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奥班比回答，“我们的两个哥哥在打架，我们，我们——”
“他们流血了，好多血。”既然奥班比说不下去，那就我来，“请跟我们过去，帮帮我们吧。”
他端详着我们涕泪纵横的脸，五官像中风般皱成一团。“怎么回事？”他说着甩了甩手上的水珠，“他们为什么打架？”
“我们不知道，先生。”奥班比不愿多说，“请跟我们过去，帮帮我们吧。”
“行，走吧。”博德先生说。
他快步往房子的方向走了几步，似乎要去拿点儿什么东西，但中途停下，做了个向前的手势：“走吧。”奥班比和我跑了一段，把博德先生落在了后面，我们只好停下来等他。
“我们得快点儿啊，先生。”我乞求道。
博德先生于是光脚跑了起来。快到家的时候，有两个女人靠人行道边缘站着，挡住了我们的路。她们穿着廉价的满是污垢的长袍，每人头上都顶着一袋玉米。奥班比从其中一个身边挤过去，两个小玉米棒子从袋子的破洞里漏了出来。我们不管不顾地往前冲，那女人冲我们的背影咒骂。
跑到我们家院子那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邻居家怀孕的山羊，肚子鼓鼓的，乳房下垂。它蜷伏在我们家院门边，咩咩地叫着，舌头从嘴巴里耷拉下来，就像被扯下来的胶带。它笨拙黑臭的躯体表面沾满了自己的黑屎豆，有的压成了浓稠的糊糊，还有的两颗、三颗或更多颗黏结在一起。从院子那边传来的只有山羊粗浊的呼吸声。我们奔到后院，只看到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沾着血迹的泥土和满地的脚印。他们不可能在没人调解的情况下自己就不打了。他们去哪儿了？有谁来过？
“你们说他们在哪儿打架来着？”博德先生困惑地问。
“就在这儿。”奥班比指着泥地回答，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你确定吗？”
“是的，先生，”奥班比说，“这儿，我们走开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儿。这儿。”博德先生看着我。我说：“这儿，他们就在这儿打架。您看有血。”我指着一块沾有血迹的泥，紧接着又找到一个形似半闭的眼睛的湿漉漉的、圆圆黑黑的斑点。
博德先生迷惑地端详了半晌后说：“那么，他们去哪儿了呢？”他再次环顾四周。我借机擦了擦眼睛，朝地上擤了鼻涕。一只低飞的鸟儿，是只鸽子，停在我右手边的篱笆上，急急地扑扇着翅膀。接着，它像是受了惊吓似的飞起来，滑过水井，朝另一边的篱笆飞去。我抬头想看看伊巴夫的外祖父是不是还坐在那儿。哥哥们打架时他在。可这会儿他也不见了。他不久前坐过的椅子上放着一个塑料杯。
“好吧，我们到屋子里去看看。”我听到博德先生说，“这样才好，咱们走。说不定他们不打了，回屋了。”
奥班比点点头，在前面带路。我留在后院。山羊咩咩叫着朝我走过来。我动了动，想阻止它，但它只是站住了，抬起长角的脑袋，咩咩地叫了起来。这头不会说话的动物在目击了可怕的一幕之后，集中全身的力量，想要给出一番能被理解的报道。
然而，不管多努力，它发出来的只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咩”。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山羊语里的恳求。
我没理睬那只山羊，往花园走去。奥班比和博德先生进了屋，嘴里喊着两个哥哥的名字。在八月轻柔的雨水的浇灌下，花园里的玉米苗长势喜人。我走得小心翼翼，尽量不踩到它们。快走出玉米地，来到堆着旧石棉瓦的墙角的时候，我听到厨房那边传来一声惊呼。我马上飞奔过去，发现厨房里乱作一团。
橱柜上层的门大开着，里面放着一个空的好立克10罐、一罐黄奶油冻和几个摞在一起的空咖啡罐。母亲在厨房里坐的塑料椅倒在门边，扶手断了，黑乎乎的椅脚朝天戳着。堆满脏盘子的水池旁边的案板上积了一摊微红的棕榈油，正沿着案板边缘滴落到地板上。装油用的蓝玻璃瓶侧躺在地上，里面有黑乎乎的渣滓和少量油。一把叉子像死鱼一样静静地躺在那摊红色的油里。
厨房里不止奥班比一个人。博德先生站在他旁边，咬着牙，双手抱头。然而，厨房里还有第三个人，只是他比我们在奥米-阿拉河里抓来的鱼和蝌蚪还缺乏生气。这个人脸朝冰箱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很大，定定地看着某个地方。很显然，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舌头耷拉在嘴唇外面，嘴里渗出的白沫已经在地板上积成了一摊。他的双臂像被钉在一个隐形十字架上，张得很开。他的肚子上插着母亲的菜刀，只露出了木柄，锋利的刀刃完全埋进了肉里。地板上满是他的血：一股有活力的、流动的鲜血正缓缓从冰箱下面流过，同棕榈油汇合，颜色变成诡异的淡红，跟泥土路上的小坑里的泥浆的颜色差不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一情形就像尼日尔河跟贝努埃河在洛科贾汇合，催生了一个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国家。这摊怪异的混合物弄得奥班比像被唠叨鬼附身似的，抖着嘴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红河，红河，红河……”
他还能做什么呢？老鹰已经借着一股常人无法触及的热气流飞上高空，地上的人只能尖叫，哀号。我跟奥班比一样，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我喊着那个名字，但我的声音被阿布鲁的声音取代了。那个名字被污染了，砍伤了，抽空了，死去了，消逝了：伊可纳。
麻雀
伊肯纳是只麻雀。
这个长翅膀的小东西能在眨眼间飞得无影无踪。奥班比和我领着博德先生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流走了。我们在血泊里发现的只是他血淋淋的、受伤的躯壳。我们发现他之后不久，他就被送上了综合医院的救护车。四天之后，他躺在一具木棺材里被一辆轻卡送回了我们的院子。那时候，奥班比和我还没见到他，只有耳朵捕捉到别人口中“棺材里他的尸身”。我们像咽下苦口良药一般咽下了许多人安慰我们的话：“别哭了，会好起来的。”他们没有提到伊肯纳已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旅人。这个不同寻常的旅人不需要肉身就可以行走，他的躯壳毫无知觉地躺着，就像剥完花生后重新合在一起的两片花生壳。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不可能。他被送上了屋外的救护车，我很难想象他再也不会站起来走进屋子。
父亲也知道了，因为他在伊肯纳死后两天回来了。那天下着小雨，空气潮湿，有点儿冷。我在客厅过的夜，当时我正在用手擦窗上的雾气，从擦出来的弧形里看到他的车驶进了院子。这是他在称我们为他的渔人之后第一次回家。他把所有东西都运回来了，显然不打算再离开。母亲跟他说了伊肯纳行为举止的变化之后，他几次想请假，缺席几天在加纳举办的长达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回阿库雷一趟，但都没被批准。伊肯纳死后几小时，母亲给他打了求救电话，她只说了一句：“埃姆，伊肯纳死了！”然后就瘫倒在地上。父亲草草写了辞职信，交给加纳培训中心的一位同事。回到尼日利亚后，他乘坐夜间大巴到约拉，把所有个人物品都装上车，开回了阿库雷。
父亲返家四天后，伊肯纳下葬了。波贾的行踪仍旧是个谜。这场惨剧已经传遍了整个地区，我们家里挤满了前来告诉我们他们所见所闻的邻居，但谁都不知道波贾在哪儿。有个怀孕的女邻居住在马路对面。她说大约在伊肯纳被害的时间，一声大叫把她吵醒了。还有一个在读博士，我们都管他叫“教授”，平时神出鬼没，很少在家——他住在伊巴夫家隔壁的一间平房里。他说他当时正在学习，突然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最终，伊巴夫的母亲转述了她父亲，也就是伊巴夫的外祖父的话，我们才知道当时的细节。两个男孩中的一个（显然是波贾）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没有接着厮打，而是在盛怒之下忍痛跑进了厨房。另一个男孩跟在后面。看得惊惧不已的老人以为架已经打完了，就起身进屋去了。他也不知道波贾去了哪儿。
一大帮人奇迹般地在两天之内赶到了我们家。他们大多数是亲戚。有些我以前见过，其余的只在我们家相册里为数众多的发黄的银版相片上出现过。他们都来自我们老家阿马诺村。我对那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回去过一次，是为了参加父亲的叔叔伊·凯尼奥利沙的葬礼。他年纪很大了，而且行动不便。我们在茂密的森林里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公路上开了很久，来到一块只有寥寥几棵树的地方——那儿的庄稼地里竖着许多稻草人。接着，父亲的标致车颠簸着驶上一条沙子路。路边的人认出了他，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再后来，我们穿着黑衣服，和很多人一起走向举办葬礼的地方。队伍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哭泣声，好像我们一下子从会说话的生灵变成了只会痛哭的活物。我惊讶得无以言表。
这些人到达我们家时的装束跟我上次见到他们时一样：全身上下都是黑色。事实上，在伊肯纳的葬礼上，他自己是唯一穿得不一样的人。他身着白得耀眼的衬衫和裤子，看上去像是个天使，只不过在人间现身时遭遇偷袭，折断了骨头，再也回不了天堂。葬礼上，人人都身着黑衣，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悲痛，只有奥班比和我例外：我们没哭。伊肯纳死后，日子一天天流逝，就好比疖子里的坏血越积越多。除了当初在厨房里看到他那毫无生气的躯体时哭过，我和奥班比之后再也没哭过。就连父亲也哭过好几回：一次是在往我们家墙上贴伊肯纳的讣告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柯林斯牧师第一次上门来悼念的时候。我找不到不流一滴眼泪的合理解释，但我还是坚持不哭——奥班比的决心看来和我一样大——只是紧紧盯着伊肯纳的脸，因为我怕很快就没人记得他了。他的脸洗干净了，还抹了橄榄油，散发着不属于尘世的光辉。虽然他嘴唇上的裂口和眉毛上的伤疤清晰可见，但他的脸色平静得出奇，好像他这个人从没真实存在过，是我和其他哀悼者凭空想象出来的。就在他那样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奥班比说得没错——伊肯纳长胡子了。那些胡子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他下巴下面像是画了一条细线。
棺材里，伊肯纳的尸身——脸朝上，鼻孔和耳朵里塞着棉花球，双手放在身侧，双腿并拢——呈长球体，卵状，鸟的形状。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只麻雀，一个无法设计自己命运的脆弱的小东西。他的命运是设定的。伊博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伊肯纳的守护神法力太弱，而且不负责任，有时候会抛弃守护对象去远行或替人跑腿。伊肯纳到十几岁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他命里注定的所有凶险和不幸，因为他只是一只身处危险世界的小麻雀。
六岁时，他跟人一起踢足球，被一个男孩踢中了裆部，一个睾丸移位到了阴囊外面。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们火速给他做了睾丸移植；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家医院的另一间手术室，母亲也在接受急救，因为她一听到伊肯纳受伤的消息就晕倒了。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苏醒过来了。母亲如释重负，之前她以为他要死了，悲痛过度；伊肯纳的阴囊里装了个小球体，代替他移位的睾丸。接下来三年他都没有踢过球。再次开始踢球后，看见球朝他飞过来，他常常不由自主地用手护住裆部。此事过后两年，也就是他八岁的时候，他坐在学校的一棵树下，被蝎子蜇了。他再次被救回来；但右腿永久受损，比左腿细了一号。
葬礼在圣安德鲁公墓举行。公墓四周有围墙，里面遍布墓碑，还有几棵树。公墓里贴满了葬礼告示。有的讣告打印在A4纸上，贴在送我们教会会众和其他来宾去参加葬礼的巴士上，还有的贴在父亲汽车的风挡玻璃和后窗玻璃上。有一张贴在我家外墙上，就在一九九一年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用炭笔写在一个圈里的邮政编码旁边。另一张贴在我们家院门外的电线杆上，还有一张贴在教会的布告栏里。讣告还贴到了我的学校——伊肯纳以前也在那儿上学——和后来伊肯纳跟波贾一起就读的阿库雷阿奎那学院门口。父亲决定只在必要的地方张贴讣告：“告知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就够了。”讣告最上端的“讣告”二字印得有点儿模糊。几乎所有讣告用纸都太白，衬得伊肯纳的照片格外暗淡，让他看起来像个十九世纪的人。照片下面写着：虽然你过早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深深地爱着你。希望到时在天国再见。再下面是这样几行字：
伊肯纳·A.阿格伍（1981-1996）
走在他的父母
阿格伍先生与夫人，以及他的弟弟妹妹
波贾、奥班比、本杰明、戴维和恩肯·阿格伍前面
在葬礼上，临到往墓穴里填土的时候，柯林斯牧师要求家属围绕他站成一圈，其他人退后。“请稍稍往后退一点儿。”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伊博语口音，“哦，谢谢，谢谢你。愿主祝福你。请再往后站站。愿主祝福你。”
我们家人和亲属环绕墓地站好。有的面孔自打我出生以来还是头次见到。大家差不多站定后，牧师要求我们闭上眼睛祈祷，这时母亲发出一声痛苦的呐喊，让我们再次被悲伤淹没。柯林斯牧师没有停顿，继续用颤抖的声音祈祷。您容许和接纳他的灵魂入您的国……我们知道您给予，也带走……您赐予我们承受痛苦的勇气……谢谢您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您听见了我们的心声。虽然他的祈祷词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但所有人都会在每一句祈祷词结束后高声说“阿门”。接着，大家轮流上前，每人铲一锹土送进墓穴，再把铁锹递给下一个人。等着的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天边堆满了羊毛状的深灰色云朵，我想就算白鹭飞过也会变灰。我正想得出神，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垂眼一看，原来是奥班比泪眼汪汪，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递铁锹给我时手在发抖。铁锹又大又重，背后粘的土加重了它的分量。铁锹的柄摸着很凉。我奋力铲起一锹土，双脚顿时陷进了沙土里。把土送进墓穴之后，我把铁锹传给了父亲。他接过去，铲起好大一堆土，撒进墓穴里。他是一圈人里最后一个动手铲土的，铲完后放下铁锹，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
接着，牧师像接收到某人的信号般清了清嗓子，向前迈了一步，结果险些踩在墓穴边缘，好不容易才稳住没摔下去，带得沙土扑簌而下。有个男人伸手拉住了他，他再往后退了一点儿。
“现在，请容许我读一小段《圣经》。”牧师站稳后说道。他说起话来一顿一顿的，那些单词像是一只只热带草蜢从他嘴巴里飞出来，然后停住，再起飞，再停住。他的喉结上下滑动。“我们读《希伯来书》，使徒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信，第十一章第一节。”他抬起头，严厉的眼神扫过每一位哀悼者。然后，他略略弯了弯腰，诵读起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牧师读经时，我不知怎的很想观察奥班比，判断他此刻的感受。我看着他，那些有关我们失去的两个哥哥的记忆涌上心头。似乎过去突然炸开了，碎片在他眼睛里漂浮，就像气球里的五彩纸屑。一开始，我看到的是伊肯纳。他脸拉得很长，眼睛眯着，怒气冲冲，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奥班比和我。那是在我们去奥米-阿拉河的路上，靠近埃桑草丛的地方。他命令我们跪下，因为奥班比嘲笑白衣教，那是“对他人信仰的不敬”。接着，我看到伊肯纳和我坐在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橘子树的树杈上，扮演约翰上校和兰博11，等着袭击奥班比和波贾。他们俩分别扮演胡克·霍根和查克·诺里斯12，正埋伏在我们家门廊上。他们不时冒出头来，用玩具枪瞄准我们，嘴里发出射击声——突突突。要是他们跳起来或者尖叫，我们就用炸弹爆炸声回应——砰！
我看见伊肯纳身穿红背心，脚踩我们小学操场上画着的白线。那是一九九一年，我刚刚代表蓝队跑完了学前班的比赛，是倒数第二名——我好不容易才把白队的选手甩到后面。母亲揽着我，跟奥班比还有波贾一起站在一根长绳后面，那根绳子两头系在两根杆子上，把观众席和田径场区分隔开来。我们站在边线上为伊肯纳加油。波贾和奥班比时不时地鼓掌。远处有人吹响了哨子，伊肯纳同另外四个分别身穿绿、蓝、白、黄颜色衣服的学生并排单膝落地。兼任体育组组长的“百事通”劳伦斯先生喊道：“各就各位！”等所有选手都像袋鼠一样抬起一条腿，指尖向下，他再次叫道：“预备！”他喊出“跑”的时候，运动员们看上去都已经开始跑了，但还是肩并肩地排成一条线。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拉开了距离。他们衬衣的颜色一闪而过，立刻就被其他颜色所取代。后来，绿队选手绊倒了，带起一阵尘土。选手们都被尘土吞没了，但波贾很快就看到伊肯纳在终点线那儿举臂欢呼；接着我也看见了。他瞬间就被同样穿红背心的人围住了。他们都在大声叫喊：“红队赢了！红队赢了！”母亲高兴地抱着我跳了起来，然后猛然僵住了。我马上就明白为什么了：波贾已经从隔离线下钻了过去，高叫着“艾克，冠军！艾克，冠军！”，朝终点线飞奔而去。紧随其后的是手拿长藤条、负责看守隔离线的老师。
等我的心神回到葬礼现场，牧师已经读到了第三十五节。他的声音变大了，带着魔咒的意味。他读的每一节都挂在思维的鱼钩上，像上钩的鱼儿一样跳动着。牧师合上卷角的《圣经》，夹在腋窝下，拿一块早已湿掉的手帕擦了擦眉毛。
“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他说。
作为回应，在场所有人的祷告声汇成了一股洪流。我紧闭双眼，用最大的音量背诵：“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灵的恩赐，永远与我们同在。阿门。”
阿门声渐渐低下去，在巨大的墓园里一排排沉寂的石碑间回响。牧师向掘墓人做了个手势。葬礼期间，他们一直坐在别处说笑。在牧师示意下，这些古怪的男人立即聚拢过来，急急忙忙地往回填土，加快了抹去伊肯纳的进程。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一旦他们用土盖住了他，就没有人会再见到他。随着土块落下，又一阵悲痛袭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像撒播种子的豆荚一样裂开了。我没有哭，但我能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失去的痛。那些掘墓人的冷漠令人困惑。他们挖土的动作加快了。其中一个人停下来，从已经部分遮住伊肯纳的土堆里拔出一个满身泥泞的压扁的水壶。我看着他们挥锹，同时在自己脑海中冰冷的土壤里挖掘。突然，我明白过来——事情总是在过去之后才看得明白——伊肯纳是只脆弱的小鸟：他是一只麻雀。
小事就能让他辗转反侧。渴望常常拂过他忧郁的心灵，他的悲伤无处存放。小时候，他常常坐在后院，双手抱膝，沉思冥想。同父亲一样，他极为挑剔。他会把小事钉到大大的十字架上，会因为对人说错了一个字而思来想去——他很怕别人的责难。他无法容忍讽刺或反语，这些东西让他心烦意乱。
像麻雀一样——我们相信麻雀是没有家的——伊肯纳的心灵没有家园，没有固定的忠诚对象。远的和近的，小的和大的，陌生的和熟悉的，他都爱。但唯有小事吸引着、耗费着他的悲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一九九二年养过几天的一只小鸟。那是圣诞节前夜，别人都在屋里跳舞，唱圣诞歌，吃吃喝喝，他却一个人坐在屋外的走廊上。突然，一只小鸟掉在他面前的地上。伊肯纳弯下腰，在暗夜里一点点靠近它，最后将它柔软的小身体包裹在手中。这是一只被人捉住、拔掉好多羽毛后逃出来的麻雀，腿上还缠着一段线。伊肯纳的灵魂附到了麻雀身上。接下来的三天，他小心地守着它，用能找到的吃食喂养它。母亲让他把它放了，他不肯。三天后的早上，他捧着小鸟毫无生气的身体到后院挖了个洞；他的心碎了。他和波贾朝麻雀身上撒土，直到把它埋住。伊肯纳自己也是这么消失的。先是哀悼者，然后是葬礼承办人，他们朝他身上撒土，渐渐盖住了他被白布包裹的躯干、双腿、双臂、脸和一切，直到他在我们眼前消失。
真菌
波贾是一簇真菌。
他的身体里充斥着真菌。他的心脏供给身体的血液里满是真菌。他的舌头被真菌感染了。也许他体内多数器官都被真菌感染了。因为他的肾脏被真菌占据，他一路尿床到十二岁。母亲怕他是被人施了尿床咒。她带他去祈祷，在他每晚入睡前给他的床边上涂油——用祈祷加持过的小瓶橄榄油。但波贾照旧尿床，羞耻感也救不了他。他每天早上晒床垫——床垫上往往印着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尿渍——都有可能被街坊的小孩看见，尤其是被伊巴夫和他的堂兄弟图比从他们家二层小楼居高临下看见。一九九三年那个早上，也就是我们见到M.K.O.那一天的早上，正是因为父亲嘲笑他尿床，他才在学校闹了起来。
真菌的宿主并不知道真菌的存在。同样，伊肯纳死后四天，波贾一直待在我们院子里，但谁也没看见他。就在整个区，甚至整个市的居民都在拼命搜寻他的同时，他悄无声息地躲在院子里，跟谁都不讲话。他没有留给尼日利亚警方任何他就在附近的线索。他甚至没花心思去约束那些像扑向蜜桶的蜂群一样涌进我们家的哀悼者。他不介意自己的照片被人用变浅的油墨打印在告示上，像爆发的流感一样在镇上随处可见——公共汽车站、停车场、汽车旅馆和车道上——也不介意自己的名字被镇上的居民挂在嘴边。
波贾诺尼米欧科普（波贾）·阿格伍，14岁，1996年8月4日从位于阿拉罗米街阿库雷高中路21号的家中走失。身穿褪色的蓝T恤，上面印有巴哈马海滩图案。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他的T恤上有血迹，而且已经撕破。有知情者请联络最近的警察局，或拨打电话04-8904872。
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和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局所属频道对他进行了很多报道，他的照片在阿库雷居民家的电视机里循环播放，但他不抱怨。他不肯现身，连行踪也不让人知道，而是决定潜入我们晚间的梦境和母亲错乱的幻觉。于是，在奥班比的梦里，他坐在我们家客厅的大沙发上——就在伊肯纳葬礼的前夜——被电视机里憨豆先生的搞笑举动逗得直乐。母亲常说看见他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她一惊呼或者一开灯，他就会消失。然而，波贾不是普通的真菌，他代表了这个物种的许多表现形式。他是一种破坏性的真菌：一个力量型的人，用蛮力闯入这个世界，又用蛮力把自己逼出这个世界。一九八二年的一天，母亲在床上小睡，他突然在她的子宫里闹腾起来。突如其来的分娩让她痛得像被灌肠一样。他踢的第一脚就像一发子弹，瞬间击中了母亲。她痛得摔下床，好不容易才爬回床上，尖叫连连。当时我们的父母租住在别人家里。房东太太应声赶来，发现情况紧急，来不及送母亲去医院，于是关上门，拿一块布包住母亲的双腿，对着母亲的私处拼命地吹气扇风。母亲就在她和父亲的床上生下了波贾。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那一天，她流了好多血，血甚至透过床垫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擦不掉的大污点。
他不让我们安生。那些日子，父亲几乎没工夫坐下来。我们从葬礼上回来不到两小时，他就宣布要去警察局打听搜寻波贾的最新进展。当时我们都坐在客厅里。不知为什么，我追着他跑了出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什么事，本？”他转身问道，食指上钩着一串钥匙。我注意到他裤子拉链没拉上，在回答前先指了指。“什么事？”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拉链，又问了一遍。
“我想和你一起去。”
他拉好拉链，凝视着我，好像我是挡在他前行道路上的可疑物体。也许他注意到，自从他返家以来，我一滴眼泪都没流过。警察局位于一条旧铁路旁边。那条铁路在绕了个圈后朝左通向一条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道路。警察局是个大院子，院子里的布遮阳篷下停着几辆警车，车身是黑色的——尼日利亚警方的颜色。遮阳篷的立柱固定在插进水泥地面的铁管里。几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男人在一个破旧的遮阳篷下大声争论，警官们只听不说。我们一路走向接待处。接待处巨大的木栅栏后面坐着一位警官——他一定是坐在高脚凳上。父亲问他能否见到副局长。
“你能自报家门吗，先生？”那个警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边说话边打哈欠，“先生”一词被拉得很长，像挽歌的尾声。
“我是詹姆斯·阿格伍，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员工。”父亲说。
父亲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红色身份证给他看。那个警官仔细审视了一番，脸先是拧成一团，然后和颜悦色起来。递回身份证的时候，他脸上已经挂起了大大的笑容，还用一只手揉太阳穴。
“老板，有好处吗？”那人说，“你懂的，老板。”
那人索要贿赂的暗示让父亲觉得很烦。他深恨肆虐于尼日利亚的各种形式的腐败，经常抱怨。
“我没工夫和你扯。”父亲说，“我孩子失踪了。”
“啊！”那个警官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可怕的事实，叫了起来，“原来你就是那两个男孩的父亲！”他脱口而出。接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抱歉，先生。请稍候，先生。”
那个警官吆喝了一声。另一个警官出现在过道里，走起路来把地板跺得砰砰响，姿态笨拙。跺了一会儿之后，他停下来，把一只手举到黑瘦的脸旁边，指尖正好落在耳朵上方，然后将手放回大腿外侧。
“带他去奥加副局长的办公室。”接待我们的警官用英语下了命令。
“是，长官！”小警官大声回答，又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脚。
这个警官让我觉得很面熟。他走到我们面前，一脸严肃。
“对不起，先生，在您进去之前，我们得搜一下身，很快。”
他把父亲浑身上下拍了一遍，裤袋也掏了掏。他还瞪着我看了一会儿，似乎他的眼睛就是扫描仪。接着，他问我口袋里有没有东西。我摇摇头。他信了，转过脸，再次把手举到耳朵上方敬礼，同时向另一个警官大声报告：“一切正常，长官！”
后者草草点了个头，示意我们跟他走，把我们带进了大厅。
副局长身材瘦削，个子很高，五官突出。前额宽广得像在脸上盖了一块石板，眼窝深陷，眉毛像肿了似的鼓起来。我们一进去，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阿格伍先生，对吗？”他说着握了下父亲的手。
“是我，这是我儿子本杰明。”父亲低声说。
“好的，欢迎。请坐。”
父亲在他办公桌前面唯一的椅子上坐下，示意我坐在靠门的墙边的另一张椅子上。这是一间老式的办公室，里面有三个橱柜，全都塞满了书和文件夹；因为停电，褐色的窗帘没拉拢，一束明亮的日光流泻进来。空气里有薰衣草的味道，这味道让我想起父亲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阿库雷分行上班时的办公室。
一等我们坐下，那人就把胳膊肘放在桌上，十指交叉，说道：“嗯，阿格伍先生，很遗憾，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你儿子确切去向的消息。”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双手松开，然后迅速往下说，“但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询问了住在你家附近的某人，她说那天下午曾看见你儿子在某个地方过马路；她描述的那个男孩的形貌同你描述的一致——她看见那个男孩的衣服上有血迹。”
“她说他去了哪个方向？”父亲激动地问道。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我们在彻底调查。我手下的警员们——”副局长停下来，用手遮着嘴咳嗽了一声，轻轻打了个颤。
父亲咕哝了一句“真为你难过”，那人表示感谢。
“我是说，我们的警员们正在搜查。”他朝手帕里吐了一口痰，继续说道，“但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提供赏金，搜查将无济于事。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想办法吸引镇上的居民参与。”他翻开面前的硬皮本子，一边讲话一边像是在仔细阅读，“有了钱，我相信会有人提供线索的。我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就像借着暗淡的月光扫大街。”
“我明白您的意思，副局长。”父亲过了一会儿才出声，“但这件事我想相信自己的直觉。在您的初步搜查结束后，我会按自己的计划进行。”
副局长迅速点了点头。
“我有种感觉，他没事，只是躲在某个地方。”父亲又说，“也许他只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才躲了起来。”
“对，有可能。”副局长稍稍提高了音量。他似乎坐得很不舒服：他扳动椅子下方的把手做了调整，把双手放在桌上，一边说话一边机械地收拾散落在桌上的纸张。“你知道，一个孩子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是说，杀了自己的亲哥哥，会害怕的，成年人也会。他可能怕我们警察，甚至怕父母，怕未来，怕一切。他可能已经不在镇上了。”
“对。”父亲摇摇头，语气悲哀。
“我想起来了。”副局长打了个响指，“你们有没有问过附近的亲戚——”
“问了，但我觉得希望不大。我的儿子们很少走亲戚，只在很小的时候去过，而且都是跟着我或者他们母亲去的。再说，我们的亲戚大都来了这儿。他们都没见过他。亲戚们过来是为了参加他哥哥的葬礼。葬礼几个小时前才结束。”
我盯着副局长看，心想，他和他背后画框里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军人——尼日利亚的独裁者萨尼·阿巴查将军——太像了，结果被他发现了。
“我懂你的意思。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我们希望他能自行返回——在想通了之后。”
“我们也希望如此。”父亲闷声闷气地重复了好几遍，“谢谢您，先生。”
那人又问了父亲几句，但我没注意，因为我的大脑再次一片空白。在那片空白里，肚子上扎着刀的伊肯纳的形象浮现出来。父亲和那人都站了起来，握了握手。我们离开了办公室。
波贾还是一种自曝行迹的真菌。他失踪的这四天，谁都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在哪儿，这让我们备受煎熬。四天后，他主动现身了，因为母亲悲痛欲绝，他看不下去了。也许他还知道父亲也快垮了，而且几乎没法在家里待，因为母亲一看见他就要骂他，责怪他。伊肯纳死后，父亲开车回家的那个早上，她跑过去，打开车门，把他从车上拽到瓢泼大雨里，尖叫着揪住他的衣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她哭着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管不住他们了？有没有？埃姆，你难道不知道，墙上不开裂，没有蜥蜴会爬进来？埃姆，你知不知道？”她抓住他，怎么都不松手，哪怕被吵醒的阿巴提夫人跑进我们院子恳求她让父亲进屋也不行。“不，我不，”母亲抗拒着，哭得更厉害了，“看看我们，你看呀。我们张开了嘴，埃姆，我们张大了嘴，结果我们吞下了一堆什么东西。”
我不会忘记，母亲被人从父亲身上扒下来之前，没法呼吸、浑身湿透的父亲镇定得超过我的想象。过去四天里，母亲多次试图攻击他，一再被前来安慰我们的人拉住。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波贾发现母亲没心思给恩肯喂奶，恩肯只好黏着父亲，哭个不停。奥班比多数时候都在照顾戴维。戴维也一样，动不动就哭，有一次因为缠着母亲不放还挨了打。也许，这一切波贾都看在眼里，他同情恩肯，也同情我们其他人。也许，他只是藏不住了，只能现身。到底什么原因，是没法弄清楚了。
父亲和我从警察局回来后不久，他就现身了。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的商业新闻“寻人启事”里刚刚播出了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他蹲着，手伸向摄影师，好似下一刻就会把后者打倒。“寻人启事”之前播出的新闻是，尼日利亚奥运会梦之队携男子足球金牌回归拉各斯，被欢迎的人群团团围住。当时我们——奥班比、父亲、戴维和我——正在吃甘薯蘸棕榈油酱料。母亲依旧穿着一身黑衣，躺在客厅另一边的地毯上。恩肯被药剂师博斯妈妈抱在手里。一位前来参加葬礼尚未离去但当晚就要坐夜间大巴回阿巴的婶婶坐在博斯妈妈和母亲旁边。母亲正同她们两位谈论心境怎么才能安宁，别人对我们家的不幸有什么反应。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电视里，梦之队的奥斯汀·杰伊-杰伊·奥科查正在阿索岩13同阿巴查将军握手。突然，邻居阿巴提夫人尖叫着跑了进来。她是来我家院子里打水的。我们的井有三米多深，据说是我们这个地区最深的井之一。邻居们，特别是阿巴提一家，在自家水井干涸或水量不足的时候常来我们家打水。
阿巴提夫人扑倒在防风门的门槛上，连声高叫：“呜哦！呜哦！”
“博蓝乐，怎么了？”父亲问。这女人的叫声让他跳了起来。
“他在……井里，呜呜，呜哦……”阿巴提夫人一边哭泣一边悲痛地在地上蠕动，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来。
“谁？”父亲大声问，“什么，谁在井里？”
“就在那儿，在那儿，在井里！”那女人重复道。波贾不喜欢她，常常叫她“荡妇”，他说他看见过她进“美好房间”汽车旅馆。
“我说了，谁？”他的话刚出口，人已经朝门外跑去。我跟着跑，奥班比在我后面。
水井的金属盖有点儿旧了，水深两米多。我们邻居的塑料桶滚落在井沿附近。波贾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衣服在他背后鼓得像个打足了气的气球。透过水面可以看见他睁着一只眼睛。另一只肿胀的眼睛闭着。他的头半露出水面，抵着井壁褪色的砖头。浅黑色的双手浮在水面上，好像在跟一个只有他能看见的人拥抱。
说起来，这口他借以藏身的井同他的人生颇有渊源。两年前，一只母鹰——大概是瞎了或残了——坠入没盖盖子的水井淹死了。同波贾一样，过了好多天才被人发现。起初，它静静地沉在水下，就像混入血液里的有毒物质。时候到了，有毒物质开始扩散。那时，它的尸身已经开始腐烂。这事发生在一九九一年左右，当时波贾刚刚在德国福音传教士布永康牧师14组织的“伟大福音十字军”聚会上皈依耶稣基督。鸟尸被从井里捞出来以后，波贾受传教影响，认为如果自己为井水祈祷，喝井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宣布他会这么做。他对《圣经》中的一段话深信不疑：“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15父亲去找水务部的官员来净化井水。我们都等着，只有波贾喝了一杯井水。伊肯纳怕他会死，就向父母告了密。父母惊慌失措。父亲发誓一定会拿鞭子好好地抽波贾一顿，不过首先得送他去医院。检查下来，他一切正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一次，波贾征服了水井。数年后，水井征服了他。它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的尸身被捞出来之后，体形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群从我们那个地区的每个角落涌来，奥班比则呆立不动，惊恐地用眼睛瞪着我。那时候，在西非的小社区里，我们家这样的悲剧传播得跟哈麦丹风导致的森林大火一样快。阿巴提夫人的叫声刚落，熟人也好，陌生人也好，就涌进了我们院子，直到再也进不来人。跟伊肯纳离世那次不同，奥班比和我都没有试图拦下波贾的尸身。那一次，奥班比好不容易才停止念叨“红河，红河，红河”，紧接着就抱住伊肯纳的头，发疯似的对着他的嘴送气，嘴里恳求着“艾克，醒过来，请你醒过来”，直到博德先生把他从伊肯纳身边拉开。这一次，父母都在场，我们就站在阳台上看。
人太多了，我们几乎看不见下面的事态进展，因为阿库雷和非洲多数小镇的居民都是鸽子：它们是被动的生物，要么在市场上懒洋洋地啄食，要么在操场上蹒跚而行，仿佛在等待谣言或新闻。哪里有人丢下一把谷子，哪里就会聚集起一群鸽子。人人都认识你，你也认识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你的兄弟，你也是每个人的兄弟。很难找到一个没人认识你母亲或兄弟的地方。我们的邻居也是鸽子。阿巴提先生来的时候，身上只穿着一件白汗衫和一条褐色短裤。伊巴夫的父母穿着同色的传统服饰，应该是刚刚参加过什么活动，没换衣服就来了。来人里还包括博德先生。就是他下井把波贾送上来的。
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我得知有人往井里放了一架梯子，博德先生爬下去，一开始打算单手把波贾拉出水面，但波贾的尸身太沉重，他没成功。于是，博德先生一只手撑着井壁，又试了一次。这下，波贾的衬衫从胳膊下面裂开了，梯子往下沉了沉。站在井边的三个男人赶快拉紧博德先生，以防他滑落到井里。一个人拉着博德先生，另两个人抱着前面人的腿和腰。博德先生又试了一次，沿着梯子再往下走了两级。这一次他把波贾从沉睡了几天的水墓里拉了出来。围观的人群同《圣经》里围观拉撒路从墓中复活的人群一样，高声喝彩。
然而，他的形象可不像什么死后复生，而是让人难忘的、骇人的、肿胀的死物。父亲不想让这样的形象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于是强令奥班比和我进屋。
“你们俩——坐这儿。”他喘着粗气说，脸色同往常迥异。不知不觉，皱纹已经爬上了他的脸庞，红血丝充斥着他的眼眶。我们坐好后，他跪下来，把手放在我们两个的大腿上。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将成长为坚强的男人。你们将直视世界，命令它为你们让路……凭着……跟你们两个哥哥一样的勇气。明白吗？”
我们点点头。
“很好。”他说，心不在焉地一再点头。
他低下头，把脸埋在双掌间。我能听见他一边机械地咕哝一边磨牙，咕哝的内容我们只听清了“耶稣基督。”他低头时，我看见他头顶秃掉的地方形状跟爷爷的不一样，只是在一圈头发里藏着一块扇形的光头皮。
“奥班比，还记得你几年前说过的话吗？”父亲抬起头来问。
奥班比摇摇头。
“你忘了。”他脸上闪过一丝伤感的笑容，“M.K.O.暴动的时候，你哥哥艾克开车带你们来我办公室那天，你说了什么？就在餐桌旁说的。”他指着那张堆满了残羹剩饭的餐桌。苍蝇在饭菜上爬。杯子里是没喝完的水。热水罐自顾自冒着热气，并不知道喝水的人不在。“你问，要是他们死了，你该怎么办。”
这次，奥班比点了点头。他跟我一样，想起了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发生的事。那天晚上，父亲开着自己的车把我们带回家。我们一边吃晚饭一边轮流讲暴动见闻。母亲说，她和朋友们跑进了附近的军营，亲M.K.O.的暴动者夷平了市场，杀掉了所有他们认定的北方人。等大家都讲完了，奥班比说：“要是伊肯纳和波贾老了、死了，本和我该怎么办？”
除了两个小的、奥班比和我，其余人都哈哈大笑。虽然我之前从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奥班比，那时候你也老了；他们不比你大多少。”父亲忍着笑意回答。
“好吧。”奥班比犹豫了，不过只犹豫了一小会儿。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他们，疑问在他脑海里奔腾欲出。“可是，要是他们死了怎么办？”
“你能不能闭嘴？”母亲朝他嚷嚷，“老天呀！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你的哥哥们不会死，听到了吗？”她拉住自己的一个耳垂。奥班比被恐惧攫住了，肯定地点点头。
“好了，吃饭！”母亲怒喝。
奥班比沮丧地垂下头，默默地对付晚饭。
“事已至此，”父亲在我们点头后继续说道，“奥班比，轮到你开车把自己、你的弟弟们——坐在这里的本，还有戴维——送到安全的地方了。他们会把你当成大哥。”
奥班比点点头。
“我不是说你应该开车，他们应该坐你的车。不是这个意思。”父亲摇摇头，“我的意思是，你得带领他们。”
奥班比又点了点头。
“带领他们。”父亲含糊地说道。
“好的，爸爸。”奥班比回答。
父亲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鼻子。鼻涕顺着他的手背流下来，颜色像凡士林。看着他，我想起了在《动物图册》里读到的话。那上面说，大多数老鹰只下两个蛋。先破壳而出的小鹰往往会杀死后孵出的小鹰，尤其是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书里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该隐与亚伯综合征。”我还读到，虽然小鹰的爸爸妈妈们威猛强壮，但它们听任兄弟相残。也许，这种残杀发生的时候，它们不在巢里，也许它们飞出去老远为全家捕食。等他们抓到了松鼠或者老鼠，急急忙忙御风而归的时候，发现小鹰已经死了——也许两只都死了：一只血淋淋地倒在巢里，暗红色的鲜血渗透了鹰巢；另一只漂在附近的水池里，体形肿胀了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