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自欺是无害的，但也造成更为阴险的后果。在1938年的短篇故事《一个领导者的童年》中，萨特考察了一个名叫吕西安的角色，他为自己立了一个反犹主义者的身份，目的是不想做一个无名小卒。所以，他听到别人说“吕西安不能忍受犹太人”，他就会很高兴。这给了他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这里，自欺从非实体中制造了一个实体。萨特在《犹太问题的反思》（Re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中——1944年开始写，1946年出版，英译本名为《为反犹分子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 ）——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反犹主义都源于自欺（这会是一个很难辩护的命题），但他用自欺概念，在此前人们从未将其并举的两件事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对自由的恐惧和责怪、妖魔化他人的倾向。
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甚至是潜藏在我们声称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欺。倒不是说这类因素不重要。他承认，阶级和种族尤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强大的力量，而西蒙娜·德·波伏娃还将很快把性别因素添加到这个名单上。他的意思也不是说特权集团有权自以为是地向穷人和被压迫者宣扬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必要。这是对萨特观点的荒唐误读，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更同情受压迫的一方。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对我而言——不自欺，就意味着不为自己找借口。我们不能说（再从萨特1945年的演讲中引用一些例子），“我不曾拥有过伟大的爱情和伟大的友谊，但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配得上伟大爱情或友谊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我没有写出好书，那是因为我没空。”我们确实会经常说这种话；但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在自欺。 (20)
当然，这些全都不是在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或虚空中做选择。我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必须行动。我确实需要这些“处境”，或者说是萨特所谓的“事实性”（facticity），才能做出充满意义的行动。没有它，我的自由只会是浮在半空中的某个人所拥有的那种无法令人满足的自由——或许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纵身一跃，却发现她自己漂流在零重力中，她的这一跳不算数。自由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约束地行动，当然也不意味着随意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那些能够使我们自由的事物——语境、意义、事实性、境遇、我们生活的大体方向——是定义我们并夺走我们自由的事物。但其实，只有依靠所有这些，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萨特把他的观点拉扯到了极端，坚称即便是战争、监禁或即将死亡，也不能带走我存在的自由。它们构成了我的“境遇”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一种极端和无法忍受的处境，但仍然为我接下来选择做什么，提供了仅有的一种背景。如果我要死了，那我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死亡。在这里，萨特恢复了古代的斯多葛派观念：我或许不能选择我会遭遇什么，但从精神上来说，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不过，斯多葛派面对可怕的事情时，养成了冷漠的态度，但萨特却认为，我们应该激昂地，甚至是疯狂地，参与到我们遭遇的事和我们可以实现的事当中。我们不应该指望自由不是一件极端艰难的事。 (21)
* * *
自由的艰难，是加缪向萨特自我引见时，萨特正在排练的戏剧《苍蝇》的主题。这部剧首演于1943年6月3日，是萨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如果不包括他为12D战俘营的狱友创作的小品的话。他后来说，这部戏剧“讲的是自由，我绝对的自由，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被德国人占领之下的法国的自由”。但这些又一次未能惊扰到审查人员。或许是因为这次他为戏剧设置了一个古代的背景——其他作家在这段时期也采用过这种手法。评论家对其中的政治信息没发表什么评论，但是有一个人，《巴黎晚报》的雅克·伯兰（Jacques Berland），倒是抱怨说，萨特似乎太像散文家，当剧作家还不够格。
加缪有他的西西弗；萨特则从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故事中获得了他的寓言，这是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俄瑞斯忒亚》（Oresteia ）中的英雄。俄瑞斯忒斯回到家乡阿尔戈斯后，发现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情夫埃癸斯托斯，合谋杀死了她的丈夫、俄瑞斯忒斯的父亲阿伽门农国王。现在，埃癸斯托斯以僭主的身份统治着受压迫的公民。在萨特的版本中，民众因为屈辱而灰心丧气，根本无力反抗。一大群苍蝇在城市上空盘旋，代表着他们的堕落和耻辱。
但现在，英雄俄瑞斯忒斯出场了。与原来的故事一样，他杀死了埃癸斯托斯和（在短暂的顾虑之后）自己的母亲，成功地为父亲报了仇，解放了阿尔戈斯——但他也做了可怕的事情，并且必须承担愧疚的包袱，以取代市民身上耻辱的包袱。俄瑞斯忒斯被苍蝇撵出了城市，现在，苍蝇代表了经典的复仇女神。宙斯出现了，表示愿意把苍蝇赶走，但萨特的俄瑞斯忒斯拒绝了他的帮助。作为一个反抗暴政和担起个人责任重担的存在主义英雄，他更喜欢自由且单独地行动。
显而易见，这很类似于法国在1943年时的局势。萨特的观众会认出他们大部分人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所产生的那些负面影响，以及生活在暴政之下的耻辱。至于愧疚的因素，每个人都知道，参加抵抗运动可能将朋友和家人置于危险境地，因而任何反抗行为都会带来一种真正的道德负担。萨特的剧本可能没有惊扰到审查人员，但其中的确包含了一条颠覆性的消息。此后，这部戏剧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里，一直经久不衰，同样引人振奋。 (22)
此时，波伏娃在她的著作中也探索着类似的主题，并创作了平生唯一一部剧本《白吃饭的嘴巴》（Useless Mouths ）。不过，这部剧直到战争结束后才上演（紧接着恶评如潮）。全剧的背景设定在中世纪时一个被围困的佛兰德城市，城市的统治者最初提出牺牲妇女和儿童，为战士们省下粮食。后来他们意识到，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奋战，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是一个笨拙的故事，所以评价不好并不奇怪，虽然萨特的剧本也称不上更巧妙。战争结束后，波伏娃会出版她那本更好一些的“抵抗小说”《他人之血》（The Blood of Others ）。这部小说权衡了反抗行动的必要性和让他人陷于危险时的愧疚感。
在这段时间里，波伏娃还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皮洛士与齐纳斯》（Pyrrhus and Cineas ），这篇文章将战争中的大胆行动原则，带入了更为私人的领地。故事取材于另一个经典源头，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希腊将军皮洛士正忙于赢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而且明白更多的战斗还将到来。他的谋士齐纳斯问他，赢了所有战争，控制整个世界之后，他打算做什么。这个，皮洛士说，那时候我会去休息。对此，齐纳斯问道：那为什么不现在就休息呢？
这个建议听起来挺合理，但波伏娃的文章告诉我们，要再想想。在她看来，一个想停下来意守丹田的男人，不是好榜样，比不上一个竭尽全力继续向前的男人。她问，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智慧存在于无为和超然之中？如果一个孩子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会认为这孩子很聪明，而是觉得他有问题，很沮丧。同样，置身世界之外的成年人，会很快感到厌倦。即便是恋人，如果窝在自己的私密爱巢中太久，也会失去对对方的兴趣。我们无法在饱足和休憩中成功。人的存在，意味着“超越”，或者说超过，而不是“内在”，或者说被动地憩于内心之中。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地行动，直到无事可做的那一天——但只要你还在喘气，这一天就不太可能到来。对于波伏娃和萨特来说，这是战争年代给他们上的最重要一课：生活的艺术，在于把事情做成。 (23)
一个相关但不相同的信息，出现在了加缪那部也要到战后（1947）才出版的抵抗小说《瘟疫》（The Plague）中。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瘟疫暴发期间的阿尔及利亚奥兰镇；芽孢杆菌暗示的是这场占领及其所有弊病。随着隔离的实施和幽闭恐惧症及恐慌的增长，镇上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有些人惊慌失措地想要逃离；有些人则借机谋取私利。其他人与疾病搏斗，但收效不一。故事的英雄伯纳德·里厄（Bernard Rieux）医生，脚踏实地地治疗患者，并通过强制隔离措施减少了感染，虽然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很残忍。不过，里厄医生对于人类可以在长期内克服致命流行病，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如同加缪的其他小说一样，屈服于命运的调子，仍然萦绕其中——波伏娃或萨特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过。但是，里厄医生仍然在集中精力降低人员伤亡，努力寻求对策，来战胜瘟疫，虽然可能只是局部和暂时的胜利。
比起萨特和波伏娃的作品，加缪的小说刻意淡化了对英雄主义和果敢行动的描写。一个人能做的事总归有限。这虽然听起来像失败主义，但对于真的要完成诸如解放自己国家这类艰巨的任务，到底需要什么，这样的观点却显得更为实际。
* * *
到1944年夏初时，随着同盟国开始向巴黎进军，每个人都知道自由已经临近。日益强烈的情绪让人难以承受，正如波伏娃注意到的那样，就像是麻木之后感觉恢复时带来的那种刺痛。此外，纳粹撤退时可能会做什么，也让人们忧心忡忡。生活依然艰难：单是找到足够的食物，就已经越来越困难。不过，远方传来的微弱炸弹和大炮音，仍旧带来了希望。 (24)
声音越来越近——突然间，在8月中旬一个炎热的日子，德国人离开了。巴黎人一开始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尤其是他们还能听到枪声在城市中此起彼伏。8月23日星期三，萨特和波伏娃步行到抵抗运动杂志《战斗》（Combat ）的办公室，去见已经当上文学编辑的加缪：他想跟他们约一篇关于解放的稿子。他们必须要经过塞纳河才能到那儿，但走到了桥中间后，他们听到枪声四起，便仓皇逃命了。然而，三色旗此时已在窗外飞扬，第二天，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巴黎正式解放。
第二天，教堂的钟声整整响了一夜。波伏娃在大街上走时，加入了一群围着篝火跳舞的人。其间，有人说看到了一辆德国坦克，于是，大家立即四散逃开了，然后又谨慎地重新聚集起来。正是在这种紧张兴奋的场面中，和平降临到了法国。接下来的一天里，在流亡归来的自由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的带领下，官方的解放游行队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一直游行到了凯旋门。波伏娃也加入到了人群中，而萨特则站在阳台观看了游行。波伏娃写道，终于，“世界和未来被重新交到了我们手中”。
未来的第一幕是秋后算账。对通敌者的报复开始了，起初是速战速决的残酷惩罚，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更为正式的审判，不过其中一些审判的结果同样也是死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波伏娃和萨特发现，他们和加缪再次产生了分歧。经过最初的犹豫，加缪后来开始坚决反对死刑。他说，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国家执行冷酷的司法处决总是错误的。1945年初，在一本法西斯杂志的前编辑罗伯特·布拉西拉赫（Robert Brasillach）受审前，加缪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法庭如果做出有罪判决的话，要对他宽大处理。萨特因为当时不在，故没有牵涉其中，但波伏娃明确地拒绝了签署请愿书，她说，从现在开始，为了纪念那些抵抗纳粹的人，并确保未来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人们有必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不过，她倒是很好奇，所以在1945年1月19日，冒着严寒，踏着巴黎城中厚厚的积雪，去参加了布拉西拉赫的审判。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法庭经过短暂商议后，做出了死刑判决，而布拉西拉赫接受得却很平静。只是这也没有改变她的观点，在她看来，判决仍然是正确的。最终，那封请愿书没起任何作用，1945年2月6日，布拉西拉赫被执行枪决。
从此之后，每当事关这类问题时，波伏娃和萨特便会站到一起反对加缪。经过在《战斗》和其他地方进行了更大胆和更有效的抵抗活动后，加缪现在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他反对死刑、拷打和其他国家酷刑，不用再说了。波伏娃和萨特倒不是完全赞成这类事情，但他们喜欢指出复杂的政治现实以及对目的与手段的权衡。他们会问，是否真的会有那种国家实施伤害属于合情合理的案子。如果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岌岌可危，为了广大人民的未来，一些冷酷无情的行为很有必要呢？但加缪只是不停地回归到他的核心原则上：不拷打，不杀害——至少不是在国家的批准下。而波伏娃和萨特则认为，他们自己所持的观点才更微妙、更为现实。 (25)
如果问为什么几位与世无争的哲学家会突然变得如此苛刻，他们会说，是因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战争让他们意识到，个人对人类整体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比看起来更复杂。萨特后来说：“这场战争真的把我的生活分成了两半。”他摒弃了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说过的一些话，以及其中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的自由概念。现在，他在发展一种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生活具有目的性和社会性。这也正是他没有写出有关存在主义伦理的后续作品的原因之一：他对这个主题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太多。他倒是写过很多草稿——在他死后，被结集为《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 ）出版——但未能形成连贯的体系。
因战争而变激进的梅洛-庞蒂，同样在拼命地试着少友善一些。掌握了恶劣对待德国人这门技艺后，在撰文主张一种毫不妥协的苏联式共产主义，他的热忱现在已经远超波伏娃和萨特。在1945年的文章《战争已经发生》（The War Has Taken Place ）中，他写道，战争早已排除了任何只想自己过小日子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世界里，融合其中，与之妥协。”没有人能超然物外；每个人的手都脏。有一段时间，“脏手”曾是存在主义圈中的一个时髦用语，带来了一个新命令：开始工作，做点儿什么！
因此，现在法国的战争既已安然结束，萨特一帮人便像灵缇犬一样，从赛狗场上敞开的大门里冲了出去。萨特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作家有保持积极和忠诚的义务；这些文章先于1947年发表在期刊上，后又在1948年以《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 ）为题结集出版。他说，作家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权力，他们一定不能辜负这一点。他提出了littérature engagée（介入文学）的概念——即文学要承担政治义务。波伏娃回忆了这类任务看起来到底有多么紧迫：读到一些让她激愤不已的事件后，她会立刻想：“我必须回应一下！”然后，匆忙写一篇文章发表。她、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其他朋友，短时间内迅速地写出了大量文字，于是他们一起在1945年推出了新的文化杂志：《摩登时代》。萨特是杂志的名誉领导，所以很多人以为社论都是他写的，但事实上，梅洛-庞蒂投入的精力比任何人都多，写的很多文章都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摩登时代”这个名字取自查理·卓别林那部讲述工人被剥削和工业化的疯狂电影。这部电影在1936年上映时，萨特和波伏娃非常喜爱，连着看了两遍。他们的文学创作速度，赶上了卓别林在电影中讽刺的那种步调，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摩登时代》成了法国内外推动思想辩论的伟大引擎之一，而且至今仍在发行。萨特论“介入文学”的文章，便是首先在《摩登时代》上发表的，并且为杂志的未来岁月定下了基调。 (26)
存在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也继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1945年9月，波伏娃出版了《他人之血》。萨特出版了《自由之路》小说系列的前两卷——都在几年前就已写完，且故事时间都设定在1938年。这两本小说展现了他笔下的主角马蒂厄·德拉鲁（Mathieu Delarue）所抱持的自由观，逐渐从仅仅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天真的自私自利，转向了一种更好的定义，让他勇敢地直面了历史所提出的要求。到1949年出版第三卷《痛心疾首》（La mort dans l'?me ，英译本有多种译法，如《钢铁灵魂》《失败》或《辗转难眠》）时，我们看到了在法国陷落之时，马蒂厄勇敢地保卫了某村庄的一座钟楼。他现在把自己的自由用到了更崇高的目的之上，但失败似乎成了他的结局。计划中的第四卷，本来要写他终究活了下来，并通过在抵抗运动中与同志的团结，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但不幸的是，就像萨特为他的写作项目想好一个宏大结局后通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一卷从来都没有完成，只流传出来一些片段，而且还是在很多年以后。一如《存在与虚无》中的道德问题悬而未决，《自由之路》中的自由问题也被晾到了一旁。不过，这两部作品没写完，问题都不是萨特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他倾向于不断改变他的哲学和政治理念。 (27)
在20世纪40年代的所有这些小说、故事和散文中，主导的情绪与其说是一种创伤后的疲倦，倒不如说是兴奋。世界已经崩溃，但也正因如此，现在几乎可以对它做任何事情。这制造了一种既激动人心又让人害怕的情绪——这样的情绪组合，正是战后存在主义第一波浪潮的总体特点。
这样的组合同样出现在了与巴黎相去甚远的地方。在一项1959年的战争经历研究中，美国的海德格尔学者格伦·格雷回忆道，战争快结束时，他和他的小分队曾路过意大利的乡下地区，一天晚上，他停下来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和一位在小屋外抽烟斗的老人聊了几句。这次遭遇让格雷有些悲伤，因为这个传统的世界及其古老的平静似乎要永远消失了。然而，在预感到丧失这些的同时，他又觉得很振奋，有一种希望的感觉。格雷在那天晚上想，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大学学习过的那些哲学家，为战后的世界提供不了什么。即将到来的是一个新的现实，需要的是新的哲学家。
于是，他们来了。
* * *
就这样，存在主义奇迹和疯狂的一年开始了——所有那些疯狂的实验，我们已经在第一章偷偷预览过。萨特在1945年10月发表的那次激情演讲，搞得天下大乱，也搞出了一个大新闻。巴黎内外，到处都在讨论他的哲学。1946年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写道：“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被追问什么是存在主义。”他补充说，“询问这种信息的通常是某个上流社会的女士，但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清洁女工或地铁上的检票员。”每个赶时髦的人都想了解它，每个现有权威机构都担心，而每个记者看起来几乎都在用它来谋生。
萨特的朋友鲍里斯·维昂，在他1947年的小说L'écume des jours （被译为《白日梦的泡沫》或《靛蓝情绪》）中，便恶搞了这一热潮。在这部超现实和戏谑的爱情小说里，有个配角是一位著名哲学家，名叫让-萨尔·帕特（Jean-Sol Partre）。帕特演讲时，会骑着一头大象到达，并登上宝座，陪同的是他的配偶伯爵夫人德·毛伏娃（Countess de Mauvoir）。他纤瘦的身躯散发着一种非凡的光芒。听众们欣喜若狂，以至于他的讲话都被欢呼声淹没了。最后，大厅因为人数太多而坍塌。大家如此踊跃地参与，让帕特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现实中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很喜欢维昂的讽刺，说这是一部“柔情无边”的作品。 (28)
存在主义在左岸的圣日尔曼德佩地区找到了归属，而吹过小号的维昂，则是这场戏中欢庆元素的领导者。占领快结束时，他已经和那些躲避宵禁、被称为“青年爵士音乐迷（zazous）”的青年——为了避开宵禁时间，他们干脆第二天才回家——一起开创了在私人公寓举办爵士乐派对的潮流。战争结束后，维昂去了新的地窖俱乐部里演奏。他还在俱乐部的吧台后面调制奇特的鸡尾酒，并根据心情，迅速创作出或有趣或煽情或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后来，他写了一本圣日耳曼德佩“手册”，在其中提供了地图，以及对可以在“地下洞穴”中找到的那些怪异“穴居人”的描述和钢笔画像。 (29)
在地窖和酒吧里，哲学家真的时常与爵士乐明星勾肩搭背，跳舞到天明。梅洛-庞蒂在左岸的常客中尤为受欢迎，以他的好心情和善于调情的魅力而闻名。维昂观察到，他是“唯一一位会真正邀请女孩去舞池跳舞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带着朱丽叶·葛瑞科跳舞时，他还会应她的要求，一边和她在舞池中摇来摆去，一边教她一点儿哲学。
如果能在知名的消遣场所成功躲开新的逢迎者和记者的话，萨特和波伏娃也会跳舞。他们非常喜欢爵士乐。朱丽叶·葛瑞科最成功的歌曲《白衣大街》（La rue des Blancs-Manteaux ），便是由萨特作的词。她的另一首歌《马赛的存在主义者》（Marseillaise existentialist ），歌词则由梅洛-庞蒂、鲍里斯·维昂和安妮-玛丽·卡扎利斯联合创作。这首歌讲述了一个遗憾但很押韵的故事：有一个人太穷，没法在花神咖啡馆赊账；虽然读了梅洛-庞蒂，但还是太过自由；尽管读了让-保罗·萨特，可还是会陷入同样的灾难。
* * *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存在主义文化，对于任何外围的旁观者来说，似乎非常巴黎，但其实，它的动力还来自对所有美国事物的热爱，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迷恋。巴黎本身依然遍地美国人，不但有解放军队遗留下来的军人，还有新来的人。没有几个巴黎的年轻人能抵住美国服装、电影或音乐的诱惑。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占领当局禁止，更是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青年爵士音乐迷”早已在美国爵士乐的伴奏下，秘密地跳了好几个月的舞。朱丽叶·葛瑞科讲过的一个故事，便很好地总结了美国音乐对这一代人的重要性。1943年，她被盖世太保逮捕、收押，随后又出乎意料地被释放了。在寒冷的大街上，她穿着一条薄薄的棉布裙，走了近三十千米才到家，而在途中，她一边走，还一边扯着嗓子，挑衅地唱了一首美国歌曲：《彩虹之上》（Over the Rainbow）。
战争结束后，为了配合爵士、蓝调和拉格泰姆音乐，人们会跑到跳蚤市场，搜罗现成的美式服装；其中，格子衬衫和夹克尤为受人追捧。如果21世纪的时间机器可以立刻带你回到战后巴黎的某家爵士乐俱乐部，你不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存在主义黑色的海洋，而是更有可能会以为你走进了一个伐木工人的集体舞会。在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拍摄于1949年的电影《七月的约会》（Rendezvous de juillet ）中，你可以找到对这种影响的模仿。电影中有一个在罗里昂黛俱乐部发生的盛大舞蹈场景：克劳德·卢特的乐队在狭窄的舞台上演奏，穿着格子衬衫的人群则在舞池里来回蹦跶。时髦的黑色高领毛衣后来才出现——而当美国人反过来也开始赶这种时尚后，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回敬一种服饰上的赞美。 (30)
与此同时，人们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地看着美国的犯罪电影，从塞纳河沿岸的旧书摊上购买着美国的小说。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冷硬派作家：詹姆士·凯恩（James M. Cain）、达许·汉密特（Dashiel Hammett）和霍勒斯·麦考伊（Horace McCoy）——麦考伊那本充满绝望的大萧条时代小说《孤注一掷》（They Shoot Horses，Don't They？ ），在1946年由伽里玛出版社翻译出版。加缪在《局外人》中模仿了美国黑色小说的风格，萨特和波伏娃也是这种流派的粉丝。他们也喜欢那些难以区分流派的美国作家，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和约翰·多斯·帕索斯——按照萨特的说法，帕索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许多美国书籍都被法国出版商拿来翻译出版：“翻译自美国（traduit de l'americain）”成了封面上最喜欢印的一句话。不过，也不是所有看起来像翻译的书都是真的。一本名为《我唾弃你的坟墓》（I Spit on Your Graves ）的书，表面上是“弗农·沙利文”（Vernon Sullivan）所写，并由鲍里斯·维昂翻译，但其实是维昂自己写的。这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因为一个打赌而写的书，讲述了一个暴力、煽情的故事，一个黑人为了给被私刑绞死的兄弟复仇，杀死两名白人妇女，但他遭到了追捕，并最终被警察击毙。维昂从中赚到了钱，但在第二年时也惹上了麻烦，因为蒙帕纳斯有个男人在掐死女朋友后吞枪自尽，他床边留下的正是这本小说，其中有关掐死的描述，还被钢笔圈了出来，好像生怕会没人注意到二者的相似之处一样。
五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以游客身份访问巴黎的美国人，又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再次爱上了这座城市。他们会坐在花神和双偶咖啡馆里，会冒险走下地窖的楼梯，到夜总会去。他们会聆听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者的演讲，然后再转述给国内的友人。有文化的纽约人开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波伏娃和加缪。一个接一个，都收到了跨过大西洋来纽约访问和发表巡回演讲的邀请。他们都接受了。 (31)
第一个去的是萨特，时间是1945年1月中旬：在加缪的建议下，他作为《战斗》和《费加罗报》（Le Figaro ）的代表，加入了一个受邀访问的法国记者代表团。（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布拉西拉赫的审判。）他去旅行了两个月，会见了无数人，其中有一个叫多萝丽丝·费奈蒂（Dolorès Vanetti）的女人，成了他的长期情人。他的英语很蹩脚，所以不能像平常喜欢的那样自由说话，但他仔细观察并做了笔记，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文章。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问题，例如美国工人如何应对美国工厂迅猛的自动化。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技术设备、消费主义或自动化生产技术会成为现代生活的广泛特征：相反，这些被认为是美国独有的东西，而且在很多欧洲人心里，更加凸显了美国那种魅力无穷但也令人担忧的形象。真的有人能适应所有这些技术吗？这会对一个人造成何种影响？萨特惊讶地观察到，尽管成了卓别林电影中那种工业机器的齿轮，一直被老板逼着要转得越来越快，可美国的工人似乎很快乐。整个美国似乎就是这样一台机器，而萨特很好奇的是，它是否可能这样一直运转下去。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又来访问了几次，与人沟通起来也越来越自在，不过他的英语水平依然有限。1948年，萨特第三次来访时，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的晚宴上遇到了他——惊讶地发现，英文不怎么好的萨特话真多：他能说的不多，但嘴就是闭不上。
阿尔贝·加缪是第二个去的，在1946年3月至5月期间周游了美国。他在旅行时比萨特还紧张，老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而且总被层出不穷的小麻烦——比如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又是怎么回事，他应该做什么——搞得很苦恼。不过，他的不安，也让他成了一个明察秋毫的观察者。他注意到： (32)
早晨的果汁，全国都爱喝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反犹太主义和对动物的喜爱——从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大猩猩，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原生动物，都爱——在殡仪馆，死亡和亡者以最快的速度被打扮好（“死吧，把剩下的事交给我们”），你在凌晨三点都可以到理发店去刮胡子……
时代广场的广告牌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巨大的美国大兵抽着骆驼牌香烟，吐着真正的烟气。唯一让他感到熟悉和安心的地方，是纽约的包厘街，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废弃的地区，到处是廉价的酒吧和破败的酒店，高架铁路线就在二层楼的高度经过，深深的阴影盖住了下面的一切。“欧洲人会想说：‘终于，这才是现实啊。’”就像萨特观察工人一样，加缪既被这里吸引，也对它感到厌恶。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表面上看起来缺乏痛苦，让他完全无法理解。这里没有什么真正悲剧的东西。
1947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开始了她的美国之旅。与萨特不同的是，她可以用英语交流和阅读；像加缪一样的是，她也惊讶于各种奇奇怪怪的设备和发明。她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让她困惑不已的现象，比如住的酒店寄送信件的方式：每层楼的电梯旁边都有一个小滑道，你把信封塞进去后，它会滑到底下的一个盒子里。她第一次看到这种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时，还以为是幻觉。接下来，她去了一个报刊店，想看看怎么从里面的机器上买邮票，但被硬币搞糊涂了。不过，她还是交了很多朋友，而熟悉纽约之后，她开始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其间消遣娱乐时，则去爵士乐俱乐部，或者去电影院看“惊悚片”和“滑稽片”。在芝加哥时，她认识了纳尔逊·阿尔格伦，一位硬汉小说家，作品主要写的是瘾君子、妓女和美国生活的阴暗面。两人开始了一段暧昧关系，她也坠入了爱河；之后，他们继续做了三年情人，不过，只能隔很久才可以在美国或法国见上一面。 (33)
她对美国的反应，是那种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警惕和欣喜交织的情绪。她被诱惑了：美国“物资充裕，有着无限的视野，是一台放着传奇影像的疯狂幻灯机”。美国是未来——或至少是未来的一个可能版本。苏联提供的那个对立版本，也同样吸引她，但目前来说，美国无疑更强大。因为它更自信，不但富足，还有原子弹。
但是，美国生活中，也有一面着实让萨特、波伏娃和加缪感到震惊，那就是种族不平等，而且不只是在南方。第一次旅行后，萨特在《费加罗报》写道，“不可接触”和“不可见”的黑人，在街头出没时，从不会与你目光相对；就仿佛他们看不见任何人，而你也不应该看到他们。在后来一次访问的启发下，他创作了一部探讨美国种族主义的戏剧——《恭顺的妓女》（The Respectful Prostitute ），这个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两个黑人被判强奸两名白人妓女，虽然证据不足，但他们还是遭到了处决。波伏娃也一样，不过与其说是被她遭遇的人而震惊，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对没有遇见什么人而惊讶，因为这两个世界很少会产生交集。她自己去了黑人聚居的哈莱姆，丝毫没有理会白种纽约人担忧的警告，说她去那儿会有危险。其他法国游客也拒绝习惯这种对很多美国白人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的种族分隔。1949年，朱丽叶·葛瑞科与爵士音乐家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开始了一段暧昧关系，在去纽约拜访他时，他不得不警告她说，他们不能像在巴黎一样公开出门。人们会骂她是“黑人的妓女”，她的事业有可能毁于一旦。
与此相反的是，许多美国黑人来到战后的巴黎后，非常感激这种被当作一个基本的人来尊重的经历。不只是尊重，他们还经常被视为偶像，因为法国年轻人很喜欢美国黑人的音乐和文化。有些人决定就此留在这里，有几个甚至还对存在主义产生了兴趣，在它的自由哲学中发现了值得认可的东西。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早已在美国凭借小说《土生土长》（Native Son ，1940）和《黑人男孩》（Black Boy ，1945）成名的理查德·赖特。仍然在纽约时，赖特便认识了萨特和加缪，后在1947年，波伏娃住在他家时，他和妻子又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他在那一年的日记中写道：“这些法国男人和女人太会想，太会写了；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他们对于人类困境的感受，实在太敏锐了。”同样，他的法国访客也很欣赏他那些真实讲述黑人在美国成长经历的半自传作品。加缪安排伽里玛出版社的人翻译了他的书；萨特则委托他为《摩登时代》撰稿。赖特费尽力气搞到签证，亲自去了法国之后，也立即爱上了那里。正如美国的很多细节让法国人惊讶一样，巴黎的怪异之处同样让赖特感到高兴：“门把手竟然在门中央！”他安排了更长时间的居留，最终定居在了这座城市。 (34)
虽然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方式感到困惑，但也很享受如此热烈的欢迎：美国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常欢迎新观念和潜在名人的国家。萨特那张以“女人被迷晕”为题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上一年之后，波伏娃被《纽约客》誉为了“你见过的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出现在各种报纸和文化期刊上：《纽约邮报》《纽约客》《时尚芭莎》以及《党派评论》——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读物——纷纷发表介绍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的文章，还附带了各自著作的节译。法国流亡者让·瓦尔（Jean Wahl）为《新共和》的1945年10月刊撰写了《存在主义：前言》的文章。不过，伴随这些入门指南和前言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些温和的讽刺。1948年，《纽约时报杂志》转载了英国《观察家》周刊的保罗·詹宁斯（Paul F. Jennings）一篇对存在主义的恶搞，名为《事物的物性》（Thingness of Things ）。文章描述了一个叫皮埃尔-玛丽·温彻（Pierre-Marie Ventre）的人所倡导的“抵抗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致力于理解为什么事物老是会阻碍和挫败人类，比如它们在地上绊倒我们，或者丢了之后拒绝被找到。温彻的口号是“Les choses sont contre nous”——“事物在反对我们”。
关于存在主义者，有一件事严重地困扰着美国的知识分子，那就是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品位很差劲——比如热爱爵士乐和蓝调，或者对南方腹地那种耸人听闻的谋杀案感兴趣，或者喜欢描写杀手和精神病人的拙劣作品。但即便他们选择的那些层次更高的美国小说，也值得怀疑，因为美国文化人不太欣赏他们自己的现代小说家，而是更喜欢普鲁斯特的细腻曲折——虽然萨特对他深恶痛绝。早期的存在主义普及者威廉·巴雷特在《党派评论》中写道，萨特的小说可以作为“可怕的提醒：你不可能把斯坦贝克和多斯·帕索斯当作伟大小说家来读而丝毫不受他们的毒害”。所有这类书里面那些“乏味而无意义的对话，在酒吧和舞厅进进出出的人物”，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评论家杜披（F. W. Dupee）在这个问题上也总结道，法国人对福克纳的喜好，与其说是在恭维美国文学，不如说是表现了“法国的品位和理性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危机”。 (35)
美国人和法国人对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也出现了分歧。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人来说，存在主义往往被视为崭新、奔放、性感、大胆的思想。对美国人来说，它却让人想起了肮脏的咖啡馆和阴暗的巴黎式街道，而这就意味着旧欧洲。因此，虽然法国媒体将存在主义者描述为有着骇人性生活的叛逆青年，但美国人经常把他们视为苍白、悲观的灵魂，被克尔凯郭尔式的恐惧、绝望和焦虑困扰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即使到了现在，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存在主义者”这个词，也会让人想起一个黑色的人物形象，紧盯着一杯浓缩咖啡的底部，太过沮丧而痛苦，甚至都没法翻看一本书角已经皱皱巴巴卷起来的《存在与虚无》。理查德·赖特是很早就开始质疑这种形象的少数派之一，在第一次见到存在主义者后，他写信给朋友格特鲁德·斯坦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要坚持认为这是一种阴郁的哲学：对他来说，存在主义意味着乐观和自由。
早年的美国读者如果不会法语的话，想自己去评判存在主义，很少会有什么原创资料可以参考。截至那时，只有一些萨特和波伏娃作品的片段被翻译过来，而且其中既不包括《恶心》，这本书最早到1949年才由劳埃德·亚历山大（Lloyd Alexander）翻译过来，以《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出版；也不包括《存在与虚无》，这本书要到1956年时，才会由黑兹尔·巴恩斯翻译过来。
如果说有关法国存在主义的准确信息很难获得，那么学习任何有关开启这一切的德国思想家们就更难了。少数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的人之一，是海德格尔的前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她当时已经身在美国，为一些犹太难民组织工作。1946年，她分别为《国家》（The Nation ）和《党派评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的《法国存在主义》（French Existentialism ），解开了一些关于萨特和其他人的谜团。另一篇《存在主义哲学是什么？》（What is Existenz Philosophy？ ），则总结了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试着把存在主义追溯到它的德国根源之上。 (36)
但是，这个时候要告诉人们，你见到过的那位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和能把人迷晕的萨特，他们的思想其实承继自德国人，是一件难事。就连在法国，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更何况，海德格尔还不是普通的德国人。如果这位梅斯基尔希的魔术师能用法术抹掉他自己的过去，估计每个人都会更快乐些。 (37)
————————————————————
(1) 防毒面具，车灯：Beauvoir，Wartime Diary ，42–3（1939年9月3日）。
“萨特的烟斗”和防毒面具：ibid.，43–6（1939年9月3日）。
涂黑窗户：ibid.，58（1939年9月11日）。
(2) 变灰：Koestler，Scum of the Earth ，40。
“异国”：Camus，Notebooks 1935–1942 ，170（1940年3月）。
“没有未来”：ibid.，176（时间不明，但约在1940年初）。
萨特整天写作：Beauvoir，Adieux，387–8。乒乓球：Sartre，Quiet Moments in a War ，97（萨特写给波伏娃，1940年3月6日）。
“如果战争继续以这种缓慢的节奏进行”：Sartre，Witness to My Life，312 （萨特写给波伏娃，1939年10月24日）。
寄书：Beauvoir，Wartime Diary ，153（1939年11月4日），和Sartre，Witness to My Life ，409（萨特写给波伏娃，1939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