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别离他太远。”哥哥气喘吁吁地扶着我的肩膀说。
“好的。”我喘着气嘟哝了一句。
“很快他就会倒下。”哥哥低声说。他的双眼迸发出喜悦的光芒，而我的眼眶里却迅速填满了同情的泪水。母亲讲的阿布鲁吮吸奶牛乳头的故事跃上我心头。我想到，是贫穷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我们家冰箱里有成罐的牛奶，牛铃牌的，山峰牌的，罐子上都印着奶牛图案。我想，也许他一罐也买不起。他没钱，没衣服，没父母，没房子。他像我们在主日学校里唱的歌里的鸽子：“看那些鸽子，它们没有衣服穿。”它们没有花园，但上帝在看着它们。我想，阿布鲁就像那些鸽子，我同情这个疯子，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
“他很快就会死。”哥哥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们停在一个卖小商品的女人的棚子前面。棚子的隔栅上糊了纱，下面开了一个出纳窗口大小的洞，供她和顾客打交道。格栅上方挂着各种饮料、奶粉、饼干、糖果和其他食品。我们就在那儿等着，我想象阿布鲁会怎样摔倒在桥上，慢慢死去。在跑开之前，我们看到他把毒面包放进嘴里，胡须随着咀嚼颤动。现在我们又看到他了。他依旧扶着栏杆，正在朝河里看。有几个男人从他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回头看了他一眼。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他快死了。”哥哥低声说，“看，他大概在发抖，所以那些男的才会看他。他们说，毒药发作的时候，身体会发抖。”
阿布鲁弯下腰，好像在朝桥面上吐东西，这似乎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想，哥哥是对的。我们看过好多电影，里面的角色吃了毒药后都会咳嗽，口吐白沫，然后倒地而亡。
“我们成功了，成功了。”他叫起来，“我们为艾克和波贾报仇了。我告诉过你我们能做到。我告诉过你。”
哥哥兴高采烈。他说这下我们可以安心了，那疯子再也不会烦扰其他人了。这时，那疯子一边跳舞一边拍着手朝我们走过来，堵住了哥哥的嘴。这个奇迹朝我们走来，手舞足蹈，唱着赞美诗，赞颂那位手掌被敲进九英寸长的钉子、将来某天会重返人间的救世主。我们跟着他，为他的生命力惊叹。他唱出的赞美诗把即将到来的夜晚驱赶进一个神秘的王国。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好长的路，路边的店铺相继关门。终于，奥班比一言不发地停下来，掉头朝家里走去。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已经认识到在血泊里浸过但没受伤的拇指和有一道血口的拇指是不一样的。他明白了，毒药杀不死阿布鲁。
蚂蟥钻进了哥哥和我的皮肤，对我们的悲痛消了毒，让我们的伤口无法愈合，但我们的父母逐渐好起来了。十二月底的时候，母亲脱下了丧服，回归正常生活。她不再动辄大怒大悲，蜘蛛们似乎也死绝了。因为她的康复，推迟了好多个星期的伊肯纳和波贾的追思弥撒终于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六举行了——就在我们第一次杀阿布鲁失败五天后。那天早上，我们所有人，包括戴维和恩肯，都穿上黑色正装，挤进父亲的车里。这车前一天刚刚送到博德先生那里修过。他在悲剧中扮演的角色把他和我们家拉近了。他来过我们家好多次，有一次还带着他的未婚妻，那女孩前突的牙齿让她的嘴很难完全闭拢。父亲现在称他为“我的兄弟。”
弥撒上安排了告别歌曲、父亲对“男孩们”生平的简要回顾，以及柯林斯牧师一段短短的布道。那天，柯林斯牧师头上缠着纱布。几天前，他搭乘出租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礼堂里都是邻居们熟悉的脸。他们中大多数是别的教会的会众。父亲发言时说伊肯纳是个男子汉，如果他活下来，他会成为众人的领袖。他这么说的时候，奥班比一直盯着我。
“我不会太啰唆，但伊肯纳是个好孩子。”父亲说，“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我是说，魔鬼多次试图偷走他，但上帝非常守信。他六岁的时候，被蝎子叮了——”听众们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叹，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在约拉。”父亲继续说道，“才过了几年，他的一个睾丸被踢进了体内。这个事故的其余细节我就不透露了。只要记住，上帝一直与他同在。他的弟弟波贾——”这时，礼堂里出现了我从未经历过的沉寂。因为，站在教堂前面讲台上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无所不知的男人、勇士、强人、总司令、体罚总指挥、知识分子、老鹰，开始啜泣。我难堪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父亲的发言还在继续。然而这一次，他的话语像堵在拉各斯车流里的超载的运木材的卡车，在由他感人的演讲构成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曲折前行，不时停一下，颠一下，往前滑几米。
“他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男子汉。他……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如果你们认识他，他……是一个好孩子。谢谢大家今天能来。”
父亲匆忙结束了演讲，礼堂里的掌声久久不息。接着，赞美诗开始了。母亲一直在低声哭泣，用手绢抹眼睛。我为哥哥们哭泣，心头有一把悲痛的小刀缓缓划过。
在众人合唱“我心灵得安宁”的时候，我注意到周围有异常响动。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开始把头往后扭。我不想扭头，因为父亲就坐在我们旁边，紧挨着奥班比。就在我纳闷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奥班比把头歪向我，低声说：“阿布鲁来了。”
我马上扭过头，看见阿布鲁站在礼堂中间，穿着一件沾了烂泥的褐色衬衫，上面有一大圈汗渍和污秽。父亲瞥了我一眼，用眼神命令我专心。以前，阿布鲁也来过教堂好多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牧师正在布道，他从门口的引座员身边走过，坐在女教众坐的长凳上。虽然会众们马上就意识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牧师还是继续布道，守在门口的年轻的男引座员们则密切注意着阿布鲁。但他在布道过程中异常平静，还积极参与布道结束后的祈祷，吟唱赞美诗，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弥撒结束后，他悄悄离开了教堂，留下教众在他身后议论纷纷。后来他还参加过几次弥撒，多数时候都坐在女教众的席位上，激发了教众们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他赤身裸体，不适宜让妇女和儿童看到。还有人认为，教堂向所有人开放，不管他是赤身裸体还是衣着妥当，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神志正常还是不正常，身份并不重要。最后，教会决定拒绝他入场。要是他靠近教堂，引座员就会拿棍子赶跑他。
然而，在我哥哥们的追思弥撒上，他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他趁人不备溜了进来，被发现时已经坐下了。因为这次弥撒比较敏感，长老们就让他留下了。仪式结束，他离开后，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回忆说，他在做弥撒的时候哭了。她说，他问她认不认识这个男孩，还说自己认识他。那女人像在大白天见了鬼似的甩了甩头，说阿布鲁不断地念叨伊肯纳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看待阿布鲁出现在因他而死的两个哥哥的追思弥撒上这件事的，但我从回家路上的肃穆气氛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谁都不作声，只有戴维迷上了弥撒上我们唱过的一首歌，哼着曲调想要唱出来。时值正午，在这个居民以基督徒为主的镇子上，多数教堂都关门了，路上都是汽车。我们的车在拥堵中前进，戴维深情的歌声——由含糊不清的上颚音、错误拼读、只剩半截的单词、颠倒的含意和断章取义组成的神奇作品——在车里起到了镇静剂的作用。寂静似乎触手可及，好像车里多出了两个人——肉眼看不见的两个人。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也和我们一样镇静。
Whe pis lak’a rifa ateent ma so
Whe so ow lak sea billows roooooo
What eefa my Lord, if at cos me to say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with ma so）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25
我们到家后不久，父亲就出去了，到半夜还没回来。母亲的恐惧上升到了顶点。她在屋子里像发疯的猫一样窜来窜去，后来又去了邻居家，告诉他们她丈夫失踪了。她的焦虑感染了好多邻居。他们都聚集到我们家，安慰她，让她耐心点儿，再等等，至少等到第二天再去报警。母亲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父亲回到家时她已经焦急得快疯了。那时，其他几个孩子都睡着了，连奥班比也睡着了，只有我还醒着。尽管母亲再三恳求，父亲还是不肯透露去了哪里，为什么一只眼睛上蒙了绷带，只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卧室。第二天早上奥班比问起的时候，他草草打发了他：“我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不许再问。”
我用咽唾沫的方法拼命压下涌上心头的无数疑问。
“你之前看不见东西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我说了。不，许，再问！”他厉声喝道。
然而，那天他和母亲都没去上班。这个事实本身告诉我，他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接连的悲剧和工作大大改变了父亲。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拆除绷带后，那只眼睛再也没法像另一只眼睛一样完全合拢。
奥班比和我整个星期都没出去找阿布鲁，因为父亲一直在家听音乐、看电视、阅读。哥哥一再诅咒那个害得父亲必须待在家里的叫“白内障”的病。有一次，父亲正在看电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西里尔·施托贝尔播报的黄金时段新闻，奥班比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去加拿大。“明年年初。”父亲冷淡地回答。屏幕上火光四起，一片混乱，后来镜头又切换到了一片冒着黑烟的焦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烧焦程度各异的尸体。奥班比还想说些什么，但父亲举起张开的手掌制止了他。播音员说：“由于此次不幸的阴谋破坏活动，我国的石油日产量减少了一万五千桶。为此，阿巴查将军的政府希望公民们看到加油站又排起长队时不要惊慌。短缺是暂时的。不过，政府将及时严惩任何歹徒。”
我们耐心地等着，没有打搅他，直到有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从上至下刷他的牙齿。
“是一月吗？”那人一出来，哥哥赶快问道。
“我说了‘明年年初’。”父亲咕哝了一句，垂下眼睑，有毛病的那只眼半开半闭。我不由得想到，父亲的眼睛究竟怎么了？我曾经听到他和母亲吵架。母亲指责他撒谎，说他根本没有得白内障。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虫子钻进了他的眼睛。想不出究竟真叫我痛苦。我有种感觉，要是伊肯纳和波贾还活着，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一定能找出真相。
“明年年初。”回到我们卧室时，奥班比咕哝了一句。然后，他的嗓音像骆驼卧倒一样低了下来，又重复了一遍：“明，年，年初。”
“那一定是一月喽？”这个猜测让我窃喜。
“是的，一月，那意味着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时间。我们没多少时间。”他摇摇头，“只要那个疯子还能大摇大摆地四处乱走，我到了加拿大，或者任何地方，都不会开心。”
虽然我很小心，不想激起哥哥的怒火，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是，我们试过了。他就是死不了。你说过的，他就像鲸——”
“谎言！”他大叫一声，一颗泪珠从红红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他是人，他也会死。我们只试了一次，只为艾克和波贾试了一次。我发誓，我一定要为哥哥们报仇。”
这时，父亲高声叫我们去洗他的车。
“我去。”哥哥的声音降了下来。
他用一块布擦干眼睛，然后拿泡在水桶里的毛巾擦车。完工后，他告诉我，我们应该试试“刀子计划”。那个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在深夜偷偷溜出房间，去疯子住的卡车，拿刀子刺死他，然后逃跑。他的描述吓到我了，但我的哥哥，这个悲痛的小男子汉，已经锁上了我们的房门，点燃了香烟——距他上次抽烟过去很久了。虽然没停电，他还是关了灯，好让父母以为我们睡了。此外，虽然晚上有点儿凉，他还是开着窗，往窗外吐着烟圈。抽完烟，他转身小声对我说：“就是今晚。”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附近有人在放熟悉的圣诞歌。我恍然大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天就是圣诞夜。这个圣诞节同以往大不一样：阴冷暗淡，平静无波。这个季节每天早上都起雾。等雾散了，空中悬浮着一团团灰尘。人们给屋子内外都挂满了圣诞装饰。电台和电视台滚动播放圣诞歌。有时候，大教堂门口的雕像——就是阿布鲁猥亵了原来的雕像后新立的那一座——会接通电源，身上披挂的五彩饰品顿时熠熠生辉。许多人视之为我们区圣诞节的高潮。人人都笑容满面，虽说商品价格，主要是活公鸡、火鸡、大米和圣诞菜谱里需要的其他花哨的配料的价格，涨到了普通人买不起的地步。我们家一点儿都没有受到影响。没有装饰。没有准备。以前我们过日子时自然而然就有的东西似乎都被叫悲伤的大白蚁给咬坏了。现在的我们家成了过去的我们家的影子。
“今晚，”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开口了，他的眼睛盯着我，脸上其余部分只看得清轮廓，“我已经准备好刀子了。等确定爸爸妈妈睡着了，我们就从窗口翻出去。”
接着，他对着升腾的烟气吐出了几个字：“我会一个人去吗？”
“不，我和你一起去。”我结结巴巴地说。
“好。”他说。
虽然我很想让哥哥爱我，不想再让他失望，但我不敢在午夜时分去找那个疯子。晚上的阿库雷很危险，就连大人们对天黑以后能去哪儿都很讲究。就在上学期末，伊肯纳和波贾去世前，学校晨会上宣布了一件事：住在我们街上的我的同班同学伊雷巴米·奥乔的父亲被持械抢劫的人夺去了生命。我很纳闷，为什么还是个孩子的哥哥不怕夜晚呢？难道他不知道夜晚外出的危险？难道他没听说过这些事？再说，那个疯子，那个魔鬼，说不定知道我们会去，正等着呢。我想象阿布鲁拿起刀子刺向我们，不寒而栗。
我从床上起来，说我想去喝水。我来到客厅，父亲仍旧坐在那里看电视，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我从厨房的水桶里倒了一杯水喝下去，然后坐在父亲旁边的沙发上。父亲朝我点点头，表示他知道我来了。我问他的眼睛好了没。“好了。”他说着转头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在辩论，背景是一幅写着“经济事务”的海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不用和哥哥一起出去。我从父亲身边拿起一张报纸读起来。父亲最爱这个了；他赞赏每一个获取知识的举动。我一边浏览报纸一边向父亲发问。他的答案都很简洁，而我想要他讲得长一些。于是我就请他讲他叔叔上战场那天的事。父亲点点头讲了起来，但他困了，哈欠一个接一个，所以还是言简意赅。
他这次讲的和他以前回忆的一样：他叔叔埋伏在公路边的树丛里，袭击尼日利亚士兵的车队。他叔叔及其战友们先开火。对方士兵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射来的，就胡乱朝着空无一人的森林射击，最后都被打死了。“所有人，”父亲会强调，“无人生还。”
我把视线转回到报纸上，又读了起来，心里暗暗祈祷父亲不要太早回卧室。我们已经交谈了一个小时，现在都快十点了。我不知道哥哥在做什么，会不会来找我。后来父亲睡着了。我关掉灯，蜷缩在沙发上。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听到开门的声音，然后客厅里有了动静，一直蔓延到我的沙发后面。接着，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摇晃我，先是慢慢地，然后就用上了力气，但我仍旧一动不动。我正想假装打个呼噜，父亲动了动，我沙发背后有东西飞快地动了一下——大概是哥哥俯下了身子。后来，我感觉到他慢慢爬回了我们房间。我等了一会儿才睁眼。父亲的姿势很奇怪。他睡着了，头歪在椅背一侧，双臂松松地垂在身侧。邻居家明亮的黄色灯光常常越过院墙照进我们家，今晚也透过没拉上窗帘的窗户照亮了他脸上一小块地方，让他看起来像是戴了面具：一半黑，一半白。我看着父亲的脸，直到觉得哥哥应该已经走了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告诉哥哥，我去喝水的时候被父亲叫住谈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哥哥一言不发地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看一本书。那本书的封面上有海有山，海上有一艘船。他一只手支着头。
“你杀了他没有？”房间里安静了很久之后，我问道。
“那傻子不在。”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但哥哥看起来没怀疑我，我的花招奏效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要骗他，从来没有。不过，哥哥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等我我不来，他就一个人带着刀子出去了。他慢慢地走近疯子的卡车——那天晚上的那段时间，街头没人，一个人都没有——但疯子居然不在！哥哥很愤怒。
我躺在床上，思绪飘到了过去。我想起有一天，我们钓到好多鱼，多到伊肯纳抱怨背痛。当时我们坐在河边，一遍遍唱着渔人之歌，就像那是一首自由之歌，唱得嗓子都哑了。那天傍晚余下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唱歌。夕阳挂在天空的一角，光线浅淡得像从远处看见的少女的乳头。
之后好多天，哥哥都因为计划接连的失败而闷闷不乐。圣诞节那天午饭时分，父亲讲到他为了我们的行程已经给他的朋友汇了多少钱时，哥哥呆呆地望着窗外。“多伦多”这个词像仙女一样在饭桌上起舞，让母亲满心喜悦。看起来，父亲——正半闭着一只眼睛——为了母亲，经常提及这个地方。新年前夜，尽管有军政府州长安东尼·奥涅鲁格布伦颁布的禁令，鞭炮声仍响成一片。哥哥和我待在卧室里，默默沉思。以前，我们会和两个哥哥一起到街对面放鞭炮，有时候还会跟附近的孩子来一场鞭炮大战。今年不会了。
按照传统，新年前夜应该去教堂望弥撒，于是全家人都挤上父亲的车子，来到教堂。那晚，教堂挤满了人，连门槛上都站了人。每逢节日前夜，人人都上教堂，连无神论者也不例外。那晚充斥着迷信，人们害怕英语里那些以“ber”结尾的月份的守护恶灵会竭力阻碍新年的平安到来。人们普遍相信，在那几个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有记录可查的死亡人数超过一年里其他月份死亡人数之和。26大家都害怕拿着镰刀的恶灵在大地上徘徊，寻找最后的猎物。午夜十二点，牧师宣布我们正式迈入一九九七年，教堂里人们发出幽闭恐惧症患者般的尖叫。他们欢呼着“新年快乐，哈利路亚！新年快乐，哈利路亚！”，又是跳又是相互拥抱，连陌生人都可以抱在一起。他们晃动身体、吹口哨、温声细语、唱歌、叫嚷。教堂外面，阿库雷统治者奥巴的王宫那边放的烟火——没什么破坏力，不过是带闪光灯和人造闪电效果的火箭——照亮了天空。事情一向如此，不管发生了多少事，世界仍循着旧的节奏向前。
圣诞精神要求大家忘记悲伤。然而，悲伤就像白天缩到窗边角落里的窗帘，耐心地熬过明亮的白天，一等夜幕降临就回归原位。总是这样。我们会从教堂回到家，喝胡椒汤，吃海绵蛋糕，再喝些软饮料。父亲会像往年一样播放拉斯·基默诺的录像，然后新年舞会开始。
戴维、恩肯和我同哥哥一道起舞。哥哥忘记了我们的失败，甚至我们的使命，随着拉斯·基默诺的雷鬼音乐的断音节拍有节奏地跺脚。奥班比，我名副其实的哥哥，在灯光下起舞，母亲为他加油喝彩。那一天，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寻求暂时的解脱。他的悲伤可能潜到了地底，让他沉浸在赐福的喧闹中。黎明时分，整个镇子的人都睡了，街头复归平静，天空一片安宁，教堂空无一人，河中的鱼儿也已入眠，轻风拂过柔和的夜色。父亲在大沙发上睡着了，母亲带着两个小的在卧室里睡着了。哥哥倒退着走出院门，窗帘回归原位，在他背后合拢。接着，黎明就像来自地狱的扫帚，扫走了节日的碎屑——随节日而来的安宁、解脱，甚至毫不作伪的爱，就像扫走派对结束后地板上散落的五彩纸屑。
蝌蚪
希望是一只蝌蚪。
你把它捉来，放进罐头盒里带回家。尽管罐头盒里装的是河水，它还是很快就死了。父亲曾经希望我们长大以后成为伟人，曾经为我们规划过未来的蓝图，但不管他如何努力呵护，这个希望还是很快就凋零了。我曾经希望，我的哥哥们会一直在那儿，我们会生儿育女，繁衍出一个部落。尽管我们把这个希望养在最最原始的水里，它还是灰飞烟灭了。同样，我们移民去加拿大的希望也在实现前夕被毁了。
这最后一个希望伴随新年而来，带来了一股新的精神，一种平和，掩去了过去一年的悲伤。悲伤似乎不会再回到我们家了。父亲把他的汽车漆成了锃亮的海军蓝。他经常或者说不断地谈起巴约先生的到来和我们移民加拿大的事。他又开始叫我们的昵称了：母亲是Omalicha，意思是美丽；戴维是Onye-Eze，意思是国王；恩肯是Nnem，跟祖母同名。27他在奥班比和我的名字前面加上“渔人”作为前缀。母亲的体重也恢复了。然而，这一切都没影响到哥哥。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没有什么消息，无论大小，能让他开怀。坐飞机不能让他激动，住在一个能像巴约先生的孩子们一样骑车或踩滑板上街的城市也不能让他激动。父亲第一次宣布我们有可能去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这消息太重大了，在动物世界里得有奶牛或大象那么大。但对我哥哥来说，这个消息只是一只小蚂蚁。等我们俩回到卧室，他就把那个蚂蚁大小的关于更美好的未来的许诺捏在指间，扔出了窗外。他说：“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哥哥报仇。”
但父亲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月五日早上，他把我们叫醒，宣布他要去拉各斯，就像一年前他把我们叫醒，宣布他要搬去约拉一样。这一幕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听人说，大部分事情的结局与其开端都有相似之处，只不过相似的程度有差别。这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印证。
“我现在就启程去拉各斯。”他宣布。他戴着平时戴的眼镜，把眼睛藏在镜片后面，穿着一件旧短袖衬衫，胸袋上印有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的徽章。
“我带着你们的照片去为你们办理护照。等我回来的时候，巴约应该已经抵达尼日利亚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拉各斯为你们办加拿大签证。”
两天前，奥班比和我剃了头，跟着父亲去找“我们的摄影师”利特尔先生。在“利特尔的小小照相馆”28，利特尔先生让我们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椅子上方是一个宽大的布篷，篷顶悬着一盏耀眼的荧光灯。椅子背后有一块白布，遮住了三分之一的墙面。他按了一个按钮，一道炫目的白光闪过。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手指，叫我哥哥坐好。
现在，父亲拿出两张五十奈拉的纸币，放在桌上。“小心点儿。”他高声说。然后，他转过身，像搬去约拉的那天早上一样离开了。
早饭是玉米片和炸土豆。饭后我们去井边打水，要装满家里的贮水罐。哥哥宣布说该做“最后的努力”了。
“妈妈和两个小的一走，我们就去找他。”他说。
“去哪儿找？”我问。
“河边。”他没有扭头看我，“像杀鱼一样杀死他，用带钩的钓竿。”
我点点头。
“我已经两次在河边发现他的踪迹了。他好像每晚都去那儿。”
“是吗？”我问。
“是的。”他点点头。
新年最初几天，他没有提到过使命，但常常陷入沉思，一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样子，还经常偷偷出门，尤其是晚上。回来后，他会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些东西，然后接着画火柴人图。我没问过他去了哪里，他也没告诉过我。
“我监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每晚都去那儿。”哥哥说，“他几乎每晚都去那儿，洗过澡就坐在杧果树下，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如果我们在那儿杀死他，”他顿了顿，似乎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与之相矛盾的念头，“没人会发现的。”
“我们什么时候去呢？”我点点头，含糊地问道。
“他日落时去那儿。”
后来，母亲和两个小的走了。家里就剩我们俩。哥哥指指我们的床说：“我们的钓竿在这儿。”
他把长长的钓竿从床下拖出来。现在，它们末端有个镰刀一样的弯钩。钓线被截短了，弯钩像是被直接固定在竿子上，已经完全不像是钓竿了。哥哥把渔具改造成了武器。这个念头让我僵住了。
“昨天我跟踪他去河边后就把它们拿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准备好了。”
他一定是在悄悄溜出去时改造了这些武器。我顿时满心恐惧，脑海里充斥着各种黑暗的想象。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曾发疯似的满院子找他，急切地想弄清他去了哪里。后来，一个可怕的念头抓住了我，怎么也赶不走。被这个念头驱赶着，我跑到井边，喘着粗气把井盖抬起来。但井盖从我手里滑落，抗议似的砰的一声重新盖上了。这声音吓到了停在橘子树上的一只鸟。它大叫一声飞走了。井口的混凝土碎屑扬起一阵灰尘。尘埃落定后，我再次搬开井盖往井里瞅。阳光从我背后投到水面上，井底的细沙历历可见，水下有一个小塑料桶半埋在沙土里。我手搭凉棚仔细搜寻，直到确信他不在里面。然后，我盖好井盖，气喘吁吁，对自己糟糕的想象力感到失望。
武器就摆在我眼前，为哥哥们报仇这个使命变得真实而具体，我像是第一次被告知。哥哥把武器放回床下。我想起我们要去加拿大上学，和白人一起接受最好的西方教育。父亲经常谈论西方教育，好像它是天堂的一部分，而他连门边都没摸到。西方教育在加拿大像森林里的树叶一样普通。我想去那里，我想让哥哥和我一起去。而他还在讲那条河，讲我们该怎么埋伏在河岸上等疯子过来。我猛地叫道：“不，奥贝！”
他吃了一惊。
“不，奥贝，咱们别干了。你想，我们要去加拿大了，要去那里生活了。”我趁他不说话，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咱们别干了。离开这里，我们长大以后会变成查克·诺里斯或者约翰上校那样的人。到时候我们再回来毙了他，甚至——”
我话还没说完就打住了，因为他开始摇头。我看到他含泪的双眼里燃起了怒火。
“怎么……怎么了？”我结巴了。
“你是个傻瓜！”他叫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想要我们逃走，逃到加拿大？伊肯纳在哪儿？我问你，波贾在哪儿？”
他一开口，我脑海里美丽的加拿大街景就变模糊了。
“你不知道，”他说，“可我知道。我还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帮忙。我会自己来。”
在加拿大街头骑车的男孩的形象迅速退出了我的脑海。我迫切地、绝望地想讨好他。“不，不，奥贝，”我说，“我会和你一起去。”
“你不会去！”他叫道，快步冲了出去。
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后来我怕了，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怕死去的哥哥们听见我不愿意为他们报仇，就像奥班比说的那样，我去了阳台，坐在那里。
哥哥出去了好久，去了哪儿我永远不会知道。在阳台上待了一会儿，我去了后院。后院的晾衣绳上挂着妈妈的一件彩色裹身衣。我踩着一根较低的树枝，爬上橘子树，坐在上面想所有这些事。
后来，奥班比回来了。一回来就直接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从树上溜下来，跟着他进了房间，跪下来乞求他带我一起去。
“难道你不想去加拿大了？”他问。
“你不去，我也不去。”我回答。
有那么一会儿，他站着一动不动。后来，他走到房间另一头，说：“站起来。”
我站了起来。
“听着，我也想去加拿大。所以我才想快点儿把这事办完，然后收拾行李。难道你不知道，爸爸是去办护照了？”
我点点头。
“听着，要是没完成这件事就离开尼日利亚，我们不会快活的。你听好了，”他靠近我，“我比你大，懂的比你多得多。”
我点头同意。
“所以，现在我说，你听。要是我们没做成这事就去加拿大，我们会后悔的。我们不会快活。你想不快活吗？”
“不想。”
“我也不想。”他说。
“咱们走吧，”我已经被说服了，“我想跟你去。”
他犹豫了：“是真心话吗？”
“真心话。”
他仔细端详我的脸：“真心话？”
“是的，真心话。”我一遍又一遍地点头。
“好吧，那我们走。”
正是黄昏，影子像深色的壁画一样到处蔓延。哥哥早已把武器用旧裹身衣包好，放到了百叶窗外面，这样母亲就不会看到。我等着他走到我们窗子外面，拿出钓鱼线。他递给我一个手电筒。
“万一我们要等到天黑呢。”我接过来的时候他低声说，“现在时机正好，我们肯定能在河边找到他。”
我们像从前一起钓鱼时那样走进黄昏，手里拿着用旧裹身衣包好的钓竿。天边的景色似曾相识。天空红彤彤的，太阳是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火球。我们朝阿布鲁的卡车走去，我注意到我们街上的木头路灯柱被撞倒了，街灯碎了，灯罩里固定灯泡的电线松开了，荧光灯丝爆了，松松地垂着。我们尽量避开邻居们的目光。他们知晓我们家的事，看到我们经过身边，他们会用同情甚至猜疑的眼光看我们。
等待的时候，哥哥告诉我，之前他来奥米-阿拉河边时曾经看到有些男人摆出奇特的姿势，像是在拜神，希望他们今晚不会来。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听到了阿布鲁的声音。他高兴地唱着歌，歌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他在一栋平房前面停下脚步。那里有两个男人赤裸着上身面对面坐在一张木头长凳上掷骰子。他们有一块长方形玻璃板，上面印着一个白人女模特。两人按板上标记的路线掷骰子，谁先抵达得奖线谁就是赢家。阿布鲁跪在他们跟前喋喋不休，还拼命摇头。正值黄昏，他该变形了，变成非凡的阿布鲁，他的眼睛该从人的变成精灵的了。他的祈祷声低沉得像呻吟。两个男人继续玩游戏，好似不知道他是在为他们祈祷，好似他们中的一个不是金斯利先生，另一个的约鲁巴名字不是以“科”结尾。我听到了预言的最后一段：“……金斯利先生，当你的这个孩子说他准备用自己的女儿做金钱仪式的祭品的时候，他会被持械抢劫的人打死，血溅自己的车窗。万军之主、撒播绿色的人说他会——”
阿布鲁还没说完，那个被他称为“金斯利先生”的男人就跳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跑进平房，拎了一把大砍刀出来追他，满嘴都是恶毒的诅咒，一直把阿布鲁追到一条被埃桑草包围的小径上才停下脚步。临走前不忘警告，要是阿布鲁再敢靠近他家，他非杀了他不可。
我们悄悄地离开那里，跟着阿布鲁朝河边走去。我跟在哥哥后面，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拖去受罚的小孩，怕极了即将来临的鞭打，但又逃不脱。一开始，我们走得很慢，以免引起路人的注意，奥班比拿着包好的钓竿，我拿着手电筒；一走到挡住街道的天国教教堂附近，我们就加快了脚步。一头小山羊趴在教堂大门对面，身边是一摊用黄色尿液画成的地图。一张显然是被风刮过来的旧报纸像广告一样卡在门缝里，半张在门里，半张摊开在门外的泥地上。
“咱们就在这儿等。”哥哥喘了口气说。
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通向河岸的小路尽头。我看得出来，他也害怕。我们从中汲取勇气的乳房已经被吸干，瘪得像老母羊的胸脯。他吐了一口唾沫，用帆布鞋把它碾进土里。我知道我们已经够接近目标了，因为我们能听见阿布鲁在河边拍手唱歌。
“他就在那儿，咱们进攻吧。”我说着心跳再次加快。
“不，”他摇头低声说，“我们得再等等，确保没有别的人过来，然后再杀他。”
“但是天快黑了。”
“别担心。”他说，他环顾四周，伸长脖子看向远处，“咱们一定要确保动手的时候没别人——那两个男的。”
我注意到他嗓子沙哑，像是哭了好久。在我的想象里，我们变成了他画的凶狠的火柴人，能够无所畏惧地杀死阿布鲁；但我怕我没有画里那些小人那么勇敢，没办法用石头、刀子和带钩的钓竿干掉疯子。正当我浮想联翩的时候，哥哥解开了钓竿，递给我一根。鱼竿很长。我们像手持长矛的古代勇士一样让它们竖立在身侧。它们比我们还高。然后我们继续等。突然，水花声、歌声和拍手声同时响起。哥哥瞥了我一眼。虽然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在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每次听到他这么问，我就会心焦地等待哥哥的命令，我的心跳就会暂停，然后重新起跳。
“本，你害怕吗？”他递给我一根带钩的钓竿，把包在外面的裹身衣扔进灌木丛，然后问道，“告诉我，你怕吗？”
“是的，我怕。”
“你为什么害怕？我们马上就要为伊肯纳和波贾报仇了。”他抹了一把眉毛，任鱼线垂到草丛里，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
他靠近我，举起他手里的带钩钓竿，上面的裹身衣掉了下来。他给了我一个拥抱。
“听着，别害怕。”他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我们在做正确的事，上帝也知道。我们会获得自由。”
我太害怕了，心里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我想说他应该回头，我们应该回家；我想说我怕他会受伤——只是咕哝着放了一颗言语烟幕弹：“咱们动作快点儿。”
他看着我，他的脸庞像灯笼一样慢慢变亮。我看得出来，在那值得记住的一刻，是我死去的哥哥们温柔的手点亮了灯笼。
“我们会的！”哥哥朝黑暗中喊了一句。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朝河边冲去。我紧跟其后。
后来，在我们抵达河岸之后，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高叫着扑向阿布鲁，但我们就这样做了。也许是因为我起跑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了，我想激活它；或者是因为哥哥在我们像古时候的勇士一般冲锋的时候呜咽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灵魂像皮球般在我前面滚动，滚过一片淤泥。我们抵达河岸时，阿布鲁正仰面躺在地上，大声唱着歌。河流在他身后蜿蜒，水面笼罩在黑暗中。他闭着眼睛，虽然我们冲过去的时候从内心深处发出一阵狂喊，但他似乎没意识到我们的目标是他。那一刻，我们好似神灵附身，我的理智被撕得粉碎。我们一边哭一边疯狂地用鱼钩招呼他的胸口、脸、手、头、脖子和其他所有我们能够到的部位。疯子既愤怒又茫然。他举起双臂护住自己，倒退着跑，又是高喊又是尖叫。鱼钩戳破了他的身体，血液从伤口汩汩流出，每次我们往回收鱼钩的时候都会带出碎肉。虽然我大多数时候都紧闭双眼，但每当我稍稍睁开眼睛，我就会看到碎肉飞离他的躯体，他浑身都在滴血。他无助的叫喊震撼了我。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笼中的鸟一样，一次又一次愤怒地、狂乱地扑向他，从一根栏杆跳到另一根，从鸟笼的顶部飞到底部。疯子哇哇乱叫，声音震耳欲聋，身体慌乱地扭动。我们不断地甩竿、拉回、击打、尖叫、哭喊、抽泣，直到阿布鲁越来越虚弱，哭得像个孩子，浑身是血，倒退着跌进河里，激起一阵水花。以前我听说，要是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不管那东西多么难以捉摸，只要他的脚不放弃追逐，他最后一定能抓住它。我们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们看着他的身体像受伤的利维坦一样被河水卷走，血液突突地喷在越来越暗的水面上。这时，我们身后有人高声说起了豪萨语。我们惊慌地回头，看见两个男人朝我们奔来，他们手中的手电筒一闪一闪。我们还没来得及迈腿，其中一个人就扑了上来，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裤子。他身上酒气很重。他把我扑倒在地，嘴里胡乱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看见哥哥一边高叫我的名字一边沿着河边的树奔跑。另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他后面跌跌撞撞地追。第一个男人钳着我的左臂。要是我再用力往外抽，我的手臂大概会扯断。在挣扎的过程中，我抓到了带钩的钓竿，鼓起全部勇气用带钩的那头打他。他大叫一声，痛得直跳脚。他的手电筒掉到地上，照亮了他的一只靴子。我马上认出这是一个士兵。我们之前在河边看到过一群士兵。
恐惧吞噬了我。我发疯似的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我跑过一排排房屋，跑过灌木小径，一直跑到阿布鲁的破卡车附近才停下来，双手拄膝，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想呼吸，我想活命，我想获得安宁——这些我都想。就在我弯腰屈膝之时，我看见那个追我哥哥的士兵转身往河边跑去。我俯下身子躲到阿布鲁的卡车后面，心跳加速，生怕他路过时看见我。我一动不动地等着，想象着那人突然出现，把我从卡车后面拖出去。等着等着，我渐渐放下心来：那人不可能看见我，因为卡车附近没有路灯，最近的那盏路灯坏了，灯泡从镇流器上弯下来，苍蝇绕着它飞来飞去，就像秃鹫们在腐肉上方盘旋。后来，我爬过卡车和我们家院子背后的陡坡之间的一小块林地，直起身跑回了家。
我知道母亲一定已经收摊回家，所以我穿过猪嬉戏的烂泥潭，打算翻墙进后院。月亮照亮了夜空，树木面目可怖，一个个就像安静矗立的怪物，脑袋黑黝黝的，看不清楚。我走近院墙时，有一只蝙蝠飞过。我看着它往伊巴夫家的房子滑过去，想起了伊巴夫的外祖父，那个唯一有可能看见波贾坠井的人。九月的时候，他死在城外一家医院里，享年八十四岁。爬墙时，我听到有人小声说话。奥班比站在院子里的井边等我。
“本！”他的声调变高了。他迅速从井边直起身。
“奥贝。”我一边爬一边叫他。
“你的钓竿呢？”他努力控制住呼吸。
“我……把它丢在那儿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
“它卡在那人手里了。”
“真的？”
我点点头。“他差点儿抓住我，那个士兵。所以我拿钓竿打他了。”
我哥哥似乎没听懂。我一边跟着他往后院种西红柿的菜地走，一边给他解释。之后，我们脱下染血的衬衫，抛过院墙。它们像风筝一样飘落到院子后面的灌木丛里。哥哥把他的钓竿藏在菜园后面。但他打开手电筒的时候，我看到钩子上还挂着一小片从阿布鲁身上扯下来的肉。哥哥拿鱼钩在墙上磕了磕，把肉片磕掉了。我蹲在墙边吐了起来。
“别担心。”他说，蟋蟀的夜鸣为他的话加上了标点符号，“结束了。”
“结束了。”我耳朵里有一个声音重复道。我点点头。哥哥放下钓竿，慢慢地走过来，抱住了我。
公鸡
我哥哥和我是公鸡。
这种生物像自然界的闹钟一样每天早上打鸣唤醒人们，宣告夜晚的终结，但作为对它们的回报，人类会把它们杀死并吃掉。我们在杀死阿布鲁之后变成了公鸡。不过，变成公鸡的过程从我们离开菜园，走进屋里，发现柯林斯牧师在我们家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似乎每当有事发生，柯林斯牧师就会出现。当时他的到访已经接近尾声，他头上的伤口还贴着膏药，坐在客厅靠窗的沙发上，恩肯坐在他两腿间玩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们一进门，他就用他深沉洪亮的嗓音招呼我们。要不是牧师在场，等我们等急了的母亲早就接二连三地向我们抛出问题了，但现在，她只是在我们进门的时候古怪地看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
“渔人们。”柯林斯牧师一看见我们就张开双手叫了起来。
“先生，”奥班比和我齐声说，“欢迎您，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