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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海德格尔翻脸的旧友，是1929年那个曾在达沃斯嘻嘻哈哈地嘲笑恩斯特·卡西尔的年轻人：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在战前移居法国并获得公民身份后，列维纳斯上前线打过仗，但在法国陷落时被俘虏，并囚禁在了马格德堡附近福林博思特（Fallingboste）的11B战俘营中专门关押犹太战俘的区域。随后的五年中，他过得异常悲惨，每天只能和狱友靠着稀汤和蔬菜皮过活，同时还要在当地森林中累死累活地伐木。他们的守卫嘲弄说，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运往死亡集中营。不过，事实上，待在战俘营中可能救了列维纳斯的命。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一种未被捕的犹太平民无法获得的正式保护，不过话说回来，他的妻子和女儿，倒是借着朋友的帮助，躲在法国的一座修道院里活了下来。但在家乡立陶宛，他的其他家人就没能幸免于难了。1941年，立陶宛被德国占领之后，列维纳斯的所有亲属与其他犹太人一起，都被关进了考纳斯城（Kaunas）的犹太隔都。一天早晨，纳粹把包括列维纳斯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兄弟在内的一大群犹太人集结到一起，带到郊外后，一顿机枪扫射，把他们全杀了。
像萨特在战俘营时一样，列维纳斯在被关押期间，也写了不少东西。他可以接收信纸和书籍，所以读了普鲁斯特、黑格尔、卢梭和狄德罗。他所做的笔记，后来孕育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也就是出版于1947年的《从存在到存在者》。在其中，他进一步拓展了早期的一些主题，包括“il y a”（“那里存有”），也就是在失眠或疲惫时笼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无定形、未分化、非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在这里被呈现为了一种可怕的痛楚，不再是一份要在敬畏中等候的神秘礼物。对于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论差异，也就是存在者与其存在的区别，列维纳斯有着一种特别的恐惧。列维纳斯觉得，如果你为了留下纯粹的存在，而抹去个人的存在者，那么，你到头来只会剩下某种可怕和非人的东西。正如他写的那样，这就是他的反思，尽管最初受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启发，“但却被离开那种哲学氛围的深切需求所左右”的原因之一。 (21)
列维纳斯从存在的迷雾中掉头，朝另一个方向——个人、生活、人类实体——走去。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出版于1961年的《整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 ）中，他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设立为了他整个哲学的基础——就像“存在”之于海德格尔一样，这个关系是列维纳斯的核心理念。
他有一次说过，这种思想的转变，源于他在战俘营中的一次经历。和其他囚犯一样，他也习惯了在工作时被狱卒缺乏尊重地对待，就好像他们是非人的对象，配不上同类的感情。但每天晚上，当他和工友们再次被赶回到铁丝网围栏后面时，总会在路上碰到一条不知怎么进到战俘营中的流浪狗。狗一看到他们，就会高兴地叫起来，还围着他们打转。流浪狗那充满爱意的眼神，每天都会提醒这些人，被另外一个存在承认，接受一个生物给予另一个生物的基本认可，到底意味着什么。
列维纳斯对这一经历的反思，引导他走向了一种本质上偏向伦理学，而非海德格尔那种本体论的哲学。他的思想，基本上脱胎于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研究：在出版于1923年的《我和汝》（I and Thou ）中，布伯区分了我与非人的“它”或“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与“你”那种直接的私人性相遇。列维纳斯则更进一步地提出：当我遇见你时，我们通常是面对面相见，而你，作为另一个人，通过你的面部表情，可以对我提出伦理要求。这与海德格尔的Mistsein或“共在”非常不同，共在让人想到的是一群人仿佛团结一致、肩并着肩站在一起——或许是某个统一的民族（nation/Volk）。但在列维纳斯看来，我们是真的在与彼此面对面，一次面对一个人，而这种关系，就成了一种沟通和道德期望的关系。我们没有合二为一，而是互相回应。你不是被拉拢过来，在我个人真诚性的戏剧中扮演什么角色，而是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始终是他者。你始终是你。 (22)
这种关系比自我更根本，比意识更根本，甚至比存在更基本——而且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伦理义务。自胡塞尔以来，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都曾试图扩展存在的定义，以便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关系也包含进来。列维纳斯做了更多：他彻底把哲学翻转了过来，把这些关系变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而不是其附加物。
这样的调整十分激进，以至于列维纳斯不得不像他之前的海德格尔一样，为了避免退回到旧的思维方式中，转而玩起了语言的柔身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晦涩难解，不过，把对他者的伦理关系摆在首位，仍然是他写作的核心。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孩子们还拿他最有名的思想开起了玩笑。当孙辈们在饭桌上争抢最大块的食物时，有人就会说，得到最大一块的人——也就是那个明显没有优先考虑他人需求的人——“他竟然不践行爷爷的哲学！”
跟列维纳斯开玩笑很需要勇气。年纪再大一些之后，他更是变成了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在会议或在课堂上，碰到那种提愚蠢问题或似乎误解了他的他者时，他会很容易冲人家发火。不说别的，单在这方面，他其实依然与他之前的导师有一些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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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思想家也在战争年代里做出了激进的伦理转向。其中最极端的是西蒙娜·薇依，她甚至真的身体力行，按照把其他人的伦理要求置于优先地位的原则来生活。1932年，她在游历了德国回到法国后，去了一家工厂工作，想要亲自体验一下这类工作的屈辱性质。1940年，法国沦陷，她的家人（不顾她的反对）逃往马赛，后来又去了美国和英国。但即便在流亡期间，薇依也做出了非凡的牺牲。如果世上还有人不能在床上睡觉，那她也不会这样做，所以，她就睡在地板上。有些人缺少食物，所以她也几乎完全不再吃东西。她在日记中好奇地想，有一天会不会有人发展出一种人类的叶绿素，这样的话，人们单单靠阳光就能生活了。
在自愿挨了几年的饿之后，因为营养不良，薇依的肺结核开始加重，病倒了。1943年8月2日，她因心脏衰竭，最终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去世。在人生的最后那些年里，她写下了大量有关伦理和社会的哲学研究，探究人类亏欠彼此的性质和局限。她在最后一部作品《对根的需要》（The Need for Roots ）中提出的主张之一便是，我们没人拥有权利，但我们每个人对别人却都有近乎无限的责任和义务。且不论她的根本死因是什么——似乎与神经性厌食症有关——无人能否认的是，她全身心地践行了她的哲学。在这本书中谈及的所有人生中，她的人生，无疑是艾丽丝·默多克所谓的哲学可以被“栖居”观念最深刻且最具考验性的应用。事实上，默多克就十分崇拜薇依的思想，她早期曾对萨特存在主义很感兴趣，但薇依的思想使她转向了一种基于“善”的更偏伦理化的哲学。 (23)
与此同时，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仍然在继续倡导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便一直坚持的主张，那就是伦理学胜过哲学中的其余一切，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扮演了超验的“神秘”角色。他被引向这一立场，部分也是因为一次战时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红十字会的信息服务部门干过一份无人艳羡的差事：回应亲属有关失踪士兵的问询。每当消息传来，他就得转告，而且通常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正如马塞尔后来所说的，这项工作，不但永远地给他打了要警惕任何鼓吹战争言论的预防针，也让他意识到了未知在我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力量。
这几位并非我们故事主线的激进伦理思想家之间，有一个显著的联系，那就是他们都有宗教信仰，并且都赋予了“神秘”这个概念一种特殊的角色——所谓的“神秘”就是，不可能被知道、计算或理解的东西，尤其是涉及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时。海德格尔与他们不同，因为他抛弃了伴他长大的宗教，对伦理学也没什么兴趣——原因可能是他本身对人类就没有什么兴趣吧。不过，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每一页似乎都在暗示某种不可言说或不可理解的直接体验。所以，他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神秘主义的传统，可以在克尔凯郭尔“信仰的一跃”中找到根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19世纪伟大的不可能神秘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一些古老的神学观念。但它的发展壮大，也要拜20世纪上半叶旷日持久的创伤所赐。自1914年开始，尤其是1939年以来，欧洲内外的人们逐渐认识到，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或信任自己，我们无法为我们所做之事找到任何借口或解释——可是，我们又必须将自己的存在和关系建基于某种稳固的事物上，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活下去。 (24)
就连无神论者萨特，也表现出了一种对价值思考新方式的渴望。在《恶心》中，他猛烈地抨击了传统伦理，用列维纳斯式的措辞，描述了那些中产阶级人士虽然自诩为动机纯良的人文主义者，但“从不允许自己被一张面孔的意义所影响”。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继续说，单纯基于容忍的那种温和的旧伦理原则，已经不再受用。“容忍”不能再充分满足他人对我们的要求。他认为，让步和仅仅相互容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学会给予彼此更多。现在，他更进一步地提出：我们都必须深刻地“参与到”我们共有的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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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法国作家托瓦尼基，在陪同海德格尔收齐他的手稿之后，接下来又热心地引见他和萨特认识。托瓦尼基之前已经给海德格尔看过一系列由萨特的法国同胞让·波弗埃谈论萨特存在主义的论文。后来他又来访问时，二人讨论了这些论文，而海德格尔还惊叹地说，萨特竟然又是哲学家、现象学家，又是戏剧家、小说家，还是散文家和记者。同在场的埃尔芙丽德问道：“那，这种存在主义究竟是什么啊？”
再一次来拜访时，托瓦尼基给海德格尔带了一本《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开玩笑地用手掂了掂厚厚的书，说他眼下没空看——那个历史悠久的借口。（这次，在托瓦尼基离开之前，海德格尔给他看了自己桌子抽屉里一个包在层层柔纸中的宝贝：一张尼采的照片。“不是每个人他都给看的。”埃尔芙丽德低声说。）
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振奋的兆头，但托瓦尼基没有轻易放弃给海德格尔和萨特牵线搭桥的希望，无论是私人会面还是公开辩论都行。他还试着撩拨加缪的兴趣，但加缪不想和海德格尔有任何瓜葛。萨特更感兴趣，但跟海德格尔一样，他也一直告诉托瓦尼基说，他现在太忙了，眼下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他倒是邀请托瓦尼基为《摩登时代》详尽写一下他自己与海德格尔的会面，托瓦尼基照做了。 (25)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最终挪出时间，翻阅了《存在与虚无》。在托瓦尼基又一次来访时，他告诉说，他赞赏萨特心理上的敏锐和他“对具体事物的感觉”。反正托瓦尼基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又在为《摩登时代》供稿，所以也有可能是在讨好主编大人。海德格尔让他捎了一封礼貌的信给萨特。信里有一句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你的著作充斥着一种对我的哲学的直接理解，我以前还从未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对其他人，海德格尔的回应就直言不讳了。美国学者休伯特·德雷福斯在海德格尔的书桌上看到《存在与虚无》后，海德格尔厉声说：“我该怎么开始读这种dreck啊！”——这种垃圾。他以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寄给了让·波弗埃。在信中，他批评了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讲座中提出的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版本，包括对自由和个人行动的赞颂。海德格尔不想与这种哲学有任何关联。他1947年时发表的文章《论人道主义的信》（Letter on Humanism ）中，充满了对林中空地和泰然任之的呼唤，这是他自己坚决反对人道主义新思维方式的重要文字资料之一。不过，萨特没有回应。
在早些时候写给萨特的信里，海德格尔曾邀请他来托特瑙山：“在我们的小屋里，我们可以一起进行哲学思考，一起去黑森林中滑雪。”根据托瓦尼基的说法，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滑雪的描述，给海德格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描写在书的末尾，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最终还是读完了这堆垃圾。想想就觉得很美好：萨特和海德格尔——也许还有比萨特更善于运动的波伏娃——从山坡飞也似的滑下来，脸颊潮红，说出来的话都被风吹散了，而且毫无疑问，海德格尔为了炫技，会滑得快到让谁都跟不上。因为据麦克斯·缪勒关于和他出去滑雪的回忆来判断的话，他很喜欢这样做：“我们滑雪时，他嘲笑了我好几次，在我转弯和沿曲线运动的地方，他却勇猛地直冲了下去。” (26)
可惜，滑雪之旅从未发生。萨特总是很忙；他的日记本里满是各种邀约记录。毕竟，对于1945年时的法国人来说，去黑森林和弗莱堡大学的前纳粹校长一起滑雪，仍然会让人有些难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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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萨特和波伏娃倒是去德国看了萨特1943年那部讲自由的戏剧《苍蝇》在柏林的演出。这部戏的原版使用了《俄瑞斯忒亚》的经典故事，来反映了法国被占领后的形势。现在，导演斐林（Jürgen Fehling）在柏林赫贝尔剧院上演的版本，则把同样的想法用到了战后德国的形势上，用一个冷酷的舞台背景表达了这一观点，而原来的神殿则被改成了地堡形状。这其中暗含的意味是，德国现在也同样因为羞愧而不知所措。萨特的剧本，当初旨在敦促法国摆脱过去，对未来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也许这个信息可以被重新诠释，来适应德国的现状。
萨特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前一年时，萨特曾写过一篇文章，庆祝该剧曾在德国的法占区的一场小型出演，他写道，德国人与几年前的法国人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
对于德国人，我也认为悔恨毫无意义。我不是说他们应该简单地把过去的错误从记忆中抹去。不。但我很确信，只是被迫忏悔的话，他们也无法获得他们能从世界上得到的宽恕。只有全面、真诚地承诺一个自由和可行的未来，坚定地想要去创建这样一个未来，以及有尽可能多的人表现出诚意，他们才能获得宽恕。也许这部戏剧无法引领他们走向这个未来，但是可以鼓励他们朝那个方向努力。 (27)
并非每个德国人都认同这种分析，而围绕这部剧的争论，也引来了诸多关注。不过，这反倒保证了观众场场爆满：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听说，有些人竟然花500马克买票——超过当时平均月薪的两倍。有个人甚至用两只鹅来支付票价，在食物稀缺的城市里，这可是个极高的代价。以前在巴黎时，波伏娃曾对德国占领者惧怕了那么久，所以起初，她对这次德国之旅有些紧张，但是看到这个国家受破坏的规模后——无论在海德格尔式语言的意义上，还是在普通语言的意义上——她改变了主意。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几个星期以来，温度已经低至零下18℃，然而，许多外出的柏林人都没有穿大衣，波伏娃看到，大家推着小车一边走，一边搜集在路上发现的任何有用之物。人们那么热衷于去剧院，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在那儿取暖，虽然这有时可能意味着要穿着不保暖的鞋子在雪里走很久。此时的柏林，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被尴尬地分成了分属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行政区——后面三个在几个月之后会合并成为西柏林。这座城市显然已同萨特在1933年和1934年见到它时不一样了。萨特在公开活动之间找了个空当，去看了看他当时住过的房子，发现它还立着没倒，但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
重头戏是2月4日在赫贝尔剧院举行的辩论。萨特在翻译员的帮助下，直接用法语为自己的戏剧进行了辩护。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部戏剧给德国人传达了错误的消息，他们说，剧中有关解放的存在主义哲学，完全适用于1943年的法国人，但现在敦促德国人向前看，是错误的。纽伦堡审判刚刚结束；有些犯罪之人还未被追究责任。一位发言者警告说，许多人可能会利用这部戏，把它作为一个由头，来否认过去真正的罪行，逃避制裁。
萨特能听懂德语的讨论，然后，他通过翻译予以了回应。他主张，存在主义的自由从来不应该用作任何形式的借口：这与自由的本质完全相反。在存在主义中，没有借口。自由伴随着完全的责任而来。 (28)
他简短的讲话，导致基督徒作家托伊尼森（Gert eunissen）转而开始从总体上攻击萨特的自由概念。托伊尼森说，“存在先于本质”本身就不对。人类的确拥有一种本质，但那是上帝赋予的，人要做的就是追随这种本质。根据交流的记录，这句话引来了“房间里的大声赞同、几个口哨、喧闹”。接下来发言的是苏联文化研究学会会长亚方斯·施泰宁格（Alfons Steininger），他从共产主义角度切入，声称萨特的戏剧有被理解为是在“鼓吹琐碎浅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危险——这些都是抨击存在主义的流行说法。总的来说，整场辩论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水平上下徘徊。这不是萨特第一次夹在两个除了恨他之外几乎再无共同之处的对手之间，也不是最后一次。
当然，他们有一定的道理。虽说存在主义不应该提供借口，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这么拿它来用。不需要什么厉害的诡辩技巧，你就能把《苍蝇》曲解为是在支持选择性遗忘。此外，还有一点也不甚明晰，那就是法国在1943年时的状况与德国在1948年时的状况，实际上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拥有的那种感觉：不久之前的恐怖，和对未来（混杂着希望）的忧虑。
不过，《苍蝇》在其他方面，应该能让1948年的柏林人产生共鸣，因为这些方面更多是与当下的苦难有关。舞台上荒凉的景象，看起来很像门外的柏林，甚至那些苍蝇的道具，也可能勾起记忆——因为据说，在1945年那个炎热而可怕的夏天里，德国的城市里到处都飞着恶心的大绿蝇，靠着废墟下的腐烂尸体大量繁殖。
最重要的是，柏林本身就是一座被占领的城市——被焦虑和渴望，被敌对的外国势力，特别是对苏联的恐惧，占领着。萨特和波伏娃离开几个月后，苏联军队突然行动，切断了西柏林的所有物资供应。1948年3月，铁路线被封锁；6月，公路也被切断。正如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曾用饥饿对付列宁格勒一样，苏联也打算把柏林饿到就范。 (29)
西方各国以一个大胆的补救措施，对此予以了回应。他们干脆将这座城市需要的一切都空运过去：食物、煤炭、药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切生存所需靠的都是空运——这就是所谓的“柏林空运”行动。有段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几乎每分钟都有一架飞机在柏林降落。1949年5月，与苏联的协议最终达成，封锁得到了缓解，但飞机还是从西方不断飞来，一直到当年9月底才结束。当时柏林墙还没有竖起来，那是1961年的事。但此时的柏林，已经是一个分裂的城市，而在未来四十年里，都将不得不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政治紧急状态下艰难度日。也许归根结底，这部有关担惊受怕、困难重重的阿尔戈斯城的戏剧，确实能告诉柏林人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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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波伏娃克服了他们去德国的犹豫，但仍然没有表现出想要去拜访海德格尔的迹象。直到1953年时，萨特才见着他——而且那次会面很不顺利。
见面前，萨特先前往弗莱堡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大厅人满为患，学生们都很兴奋，但是，萨特用艰深的法语喋喋不休了三个小时后，他们的热情却已大减。到讲座快结束时，他可能也注意到了赞美程度的骤降，因此，甚至还未信步去往海德格尔在柴林根郊区的家，他便已经被搞得戒心重重了。他没去托特瑙山，所以也没有滑雪。
两人的对话是用德语进行的——萨特的德语水平可以勉强应付。会面双方都没有留给谈话内容的一手记述，但海德格尔后来和比采特说起过这次交谈，而萨特跟波伏娃也聊过，而这俩人都做了笔记。根据他们的说法，对话很快就出了岔子。海德格尔提起了《弗洛雷斯坦的维度》（La dimensions Florestan ），这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最近写的一部戏剧，嘲弄了一位不具名的哲学家把自己关在一间偏远的小屋里，只是偶尔发出一些无人能解的宣言。这部剧是有人告诉海德格尔的，虽然他自己没看过或听过，但他很容易就认出了那个被嘲笑的对象，而且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30)
萨特履行了他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外交职责，替马塞尔道了个歉。他这么做，还是很大度的，毕竟，他自己也曾数度遭到马塞尔的攻击，先是马塞尔1943年写的一篇《存在与虚无》的书评，接着是1946年的文章《存在和人类自由》（Existence and Human Freedom ）。马塞尔在这些文章中抨击了萨特的无神论，抨击他缺乏一种伦理哲学，而且在他看来，萨特无法接受“恩典”或他人的馈赠——他暗示说，尤其是来自上帝的馈赠，但也包括来自同胞的。可现在，萨特却表现出了相当的风度，替马塞尔的讽刺作品忍受了海德格尔的非难。
海德格尔发泄完他对这个小尴尬的不满，给对话起了个坏头后，现在该轮到萨特骑上他的爱好之马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讨论一下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他认为，作家和思想家有责任参与到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当中。这对海德格尔而言，即使往好了说，也是一个尴尬的话题，所以他根本不想听萨特有什么看法。后来，萨特告诉秘书让·考，他一开始提起这个话题时，海德格尔用“无限遗憾”的眼神看了看他。
但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表情或许更可能是在传达：“我们非得聊这个吗？”无论他感觉如何，结果就是，一场本来可能更有趣的对话，被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如果说海德格尔和萨特确实谈论过自由、存在、人道主义、焦虑、真实性或其他这类话题的话，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他们完全就是自说自话。
弗莱堡，这座影响了萨特的研究达二十年的“现象学之城”，让他失望了，而且无论如何，他自己的思想现在反正也早已与海德格尔的大相径庭。他离开时心情很恶劣，甚至对讲座的组织者大为光火。上火车后，他发现他们体贴地在自己的包厢里放了一束玫瑰花，或许这是他们针对来访名人的标准做法，但他认为这很可笑。他后来对考说：“玫瑰花束！两只胳膊才能抱得住！”这肯定有点儿夸张了。等火车一驶出车站，他便把花扔到窗外。 (31)
回来以后，他惊讶地向波伏娃描述了海德格尔现今如何如何受推崇：“四千名学生和教授日复一日地埋头苦读海德格尔，想想吧！”从那之后，他开始不屑地把海德格尔唤作“山中老汉”。1940年法国落败之后，萨特曾把《存在与时间》当作他唯一的安慰，而这些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萨特并非唯一一个无法再回头的人。这场战争改变了一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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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浪者：Spender，‘Rhineland Journal’，New Selected Journals ，34（1945年7月）（初版于Horizon，1945年12月）。关于德国的破坏状况，亦见于Victor Sebestyén，1946：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Macmillan，2014），尤其是38页的无家可归人数。
1200多万德意志民族同胞：有1250万至1350万德国人被驱逐出境或恐吓他们离开其他欧洲国家：参见Werner Sollors，The Temptation of Despair：tales of the 1940s （Cambridge，MA＆London：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119；关于欧洲整体的情况，参见Keith Lowe，Savage Continent：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London：Viking，2012）。
(2) 迷惘的眼神和“淡淡的笑容”：Petzet，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193–5，这在194页，转译自Max Kommerell对1941年拜访的记述。参见同一资料来源的45页，关于海德格尔感到总体上被误解。
弗里茨·海德格尔：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 ，8。毕廷根：Ott，Heidegger ，371。
洞穴：Heidegger，Letters to his Wife ，188（海德格尔写给妻子，1945年4月15日）。
(3) 威尔顿斯坦：关于这整个故事，参见Ott，Heidegger，302–5。关于荷尔德林的作品，参见Elucidations of H?lderlin's Poetry 。
(4) “今天早上我们去”和接下来的引文：Heidegger，‘Evening Conversation：in a prisoner of war camp in Russia，between a younger and an older man’，出自Country Path Conversations ，132–60，这在132–3页。
(5) Verwüstung和Wüste：ibid.，136。
“为了物尽其用”：ibid.，138–9。
等待：ibid.，140。
(6) 取手稿的驱车旅行：这里的全部记述来自托瓦尼基，‘Le Chemin de Z?hringen’，87–90，还有托瓦尼基转录和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歌队合唱，91–4。
(7) 崩溃：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 ，351。关于日期，参见Heidegger，Letters to his Wife ，191（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46年2月17日）。他有访客，包括他之前的老师Conrad Gr?ber，后者发现他处于沉默寡言的状态，以及托瓦尼基（Towarnicki，? la rencontre de Heidegger ，197n.）、心理学家Viktor Emil Freiherr von Gebsattel和其他人照看着他。
儿子们：Heidegger，Letters to his Wife ，194（海德格尔写给妻子，1946年3月15日；另见Gertrude Heidegger的编者注，191）。关于约尔克在1949年仍没有回来，参见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65（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1949年7月5日）。
“他的生活条件”：Schimanski，‘Foreword’，出自Heidegger，Existence and Being ，2nd edn（London：Vision，1956），9–11。
(8) 挑战和储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出自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3–35，这在12–15页。
“把种子置于”：ibid.，15。
(9) “一切都被命令”，以及deinos（可怕的）：ibid.，16–17。183失去了成为一个合适对象的能力：ibid.，17。
“处于无对象性之中”：ibid.，27。183“人力资源”：ibid.，18。
“但在有危险的地方”：ibid.，28。他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帕特莫斯》（‘Patmos’）：‘Wo aber Gafahr ist，w?chst/Das Rettende auch.’关于整首诗，参见Friedrich H?lderlin，Selected Poems and Fragments ，M. Hamburger译，J. Adler编（London：Penguin，1998），230–31。
“归属”：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出自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3–35，这在32页。
(10) 海森堡：Petzet，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75。
“有什么能比让一个存在”：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出自Poetry，Language，ought ，15–88，这在31页。这篇作品起草于1935年和1937年，并于1950年发表在他的作品集《林中路》中。
“人诗意地栖居”：Heidegger，‘Letter on Humanism’，出自Basic Writings ，213–65，这在260页。这句话来自荷尔德林一首后期的诗歌《在可爱的蓝里》（‘In lovely blue’/‘In lieblicher Blaue’），出自Hymns and Fragments ，R. Sieburth译（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248–53。
(11) “林中空地”：Heidegger，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219。
“宇宙用来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Cosmos （编剧为C. Sagan、A. Druyan和S. Soter，首播于PBS，1980），第1集：‘The Shores of the Cosmic Ocean’。
“风景在我之内思考它自身”：Merleau-Ponty，‘Cézanne's Doubt’，出自Sense and Non-Sense ，9–25，这在17。
(12) 海德格尔的反人道主义及其后来的影响：可以参见诸多作品，R. Wolin，‘National Socialism，World Jewry，and the History of Being：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Jewish Review of Books， （2014年1月6日）；Rockmore，Heidegger and French Philosophy ；Karsten Harries，‘The Antinomy of Being：Heidegger's critique of humanism’，出自Crowell编辑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xistentialism ，178–98；Mikel Dufrenne，Pour l'homme （Paris：?ditions du Seuil，1968），以及L. Ferry和A. Renaut，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 ，M. H. S. Cartani译（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0）。
鞋子：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出自Poetry，Language，Thought ，15–88，这在33–4页。
(13) 那鞋子：Meyer Schapiro，‘The Still Life as a Personal Object：a note on Heidegger and Van Gogh’（1968），和‘Further Notes on Heidegger and Van Gogh’（1994），在他的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New York：G. Braziller，1994），135–42，143–51。尤其见136–8，关于鞋子是凡·高自己的，以及145，引用同学弗朗索瓦·高齐关于凡·高在巴黎跳蚤市场购买旧鞋的说法——“是车夫的鞋子，但很干净，新近擦拭过。它们是漂亮的鞋子。他穿上鞋子，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走出去沿着城堡散了一次步。因为沾上了泥，鞋子变得有趣。”夏皮罗还引用了海德格尔自己在1960年再版的文章中“鞋子无法确定主人”的边注（150）。关于更多，参见Lesley Chamberlain，A Shoe Story：Van Gogh，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West （Chelmsford：Harbour，2014），尤其是102–28页。
(14) “这座建筑”：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出自Poetry，Language，Thought ，15–88，这在42页。关于更多论建筑的说法，参见Heidegger，‘Building，Dwelling，Thinking’，出自ibid.，145–61；和Adam Sharr，Heidegger for Architects （New York：Routledge，2007）。
“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Jaspers，Philosophy of Existence ，12。
“存在的居所”：Heidegger，‘Letter on Humanism’，出自Basic Writings ，213–65，这在259、262页。
(15) “采用他准备好的那种思考方式”：Gadamer，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156。
“胡说八道”和“没有人会”：Arendt和Jaspers，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42（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1949年9月29日）。
“你真的想要以这种方式被载入史册吗”：Herbert Marcuse and Martin Heidegger，‘An Exchange of Letters’，出自Wolin编辑的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152–64，这在161页（马尔库塞写给海德格尔，1947年8月28日，Wolin译）。亦参见Wolin，Heidegger's Children ，134–72。
“昔日的学生”“你的信”，以及“最令人厌恶的方式”：ibid.，163（海德格尔写给马尔库塞的信，1948年1月20日，Wolin译）。
(16) “摆脱了责任”和“命令”：Jacques Derrida，‘Heidegger's Silence：excerpts from a talk given on 5 February 1988’，出自Neske和Kettering编辑的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45–8，这在147–8页。
把犹太大屠杀和德国人被驱逐相比较：Herbert Marcuse和Martin Heidegger，‘An Exchange of Letters’，出自Wolin编辑的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152–64，这在163页（海德格尔写给马尔库塞，1948年1月20日，Wolin译）。
“那个维度之外”：ibid.，164（马尔库塞写给海德格尔，1948年5月12日，Wolin译）。
(17) 雅斯贝尔斯夫妇的名字在名单上：Mark W. Clark，Beyond Catastrophe：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renewal after World War II，1945–1955 （Lanham，MD＆Oxford：Lexington，2006），52。
雅斯贝尔斯去瑞士：ibid.，72。
海德格尔的思考模式：Ott，Heidegger ，32，引用自Jaspers有关Heidegger的报告，22 Dec. 1945。
“我有罪吗？”：Jaspers，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63。
“如果事情发生了”：ibid.，71。
(18) 重新学习沟通：ibid.，19。
语言是一座桥梁：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69（雅斯贝尔斯写给海德格尔，1949年8月6日）。这篇文本寄出时可能包括海德格尔的《论人道主义的信》，里面包含了“存在的居所”这个短语。
“来临”或“占据”（Ereignis）：Heidegger和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0（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1959年4月8日）。Ereignis是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惯用的概念。例如参见，Heidegger，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5–6；Heidegger，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From Enowning）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