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钓鱼的男孩
作 者：【尼日利亚】奇戈希·奥比奥玛
译 者：吴晓真
内容简介 ：
“所有时代写给男人最好的书。”——英国GQ杂志。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故事，想到从那个早晨开始，我们这从未分离过的一家人分开了，我真希望——即便过了二十年也是如此——希望他不曾离开，不曾收到那封调动通知。在那个通知到来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照料我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而我们就 跟阿库雷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去上学。万事都顺其自然。我们很少去想过去的事……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个大富翁，买得起直升飞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未来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一切都有可能。然而，父亲调去约拉这件事改变了这一切：时间、季节和过去变得重要了，我们对过去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当下和未来。
媲美《追风筝的人》，一个令人伤痛却终获救赎的故事。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纽约时报》编辑选书；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加拿大广播公司、《纽约时报》《观察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英国ＧＱ杂志等17家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
目录
版权信息
钓鱼兄弟帮
大河
老鹰
蟒蛇
变形
疯子
驯鹰人
蝗虫
麻雀
真菌
蜘蛛
搜救犬
蚂蟥
利维坦
蝌蚪
公鸡
飞蛾
白鹭
后记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兄弟们（和姊妹们）
“我们这一队”
一人行，不成溃败。
——伊博族谚语
那疯汉闯进了我们的家宅
亵渎我们的圣地
叫嚣他掌握着世间唯一的真理
用铁器胁迫我们的祭司屈服
啊！对，还有孩子们
曾经行走在我们先辈墓地上的孩子们
都将疯魔上身
他们将长出蜥蜴的尖牙
他们将在我们眼前相互吞噬
而依照古老的律令
不许阻止！
——马齐兹·库内内
钓鱼兄弟帮
我们是钓鱼兄弟帮。
我们几个迷上了钓鱼。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们的父亲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阿库雷，而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个尼日利亚西部城市。上一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供职的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突然把他调到阿库雷以北一千公里外的约拉。我还记得父亲怀揣调动通知回家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星期五。当晚和星期六一整天，他和母亲一直像神殿里的祭司那样小声谈论着。星期天早上，母亲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样子全变了。她的步态像落水的老鼠，在家里走动的时候眼帘低垂。那天她没上教堂，而是一脸阴郁地在家为父亲洗熨出一摞衣物。他们俩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也没问。我的几个哥哥——伊肯纳、波贾、奥班比——和我已经学乖了：要是我们家的两大心室——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不吭声，就像人体的心室只让血液流入不让流出那样，我们乱戳可能会让家里血流满地。每逢这种时候，我们会避开放在客厅八柱架上的电视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者假装学习，忧心忡忡，但什么也不问，默默地感受外面的形势。
黄昏来临时，母亲的自言自语透露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就像羽毛丰盈的鸟儿抖动身体落下几根旧羽：“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一个男人丢下他的孩子们不管？就算我有七只手，这么些孩子我怎么照顾得过来？”
这些呓语般的问题貌似不针对任何人，但显然是说给父亲听的。他独自坐在客厅的躺椅上，脸藏在他最爱读的《卫报》后面，边读边听母亲抱怨。尽管听到了母亲说的每一个字，他也只会把那些不直接针对他的话——他经常称之为“懦夫之语”——当作耳旁风。他会泰然自若地读报，不时蹦出一句对报纸内容的斥责或赞赏：“如果世上真有正义这玩意儿，阿巴查应该很快死翘翘，让他的巫婆老婆哭个够。”“哇，费拉神了！天哪！”“应该砸了鲁本·阿巴蒂的饭碗！”——这些话都是为了让人觉得母亲的哀叹徒劳无功，她的抱怨没人关注。
那晚上床之前，伊肯纳猜测说，父亲大概要调动工作了。他快满十五岁了，很多事我们都依靠他来解读。波贾比他小一岁，要是没对这种情况发表高见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说我们经常担心的事儿要成真了，父亲要出国去“西方世界”了。奥班比十一岁，比我大两岁。他没啥看法。我也没有。但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答案第二天早晨就揭晓了。身穿褐色T恤的父亲突然来到我和奥班比的卧室，把眼镜搁在桌子上。通常这意味着我们得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住在约拉。我不希望你们几个给你们母亲惹麻烦。”说这些话时他的脸有些扭曲。每当他想让我们心生恐惧就会摆出这张脸。他语速很慢，嗓音比平时深沉洪亮，他吐出的每个字都钉进我们脑海中的横梁九寸深。要是我们以后不听话，他只要说一句“我告诉过你们”，就能让我们回想起他训诫我们时的每一个细节。
“我会定期给她打电话。如果我听到任何坏消息，”他竖起食指以示强调，“任何过分的行为，必有回报。”
说到“回报”这个他专门用来强调警告或者对恶劣行为的惩罚的词时，他十分用力，额头两侧的青筋都凸出来了。此词一出，训诫告终。他从胸袋里掏出两张二十奈拉1的纸币，放在我们的书桌上。
“给你们俩的。”他说，然后就出去了。
奥班比和我坐在床上。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就听到母亲在屋外提高了嗓门对他说话，就好像他已经走远了。
“埃姆，要记得家里这些半大小子。”她说。
“我会的。”
在她的絮叨中，父亲发动了他那辆标致504。一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奥班比和我立刻冲出房间，但车子已经出了院门。他走了。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故事，想到从那天早晨开始，我们这从未分离过的一家人分开了，我真希望——即便过了二十年也是如此——他不曾离开，不曾收到那封调动通知。在那个通知到来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照料我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我们跟阿库雷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去上学。万物都顺其自然。我们很少回想过去。时光的流逝算不了什么。旱季的每一天，天空都飘浮着满载一团团灰尘的云朵，太阳很晚才下山。雨季的时候，好像有一只手在天空涂抹着朦胧的图案，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一下就是六个月。因为这不变的、有序的节奏，没有哪一天特别值得回想。当下和可见的未来才重要。有时，未来的片段会在我眼前闪现，像火车机车沿着希望的铁轨驶来，煤在炉膛里熊熊燃烧，汽笛声如象鸣般响亮。有时，这些片段会在我的梦境中浮现，抑或混在我脑海中嗡嗡飞过的幻想中——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大富翁，买得起直升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未来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什么都有可能。然而，父亲调去约拉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时间、季节和过去变得重要了，我们对过去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当下和未来。
从那天早晨起，他就住到了约拉。以前，放在绿色桌子上的电话机主要用来接父亲自幼结识的朋友巴约先生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现在，它成了我们和父亲之间唯一的纽带。母亲焦躁不安地等着他打电话过来，还在她房间的日历上标出父亲打电话的日子。要是哪天他没按约定打来，母亲在等待中——经常是一直等到深夜——耗尽了耐心，就会解开她裹身衣褶边的结，取出里面那张皱巴巴的纸，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她匆忙记下的电话号码，直到父亲接听为止。如果那时我们还醒着，我们会挤在她身边听父亲的声音，敦促她给父亲施压，让他把我们接到约拉去。但父亲总是断然拒绝。他一再重申，约拉局势不稳，经常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而且常常是针对我们伊博人的。我们还是不断要求，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血腥的宗派暴乱爆发。那一次，终于拿起听筒后，父亲在零星枪声的伴奏下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从攻击他所在地区的暴徒手中死里逃生的，以及同他的寓所隔街相望的一户人家是怎么被屠杀的。“他们杀小孩就像杀鸡！”他特别强调了“小孩”。我们但凡还有脑子，就再也不敢提搬家的事。事情就是这样。
父亲每隔一个周末开着他的标志504轿车回来一次，路上要花十五个小时，到家时总是风尘仆仆，精疲力竭。我们盼望着那些星期六。家门口一响起喇叭声，我们就会冲出去开门，急着想知道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点心或礼物。后来，我们慢慢习惯了几个星期才能看到他一次。在此期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原本身材魁梧，沉着稳重，如今却逐渐萎缩干瘪。他原本奉行镇静、服从、学习和雷打不动的午睡，我们已习惯成自然，如今这套规矩却逐渐废弛了。以前我们觉得他眼神锐利，能看到我们背着他犯下的最细小的错误，现在他的眼睛却覆上了一层薄雾。到了第三个月头上，他那经常挥舞警示之鞭的长长的手臂突然像疲惫的树枝一样折断了。然后我们就脱了缰。
我们抛下书本，开始探索我们熟悉的世界之外那个神圣的世界。我们奓着胆子去了市立足球场。我们那条街上的大多数男孩每天下午都在那儿踢球。但他们像狼群一样排外。我们只认识他们当中的卡约德，他就住在离我们家几条街的地方，但这些男孩熟悉我们家，叫得出我们父母的名字，还常常用毒舌招待我们。尽管伊肯纳是个控球高手，奥班比是守门神将，他们还是管我们叫“菜鸟”。他们还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父亲“阿格伍先生”是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上班的富人，而我们是特权阶层。他们给父亲起了个奇特的外号：奥尼尔老爹。后者是一部备受追捧的约鲁巴肥皂剧里的主人公，有六位妻子、二十一个孩子。他们用这个外号来嘲笑父亲，因为他觉得孩子多多益善，在我们那个区算是出了名。在约鲁巴语里，奥尼尔老爹还有“螳螂”的意思。那可是一种瘦巴巴的丑陋的绿色昆虫。我们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起先，伊肯纳觉得我们人太少，寡不敌众，就按照基督徒孩子惯常的做法一再乞求他们不要侮辱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们的事，但他们无动于衷。终于，一天晚上，伊肯纳再也忍受不了那个外号，一头撞向其中一个男孩。那男孩瞬间踢中了伊肯纳的肚子，居高临下地朝他压过去。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俩缠在一起，双脚在沙地上踢出一个不大规则的圆。但最后，那男孩甩脱了伊肯纳，还朝他脸上撒了几把土。其他孩子欢呼着把那男孩扛了起来，他们的声音汇成一曲胜利的欢歌，其间夹杂着对我们的嘘声。那天晚上，我们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以后再没去过那儿。
这之后，我们不再喜欢去外面玩。在我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去求母亲，让她说服父亲把没收掉的游戏机还给我们，好让我们玩《致命格斗》。一年前，父亲没收了游戏机，还把它藏了起来，因为考试经常名列全班第一的波贾带回来一张成绩单，上面用红笔写着第二十四名和老师的警告：“下次还有可能这样。”伊肯纳的成绩单也不妙，在四十个人里排名第十六，他的老师布基夫人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把那封信读了出来。在他的咆哮声中我只听清了“天哪！天哪！”，就像诗歌中的叠句。他宣布没收游戏机，永久阻断那些能让我们兴奋到眩晕、尖叫和嘶吼的画面。想想吧，画外音一声令下：“干掉他！”战胜的灵魂就狠命收拾那战败的灵魂，要么把他踢到半空中，要么把他砍得血肉横飞。然后，屏幕上会炸开火红的“死亡”字样。有一次，奥班比撒尿撒到一半从厕所里冲出来，因为他想跟着游戏里那个美国口音的画外音一起吼叫：“一招致命！”结果尿滴在了地毯上，招来母亲好一顿教训。
父亲不同意。我们转而寻找体育活动消磨放学后的时光，反正他也鞭长莫及。我们把邻近的朋友们召集起来，在我们院子后面的空地上踢足球。卡约德来了，在市立足球场踢球的那群狼孩里，我们只认识他。他那雌雄莫辨的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微笑。我们的邻居伊巴夫和他的表兄弟图比——一个我们已经扯破了嗓子他还在问“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的半聋男孩——也加入了。图比的耳朵大得出奇，简直不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叫他“伊莱蒂·伊奥若”，意思是长着兔耳朵的人，他也很少生气——也许是因为我们常常耳语，而他有时听不见。我们身穿廉价球衣和用印刷体写着自己球场绰号的T恤衫，在场地上来回奔跑。我们发疯似的踢球，常常把球射到邻近的院子里，然后就得去捡球，结果往往捡不回来。有好多次，我们跑到球落地的地方，正赶上看见邻居把球戳破。我们恳求他们把球还给我们，但他们毫不留情，因为我们的球要么砸到了人，要么砸坏了东西。有一次，我们的球飞过邻居的院墙，正中一位残疾人的脑袋，害得他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我们的球砸碎了玻璃窗。
每次他们毁掉一个球，我们就得凑钱买新的，只有卡约德不出钱，因为他是镇上日益增多的赤贫人口中的一员，连一个考包2都拿不出来。他常常穿着破破烂烂的短裤，跟他上了年纪的父母一起住在通往我们学校的那条路的转弯处一幢烂尾的两层楼里。他父母是信众寥寥的耶稣使徒会（Christ Apostolic Church）的精神领袖。因为出不起钱，他为每一个球祈祷，乞求上帝别让它越界，好让我们踢得久一点儿。
有一天，我们买了一只漂亮的印有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标志的白色足球。卡约德的祈祷一结束，我们就踢了起来。但还没踢满一个钟头，波贾就踢歪了。球落进了一位医生的院子里，砸碎了那幢豪宅的一扇玻璃窗，惊起了睡在屋顶上的两只鸽子。我们在远处等着，以便有人追出来的时候可以溜之大吉。等了好一会儿，伊肯纳和波贾开始往豪宅方向移动，卡约德则跪下乞求上帝的帮助。我们的密使刚走进那个院子，似乎早就守在那里的医生猛扑过来，吓得我们没命地逃。那天晚上，我们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再踢球了。
接下来那个星期，伊肯纳放学回来，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的新点子：我们去钓鱼。那是一月底。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八日是波贾的十四岁生日。那个周末，我们没吃平常的晚饭，而是用自家烘焙的蛋糕和软饮料为他庆祝了生日。每逢他过生日的那个月，他和伊肯纳会短暂同岁，因为伊肯纳比他早一年出生，生日是二月十日。伊肯纳的同学所罗门跟他描述了钓鱼的乐趣。据他转述，所罗门说钓鱼既刺激又有回报，因为可以卖鱼换钱。伊肯纳还想到，如果我们去钓鱼，说不定能弄到一条“悠悠鲷”。以前，我们家电视机旁边摆着个鱼缸，里面有一条异常美丽的合齿鲷。它的身体五彩斑斓——棕色、深紫、浅紫，甚至还有淡绿色。父亲给它起名“悠悠鲷”，因为奥班比怎么也发不好“合齿鲷”这个学名的音，听上去更像“悠悠鲷”。后来，伊肯纳和波贾觉得鱼儿生活在“脏水”里太可怜，就给鱼缸换上了干净的饮用水，结果发现鱼儿再也不从那些亮晶晶的卵石和珊瑚中间游出来了。于是，父亲移走了鱼缸。
听所罗门提过钓鱼的事之后，伊肯纳就发誓要弄一条新的“悠悠鲷”回来。第二天，他和波贾去了所罗门家，回来之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这种鱼那种鱼。所罗门带他俩去了个地方，买回来两根带钩的钓竿。伊肯纳把钓竿放在他们房间的桌上，向我们解释用法。长长的钓竿是木头做的，一端连着根细线。细线的末梢坠着铁钩。伊肯纳说，在铁钩上装好鱼饵——蚯蚓、蟑螂、食物碎屑等，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啦。从次日开始，整个星期，他俩每天一放学就奔向从我们那个区边上流过的奥米-阿拉河。为此，他们要走过一条很长的蜿蜒曲折的小路，中间会经过我们院子后面那片空地，那里每逢雨季就其臭无比，会有很多猪聚集在那儿。所罗门和我们街上的其他男孩也会去。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罐子里装满了鱼。奥班比和我看到他们钓来的彩色小鱼，大感兴趣，但一开始他们不让我们加入。后来有一天，伊肯纳对奥班比和我说：“跟我们走，我们教你们钓鱼！”于是我们就跟去了。
这以后，我们每天放学后都去河边。所罗门、伊肯纳和波贾带队，附近的孩子们跟着。三个大孩子常常把带钩钓竿裹在破布或旧裹身衣里，不让人看见。我们几个——卡约德、伊巴夫、图比、奥班比和我——提着各种用具，从塞着钓鱼服的帆布背包、装着当鱼饵用的蚯蚓和死蟑螂的尼龙袋到用来装抓来的鱼和蝌蚪的空饮料罐，不一而足。我们一起走向河边，在长满带刺的野荨麻的小径上穿行。野荨麻打在我们光光的腿上，留下白森森的印子。鞭笞我们小腿的野荨麻是我们这个地区最常见的草，在约鲁巴语里有个奇特的名字，叫“埃桑”，意思是“报应”或“报复”。我们排成一列穿过这种长草。一摆脱它们，我们就发疯似的冲向河边。年纪大点儿的几个，像所罗门、伊肯纳和波贾，会换上脏兮兮的钓鱼服，然后贴着河边站好，甩出钓线，让上好饵的鱼钩沉入水中。虽然他们表现得像很久以前那些对河流了如指掌的渔人，但多数情况下只能钓到巴掌大小的胡瓜鱼，有时能钓到不太容易上钩的棕色鳕鱼，罗非鱼就更罕见了。剩下的人则用饮料罐捞蝌蚪。我可喜欢蝌蚪了。它们的身体滑溜溜的，脑袋奇大，几乎说不上什么形状，就像迷你版的鲸。我心怀敬畏地看着它们悬在水面以下，我的手指头因为不断刮擦它们身体表面那层灰亮的黏液而变得黑乎乎的。有时候，我们会捞到珊瑚或埋身河中已久的节肢动物的空壳。我们搜罗过长着涡状壳的蜗牛、某种动物的牙齿——因为波贾十分肯定地说那是恐龙的牙齿，还把它们带回了家，所以我们都相信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眼镜蛇在岸边蜕下的皮，以及其他任何我们能找到的有趣的东西。
我们只抓到过一条大到能卖钱的鱼。我常常想起那一天。所罗门钓上来的这条鱼比我们以前在奥米-阿拉河里见到过的所有鱼都大。伊肯纳和他一起去了附近的菜市场，半个多小时后就回到了河边，挣了十五奈拉。我们兄弟几个分到六奈拉，回家时兴高采烈。从那以后，我们越发热衷钓鱼，夜深了还不肯睡，忙着讨论钓鱼的事。
我们兴致勃勃地钓鱼，就好像每天都有忠实的观众聚集在河边看我们，为我们喝彩。河水散发出水藻的气味，飞虫每到晚上就在河岸附近成团盘旋。河岸另一头，虬结的树枝探入水中，令人恶心的藻类和树叶滞留不去，像地图上几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这些我们都不在乎。我们每天都带着生锈的罐子、死昆虫、蠕动的蚯蚓，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衣裳去钓鱼，因为钓鱼虽然有难度，收获也不多，但实在让人快活。
如今，回顾过去——身为人父的我比以前更爱回顾过去了——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就是在某次河边之行时发生了改变。因为在那儿，在我们组成钓鱼兄弟帮的那条河边，时间有了意义。
大河
奥米-阿拉河是条可怕的河。
阿库雷的居民早就把它抛到了脑后，就像儿女遗弃了母亲。先民们当年可是仰仗它捕鱼维生，汲取清洁的饮用水。它蜿蜒流过阿库雷，将其揽在怀中。如同许多类似的非洲河流，奥米-阿拉河一度被人奉为神祇。人们为它建起庙宇，乞求住在河中的莱莫亚、奥沙、美人鱼或是其他精怪神灵，为他们说情、指点迷津。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们带来了《圣经》，抢走了奥米-阿拉河的信徒。后来，原住民们大多改信基督教，开始把奥米-阿拉河视作邪恶之地。摇篮被玷污了。
大河滋生了无数黑暗的谣言。有一则谣言声称，有人在河岸举行各种偶像崇拜仪式。证据就是散落在河面及两岸的尸体、动物残躯和其他祭品。一九九五年年初，有人在河里发现了一具重要部位惨遭肢解的女尸。市议会因此宣布，在晚六点到早六点之间，任何人不得靠近河边。大河被遗弃了。年复一年，丑闻不断叠加，大河的名声越来越坏，人们只要提到它就带着鄙视。雪上加霜的是，我国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就驻扎在河边。这个教派被称为天国教（Celestial Church），或者白衣教。它的教徒崇拜水中精灵，不着鞋履。我们都知道，父母要是发现我们去河边，一定会狠狠地惩罚我们。但我们压根儿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们的邻居，一个头顶装油炸花生仁的托盘、在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的女小贩，在通往河边的小径上截住了我们，并且告诉了母亲。那是二月底，我们已经钓了将近六个月的鱼。就在那一天，所罗门钓到了一条大鱼。大鱼拼命扭动身体，想摆脱滴水的鱼钩。我们全都跳了起来，齐声唱起所罗门发明的渔人之歌。我们总在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唱它，比如说鱼儿垂死挣扎的时刻。
这首歌改编自一首有名的小曲。阿库雷当时最有名的肥皂剧叫《终极力量》，里面的主人公伊沙乌鲁牧师的妻子因为与人通奸被驱逐出教会，后来又被召回。重返教会时，她唱了这首小曲。虽说是所罗门最早想到了这个主意，但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参与了歌词的改编。例如，在波贾的建议下，我们把“我们抓到了你”改成了“渔人们抓到了你”。她在歌中赞颂上帝赐予她力量，帮她抵制撒旦的诱惑，我们则炫耀自己牢牢抓住上钩的鱼儿，不让它逃脱。因为这首歌很带劲，我们有时在家或在学校也会哼唱。
跳吧，尽情地跳，
挣扎吧，尽管挣扎。
我们抓到了你。
你逃不掉了。
我们是不是抓到了你？
你怎么也逃不掉了。
我们，渔人们，抓到了你。
我们，渔人们，
抓到了你。你逃不掉了！
所罗门钓到大鱼的那天晚上，我们的歌声如此嘹亮，结果引来了一位天国教的祭司。他光脚走路，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我们去河边的时候，发现了这座天国教的教堂，立马把它圈进了我们的冒险目标。教堂的主殿不大，蓝漆剥落，桃花心木的窗子大开着。我们就从那儿偷看，还模仿教徒们的癫狂举止和舞姿。只有伊肯纳认为这是对一个宗教团体的神圣仪式的不敬。那位年迈的祭司走过来的时候，我离小路最近，也最先看到他。站在河对面的波贾一看到他，赶快扔下钓竿，攀上河岸。我们钓鱼的河段被两岸茂盛的灌木丛遮挡着，街上的行人根本看不见。只有走到相邻那条街，穿过灌木丛里一条踩出来的小径，才能看到水面。那老人就走在这条小径上。走近后，他在我们徒手挖出来的浅坑里发现了两个饮料罐，饮料罐周围蚊蝇嗡嗡，于是停下脚步，弯腰端详，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移开视线。
“这是什么？”他说的是约鲁巴语，但口音比较奇特，“你们为什么像酒鬼一样吵闹？你们难道不知道对面有神的殿堂吗？”他指向教堂，身体朝着小径，“你们难道不敬神吗？嗯？”
以往的教养告诉我们，即使有充分的理由，也不能在大人指责我们的时候回嘴。于是，所罗门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道了歉。
“对不起，老人家。”他一边说话一边搓手，“我们会克制，不会大声嚷嚷了。”
“你们在这样的水里钓什么？”老人不睬所罗门，而是指着颜色转为暗灰的河水抛出下一个问题，“蝌蚪、胡瓜鱼，还是别的？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他的眼睛一眨一眨，把我们都审视了一遍。伊巴夫想笑，最终忍住了，但伊肯纳还是低声呵斥他“傻瓜”。太晚了。
“你以为这很好笑？”老人瞪着伊巴夫，“好吧，我为你们的父母伤心。我敢肯定，他们不知道你们来了这里。要是他们发现了，一定会很难过。难道你们没听说政府下令不许人来这儿吗？哦，这一代的小孩子怎么了！”他面带惊讶，又把我们扫视了一遍，然后说：“不管你们走不走，别再那么大声了。听见了吗？”
这位祭司长叹一声，摇着头转身离去。我们笑成了一团。他白袍飘飘，却又瘦骨嶙峋，像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小孩，太好笑了。他看似可怕，却连鱼和蝌蚪都怕（因为他盯着鱼看的时候满眼恐惧），太好笑了。他满嘴臭气（虽然我们站得离他太远，根本没闻到），太好笑了。
“这人就像传说中的女疯子伊娅·奥洛德。”卡约德说。他手里那个马口铁罐头盒有点儿倾斜，他用手捂着罐口，不让里面的鱼和蝌蚪漏出来。他似乎没意识到自己在流鼻涕，听任那乳白的分泌物挂在鼻孔下面。“那女人整天在城里跳舞——大多数时候跳的是马科萨舞。前几天，她被赶出了奥亚-奥巴的露天大市场，听说是因为她蹲在市场中心当众拉屎，就在一个肉摊旁边。”
我们都笑了。波贾笑得发抖，最后双手扶膝，气喘吁吁，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然后我们才注意到，在靠近对岸的水里，枯萎的埃桑草俯向河面的地方，从那位祭司打断我们后就没再出声的伊肯纳站了起来。我们看着他解开湿短裤的扣子，脱下滴水的钓鱼服，开始擦干身体。
“艾克，你干啥呢？”所罗门说。
“我要回家了，”伊肯纳一句话就打发了他，似乎等人问这个问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想回家学习去。我是学生，不是渔人。”
“现在？”所罗门问，“是不是太早了点儿？我们还——”
所罗门没把话说完；他明白过来了。之前一个星期，伊肯纳就开始对钓鱼不感兴趣了。当天也是，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拉到河边来。所以等他说出“我想回家学习去。我是学生，不是渔人”时，我们谁都不再质疑。波贾、奥班比和我从来不做伊肯纳不赞成的事，所以我们别无选择，也开始换衣服准备回家。奥班比把钓竿包在我们从母亲的旧箱子里偷来的破旧裹身衣里。我捡起地上的罐头盒和塑料袋，里面剩下的虫子蠕动着，挣扎着，正慢慢死去。
“你们这就走？”卡约德追问。我们则忙着跟上伊肯纳。他好像不太愿意等我们这几个弟弟。
“为什么你们现在都要走？”所罗门说，“是因为刚才那个祭司，还是因为那天你遇到了阿布鲁？难道那时候我没叫你别等？难道我没叫你别听他的话？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他只是个邪恶的疯子？”
我们谁都不回答，谁都不转头看他，只是埋头往前走。伊肯纳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装着他的钓鱼短裤的黑色塑料袋。他把带钩的钓竿留在了河岸上，而波贾又把它捡了回来，包在他带的那件裹身衣里。
“让他们去吧，”我听到伊巴夫在我们后面说，“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自己也能钓鱼。”
他们开始取笑我们，但很快我们就走远了，听不到了。我们一言不发地在小径上穿行。我一路都在纳闷伊肯纳究竟怎么了。有时候，我搞不懂他的举止或决定，多半会向奥班比求教。上个星期遇到阿布鲁之后，就是所罗门刚才提到的那回，奥班比给我讲了个故事来解释伊肯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我还没回味完这个故事，就听见波贾猛地喊道：“老天，伊肯纳，看，伊亚波妈妈！”原来他看到我们那个走街串巷卖油炸花生仁的邻居挨着早前来过河边的祭司坐在教堂前的长凳上。但他报警报晚了，那女人已经看到我们了。
我们从她面前走过，脸色平静如囚犯。“啊，啊，艾克，”她朝我们高声叫道，“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啥也没干。”伊肯纳一边回答一边加快了脚步。
她站了起来，身材壮硕如母老虎，手臂高举，似乎随时会扑向我们。
“你手上拿着什么？伊肯纳，伊肯纳！我在跟你说话哪。”
伊肯纳不睬她，脚步匆匆。我们有样学样。在一个院子后头，我们抄了小路。那里有棵香蕉树，上面有根枝条被暴风雨折断了，垂下来的样子像海豚圆钝的嘴部。一到那儿，伊肯纳就转身面向我们说道：“你们都看到了吧？你们看到犯傻的后果了吧？我难道没说过，不要再傻乎乎地去河边，可你们谁听进去了？”他把双手交叠在头顶，“你们等着瞧吧。她一定会向妈妈告密的。想打赌吗？”他拍了下额头，“赌不赌？”
我们谁都不回答。“看到了吧？”他说，“你们的眼珠子总算有用了，是吧？等着瞧吧。”
我们继续往前。他的话在我的耳边不断回响，我忧心忡忡，觉得那女人一定会向妈妈告发这件事。她是妈妈的朋友。她丈夫参加非洲联盟部队，在塞拉利昂战死了，抚恤金被他的家人分走了一半。她的两个儿子跟伊肯纳差不多大，营养不良。她家的情况实在艰难，母亲时不时得拉她一把。作为回报，伊亚波妈妈一定会给母亲敲警钟，告诉她我们居然到河边那种危险的地方去玩。我们害怕极了。
第二天放学后，我们没去河边，而是待在各自的房间里等母亲回来。所罗门和其他孩子以为我们会去，所以还是去了河边，但等了一会儿之后，有点儿怀疑我们不会来了，于是就来找我们。伊肯纳告诫他们，尤其是所罗门，最好不要再去钓鱼了。可所罗门不听。伊肯纳把自己那根带钩钓竿送给了他。所罗门嘲笑了他，然后神色轻松地走了，好似伊肯纳列举的那些如阴影般笼罩在奥米-阿拉河上空的危险丝毫没影响到他。伊肯纳摇着头，看着这些在劫难逃的男孩走远了。
那天下午，母亲收摊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早。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的邻居告发了我们。母亲受到了打击，因为她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被蒙在鼓里。的确，我们瞒了她好久。我们把鱼和蝌蚪藏在伊肯纳和波贾房间的双层床下，因为我们也知道关于奥米-阿拉河的神秘传说。长着藻类的河水的味道，甚至死鱼的恶心味儿都没有让我们露出马脚，因为我们钓到的鱼过于弱小，很少有能活过一天的。即使我们把它们养在装了河水的饮料罐里，它们照样很快就死了。每天放学回家，我们都会发现伊肯纳和波贾的房间充斥着死鱼和死蝌蚪的臭味，于是赶快把它们连马口铁罐头盒一起扔到院墙外面的垃圾堆上。我们还挺伤心的，因为空罐头盒来之不易。
钓鱼时弄的大小伤口也被我们瞒住了。伊肯纳和波贾对妈妈耍了个花招。有一次，她责问伊肯纳，为什么听见奥班比在厕所里唱渔人之歌就揍他。奥班比赶紧替他打掩护，声称自己活该，谁叫自己喊伊肯纳“猪头”。
事实上，伊肯纳揍他是因为觉得他蠢，居然在母亲在家的时候唱这首歌，一个不小心就把我们全给暴露了。揍完之后，他还警告说，如果再犯，就再也别想去河边。挨打事小，反正打得也不重，但这个警告让奥班比哭出了声。在我们开始冒险的第二个星期，波贾在河边被螃蟹夹伤了大脚趾，血弄脏了凉鞋，但我们对母亲撒谎说他是在踢球的时候受的伤。其实蟹钳是所罗门用手从波贾的脚趾肉里拔出来的。当时，他叫我们所有人，除了伊肯纳，都转过头别看。伊肯纳看到波贾血流不止，生怕他会失血死去。所罗门跟他拍胸脯说绝对不会。伊肯纳还是愤怒地把螃蟹砸了个稀巴烂，诅咒了这个胆敢伤害波贾的家伙一千回。母亲很难过。她被我们骗了这么久——六个星期，不过我们又撒了一次谎，跟她说只有三个星期——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钓鱼的事。
那天晚上，母亲在家里走来走去，脚步和心情一样沉重。她没给我们做晚饭。
“你们不配在这个家里吃饭。”她从厨房踱到她的房间，再踱回去，双手发抖，情绪低落，“去吃你们从那条危险的河里抓来的鱼好了。撑死你们！”
她关好厨房门，上了锁，以防我们在她上床后去偷吃。她太震惊了，所以，感觉受伤时就自言自语的毛病又犯了。那天晚上，她一直絮叨到很晚。她说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像毒药渗入骨头一样渗透到我们的脑海里。
“我会跟埃姆说的。我相信，他一听说你们做的事，就会丢下一切赶回家。我了解他。我了解埃姆。你们。等着。瞧。”她打了个响指。接着，我们听见她拿裹身衣的边缘擤鼻涕。“你们以为，要是你们出了事，你们谁在河里淹死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不会因为你们自找苦吃就不想活了。绝不会。‘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
《箴言》中的这段话——《圣经》中我所知的最可怕的一段话——被母亲用来做了那晚的结语。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一定是她用伊博语说这段话时恶狠狠的语气让它有了诅咒的意味，其他话她都是用英语说的。她和父亲日常同我们交流时用的是伊博语；我们几个孩子之间则说阿库雷当地的方言约鲁巴语。英语虽然是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但只有陌生人或不是你家亲友的人才会用英语跟你很正式地说话。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或亲戚中有一方切换到英语，那你们的关系很有可能会产生裂痕。因此，我们的父母很少说英语，除非觉得有必要用言辞来让我们惊慌失措，比如那天晚上。我们的父母将这一招使得炉火纯青。这一回，母亲也吓到我们了，因为“淹死”“一切”“活”和“危险”这些字眼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时候，她特别加重了语气，放缓了语速，倾注了感情，表达了指控。它们在我们耳边回响，一直折磨我们到深夜。
老鹰
父亲是只老鹰。
这威猛的大鸟把它的巢筑在众生之上，像国王守卫宝座那样在空中盘旋，看护它的小鹰们。我们家——他在伊肯纳出生那年买下的带三间卧室的平房——是他建的巢，他用铁拳统治的领地。所以人人都认为，要是他没离开阿库雷，我们家就不会岌岌可危，降临在我们头上的厄运根本不会发生。
父亲与众不同。当其他人都开始接受节育这个福音时，他的梦想却是生一屋子的孩子，凭一己之力造出一族人来，因为他是奶奶的独生子，从小渴望兄弟姐妹的陪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尼日利亚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个梦想让他备受讥讽，但他像打蚊子一样把那些侮辱的言辞一巴掌拍扁。他为我们勾画了未来——梦想的蓝图。伊肯纳会成为医生。不过后来，由于伊肯纳很小就迷上了飞机，而埃努古、马库尔迪和奥尼查都有航空学校，父亲就把他的未来改成了飞行员。波贾会当律师，奥班比当医生。虽然我想从事跟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当兽医，在森林里工作或者在动物园照料动物都行，但父亲决定让我当教授。小弟戴维在父亲调去约拉的时候还不满三岁，但他的未来也定下来了——他将成为工程师。至于一岁大的妹妹恩肯，父亲没替她选职业，他说女人不需要。
即便我们打一开始就知道捕鱼不在父亲的蓝图上，钓鱼时我们愣是没想起来。那天晚上，母亲威胁说要把我们钓鱼的事告诉父亲，我们才开始担心，而且对父亲的愤怒的恐惧愈演愈烈。母亲相信我们去钓鱼是恶灵上身，所以应该用鞭打来驱邪。她知道我们宁可看着太阳掉到地上，把我们烧死，也不愿承受父亲打屁股发“回报”的痛苦。她还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要是鞋子湿了，宁可光脚踩地也不肯趿拉另一只鞋。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她带着戴维和恩肯去市场，我们在家里忙着毁尸灭迹。波贾把他的带钩钓竿和我们的备用竿搬到后院母亲种西红柿的菜园里，藏在墙边那堆一九七四年建房时剩下的生锈的屋顶波纹板下面。伊肯纳把他的钓竿折断后扔到了我们院墙后面的垃圾堆里。
那个星期六，父亲回来了。这时距离我们钓鱼被抓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天。星期五晚上，我在祈祷时恳求上帝感化父亲，别让他用鞭子抽我们。但奥班比和我觉得这样的祈祷分量还不够，于是双双跪在地上，由奥班比再次祈祷：“主耶稣，如果您爱我们——伊肯纳、波贾、本和我，请您别让父亲回来。让他待在约拉吧，求您了，耶稣。请听我说：您知道他用鞭子抽我们会有多狠吗？您知道吗？主耶稣，他的鞭子是牛皮做的，牛皮是从那个烤肉的《古兰经》学者那里买来的，抽人可痛了！主耶稣，如果您让他回来抽我们，我们就不上主日学校了，也永远不去教堂唱诗鼓掌赞颂您了！阿门！”
“阿门！”我应和道。
那天下午父亲到家时，按老规矩先在门口按喇叭，然后在其他人的惊喜欢呼中把车子开进院子。我们兄弟几个没有出去迎接他。伊肯纳建议我们在房间里装睡——要是我们若无其事地出去欢迎父亲回家，他只会更生气。于是我们全都躲在伊肯纳的房间里，竖耳倾听父亲的一举一动，等着母亲告状的那一刻到来。母亲讲起故事来很有耐心。每次父亲回来，她都会挨着他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详细通报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家里的情况——家里缺什么了，怎么补足的，她向谁借了钱；我们在学校的成绩；还有教会里的事。她会特别提醒他注意我们有哪些不听话的举动，让她难以忍受或需要他出手惩罚。
记得有一回，她花了两个晚上跟他讲我们教会里某人生了个几磅重的孩子。她还讲了之前那个星期天，教会的执事不小心在祭台上放了个屁，很不幸被麦克风放大了音量。我最爱听她讲有个盗贼在我们区受到私刑惩罚的事：小偷逃，人们追，朝他扔石头，结果把他砸倒了。众人一拥而上，把一个轮胎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对于他们怎么一眨眼就找来了汽油，又立马把人给点着了，她感到不可思议。当她描述了火焰如何吞噬小偷，如何在他毛发最多的部位——尤其是私处——烧得最欢时，我和父亲都听得入了神。她描述了小偷全身着火的时候火焰如何像万花筒般飞快地变化，小偷的惨叫多么让人心惊胆战。她讲得绘声绘色，导致这个着火的人的意象在我脑海里久久不去。伊肯纳说过，要是母亲上过学，她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说得对，因为母亲几乎不会漏掉父亲不在时发生的任何事情的任何细节。她什么都会告诉他。
这一回，他们先扯了些闲话：父亲的工作；他对“腐败的当局”导致奈拉越来越不值钱的看法。虽然我和我的兄弟们一直很想掌握父亲掌握的那类词汇，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恨它，有的时候又觉得缺不了它。比如说讨论政治，就没法用伊博语，因为有些词伊博语里找不到——“当局”就是其中之一。中央银行每况愈下。那天他提到最多的是尼日利亚第一任总统纳姆迪·阿齐克韦，他住进了埃努古一家医院，生命垂危。父亲爱他，视他为导师，昵称他为“齐克”。父亲态度激烈。他感叹国内卫生设施落后，咒骂独裁者阿巴查，抱怨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被边缘化。接着，他开始指责英国人统一尼日利亚的做法造就了一个怪物，直到母亲端来饭食。他吃饭的时候，母亲接过了话题，问他知不知道，幼儿园的老师都爱恩肯？他说：“真的吗？”母亲详细汇报了迄今为止小恩肯在幼儿园的经历。父亲想知道阿库雷的皇帝奥巴怎么样了，母亲于是说起了奥巴跟我们州军政府长官之间的争斗——阿库雷是我们州的首府。她一路唠叨，就在我们谁都想不到的时候，她忽然说：“迪姆，我跟你说件事。”
“我洗耳恭听。”父亲答道。
“迪姆，你的儿子们，伊肯纳、波贾、奥班比和本杰明，干了大坏事，最坏、最不可思议的坏事。”
“他们干了什么？”父亲问话时，银餐具在盘子上刮出刺耳的声音。
“嘿，好吧，迪姆。你认识伊亚波妈妈吧？优素福的老婆，卖花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