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鲁害死了哥哥们。他是我们的敌人。”
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他的话像来自岩洞深处的低语。虽然我知道伊肯纳是由于阿布鲁的诅咒才开始变形的，但在哥哥指出来之前，我没想过这笔账该直接算在他头上。我看得出来，那疯子把恐惧撒播到了两个哥哥心里，但我从来没想过要直接怪他。然而，哥哥一说出来，我就深以为然。我陷入了沉思。奥班比蜷起双腿，抵在胸前，把床单带了起来，露出一部分床垫。接着，他转身面对着我，一只手撑着床，把床垫压得触到了弹簧，然后朝空中虚晃了一拳：“我要杀了阿布鲁。”
“为什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泪迅速涌上了他的眼眶，他打量着我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会杀了他，因为他杀了我们的哥哥。我要为他们报仇。”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先去锁上房门，然后关上窗户。他把一只手插进短裤口袋里。接着，他开始擦火柴，擦了两次都只亮了一下，第三次总算跳起了一簇小小的火苗，但很快又熄灭了。我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火光熄灭之后，我看到他的侧影。他把一根香烟塞进嘴里，烟气向上、向外飘去，最后融入黑暗。我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怎么跟别人讲述这件事。“香烟——”我发抖了。
“对，但请给我闭嘴，跟你没关系。”
转瞬间，他站在床边的侧影变得格外有分量。烟气稳稳地飘过他的头顶。
“如果你告诉他们，”他眼神深邃，“你只会让他们更痛苦。”
他把烟呼出窗外。我惊恐地看着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一边抽烟，一边像小孩子一样哭泣。
我哥哥读过的东西塑造了他，它们变成了他的愿景。他相信它们。现在我知道，一个人的信念往往会变得永恒，而永恒的东西坚不可摧。我哥哥就是例证。向我披露了他的计划之后，他跟我疏远了，忙着完善计划，每晚都抽烟。他的阅读量更大了，有时就坐在后院的橘子树上读。他鄙视我，因为我不够勇敢，不敢为我的哥哥们出头。他抱怨说，我不愿意吸取来自《瓦解》的教训，不敢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疯子阿布鲁。
虽然父亲竭力想把我们的生活恢复到他调离阿库雷之前的样子——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我哥哥不为所动。父亲带回家的新录像带包括查克·诺里斯的几部新电影、一部新的007电影、一部名叫《未来水世界》的电影，甚至还有一部由尼日利亚人出演的名为《身为奴仆》的电影，都没能让他动心。
他在某本书中读到，如果把待解决的问题画出来，直观地描述其方方面面，那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于是，一天里有大半时间，我坐着读书的时候，他都在画为哥哥们报仇的计划图解，里面的人物都是火柴人的形象。我们发生争执后一星期左右，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些图，吓坏了。在第一张图里，奥班比用削尖的铅笔画了他怎么朝阿布鲁扔石头，让后者倒地而亡。
另一张图的背景是阿布鲁住的卡车所停驻的陡坡外面。图中的奥班比挥舞着一把刀，火柴棍腿正在往前迈进。我则跟在他后面。远景里有树丛，近处有猪在徘徊。卡车被画成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在那里，另一个代表奥班比的火柴人砍下了阿布鲁的头，就像奥贡喀沃砍了差吏那样。
我杀了他，砍下他的脑袋，就像奥贡喀沃砍了差吏。
这些图让我惊恐。我拿起画纸，仔细端详。我的手在颤抖。这时，大约十分钟前去上厕所的哥哥回来了。
“你为什么看那个？”他生气地叫喊。他推了我一下。我倒在床上，手里还攥着画纸。
“给我。”他很生气。
我把画纸丢向他。他从地上把它捡了起来。
“以后不许碰这张桌子上的任何东西。”他咆哮起来，“听到了吗，笨蛋？”
我躺在床上，用手遮着脸，怕他打我，但他只是把画纸放进了他的衣橱，用衣服盖好。然后，他走到窗边。窗外，高高的篱笆遮住了邻居家的房子。从那里传来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他们中大多数我们都认识，比如跟我们一起去河边钓过鱼的伊巴夫。他的声音不时盖过别人：“对了，对了，传球给我，射门！射门！射门！哎，你都做了什么呀？”然后是笑声、孩子们跑动和喘气的声音。我在床上坐了起来。
“奥贝。”我尽可能平静地招呼哥哥。
他没回应。他在哼歌。
“奥贝。”我又叫了一声，快要哭出来了。“你为什么非得杀了那个疯子呢？”我问。
“很简单，本。”他的平静让我不安，“我要杀他，因为他杀了我的两个哥哥，不配活下去。”
他第一次这么说，是在讲完《瓦解》的故事之后，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太过伤心，愤怒之下才说出了那样的话；但现在，他郑重坚决的语气和这些画作让我感到他是说真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你要杀人？”
“你不明白？”他说。我的语气泄露了我的震惊，那个“杀”字我几乎是喊出来的，但他并不当回事。“你甚至都不懂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忘记哥哥们了，你忘记得太快了。”
“我没忘。”我争辩说。
“你忘了。如果你没忘，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任由阿布鲁在杀了我们的哥哥后还活得好好的。”
“可我们一定要杀死那个魔鬼吗？没有别的办法吗，奥贝？”
“没有。”他摇了摇头，“听着，本，哥哥们打架的时候，咱们俩太懦弱，没拦住他们，结果他们相互残杀。这次是为了给他们报仇，我们不能再懦弱了。我们一定要杀了阿布鲁，否则我们没法心安。我没法心安；爸爸妈妈也没法心安。妈妈都被那个疯子逼疯了。他给我们留下的伤口永远都好不了。要是我们不杀了这个疯子，一切都没法回到从前。”
他的话让我僵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制订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计划。每天晚上，他都会坐在百叶窗的窗台上抽烟，多数时候赤裸着上身，因为他不想让衬衫染上烟味。他总是抽着抽着就咳嗽吐痰，还不时拍打身上的蚊子。恩肯蹒跚着走到我们房门前，砰砰敲门，口齿不清地宣布晚饭做好了。他打开房门，刚漏进一缕光线，就又把门关上了。房间里重新陷入黑暗。
几个星期后，他还是没能说服我加入他的计划，于是就跟我疏远了，决定独自一人完成任务。
到了十一月中旬，干燥的哈麦丹风把人们的皮肤都吹成了灰白色。我们家人像老鼠一样冒出头来——老鼠可是火后废墟里最先出现的生命迹象。父亲开了一家书店。他动用了储蓄，还得到了朋友们的慷慨支持，尤其是住在加拿大的巴约先生。巴约先生宣布说要来尼日利亚看我们，我们也殷切地期盼他的到来。父亲租下了一个一间店面的铺子，离阿库雷王宫只有两公里远。本地的一位木匠给书店做了一块大大的木头招牌，在白漆底上用红漆写了“艾克波贾书店”几个字。这块招牌被钉在书店的门楣上。开业那天，父亲带我们过去参观。他把大部分书都摆在木头架子上——所有书架都散发着喷漆的气味。他告诉我们，开业之前他一共进了四千本书，全部上架得花好几天时间。一袋袋、一箱箱的书堆在一个没开灯的房间里。他说那是仓库。他刚打开仓库门，一只老鼠就蹿了出来。母亲笑了，声音有些沙哑。她笑了好久，这是哥哥们去世后她第一次笑。
“他的第一批顾客。”她说。我们笑着看父亲追老鼠。老鼠的速度比他快十倍，最终逃了出去。父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过后给我们讲了他在约拉的一位同事的一件逸事。这位同事家里老鼠成灾，他忍了那些老鼠很久，只用捕鼠夹对付它们，因为他不希望它们死在隐秘的地方，尸体腐烂了才被发现。之前他试过的其他对策都没用。然而，有一次，光天化日之下，就在他招待两位同事的时候，两只老鼠大摇大摆地出来了，让他好不尴尬。他这才决定下狠手，把全家人迁到宾馆去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屋里每个犄角旮旯都放了老鼠药。等他们返家时，几乎每个角落里都躺着死老鼠，连鞋子里都有。
父亲的办公桌椅放在书店正中间，面对入口。书桌上放了个花瓶，还有一个玻璃地球仪，要不是父亲及时扶住差点儿就被戴维打翻了。我们走出书店的时候，看见马路对面起了骚乱。两个男人在打架，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人。父亲无视那边的乱象，指给我们看路边那块写着“艾克波贾书店”的大招牌。只有戴维需要解说才能明白这名字是两个哥哥名字的组合。父亲从那儿开车带我们去乐购大卖场买蛋糕。回程时，他走了那条将我们区一分为二的街道。那条街道有条小岔路，从那里可以看见掩住了奥米-阿拉河的埃桑草丛。在那条街上，我们遇见一群人正随着卡车上装的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跳舞。街上搭满了木棚和帆布遮阳篷，下面坐着卖小商品的妇女。还有一些人在路边卖堆在麻袋上的甘薯块茎、装在盆里或篮子里的大米，以及其他商品。载客摩托车在汽车之间惊险地穿行——摩托车上的某些人的脑袋迟早会被碾碎在马路上。体育馆里，一九八九年猝死在球场上的尼日利亚足球运动员塞缪尔·奥克瓦拉吉的塑像赫然耸立在一群建筑物中间。他的脚上永远停着一只足球，他的手永恒不变地指向一个未露面的队友，他的雷鬼头因为积了太多尘土已看不出纹理。塑像上脱落的金属丝丢人地挂在他的臀部。体育馆对面，穿着传统服装的人坐在防水油布篷下面的塑料椅子上，面前的几张桌子上摆着各种酒水饮料。两个男人俯身拍打沙漏形的讯息鼓，还有一个身穿同种面料做的约鲁巴传统服装阿格巴达和长裤的男人在跳舞，身体柔软如杂技演员，长袍随舞姿飘动。
快到一条直通我家的左转岔路口时，我们看到了阿布鲁。这是我们在两个哥哥死后第一次看到他。过去这段时间，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根本不曾存在过；就好像他走进我们家，点燃一小堆火，然后就不见了。自从母亲回到家，我们的父母几乎没有提起过他。只有一次，母亲告诉了我们一则有关他的消息：他离开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阿库雷人一向这么容忍他。
阿布鲁正站在路边远眺。因为路上铺设了减速带，我们的车子驶向他的时候放缓了速度。他冲过来，又是招手又是微笑。他的上牙似乎缺了一颗，高举的手臂下面有一条长长的、带着血迹的新鲜疤痕。他的裹身衣上满是花朵图案。我看见他穿过马路，上了人行道，大摇大摆，不时做个手势，好像他有同伴似的。我们越驶越近。为了避开一辆满载建材驶过这条窄路的贝德福德卡车，他停下了脚步，转而开始饶有兴趣地端详地上的什么东西。父亲对他视若无睹，开了过去，但母亲发出长长的嘘声，还咕哝了一句“邪恶的人”，在头顶打了个响指。“你会死得很惨。”母亲继续用英语说，好像那疯子能听见似的，“一定会。”
一辆厢式车拖着一辆坏掉的汽车慢腾腾地开过来，本来噪声就很大，还时不时地按喇叭。我从侧后视镜里盯着阿布鲁，看着他像战斗机一样倒退。直到已经看不见他了，我依旧盯着侧后视镜，那上面有一行字：警告：后视镜里看到的物体比你以为得要近。我想到阿布鲁曾经离我们的车很近，开始想象他被撞到了。我浮想联翩。首先，我想到了母亲看到这个疯子后的反应。他真会死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谁会杀死他呢？谁会接近他，把刀子插进他肚子里呢？他难道不会先知先觉，反而先发制人杀了那人？要是杀得死他，镇上这么多恨不得他死的人岂不是早该得手了？他们不都选择了在同心圆里打转，浑浑噩噩地跑了一圈又一圈？他们不都在清算之门前化成了盐柱，就好像阿布鲁刀枪不入？
母亲爆发时，奥班比抛给我一个询问的眼神。等我把注意力从侧后视镜移开，他又对上了我的视线，他的眼睛仿佛在说：“你看到了吗？我早就跟你说过。”我顿悟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正是阿布鲁设计了我们的不幸。我们的车经过隔壁邻居家老掉牙的阿根廷时，那辆车的废气管正喷着黑烟。我突然想到，正是阿布鲁伤害了我们。虽然之前我不赞成哥哥惩罚阿布鲁的计划，但那天一看到他，我的心意就改变了。母亲的反应、诅咒和淌下腮帮的泪水也触动了我。当时，恩肯用唱歌一样的声音说：“爸爸，妈妈在哭。”一阵战栗滚过我的身体。
“我知道。”父亲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们，“告诉她别哭了。”
恩肯鹦鹉学舌：“妈妈，爸爸说我应该告诉你别哭了。”我的心口决了堤，那疯子对我们犯下的恶行全都涌了出来：
1.他夺走了我两个哥哥。
2.他毒害了我们的手足情谊。
3.他害得父亲丢了工作。
4.他害得奥班比和我缺了一学期的课。
5.他差点儿把母亲逼疯。
6.他害得我两个哥哥的东西全被烧掉了。
7.他害得波贾的尸身只能像垃圾一样被烧掉。
8.他害得伊肯纳被埋进了土里。
9.他害得波贾肿胀得像个气球。
10.他害得波贾成了全镇人眼中的“失踪人口”。
他的恶行数之不尽。我不再往下数，这表继续列下去，会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没完没了。虽然他干了这么多坏事，虽然他让我们家人吃了这么多苦，虽然他让我母亲悲痛欲绝，虽然他让我们家出现了裂痕，但这个疯子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个想法让我惊骇不已。他的日子一如既往，他毫发无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11.他摧毁了父亲为我们规划的未来蓝图。
12.他催生了入侵我们家的蜘蛛。
13.是他，不是波贾，把刀插进了伊肯纳的肚子。
等父亲关掉发动机，我的领悟在我内心造的那个泥人已经站了起来，甩掉了身上多余的泥土。它的前额刻着一行判词：阿布鲁是我们的敌人。
等回到我们房间，趁着奥班比换短裤的当口，我告诉他我也要杀阿布鲁。他先是停止了动作，凝视着我，然后走过来抱住了我。
那天晚上，在黑暗中，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给我讲故事了。
蚂蟥
仇恨是一条蚂蟥。
它吸附在人的皮肤上，不但吸人血，还要榨干人的元气。它改变了被它叮上的人，不吸走那人最后一丝安宁绝不离开。它吸附在人的皮肤上，越叮越深。要想把这寄生虫从皮肤上扯下来，就得把那块皮肉也扯下来。杀它就等于鞭打自己。曾经有人用火烫它，用烧热的铁棍灼它，结果连皮肤也烧焦了。我哥哥对阿布鲁的恨就像蚂蟥一样，已经深入皮肤。从我加入的那晚起，只要父母出门上班——母亲去市场上摆摊，父亲去书店——我们俩就把卧室门锁上，挤在一起讨论我们的计划。
“首先，”一天早上，哥哥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在我们的房间里征服他。”他举起画有火柴人的计划书。“先在脑子里想象，然后在纸上画出来，最后才真正征服他。你有没有听柯林斯牧师说过，物质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在精神世界里发生过了？这样的话，他说过好多次。”这只是个设问句，不需要回答。他继续说道：“所以，在我们离开房间去找阿布鲁之前，我们必须先在这里杀掉他。”
我们首先审视了五张关于如何杀死阿布鲁的草图，看有没有可能实现。第一张图被他称为“大卫和歌利亚计划”：他朝阿布鲁扔石头，砸死了他。
我质疑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我推断说，我们不像大卫那样是上帝的仆人，也并非命中注定会成为大卫那样的国王，我们也许砸不中阿布鲁的前额。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奥班比打开了吊扇。附近有个男人在高声叫卖橡胶凉鞋：“橡胶鞋，橡胶鞋——有卖喽！”哥哥坐在他的专用椅子上，一手托腮，思考着我的话。
“听着，你的担心，我懂。”终于，他开口了，“也许你是对的，但我总觉得我们能用石头砸死他。怎么做才好？在哪里砸他、什么时候砸他才不会让我们被当场抓住？这些才是实施这个计划真正该担心的问题，别为我们到底是不是像大卫那样的国王而伤脑筋。”
我点头同意。
“要是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砸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有，要是我们没瞄准，砸中了别人，怎么办？”
“你说得对。”我点头表示同意。
在他拿出来的下一张图上，阿布鲁跟伊肯纳一样，是被刀刺死的。图上标记着“奥贡喀沃计划”，是从《瓦解》那本书里得来的灵感。这张图把我吓得不轻。
“要是他和你打起来，或者先刺中了你，怎么办？”我说。“他很邪恶，你知道吧？”我问。
这种可能性让他很困扰。他拿起铅笔，在草图上打了个叉叉。
我们把草图一张张拿出来，翻来覆去地论证，一旦发现行不通，就给它打叉。后来，所有的草图都被撕掉了。我们开始设想各种事故，但大部分设想还没有完全成形就被摈弃了。其中一个设想是我们找一个起风的夜晚，在路上追逐阿布鲁，结果他撞上了一辆飞驰的汽车，脑浆溅到了柏油路面上。这是我的点子。在我的想象中，疯子被碾碎的尸体一点儿一点儿地黏在柏油路面上，就像我见过的各种被车轧死的动物——鸡、山羊、狗、兔子。我的哥哥闭上眼睛，静坐着思考了一会儿。卖橡胶凉鞋的小贩又转了回来，叫得更响了：“橡胶鞋，橡胶鞋——卖喽！橡胶——鞋——卖喽！”他似乎离我们的院子越来越近，声音响得盖住了哥哥的话。“——好主意，”我只捕捉到了这半句，“但你知道，那些不知道疯子对我们家做了什么的无知的人和胆小鬼会制止我们。”
我再次表示同意。他把这张图撕掉，生气地把碎片丢到地上。
奥班比为两个哥哥报仇的决心是条蚂蟥。这条蚂蟥叮得太深了，什么手段都消灭不了它，连火烧都没用。在后续的日子里，我们的父母一离开家，我们就跑出去找那个疯子。我们出去的时候一般是上午，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都在外头。虽然新学期已经开始，但我们没有去上学。父亲给我们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信，为我们请假一学期，因为我们的哥哥去世不久，我们需要时间恢复，不适合回去上学。为了避开同学或周围街区我们认识的小孩，我们走的都是隐秘的小径。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彻底搜查了整个区，想找到疯子的踪迹，但无功而返。他不在卡车里，不在街头，也不在河边。我们不能向任何人打听，因为我们区的人对我们很了解，一见到我们就露出同情的神色，就好像我们额头上刻着哥哥们悲剧的印记一样。
无功而返并没有打消哥哥的执念。那个星期，我们听说了一件有关疯子的事，打消了我发誓加入他的事业时积聚的全部勇气。即便如此，哥哥还是坚持不懈。疯子已经消失了好多天——一次都没在我们区露过面。于是，我们开始向我们认为不认识我们的人打听他。然后，我们走到了我们区最北面。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加油站。加油站里放着一个杂色的人形气球，不停地随风弯腰、歪倒或招手。就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伊肯纳的老同学农索。他坐在主路边的一个木头高脚凳上，面前的拉菲亚树叶编织袋上平摊着报纸和杂志。他跟我们握手，拍了拍我们的肩膀，然后告诉我们他负责整个区的报纸杂志发行。
“你们没听说过我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就像吸毒吸兴奋了一样，他的眼睛在我们俩的脸上扫来扫去。
他的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朋克头——头顶心留有一撮齐平的头发——又黑又亮。他听说了伊肯纳的死讯，知道是他的“傻弟弟”给他肚子上来了一刀。他恨波贾。“不管怎么样，愿他们的灵魂安息。”他说。
一个一直在读《卫报》的男人站起来，放下报纸，给了农索几枚硬币。他放下报纸的时候，我看到头版上刊登了一九九三年总统竞选人的妻子库迪拉特·阿比奥拉被杀的新闻。农索示意我们坐到布篷下那男人空出来的位置。我想起见到M.K.O.那天，她就站在我们旁边，还用戴满戒指的手摸过我的头。我记得她开口请人群后退的时候，语气既威严又谦卑。在报纸头版的照片里，她的双眼闭上了，她的脸了无生气——没有一丝血色。
“这是M.K.O.的妻子，你不知道吗？”奥班比把报纸从我手里拿开。
我点点头。我想起来了，在见过M.K.O.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期盼着还能再见到那个女人。那时我觉得自己爱她。她是第一个被我视作妻子的女人。其他女人要么只是女人，要么是某人的母亲，要么是个女孩，而她是一位妻子。
我哥哥问农索最近有没有见过阿布鲁。
“那个魔鬼？”农索说，“我两天前见过他，就在这儿。在加油站旁边这条主路上，站在尸体——”
他指向长长的主路边的一条土路。那条主路跟一条通往贝宁19的公路相连。
“什么尸体？”我哥哥问。
农索摇摇头，拿起他习惯性挂在肩上的一条小毛巾擦掉脖子上的汗珠。擦过汗的脖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什么，你们没听说吗？”
他说，那天清早，大约黎明时分，阿布鲁发现了一位年轻妇女的尸体。我们那儿的交通警察出警往往很慢，那天也不例外，所以那具尸体就在路上躺了很久。到了中午，经过的人大多会停下来看一眼。中午快过去的时候，尸体吸引的眼球少了，这时又有一群人开始聚集到它周围，闹哄哄的。农索往路那边张望，但人群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他丢下报纸，穿过马路，往人群那边走去。站在那群人中间，他看到了那具女尸。流出的血已经变黑了，在她头颅下面形成了一个光轮般的血泊。她的双手摊在两边，跟他之前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一只戒指在她手指上发出微光。浸透了血的头发又黏又乱。然而，跟之前不一样的是，尸体被剥光了衣服，双乳露在外面，阿布鲁正骑在她身上，在围观者惊恐的注视下用力地推送。人群里，有人在争论让他这样亵渎死者到底对不对；也有人认为没什么要紧的，反正那女人已经死了；还有些人主张制止他，但这些人占少数。阿布鲁释放过后就在女尸身上睡着了，好像把她当成了妻子，一直睡到警察把她和他分开。
这个故事给哥哥和我极大的震撼，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们没去别处侦察。对疯子的恐惧笼罩了我，我看得出来，我的哥哥奥班比也害怕了。他在客厅里默默地坐了好久，最后仰着头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我开始惧怕这个疯子，希望哥哥能放弃报仇，但又不敢直接跟他说。我怕说了他会生气，甚至恨我。然而，到了周末，天意出手干预——现在回头看，事情更明显了——来拯救我们。父亲宣布说，他那位在我三岁时搬去加拿大的朋友巴约先生抵达拉各斯了。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饭，这条消息不啻一声惊雷。父亲还说，巴约先生答应带我哥哥和我去加拿大。这下，房间里炸开了锅，人人都欣喜万分。母亲叫着“哈利路亚”站起来，唱起了歌。
我也很兴奋，喜悦在我体内洋溢开来。可当我瞥向哥哥的时候，我发现他面不改色地吃着饭，脸上一片阴霾。他难道没听见？看起来不像啊，因为他把头埋得更低了，拼命扒饭的样子像没吃过饭一样。
“我怎么办？”戴维哭哭啼啼地问。
“你？”父亲笑道，“你也会去的。你这样的酋长怎么能留在这儿？你也会去的；事实上，你会第一个上飞机。”
我还在琢磨哥哥在想什么，他已经开口了：“上学怎么办？”
“你们会在加拿大上更好的学校。”父亲回答说。
哥哥点点头，继续吃饭；这可以算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消息了，他却兴致索然，让我很惊讶。我们接着吃饭。父亲给我们讲述了加拿大怎样在很短时间内赶超包括它的宗主国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然后，他把话题转向尼日利亚以及侵蚀了我们整个国家的腐败。最后，他习惯性地开始骂戈翁20。父亲曾多次指责此人三番五次轰炸我们老家的村子，在内战期间杀害了许多妇女。我们在他的影响下也不喜欢戈翁。“那个白痴，”他厉声说，喉结一上一下，脖子上青筋凸起，“是尼日利亚最大的敌人。”
父亲去了书店，母亲也带着戴维和恩肯出门了。我去找哥哥。他在井边打水，要装满浴室的水箱。这活儿以前被伊肯纳和波贾包了，因为他们觉得奥班比和我还太小，不能去井边。这是八月以来第一次有人从那口井里打水。
“如果我们真的很快就要去加拿大，”他说，“那我们就得尽快杀死那个疯子。我们得快点儿找到他。”
以前，这话会让我激动。可这次，我想告诉他，忘了疯子，我们去加拿大重新开始吧。但我说不出来，我说出口的是：“对，对，奥贝，我们一定要抓紧了。”
“我们得快点儿杀死他。”
这条好消息让哥哥感到焦虑，晚饭都没吃。他坐在那里画图，擦掉不满意的图，或干脆撕掉。他的脾气越来越坏，直到他手里的铅笔缩到他手指头那么短，桌上堆满了碎纸。那天早上，我们父母去上班后不久，他在井边告诉我，我们得快点儿行动。当时他手指着井口，语气凶狠：“因为那个疯子，波贾，我们的哥哥，在这里面像只小蜥蜴一样腐烂。我们必须报复；否则我不会去加拿大。”
他舔了舔拇指以强化他的誓言，让我看清他的决心。他不会回头。他提起打满的水桶，走进屋里，留下我站在那里思索——他常常让我一个人反思——我到底想不想念伊肯纳和波贾，有没有他那么想？后来，我宽慰自己说，我也想念他们，只是我被疯子吓到了。再说，我不可以杀人。杀人是邪恶的，我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做得到？然而，哥哥信誓旦旦地说他会执行这个计划，而且坚信自己会成功，因为他的执念已经变成了不可战胜的蚂蟥。
利维坦21
然而，阿布鲁是利维坦。
一群勇敢的水手围攻都杀不死的巨鲸。他不可能像其他血肉之躯那么容易死。虽然他和他的同类——疯掉的流浪汉，因为脑子有病沦落到了贫困的最底层，从此危机四伏——没什么不同，但他可能比他们更近地接触过死亡。大家都知道，他主要靠吃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东西维生。他没房子住，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露天屠宰场掉在地上的肉、垃圾里的食物残渣、树上掉下来的水果。吃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长时间，你会以为他早就染上了什么病，可他活得好好的，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还长了小肚子。当他因为踩上了碎玻璃而血流不止时，人们觉得这下他要完了，可没过几天他又活蹦乱跳地出现了。不过，这些都只是原本可以让他丧命的小事；还有许多别的事。
在遇到阿布鲁后第二天，我们聚集在奥米-阿拉河边。在那里，所罗门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严厉警告我们不要听阿布鲁的预言，是因为他相信阿布鲁是披着人皮的恶灵。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跟我们讲了好几个月前他目睹的一件事。那天，阿布鲁在路边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天在下毛毛雨，他的身上湿了。他相信自己的母亲就站在公路中间，于是对着公路呼唤她，恳求她宽恕他对她所做的一切。正当他恳求她，显然是在同她交谈时，他看到一辆车从公路另一边飞驰而来。他怕极了，高声叫母亲赶快离开公路，但那个他以为真的存在的幽灵站着不动。就在汽车开到阿布鲁幻觉中他母亲站立的位置时，阿布鲁冲上公路去救她。汽车一下子把他撞到了长草的路肩上，自己则滑出公路，卡在附近的灌木丛里，停了下来。据说，车上的人以为阿布鲁已经死了，但他只是在倒下的位置躺了一会儿就站了起来，浑身是血，前额上开了个口子。他站起来后开始拍打湿漉漉的衣裳，好像那辆车只不过是把一阵灰带到了他身上。他一瘸一拐地走开了，边走边朝着车开走的方向说：“你想杀人对吗，呃？看见有女人站在路上，你不能停一下吗？你想杀人吗？”他一路走一路喋喋不休，有时候还停下来，一手拉着耳垂，回头告诫那个司机下次要慢慢开：“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父亲宣布我们可能要移民去加拿大的第二天，哥哥朝我手里塞了一张草图。我坐下来盯着图看，他开口了。
“我们可以用老鼠药毒死他。我们可以买一包老鼠药，放在面包或其他吃的东西里，拿给疯子，反正他哪儿来的东西都吃。”
“对，”我同意，“他连阴沟里的东西都吃。”
“的确如此。”他点点头，“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他还活着？他吃的东西难道不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吗？为什么他还不死？”
他指望我给出答案，但我给不出。
“你记得所罗门跟我们讲过的故事吗——为什么他怕阿布鲁，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
我点点头。
“那你明白了，是吗？听着，我们不能放弃，但我们也得记住，这是个怪人。那些傻瓜”——他现在管阿库雷居民叫“傻瓜”，谁叫他们听任阿布鲁活着——“相信他是某种肉身不灭的神，你知道，他们愚蠢地以为，在人类理性界限之外生存了这么久已经改变了他的人性，他不再是个凡人了。”
“这是真的吗？”我问。
“如果我们给他吃掺了毒药的面包，别人会以为他是吃了什么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东西死的。”我没有问他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因为我对他拥有众多神秘知识深信不疑。过了一会儿，我们俩就出门了。哥哥短裤的前口袋鼓鼓囊囊，里面塞满了用一小包老鼠药浸泡过的撕碎的面包。面包是他从前一天的早饭里省下来的。出门前，哥哥把干瘪的面包屑拿出来，再次撒上老鼠药，弄得我们房间里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说，他希望我们只需要“行动”一次，一击成功。我们带着毒面包去了阿布鲁住的破卡车，他不在。我们听说卡车门还能正常开闭，但它几乎一直是开着的。卡车里的座椅快散架了，几乎只剩木质骨架，皮革覆面都撕破了，磨坏了。车顶锈迹斑斑，雨水正从破洞里钻进来。座椅上堆着各种废品：一条蓝色的旧窗帘从座椅上拖到地板上，一盏旧煤油灯没了玻璃罩，只剩一个框架，还有一根棍子、一些纸张、破鞋子、罐头，反正都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物品。
“大概时间不对，”哥哥说，“我们先回家，下午再来；说不定那时候他就在了。”
我们回了家，下午又去了一次。其间母亲回来过，煮了甘薯作为午饭，不久又回市场了。等我们到了卡车那儿，疯子真的在，但接下来的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在两块大石头上架了一口瓦锅，手里拿着一个瓶子正俯身往里面倒某种液体。两块石头中间堆着木片，显然是当柴火用的，但没点着。把瓶子里的东西都倒进锅里后，疯子拿起一个我们看不清楚装了什么的饮料罐，倒转过来，使劲往锅里倒。后来，他摇摇罐子，朝里面细看一番，又把残留的东西刮出来，直到他认为罐子空了，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张堆满了东西的小凳子上。接着，他冲进卡车，拿出一包看似叶子的东西、一些骨头、一个球形物体和一些要么是盐要么是糖的白色粉末。他把这些东西都倒进锅里，然后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就像往热油里倒东西被烫了那样。我乐坏了。看来这疯子是在——或者说他以为他在——煮一锅以垃圾和废品为原料的大杂烩。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直到有另外两个男人加入我们，共同欣赏阿布鲁掌勺。
那两个男人穿着廉价的长袖衬衫，衬衫下摆塞进布料柔软的长裤里——一个男人穿黑裤子，另一个穿绿裤子。他们手里拿着本精装书，我们瞥一眼就知道是《圣经》；他们刚从教堂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为他祈祷。”那个皮肤黝黑、头顶秃了一块的男人建议。
“我们已经斋戒祈祷了三个星期，”另一个男人说，“乞求上帝赐予我们力量。现在该是用它的时候了吧？”
第一个说话的男人温顺地点点头。没等他做出回应，第三个声音说：“显然不是时候。”
说话的是我哥哥。两个男人转向他。
“这个人，”我哥哥面带惧色，继续说道，“是个骗子。这些都是装出来的。他神志清楚得很。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子，他装成这样在路边、商店前面和市场上跳舞，就是为了讨钱。他有好几个孩子。”哥哥虽然在对他们说话，眼睛却看着我，“他是我们的父亲。”
“什么？”秃头男人惊叫起来。
“是的。”哥哥无视我的震惊，“我们的母亲叫我和保罗”——他指指我——“带他回家，告诉他今天到此为止，但他不肯和我们走。”
他朝那疯子做了一个乞求的手势。但那疯子正在凳子旁边的地上找东西，似乎没注意到我哥哥。
“太不可思议了。”皮肤黝黑的男人说，“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一个男人居然会为了谋生装疯？不可思议。”
两人摇着头离开了，走前请求我们向上帝祈祷，请上帝感化他，宣告他的贪婪有罪。“上帝无所不能，”皮肤黝黑的男人说，“如果你们诚心祈祷。”
我哥哥表示同意，还向他们致谢。等他们走远了，听不见我们说话了，我问哥哥到底怎么回事。
“嘘！”他咧嘴笑了，“听着，我怕这两个人真有什么神力。谁知道呢？他们都斋戒了三个星期了。啧啧！要是他们有布永康牧师、库穆伊牧师22或辛班尼牧师23那样的神力，通过祈祷把他治好了怎么办？我可不想那样。要是他好了，他就不会四处乱逛，也许他会离开镇上，谁知道呢？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吧？他会跑掉，不受任何惩罚地溜掉，那怎么行？不，不，我不允许。我以我死去的哥——”我哥哥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和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停下来观察正在暗自发笑的疯子。奥班比神色黯然，因为这些人一直待到疯子离开为止，我们的行动又被耽搁了。他沮丧地得出结论说，这地方太不隐秘，不能下毒。于是我们回了家。
第二天，我们又去卡车那儿找阿布鲁。他不在。后来我们在一所占地不大的小学附近找到了他。高墙里传出小孩子们齐声朗读诗歌的声音。有时候老师会打断他们，偶尔还会请他们为自己鼓掌。不久，疯子站了起来，威严地迈开步子，两手一甩一甩的，像个石油公司的CEO。离他不远处有一把撑开的雨伞，伞骨和起褶的旧伞面都快分家了。阿布鲁凝视着手上戴的一枚戒指，跺着地往前走，嘴里咕哝着一连串单词：“妻子”“现在已成婚”“爱”“结婚”“美丽的戒指”“现在已成婚”“你”“圣父”“结婚”……
后来，在那疯子渐行渐远，已经听不清他的胡言乱语之后，奥班比告诉我，他是在模仿基督教婚礼的行进队列。我们放慢脚步远远地跟着他，途中经过一九九三年伊肯纳从一辆车里拉下死人的地方。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们带的老鼠药的毒性。我的恐惧加剧了，我再次对疯子生出了怜悯之情：他就像条四处觅食的流浪狗。他走着走着就会停下来，转个身，像天桥上的模特儿那样摆个姿势，把戴着戒指的手伸出去。一栋平房的门廊上有三个女人，他朝她们走去。三人中有一人坐在凳子上，另外两人在给她梳辫子。其中两个女人起身赶他走，还弯腰捡石头朝他扔过去，想把他吓走。
两个女人早就不追了——她们其实没怎么动弹，只是朝他尖叫，叫他这个脏东西走开——但疯子还在跑，时不时地回头看，脸上挂着淫邪的笑容。我们后来才知道，他逃跑时走的那条土路很少有汽车开过，因为那条路的尽头是一座横跨奥米-阿拉河的长约两百米的木桥。一些街头顽童轻而易举就把这条没几米长的土路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在路的两头放了四块大石头，石头中间留空，作为足球场的门柱。他们在这里踢球，吵吵嚷嚷，扬起一片尘土。阿布鲁满脸笑容地看着他们。后来，他摆了个姿势，手里托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球，用力朝空中踢去，差点儿摔了一跤。他挥舞双手狂喊：“进球！进，球，啦！”
追上他后，我们发现伊巴夫和他的堂兄弟也在那儿踢球。一上木桥，我就想起了伊肯纳变形时我做过的那个有关人行桥的梦。闻到大河熟悉的气味，看到跟我们以前抓的鱼儿差不多的杂色鱼在水中游弋，听到癞蛤蟆和蟋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叫唤，就连河里死物的恶臭都让我想起我们一起钓鱼的日子。我仔细地观察了一番鱼儿，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见它们了。以前我希望自己是条鱼，所有的兄弟也都是鱼，这样我们就可以整天游泳，每天游泳，永远游下去。
不出我们所料，阿布鲁朝木桥走过来，眼睛看着远方，一路走到木桥脚下。他上桥的时候，我们站在桥的另一头都能感到桥面沉了沉。
“他一吃下面包，我们就跑，飞快地跑，”看着疯子离我们越来越近，哥哥说道，“他有可能摔下去死在河里；没人会看到他是怎么死的。”
这个计划让我感到害怕，但我还是点头同意了。阿布鲁一上桥就走到栏杆边，扶着栏杆朝河里尿尿。我们看着他尿完，阳具像橡皮筋一样缩回腰间，几滴尿滴到了桥面上。哥哥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在看我们，才拿出了毒面包，朝疯子走去。
现在，他离我们很近了，我确信他很快就会死掉。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就像古时候能赤手空拳撕碎一切的大力士。繁盛的络腮胡从脸侧一直蔓延到下巴。上嘴唇的胡须像是用细炭笔画的。头发又长又脏，缠成一团。他的胸口、满是皱纹的黑脸上、下腹和阳具周围也长满了毛发。他的指甲又长又尖，每个指甲里面都嵌满了油污和泥土。
我注意到他身上散发出多种气味，其中最浓烈的是粪便味。随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这种气味像一群苍蝇一样扑面而来。我想这一定是因为长期以来，他排泄完之后都不清洗肛门。他的私处和腋窝下面的浓密毛发里累积着陈年汗臭。他身上还有腐烂的食物、未愈合的伤口和流脓、体液和垃圾的气味。我还闻到了生锈的金属、腐烂物质、旧衣服、他有时会穿的捡来的内裤的气味。他身上还带着奥米-阿拉河边的树叶、爬藤、烂杧果的气味，河岸上沙子的气味，甚至还有河水的气味。我还闻到了香蕉树和番石榴树的气味、哈麦丹风卷起的尘土味、裁缝铺后面大垃圾桶里丢掉的衣服的气味、镇上露天屠宰场残留的肉的气味、秃鹫们吃剩的残骸的气味、“美好房间”汽车旅馆里用过的避孕套的气味、阴沟和污物的气味、他手淫后喷射在自己身上的精液的气味、阴道分泌物的气味、干掉的黏液的气味。然而，这些还不是全部。他身上还有非物质的东西的气味，比如说，他人戛然而止的生命，以及他们灵魂中的寂静。从他身上闻得到未知的事物、奇特的元素、可怕的被遗忘的东西。他有死亡的味道。
奥班比伸出拿着面包的手。他走近我们，接了过去。他似乎根本没认出我们，就好像他没给我们下过预言。
“吃的！”他说着伸出了舌头，然后用没有起伏的调子唱出一串词语，“吃，米饭，豆子，吃，面包，吃，那个，吗哪24，玉米，埃巴，甘薯，鸡蛋，吃。”他拿一个拳头撞击另一只手的手掌，继续有节奏地吟唱由“吃的”引发的歌。
“吃的，吃的，吃——的！吃这个。”他两个手掌拉开距离，比画着锅的形状，“吃，吃的，吃，吃——”
“这个好吃，”奥班比结结巴巴地说，“面包，吃吧，吃吧，阿布鲁。”
阿布鲁翻了个白眼，其灵活程度足以让最会翻白眼的人自愧不如。他从奥班比手里接过一片面包，咯咯地笑了，还打了个哈欠，就像为刚才说的一长串话点了个标点。他一接过面包，奥班比就瞪眼看我。等他后退到安全距离，我们拔腿就跑，一直跑过另一条街才想到停下。远处，一条繁忙的公路在田野里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