，给人一种正派得体、容或有出轨之处也不动声色，和决心为道德献身的印象。我看着人群从我身边经过。时间也正从我的身边经过。我有想过要搭火车到京都去过这一天，但是在这个安静的陌生人对面喝着咖啡似乎更合我意。
最后京都我没有去成。临走前我就在东京散步，心里想要是我在街上碰到村上春树那会怎么样。但是说真的，我并没有感觉到村上春树人在东京，而且我也没有去找那个宫胁住所，尽管那个区域就只是在几英里外。因为对死去的东西太着迷，虚构出来的我就跳过去不接触了吧。
反正村上春树不在这里，我心里想。他最有可能如今是在某个其他地方，封闭在一畦熏衣草田正中央的太空舱里，在文字上努力推敲。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吃饭，很雅致的一餐，内容有蒸鲍鱼、绿茶荞麦面和热茶。我打开由岐送我的礼物。那是一个珊瑚色的盒子，用海水泡沫色的厚纸包装。里面浅色的纸盛着一圈一圈长野县产的荞麦面。这些面条躺在长方形的盒子里，就像一串一串的珍珠。最后，我仔细看了看我这回拍的照片。我把它们在床上排开来。这些照片大部分都只能归类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唯独拍芥川龙之介坟墓上的香炉那几张有一点意思，使得我这回还不至于空手返家。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会儿，站在窗边，俯瞰涩谷的万家灯火，接着又远望富士山。然后我打开一小罐清酒。
——我向你致敬，芥川，我向你致敬，太宰，我说，把酒一饮而尽。
——别把你的时间浪费在我们身上，他们似乎在说，我们只是几名无赖。
我又把我的小酒杯斟满继续喝。
——所有的作家都是无赖，我低声自言自语，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算得上是你们当中的一名。
暴风雨中群魔出动
我回家的途中经过洛杉矶，在威尼斯海滩停留了几天，那里离机场很近。我坐在岩石上看着海，耳朵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纵横交错的乐声，从好几台不同的随身音响飘来并不协调但对于好听不好听自有其革命性见解的雷鬼音乐。我在拼贴咖啡馆吃了包着鱼的墨西哥塔可，还喝了咖啡，这个地方在威尼斯木板栈道向西一个街区。我连衣服都没有换，把两条裤管卷起来就直接走到海水里。水是有点冷，但是我的皮肤接触到盐分觉得很舒服。我一点都提不起劲来打开行李箱或者电脑，就光靠一口黑色的棉布袋过活。我听着海浪的声音入睡，然后花很多时间读被人丢掉的旧报纸。
在拼贴咖啡馆喝完最后一杯咖啡，我出发前往机场，到了那里我才发现我的行李被落在了旅馆。我上飞机什么都没带，只有护照、白色的钢笔、牙刷、一管旅行装的Weleda牌海盐牙膏，还有一本中等尺寸的Moleskine笔记本。五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没有书可以读，飞机上也没有电影电视可以看。我马上就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我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机上杂志，主题是本国前十名的滑雪胜地，剩下时间就在一张展开来的地图上，周而复始地回忆我去过的欧洲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地名。
Moleskine笔记本的内页里夹着大概一千三百日元和四张照片。我把照片摊开来放在小餐桌上：一张是我的女儿杰西，站在孚日广场的雨果咖啡馆前面，两张是在芥川龙之介的墓前随手拍的香炉，还有一张是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雪中的墓碑。我想要写点跟杰西有关的事情，但是做不到，因为她的脸就让我想起她爸爸的脸，也让我想起了我们过去一起生活的种种往事。我把其余三张照片都塞回口袋里，然后专心看着雪中的西尔维娅。并不是拍得很好的照片，是冬天里光线不足的结果。我决定要来写一写西尔维娅。写来让我自己有点东西可以读。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一趟遇上的都是自杀。芥川。太宰。普拉斯。投水自尽，服用巴比妥盐，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三根被遗忘的手指，把其他所有都打败了。西尔维娅·普拉斯是1963年2月11日在她伦敦公寓的厨房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当时三十岁。那一年是英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冷冬季之一。从节礼日起就一直都在下雪，积雪在檐槽上堆高。泰晤士河结冰，羊群饿死在荒野中。她的丈夫，诗人特德·休斯，离开了她。他们年幼的孩子都平安无事，之前就好好哄上床睡觉了。西尔维娅把她的头放进炉子里。想到世界居然有这样压倒一切的孤寂，任何人应该都不免会打一个冷战吧。定时器滴滴答答倒数。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活下去的一点点可能，可以把瓦斯关起来。我很想知道就在那些时刻，闪过她心头的想法是什么呢：她的小孩，还未成形的一首诗，还是她负心的丈夫正和另一个女人在吐司面包上涂着黄油。我也很想知道那个炉子后来怎么样了。也许她之后的下一个租户得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煤气灶，一个大型的圣骨盒，承载着一位诗人脑中最后的念头以及被金属铰链勾住的最后一簇浅棕色的头发。
飞机上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可是居然还有乘客跟空姐要毛毯。我感觉到有一种快要发生那种沉闷、但是却压迫性十足的头痛症状的迹象。我闭上眼睛在脑中搜索我那本《爱丽尔》的形象，那本书是我二十岁的时候有人给我的。当时《爱丽尔》变成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本书，带我认识了这位有着一头蓬松秀发的诗人，和她敏锐的观察力量，她就像一个女外科医师，持手术刀剖开自己的心。稍微静下心来，我就在心里很清楚地看见了我的《爱丽尔》。窄窄的，褪色的黑色书衣，我在心里打开了书，注意到在奶油色的扉页上我年轻生涩的签名。我翻动书页，重新看着里面每一首诗的形状。
当我专注地看着这些诗的第一行时，一股跟我作对的力量投射出一个白色信封的一连串影像，在我眼角处忽隐忽现，阻挠我不让我好好读这些诗。
这些搅和没完没了，造成了我的痛苦，因为我对那个信封非常清楚。里面曾经装着几张我拍的照片，所拍的是英国北部秋光中那位诗人的坟墓。我曾经老远从伦敦去到利兹，经过勃朗特姐妹乡村到赫布登布里奇，然后再到赫普顿斯托尔古老的约克郡村庄，去拍这些照片。虽然也算扫墓，但是完全没有带花；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去拍到我要的照片。
我当时身边只带着一包宝丽来底片，但是我也不需要更多。当天的光线近乎完美，我拍的时候也有绝对的把握，不多不少就拍了七张。每一张都很好，然而其中五张完美无瑕。我当天太高兴了，还拜托一个孤身的旅客，一个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帮我在她的坟墓旁边的草地上照了相。在那张照片里我看起来有点老，但是那照片里的光线也正是当天我满意得不得了的同样熹微的光线。说真的，我当时感觉到了好久以来都没能再经历过的得意洋洋——轻松地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的那种得意之情。在她的坟前，我只是全神贯注地向她祈祷，倒没有跟其他不计其数的朝圣者一样，把我的笔放进墓碑旁的那个桶内。我当时身上只带了我最心爱的那支笔，是一支小小的白色的万宝龙，我可不想跟我心爱的笔就此分手。我觉得我有点像是被免除了义务，不用行礼如仪，这样的别扭我觉得她是会了解的，而我终究会感到后悔。
到火车站的那段长长的车程中，我一直在看那些照片，然后就把它们装进了一个信封。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又把它们拿出来看了好几回。接着，几天后在我的旅行途中，这个信封和信封里装的东西就这样消失不见了。我心痛万分，把先前做过的每一个动作都再重新检视一遍，可是始终没有再找到它们。这些东西就这样消失了。我对这个损失低回不已。尤其是因为当初明明是一个略显奇特的兴味索然的时刻，我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却感觉到乐趣无穷，这样的回忆把损失感又放大了不少。
到了二月初，我发现自己又置身在伦敦。我搭火车到利兹，在那里找了一位司机载我再回到赫普顿斯托尔。这次我买了一大堆的底片，而且把我的Land 250相机好好地清洁了一番，甚至还煞费苦心把已经塌掉一半的折箱内部给拉整齐。我们一路蜿蜒曲折地开到了山上，司机把车子停在气氛肃穆的圣托马斯·贝克特墓地遗址前面。我走到遗址的西边，在教堂后巷对面的一块邻接的地里，很快找到了她的坟墓。
——我回来了，西尔维娅，我低声地说，仿佛她一直以来都在等着我。
我没有把这些雪的因素考虑在内。雪堆把略显肮脏的灰白色天空反射出来，构成了杂光。对我这台简单的相机来说，情况变得有点困难，光源太多，用得上的光又太少。拍了半个小时，我的手指都快冻僵了，风不停地吹袭，但是我还是很顽固地继续拍着照片。我希望太阳能够再露出脸来，同时我丧失了理性，卯起来狂拍，把带来的所有底片都给用光。拍出来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好的。我冷到都没有感觉了，但还是舍不得离开。冬日里这个地方如此荒凉，如此寂寞。为什么她丈夫要把她葬在这里呢？为什么不葬在新英格兰的海边呢？那是她出生的地方，夹带盐分的风会在由她家乡的石头所雕刻出的“普拉斯”这个名字之上盘旋不去。我控制不住自己地想要在上面撒尿，想象着尿水流下去形成一股小水流，有一部分的我想要她感觉到贴近人的温暖。
人身难得哪，西尔维娅。这可是生命。
放笔的桶子已经不在原位，或许也避冬去了吧。我把我的口袋都翻遍了，找出一本小小的螺旋线圈笔记本，一条紫色的缎带，还有一只莱尔棉线织成的袜子，靠近顶端绣着一个蜜蜂图案。我用缎带把这些东西捆成一束，塞在墓碑旁边。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到厚重的大门时，最后仅剩的一点点光也黯淡了。只有等到我走到车旁边的时候，阳光才再度露脸，而且这回带着复仇的意味。我一转头正好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着：
——别回头看，别回头看。
就好像罗得的妻子，化成一根盐柱，正倒塌在这片大雪所覆盖的地上，散出一条长长的热印，把所到之处的雪都给融化了。这样的温暖使生命萌发，一丛丛的绿意抽出，众多灵魂的队伍缓缓前进。西尔维娅，那天穿着一件奶油色的毛线上衣和一条直筒裙，稍微遮着眼睛避开调皮的阳光，径自走上这美妙的回归路。
早春时节我第三次来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坟前，带着我的妹妹琳达。她一直都很想要到这个勃朗特姐妹乡村走一趟，所以我们就结伴一起来。我们循着勃朗特姐妹走过的足迹，然后又循着我曾经走过的足迹上了山。琳达置身在这个茂密的田野之中颇为雀跃，举目所见时有野花，以及哥特式的遗迹。我静静地坐在墓旁，感受到一种稀有难得的、久违了的平和心境。
西班牙的朝圣者走圣雅各之路，从一座修道院走到下一座修道院，收集沿途取得的小小纪念章，绑在他们的念珠上，当做这一步一步走来的证据。我的证据则是一沓宝丽来照片，每一张都表示着我所走过的路，有时候我还会把这些照片像塔罗牌或者某支想象中的天国球队的棒球卡一样在眼前摊开来。如今有了一张西尔维娅在春天里。看起来非常好，但还是缺乏那些遗失掉的照片中闪闪泛着微光的质地。任何东西都没有可能真正地重新做个一模一样的。爱情没有可能，珠宝没有可能，就连一行诗也没有可能。
西尔维亚·普拉斯之墓，冬
＊＊＊
我醒过来的时候听到从庞贝圣母教堂钟塔传来的钟声。时间是早上八点钟。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已经融入了这个时区的作息。我因为昨天夜里已经喝掉了早上的咖啡，正感疲惫。途径洛杉矶回家，把我体内的生物时钟都给搅乱了，就像一座出了问题的咕咕钟，我还是准时地执行着被自己所打断的动作。我重返地球的程序很奇怪地被延迟了。作为连续好几个错误所构成的喜剧的牺牲品，我的手提箱和电脑搁浅在了威尼斯海滩，然后尽管我只有一个黑色的棉布袋要照顾，我还是把笔记本掉在了飞机上。一回到家，因为不相信笔记本真的掉了，我还把袋子里仅有的这么一点点东西全都倒在床上，反复把它们检查了又检查，就好像笔记本会从其他几样东西之间的背面隐秘处突然出现似的。开罗移过来坐在空的棉布袋上。我一筹莫展地环视整个房间。我还有足够多的其他东西，我告诉自己。
几天之后，有一个上面没有打任何邮戳的咖啡色信封出现在我的邮件堆里；我可以看得出黑色的Moleskine笔记本从信封里呈现出来的形状。心怀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很疑惑，我最后还是把信封打开。里面没有什么字条，没有人可以感谢，只有这诡异的气氛。我把西尔维娅在雪地里的照片抽出来，仔细地看了又看。
我的自我惩罚，单单是因为存在于这个世界，不是书本里一页一页之间的那个世界，也不是我内心里一层一层沉积的那些感受氛围，而是对其他人而言真实存在的那个世界。我当年把那个世界给掉在《爱丽尔》的书页当中了。我坐在那里，读着与诗集同名的那首诗，停在这两行之间：而我/是那支箭，这句心咒曾经鼓舞了一个有点局促不安但是却下定决心的年轻女孩。我几乎把这整件事情都给忘掉了。罗伯特·洛威尔在这本书的导语里告诉我们，“爱丽尔”指的并不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面的那个变幻多端的精灵，而是她最心爱的那匹马。不过也许那匹马就是以《暴风雨》里的精灵所命名。爱丽尔也有天使的意思，表示上帝的勇猛。这些情节都很好，然而也正是西尔维娅用手臂环抱颈部的这匹马，载着她飞越了终点线。
很久以前我还仔细剪了一首诗，叫作《新来的小马》，把它夹在这本书里。诗里面描述小马怎么出生，之后怎么被送过来，不禁让我想到超人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装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太空舱里，猛力射向太空朝着地球飞来。小马刚刚呱呱落地的时候，脚都还摇摇晃晃站不稳，是靠着上帝和人的协助才能顺利变成一匹马。写这首诗的人名不见经传，但是他所创造的这一匹新来的小马永远活生生，继续不断地出生然后重生。
回到家我心满意足，睡在自己的床上，有自己的小电视机和所有的书。我只离开了几个星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已经过了几个月。现在该是把以前每天的既定行程稍微抢救回来一点的时候了。去伊诺咖啡这个时间还太早，所以我就先读点书。说得更准确一点，我就一张一张看起了《纳博科夫的蝴蝶》书内页的图片，还把所有的图说都读了一遍。然后我盥洗了一下，将我已经穿在身上的衣着打扮换成干净的，抓起我的笔记本，然后匆匆忙忙就下楼去了，猫群全都跟在我的后面，终于它们认出这是我的习惯，同时也认为这是它们本身的习惯。
三月的风，两只脚站稳在大地上。长途飞行之后的时差魔咒解除了，我现在再度期待坐在我的角落桌子旁，接过服务生不用等我点就端来的黑咖啡、烤土司和橄榄油。贝德福街上的鸽子大概有平常的两倍那么多，而且路旁有些黄水仙已经提前开花了。我一开始还没有注意到，不过接着我就发现本来上面写着“伊诺咖啡”的橘红色遮雨篷不见了。门也锁了起来，不过我看见贾森在里面，就在窗子上敲了敲。
——我很高兴你正好路过。我来给你煮最后一杯咖啡。
我太惊讶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要把店给收起来了，没有转圜的余地。我看着我平常坐的那个角落，数不清多少年来的多少个早晨，我自己就坐在那里。
——我可以坐下来吗？我问他说。
——当然可以，请坐。
一整个早上我就坐在那里。有一位常常来此光顾的年轻女孩也经过店门口，带了一台跟我那台一样的宝丽来相机。我向她挥手，走到店外面跟她打招呼。
——哈啰，克莱尔，你有时间吗？
——当然喽，她说。
我请她帮我拍张照片。这是我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坐在伊诺咖啡那张角落桌子旁的照片。她也为我感到难过，因为很多次她路过的时候都透过窗子看到我。她拍了好几张，然后放了一张在桌上——拍下来真的就是愁眉苦脸的样子。等她要离开的时候，我跟她致谢。我坐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我拾起我那支白色的钢笔。我写到那口井，还有让·雷诺的脸，我写到那个牛仔，还有我丈夫笑歪了的表情。我写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蝙蝠，还有《犯罪倾向》剧中审问室的银色椅子。我写到完全筋疲力尽，我在伊诺咖啡写的最后一些字。
我们要道别的时候，贾森跟我一起站在那里，环顾这个小小的咖啡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把店给收起来。我想他有他自己的理由，不管答案是什么，反正已经没有差别了。
我跟我那个角落说再见。
——这些桌子椅子要怎么办？我问他。
——你是指你那张桌子跟椅子吗？
——对啊，主要是。
——就送给你了，他说，晚一点我带过去给你。
那天晚上贾森扛着它们从贝德福德街横越第六大道送来给我，这是我这十几年来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从伊诺咖啡店来的我的桌子和椅子。我在那里的传送门。
我爬了十四级楼梯到卧室，灯关起来，然后眼睁睁地躺在那里。我心里想着夜里的纽约市就像一座舞台布景。我心里想着从伦敦回来的飞机上看了一出电视剧集开播的第一集，之前完全都没有听说过的剧集，叫做《疑犯追踪》，结果两天之后有一个剧组在我们那条街拍摄，他们要求我在拍摄的时候不要走过去，我眼睛尖看到《疑犯追踪》的主要演员就在这个拍摄现场，站在从我门口走出去右边十五英尺左右的一个搭起来的台架下面。我心里想着我真热爱这个城市。
我找到了遥控器，打开电视看了一集《神秘博士》的结尾。戴维·田纳特看起来就挺像那么一回事，对我来说只有他才是“神秘博士”。
——人因为天使的缘故而能够忍受魔鬼，蓬帕杜尔夫人在他正要转移到另外一个时空之前这样告诉他。我在想他们两个要是凑成一双该是多么般配的一对璧人。我在想这些操着苏格兰口音的法国时空旅行者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让那些未来的女人伤心。就在同时，一架橘红色的遮雨篷像一股小型的龙卷风一样凭空出现在我的心里。我怀疑像这样另起炉灶、突然转变想起全新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
等到我终于沉沉睡去差不多已经是早上了。有关于那个沙漠里的咖啡店，我做了另外一个梦。这一回牛仔就站在门口，看着眼前的一片开阔。他弯身向我，轻轻地抓住我的手臂。我注意到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那一小块皮肤上刺了一个新月的图案。这是一只作家的手。
——我们为什么老是跟对方走着走着就走丢了，然后每次都还再遇上。
——我们真的有在刻意遇上对方吗，我回答他说，还是我们只是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又撞在一起？
他没有回答。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土地更孤零零的了，他说。
——为什么说孤零零？
——因为他妈的这样实在是太自由了。
然后他就不见了。我走过去站在他原来站的地方，感觉他曾经存在着的一点温暖。风又刮了起来，无法分辨的瓦砾残骸被卷到空中。有点什么东西快要来了，我可以感觉出来。
我摔到床下，衣服完全没脱。即使是这样，我脑子里都还是在想个不停。半梦半醒之间我套上了我的靴子，从衣柜的后面拉出一口上面有雕花的西班牙木箱。箱子泛着那种用旧了的马鞍会有的光泽，有好多个抽屉，里面装满了东西，有的很神圣，也有的到底什么来历完全想不起来了。我发现了我所要找的东西——是一条英国灰狗的快照，后面写着幻影，1971。照片是夹在一本破破烂烂的萨姆·谢泼德写的《鹰月》里，书上还有作者题词：如果你已经忘了曾经如何向往你的疯狂。我走到浴室里去洗漱。有一本稍微浸湿了的《人间失格》被丢在水槽下的地板上。我用清水冲了冲脸，抓起我的笔记本，然后就出发去伊诺咖啡。要过第六大道走到一半的时候，让我给想起来了。
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但丁咖啡馆，不过都是在一些不规律的时段。晨间我就买熟食店的咖啡，然后坐在我的门廊上面喝。我回想起以前在伊诺咖啡消磨上午时光的种种，如此一来不但让我内心的不满迟迟不散，也让我带着些许得意继续纵容这种不满情绪。感谢有你，我说，我才得以在我所写的书里面如此这般地活着。这书我原来根本没有打算要写，把时光录起来，一下子后退，一下子前进。我曾经看过雪落在海面上，也曾经追寻着早就已经不存在的旅人脚步。我曾经把一些必然发生的完美片段重新再活一遍。弗雷德把他为了上飞行课而穿着的卡其衬衫扣上纽扣。几只鸽子飞回到我们阳台上的鸟巢里。我们的女儿，杰西，站在我的面前张开她的手臂。
——噢，妈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棵新生的树。
我们想要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拥有的东西。我们想尽办法希望能重回某些时刻，重听某些声音，重新感受某个经历。我想要能够再听到我妈妈的声音。我想要能够再看到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手小小的，腿快步地跑。每一样东西都会改变。男孩长大了，父亲过世了，女儿现在比我还高，却还因为做了噩梦哭醒过来。请永远就保持这样吧，我对我所知的每件事物都这么说。别走。不要长大。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的梦
又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我黎明就起来开始工作，为了要解读信封上、书的空白页上和沾了污渍的餐巾纸上潦草的字迹，我的眼睛累得红肿疼痛，解读出来之后，我得把这些内容不分顺序誊到电脑里面，然后试图把这些相关时间都对不太上的主观叙述理出一个头绪。我把这一堆原件留在床上，先去但丁咖啡馆。我让我的咖啡放在那边都凉了，脑子里想着一些侦探。一起出勤的工作伙伴彼此依赖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个人说，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他的伙伴一定要确实地跟他说，巨细靡遗。但是一个写作者并没有伙伴。他得走回过来问他自己——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不过既然他现在是在告诉自己，也不用讲得太清楚，因为内在会有个知觉已经掌握了任何被遗漏掉的东西——目前还不太清楚，或者只被表达了一部分的东西。我怀疑如果我来做侦探会不会是个好侦探。要承认真的很痛苦，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做不来。我不是那种善于观察的人。我的双眼似乎总是光在眼窝里面自己打转。我在付账的时候，突然惊奇地发现贴在这家咖啡馆的好几面墙上的但丁和贝雅特丽齐的壁画，和我1963年第一次上门光顾时是同样的。然后我就离开去买点东西。我买了一部《神曲》的新译本，还为我的靴子添购了新的鞋带。我注意到了我这天心情挺好的。
我到我的信箱取邮件。一本安娜·卡万所写的《爱之稀有性》的首版书，两张版税支票，一本Restoration Hardware家居的巨型目录，和我们CDC的秘书寄来的紧急公函。上面连平常惯有的印封都付之阙如，所以我马上就把它打开，心里有点惶恐。里面装着一张有水印的信纸，敬告所有的组织成员，即日起“大陆漂移社”正式解散。她还建议我们把任何跟CDC的正式往来邮件，只要是上面有CDC的抬头信笺或封印的，全部碾碎销毁，最后祝我们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在信纸的最底部，她用铅笔写上希望还有机会再见面。我马上就给她回了一封短信，答应她如果她想在哪里碰面的话，我就去找她，还附上了几句我帮CDC主题曲所写的歌词。当我在信封上写地址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七号会员所拉的手风琴如泣如诉的乐声。
雪中万圣的这一天，魏格纳去到了哪里
只有拉斯穆斯知道，而他完全是在上帝的手里
举起一具铁十字架，他不再迷失
在里面世人找到了笔记，而这些是在上帝的手里
我从衣柜的上层搬出一个灰色的档案盒子，把里面装的东西摆出来放在床上——有一个档案夹里面装着我们计划要完成的目标、打印出来的阅读清单、确认我入会的正式通知，和红色的会员卡——编序二十三号。旁边还有一沓写了字的餐巾纸，一张宝丽来相片，拍的是博比·菲舍尔和鲍里斯·斯帕斯基当年对弈的棋桌，和我为了2010年的新闻稿所画的弗里兹·勒韦。我没有打开那一整包用蓝色绳子系起来的正式信件，而是生了一小盆火，看着这些烧掉化为乌有。我叹了一口气，把有我上次为那个有点倒霉的讲话写的笔记的餐巾纸揉成一团。我原本的意图是要把关注点集中在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生命中的最后那些时刻，描绘这些会员们共同的心声，结果却被来自听众的质疑“他到底看见了什么”给打乱了。但是我无意中引燃的这个小小混乱，阻挡了我本来想要构筑接近诗一样的憧憬画面的可能性。
他从伊斯米特离开去寻找食物和援助的那一天正好是诸圣节，朋友们焦急地等待他归来。这一天是他五十岁生日。白色的地平线召唤着他。他发现了一道彩色的弧线盖在雪上。一个灵魂跟另外一个灵魂永远地分离。他向他的爱人声声呼唤，爱人却远在一个漂移的大陆之外。他双膝跪地，他可以看到他的向导，在他的面前几码之外，举起双臂。
帕西法尔的袍子，新哈登贝格
我把揉成一团的餐巾纸丢进了火焰中，每一张都紧缩着像一个拳头，然后又慢慢地重新张开，像含苞的玫瑰绽放花瓣。我都入迷了，看着它们起火，形成一朵巨大的玫瑰。火焰在这位沉睡的科学家的帐篷周围一下子爬高一下子钻低。它巨大的花刺戳穿了帆布，于是它浓厚的香味就涌了进去，把沉睡中的他整个笼罩，变成他所呼吸的气息，深入他正跳动着的心室之中。我有幸能够看到他临终时刻的景象，从“大陆漂移社”这些珍贵纪念品焚化产生的烟雾之中冉冉浮现。一股热劲流经我的全身，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是文明的现代，我告诉我自己。但是我们不要陷在其中。我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和众家天使交流谈心，在人类的历史上重演一个比未来更加科幻的时代。
我把帕西法尔[注：20 帕西法尔，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主人公，取材于13世纪德国圣杯骑士传说。]的袍子折边给熨平。
看着乔托的羊从一幅湿壁画里漫游出来。
在去除覆盖的圣像前祈祷，幸存的时光。
保留盖贝托[注：21 盖贝托，《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爸爸。]的小屋扫出来的刨花。
拉开一个尸袋，然后看着我兄弟的脸。
目睹侍僧把花瓣撒在垂死诗人的身上。
我看到在焚香的烟雾塑造了我每日生活的形象。
我看到我的爱回归到上帝。
我看到事物原来的样子。
一个碎片又一个碎片，我们从所谓时间的专制独裁中被解放出来。紫藤的帘幕使一个熟悉花园的入口若隐若现。我在一张椭圆形的桌子旁边坐下，这是席勒的传送门。我探身到桌对面，去抚摸满眼哀伤的数学家的手腕。裂开的深渊再度阖起。在一瞬间，一生之久，我们经历了一个无声序曲的无穷乐章。漫不经心的一群人走过了一个知名机构的大堂：约瑟夫·克内希特，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维也纳学派的众家成员们。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看着他，跟在他们的身后，轻松吹着口哨。
长长的葡萄藤一直就这样轻轻地摇曳着。我想象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和他的妻子埃尔泽，在一个沐浴着光线的起居室里喝着茶。然后我就开始写起来。写的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内心。我热烈地写着，就像一个学生坐在她的书桌前，整个人趴在她的作文簿上，不是按照老师的规定，而是她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雕像细部，圣马里安和圣尼古拉教堂
到拉腊什之路
愚人节这一天，我虽百般不情愿，但还是着手准备另外一次的旅行。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在丹吉尔举行的诗人与音乐家的大会，要在会中向曾经把丹吉尔变成作品舞台的垮掉派作家致敬。我本来是更希望能够待在罗卡韦海滩，跟工人们一起喝着咖啡，看着我的小房子的拯救行动慢慢但充满意义地展开。可是在另外一边，如果我去参加大会活动，将能跟一些好朋友碰上面，而且4月15号正好是让·热内的忌日。似乎是把从圣洛朗监狱捡来的石头，送到拉腊什他坟墓上的适当时刻，距离大会的举办地点只有六十英里。
保罗·鲍尔斯曾经说过，丹吉尔是过去与现在以恰当比例同时并存的地方。构成这个城市的材质里面隐藏了某一种什么东西，仿佛是编织着欢迎的同时却混合着缝入了一丝一丝的不信任。我最先是通过他的作品看到了一点点的丹吉尔，后来又通过他的眼睛。
我第一次被人介绍给鲍尔斯，是以一种怎么样也想不到的方式。时间是1967年的夏天，就在我离家不久刚去到纽约市的时候，经过了一大箱打翻了散落在马路上的书。其中有几本滚过了人行道，一本旧的《美国名人录》打开来落在我的脚下。我弯下身子一看，一张照片映入我眼帘，底下的条目正是保罗·弗雷德里克·鲍尔斯。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当时我注意到我们两个是同一天生日，12月30号。我相信这是一个预兆，所以就把那一页给撕了下来，而且之后还去把他的书都找来看，第一本就是《遮蔽的天空》。我把他所写的甚至于他所翻译的书都看过了，因此也认识了穆罕默德·穆拉比特和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的作品。
三十年之后，在1997年，《时尚》杂志的德国版请我到丹吉尔去专访他。我当时对这项任务有种混杂的感觉，因为他们跟我说鲍尔斯当时正病着。不过他们也向我保证，鲍尔斯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接受这个专访，所以我走这趟并不算是去打扰他。鲍尔斯住在一个没什么特别的五零年代现代主义住宅区里，安安静静的街上一栋带三个房间的公寓。看起来历尽沧桑的大小旅行箱在进门处堆得高高的，形成了一根柱子。墙上和走廊里一排一排都是书，其中有些书是我已经知道的，还有一些书是我希望能够认识的。他从床上撑着坐起来，穿着一件柔软的格子花纹睡袍，而且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感觉他好像整个人都亮了起来。
我蹲下来，希望在不太好的空气当中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我们谈到他已经过世的妻子简，她的精神似乎无所不在，充斥于这个空间。我坐在那里，扭着我的两条辫子，谈起了有关爱的主题。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听我说话。
——你最近在写作吗？我问他说。
——没有了，我已经不再写了。
——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我问道。
——空虚，他回答。
我让他自己稍微整理一下思绪，上楼到屋顶的天井露台。院子里并没有看到骆驼。也没有北非大麻满得冒出来的粗麻布袋。更没有摩洛哥大麻烟管斜靠在瓦罐边上。有的只是一个水泥砌成的屋顶，俯视着其他的屋顶，视线所及都是一行一行的平纹细布，交织挂在丹吉尔蓝色天空下的大片空间中。有那么一会儿，我把我的脸凑近，贴上一条晾在那里还有一点湿湿的床单，躲避这令人窒息的酷热，但是马上我就后悔自己这么做了，因为留在床单上的痕迹破坏了它原来平整的完美。
我回到他那边。他的睡袍现在滑落到脚边，他的床边有一双穿得快要坏了的皮拖鞋。一个名叫卡里姆的摩洛哥年轻人亲切地为我们端来了茶。他就住在走廊的对面，常常会过来看看保罗有没有好好吃睡。
与保罗·鲍尔斯，丹吉尔，1997年
保罗谈到他拥有一个岛屿，但是他现在都不再去了，音乐他也不再弹奏了，有一些会唱歌的鸟现在都绝种消失了。我看得出来他开始累了。
——我们同一天生日耶，我跟他说。
他惨淡地笑了笑，大大圆圆的眼睛闭起来。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专访的尾声。
每一样东西都往前倒。照片往前倒出它们的历史。书籍往前倒出它们的字句。墙壁往前倒出它们的声音。精神像乙醚一样地挥发，有如阿拉伯花饰般转动上升，然后再冉冉落下，轻柔得像一张亲切的面具。
——保罗，我现在要走了。我会再回来看你。
他睁开眼睛，把他布满了皱纹的修长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如今他也已经不在人世。
我抬起我书桌的上盖，找出那个还用弗雷德的手帕包着的超大号茨冈牌火柴盒。过去这二十几年来我都没有把它打开过。里面的石头还是好好的，上面还附着点点监狱的泥土。看到这些石头，睹物思人，心头的伤口又被划开。该是把这些石头送出去的时候了，虽然并不是用我原来设想的方法。我已经写信给卡里姆说我会来。那年我们第一次在保罗的公寓里碰面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这些石头的故事，他当时就答应我，等到适当的时间，会带我去拉腊什的基督教墓园，热内下葬的地方。
卡里姆很快就回复了我，就好像当年我们说好的事情才刚刚发生过。
——我现在在沙漠里，不过我会去找到你，然后我们去找热内。
我就知道他会信守诺言。
我把我的相机清干净，然后连同几包底片一起用一条扎染印花方巾包起来，把它们放到我的衬衫和工装裤中间。这回旅行我带的行李比以往都要轻便。我跟众家猫儿说了再见，把那个火柴盒塞进我的口袋，然后就离开了。这回和我同行的莱尼·凯和托尼·沙纳汉带着他们的传统吉他，跟我直接在机场碰面——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去摩洛哥。早上在卡萨布兰卡有车来接我们，但是这辆大会的专车在去往丹吉尔的半路上就抛锚了。我们坐在路旁分享一些有关于威廉和艾伦，彼得和保罗的故事，我们的垮掉派的使徒。很快我们就搭上了一辆生气勃勃的巴士，车上的收音机刺耳地播放着法语和阿拉伯语节目，一路超越了一辆坏了的自行车，一头被绊倒在地的骡子，还有一个膝盖受伤的小孩，正在刷理膝盖伤口上的小石子。其中一个乘客，一个手提着好几个购物袋的女人，不断地骚扰着驾驶司机。他最后终于把巴士给停了下来，有一些乘客就下车，在一个便利商店买了好几罐可口可乐。我刚好探出头去，看到店门上面用库法字体写着“小卖亭”。
我们住进了“伦勃朗旅社”，长久以来许多作家都曾在这里落脚过，从田纳西·威廉斯到简·鲍尔斯。有人发给我们黑色的笔记本，上面用绿色的字体印着“丹吉尔大会”的字样，以及我们的证件——威廉·巴勒斯的脸叠盖在布里翁·吉森的脸上——这个层压的意象来自他们二人合写的《第三心灵》。这里就像是一个同学会的入口接待处。诗人安妮·瓦尔德曼和约翰·吉奥诺；贝希尔·阿塔尔，酋酋卡村大师乐队的领导者；音乐家莱尼·凯和托尼·沙纳汉。“城市老鼠乐团”的阿兰·拉哈那从巴黎飞过来，电影制作者弗里德·施莱克从柏林过来，还有卡里姆从沙漠中开车过来。我们站在那边，互相看着彼此有好一会儿——已经逝去的垮掉派所留下来的孤儿们。
每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就集合起来，为观众朗读或是举行座谈会。每当我们朗读此番来致敬的对象作家的作品，我们这些伟大的导师们所穿过的大衣就会列队进入我的视线再走出。到了夜晚的时间，音乐家就现场即兴创作，苏非派的苦行修士则原地转起圈圈。莱尼和我又落入了我们无条件友谊的熟悉节奏之中。我们彼此认识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读过同样的书，看过同样的舞台剧，出生在同一个月份，而且在同一年。我们都曾经希望能够在丹吉尔工作，随缘自足，不发一语，漫无目标地游逛经过这个阿拉伯城市。蜿蜒曲折的后街小巷被金黄色的阳光灌入充满，我们都曾经充满宗教情怀地追随这道光，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直在绕着周而复始的原路走。
在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夜里的时间我们就在穆莱·哈菲兹宫聆听酋酋卡村大师乐队的演奏，在那之后接着听达尔·葛那瓦乐队的表演。他们兴致高昂的音乐引得我翩然起舞；我被一群比我儿子还要年轻的男孩们围绕着跳舞。我们以一种相似的风格舞动，但是他们表现出一种随性创造和流动灵活，使得我只能在一旁敬畏惊叹，无言以对。我早上去散步的时候，会看到其中的几个男孩在废弃的电影院前抽着香烟。
——你们起得这么早，我说。
他们都笑了。
——我们是还没去睡。
在活动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一位个子小小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与会者，穿着缝着金线的白色宽袍子，走进了我们的公共区域。此人正是穆罕默德·穆拉比特，我们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和我们挚爱的朋友们互相传递着大麻烟管抽烟，他们确切的律动可以从他袍子的褶皱中感觉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坐在桌子旁边讲故事给保罗·鲍尔斯听，鲍尔斯把这些故事翻译出来，在黑麻雀出版公司出版。这一系列的奇妙故事，诸如《海滨咖啡馆》，曾经让我坐在但丁咖啡馆里一读再读，并在脑子里梦想着要开一家我自己的咖啡店。
——你明天想要去“海滨咖啡馆”吗？卡里姆问我。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家咖啡店居然还真的存在。
——是一家真的咖啡店吗？我问他，有点不敢相信。
——是啊，他笑着说。
到了早上，我跟莱尼在巴斯德大道上的巴黎格兰咖啡店碰面。我曾经看过热内和作家穆罕默德·舒凯里在那里喝茶的照片。虽然店内的装潢看起来很像六零年代早期的自助餐厅，但是他们完全不供餐，只能喝到茶和速溶咖啡。雕刻的木板条墙、棕色的绷皮座椅、酒红色的桌巾，和沉甸甸的玻璃烟灰缸。我们坐在一个曲面的角落，自在地没说什么话，眼前都是宽阔的窗户，我们可以坐在那里看着外面街上的人来人往。我的速溶咖啡送来的时候还装在一条软管包装里，附上一杯热开水。莱尼则点了茶。几个男人聚在一张褪色的国王画像底下抽烟，画像里的国王拿着一根钓竿和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渔获。在绿色大理石墙上是一个钟，形状像一个大的白镴太阳，在一个不存在时间的国度里为我们送上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