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赋予森林诗意，与森林息息相通，也让他做出了一些新决定。就在考虑是否继续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时，他收到了柏林一所大学的任职邀请——这个选择肯定让弗莱堡的决定更复杂了。但他拒绝了那个职位，并在一次广播演讲中给出了理由——1934年3月7日，文字本刊登在了纳粹批准的刊物《阿勒曼尼人》（Der Alemanne ）中。
尽管其中暗含了与政治有关的意思，但这次演讲完全没有公开讨论政治。他说，他不会搬去柏林，因为这会夺走他的黑森林环境——远离“缓慢而从容地生长的枞树，散发明亮而朴素的光辉的繁茂草地，在漫长秋夜里奔流的山间小溪，白雪皑皑、异常质朴的平原”。当寒冬的夜晚，木屋外刮着暴风雪，他写道，“那是研究哲学的完美时间”。并且：
就如年轻的农村男孩拖着沉重的雪橇爬上山坡，把榉树原木高高地堆在上面，然后在危险重重中把它拉回坡下的家；就如出神的牧人，步履缓慢地赶着牛群爬上山坡；就如农民在木棚里把自家屋顶所需的无数片木瓦准备好，我的研究与之异曲同工。
海德格尔说，刚收到任职邀请时，他向托特瑙山上的邻居——一位75岁的农民，后来被证实是约翰·布兰德（Johann Brender）——寻求建议。布兰德想了一会儿——那种漫长而又周全的一会儿，据说睿智的乡下人都喜欢这样——然后告诉了他答案，不过不是用语言，而是轻轻摇了摇头。有这就够了。海德格尔不去柏林了，也不需要国际大都市的生活，不再与“令人沉醉的权力”眉来眼去，他要返回德国西南部的森林，回到高高的树木中，回到木头的砍伐中，以及回到小径旁边那些质朴的长凳上，因为在那里，他的思考状态是最好的——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在那里，“所有事物都变得孤独而缓慢”。 (20)
这些景色——恰巧很像纳粹那些拙劣的田园画中最糟糕的那种——将会指引海德格尔此后的哲学思考。
* * *
整个20世纪30年代，卡尔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同样在为他们自己的决定而焦灼：应该离开德国吗？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The Nuremberg Laws ）严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异族通婚，不过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比如他们夫妇的，官方则会暂时容忍。第二年时，雅斯贝尔斯因为婚姻丢掉了大学的教职。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相反，他们低调行事，小心生活，就像雅斯贝尔斯因为担心损伤重要的身体器官，而早已学会了始终小心翼翼地呼吸和行动一样。 (21)
和他们相反，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离开了：她得益于一次强力的警告。纳粹刚刚掌权之后的1933年春天，阿伦特在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为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研究反犹主义材料时遭到逮捕，她的公寓被搜查，她和母亲被短暂收押。被释放后，她们在连相关手续都没有办理的情况下便逃离德国，穿越边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她们逃走的方法现在听上去都神奇到有一种不真实感：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家庭，在边境上有一所房子，前门开在德国，后门开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家人会邀请人们来吃饭，然后晚上让他们从后门溜走。接着，阿伦特和她母亲从布拉格去了日内瓦，借道巴黎，最终抵达纽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她告诉记者，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如何危险，但理论上知道是一回事，采取行动，并将其变成“个人命运”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们活了下来。
海德格尔之前在达沃斯的辩论对手恩斯特·卡西尔连警告都没等。他从1919年开始到汉堡教书，之后便一直生活在那里，1933年4月的法律一通过，他就看清了事情的走向，随即在次月和家人离开了汉堡。他先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之后在瑞典的哥德堡又待了六年；当形势看上去好像瑞典也快要落入德国之手时，他又搬到了美国，先在耶鲁，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之前：1945年4月13日，在纽约，他出去散步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22)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去了法国。他在索邦大学教书，于1931年成为法国公民，战争开始后，他报名参了军。
胡塞尔的孩子爱莉和吉尔哈特移民去了美国。胡塞尔于1933年9月收到过南加州大学的任教邀请；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而且，我发现很容易想象出他在那里的样子，穿着西装，一如既往的整洁，在棕榈树和骄阳下拄着拐杖遛弯——就像其他很多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一样。但是，他不准备离开德国，那是他的家。马尔文娜也坚决支持胡塞尔，同样无畏。
在自己汗牛充栋的私人图书馆里，胡塞尔继续着他的研究。被海德格尔危及人身安全的学生麦克斯·缪勒，常常被海德格尔差去胡塞尔家，通常是让胡塞尔了解些最新消息，比如哲学系里谁正在研究什么，哪些论文正在写作中。显然，海德格尔不希望胡塞尔完全与世隔绝，不过，他却从未亲自去拜访过。缪勒很高兴能以这个借口去见见伟大的现象学家。就他的所见而言，他推断胡塞尔的确比较闭塞，而主要原因是他对外界事物不太感兴趣。“他是非常喜欢独自待着的人，而且由于他完全专注于他的哲学研究，所以和妻子不一样，他实际上并不觉得从1933年起的那段时间是‘艰难的’。”
不过，胡塞尔其实比他表面看起来更关注世界。1934年8月，他申请去布拉格参加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他没获得旅行许可证，因此便写了一封信，让人在大会上代读。那是一份寥寥数语却激动人心的宣言，胡塞尔警告说，一种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的理性和哲学探究传统。他呼吁，每一个领域的学者都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们“对自己的答复感”，Selbstverantwortung——来对抗这场危机，尤其要建立超越国界的国际网络，把思想家团结起来。
1935年5月，在维也纳文化协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又亲自重复了一条相似的信息——这一次他获得了出行的许可。学者们必须联合起来，他说，以避免滑向危险、不理性的神秘主义。“理性的英雄主义”是欧洲的唯一希望。1935年11月，他再次申请去布拉格，并获得了批准，于是他又发表了另外一场演讲，重申了类似主张。那一整年，他都在把自己的想法整合进一个更长的课题中。他在1936年1月完成了前两部分，并以《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为题付梓。由于反犹法律禁止他在德国发表任何作品，这一著作最终刊登在了《哲学》（Philosopiphia ）里——一本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性年鉴。 (23)
1937年8月，胡塞尔摔了一跤后，康复得不太好，在那年冬天里，健康状况恶化。虽然他继续跟协作者与访客致力于“危机”的第三部分，但还是没能完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差，已经很少说话，偶尔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话，比如“我犯了很多错误，但一切还是会好起来的”，或是“我在忘河里游泳，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昔日的雄心又会闪现，让他说出“哲学必须得从头开始重建”。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照顾他的女护士后来对马尔文娜说：“他去世时，就像个圣人。”
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因为马尔文娜担心墓碑可能会被破坏公物者亵渎。她暂时仍然住在自己家里，守护着丈夫的骨灰，和他了不起的图书馆、他的个人文书档案——所有都以独特的速记笔迹写就，包括他众多未发表和未完成的作品，尤其是“危机”的最后一部分。
海德格尔则称病没有参加葬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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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海德格尔：参见Heidegger，Letters to his Wife ，55（1918年10月17日）。
阿隆在德国：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 ，26。
薇依在德国：Weil，‘The Situation in Germany’，出自Formative Writings ，89–147，这在97–8页（初版于L'ecole émancipée ，1932年12月4日到1933年3月5日）。
(2) 薇依论革命的可能性：ibid.，106。
信件监控等：Haffner，Defying Hitler ，96。
波伏娃关于不担心的说法：POL，146。
凶杀或怪诞的心理学事件：POL，130。
(3) 罗马的旅行：POL，153–4。
“我重新过上了无须负责的生活”：Sartre，‘Cahier Lutèce’，出自Les mots et autres écrits autobiographiques ，907–35，这在210页（1952——1954年写的笔记本）。
波伏娃的两次来访：POL，180，184（2月）；POL，191–6（6月）。
蛋黄酱上的鲜血：POL，147。
雅斯贝尔斯关于自己犯此错误的说法：Jaspers，‘On Heidegger’，119。波伏娃关于法国学生的说法：POL，180。至于其他人可参见Haffner，Defying Hitler ，156，和Fest，Not I，42。
(4) 举起胳膊：Bruno Bettelheim，The Informed Heart （Harmondsworth：Penguin，1986），268。
离奇、麻醉、奴役：Haffner，Defying Hitler ，112，126。
分裂化和煽动者：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17，478。
“恶之平庸”：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
思考！：参见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 ，I，5。
Was heisst denken？：英语将其译为What Is Called Thinking？
(5) 常人：BT，164/126。
责任/答复：Stambaugh译作responsibility（责任），M和R译作answerability（答复）；BT，165/127；Heidegger，Being and Time，Stambaugh译，127/124。
声音：BT，313/268。呼唤此在进入自身：BT，319/274。异化或离奇版本：BT，321/276–7。
(6) 席克勒：引用参见Ott，Heidegger，136。
反犹言论：Kisiel和Sheehan，Becoming Heidegger ，413（胡塞尔写给狄特里希·曼克，1933年5月4——5日）。
阿伦特：她的提问未能留存，但他的答案保存了下来，在Arendt和Heidegger的Letters ，52–3（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未标注日期，但写于1932——1933年的那个冬天）。
(7) 焚书：Ott，Heidegger ，189，194。
“黑色笔记本”：Heidegger，?berlegungen ，Peter Trawny编，GA，94–6（2014），通常指的是the Schwarze Hefte（Black Notebooks），包括他从1931年到1934年的笔记。海德格尔希望它们最后放在他的选辑里出版，它们的出版引发了很多争论。例如参阅Richard Wolin，‘National Socialism，World Jewry，and the History of Being：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Jewish Review of Books （2014年1月6日），Peter Trawny，‘Heidegger et l'antisémitisme’，Le Monde （2014年10月9日），Markus Gabriel，‘Der Nazi aus dem Hinterhalt’，Die Welt （2014年8月13日），G. Fried，‘The King is Dead：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14年9月13日），和Peter E. Gordon，‘Heidegger in Blac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4年10月9日），26–8。全书编者的完整评论，见Peter Trawny，Freedom to Fail：Heidegger's anarchy （Cambridge：Polity，2015）。这一发现使德国马丁·海德格尔协会主席Günter Figal教授在2015年1月辞职，表示他不再希望代表海德格尔。关于更早的背景和海德格尔纳粹主义的证据，参见Ott，Heidegger，和Wolin编辑的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
就职演说：Heidegger，‘The Self-Assertion of the German University’（27 May 1933），William S. Lewis译，出自Wolin编辑的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29–39，引自34–6页。亦见于当时的新闻报道，出自Guido Schneeberger，Nachlese zu Heidegger：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 （Berne：Suhr，1962），49–57；和Hans Sluga，Heidegger's Crisis：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
宣布：Heidegger，‘Declaration of Support for Adolf Hitler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11 Nov. 1933，见于Wolin编辑的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49–52，这在51页。
夏令营：Ott，Heidegger ，228–9，援引海德格尔1933年9月22日写给大学教员的信。
(8) 胡塞尔的地位：ibid.，176。
花和信：埃尔芙丽德·海德格尔写给马尔文娜·胡塞尔，1933年4月29日。这封信只以副本形式留存了下来，托瓦尼基在他的Visiet à Martin Heidegger中转录，Les Temps modernes （1946年1月1日），717–24，这在717–18页，此处引自Kisiel和Sheehan，Becoming Heidegger ，411–12。关于胡塞尔的回应，参见Kisiel和Sheehan，412–13（胡塞尔写给狄特里希·曼克，1933年5月4——5日），和Ott，Heidegger ，174–7。
消失的献词：Ott，Heidegger ，173。
(9) “界线境遇”：Jaspers，Philosophy II ，178–9。活生生的，生存的境况：159，335–6。
觉得自己有可能随时会死：Gens，Karl Jaspers ，50，援引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写给阿伦特的信，1966年1月10日。分配身体能量：24–7。呼吸与停下来喘：113–15。
(10) 海德格尔大为惊讶：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62（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的草稿，1949年2月6日）。
“我想起了你的书房”：Arendt和Jaspers，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29（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1946年1月29日）。
“真正的哲学需要交流”和“不交流性”：Jaspers，Philosophy II ，100。
信、拜访和计划：Gens，Karl Jaspers ，158；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39（雅斯贝尔斯写给海德格尔，1922年9月6日），42（雅斯贝尔斯写给海德格尔，1922年11月24日）。
(11) 海德格尔的沉默：Jaspers，‘On Heidegger’，110。离奇的感觉：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40（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1922年11月19日）。
需要一场革命：Jaspers，‘On Heidegger’，109。关于风格、对质和否认的看法：111–14。
‘让人疏远’：ibid.，112。
“人们必须步调一致”和那次演讲：ibid.，117。
(12) “这就像1914年”和双手：ibid.，118。
“现在我必须告诉自己”：Kirkbright，Karl Jaspers， 148，引用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写给她父母的信，1933年6月29日。海德格尔的无礼：Arendt和Jaspers，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630（雅斯贝尔斯写给阿伦特，1966年3月9日）。
“惭愧”：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85（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1950年5月7日）。雅斯贝尔斯的怀疑：Arendt和Jaspers，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630（雅斯贝尔斯写给阿伦特，1966年3月9日）。
“很高兴见到原稿”：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49（雅斯贝尔斯写给海德格尔，1933年8月23日）。
(13) 辜负了海德格尔：Jaspers，‘On Heidegger’，118–20。
意识到生活不可能继续维持不变：Bruno Bettelheim，The Informed Heart （Harmondsworth：Penguin，1986），258–63。
马塞尔与挛缩：马塞尔的文章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引自他的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1–31，尤其是27页。
(14) 保持清醒：马塞尔的文章Conversations，引自他的Tragic Wisdom and Beyond ，217–56，这部分在249页。他在Men Against Humanity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G. S. Fraser译（London：Harvill，1952），81–3。
此在的存在之意义就是时间：BT，39/17。
(15) “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BT，279/235。
“先行决心”：BT，351/304。放弃：BT，308/264。
约纳斯：Hans Jonas，‘Heidegger's resoluteness and resolve’，出自Neske和Kettering编辑的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7–203，这在200–1页。
(16) 辞职：Ott，Heidegger ，240–41，辞职信引用于249页。
恢复献词：ibid.，173，178。
被纳粹党骚扰：Heidegger，‘The Rectorate 1933/34：facts and thoughts’，出自Neske和Kettering编辑的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5–32，这在30–32页。
“任职校长”：ibid.，17。
愚蠢：Towarnicki，‘Le Chemin de Z?hringen’，125。
“做梦的男孩”：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86（雅斯贝尔斯写给海德格尔，1950年3月19日）。
(17) 柏林学院提议：Farías，Heidegger and Nazism ，197–202，援引了海德格尔在1934年8月28日写给Wilhelm Stuckart的信；亦见于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 ，279–81。
罗马与纳粹胸针：L?with，My Life in Germany ，59–60。
缪勒：Max Müller，‘Martin Heidegger：a philosopher and politics：a 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编辑的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75–95，这在189–90页。（与Bernd Martin和Gottfried Schramm在1985年1月的采访）。
(18) 回应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海德格尔参与其中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萨特在1944年就知道，战后他所在德国地区的法国占领者也知道。1962年出版的大量文献揭示了更多事情：Guido Schneeburger的Nachlese zu Heidegger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海德格尔时，纳粹问题并没有凸显，部分是因为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生活和个性的问题对于思考其哲学并不重要。1987年，这一点改变了，智利历史学家Victor Farías的Heidegger y el Nazismo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部作品谴责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被其纳粹主义污染。随后发生了一个“海德格尔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有些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不受他的政治影响，其他人加入了Farías的谴责。反观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历史学家Hugo Ott写道：“在法国，天塌了——哲学家的天空”（Rockmore，Heidegger and French Philosophy ，155）。Ott而后在1992年出版了他自己对海德格尔纳粹活动的广泛记录，包括弗莱堡市档案馆的许多资料：Martin Heidegger：unterwegs zu seiner Biographie（Martin Heidegger：a political life ）。这一讨论热度慢慢消退，直到一个新的“海德格尔事件”在2005年出现，当时Emmanuel Faye的Heidegger一书在1933——1934年的海德格尔的研讨会上发现了进一步的纳粹证据，同样得出结论，其哲学被玷污了。最近的“海德格尔事件”开始于2014年，他1931——1946年的私人笔记本（GA，94-6）出版，显示了明确的纳粹和反犹太人的意见。
挽救某些部分：例如，美国哲学家Marjorie Grene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参加海德格尔的讲座并阅读《存在与时间》。她为纳粹问题苦恼了六十年，之后在她的A Philosophical Testament （1995）里写下，她本来希望将海德格尔贬斥为不重要的，但不能，因此决定保留他的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把它吸收到一个“更充分的框架”，并放弃其余的。Marjorie Grene，A Philosophical Testament （Chicago＆La Salle，IL：Open Court，1995），76–9。Grene的Heidegger （New York：Hillary House，1957）是首批专门致力于海德格尔的英语书籍之一。
“烦神”：BT，157–9/121–2。
(19) 没有个性：Arendt和Jaspers，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42（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1949年9月29日）。
“海德格尔没有个性”：Sartre，‘A More Precise Characterization of Existentialism’，in Contat和Rybalka编辑的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II，155–60，这在156。对于更多论萨特的个性概念，参见Webber，The Existentialism of Jean-Paul Sartre 。
“世界在沉沦”：Heidegger，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40。
“轻微的口吃”和“多种多样的离奇”：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51（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1935年7月1日）。这是索福克勒斯的《人之颂》，Antigone V ，332–75，这在332页。海德格尔的德文版本是：Vielf?ltig das Unheimliche，nichts doch/über den Menschen hinaus Unheimlicheres ragend sich regt（GA，13，35）。这句话可以更传统地表达为“妙事很多，没有比人更妙”（Wonders are many，and none is more wonderful than man，R. C. Jebb译），以及“许多事情是强大的，没有比人更强大！”（Many things are formidable，and nonemore formidable than man！，Hugh Lloyd-Jones译）。译为formidable或wonderful的两个词是deinà（deinos），意思也是terrible（可怕的）；它描绘了海德格尔后来对技术的讨论。海德格尔的译文Chorlied aus der Antigone des Sophocles，在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35–6；他私下印制作为埃尔芙丽德1943年的生日礼物（GA，13，246n）。
(20) 转向：这种解释是1963年首先由William J. Richardson提出的，他是一个非凡的美国学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发展出这一思想时，是生活在“一种准隔离状态，作为新翻修的黑森林修道院的一群本笃会修女的牧师”。William J. Richardson，‘An Unpurloined Autobiography’，出自James R. Watson编辑的Portraits of American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147，援引了Woessner，Heidegger in America ，200。参见Richardson，Heidegger：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从此他的解释是最盛行的，虽然有些人的解释与此不同：例如，参见Sheehan，Making Sense of Heidegger：a paradigm shift。
拒绝柏林的工作，以及随后的引用：Heidegger，‘Why Do I Stay in the Provinces？’，出自Sheehan编辑的Heidegger：the man and the thinker ，27–30；另见编者注30n。
布兰德：参见Walter Biemel，‘Erinnerungen an Heidegger’，出自Allgemein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2/1（1977），1–23，这在14页。
(21) “所有事物都变得孤独而缓慢”：Heidegger，‘The Thinker as Poet’，出自Poetry，Language，Thought ，1–14，这在9页。这一句已被刻在托特瑙山的一条长凳上。
(22) “个人命运”：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出自P. Baehr编辑的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New York：Penguin，2003），3–22，这在5–6页（与Günter Gaus在西德电视台的采访，1964年10月28日）。她们的逃跑：Young-Bruehl，Hannah Arendt ，105–8。
(23) 胡塞尔不离开德国：Van Breda，‘Die Rettung von Husserls Nachlass und die Gründung des Husserl-Archivs–The Rescue of Husserl's Nachlas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Husserl-Archives’，47。
“非常喜欢独自待着”：Max Müller，‘Martin Heidegger：a philosopher and politics：a 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编辑的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75–95，这在186页（1985年5月1日的采访）。
胡塞尔的布拉格信件：‘Lettre de M. le professeur Husserl：An den Pr?sidenten des VIII. internationalen Philosophen-Kongresses Herrn Professor Dr Rádl in Prag’，出自Actes du huit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à Prague 2–7 septembre 1934 （Prague：Comité d'organisation du Congrès，1936），xli-xlv。
(24) “理性的英雄主义”：Husserl，‘Vienna Lecture’，出自Crisis ，Appendix I，269–99，这在290–99页。
“危机”的出版：David Carr，‘Introduction’，出自Husserl，Crisis ，xvii。
胡塞尔最后的话：Ronald Bruzina，Edmund Husserl and Eugen Fink：beginnings and ends in phenomenology，1928–1938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69，引用了胡塞尔的女儿Elisabeth Husserl Rosenberg翻译的笔记，‘Aufzeichnungen aus Gespr?chen mit Edmund Husserl w?hrend seiner letzten Krankheit im Jahre 1938’，出自胡塞尔档案。关于胡塞尔的病，亦见于DavidCarr，‘Introduction’，出自Husserl，Crisis ，xvii。
“他去世时，像个圣人”：Malvine Husserl和Karl Schumann，‘Malvine Husserls“Skizze eines Lebensbildes von E. Husserl”’，Husserl Studies 5（2）（1988），105–25，这在118页。
担心坟墓被亵渎：Van Breda，‘Die Rettung von Husserls Nachlass und die Gründung des Husserl-Archivs——（胡塞尔遗著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成立）’，66。
海德格尔缺席葬礼：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麦克斯·缪勒回忆说，海德格尔“错过了胡塞尔的葬礼，就像他的大部分同事，因为他病了”。Max Müller，‘Martin Heidegger：a philosopher and politics：a 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编辑的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75–95，这在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