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战争还在继续，
我们见到了阿尔贝·加缪，萨特发现了自由，
法国解放了，哲学家们投身到了社会运动中，
而每个人都想跑到美国去。
1939年，在巴黎东站目送萨特带着军用包和靴子离开后，波伏娃只能等待着他的消息；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不知道他被派往了何处。在宣战后的第一天，她曾在巴黎四处走了走，惊讶地发现一切看起来竟然还是很正常，只有几处异样：警察会带着装在小袋子里的防毒面具上街，而当夜晚降临时，很多车的大灯像蓝宝石一样在黑暗中发着光，因为作为灯火管制的预防措施，所有车灯的灯罩都被涂上了颜色。
这种怪异的状况，还会在“假战争”（phony war）期间持续数月，这是英语中的说法。对法国人来说，是“滑稽的战争”（dr?le de guerre），对德国人来说，是“静坐战”（Sitzkrieg），而对于被入侵的波兰人来说，则是“奇怪的战争”（dziwna wojna）。局势很紧张，但没什么战斗，没有可怕的毒气或炸弹袭击。在巴黎，波伏娃在她教书的莫里哀高中（Lycée Molière）拿到了一个防毒面具，不停地写日记，疯了一样地收拾了自己的房间：“萨特的烟斗，他的衣服。”她和奥尔加·科萨凯维奇住在同一家酒店（瓦温大街的丹麦酒店——现在仍然在那儿）。她们一起涂黑了窗户，用的是一种由蓝色染料、油和防晒霜混合起来的东西，听起来就很恶心。1939年底的巴黎，是一座有很多昏暗蓝光的城市。 (1)
波伏娃继续着她的工作，依然在反复修改《女宾》。闲暇之余，她还和两个学生发生了关系：娜塔莉·索罗肯（Nathalie Sorokine）和比安卡·比嫩费尔德（Bianca Bienenfeld）——这两个年轻女人后来也与萨特有染。对于波伏娃这种看上去很像是无耻“培养”以及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传记作家们一直十分苛责。不过，是什么促使她这么做的，却很难看出来，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对两个女人似乎很冷漠。或许，原因在于巴黎在假战争期间充盈的那种紧张和衰弱的气氛，很多人都因此出现了奇怪的行为。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阿瑟·库斯勒则发现，一切似乎都在变灰，就像一场疾病侵袭了巴黎的根基。从老家阿尔及利亚来到这座城市的记者兼短篇小说作家阿尔贝·加缪，躲在房间里，听着窗外街上的声音，很纳闷他为什么会在这儿。1940年3月，他在笔记本里这么写道：“异国，我承认，我发现一切都很陌生，很异国。”在一条未标注日期的笔记中，他又写道：“没有未来。”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情绪妨碍他投身于自己的文学写作计划：一部小说《局外人》（L'étranger ），一篇长文《西西弗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 ），以及一个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 ）。他把这些作品称为他的“荒谬三部曲”，因为它们都在处理人类存在之无意义或荒诞，一个在那段时间里似乎顺理成章的主题。
与此同时，萨特原来是被安排到了阿尔萨斯地区的布吕马特（Brumath），在这个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他发现自己除了阅读和写作外，根本无事可做。在发送气球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的间隙，或坐在营房里听他战友们打乒乓球的声音时，他每天设法投入了长达十二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他坚持写日记，而且每天写很长的信，其中许多流露出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深情——因为通信渠道终于被打通，他们又联系上了。他草草写下了后来将会成为《存在与虚无》的那些笔记，还创作了系列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稿。第一卷于1939年12月31日完稿后，他马上又开始了第二卷。他告诉波伏娃：“如果战争继续以这种缓慢的节奏进行，到和平时期，我可能已经写出3部小说和12部哲学论著。”他恳求她给他寄书：塞万提斯、萨德侯爵、埃德加·爱伦·坡、卡夫卡、笛福、克尔凯郭尔、福楼拜，以及雷德克利芙·霍尔的女同性恋小说《孤寂深渊》（The Well of Loneliness ）。他对后者的兴趣，可能是由波伏娃的经历引发的，因为按照他们的协议，她告诉了他一切。 (2)
萨特肯定会乐意继续像这样再过几年——但滑稽的战争是一个笑点很残忍的玩笑。1940年5月时，德国突然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并开始进攻法国。博斯特在前线的战斗中负伤，被授予法国军功十字章（Croix de Guerre）。萨特的老朋友及近期的度假同伴保尔·尼赞，则于同盟国军队从这里大撤退之前不久的5月23日，战死在敦刻尔克附近。梅洛-庞蒂曾作为步兵军官被派往隆维（Longwy）前线。他后来回忆道，在某个漫长的夜晚，他和他的部队听见了一个德军中尉的呼救，他被击中并卡在了铁丝网里：“法国士兵，快来救救这个要死的人。”他们被命令不得接近他，因为呼救可能是一个计谋，但第二天，他们发现他死在了铁丝网上。梅洛-庞蒂永远不会忘记所看到的情景：“在接近零度的严寒中，军装几乎难以遮住那个人瘦弱的胸膛……灰金色的头发，娇嫩的双手。”
战斗英勇而短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历历在目，所以法国军官和政客们倾向于早早投降，避免生命的无谓伤亡——一种理性的观点，尽管就像纳粹时代其他看似合理的考量一样，这同样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雷蒙·阿隆的部队连敌人都没见过，便和正在路上逃难的平民一起撤退了；因为是犹太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着来自德国的危险，所以他很快就想办法去了英国，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那里以记者的身份为自由法国军队工作。其间，梅洛-庞蒂曾被俘虏，并在一家位于圣伊里耶（Saint-Yrieix）的军队医院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而萨特也被抓了起来。
波伏娃再次与他失去联系，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获得更多有关他或其他任何人的消息。她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一同逃往西南方，但除了躲避从东北方朝他们推进的德军外，人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与她一同离开的是比安卡·比嫩费尔德一家，乘坐的则是一辆载满了人和行李的汽车。这辆超载车顺着车流缓缓前行，车头的灯光被一辆绑在前面的自行车遮挡着。出了市区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波伏娃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去昂热（Angers）和朋友住了几个星期。但随后，她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又回到了巴黎，而在回程中，有一段路她甚至还搭了一辆德国卡车的便车。 (3)
她发现这座城市正常得都有些离奇——现在只是多了四处巡逻的德国士兵，其中一些看起来很傲慢，另外一些则显得迷茫或局促。不过，即便在半年后的1941年1月，日记作者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还写道：“我好像能从占领军的脸上读出他们的尴尬……他们不知道该在巴黎街上做什么，也不知道该看谁。”波伏娃恢复了她在咖啡馆写作的习惯，但不得不开始习惯一种新的景象：身穿制服的纳粹，成群结队地在旁边桌子上享受着咖啡和柯纳克白兰地。
她还努力让自己学着适应了那些对巴黎人而言变得很必要的小挫败和小妥协。为了保住她在学校教书的饭碗，她签署了一份文件，申明她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这“令人反感”，但她做了。而城市里的供给在逐渐减少，寻找黑市产品和燃料，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做准备，几乎成了一项全职工作。像她一样在农村有朋友的人，都会感激涕零地靠着他们寄来的一包包新鲜食品过活。然而有时候，这些包裹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波伏娃收到的第一个包裹，装着一块煮好的带骨猪肉，但已经爬满了蛆虫。她刮掉了上面的蛆虫后，尽可能地将其变废为宝。后来，她还想出用醋清洗臭肉，然后和浓烈的药草一起炖几个小时的办法。她的房间里没有暖气，所以只能穿着滑雪裤和一件羊毛衫睡觉，有时候，她甚至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去班里上课。为了省去理发的费用，她戴起了头巾，然后发现这其实很适合她。“我旨在简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一项必要的调整，是学会忍受傀儡政府每天发出的愚蠢道德说教——提醒人们尊重上帝，尊敬家庭的原则，遵循传统美德。这让她想起了童年时就十分厌恶的“中产阶级式”说教，但这次却以暴力威胁为后盾。啊——但也许这样的谈话总是有隐藏的暴力威胁来支持？后来，她和萨特把这种信念变成他们政治理念的核心：对他们来说，动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永远不能信任或轻信表面那套。他们可能是在这个鬼话连篇的政权占领法国期间，学到这种态度的。 (4)
波伏娃仍然不知道萨特是否还活着。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和暖和），她在完成上午的教学或写作后，每天下午会去国家图书馆或索邦大学图书馆。在那里，她通过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找到了自己的路。这种持续专注的努力很令人宽慰，同样令她宽慰的，还有黑格尔的宏大远见：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进程经由一系列必然的正题、反题与合题，最终在绝对精神中上升。每天下午离开图书馆时，她都会感受到一种熠熠生辉的万事万物之正确感——大约能维持五分钟，之后便被城市的肮脏现实摧毁了。这个时候，克尔凯郭尔能给她提供更多。她也阅读了他——这个尴尬、痛苦、无礼的反黑格尔人士。同时阅读这两位哲学家，肯定会让人迷失方向，但不知何故，这反倒像是某种兴奋剂、镇静剂的正确组合，恰恰满足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后来，两种哲学都融入到了她逐渐成形的小说《女宾》当中。对于她的存在主义和一般的存在主义来说，他们二人会成为两种关键资源：克尔凯郭尔坚持着自由与选择，黑格尔则看到了历史如何史诗般宏大地行进，吞噬无数个人。
同时，在莱茵地区靠近卢森堡边境的特里尔（Trier），萨特还活着，并被关押在德军的12D战俘营中。他自己也正沉迷于一本很难读的书中：《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著作，在1938年时就曾经满足过他寻求慰藉的需要。现在，当萨特以一种更深入、持久的方式来阅读时，发现海德格尔对于战败国而言有着一种完美的启示。海德格尔哲学能发展起来，部分是因为德国在1918年遭受的屈辱；现在，对1940年6月之后受尽屈辱的法国来说，这种哲学很有吸引力。萨特一边读这本书，一边也在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笔记——这份笔记正在变成一本书。在此期间，他试着给波伏娃寄过许多信，其中1940年7月22日的那封，他在附言中写道：“我已开始写一本形而上学的专著。”也就是后来他最伟大的作品《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令人欣慰的是，他在提到此事的这天，一下子收到了七封积压的波伏娃来信。他的信也开始逐封到达她手中，两人终于恢复了联络。但接着，萨特逃跑了。 (5)
这不是一次值得吹嘘的逃跑，但它很简单，也很成功。因为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基本上只能靠一只眼来做——眼疾一直让他痛苦不已。两只眼睛很疼的时候，他还试图闭着眼睛写作，结果他的笔迹在纸上画得乱七八糟。但他的眼睛给他提供了逃跑途径。他提出需要治疗的请求后，得到了一张去战俘营外面看眼科医生的就医通行证。令人惊讶的是，他出示通行证之后，便被获准出去了。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去。 (6)
萨特的眼睛实际上救过他好几次。首先，它们让他免去了上前线作战，之后让他无须参加纳粹的强迫劳动；现在，它们又给了他离开战俘营的门票。当然，往长远看，这种好事也有其代价：外斜视会让他在集中注意力时感到一定程度的疲劳和困难，而这可能就造成了他后来使用兴奋剂和酒精来自我麻痹的危险偏好。
不过在这个时刻，他自由了。他动身前往巴黎，到达后感到既高兴而又无所适从。几个月以来，他整日整夜地与其他俘虏待在一起，而惊奇地发现，能如此团结和一致地融入他的同胞，让他备感宽慰。战俘营里不可能争取到个人空间。正如他后来写的，他自己的皮肤就是他所拥有的空间边界，即使睡着后，他也总能感觉到某人的胳膊或腿正在抵着自己的胳膊或腿。不过，这没有烦扰到他：那些他者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以前就从不觉得与人身体接触是件易事，因此这其实成了一个启示。现在到巴黎后，他发现自己在拖延时间，不太想立即回到他以前常去的地方：
在我自由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成了家乡陌生人，我还没有联系昔日的朋友，而是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门。突然，我经历了一种恐惧的感觉——或者某种接近恐惧的感觉。我不明白这些矮胖、隆起的建筑物如何能隐藏这样的荒漠。我迷失了；不多的几位酒客似乎比星星更遥远。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占据长凳的很大一块地方，有权占据一张大理石桌子……如果这些人舒适地待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微微发光，让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法接近他们，那是因为我不再有权把我的手放在他们肩上或腿上，或称呼他们其中一个为“肥头”。我又回到了中产阶级社会。
看来当过战俘以后，萨特似乎很难再放松和快乐起来。
* * *
波伏娃看到萨特后，开心了没一阵子，就真的被惹恼了，因为萨特开始对她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品头论足。他质问她：你在黑市上买东西吗？“偶尔买点茶叶。”她说。那证明她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的文件又是什么？她不该签那个。对于波伏娃来说，这只能表明，萨特在战俘营的生活变得有多与世隔绝。他很享受睡觉时和他的同志们摩肩擦腿地挤在一起，发誓他们之间的兄弟情永不灭，但是巴黎的生活变了——不是他设想的那般“中产阶级”，也更折磨人的精神。回忆录中的这个地方有些异乎寻常，因为波伏娃看起来似乎对萨特持批评态度。不过，他很快屈服了，开心地吃起她从黑市买来的炖菜，并且自己也做了必要的调适，以便能继续生活，甚至是在纳粹的审查下出版作品。
另一方面，他很坚定地说，他回来是为了做些什么。他召集了十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新的抵抗小组，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并为他们撰写了一份宣言。这个小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或讨论宣言和论辩性的文章，但即使这样也已经够危险了。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可怕的恐慌，当时，成员让·布翁（Jean Pouillon）弄丢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足以使他们获罪的小册子，以及组员的姓名和住址，这就意味着，他们都有可能面临逮捕、酷刑、死亡。幸运的是，捡到公文包的人把它交给失物招领处。这种不协调之处——盖世太保酷刑的威胁与失物招领处这个体面的公民传统并存——体现的正是被占领之下的生活到底有多奇怪。 (7)
这个小组最终解散了——后来，萨特写道：“原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能参与其中，就和其他的抵抗企图一样，对他们的士气还是有一种正面作用，而且就连那看起来古怪或徒劳的企图也是如此。很多小规模的反抗同样能让人受到鼓舞，例如让·波朗——小组中的一员——曾在咖啡馆桌子或邮局柜台上留下了很多反对卖国者的短小诗篇，署着他姓名的首字母。其他巴黎人亦采取了类似姿态：比如，由于禁止在法国国庆日悬挂三色旗，人们就以各种方式把红色、白色和蓝色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也许戴着一条彩色围巾，或者穿一件红色外套，搭配蓝色钱包和白色手套。这一切都很重要。
梅洛-庞蒂这时也回到巴黎，他创立了一个抵抗小组，名为“在压迫之下”（Sous la botte），随后，这个小组与萨特的小组合并。1940年底，梅洛-庞蒂与苏珊·柏特·约里波瓦（Suzanne Berthe Jolibois）结婚，两人的女儿出生后，他们给她取了一个很爱国的名字玛丽安（Marianne）——一个在占领期间出生的婴儿，象征着未来的希望。他去了卡尔诺高中（Lycée Carnot）教书，尽管他自己从事着反抗活动，但在学校里，他还是让学生要小心谨慎。有一天，当他发现当局强制悬挂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画像从墙上被摘下来之后，又命令他们挂了回去，这并不是出于任何通敌情绪，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在顺从与反抗之间，以及在寻常的活动与不寻常的潜在现实之间，日常生活需要不断地协调这种平衡。
他们甚至还有机会外出度假，躲开德国人：波伏娃和萨特曾到法国南部由维希傀儡政府掌管的“自由”地带，骑着自行车旅行了几次。他们把自行车提前运过去，然后由向导带领，穿着黑衣服，在晚上穿越森林和原野，偷偷越过边境。在普罗旺斯公路上骑行了几个星期，以及拜访了他们隐约希望劝说其为抵抗运动效力的几位作家（包括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之后，呼吸到局部自由空气的他们，会神清气爽地穿过边境回来。南方至少吃的更多，不过他们买不起多少。缺乏营养使他们虚弱不堪，很容易发生事故。有一次，萨特骑车时摔了个四脚朝天，而波伏娃则撞上了另一辆自行车，脸上被狠狠磕了一下，一只眼睛肿了起来，还撞掉了一颗牙。回到巴黎几周后，波伏娃挤下巴上的一个疖子时，感觉到了一个坚硬的白色小块被挤了出来。原来她被撞掉的那颗牙，后来嵌进了下巴的肉里。 (8)
回到巴黎后，时刻铭记占领军有多危险，尤为重要——毕竟，如果你不在他们的直接目标之列，这件事会很容易被忘记。萨特写道，德国人“在地铁上会给老太太让座，会表现出对儿童的喜爱，轻抚他们的脸颊”。除此之外，他补充道：“但别幻想法国人会对他们报以严重鄙夷的神情”——虽然在可能的时候，为了维护仅存的自尊，他们会冒险做些无礼的小举动。让·盖埃诺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有几次曾故意没给德国人指路，或者指路时很粗鲁——在正常情况下，他绝不会这样。梅洛-庞蒂注意到，不遵守从小就学会的那些礼貌准则，对他来说有点儿困难，但作为一种爱国责任，他同样强迫自己变得粗鲁了一些。对于很多像他一样天生友善和教养良好的人来说，这无疑得费点儿力气。
犹太人和任何被当局怀疑参与抵抗运动的人，对于占领真正意味着什么，则有一种更可怕的体会——但他们同样也乐观过了头。1942年5月29日，当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之星的规定开始实行时，萨特和波伏娃的许多犹太朋友没有在意。他们还违反禁令，出入餐馆、电影院、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场所。每条新规定一公布，总会有一些人将其视为逃离的信号——如果可以的话——通常是经由西班牙前往英国或美国，但是其他人留了下来。在侮辱和威胁下生活，似乎是可行的——直至不可行。 (9)
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可怕的洞会出现在事物的结构上。萨特用他一贯的电影感描述道：
某天，你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电话铃声在空空的公寓里一遍又一遍响起；你去按他家的门铃，他不会出来开门；如果门房破门而入，你会发现，走廊上有两把椅子靠在一起，椅子腿之间散落着德国香烟的烟头。
他写道，城市的人行道仿佛会偶然间打开，然后一只长着触手的怪物爬了出来。总是充满熟悉面孔的咖啡馆，也成为衡量失踪人口的一个迹象。波伏娃写道，花神咖啡馆的常客中两个迷人的捷克女人，突然有一天，她们都没去，后来也再没有回来。看着她们空荡荡的座位，让人很难受：“那正是一种虚无。”
* * *
像花神这样的咖啡馆，仍然是巴黎人生活的中心。首先，它们是取暖的最好去处，显然好过很多人住的那些简陋、廉价的旅馆，没有暖气或像样的烹饪设备。不过，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仍然发现：“我住进法国旅馆的时候，才明白法国咖啡馆的必要性。”咖啡馆也成为谈话、搞小阴谋和保持头脑活跃的场所。它们当然支配了波伏娃和萨特的社交生活，在这里，他们看着日益壮大的圈子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朋友：诗人、剧作家、记者，以及巴勃罗·毕加索和贾科梅蒂那样的艺术家，还有米歇尔·莱里斯、雷蒙·格诺和让·热内等先锋作家。这里面的热内，之前曾是小偷和男妓，现在以作家的身份声名鹊起，有一天，他在花神咖啡馆时，大步走向萨特，说了声“你好”。这是在战时咖啡馆的桌子旁建立起来的很多关系之一。
他们和阿尔贝·加缪的相遇，同样有些唐突，只不过地点是在莎拉·伯恩哈特剧院（Thé?tre Sarah-Bernhardt），1943年的一天，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 ）正在排练时，他主动结识了萨特。两个人其实早已对对方有了相当的了解：加缪为《恶心》写过书评，而萨特则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加缪《局外人》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波伏娃后来说，她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他在谈话中总是有趣而粗俗，并且十分情绪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时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10)
自从1940年在巴黎的那段孤独逗留后，加缪往返了阿尔及利亚几次。他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仍然在那儿——在阿尔及利亚被同盟国攻下时，她被困在了那里，而当时阿尔贝正在里昂附近治疗让他终生痛苦的结核病。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三年前开始写作的“荒谬三部曲”；这些作品主要讲述了他作为一个法属阿尔及利亚人，卡在两个国家之间，对于两者都没有归属感的错乱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他早年的贫穷经历：加缪的家庭一直不宽裕，父亲吕西安（他被招进一个阿尔及利亚军团，穿着由一条漂亮的红裤子和一件亮蓝色背心组成的殖民地制服上了战场，这在法国北部的灰色污泥里不合时宜到了致命的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去世后，全家的处境变得更悲惨，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贝，当时还不到一岁，此后，他在阿尔及尔一间肮脏的公寓中慢慢长大，而陪伴他的只有哥哥，悲恸欲绝、目不识丁的聋人母亲，以及同样不识字，还很暴力的祖母。
因此，当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萨特做他的文学英雄梦，梅洛-庞蒂在无条件的爱中享受着幸福，波伏娃有她的书和糖果店橱窗时，加缪却在一个沉默和匮乏的世界里长大。家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报纸，没有书，没有收音机，几乎没有客人来，也感觉不到其他人广阔的“生活世界”。他虽然设法逃了出去，上了阿尔及尔的一所高中，之后又当上了职业记者和作家，但他的童年造就了他。22岁时，他在自己第一本日记中的第一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穷二白地过上若干年，就足以创造全部的敏感性。” (11)
加缪在法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但他总觉得在那里是个局外人，没有了明媚的地中海阳光这个他早年生活中的唯一补偿，他感到不知所措。在他的小说中，太阳几乎成了一个人物，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中。小说讲述了一个姓默尔索（Meursault）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没有给出名字），在海滩上与一名持刀的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后者连名字都没有给出。默尔索碰巧拿着一把朋友的枪，在被海面和刀锋反射的光芒晃到眼睛时，几乎下意识地朝那人开了一枪。被逮捕后，他在审判时困惑地告诉法官，他开枪的原因是太阳。诚如所示，默尔索并没有很好地为他的案子辩护，他的律师也一样。法庭的关注点因而从命案本身，转移到了默尔索对此明显缺乏悔意，甚至对任何事情，包括他母亲最近的离世，都缺乏适当的情绪反应上。法官判他有罪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次的杀戮，就像默尔索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样，冷漠而毫无人性，但没有人对法官指出这一点。小说以默尔索在牢房里等死结尾——他很害怕，然而，当他抬头仰望天空，让自己敞开地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时，却找到了一种反常的慰藉。 (12)
这可能看上去很奇怪，一个被波伏娃描述为温暖、有趣、热情的人，竟然能如此传神地描写出一个冷酷麻木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不能以这个社会所期待的方式表达情感的人。但可能的原因，在他的背景中不难找到：父亲无意义的死亡，他自己常年复发、危及生命的疾病，以及整个家庭的沉默和疏离。不过，小说也在总体上捕捉到了战时法国的某些经历：同样，在看似平淡的表面下，隐藏着无尽的深渊。
《局外人》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42年，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这本书也不厚——虽然原本可以更厚一点，但因为审查者不接受关于犹太人的材料，他最终同意删除了论弗兰兹·卡夫卡的那一章。像萨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加缪也学会了妥协。后来，在1955年的一篇英译本前言中，他指出，在法国战败期间写作这本书时，他发现“即使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之内，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而继续前行的方法”，《西西弗神话》能成书，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此。
这本书的标题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个故事。国王西西弗傲慢地违抗诸神，结果被判罚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上山。但每次石头接近山顶，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然后又滚下去，所以他不得不艰难地返回，再重新开始。加缪问：如果我们发现生活其实就像西西弗的工作一样徒劳，如何回应？
如同萨特在《恶心》中一样，他指出，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它。我们起床，上班，工作，吃饭，工作，下班，睡觉。但偶尔，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出现一个“钱多斯时刻”，心突然一颤，关于目的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一边体验着某种“略带惊愕的疲乏”，一边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13)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缪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锤子坏了的时候，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现了；而加缪同样认为，日常事务中类似的基本崩溃，可以让我们追问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答案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对于加缪来说，我们必须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进。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加缪在书的结尾，让西西弗无奈地接受了这种荒诞，重新恢复了他无尽的劳作。因此，“你必须把西西弗想象成很开心”。
但加缪所受的主要影响，不是来自海德格尔，而是克尔凯郭尔，尤其是1843年的论文《畏惧与颤栗》。这篇文章也通过一个故事阐明了“荒诞”：克尔凯郭尔选择的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用他挚爱的儿子以撒献祭，而不是通常的山羊或绵羊。但亚伯拉罕毫无怨言地带着以撒前往祭坛时，上帝似乎有些惊讶。于是，在最后一刻，上帝放过了他，亚伯拉罕和以撒便回家了。不过，让克尔凯郭尔震惊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撤销献祭，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似乎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回到从前的样子。他们被迫彻底离开了正常人性和父爱保护的领域，但不知何故，亚伯拉罕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他很爱儿子。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个故事要表明的是，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我们必须做出这种不可能的跳跃。正如他写道的，亚伯拉罕“无限地放弃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诞的力量，把一切都夺了回来”。这正是加缪认为他的现代读者需要去做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这无关上帝。而且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加缪的观点与被占法国的生活之间具有的联系。一切都在妥协，一切都迷失了——但一切似乎都还在。业已消失的是感觉。但没有感觉，你该怎么生活？加缪和克尔凯郭尔提供的答案，很像是英国鼓舞士气的海报上的那句格言：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 (14)
* * *
加缪的“荒谬三部曲”经久不衰，不过其中的第三部《卡利古拉》，在今天不太为人所知。这是一个剧本，通过再现1世纪时腐化堕落的罗马皇帝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故事，研究了被推到极限程度的自由和无意义。《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仍然是畅销书，吸引了后来的一代代读者——包括那些要面对的并非无法承受之事，只是对城郊生活有所不满的人。我第一次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就是属于这一类，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还看了萨特的《恶心》，而且我读他们的时候，心境都很类似，不过我觉得自己更像局促不安的罗冈丹，而不是冷酷麻木的默尔索。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加缪和萨特的作品之间，有许多重要的哲学分歧。尽管萨特和波伏娃私底下很喜欢加缪，但并没有接受他对荒谬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即使是站在宇宙的尺度上来说，生活也不是荒谬的，而且这么说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对他们而言，生活充满了真实的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尽相同。
正如萨特在1943年评论《局外人》时指出的那样，基本的现象学原则表明，在我们经历之前，经验本身就已经充满了意义。钢琴奏鸣曲本来就是一种对渴望的忧郁唤起。如果我看一场足球比赛，我就会把它看作是一场足球比赛，而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场景，许多人跑来跑去，轮流用他们的下肢去触碰一个球形物体。如果我看到的是后者，那我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更本质、更真实的足球比赛，而是我根本没能正确地将其当作足球来观看。
萨特很清楚我们会忽视对事物的感觉。如果我对球队的做法感到足够恼火，或者我正在历经一次整体世界观的危机，那我可能会绝望地盯着那些球员，仿佛他们确实就是一群随意奔跑的人一样。《恶心》一书中曾有过许多这样的时刻，比如罗冈丹发现自己对门把手或啤酒杯感到困惑之时。但和加缪不同的是，对萨特来说，这种崩溃揭示了一种病理状态：它们是意向性的失败，我们从中无法窥见更伟大的真理。因此萨特在他对《局外人》的评论中写道，加缪“声称在提供原始经验，但实际上，他却狡猾地过滤掉全部有意义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同样也是经验的一部分”。他说，加缪受到了太多大卫·休谟的影响——休谟宣称，“他在经验里所能找到的东西，只有孤立的印象”——萨特认为，只有当什么事出了岔子时，生活才会看起来像点画作品。 (15)
对萨特而言，觉醒的人，既不是在咖啡馆和公园盯着东西看的罗冈丹，也不是像汤姆·索亚粉刷篱笆一样假装快乐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而是一个有目的地去做事，而且对所做之事的意义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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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萨特的哲学中最重大的主题，尤其是在法国失去自由期间——这绝非意外。自由是他那时几乎所有作品的核心：《苍蝇》（就是这部话剧在排练的时候，他遇到了加缪），《自由之路》小说三部曲，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讲，尤其是他的杰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从他多年的笔记中脱胎，并于1943年6月出版。一本主要讲自由的665页皇皇巨著，能在暴虐的政权中出版而没有引起审查人员的不满，似乎很不寻常，但事实就是如此。或许书名让他们懒得去仔细审查吧。
当然，这个书名是在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致敬，而且全书的规模和重量跟《存在与时间》也很相似。（美国评论家威廉·巴雷特后来形容此书在出版后将近700页的版本，是“一本300页的好书的初稿”。）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激动人心的作品，将萨特对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阅读，与大量逸事和例子结合起来，而且这些例子往往来自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奥尔加·科萨凯维奇和其他人有关的真实事件。战时巴黎的氛围也贯穿始终，一幕幕小场景，不但发生在酒吧和咖啡馆，还有巴黎的广场和花园，以及肮脏的旅馆楼梯间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欲望或不信任构成了全书的氛围，而许多关键事件则很像黑色电影或新浪潮电影中的场景。 (16)
《存在与虚无》跟《存在与时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写完。这两部作品的结尾，都吊人胃口地提出，将会在第二部分中完成对全书的论证。海德格尔承诺要证明他的终极观点：存在的意义是时间。萨特则承诺要为存在主义伦理学奠定基础。两个人都没有遵守诺言。我们最终从《存在与虚无》中获得的，是以一个简单的愿景为基础，通过精准的论证，对人类自由所进行的广泛审视。萨特指出，我们害怕自由，但无法逃避它，因为我们就是它。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开始论证时，把全部的存在分成了两个领域。一个是自为（pour-soi/for-itself），仅仅依据它是自由的这个事实来定义。这就是我们，是我们发现人类意识的地方。另一个是自在（en-soi/in-itself），是我们发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地方：石头、小刀、子弹、汽车、树根。（萨特没有谈论太多其他动物，但它们也是，从海绵到黑猩猩，似乎大多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实体不需要做任何决定：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做它们自己。
对于萨特，自在与自为就像物质与反物质一样截然相反。海德格尔至少把此在描写为了一种存在，但对于萨特来说，自为根本不是某种存在。马塞尔曾令人难忘地将萨特的虚无形容为一个存在之中的“气窝”。这是一种“虚无”，世界中一个像真空一样的洞。不过，它是一种活跃、具体的虚无——那种可以出去并踢足球的虚无。
具体的虚无这种概念听起来很古怪，但萨特用一个有关巴黎咖啡馆生活的例子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与朋友皮埃尔四点在某个咖啡馆见面。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并焦急地环顾四周。皮埃尔还在吗？我感知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顾客、桌子、镜子和灯、咖啡馆烟雾缭绕的气氛、碗碟碰撞的声音和人们交头接耳说话的声音。但皮埃尔不在那儿。在这个其他事物构成的场景中，一个事实响亮而清晰地凸显出来：皮埃尔的缺席。这让人联想到了那两个从花神咖啡馆消失的捷克女人：与惯常出现在咖啡馆相比，她们的缺席更加清楚、显眼。 (17)
萨特还举了一个更轻巧的例子：我看了看我的钱包，里面有1300法郎。这似乎很不错。但是，如果我原本是想找到1500法郎的话，那么从钱包里凸显在我面前的问题，变成了那不存在的200法郎。一个从恩斯特·刘别谦的电影《异国鸳鸯》（Ninotchka ）里的老笑话改编而来的笑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要向改编者道歉，我追查不到是谁。）让·保罗·萨特走进一家咖啡馆，侍者问他要点什么东西。萨特回答说：“我要一杯加糖的咖啡，但别放奶油。”服务员离开一会儿之后，回来道歉说：“对不起，萨特先生，我们的奶油用完了。不加牛奶可以吗？”这个笑话依赖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没有奶油和没有牛奶是两种明确的否定性，就像奶油和牛奶是两种明确的肯定性一样。
这是奇怪的想法，但萨特想要说明的，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把意识仅仅定义为了一种虚幻的“关涉性”（about-ness）。我的意识很明确是我的，但它没有真正的存在：除却它伸向或指向事物的倾向性，它什么都不是。如果我审视自己，似乎看到了大量稳固的特质，大量的个性特征、倾向、局限和过往伤痛的遗迹等等，全都将我指向一种特性时，我却忘记了所有这些其实都不能定义我。通过反转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萨特指出，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故我是自由的。”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激进的自由让人紧张。认为自己根本上是自由的，就已经相当困难了；但萨特更进一步地说，除了我决定要成为的人，我真的什么都不是。要意识到我的自由程度，就是被抛入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忧虑”之中——或者说Angst（忧惧），法语为angoisse。这不是对任何特定事物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和自身的存在充满忧虑。萨特借用了克尔凯郭尔的眩晕意象：如果我从悬崖望下去时感到眩晕，这种眩晕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恶心的感觉，觉得我可能会情不自禁且莫名其妙地跳下悬崖。我拥有的行动自由越多，这种焦虑就会越严重。 (18)
理论上，如果有人把我牢牢地绑在悬崖边，我的眩晕感就会消失，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跳下去，因而便放松了下来。如果我们可以试着用类似的技巧来对付生活中的一般焦虑，那么一切似乎会变得容易得多。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它们都无法像真正的绳索那样牢牢绑住我。萨特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嗜赌成瘾的人，虽然他老早就下定决心不会让自己染上赌瘾，但如果这个人不巧在赌场附近，感到了诱惑的引力，他就得再次重申他的决心，而不能仅仅只是想一下最初的决定。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选择遵循某些总的方向，但我不能强迫自己始终坚守。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会把长期的决定转变为某种现实世界的限制。萨特举了一个闹钟的例子：闹钟响起，我乖乖下床，仿佛我无法自由地考虑自己是否真想起床，所以除了服从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近来的一些软件应用程序，其背后也是类似的想法，比如，它们可以在你想要工作时，屏蔽掉小猫小狗的视频，以防你不可救药地看下去。你可以将其设置为限制你在特定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或让你完全上不了网。颇具悖论意味的是，这类程序中最流行的一款名叫“自由”。
所有这些方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我们很清楚，闹钟总是可以被重置，软件也可以被禁用，但我们会设置一些障碍，好让这一选项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唾手可得。如果不诉诸这样的手段，我们将不得不在每一刻都要应对自由的广阔无边，而这将让生活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才纠缠于各种微妙的方法中。萨特举了几个例子：“我今晚与皮埃尔有约。我一定不能忘了给西蒙回复。我没有权利向克劳德再隐瞒真相。”这样的短语暗示的是我们身不由己，但在萨特看来，它们是我的选择的“投射”。或者用他令人眩晕的措辞转换来说就是，它们是“许多对抗痛苦的护轨”。
为了展示这种假装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多么寻常，萨特描述了一个服务员——某个熟练、傲慢的巴黎服务员——在桌子之间穿梭往来，平衡地举着他的托盘，“通过胳膊和手的细微动作不断调整，把托盘放在了一个永远不稳定、永远不平衡的位置上”。作为一个人，他像我一样，是一个自由的“自为”，但他行动时，就仿佛是一个设计精密的机制，正在出演一个预定角色或游戏。他在玩什么游戏？“我们用不着看太久就能解释清楚：他在一家咖啡馆扮演做服务员。”他做得很高效，就像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神父布朗探案故事《奇怪的脚步声》中的那个窃贼一样，当绅士俱乐部里的成员在场时，他就像服务员一样穿梭来去，丝毫没有引起注意。一个扮演服务员的服务员，行动如此优雅，以至于效果就像是《恶心》中的拉格泰姆歌曲的一串音符：似乎是绝对必然的。他试图成为一件叫“服务员”的艺术品，但事实上，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自由、容易出错、充满了偶然性的人。就这样，在否定他的自由后，他进入了萨特所谓的mauvaise foi之中，也就是“自我欺骗”（bad faith）。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以维系下去。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