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应该平息了梅洛-庞蒂的一些怒气，但萨特的口气仍然让人很不舒服，而且二人的分歧也确实根深蒂固。收到萨特的回信后，梅洛-庞蒂像往常一样，再次一笑了之，结果把萨特搞得更恼火了。正如萨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喜欢把一个问题争论到底，直到他说服别人，或者他被人说服才行。可梅洛-庞蒂却倾向于“从多样化的视角中找到他的安全感，觉得透过它们看到了存在的不同面向”。好气哦！
但其实，这次争吵让梅洛-庞蒂很是困扰。他的女儿玛丽安回忆说，她曾听到父母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在讨论萨特。此外，梅洛-庞蒂还不得不决定怎么处理《摩登时代》那边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的实际工作都是由他承担，比如撰写未署名的社论，确保每期能按时出版等等。但萨特是挂名领导，谁想在《摩登时代》工作，都得先和杂志这位大明星搞好关系。据萨特回忆，开编辑会议时，梅洛-庞蒂到得越来越晚，到了之后也不公开参与讨论，而是在一旁交头接耳。萨特质问道，他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但梅洛-庞蒂不想说。
到1953年年底时，《摩登时代》已经处在爆炸的边缘——接着，火花出现了。他们收到一篇强烈支持苏联的稿件后，梅洛-庞蒂为其撰写了一篇编者按，指出文章表达的观点不代表《摩登时代》的立场。萨特在刊印前看到之后，删掉了这段话，但没有知会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意识到之后，在电话里和萨特进行了一次漫长而焦灼的通话。萨特后来回忆过这件事；玛丽安·梅洛-庞蒂也记得自己在无意中听到过。聊了两个小时后，她的父亲挂了电话，转身对她母亲说：“Alors，c'est fini”——哎，一切都结束了。他的意思可能是他在《摩登时代》的工作结束了，但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是指他们的友谊结束了。从那以后，虽然两个人偶尔还会交谈，梅洛-庞蒂也会礼貌地说“回头给你电话”，但是，萨特说，他从来没打过。 (18)
与萨特之间的这场危机，恰好同梅洛-庞蒂人生中一次更大的不幸撞了车：1953年12月，他母亲去世了。梅洛-庞蒂从小在失怙的环境中长大，还要被迫保护母亲，不让她受流言蜚语的侵扰，所以两人的关系异常亲密。萨特后来也意识到，梅洛-庞蒂的快乐童年对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他母亲正是这种快乐的源泉；她的死意味着他失去了连接他与那个黄金时期的纽带。萨特回忆说，他母亲死后不久，梅洛-庞蒂和波伏娃见过一面，他“强颜欢笑，掩饰住他情感最真挚的时刻，漫不经心地”对她说：“但是我已经是多半死，少半生了。”同萨特的决裂，在意义上和痛失亲人相比，有些相形见绌，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很糟糕，也夺走了《摩登时代》给梅洛-庞蒂的生活带来的那种规律感和使命感。
同样，对于这场决裂，萨特的内心可能也比他表面上流露出来的要沮丧。因为他的反应有些过激，声称梅洛-庞蒂在《摩登时代》工作期间十分阴险狡诈。他认为他的合作编辑故意保持低调，没有把他的名字放在刊头，是因为不想为任何明确的观点负责。萨特抱怨道，梅洛-庞蒂和他一样都是领导，但始终“优哉游哉得跟空气一样”。如果他不喜欢某事，就可以回避。总的来说，梅洛-庞蒂解决冲突的方式，不是直截了当地行使权力，而是“见风使舵”。这些抱怨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其实挺典型的，毕竟他是那么彬彬有礼，那么让人难以捉摸。
1955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中，最终明确地陈述了他不再支持苏联的理由。他在书中批评了乔治·卢卡奇等人，并且用很长的一章《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严厉批评了萨特近期的政治文章不但前后矛盾，还缺乏实用性。波伏娃介入进来，撰文抨击梅洛-庞蒂，认为他误解了萨特思想的某些方面。这下，她与他的旧日交情彻底烟消云散了。不过，萨特和波伏娃的愤恨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些法国共产党人在看到这本书后对梅洛-庞蒂产生的深仇大恨。1955年11月29日，他们组织了一次会议，集中批评了梅洛-庞蒂的言论。与会者包括很多学生，而列斐伏尔和其他人则在会议上进行了公开谴责。1956年，这些内容结集出版，书名则套用了梅洛-庞蒂那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幸历险：梅洛-庞蒂的不幸》（Mésaventuresde l'anti-marxisme：les malheurs de M. Merleau-Ponty ）。 (19)
不久之后，梅洛-庞蒂和萨特再次碰面，一起参加了欧洲文化协会在威尼斯组织的作家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萨特告诉斯彭德，他可以为了拯救苏联而忍受不公正的监禁。会议让铁幕两边的作家共聚一堂，探讨了苏联的近况——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进入了“解冻”期——以及作家要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梅洛-庞蒂和萨特之所以闹翻，恰恰就是因为后面这个问题。主办方以为他们见到对方应该会很高兴，便安排他们并排坐在了讲台上。萨特看到他身旁的名牌后，脸一下子就白了，不过也还好：“有人正在讲话呢，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后，他冲我笑了笑。”会议期间，他们还有过其他相处轻松的时刻：萨特回忆说，听一位英国代表讲话时——很可能是斯彭德，因为他经常会对“介入文学”发表一些无礼的评论——他们还逗趣地看了看对方。不过，仅凭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并不能救活一段友谊。
1945年和1946年时，两位哲学家在把手弄脏和对他人性命做出“艰难”决定的必要性上，持有过类似的观点，但现在，他们都已经远离了各自曾采取的立场。他们有过交集，但后来便分道扬镳了——又一个X。萨特经历了一段怀疑的时光，从中挣脱后，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并准备好了为理想的国家冒生命危险。梅洛-庞蒂则放弃了原来的思想，认为人类生活不能被迫去适应某种理想的轮廓。按照他的说法便是，他醒了。摆脱这种理想的“乡愁”后，他说，“一个人抛弃了幻想，所有一切重新变得有趣和新鲜起来。”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他同样谈到了哲学家就是那些在别人睡觉时醒着的人。 (20)
当然，萨特认为，他自己才是那个醒着的人。后来总结他们的分歧时，他说道：“我认为，我在忠于他1945年的思想时，他却抛弃了它。而他则认为，他只是在忠于自我，而我却背叛了他。”
这段话非常公允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分裂根源，而且，与更早时那场完全不同的分裂如出一辙。20世纪20年代后期，埃德蒙德·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也是如此，都认为各自正在驶向更令人兴奋的新领域中，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或陷于停顿的对方甩在了后面。
* * *
这些戏剧性事件发生时，波伏娃用她一贯不知疲倦的观察和反思精神，记下了许多笔记，并在1954年将这些笔记变成了《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 ）。这部史诗般的小说，从战争结束开始，回溯了从对原子弹的恐惧，到对苏联劳改营和审判的讨论，再到政治承诺的利弊，以及诸多的风流韵事和争吵，记录下了这些事件及其带来的不同情绪。她对细节做了一些调整，因此有时会让她的朋友看起来更聪明、更有先见之明，不过，总体来说，小说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环境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描写，而且也有着惊人的可读性。后来，小说赢得了龚古尔奖。随着销量的增长，波伏娃用版税在蒙帕纳斯公墓附近的维克多·舍尔薛大街买了一套公寓。虽然这意味着她现在住得离萨特远了很多，因为萨特还和他母亲住在拿破仑酒吧楼上，不过，在大部分日子里，她都会散着步走到圣日耳曼德佩地区——可能是喜欢卢森堡公园里满是落叶的林荫路——去见朋友们，和像以前一样与萨特肩并肩工作。 (21)
她的新情人克劳德·朗兹曼，搬进了蒙帕纳斯的公寓和她一起生活。他之所以能赢得她的芳心，是因为他有着狂热的信念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她写道，定义他自己时，“他说：首先，我是一个犹太人”。萨特曾经批评说，这种坚定的身份表态是一种自欺，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将他自己呈现为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而不是一种自由意识。但实际上，她和萨特一直都很偏爱这类对于自己的身份和态度毫不妥协的人。波伏娃钦佩地写道，朗兹曼对于犹太人遭受的苦难，长期保持着一种愤怒状态。他曾经告诉她：“我每时每刻都想杀人。”而且像她一样，他的内心感受还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比如，他会因为纯粹的愤怒而哭泣或者呕吐。与正处于名望巅峰的萨特那种高大形象相比，这必定会使人耳目一新，当然，也与她曾经的朋友梅洛-庞蒂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似乎压力越大，反倒越爱苦笑，越爱嘲讽。
* * *
1954年，重读了一些以前的日记后，萨特在笔记本中平静地列出了最近发生的争吵和分裂：与库斯勒、阿隆和其他几个人，完全决裂；与加缪，只是简单聊几句，“避免本质性的话题”；与梅洛-庞蒂，分道扬镳。（他还补充了一张图表，展示了他们几个相互闹翻的情况。）他以前曾说过，友谊的破裂并不让他觉得困扰：“一个东西死了——仅此而已”。但几年后，他却为加缪和梅洛-庞蒂撰写了宽宏大量的讣告。回想起加缪时，他伤感地写道了他们以前一起哈哈大笑时的情景：“他的性格中有一点点阿尔及利亚硬汉的味道，非常无赖，非常有趣。”然后又补充说：“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但对于雷蒙·阿隆，或许是因为两人在上学时曾非常亲近，但后来却在政治上出现了那样巨大的分歧，所以萨特恨得要更长久一些。1955年，阿隆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一书，直接向萨特和他的盟友发起了攻击，指责他们“对民主政体的缺陷毫不留情，但却准备容忍那些以正当的主义之名犯下的严重罪行”。萨特在1968年5月报了仇，指责反对学生抗议运动的阿隆不适合教书。 (22)
20世纪70年代末，年事都已经很高的萨特和阿隆，曾在一场援助越南难民的活动上见过面，还握了手——摄影记者们在一旁狂按快门，兴奋地认为他们抓拍到了一次重大的和解。然而，这时的萨特已经身染重病、精神恍惚，视力和大部分听力也已丧失。或者是因为这个，也或者是要刻意怠慢，当阿隆用过去亲昵的称呼向他打招呼，问他“你好啊，我的小同志”时，萨特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只是说了句“你好”。
有句名言后来同阿隆和萨特联系到了一起，不过，他们两个其实都没说过。1976年，在接受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采访时，阿隆曾指出，左翼知识分子憎恨他，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他们的信念，而是因为他当初就没有真正认同过他们的信念。莱维问道：“那你是怎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做萨特好还是阿隆好？错误但胜利的萨特，还是失败但正确的阿隆？”阿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被人记住了，后来就成了那句简单而感伤的格言：宁可与萨特一起犯错，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确。
* * *
20世纪50年代时，萨特下决心要把时间和精力献给任何他认为需要他的事业，因而曾超负荷地工作，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并且也导致了他人生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刻。比如1954年5月时，他曾应某个作家组织的邀请前往苏联，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暗示说，例如，苏联公民不去旅行，是因为他们忙着建设国家，根本没有意愿这样做。但后来，他却声称，因为回家后非常疲惫，所以他把写作的任务委派给秘书让·考。
考确实记得，这个时期的萨特，因为担心创作量低，经常被逼到精神发狂。“没有时间了！”他会这么大喊。他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他最大的乐趣：电影院、剧院、小说。他想做的只有写、写、写。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说服自己相信了文学上的质量控制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只有投身的事业才最重要，修改甚至重读都是一种罪恶。他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疯狂地写，而费尽心思修订自己稿件的波伏娃，则只能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萨特炮制出了大量的文章、谈话、哲学著作——偶尔有考的帮助，但大多数都是独自完成。他的书目编辑者米歇尔·龚达和米歇尔·雷巴卡（Michel Rybalka）算了一下，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天要写二十页，而且这还只包括成稿，没算草稿。（不过到这一阶段，其实已经不存在草稿了。）在爱尔兰时也一样，约翰·休斯顿每天早上吃早餐时，都会惊讶地发现萨特早已起床好几个小时，并且写出了二十五页左右的弗洛伊德剧本。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苏莱（Annie Cohen-Solal）用机舱和涡轮来比喻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写作情况，而奥利维尔·威克斯（Olivier Wickers）则写道，他把睡眠当作了某种军事需要：一个临时的野营地，或者是中途的维修站，是为了保证机器正常运转而必须要做的事。 (23)
同时，他仍然在过量服用科利德蓝。这种药的推荐摄入量是每天一两粒，但萨特却会吃一整管。而且他在吃药的同时，还会大量饮酒，甚至很享受这种组合扰乱他大脑的方式：“我很喜欢脑子里冒出一些令人杂乱无章、模模糊糊然后又分崩离析的想法。”而到一天结束时，他又常常会服用镇静剂来助眠。不过，在创作“文学性”作品的时候，他会少服用一些科利德蓝，因为他明白，这会导致过度的“才能”——他自己的形容。比如他发现，在为《自由之路》系列小说写一个新的场景时，主人公马蒂厄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可以产生大量的新比喻。1974年，在某次接受采访时，他曾向波伏娃提到了这一点，她打了个哆嗦（感觉应该会），然后回答说：“我记得啊，吓死人了。”这种后果严重的“才能”，其实早在1951年他于意大利所做的笔记中就已十分明显，他在采访中告诉波伏娃，那个笔记本里大约有二十页内容，都是“关于贡多拉船弄出的水花声”。当然，也可能只是勤奋的现象学观察。 (24)
不过，他在那段时期的过度写作，很少是出于写作者的虚荣或是缺钱——为了支付账单而接受弗洛伊德剧本的工作，是个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对献身的热爱，以及他想帮助朋友们，为他们的写作或者社会运动做宣传。对于萨特，我们很容易忘记他身上这种目的的慷慨性。他期望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做一些事情：要积极介入、主动参与到事物中，就算没时间去仔细思考它们也没关系。性格更谨慎些的人会停下来思考，但萨特认为，那也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
梅洛-庞蒂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关于萨特这个人，有个简单的事实，基本上没多少人知道，在他的书里也很难发现，那就是：“il est bon”。他是个好人。不过，他的这种“好”，恰恰也是他的致命弱点，导致了他的过度劳累，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他一开始就坚信他必须要用苏联的意识形态来协调他的存在主义。这是一个不太可能也颇具破坏性的任务，因为两者本来就很难协调。但萨特却认为，世界上的受压迫阶级需要他这么做。
许多年后，在萨特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的年轻助手班尼·莱维咄咄逼人地追问他，当萨特心中支持苏联的一面最终消失之时，究竟是谁消失了？谁死了？“某个坏蛋，某个傻瓜，某个蠢货，还是一个本质上还算好的人？”
萨特没精打采地回答：“我会说，是一个不坏的人。”
* * *
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支持苏联有什么好，到1956年10月和11月时，这种好已经很难再被看到。
当时，在有关苏联政策“解冻”讨论的鼓励下，匈牙利政府中的改革派展示出了一些对个人和政治自由进行改革的迹象。但在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更多后，作为回应，苏联派出了军队，布达佩斯附近爆发了战斗；示威者控制了城市的广播电台，呼吁匈牙利人起来反抗。随后，停火令正式生效，但只维持了一段时间，11月1日，苏联军队从乌克兰越过边境，再次进入布达佩斯，拆毁了有人躲藏其中的建筑物，还向火车站和公共广场开火，并威胁要摧毁城市的议会大厦。11月4日星期日中午，控制着广播电台的示威者在最后一次广播中宣布投降：“我们现在马上要停止广播了。欧洲万岁！匈牙利万岁！”反抗最终失败。 (25)
对于那些西方的亲苏人士，苏联的武力干预，让他们大为震惊。许多人撕毁了手中的党员证，而那些仍然支持苏联的人，则焦虑地揉搓着自己的手，想知道该如何把这一新发展纳入到他们的愿景中去。萨特和波伏娃便在这些最困惑的人之列。1957年1月，他们出版了一期《摩登时代》特刊来谴责这场行动，并且给许多匈牙利作家留出了版面，让他们来写相关事件——但私底下，两个人仍然有些不安，而且也很厌恶右翼揪住这次事件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
匈牙利十月事件后不久，萨特开始写一本新的皇皇巨著：《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这部作品试图按照《存在与虚无》的规模来创作，不过，围绕的却是他的新社会思想和政治承诺的理想。他不再强调意识、虚无和自由，而是把一切都带回到了世界上的具体境遇和一致行动原则中。波伏娃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对1956年那场事件的最终回应。正如萨特自己在1975年所写的那样，“这是一本针对苏联而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部为反对旧的、非政治化的存在主义而写的存在主义著作。
这本书要圆满完成实在不易。1960年，萨特出版了第一卷《关于实践集合体的理论》（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但单本就达到近四十万字。第二卷——你猜猜！——则从未完成：他做了大量笔记，但没有整理成书。直到他去世后，这些笔记才在1985年最终出版。 (26)
在放弃第二卷时，萨特的注意力已经从苏联身上移开，转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而且，他也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思想的先驱，不过这个思想不是指苏联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种与存在主义生活方式更为契合，也更为激进的反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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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偶然性”：Merleau-Ponty，‘Man and Adversity’，出自Signs ，224–43，这在239页（1951年9月10日在日内瓦做的一次演讲）。
萨特论广岛：‘The End of the War’，出自The Aftermath of War（Situations III） ，65–75，这在71–2页。
加缪论广岛：Camus，‘[On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出自Between Hell and Reason ，110–11；这篇没有标题的文章最初刊于Combat （1945年8月8日）。
(2) 连锁反应：FOC，103–4。
放射性手提箱：FOC，119；Sartre，Nekrassov，出自Three Plays：Kean，Nekrassov，The Trojan Women ，Sylvia和Georgè Leeson译（London：Penguin，[n．d．]），131–282，这在211–12。
“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Camus，‘[On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出自Between Hell and Reason ，110–11，这在111页。
(3) 克拉夫琴科的案子：Gary Kern，The Kravchenko Case （New York：Enigma，2007），452；FOC，183；Beevor和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 ，338。
鲁塞的案子：Tony Judt，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Vintage，2010），214–15。
萨特论罗森堡夫妇：Sartre，‘Les animaux malades de la rage’（‘Mad Beasts’），最初刊于Libération （1953年6月22日），重印见于Catherine Varlin和René Guyonnet编辑的Le chant inter-rompu：histoire des Rosenberg （Paris：Gallimard，1955），224–8。参见Contat和Rybalka编辑的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I，285–编者评论，“他的怒火引出了他写过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亦见于Hayman，Writing Against ，285。
“一种无法想象的愚蠢”：Arendt和Jaspers，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220（雅斯贝尔斯写给阿伦特，1953年5月22日）。
(4) 婴儿与人性：Fyodor 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 ，C．Garnett译（London：Dent；New York：Dutton，1927），II，251。
“我永远不会”：Camus，‘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41。
《正义者》：Camus，The Just ，Henry Jones译，出自Camus，Caligula ，163–227。
“现在人们正在……放炸弹”：Camus，‘The Nobel Prize Press Conference Incident，December 14–17，1957’，出自Algerian Chronicles ，213–16，这在216页脚注。关于此事另见Zaretsky，A Life Worth Living ，84–5。
(5) “政府首脑的视角”：Merleau-Ponty，‘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出自Texts and Dialogues ，129–39，1959年11月17日的电视谈话中，Allen S．Weiss译。
“可在我看来”和“针对个人的不公正”：Spender，New Selected Journals ，220（1956年3月30日）。
(6) 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Koestler，‘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出自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and Other Essays （London：Hutchinson，1965），15–25，这在15–16页。亦参见关于他的一章‘Arthur Koestler’，出自Richard Crossman编辑的The God that Failed：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London：Hamish Hamilton，1950），25–82。
瑜伽信徒和无产阶级：Merleau-Ponty，‘The Yogi and the Proletarian’，出自Humanism and Terror ，149–77，这在176页。梅洛-庞蒂的动机也是因为个人不喜欢库斯勒，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库斯勒对索尼娅·布朗奈尔不好。参见梅洛-庞蒂写给索尼娅·布朗奈尔的信（1947年10月14日），出自Orwell Paper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S．109）。
在维昂家聚会上的争吵：FOC，120；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53页；亦参见Beauvoir，Adieux ，267。
(7) “不可能”和“是有可能的”等：FOC，118–19。
“他是我的朋友啊！”，以及争吵的记述：FOC，149–50。
“如果人们的观点……”：FOC，151。
“库斯勒，你知道”：Spender，New Selected Journals ，79–80（1950年4月14日）。
(8) 在伦敦的法国作家：索尼娅·布朗奈尔写给梅洛-庞蒂的信（“星期天”，未标明日期，但可能在1948年初，在他们一起度过的圣诞节之后），出自Orwell Paper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S．109）。
在广播辩论中的阿隆和萨特：Aron，Memoirs ，218–19；Hayman，Writing Against ，244–5。关于他们的友谊，参见Jean-Fran?ois Sirinelli，Deux intellectuels dans le siècle：Sartre et Aron （Paris：Fayard，1995）。
恐吓信和军官：Beauvoir，Beloved Chicago Man ，97（波伏娃写给阿尔格伦，1947年11月5日），和90–91（波伏娃写给阿尔格伦，1947年10月25日，紧随10月23号那封之后）。
(9) “一种沉闷、无力的混合物”，和“一个……的人”：Henri Lefebvre，选取自他的L'existentialisme （1946），译自他的Key Writings 、S．Elden、E．Lebas和E．Kofman编（New York＆London：Continuum，2003），9–11。Lefebvre后来调低了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同情存在主义。
《脏手》：Sartre，Dirty Hands ，Lionel Abel译，出自No Exit and Three Other Plays ，125–241。当反苏人士把这部戏剧当作宣传工具在美国上演时，萨特感到沮丧，并在1952年宣布，他只会在接受它的国家支持其演出。ompson，Sartre ，78。
“一支握着钢笔的鬣狗”：Cohen-Solal，Sartre ，337。这条评论在1948年的一次和平会议上做出。
“腐朽不堪、道德堕落”：Klíma，My Crazy Century ，69。
(10) 阿尔格伦和波伏娃的困难：FOC，137。
幻觉和“矮树森林”：FOC，143。
对战争的担忧：FOC，242；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85页。
(11) “那你必须离开”：FOC，243。
“怎么离开”：Beauvoir，Beloved Chicago Man ，406（波伏娃写给阿尔格伦，1950年12月31日）。
去美国：ibid．，410（波伏娃写给阿尔格伦，1951年1月14日）。
他们没有人想要逃：FOC，244。
“那种小男孩般的神气”：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79页。
(12) “既然野蛮的力量”：ibid．，274。
梅洛-庞蒂被朝鲜半岛事件震惊了：ibid．，275。
杜克洛和鸽子阴谋：Jacques Duclos，Mémoires IV：1945–1952：des débutsde la IVe République au ‘complot’des pigeons （Paris：Fayard，1971），339–492，尤其是尸体解剖：404。专家们：400–401。阿拉贡的诗对此事的再现：435–6。亦见于Jacques Duclos，?crits de la prison （Paris：?ditions sociales，1952）。
(13) “经过十年”和“用教会的语言”：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87页；另见Sartre By Himself ，72，和FOC，245（关于波伏娃论这如何改变了他）。
“要么写作，要么憋死”：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87–8页。Sartre，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最初分成几部分发表于Les Temps modernes ，81（1952年7月）；84–5（1952年10——11月）；101（1954年4月）。
(14) 反抗：Camus，The Rebel ，178，253。
“到此为止，但不会再进一步”：ibid．，19。
琼松的评论：Francis Jeanson，‘Albert Camus，or The Soul in Revolt’，出自Sprintzen和Van den Hoven编辑的Sartre and Camus：a historic confron tation ，79–105，这在101页。最初刊于Les Temps modernes ，79（1952年5月）。
“我都开始……”：Camus，‘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Les Temps modernes’，出自Sprintzen和Van den Hoven编辑的Sartre and Camus ，107–29，这在126页。最初刊于Les Temps modernes ，82（1952年8月）。
萨特的回复：Sartre，‘Reply to Albert Camus’，出自Sprintzen和Van den Hoven编辑的Sartre and Camus ，131–61，这在131–2页。最初刊于Les Temps modernes ，82（1952年8月），紧随加缪的信。也重印在Sartre，Situations [IV] ，69–105。
(15) 加缪起草了回复：Camus，‘In Defence of The Rebel’，出自Sprintzen和Van den Hoven编辑的Sartre and Camus ，205–21。写于1952年11月，但在去世后才以“Défense de L'homme révolté”为题出版，出自Camus，Essais ，1,702–15。
波伏娃：The Rebel 是背叛：FOC，272。
(16) “我越是指责自己”：Camus，The Fall ，103。有关小说，另见FOC，362。
“我们觉得自己会被”：Sartre，Saint Genet ，598。
波伏娃论被评判：ASAD，49。
“巨大优越感”：E．P．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Gollancz，1980），14。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很少在其适当的语境中，这似乎是相关的：“我正从后代的巨大优越性中去寻求拯救可怜的储存者，卢德派庄稼人，‘过时的’手工织布者，‘乌托邦’工匠，甚至Joanna Southcott的被骗的追随者。他们的工艺和传统可能已经死了。他们对新的工业主义的敌视可能是后知后觉的。他们的理想可能是愚蠢的。但他们生活在那些有着严重社会纷扰的时代，而我们不是。”
“这完全正确”：Kierkegaard，Notebook IV A 164；1843（D），出自A Kierkegaard Reader ，编者为Roger Poole和Henrik Stangerup（London：Fourth Estate，1989），18；Sartre，Saint Genet ，599。
(17) 没有给梅洛-庞蒂看那篇文章：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89页。
梅洛-庞蒂的演讲：Merleau-Ponty，In Praise of Philosophy ，4–5，63。
“口气冷淡”和“我希望”：Stewart编辑的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343（梅洛-庞蒂写给萨特，7月8日[1953]）。Stewart的收集包括了（327–54）全部回应的译文，一开始发表于Le magazine littéraire （1994年4月2日），并包含于‘Sartre and MP：les lettres d'une rupture’，出自Parcours deux，1951–1961 ，129–69，和Merleau-Ponty，?uvres ，627–51。
热浪：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197页。
不再“参与”：Stewart编辑的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327–54，这在334页（萨特写给梅洛-庞蒂，未标明日期，但在梅洛-庞蒂1953年7月8日的回复之前）。
(18) “事事都要参与”：ibid．，338–9（萨特写给梅洛-庞蒂，7月8日[1953]）。
“看在上帝的分上”和“如果我看起来”：ibid．，351（萨特写给梅洛-庞蒂，1953年7月29日）。
梅洛-庞蒂的笑：FOC，332。
“找到他的安全感”：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32页。
花几个小时来讨论萨特：玛丽安·梅洛-庞蒂，私人交流。
编辑会议和交头接耳：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92页。
(19) “Alors，c'est ni”：玛丽安·梅洛-庞蒂，私人交流；亦参见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298页。
从来没有打电话：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301页。
“强颜欢笑”：ibid．，301–302。他的女儿也记得一段黑暗的时期。
“跟空气一样”和“见风使舵”：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300页。
(20) “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Merleau-Ponty，‘Sartre and Ultrabolshevism’，出自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95–201，尤其是95–6页。
波伏娃的攻击：Beauvoir，‘Merleau-Ponty and Pseudo-Sartreanism’，出自Political Writings ，195–258。（最初刊于Les Temps modernes ，1955。）
反梅洛-庞蒂的会议：Roger Garaudy et al．，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les malheurs de M．Merleau-Ponty．Avec une lettre de G．Lukács （Paris：?ditions sociales，1956）。这次会议于1955年11月29日举行。参见Emmanuelle Garcia，‘Maurice Merleau-Ponty：vie et ?uvre’，出自Merleau-Ponty，?uvres ，27–99，这在81页。
“有人正在讲话”：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 [IV] ，225–326，这在318–19页。玛丽安·梅洛-庞蒂也记得他们的问候很冷淡。
逗趣地看了看：ibid．，318。关于斯彭德的视角，参见Spender，New Selected Journals ，215（1956年3月26日）。关于梅洛-庞蒂对这次会议的贡献，参见Merleau-Ponty，‘East–West Encounter（1956）’，Jeffrey Gaines译，出自Merleau-Ponty，Texts and Dialogues ，26–58。
