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俩都待在这儿，”父亲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等我叫你们再出来，好吗？”
“好的，爸爸。”我们齐声说。
他起身要走，但又迟疑地转过身来。我相信他本来想说一个完整的句子，也许是一句恳求：“我请求你们——”但他没有说完。他把我们留在屋里，自己出去了。我们都很吃惊。
父亲走后，我才想到，波贾还是一种自我毁灭型的真菌：它会占据某个有机体，然后慢慢地启动毁灭程序。他对伊肯纳就是这么做的。首先，他让伊肯纳情绪低落。接着，他在伊肯纳身上戳了一个致命的洞，让伊肯纳灵魂出窍，血液流出，在身下汇成血河。此后，他跟他的同类一样，掉转枪头，毁灭了自己。
波贾自杀的事，是奥班比最早告诉我的。他是从聚集在我们院子里的人那里获悉的，一直在等待时机告诉我。父亲一出门，他就转向我说：“你知道波贾做了什么吗？”
我被狠狠地刺痛了。
“你知道吗，我们喝过从他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奥班比又说。我摇摇头。
“听着，你什么也不知道。你难道连他头上有个大窟窿都不知道吗？我——看——到了！今天早上，我们还用井水泡过茶，而且每个人都喝了。”
我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在井里待那么久。“如果他在里面，一直都在，在——”我说不下去了。
“接着说。”奥班比说。
“要是他一直都在那儿，在——”我结巴起来。
“然后呢？”他说。
“好吧，如果他在里面，今天早上我们打水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他？”
“因为淹死的东西不会马上浮上来。听着，还记得掉进卡约德家贮水桶里的蜥蜴吗？”
我点点头。
“还有，记不记得两年前掉进井里的鸟？”
我再次点头。
“跟这些一样；总是这样。”他疲惫地指了指窗户，又重复了一遍，“就像那样——总是那样。”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倒在床上，盖上母亲给我们的裹身衣。那件裹身衣上印满了老虎图案。我看到他的脑袋在裹身衣下面一动一动的，听到他发出压抑的抽泣声。我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肚子越来越难受，就好像有只迷你野兔在里面啃啊啃。终于，一股酸味涌上我的喉咙。我朝地上吐出一块黏糊糊的食物，然后一阵猛咳。我弯下腰，又吐了几口。
奥班比从床上跳起来奔向我：“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想回答，但做不到——野兔的抓挠已经深入骨髓。我喘不上气来。
“呃，水，”他说，“我给你弄点儿水来。”
我点点头。
他拿来了水，淋在我脸上，但我感觉自己就像浸在水里，快要淹死了。水珠滑下我的脸庞。我喘着气，发疯似的把它们抹去。
“你没事吧？”他问。
我点点头，含糊地说道：“没事。”
“你应该再喝点儿水。”
他去拿了一杯水。
“拿着，喝吧，”他说，“别再害怕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在迷上钓鱼前，有一次我们从足球场回家，一条狗从一栋未完工的房子的一个洞穴般的房间里蹿出来，冲我们直吠。它很瘦，肋骨历历可数。身上的斑点和未愈合的伤口像菠萝上的黑点一样多。这可怜的畜生朝我们走来，走走停停，一副挑衅的派头。虽然我热爱动物，但我怕狗，怕狮子、老虎和其他所有猫科动物，因为我读过的书里讲了太多它们怎么把人和其他动物撕成碎片的故事。我吓得尖叫起来，紧紧抓住波贾。为了安抚我，波贾捡起一块石头砸向那条狗，结果没砸中，倒是让它吓了一跳，呜呜叫着逃走了，身上的骨头一突一突的，细尾巴摇来摆去，在泥地上留下两串脚印。波贾转向我：“狗跑了，本。别再害怕了。”我立刻就不怕了。
我喝着奥班比端来的水，觉察到外面的喧闹突然加剧了。有警笛声在不远处响起，越来越近。接着，有人大声命令围观者为“他们”让路。显然，救护车到了。有人抬起波贾肿胀的尸体，走向救护车，院子里一阵骚动。奥班比飞奔到客厅窗口，看他们把波贾的尸身送上救护车，一方面要确保父亲看不见他，另一方面还得留神照看我。警笛再次拉响，震耳欲聋。他回到我身旁。我已经喝完水，也不再呕吐，但我的大脑仍然转个不停。
我想起伊肯纳把波贾推倒在铁盒上的那一天奥班比告诉我的事。当时他静静地坐在我们卧室一角，像着了凉似的双手抱胸。后来，他问我有没有看见之前伊肯纳走进我们房间时口袋里装着什么。
“没有，装了什么呀？”我问他，但他只是茫然地凝视前方，嘴巴张着，大门牙显得比实际要大。他带着这副神情走到窗口，目光落在篱笆上，一长列兵蚁正在行军。之前下了好多天雨，篱笆还是湿的，上面挂着块破布，水滴成一条线，缓缓滑向墙脚。墙的上方，地平线那里，悬着一朵积云。
我耐心地等待奥班比回答，但等得实在太久了，就再问了一遍。
“伊肯纳有一把刀——在他口袋里。”他回答的时候没有回头看我。
我一下子坐直了，然后奔向他，就好像有什么野兽顶穿了墙壁闯进房间里要吃我似的。“一把刀？”我问。
“对，”他点头说，“我看见了，是妈妈的菜刀，波贾杀鸡用的那把。”他又摇了摇头。“我看见了。”在重复这句话之前，他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好像那里有人点头确认他说得没错。“他拿了一把刀。”他的脸扭曲了，声音落下来，“也许他想杀波贾。”
救护车的警笛再次响起，围观人群的喧嚷声震耳欲聋。奥班比从窗口走向我。
“他们把他带走了。”奥班比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他拉起我的手，温柔地叫我躺下，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这时，因为一直蹲在地上呕吐，我的腿都软了。
“谢谢你。”我说。
他点点头。
“我打扫完了就来陪你躺着，你别动。”说完，他朝房门走去，但转念一想，又停下来笑了，双眼下面各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本。”他叫道。
“嗯。”
“艾克和波贾死了。”他的下巴抖动起来，下嘴唇噘着，两颗泪珠滚落下来，留下两道湿痕。
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就点了点头。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他把呕吐物扫进畚箕。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在想象波贾是怎么死的。听说他是自杀的。他是怎么自杀的呢？在我的想象中，他戳了伊肯纳一刀后，站在尸体旁哭泣，突然意识到这一刀下去，他就像洗劫古老的藏宝洞那样把自己的一生都给掠夺光了。他一定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为此害怕不已。正是这些念头让他鼓起了可怕的勇气，把自杀的念头像注射吗啡一样注射进他大脑的静脉，让大脑慢慢死去。让大脑已死的人动动腿、挪挪身体一定很容易。恐惧和对未来的不安如丝线般缠住了他的心灵，缠得越来越厚，越来越鼓，直到他飞身一跃——头朝下，像潜水员那样，像他往常跳进奥米-阿拉河那样。那一刹那，他一定感觉到一股气流冲进眼眶。他悄无声息地入水，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没有说出一个字。入水的时候，他的心跳一定没有加速，脉搏也一定没有变快。他一定保持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在那样的心境下，他一定隐约看到了一个幻象，一组由他的过去组成的蒙太奇，其中一定有以下这些静止的图像：五岁的波贾骑在我们院子的橘子树的高枝上，唱着巴提摩拉16的《泰山男孩》；五岁的波贾在学校晨会时没忍住，将大便拉在了裤子里，却被叫起来，带领全校师生诵读主祷文；十岁的波贾在我们教会一九九二年的耶稣降生剧里扮演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丈夫——木匠约瑟。M.K.O.告诫波贾不要打架，永远不要！今年早些时候，波贾还是个狂热的钓鱼爱好者。他一路沉到井底的过程中，这些图像一定像蜂窝里的蜜蜂一样挤满了他的脑海。他的头撞到井底，蜂窝碎了，图像全散了。
在我的想象中，这飞身一跃的速度一定很快。他的头一定是先撞到了井壁上凸起的石头，之后是爆裂的声音，头骨裂了，骨头断了。血在他的头颅里先是潺潺流动，然后溢出来，打着漩儿。他的头骨一定撞碎了，连接头部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血管全都断开了。他的舌头在撞上的那一刻一定吐到了嘴巴外面，耳膜像陈旧的面纱一样被撕裂了，有几颗牙齿像骰子一样被丢在口腔里。之后必然还有一些同步反应。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的身体抽搐着，与此同时，嘴巴一定在不断地、无声地开合，就像一锅水煮开后不停地冒泡。这必定就是高潮了。之后，抽搐的节奏开始放缓，他的骨头渐渐平静下来。接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安详降临了。他不动弹了。
蜘蛛
母亲饿了的时候会说：“给我的孩子们烤点儿他们能吃的。”
——阿散蒂谚语
蜘蛛是哀恸的动物。
伊博人相信，它们会在悲痛的人家落脚，不停地吐丝，怀着心痛无声地织网，直到蛛丝飘摇，覆盖住巨大的空洞。两个哥哥死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蜘蛛的出现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死后第一个星期，不管走到哪儿，我总有一种感觉：过去一直庇护着我们的布篷或雨伞被撕破了，我暴露在风雨中。我开始回忆起哥哥们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事后的回想就像透过显微镜观察，每个细节、每个细微的动作、每个事件都被放大了。然而，并不是只有我的世界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父亲、母亲、奥班比、戴维，甚至恩肯——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品尝苦痛。不过，在哥哥们死后头几个星期里，母亲受到的打击最大。
正如伊博人相信的那样，蜘蛛在我们这个服丧的人家安家落户。但它们的入侵不止于此。它们还攻陷了母亲的大脑。母亲最先注意到蜘蛛和用丝线般的尖刺固定在屋顶上的鼓鼓的圆球。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出现幻觉。她看见伊肯纳从悬在圆球里的蜘蛛壳里窥视我们，或者看见他的眼睛就藏在那些螺旋线后面。她抱怨它们：这些野蛮的、有壳的、骇人的生物。她被它们吓到了，会指着它们哭泣，直到父亲清除了家里所有蜘蛛网，还把几只蜘蛛砸死在墙上。父亲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她，另一方面是受到了药剂师博斯妈妈和伊娅·伊亚波的高压。后者告诉他，面对一个悲痛的女人，无论她的要求有多么荒谬，都该倾听。后来，父亲还赶走了所有壁虎，发动了针对繁衍迅猛、危害日增的蟑螂的战役。从那以后，母亲才平静下来，但双脚浮肿，步态蹒跚。
蜘蛛们离开后不久，母亲开始幻听。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住着一大群白蚁，它们啃个没完，已经啃到她的灰质了。她告诉前来安慰她的人，波贾曾经在梦里向她预警，说自己会死。她一遍又一遍地向哥哥们死后蜂拥而至的邻居和教会会众讲述他们死的那天早上她做的怪梦，把这些梦同现实中的悲剧联系在一起。我们那个地方的人，甚至所有非洲人，都深信，出于某种原因，一位母亲在她子宫结出的果实——她的孩子——死去或将死之时，会有预感。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那个梦是在伊肯纳葬礼的前夜。当时我被大家的反应感动了。药剂师博斯妈妈扑倒在地，大声哀号。“哦，上帝一定是想警告你，”她一边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一边呻吟，“上帝一定是想警告你，噩耗即将来临，哦哦哦，咿咿咿。”她用无言的呻吟表达痛苦和哀伤。颤抖的元音被拔得很高，有时毫无意义，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其间的细微差别。母亲讲完故事后的举动更是让在场的人挪不动步子。她站在挂着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日历的墙壁前，那份日历依旧翻在有老鹰图案的那一页——五月，因为在伊肯纳可怕的蜕变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没人记得翻动日历。她举起双手叫道：“天哪，地哪，看看我的手，是不是很干净。看看，看看他们出生时留下的疤痕，疤痕还没好透，他们已经死了。”说到这里，她撩起衬衫，指着肚脐下方，“看看他们吸吮过的乳房；乳房还鼓着，他们已经不在了。”她把衬衫拉得更高一些，显然是为了露出乳房，有个女人冲上去把它拉了下来。太晚了，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在光天化日下看见了那两只遍布静脉、乳头凸出的乳房。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她的梦境的时候，惊恐万分。要是早知道梦境可以是预警，那么我做过的那个有关桥的梦的警示意味就更浓了。母亲讲完后，我把自己的梦讲给哥哥听，他说这的确是个预警。过了一个多星期，母亲又把她的梦讲给我们教会的柯林斯牧师和他妻子听。当时父亲不在家。他去镇郊的加油站买汽油去了。波贾的尸身被发现的那个星期，政府把油价从十二奈拉提到了二十一奈拉。加油站纷纷囤积汽油，全国各地的加油站外面都排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父亲在其中一家从下午排到傍晚，才给车子加满油，另外买了一桶煤油放在后备厢里，开回家来。他疲惫不堪，径直走向那张被称为他的“宝座”的沙发，跌坐其上。他还在脱汗湿的衬衫，母亲就开始跟他讲今天有谁来过。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但她似乎没闻到他身上浓烈的棕榈酒味。那气味就像追着刚受伤的奶牛不放的苍蝇一样追随着他。她唠叨了好久，直到父亲大喊：“够了！”
“我说够了！”他重复了一遍，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母亲，裸露的双臂上肌肉虬结。母亲的身体僵住了，放在大腿上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你都在跟我说些什么垃圾，嗯，我的朋友？我们家难道变成了这个镇上任何活物都能进出的流浪动物园？还会有多少人来同情我们？很快，狗就会溜进来，接着是山羊、青蛙，甚至那些鼓着腮帮的猫。你难道不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哀悼，哭得比失去亲人的人还响亮？还有没有完了？”
母亲不回答。她摇着头垂眼看自己包着褪色裹身衣的大腿。借着他们面前桌子上的煤油灯，我看到她眼中充满了泪水。我相信，这次正面冲突就是戳破她心理创伤的针头。从此，伤口流血不止。她不再说话，沉默逐渐吞噬了她。她默默地坐在屋里，眼神空洞。要是父亲跟她说话，多数时候她只是瞪着他，好像什么也没听到。她的舌头在冻住之前，曾经像真菌繁殖孢子那样繁殖言语。她激动不安的时候，言语会像老虎一样从她嘴里扑出来。她严肃的时候，言语会像破了的水管里的水那样倾泻而出。从那天晚上起，言语开始在她大脑里积攒，很少漏出来——它们在她脑子里结块了。父亲因为她的沉默忧心忡忡，不断地烦她，想让她开口。等她终于受不了开口了，她开始不断抱怨，说感知到了波贾不得安宁的亡魂。到了九月的最后几天，她的抱怨发展成了每日唠叨，父亲受不了了。
“住在城里的女人，怎么会这么迷信？”一天早上，母亲告诉父亲，她做饭时感觉到波贾就站在厨房里，父亲再也忍不住了，“怎么会，我的朋友？”
母亲的愤怒轰的一下点着了。“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埃姆？”她尖声叫道，“你怎么敢？我是不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我就不能感觉到他们的灵魂了？”
她把湿手在裹身衣上擦了擦。父亲咬牙切齿地抓起电视遥控器，调大音量，直到电视里约鲁巴演员的咒语几乎盖过了母亲的声音。
“你可以假装没听到，”她两手一拍奚落道，“但你没法假装我们的孩子是正常死亡。埃姆，你和我都知道，他们死得不正常！你自己出去看看。啊呀埃姆，这在哪儿都不算正常。父母不应该埋葬自己的孩子，倒过来才对！”
虽然电视机没关，里面的电影音效像警笛一样刺耳，但母亲的话还是像一床肃静的大被罩住了整个房间。屋外，远处的地平线上堆积着一层层灰色的云。母亲说完，跌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一阵响雷撕破了天空，狂风挟着雨水呼啸而来，厨房门哐当一声关上了。断电了，房间里几乎全黑了。父亲关上窗子，但没拉窗帘，这样可以借点儿外面的光。他回到沙发上，一言不发，淹没在母亲的言语军团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在房间里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普通的话语、平常的修辞、熟悉的歌曲逐渐包围了她。它们化身恶魔，一意抹去她的存在。她原本再熟悉不过的恩肯的身体、长长的手臂和长长的发辫——以前她爱都爱不够——突然让她心生厌恶。有一次，恩肯想爬上她膝头，结果她叫了起来：“这东西想爬上我大腿！”吓跑了小姑娘。父亲当时正在专心看《卫报》，他开始担心了。
“天哪！你是认真的吗，阿达库？”他惊恐地问，“你以前是这么对待恩肯的吗？”
父亲的话让母亲神色剧变。她像瞎子复明般盯着恩肯，张着嘴仔细地端详她。接着，她的目光从恩肯移向父亲，又转回恩肯，嘴里咕哝着“恩肯”，舌头在口腔里滚来滚去，像被卸下来了似的。然后，她再次抬起头说：“这是恩肯，我的女儿。”这话听起来既像陈述，又像询问。
父亲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张着嘴，但什么都没说。
母亲又说：“刚才我没认出她来。”父亲只是点点头，把一边号哭一边吮吸拇指的恩肯抱在胸前，悄悄地出了屋子。
母亲开始哭泣。
“我刚才没认出她来。”她说。
第二天，父亲做了早饭。母亲像着凉了似的穿着几层毛衣躺在床上啜泣，不肯起床。直到夜幕降临，她才从卧室出来。那时我们正跟父亲坐在一起看电视。
“埃姆，你看见在那儿吃草的白奶牛了吗？”她指着房间里某处问。
“什么，什么奶牛？”
她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她的嘴唇干得裂开了。
“你难道看不见在那儿吃草的奶牛？”她摊开手掌问道。
“什么奶牛，我的朋友？”她的神情如此确信，有那么一会儿，父亲真的扫视了一遍客厅，就像他真以为客厅里会有一头奶牛似的。
“埃姆，你瞎了吗？你真的看不见那头白得发亮的奶牛？”
她指着抱着垫子坐在一张远离大家的椅子上的我。我难以置信，甚至扭头看了一眼——好像这事有可能似的——我椅子背后是不是有头奶牛；然后，我意识到母亲指的其实是我。
“看这头，再看那头。”她接着又指向奥班比和戴维，“一头在外面吃草，另一头进了房间——它们到处吃草。埃姆，你怎么会看不到？”
“你能不能闭嘴？”父亲咆哮起来，“你在说些什么呀？老天！你的孩子们什么时候变成在家里吃草的奶牛了？”
他抓住她，把她推向主卧室。她走得跌跌撞撞，结成一缕缕辫子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硕大的乳房在灰色的毛衣下晃动。
“别管我，别管我，让我看白得发亮的奶牛。”她一边叫一边跟他扭打。
每次她话音一起，父亲就会大叫一声：“闭嘴！”
父亲推着她往前走，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恩肯看见他们扭打又哭了。奥班比伸手抱她，但她一边踢他，一边叫着妈妈，哭得更大声了。父亲把母亲拖进他们的卧室，锁上了门。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终于，父亲出来让我们回卧室。他说他要去给我们买面包，叫戴维和恩肯跟我们待一会儿。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两个小的同意了。然而，我们一锁上房门，就听到外面传来脚拖过地面的声音和门撞到墙上的声音，还有狂乱的叫喊声：“埃姆，别管我，别管我，你要拉我去哪儿？”与之相伴的是父亲沉重的喘息声。然后，大门发出一声巨响，关上了。
母亲消失了两个星期。后来我得知，她像危险易爆材料一样被藏起来——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她的思维极度混乱，对已知世界的感知被摧毁殆尽。她的感官变得特别敏感，病房里时钟的走动声在她听来比钻孔机的噪声还要响，老鼠朝她爬过来的声音就像许多钟被同时敲响。
她患上了极具破坏性的黑夜恐惧症。每个夜晚都会孕育出无数恐惧，萦绕在她心头。大块头的东西缩小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细小的东西却膨胀成了庞然大物。长着又长又大带刺茎秆的阿沙拉树叶活了过来——凭借超自然力量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大——突然包围住她，慢慢地挤压她，直到她消失。她在幻觉中看到这种植物，相信自己身在森林中，这些幻觉折磨着她，她开始产生更多幻觉。一九六九年内战期间，她的父亲在比夫拉前线作战时被炮火炸成了碎片，如今他常常在她的病房里跳舞。大多数时候，他高举着双手跳舞——身体还是战前的模样。其余时候——这种时候她尖叫得最响——起舞的是他战时或战后的身体：一只手还能动，另一只手变成了血淋淋的残肢。有时候，他会亲昵地叫她一起跳舞。然而，在所有幻觉中，蜘蛛入侵所占的比例最高。到她住院的第二个周末，她周围的蜘蛛网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蜘蛛都被碾成了碎片。每碾死一只蜘蛛，在墙上留下一个黑点，她离康复似乎就近了一点儿。
她不在的日子，我们过得很艰难。恩肯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哭，谁安慰都没用。有好多次，我试着唱歌给她听——唱母亲常给她唱的摇篮曲，但根本没用。哥哥也试过，但都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徒劳。17一天早上，父亲回到家，看到恩肯无助难过的模样，宣布会带我们去看母亲。恩肯马上就不哭了。出发前，自从母亲走后就一直为我们做饭的父亲做了早饭——面包和煎蛋。吃完早饭，奥班比跟他去伊巴夫家的院子里打了好几桶水——我们家的井自从波贾被人从里面拉上来之后就一直锁着。接着，我们轮流洗了澡，换了衣服。父亲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领子已经洗得发黄了。他的胡子已然十分茂盛，让他看起来跟之前判若两人。我们全都上了车。奥班比坐在前排，戴维、恩肯和我坐在后座。他一言不发地锁了家门，摇下车窗，发动了引擎。
他默默地开车通过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那天傍晚，街头熙熙攘攘。经过庞大的体育馆时，我们看到泛光灯全打开了，无数尼日利亚国旗在飞扬。我一向景仰的奥克瓦拉吉的雄伟塑像赫然耸立在这片城区。我凝视着它，注意到它头顶停着一只貌似秃鹰的漆黑的巨鸟。离开我们家所在的街道后，我们沿着一条两车道的公路右侧行驶，直到路肩旁边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型露天市场。我们的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驶上一段土路。一只死鸡倒在路边，身体被压扁了，羽毛散落一地。几米开外，我看到一条狗把头埋进一只划破的垃圾袋里，吃得正欢。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车汇入了重卡和半挂车的车流，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开才行。通往露天市场的岔路两旁，乞丐们像仪仗队士兵那样站成两排，用手上的纸板诉说着他们的困境——“我是瞎子，帮帮我”，或者是“烧伤病人劳伦斯·奥乔需要您的救助”。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他是我们那条街上的常客——教堂外面、邮局周围、我们学校附近、市场上都有过他的身影。此时，他正趴在一块小小的带轮子的板上往前移动，双手套在破旧的人字拖里。过了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我们的车笨拙地汇入了阿库雷市中心的环岛。环岛中间有一组塑像，是三个男人在敲打传统的讯息鼓。塑像下面的混凝土浅盘里，仙人掌在同矮小的杂草争夺生存空间。
父亲把车停在一栋黄色大楼前，但没下车，似乎他刚刚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父亲为什么分心了。我们前面一辆车里下来一帮人，被围在中间的是个中年男人，他一边狂笑一边晃动从裤子拉链里伸出来的硕大阳具。要不是肤色更浅些，相貌更好些，我会以为他就是阿布鲁。父亲一看到那人，就转头大声对我们说：“孩子们，闭上眼睛，让我们为妈妈祈祷——快点儿！”
他回头发现我还在盯着那人看。
“你们所有人，现在就闭上眼睛！”他吼道。确信我们都乖乖遵从后，他说：“本杰明，你带大家祈祷。”
“好的，爸爸。”我回答道，然后清清嗓子，开始用英语祈祷。我只会用英语祈祷。“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主啊，我乞求您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哦上帝，请帮助妈妈。您治愈病人，让拉撒路复活，也请让她别像疯女人一样胡言乱语。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
其他人齐声说：“阿门！”
等我们睁开眼睛，那群人已经走到医院门口，但我们仍能看见那个被强行送进医院的疯子满是尘土的臀部。父亲走到车后门处，从我坐的那边打开车门。恩肯坐在戴维和我中间。
“听着，我的朋友们。”他开口了，充血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首先，你们的母亲不是疯女人。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进了那个门，不许东张西望，眼睛只能看前方。在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给我捂在肚子里。要是有谁不老实，一到家我就给他回报。”
我们都点头同意。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下了车。奥班比走在前面，和父亲并排，我走在最后。我们经过一长列鲜花，走到大楼入口处。楼里地上全都铺了瓷砖，空气中有股薰衣草的香味。我们走进一个大厅，里面人声嘈杂。我尽量不东张西望，免得回去挨鞭子，但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当我觉得父亲没在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扭头看向左边。那里有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晃动着细长的脖子，舌头吐出来一半，几乎从不缩回去，头发又黄又稀，连头皮都看得见。我吓坏了，扭头看父亲，发现他正从柜台里面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女人手里接过一枚蓝色的牌子，嘴里说道：“是的，他们都是她的孩子，我带他们来的。”
听到他这么说，那女人从玻璃柜台后面站起来看我们。
“她的孩子。”父亲嘟哝道。
“她那样的状态，你确信能让他们见她吗？”那女人问。
她的肤色较浅，身穿一件带护胸的白色围裙，护士帽稳稳地戴在均匀地涂过油的头发上，胸口的铭牌上写着：恩克齐·丹尼尔。
“我觉得可以。”父亲低声说，“经过谨慎考虑，我相信我能应对好。”
那女人还是不放心，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有规定，先生。”她说，“不过，请稍等，我去请示领导。”
“好的。”父亲同意。
我们围在父亲身边等着。我总觉得那个苍白的女孩在看我，于是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柜台后面小房间木墙上挂着的日历、药品图片和药品说明书上。有一张图片上画着一位怀孕妇女的侧影。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两边各有两个学步的孩童。站在她身前几步远的那个男人显然是她丈夫，肩上扛着一个孩子。他俩身前站着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孩子，手提一个拉菲亚树叶编的篮子。我看不清图片下面写着什么，但我能猜到——这是政府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节育运动的广告之一。
护士回来说：“好了，你们都可以进去，阿格伍先生。32号病房。”
“谢谢你，护士。”因为她用伊博语，父亲也用伊博语回答，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们在32号病房里看到了母亲。她眼神空洞，身材瘦弱，仍旧穿着伊肯纳死去那天穿的黑衬衫。她的脆弱苍白让我差点儿叫出声来。我不禁猜想，这个可怕的地方是不是能吸人血肉，让大屁股干瘪。她的头发又乱又脏，嘴唇干裂起皮，样子跟以前完全不同。我吓坏了。父亲向她走去，恩肯同时叫了起来：“妈妈，妈妈。”
“阿达库。”他说着抱住了她，但母亲甚至没有扭头看一下。她继续瞪着光秃秃的天花板、天花板上一动不动的吊扇和墙角，同时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用心照不宣的语调低声念叨着“蜘蛛，蜘蛛。”
“怎么又有蜘蛛了？不是全都消灭了吗？”父亲扫视天花板边缘，“这次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她仍在低声念叨，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没听见。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你的孩子和我？”父亲在恩肯越来越响的哭声中问道。奥班比抱起恩肯，她使劲挣扎，还踢他的膝盖，直到他把她放下。
父亲想挨着母亲在床边坐下，但母亲慌忙躲开，嘴里叫着：“别管我！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应该走开，嗯？”父亲边问边站起来，他的脸色变得暗淡，头两侧的青筋更突出了，“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在剩下的孩子们面前消瘦憔悴的。阿达，你难道不明白，人眼能看见的不会让眼睛流血。你难道不明白，没有我们迈不过去的坎？”他摊开手掌，顺着她的身体从头比画到脚。
“消瘦憔悴去吧，继续，你继续。”
这时，我注意到戴维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我的衬衫。我扭头看他，发现他快要哭了。我突然觉得一定要止住他的眼泪，就把他拉过来抱住。闻着今天早上我替他涂在头发上的橄榄油，我想起小时候伊肯纳怎么给我洗澡，怎么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上学。那时我很害羞，很怕老师，因为他们手里都有藤条，想去厕所也不敢举手说：“对不起，女士，我想上厕所。”我只会扯开嗓门用伊博语大叫，好让木墙那边另一个教室里的波贾听到：“波贾哥哥，我要上厕所。”波贾会从他们教室里冲出来，带我去厕所。在我们身后，他班上和我班上的同学哄堂大笑。他会等我上完厕所，帮我清理干净，然后送我回教室。多数时候，一回教室，我就得在众目睽睽下乖乖伸出两只手掌，等着老师抽打，以惩罚我扰乱课堂秩序的罪行。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但波贾从不抱怨。
父亲不再带奥班比和我去医院。有时候，他会带恩肯和戴维去看母亲，但只有在被他俩烦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这么做。那次见面之后，她又被关了三个星期。那些日子，天气冷得不正常，每晚刮的风听着像奄奄一息的动物的低吟。接着，十月下旬，哈麦丹风——从尼日利亚以北的撒哈拉沙漠吹来的挟着沙尘的干旱风——季节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了，浓雾形成一团团积云，像幽灵般悬在阿库雷上空，太阳出来都不散。父亲开车进了院子，母亲坐在他旁边。她离家已有五个星期，身材缩水了四分之三。原本较浅的肤色变黑了，就好像连续晒了无数天太阳一样。双手满是静脉注射留下的疤痕，一个拇指上缠着纱布，里面填了好多棉花。显然，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她了，但其他人很难理解她经历了什么。
父亲像守卫珍稀鸟类的蛋一样守卫着她，经常嘘嘘地赶我们走——多数时候是针对戴维——就好像我们是一只只小昆虫。只有恩肯可以在她周围打转。他替她向我们传递消息。要是有人来了，他就赶快把她送进卧室。他只向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过她的病情，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多数时候，他会向邻居撒谎，说母亲回我们靠近乌穆阿希亚的村子去了，跟她的家人住在一起，以便从孩子们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双手拉着耳垂，用最严厉的口吻警告我们，不许向任何人提及母亲的病情。“就连在你们耳边嗡嗡的蚊子也不能听到。”他警告说。所有饭食都由他来准备，做好了先给母亲吃，然后才轮到我们。家里家外，他独立承担。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隐约听到他们在关着门的卧室里激烈地小声争吵。那天，奥班比和我去了邮局附近的电影院。回家时，我们发现父亲在搬伊肯纳用来放书和画作的纸板箱。属于两个哥哥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被搬到了院子里我们踢足球的那块场地上，在那里越堆越高。奥班比问父亲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父亲回答说是母亲坚持要烧。她不想让落在这些东西上的诅咒——阿布鲁的诅咒——在我们其他人触碰它们的时候转到我们身上。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回头看我们。说完后，他摇摇头，走进屋里，继续搬东西，直到把他们的卧室清空。伊肯纳的书桌被推到了紫色的墙边。那面墙上曾经贴满铅笔素描和水彩画。他的曲木椅子扣在书桌上。父亲把最后几个装着波贾的东西的袋子拎出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那堆要烧的东西上。他还把伊肯纳的旧吉他往里踢了踢。这把吉他是伊肯纳小时候一个拉斯特法里派街头音乐家送给他的。那人的雷鬼辫一直垂到胸前，最爱翻唱南非雷鬼明星勒奇·迪布和牙买加雷鬼乐手鲍勃·马利的歌曲，吸引了一大群街坊邻居，大人和小孩都有。他常在我们院门前的椰子树下唱歌，伊肯纳不顾父母反对，跑去为他伴舞。他被称为“拉斯特男孩”。父亲为此赏了他好一顿“回报”。
我们看着父亲把红罐头盒里的煤油都洒在那堆东西上，那是我们家仅剩的煤油。然后，他扫了母亲几眼，划着了火柴。火蹿了上来，一股浓烟猛然升起。火舌吞噬着伊肯纳和波贾在世时触碰过的东西。他们不在了——那种疼痛像一千枚图钉扎在我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波贾最喜欢的一件长袍怎样在火中挣扎。刚着火的时候，它一下子舒展开来，像一个活物在火中挣扎求生。然后，它慢慢向后倾斜，萎缩，最终化为黑灰。我听到母亲的啜泣，回过头，看见她从房间里出来了，坐在离火堆几米远的地方，恩肯蹲在她旁边。父亲在火堆旁站了好久，一只手拿着空煤油盒，另一只手擦拭着湿润的眼眶和脏污的脸庞。奥班比和我站在他身边。他一看到母亲，就丢下煤油盒朝她走去。
“阿达库，”他说，“我跟你说过，悲伤总会过去。我们不能一直难过下去。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改变顺序，既不能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提前，也不能让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来。够了，阿达库，我求你了。我就在这儿，我们一起撑过去。”
夜幕降临，一群肉眼难以辨别的鸟儿开始绕着冲天的烟气打转。我们头顶的天空变成了火焰的颜色。一棵棵树木现在只看得出侧影，它们是神秘的目击者，见证了整个焚烧过程。伊肯纳和波贾曾经拥有过、触碰过的东西——伊肯纳的书包、波贾的袋子、他们的衣服鞋子、伊肯纳坏掉的吉他、他们的M.K.O.写字本、他们的照片，以及画有悠悠鲷、蝌蚪和奥米-阿拉河的素描本、他们钓鱼时穿的衣服、我们打算用来装鱼但从来没用过的一个罐头盒、他们的玩具枪、他们的闹钟、他们的画画本、他们的火柴盒、他们的内裤、他们的衬衫、他们的裤子——全都化作一团烟，消逝在空中。
搜救犬
奥班比是一头搜救犬。
他总是最早发现东西，还能识别和检查所发现的东西。他有源源不断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让它们长出翅膀飞起来。
我们搬进阿库雷的房子两年后，是他最先发现客厅架子后面有一把装了子弹的手枪。当时他正在房间里追着一只小家蝇跑。那小东西一直在他头顶嗡嗡飞，他用《代数入门》课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了两次都没打死它。再击不中后，苍蝇溜进了放电视机、录像机和收音机的八柱架的空当里。他追到架子旁，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我们搬进这栋房子不算久，谁都没有检查过架子后面，更没有看到过从架子下面稍稍探出头的枪把。后来，父亲把枪交到了警察局。虽然我们都吓坏了，但我们很庆幸，还好不是戴维或恩肯这两个小的发现了它。
奥班比的眼睛就是搜救犬的眼睛。
这双眼睛能注意到其他人忽略的细枝末节。现在想来，我相信在阿巴提夫人发现波贾在井里之前，他已经有了模糊的概念。就在那天早上，奥班比觉得井里打上来的水很油腻，还有一股臭味。他打水是为了洗澡，结果注意到水面上有一层浮油。他叫我看。我用手舀了点儿水尝了下，赶快吐掉，剩下的水也倒掉了。我也闻到了臭味——腐烂的死物的气味——但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
揭开波贾的尸体后来怎样了这个谜团的也是他。我们没去参加波贾的葬礼。当时没贴讣报，没人上我们家来，没有任何葬礼的迹象。我很纳闷，问过奥班比波贾到底什么时候落葬，但他也不知道，并且不想问我们家的两大心室，也就是我们的父母。虽然当时他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追问，但要不是他，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波贾的尸体后来去了哪里。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也就是母亲从精神病院回来后一星期，他在客厅的架子顶上、父母摄于1979年的结婚照后面发现了一个东西。那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没注意到。奥班比拿来给我看。这是一个小小的透明的罐子，里面有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某种灰色的物质，有点儿像从死树下挖出来然后在太阳下晒成盐粒大小的颗粒的壤砂土。我伸手接过罐子的时候，注意到上面有个标签：波贾·阿格伍（1982-1996）。
几天后，我们当面问了父亲。奥班比说，他知道罐子里的古怪东西是波贾的骨灰。受惊的父亲说了真话。他透露说，族里的人和亲戚们都严厉告诫他，绝对不可以土葬波贾。把自杀或弑亲者埋在土里，是对大地女神阿尼的大不敬。虽然伊博人基本上都改信了基督教，但非洲传统宗教的一些碎片还是保存了下来。我们老家村子里以及从村子里迁出来的族人会不时传播一些故事，都是有关族神施惩的不幸事件，有时甚至会死人。父亲并不认为女神会惩罚他，觉得只有文盲才信这种事，但他决定，为了母亲，还是不土葬了。而且，他已经经历了几桩悲剧。父母什么都没对奥班比和我说，要不是有搜救犬奥班比，我们什么都不会知道。
奥班比的脑子就是搜救犬的脑子：它一刻不停地寻求知识。他爱问问题，爱寻根究底，为了满足求知欲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他借着煤油灯光读书，煤油灯是他最好的伴侣。在两个哥哥去世前，我们家里有三盏煤油灯，每盏都装有一根用链轮控制的灯芯，可以伸进小小的油罐吸油。因为那段时间阿库雷的电力供应总是时断时续，所以奥班比每晚都在煤油灯下读书。两个哥哥死后，他更是变得好像不读书就活不下去。他像杂食动物一样把从书里汲取的知识存放在脑子里，对其进行加工处理，萃取出精华，再用每晚睡前故事的形式传递给我。
在两个哥哥去世前，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位公主追着一位英俊完美的绅士进入森林深处，一定要嫁给他，结果发现那人只是一具借用他人血肉的骷髅。那个故事和所有好故事一样，在我脑子里播下了种子，再也不曾离开。伊肯纳变身蟒蛇的那段日子里，奥班比读了简写版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之后，给我讲了伊大卡岛国王奥德修斯的故事，让我永远记住了波塞冬统辖的海洋和不识死亡滋味的众神。他总是在夜里给我讲故事。那时屋里几乎全黑，我渐渐沉入他用言语创造的世界中。
母亲出院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快要睡着了。突然，哥哥说：“本，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两个哥哥会死了。”他打了个响指，站起来，用手抓着头，“听着，我刚——我刚发现。”
他又坐了下来，开始给我讲故事。他不记得这个故事是从哪本书里看来的，但他能肯定是个伊博人写的。哥哥的嗓音盖过了咯吱作响的吊扇。我听啊听。讲完之后，他陷入了沉默，而我则在努力回想强人奥贡喀沃的故事。因为白人的诡计，他不得不自杀。18
“你明白吗，本，”他说，“乌姆奥菲亚的人不团结，所以他们才会被征服。”
“是这样。”我说。
“如果整个部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很容易就能打败白人。你知道哥哥们为什么会死吗？”
我摇摇头。
“一样的道理——因为他们之间有隔阂。”
“对。”我咕哝道。
“可你知道艾克和波贾之间为什么会有隔阂吗？”他认为我答不上来，所以没等多久就揭开了谜底。“阿布鲁的预言；他们之所以会死，全怪阿布鲁的预言。”
他心不在焉地用右手手指搔左手手背，没意识到干燥的皮肤被指甲划出了一道道白痕。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的思绪像从陡坡顶上往下滑一样溜到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