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正烈，树冠投下巨大的阴影。路边的木棚里，有个女人在炉灶上煎鱼。烟气从炉灶两边升起，飘向我们。我们穿过马路，走在一辆停着的卡车和一户人家的阳台之间。我瞥见那家的褐色沙发上坐着两个男人，他们在打手势。一台立式电风扇缓慢地摇着头。一头母山羊和几只小山羊躲在阳台前面的一张桌子下面，脚下都是黑黑的羊屎豆。
我们来到自家院门前，等着伊肯纳开门。波贾说：“今天做礼拜的时候，我看到阿布鲁想溜进教堂，但因为没穿衣服被拦在门外了。”波贾参加了教堂的男童鼓队。队员们轮流打鼓，那天正好轮到他，他就坐在教堂前面靠近圣坛的地方，因此看得到阿布鲁从教堂后门进来。波贾说这话时，伊肯纳正从口袋里往外掏钥匙。钥匙跟线头和碎布头缠在一起，掏不出来，他只好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口袋里面脏兮兮的，有墨水印子，还有细碎的花生衣。这些东西像灰尘一样纷纷落地。他想把钥匙解开，但没成功，就用力一扯，结果把口袋扯破了。他把钥匙塞进锁孔，转动起来。正在这时，波贾说：“艾克，我知道你相信那个预言，但你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他是位先知。”伊肯纳简短地回答。
他打开门，从锁孔里拔下钥匙。波贾又说：“是的，但他不是上帝派来的先知。”
“你怎么知道？”伊肯纳发作了，他转身面对波贾，“我问你呢，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艾克，我确定。”
“你有证据吗？嗯，有证据吗？”
波贾不说话。伊肯纳抬头看天，我们也都顺着他的视线抬头：原来有一只用塑料纸做的风筝在远处的天空中飘荡。
“但是他说的不可能变成事实。”波贾说，“听着，他提到过一条红河。他说你会在一条红河里游泳。河怎么可能是红的？”他双手一摊，表示不可能，眼睛盯着我们，好像在请求我们肯定他说得没错。奥班比点了点头。“他疯了，艾克。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波贾靠近伊肯纳，把手搭在他肩上。他的勇敢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得相信我，艾克，你得相信我。”他一边说一边摇伊肯纳的肩膀，似乎要把矗立在哥哥心中的恐惧之山推倒。
伊肯纳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面，显然被波贾的话感动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我们以前那个哥哥似乎就要回来了。我和波贾一样，也想告诉伊肯纳我不可能杀他，但奥班比抢在了我前头。
“他……说得……对。”奥班比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谁都不会杀你。我们不是，艾克，我们不是真正的渔人。他说有个渔人会杀了你，艾克，但我们不是真正的渔人。”
伊肯纳抬头看着奥班比，一脸不知所措。眼泪在他眼眶里打转。轮到我了。
“我们杀不了你，艾克，你很强壮，而且个子比我们大。”我觉得自己一定得说些什么，还得尽力显得镇静一些。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居然握着他的手说：“艾克哥哥，你说我们恨你，可这不是真的。我们喜欢你，超过喜欢其他任何人。”
我的喉咙有点儿发热，我尽量保持镇静：“我们喜欢你，甚至超过喜欢爸爸和妈妈。”
我往后退了退，看到波贾在点头。有那么一会儿，伊肯纳看起来很茫然。我们的话似乎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的视线和他的视线相遇了。这是许多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色苍白，但他的表情难以描述，非常陌生——我当时的记忆里可没有那样的表情。现在，每当想起他，这张脸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满怀期待地等着他做些什么。他好像被精灵拍了下，惊醒过来，转身急匆匆地进了自己房间，从里面大声说：“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打搅我。你们管好自己的事，别烦我。我警告你们，别烦我！”
恐惧摧毁了伊肯纳的快乐、健康和信仰，又把魔手伸向了他和别人的关系。论起和他亲近的程度，没人比得上我们几个。看起来，他内心已经挣扎了很久，现在就想快点儿了断。他开始用各种手段伤害我们，好像等不及预言实现。在我们试图说服他两天后，我们早上醒来，发现伊肯纳撕掉了我们的宝贵财富：一份登有我们照片的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发行的《阿库雷先驱报》。伊肯纳的全身像出现在头版上，标题是“少年英雄带领弟弟们脱离险境”。波贾、奥班比和我的合影被放在伊肯纳照片上方、《阿库雷先驱报》报头下方的一个长方形小框里。这张报纸是无价之宝，是我们的荣誉勋章，比M.K.O.日历的地位还要崇高。有一段时间，伊肯纳为了保住它敢去杀人。那篇报道讲述了他是怎样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政治暴动中护住了我们。那场暴动影响深远，整个儿改变了阿库雷居民的生活。
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离我们见到M.K.O.不到两个月。当时我们都在学校。猛然间，学校外面汽车喇叭响个不停。我们班上的学生大多只有六岁，根本不知道阿库雷乃至整个尼日利亚已经陷入了动荡。我知道很久以前打过仗——父亲常常在讲别的事情时提到这事。他要是用到了“战前”这个短语，接下来的话往往跟打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有时会用“这一切都因为打仗而中断了”来收尾。有时，他训斥我们太懒或者意志不坚定，就会讲起他十岁时的壮举。战争期间，尼日利亚军队入侵他们村子，他们全家都逃进了巨大的奥布迪森林。在那里，他得寻找食物，打猎，照顾和保护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只有这种时候，他会真的说些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事。他有时也会用到“战后”这个短语，紧跟其后的句子跟打仗还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学校外面的骚乱和车喇叭声刚传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不见了。她一走，教室就空了，同学们跑着哭着找妈妈。我们学校是栋三层楼。学前班在底层，其他年级从低到高分布在二楼和三楼。从我们教室的窗口，我看到外面的汽车乱哄哄的——有的车门敞开，有的正在开走，有的停在那儿。我坐在教室里等父亲像别的父亲那样来接我。但他没来，反倒是波贾出现在教室门口，叫着我的名字。我回应后拿起书包和水杯。
“来，咱们回家。”他说着跳上课桌，朝我走过来。
“哎呀，咱们等爸爸过来吧。”我环顾四周。
“爸爸不会来了。”他说着在嘴唇前面竖起食指，叫我安静。
他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教室。我们在木头桌椅间穿行，这些桌椅在动乱开始前排得整整齐齐，现在已经乱了套。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下面，一个男孩的保温饭盒摔破了，里面盛的黄米饭和鱼散落在地板上。外面的世界似乎被锯为两半，我们正摇摇晃晃地走在裂口边缘。我挣脱了波贾的手。我想回教室去等父亲。
“你在干什么呀，傻瓜！”波贾叫道，“暴动了，他们在杀人。咱们快回家吧！”
“我们应该等爸爸。”我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跟上他。
“不，我们不能等。”波贾驳斥道，“要是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认出我们是‘M.K.O.四男孩’‘希望93的孩子’，是敌人。我们面临的危险比别人都大。”
他的话击碎了我的乐观想法，我害怕极了。一群高年级学生挤在校门口想出去，我们没朝那边走，而是跨过倒掉的栅栏，穿过学校外面的一排棕榈树，找到了等在灌木丛后面的伊肯纳和奥班比。然后我们一起跑了起来。
爬藤在我们脚下噼啪作响，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灌木丛尽头是条小路。几分钟后奥班比认出这是伊索罗街。
街上空无一人。我们跑过木材市场。平常我们经过时得捂住耳朵才行，因为锯木机的噪声震耳欲聋。许多快散架的大卡车停在堆得像山那么高的锯木屑前面。它们平时跑森林，运输厚重的木材，可现在它们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从这里开始，宽阔的马路被一列有我三只脚那么宽的长栏杆分成了两半。这条路通向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伊肯纳建议我们去那儿，因为那里是离我们最近的有武装警卫的地方。而且父亲就在那里上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藏身之地。伊肯纳坚称，要是我们不去那儿，下决心要消灭M.K.O.在老家阿库雷的支持者的军政府武装一定会杀死我们。那天，那条路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逃离大屠杀现场的人们身上掉落的，就像有飞机在阿库雷上空往下丢行李。我们穿过马路，走在一个种了许多树的高墙大院外面。一辆满载乘客的汽车从路上飞驰而过。它刚不见踪影，又有一辆蓝色的奔驰沿着我们的来路驶过来，前座上坐着我的同学莫吉索拉。她朝我挥手，我也朝她挥了挥手，但车子一点儿都没有减速。
“走吧。”等这辆车也不见踪影后，伊肯纳说，“我们不能留在学校；他们认出我们是M.K.O.四男孩，我们就危险了。咱们沿着这条路走吧。”他环视四周，好像听到了我们都没听到的动静。
我看到的暴动的每个令人心惊的细节，闻到的暴动的每种气味，都让我感到死亡是如此真实，我心中充满了恐惧。走到一段弯路上的时候，伊肯纳叫了起来：“不，不，停下。我们不该走大路；这样不安全。”
于是我们又穿过马路，来到一条重要的商业街上。街道两边都是商店，但全都关着门。有家商店的门被砸坏了，满是钉子的破木板挂在门上，摇摇欲坠。走到一家大门紧闭、门口堆着啤酒箱的酒吧和一辆周身贴满了星星牌窖藏啤酒、33啤酒、吉尼斯黑啤酒等品牌海报的卡车之间时，我们停下了脚步。从我们无法立刻分辨出来的方向传来一声约鲁巴语的“救命！”，一名男子从一家店里冲出来，奔向通往我们学校的马路。危险触手可及，我们更害怕了。
我们横穿垃圾场，走到一条街道上，那儿有幢房子着火了。一个男人倒在那幢房子的门廊上。我们跟着伊肯纳躲到着火的房子后面，浑身发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我的哥哥们大概也一样。我心跳加速，感到一股热流渗透了我校服短裤的臀部。我朝地上看，才意识到自己尿裤子了。几滴余尿正在坠落。我抖个不停。
一群手持棍子和砍刀的男人一拥而过，眼神鬼祟地四下打量，口里唱着：“打死巴班吉达。阿比奥拉将统治国家。”我们像青蛙一样蹲着，不敢弄出任何声响，直到这帮人走远了才从房子后面爬出来。我们看见一辆卡车停在这幢房子后院对面，车上也有个死人，车子前门大开。
死人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塞内加尔长袍。他一定是北方人：M.K.O.阿比奥拉的支持者发起的袭击主要针对他们。阿比奥拉的支持者掌控了此次暴动，把它变成了支持他的西部地区和支持军人总统巴班吉达的北方地区之争。
伊肯纳把死人从车上拖了下来。真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尸体砰的一声摔到地上，鲜血从脸上的伤口溅了出来。我尖叫一声，哭了出来。
“别出声，本！”波贾喝道，但我止不住，我太害怕了。
伊肯纳坐到驾驶座上，波贾坐到他旁边，奥班比和我在后座。
“咱们走，”伊肯纳说，“咱们开车去找爸爸。赶快关门！”他大声说。
车钥匙还插在大大的方向盘旁边的点火装置里。伊肯纳转动钥匙，引擎嘎吱了好一阵才运转起来。
“伊肯纳，你会开车吗？”奥班比哆哆嗦嗦地问。
“会。”伊肯纳说，“爸爸之前教过我。”
他加大油门，车子猛地向后倒去，接着就熄火了。他正想再发动一次，不料远处传来了枪弹声。我们全都僵住了。
“伊肯纳，求你快点儿开走。”奥班比紧张地拍着手，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是你叫我们离开学校的。现在，难道我们要死了吗？”
那一天，阿库雷变成了一片焦土，到处都有火堆和着火的汽车。我们开到城东的奥辛尔街附近时，一辆军车疾驰而过，上面满载身着战斗服装的士兵。有个士兵注意到我们这辆车是个小孩在开，拍拍他旁边的人，指给他看，但那辆军车并没有停下来。伊肯纳开得很稳，只有在看见车速表上的红色指针指向一个较大的数字时才踩一下油门。每次父亲开车送我们上学，他都坐在副驾驶座，经常看见父亲这么做。我们开到了主路上，尽量靠着路肩，直到波贾辨认出路牌上的“奥卢瓦图伊街”和下面的一行小字——“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我们才知道自己安全了，从一九九三年的大选暴动中逃了出来。这次暴动，阿库雷死了一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发生的事对尼日利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快要到来时，就好像有一千个武装到牙齿的隐形的外科医生带着手术刀、环锯、针筒和不同寻常的麻醉药品，随着北风降临到阿库雷。到了夜间，等人们入睡后，这些医生开始疯狂地给他们的灵魂做临时性前脑叶白质无痛切除手术，在破晓前又随风而逝。那时手术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等人们早上醒来，他们感觉满腔焦虑，心跳因为恐惧而加快，头因为模糊的记忆而低垂，眼中流着泪，双唇不断蠕动，吐出虔诚的祈祷，身体因为害怕而发抖。他们就像小孩揉皱的画图本上被抹糊了的铅笔画像，等着被橡皮擦掉。一片肃杀中，整个城市像感受到威胁的蜗牛一样缩进壳里。随着黎明第一缕曙光出现，出生在北方的居民离开镇上，商店关门，教堂举行集会祈祷和平。就好像到了六月，阿库雷常常会变成一位脆弱的老人，静候那一天平安度过。
报纸被毁，波贾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吃不下饭，一遍又一遍地跟奥班比和我唠叨必须制止伊肯纳。
“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反复说，“伊肯纳失去理智了，他疯了。”接下来那个星期二的早上，晴空万里。奥班比和我赖床了，因为前一天夜里我们讲故事讲到很晚。房门猛地被推开，我们一下子就醒了。来人是波贾。自从第一次同伊肯纳打架后，他就睡在客厅里。他脸色阴冷，不停地挠着全身各处，一边咬牙切齿。
“昨天晚上我差点儿被蚊子咬死了。”他说，“我受够伊肯纳对我的态度了。受够了！”
他声音很大，我怕伊肯纳在他房间里也能听见，不由得心跳加速。我看向奥班比，他看着门。我感觉他和我一样，是在等着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
“那也是我的房间。他不让我进。我恨他。”波贾还没说完，“你们能想象吗？他不让我进我自己的房间。”他用手捶胸，这是一个表示占有的姿势，“爸爸妈妈把房间分给了我们两个人。”
他脱下衬衫，给我们看蚊子咬的包。他比伊肯纳矮，但发育得跟伊肯纳差不多。他的胸口长出了一层淡淡的绒毛，腋窝下已经黑乎乎的了。一条阴影从他肚脐眼一直延伸到裤腰下。
“客厅有那么糟吗？”我问这话是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不想让他继续抱怨，我怕伊肯纳听到。
“当然！”他的声音更大了，“全怪他，我恨他！没人能在那儿睡得好！”
奥班比警觉地瞥了我一眼。我注意到他跟我一样害怕。波贾的话说出口，就像一件瓷器落在地上，碎片四溅。奥班比和我感觉要出事，波贾似乎也意识到了，因为他坐了下来，一只手捂着头。没过几分钟，房子里某扇门被推开了，发出很响的嘎吱声。接着传来了脚步声。伊肯纳进了我们房间。
“你是不是说你恨我？”伊肯纳轻声说。
波贾不回答，眼睛一直盯着窗子。伊肯纳显然被刺痛了（我看见他眼里含着泪）。他轻轻地关上门，往里走了几步。接着，他鄙视地扫了一眼波贾，脱掉了衬衫。在我们镇上，男孩子们打架前习惯脱掉衬衫。
“你到底说没说过？”伊肯纳嚷道。他没有等波贾回答，直接把波贾推下了椅子。
波贾叫了一声，迅速站起来，愤怒地喘着粗气喊道：“说了，我恨你，艾克，我恨你。”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就会疯狂祈祷我的记忆能发发慈悲，就此打住，但无济于事。我总在脑海里看见那个场景：听了波贾的话，有一会儿伊肯纳一动不动，他的嘴唇翕动了好久，才说出“你恨我，波贾”。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出这句话，说完后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微笑着点头，借眨眼收回了一颗泪珠。
“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犯傻。”他摇摇头，“所以你才会把我的护照扔进井里。”波贾露出惊恐的表情，他想说话，但伊肯纳提高了嗓门，从约鲁巴语切换到伊博语，“我还没说完！要不是你的恶意举动，我早就去了加拿大，在那里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伊肯纳说的每个字眼、每个句子似乎都击中了波贾。他张大嘴巴喘着粗气，几次想开口都被“我还没说完”或者“听着”给打断了。伊肯纳说，后来他还做过几个怪梦，让他疑心更重了。在其中一个梦里，他看见波贾拿着枪追他。听到这里，波贾的脸抽搐了一下，因为震惊和无助而涨得通红。“现在，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了。我的守护神可以做证。”
波贾朝门口走去，脚步有些乱。他想离开，但伊肯纳的话让他站住了。“阿布鲁一把预言说出来，”伊肯纳说，“我就知道那个渔人是你。不会是别人。”
波贾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头低垂着，似乎很羞愧。
“所以，你现在承认恨我，我一点儿都不吃惊；你一直恨我。但你不会如愿的。”伊肯纳突然恶狠狠地说道。
他走近波贾，一拳打在他脸上。波贾摔倒了，头撞上了奥班比放在地板上的铁盒，发出很大的声响。他痛得大叫一声，跺着地板尖叫。伊肯纳吃了一惊，像发现自己正站在深谷边缘一样后退了一步。退到门口，他转身跑了出去。
伊肯纳一走，奥班比就朝波贾跑过去，接着突然站住了，叫道：“天哪！”一开始，我没看见伊肯纳和奥班比看到的情形，但这下我看到了：一大摊血已经漫过盒盖，缓缓流向地板。
奥班比惊慌失措地跑出房间，我紧随其后。我们在后院的花园里找到了母亲。她一手扶着锄头，拉菲亚树叶编的篮子里放着几个西红柿，正在跟向她告发我们钓鱼一事的邻居伊娅·伊亚波说话。我们高声呼叫。母亲和那个女人走进我们房间，也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波贾已经不哭了。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脸被沾满鲜血的双手遮挡着。那种诡异的平静让人举得他可能已经死了。母亲失声痛哭。
“快，咱们送他去孔勒的诊所。”伊亚波妈妈朝她叫道。
母亲六神无主，匆忙换上衬衣和长裙。在那个女人的帮助下，她把波贾扛到了肩上。波贾一动不动，眼神空洞，无声地流着泪。
“要是他不好了，”母亲对那女人说，“伊肯纳会说什么？他会说是他杀死了他弟弟吗？”
“天，别这么说！”伊娅·伊亚波呸了一声，“艾克妈妈，就因为这个，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还是小孩，打架是正常的。别胡说了，咱们送他去医院。”
她们一走，我才意识到地板上有东西在缓缓流动，是那摊血。我坐在床上，眼前的情形让我战栗，但更让我困扰的是伊肯纳所唤醒的记忆。我记得那件事，尽管那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当时，父亲那个住在加拿大的朋友巴约先生回了尼日利亚。他曾经答应过，如果回尼日利亚，就会带伊肯纳去加拿大跟他一起生活。所以，他替伊肯纳办了护照，申请了加拿大签证。那天早上，伊肯纳准备跟父亲一起去拉各斯，在那里同巴约先生一起上飞机，但护照找不到了。之前，他把护照放在旅行外套的胸袋里，那件外套挂在他和波贾共用的衣橱里。但到了那天早上，护照不见了。行程被耽搁，父亲很生气，到处乱翻，想找到护照，但就是找不到。要是赶不上这趟飞机，伊肯纳就得重新走一遍流程，申请签证、办理旅行文件什么的。想到这个，父亲火气更大了。正当他要出手教训伊肯纳，惩罚他的粗心时，波贾承认是他偷的护照。他躲在母亲身后，避免父亲揍他。为什么，父亲问，护照在哪儿？波贾身体微微发抖，说：“在井里。”然后，他承认他前一天晚上把护照扔到井里去了，因为他不希望伊肯纳离开他。
父亲狂奔到井边，发现护照被撕成了碎片漂在水面上，没法拼回去了。他双手抱头，浑身发抖。然后，他像猛鬼附身般伸手折断一根橘子树枝，朝屋子的方向奔过去。他正要揍波贾，伊肯纳站了出来。他说是自己叫波贾把护照扔到井里去的，因为他不想抛下波贾一个人走；等他们两个都再长大一点儿，可以一起去加拿大。我后来才知道他撒谎了（连我们的父母也是后来才发觉），但当时父亲被伊肯纳的解释感动了。这种兄弟之情在伊肯纳蜕变之后却变成了他眼中极端的仇恨。
那天下午，母亲带着波贾从诊所回来。波贾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他后脑勺上的伤口垫了棉花，用纱布裹了一层又一层，血还是渗了出来。我的心一沉，不知道他失了多少血，伤口又有多痛。我努力想搞明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但我做不到；算清楚这些事情可不容易。
那天下午波贾回家后，妈妈就像一条遍布地雷的路，谁不小心走进她周围三厘米以内的范围，她就会爆炸。做晚饭的时候，她开始自言自语。她抱怨说，早就叫父亲向上面申请，要么调回阿库雷，要么我们搬家去约拉，但他就是不申请。她还说，她再也看不懂伊肯纳了。摆晚饭的时候，她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张的。我们各自拉开一把木头餐椅坐下。摆好最后一样晚餐用具——一个供大家洗手用的大碗后，她呜咽起来。
当晚，家里一片寂静，空气里弥漫着恐惧。奥班比和我早早回了房间。戴维不敢跟着心情不好的母亲，也进了我们房间。入睡前，我一直竖着耳朵捕捉伊肯纳的动静，但什么也没听到。其实，等他的时候，我心里同时暗暗希望他第二天早上再回家。一个原因是，母亲正生着气，要是他撞在了枪口上，谁知道她会做些什么。另一个原因是，波贾从诊所回来后宣称他受够了。“我发誓，”他按我们那里发誓的惯例舔了舔食指，“我不会再让他把我关在我自己的房间外面。”之后他言出必行，睡在了他俩的卧室里。要是伊肯纳回来，在卧室看见他，会发生什么？我怕波贾会报复，因为他受了大委屈。这一天发生了太多事，我的眼皮越来越重。我还在琢磨，毒液在伊肯纳身体里渗透到了什么程度，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蝗虫
蝗灾是个预兆。
雨季一开始，蝗虫席卷了阿库雷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大多数地方。这些长着翅膀、大小跟棕色丛林苍蝇差不多的昆虫从地上的孔洞里蜂拥而出，朝着有光的地方集结——光像磁铁吸铁一样吸引着它们。阿库雷人因蝗虫的到来而欣喜。因为旱季阳光猛烈，哈麦丹风助纣为虐，大地备受煎熬，雨水拯救了大地。小孩子们会打开电灯泡或者点亮灯笼，在附近放好盛着水的碗，一等蝗虫飞来就把它们拍到碗里，要么就等它们翅膀脱落淹死在水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享用烤蝗虫大餐，庆祝雨季的降临。通常在蝗虫出现后第二天，雨水就会光顾。但这一次来的是暴风雨，掀翻了屋顶，推倒了房子，淹死了许多人，把好多城市变成了水乡泽国。蝗虫从吉兆变成了凶兆。波贾头部受伤之后第二个星期，厄运降临到了阿库雷居民、尼日利亚人民和我们家人头上。
就在八月的那个星期，尼日利亚“梦之队”打进了奥运会男子足球决赛。此前连续好几个星期，各处的市场、学校和办公室都在显眼的地方打出了齐奥玛·阿君瓦的名字，因为他为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赢得了金牌。紧接着，我们的男子足球队又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巴西队，即将同阿根廷队争夺金牌。全国上下沸腾了。现场观众在遥远的亚特兰大的夏日骄阳下挥舞着尼日利亚国旗，与此同时，阿库雷一点点沉入水中。尼日利亚“梦之队”同阿根廷队决赛的前夜，阿库雷狂风暴雨，全城断电。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比赛的当天——八月三日。锌皮和石棉做的屋顶被雨点砸得砰砰作响。日落时分，暴风雨终于弱下来，最后云收雨散。那一天，我们谁都没出门。伊肯纳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默不作声，除了有时会跟着那台便携式收录机唱唱歌。那段时间，那台收录机是他的主要伴侣。到那个星期，他同我们完全隔绝了。
母亲质问过他为什么要打伤波贾，他回嘴说他没错，是波贾先威胁他的。“他那样的小男孩也敢威胁我，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语气强硬。母亲请求他在客厅坐下来好好谈谈，但他仍旧站在卧室的门槛上。说完那句话后，他突然哭了起来。也许他觉得这样有点儿丢脸，就跑回房间，关上了房门。就在那天，母亲说她确信伊肯纳神志不清，要求我们在父亲回来让他清醒过来之前离他远点儿。那时我对伊肯纳的恐惧已经越来越强烈。就连发誓不再让人欺负的波贾也乖乖听从母亲的话，避开伊肯纳。他的伤口愈合了，不再贴膏药，缝合过的地方有道凹痕。
那天晚上，球赛快要开始的时候，雨停了。就在比赛前，伊肯纳不见了。我们翘首盼望电力供应能够恢复，让我们看上这场重要的比赛，但直到晚上八点，电还是没来。那一整天，奥班比和我都坐在客厅里，借着昏暗的天光看书。我看的是一本内容奇特的平装书，书里的动物会说话，有着人的名字，而且都是家畜——狗啦，猪啦，母鸡啦，山羊啦，诸如此类。书里没有我喜欢的野生动物，但我还是读了下去，像人一样说话和思考的动物把我迷住了。波贾起初安安静静地坐着，后来突然告诉母亲，他想去“美好房间”看比赛，当时我正沉浸在书里，母亲则坐在客厅里陪戴维和恩肯玩。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你一定要看比赛吗？”母亲说。
“不晚，我想去；现在还不太晚——”
她想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们说：“好吧，小心点儿。”
我们从母亲房间拿了手电筒，走出家门，来到夜色渐深的街道上。周围有些人家用自备的发电机发电，嘈杂的嗡嗡声充斥着整个街区。人们普遍相信，阿库雷的有钱人贿赂了国家电力局阿库雷分局，让它在遇到像今天这样的重大赛事时断电，好让他们设立临时观赛中心，发一笔横财。“美好房间”是我们那一区最现代化的旅馆：四层楼，围着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头断了电，从旅馆墙壁内侧探出来的明亮的日光灯还是把周围的街道都照亮了。那天晚上，“美好房间”按惯例把大堂变成了临时观赛中心。为了吸引观众，旅馆门外大大的告示牌上贴着一张印有奥运会标志和“亚特兰大1996”字样的五颜六色的海报。果然，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堂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每个角落里都站着人，站姿各不相同，都是为了更好地看到放在相对而立的两张高台上的两台14英寸电视机上的图像。早到的观众占据了离电视机最近的塑料椅，后来的人则一层一层地站在他们身后。
波贾发现了一个能瞥见电视机的地方，就丢下我和奥班比，从两个男人中间挤了过去。不过我们俩终于也找到一块地方，只要往左侧那两个鞋子臭得像烂猪肉的男人中间歪一歪，就能不时看一眼电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奥班比和我被淹没在人海里，闻着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有个男人身上一股蜡烛味，另一个是旧衣服味，还有一个身上一股动物血肉的味道，再有一个是干掉的油漆味，还有汽油味、金属味，等等。我手捂鼻子捂得累了，凑过去对奥班比说我想回家。
“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惊讶，但他也很怕他后面那个头很大的男人，可能也想离开。那个男人长着一对斗鸡眼，我们这里叫“四点一刻”眼。更叫奥班比害怕的是，这个长相吓人的男人还朝他吼过，要他“站有站相”，用脏手粗鲁地推搡他的脑袋。这男人就是只蝙蝠：又丑又可怕。
“我们不能走；伊肯纳和波贾都在。”他一边对我耳语，一边从眼角偷看那个男人。
“在哪儿？”我低声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慢慢地把头往后倾斜，直到凑近我的耳朵：“他坐在前面，刚才我看见——”一阵突如其来的喝彩声打断了他。“进球了！”大堂里的观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那个蝙蝠一样的男人的同伴又是叫嚷又是挥舞双臂，胳膊肘打到了奥班比的头。奥班比大叫一声，但很快就被欢呼声盖过去了，旁人只会以为他也欣喜若狂。他痛得一缩，歪倒在我身上。那个打到他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依旧在那儿嚷嚷。
“咱们回家吧。这地方糟透了。”在说了十几遍“抱歉，奥贝”之后，我建议道。我感觉这个理由不太有说服力，就引用了母亲在我们坚持要出去看足球赛时常说的话：“我们没必要看这场比赛。反正就算赢了，球员们也不会把奖金分给我们。”
这话奏效了。他忍住了眼泪，点头表示接受。我奋力挤到前面，拍了拍夹在两个大男孩中间的波贾的肩膀。
“怎么了？”他急急问道。
“我们要走了。”
“为什么？”
我没说话。
“为什么？”他又问了一遍，眼睛迫不及待地想转向电视屏幕。
“没什么。”我说。
“好吧，一会儿见。”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电视。
奥班比跟波贾要手电筒，但波贾没听见。
“我们用不着手电筒。”我被两个高大的男人挤得东倒西歪。“我们走慢一点儿。上帝会指引我们安全到家的。”
我们离开了旅馆。奥班比用手去摸被那个男人用胳膊肘打到的地方，大概是想感觉一下有没有肿块。天很黑。要不是路上间或有汽车和摩托车经过，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过，车的确很少，因为人人似乎都找到了地方观看奥运比赛。
“那个男的就是没教养的动物，连对不起都不会说。”我想哭，但拼命忍住了。奥班比的痛，我似乎能感同身受。最终，我还是哭了出来。
“嘘。”奥班比突然说。
他把我拉到一个木头亭子旁边的角落里。一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渐渐地，我也分辨出他看到的情形了。疯子阿布鲁就站在我们家院门外的棕榈树下。这太突然了，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我们在奥米-阿拉河边遭遇他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尽管并未出现，或者离得远远的，他那给人招来灾祸的身影还是逐渐填满了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听说过有关他的故事，被告诫不许靠近他，也祈祷过让他受天谴，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下意识里，我一直在等他，甚至盼望见到他。现在，他来了，就站在我们家院门外，全神贯注地盯着院子里面，但似乎并不想进去。奥班比和我躲在角落里，看他手舞足蹈，好似在同只有他才看得见的人对话。突然，他转身朝我们走来，一边走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他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的我们听到他咕哝了一句。我想奥班比也听得很清楚，因为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拽离了那疯子要经过的路线。我喘着粗气看着他走远，湮没在黑暗里。邻居的卡车开过来，头灯在地上投下他的影子，但卡车立刻就过去了，影子消失了。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一看不见他，奥班比就问道。
我摇摇头。
“你没听见？”他呼吸声很重。
我刚要回答，一个男人蹒跚而过，肩膀上骑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在唱儿歌：
雨儿，雨儿，走开
改天再来
小孩要去玩……
等他们走远了，奥班比又问了我一遍。
我摇头表示我没听见，但其实我撒了谎。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晰，但我在他经过的时候的确听到他在反复念叨一个词。他打破我们宁静生活的那天开口说的也是这个词：“伊可纳。”
一股可疑的喜悦席卷了尼日利亚，从夜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就像蝗虫在夜间肆虐，日出时销声匿迹，只留下一地断翅那样。奥班比、波贾和我狂欢到深夜，因为波贾回来后给我们口头回放了一遍比赛。我们都知道了杰伊-杰伊·奥科查怎样像超人营救被绑架的受害者那样运球避开了对手，伊曼纽尔·阿蒙奈克又怎样像金刚战士一样飞脚射门。到了半夜，母亲不得不出手叫停，命令我们上床睡觉。我好不容易才睡着，做了好多好多梦，直到早上被奥班比叫醒。他一边使劲拍我，一边尖叫：“醒醒！快醒醒，本——他们在打架！”
“谁？什么？”我稀里糊涂地问。
“他们在打架。”他嚷嚷道，“伊肯纳和波贾。是真打。快来。”阳光从窗口泻进来，急得团团转的他就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飞蛾。他转头看见我还在床上，大叫起来：“听着，听好了——他们打得很厉害。快来！”
比奥班比叫醒我早得多的时候，波贾就醒了，嘴里骂骂咧咧。
我们隔壁阿巴提家那辆破卡车发动起来了，不时传来轰隆声，撕破了梦境和无意识世界之间的薄膜。虽然是卡车把波贾吵醒的，但他本来就想早点儿起床，好和教会的其他男孩一起练鼓。母亲已经带着戴维和恩肯去市场了。他洗了澡，吃了他那份面包和黄油，这是母亲走之前为我们准备的，接下来就只能干等着，因为他得换上干净的衬衫和裤子——虽然他不再跟伊肯纳同睡一个房间，他的东西仍然放在那个房间的衣橱里。母亲，我们的驯鹰人，屡次恳求他搬到我和奥班比的房间。她说：“让恶魔独占他的巢穴吧。”但波贾不答应。他抗议说卧室是他和伊肯纳共有的，他绝不搬走。由于伊肯纳和他互不理睬，波贾常常要等到伊肯纳醒来打开房门才能进去拿东西，否则他就得出声叫伊肯纳开门。不承想，伊肯纳深更半夜还在街头参加席卷整个尼日利亚的庆祝活动，回来后一直睡到大中午。很久以后，奥班比告诉我，伊肯纳回到家时醉醺醺的。他说，因为母亲在半夜时锁上了屋门和院门，奥班比打开百叶窗把伊肯纳放进来，闻到了他身上浓浓的酒精味。
波贾等得坐立不安，怒火上涌。到了快十一点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开始敲门，起初还算温和，后来越敲越大声。奥班比说，备受挫折的波贾像站在陌生人家门口那样用耳朵贴着门，然后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猛地转身对他说：“我听不到里面有动静。你确定伊肯纳还活着吗？”
奥班比说，波贾问得很真诚，生怕伊肯纳遭遇不测的样子。接着，波贾又贴耳过去，然后再敲门，这次敲得更响了，还高声叫伊肯纳的名字，要他开门。
门那边还是没有反应。波贾火了，开始用身体撞门。后来他不撞了，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既有如释重负，又有之前没有的恐惧。
“他在里面。”他从门边走开，向奥班比嘟哝道，“我刚才听见里面有动静——他还有气儿。”
“哪个疯子吵得我不得安宁？”伊肯纳在房间里厉声问道。
波贾一开始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才叫道：“伊肯纳，你才是疯子。我没疯。你最好现在就把门打开；这房间也有我一半。”
屋里响起一阵迅捷的脚步声，伊肯纳眨眼就出了房间。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波贾甚至没看见他出拳就倒在了地上。
“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伊肯纳对挣扎着起身的波贾说，“我都听见了——你说我死了，没气了。你，波贾，枉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希望我死掉，对吗？还有，你还叫我疯子。我是疯子？今天我要让你看看清楚——”
他话音还没落，波贾闪电般击中了他的双腿。他撞到了房门，倒在房间里面，脸因为吃痛而扭曲，嘴里咒骂着。波贾跳了起来。
“我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波贾站在主屋的门槛上说，“如果你想打架，就到后院空地上来。这样就不会弄坏家里的东西，妈妈也不会知道我们打过架。”
话音刚落，他就奔去了有水井和花园的后院。伊肯纳紧随其后。
等我和奥班比赶到后院，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波贾试图躲开伊肯纳的拳头，但没能躲开，拳头落在他胸口，他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不等他站稳，伊肯纳伸脚一绊，把他绊倒在地。紧接着，伊肯纳扑了上去。他们俩像赤手空拳的角斗士一样相互撕扯。难以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奥班比和我呆立在门口，迈不动步子，只能恳求他们别打了。
但没人听我们的，他们出拳狠厉，出脚像野兽一样快，扭成了一团。我们很快就顾不上恳求了。要是有谁挨了拳头，奥班比会尖叫。要是有谁吃痛怒吼，奥班比会倒吸一口凉气。我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他们中哪一个快要击中对方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等这一下过去了再睁开，心怦怦乱跳。波贾的右眼上方裂了个口子，鲜血直流。奥班比再次出声恳求，却遭到了伊肯纳的斥责。
“闭嘴，”他咆哮道，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要是你不马上闭嘴，我会连你们两个一起揍。白痴。他用那种态度跟我讲话，你们难道没看见吗？这事不怪我。是他挑衅的——”
波贾在他背上猛捶了一拳，接着箍住了他的腰，伊肯纳的话被打断了。两人一起倒地，扬起一团尘土。他们厮打的激烈程度在他们那个年纪的兄弟之间很少见。当年有个在伊索罗市场卖鸡的男孩因为我们母亲在圣诞节时不肯买他的鸡而叫她“妓女”，被伊肯纳揍过。而这次，伊肯纳出拳的力度犹有过之。那一次，我们都站在他旁边为他加油，连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母亲也说——在那个男孩爬起来，拎着拉菲亚树叶编的鸡笼逃跑之后——那男孩活该。这次，伊肯纳下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狠，都重。波贾也一样，左刺右踢，胆子比跟某个星期六在奥米-阿拉河边阻拦我们钓鱼的那些男孩打架时还要大。这场架前所未有。好像有某种力量在操纵他们的双手，这种力量占据了他们每一块血肉，甚至每一滴血浆。也许正是这种力量而非他们自身的意识让他们对彼此痛下狠手。看着他们，我生出一种预感：这一架之后，一切都会不同。我害怕他们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无所顾忌、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破坏力。这些感受抓住了我，我的脑子里像是刮起了旋风，各种疯狂的念头飞速旋转，其中压倒一切的是个奇特而陌生的想法：死亡。
伊肯纳打断了波贾的鼻梁骨。鲜血喷涌而出，从他下巴上流到了地上。波贾痛苦地瘫在地上，啜泣着用撕烂的衬衫擦鼻子。奥班比和我的目光一落到他血迹斑斑的鼻子上就惊叫起来。我知道，这一架还远远没打完。波贾一定会报复，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懦夫。他朝花园方向爬去，试图站起来。我有了个主意。我转向奥班比，告诉他我们应该去找个大人来拉开他们。
“对。”他同意。眼泪顺着他的腮帮往下流。
我们立即奔到邻居家，只看见铁将军把门。我们忘了，这家人两天前就出城了，要到那天晚上才回来。我们匆忙离开时，正好看见我们教会的柯林斯牧师开着厢式车经过。我们拼命朝他挥手，但他没注意到，也没有放慢车速，他的脑袋随车载音响播放的音乐的节奏晃动着。我们沿着露天下水道走，想找到别的大人。下水道里躺着一条死蛇，体量接近蟒蛇，是被石头砸死的。
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大人，是汽车修理工博德先生，他住在离我们家三个街区的一排既没上涂料也没刷清漆的平房里。那房子还没有完工，旁边堆着木头和沙子。博德先生颇有军人之风：身材高大，肱二头肌发达，脸像绿柄桑坑坑洼洼的树皮一样粗硬。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好从汽修铺回来上厕所。这个厕所是他和这排平房另外五个房间的房客共用的。他哼着小曲在靠墙的一个立式水龙头下面洗手，外裤没系好，平角裤倒是拉到了腰部。
“下午好，先生。”奥班比跟他打招呼。
“孩子们，”他应了一声，抬头看我们，“你们好吗？”
“很好，先生。”我们齐声说。
“有事吗，孩子们？”他一边问一边在被污垢和机油染黑的裤子上擦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